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父生平待人坦怀相与”

《张謇存稿》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年4月第1版

辛亥革命后，熊希龄为内阁延揽“第一流人才”，张謇出任农林工商总长兼全国水利总裁，制定农、工、商、矿各业法令，规划全国水利设施，设立棉、糖、林、牧等试验场，引进现代科学技术，百业待兴。

治国平天下之时，张謇未忘家中幼子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

《张謇存稿》五十多万字，十之八九是函电、书信，可直接作“张謇书信”看。其中家书百余封，老牛舐犊，有趣，有味。文字中有个很醒目的主题——培养良好习惯。

其时，其子正读初小，初学写信，与张謇书信往还过程中，凡有文字疏漏，必能得父亲纠正。一次，其子来信是托人所写，张謇即回信说：“儿须知父苦心，细细看过，一一收好。须用纸夹，收得整齐。儿不会做者，交德润做。儿能做者，须自己做。切勿习懒，记得儿五六岁时吃饭拿凳皆要自己做，别人做辄哭，可见儿本性是勤，现在寄父之信，尚托人写，是渐渐向懒，此大病也。儿须痛改！”

张謇十分看重课堂之余的修习。知道儿子喜读诗，便打算专为其选些古人小诗，供其课外阅读。他对家居生活中的闲言碎语比较戒备，为此曾寄《徐霞客游记》给儿子，嘱咐“无事时可看一小段……胜似说无益话”。为帮助儿子更好地利用课余时间，张謇还曾提示说：“每日上课外能有两三小时安心用功，不愁不长进。儿其自砺！成人之基在是。”“国文须自于星期或课余温习，勿使荒落。”

习惯养成，存乎细节。张謇家书中，多处可见他在细节上对儿子的督导。儿子十五岁上给他写信，大概觉得自己长大了，遂在信封上以字署名。张謇读过，回信时由“字”说起，循循善诱——“古之人冠而字，以其有成人之礼，而尊其名也。今儿裁十五，父虽曾为之字，而未以命之也。对他人尚不可遽称字，况于寄父之函而可题封以字乎？此事关于礼教，不可不知。”

由此开始，张謇愈加注重儿子为人之道的训导。在校中，“对教师须温敬；对同学须谦虚”。入社会，“世道日趋于乱，人心亦趋于恶，君子处之，唯有中正澹退。儿若观《易》，当能悟父所言。儿处人须时时记定‘泛爱众而亲仁’一语。尤须记‘谨而信’一语。所谓《论语》《孟子》，信得一二语，便终身受用不尽也。平日勿雌黄人物，勿随众浪掷可贵之时间，作无益害有益”。“外间谣言日多，坏人日众，儿慎言慎行，为时时须注意之事。”

或是因为张謇对礼崩乐坏的感受特别强烈，另一封家信又嘱咐：“世道人心实不堪问，儿在外务须择交。设有所闻，少发议论，议论高，招人忌；议论鄙陋，惹人訾。”这自然是张謇的经验之谈，不过，儿子尚小，缺少经验，尺度难把握，若因此小心到谨小慎微，临事欠坦荡，为父者恐怕会另有忐忑。故，言教之外，张謇施以身教，告儿——“父生平待人坦怀相与，不事机诈。人之以机诈待父者，往往自败。然父仍含容之。所谓君子落得为君子；小人枉自为小人也。”

张謇超迈，也期待儿子既仁于世，且游于艺。为此，养性怡情的功课不可少。他曾以家中庭院栽种的核桃、腊梅为题赋诗，写在信中给儿子读——“生平手植众草木，一华一谢皆关心。二树当年本移置，数尺列我堂之阴。堂成三千六百日，岁岁度高三两寻。一树累累甫结实，喜笑待荐祖考歆；一树繁花媚残蜡，照窗万点堆黄金。方期嘉树为娱老，婆娑其间啸且吟……”

家庭教育之外，广开民智是张謇念兹在兹的头等大事。观其一生事功，主要集中于实业、教育和慈善。三者之间，又以教育为轴心。对教育事业的意义及发端，张謇朝思暮想，且啸且吟——“一国之强，基于教育”;“启民智必由教育”;“教育必资于经费，经费惟取诸实业，所谓实业为教育之母也”……

不妨说，张謇创办实业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兴办教育事业积累资金。1903年，他在南通创建通州师范专科学校，这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所民办师范学校。从1903年到1907年，他为该校投入经费十八万两白银。其中三分之二来自他创办的大生纱厂的利润，其余是他和亲友的捐款。

采取这种模式，秉持“师范为教育之母”的理念，仅在南通一地，张謇就创办了通州师范、女子师范、通海五属公立中学、私立实业敬孺初级中学、东台母里师范学校等教育机构。他说：“鄙人立志办师范学校，盖始于此。”他还留下了“家可毁，师范不可毁”、“立学校须从小学始，尤须从师范始”的遗教。张謇留下的文字中，有他对学童上学行路远近的考虑。

1906年某日，张謇写《论通州乡镇初等小学事寄劝学所教育会函》，表达前瞻之虑，函中说：“州境方一万里，合有初等小学四百所，此按每所之地纵横二十五方里而言，计校距离最远之学童为二里半，每日上学散步，行走十里，兼亦以是令学童练习勤劳也。而（我）昨自崇明久隆镇至牧垦公司，是日小雨，乡僻道路，泥泞非常，念如十岁以内学童，必不能胜此十里之行走……拟改为每十六方里，设一初等小学，是为纵横四方里。”

张謇以国务政要之身，亲民恤童之心，设身处地，细察寻常而不经意的疏漏，以改善格局，照顾学童脚力，此善何人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