序：记住信札文化/沈昌文

同冠生兄相交几十年，这次我才发现，原来他老兄也是文化界信札文化的爱好者和研究者。

我是出版界的老编辑匠，这一行干了一辈子。干我们这一行的，通信是重要交际手段。我们要常同不少大学者写信，向他们请教、约稿。他们的复示，就是我们的宝贝，值得我们反复拜读，永久珍藏。比如吕叔湘老人家，我几次向他请益之后，他几乎每月给我一封信，畅谈对我所编书刊的意见和看法。我每次读他的来信都几乎感动得下泪，老人家对我帮助实在太大了。

当年我十分喜欢同海外与台湾的书友通信和请教。我觉得，他们对信札这一中华传统文化的成果比我们更珍视。我想，原因可能在于他们没有经历“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中，书信被“造反派”抄获往往是致人死命的重要手段。这我所见多矣！

但更奇怪的是，海外朋友的信札大多还注意形式，如用毛笔字写得工工整整，国内的朋友多不如此。国内的特别是共产党内的朋友来信，我只见过一位海宁查家出身的同志，是用毛笔写在宣纸上，余未见过。

读冠生兄此书，我懂得，信札文化在全世界都受重视，因为它既具史料价值，又具艺术价值。这使我又想起一件小事。上世纪80年代我筹备出版一位保加利亚作者写的一本书时，发现书中所引马克思的书信在国内出的有关文集里都只列出原文，不加翻译，原因是那里谈到了性的问题。我们当年连马克思老人家的书信都要忌讳，还谈得上别人吗？

但是，我担忧，在世界范围内，信札文化都会渐渐退化。因为在现代科技条件下，人们似乎越来越不用笔写信了。有事，发个电子邮件，谁还拿起笔写信？

从这个意义上说，张冠生在做一件有历史意义的工作。我祝贺他！

2016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