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琦：“理想的少年中国”

《曾琦先生文集》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3年11月第1版

曾琦天赋异禀，四岁就开始读书。后来他在成都高等学堂分设的中学就读，其“博闻强识，于书无所不窥，尤嗜中外历史”。博览之中，他非常喜欢读王船山、顾亭林、黄梨洲等人的著述，渐生经世致用志向，并在就职于《成都商报》《四川公报》《民国新报》等媒体时发为言论。

用曾琦自己的话说，这是他“厕身报界”的岁月。这段文字生涯，让他“屡感学问不足的痛苦”。1915年，曾琦北上京城，向章太炎、梁启超等请教，学业大进。

1916年，他东渡日本，在中央大学研究宪法及行政法，同时致力于国学，“读竟曾文正公全集，深服膺阳明学说”。是年，梁启超受命于段祺瑞内阁，出任财政总长一职。曾琦遂作《致梁启超书》——

琦留学异邦，了无善状。自公入阁，数月迄今，辱荷门墙之收，而无尺寸之报。盖初心于吾师之出山，原不敢谓然；特既已就职，则亦不欲多言，以阻贤者任事之勇。惟是窃窃私意，惧九关虎豹终不能使公挟国家以入坦途耳。向固为公言之，非武人跋扈之可忧，实官僚阴险之可畏，彼辈狼子野心，深根固蒂，如蠹虫之藏于巨树，非空其实而使之倾不已也……今则国事愈棘矣，官僚愈横矣；日美共同宣言发表，我国主权已潜移矣；军器同盟告成，敌人且制我死命矣。我公身在局中，而不能挽救，不知负疚如何？抱歉如何？不能救国而反与他人同蒙卖国之名，前途痴梦，亦可醒矣。

正大，庄严，沉痛。梁启超不能不动容。他回信给曾琦说：“得手书，字字悉如鄙怀，而所以匡其不逮者且无量。禹闻善言则拜，况闻而至再三哉！”

因对“官僚阴险”且根深蒂固有深入认识，曾琦曾有过“不作政治活动”的自许。但在留日期间，日本通讯社操纵东亚舆论、压抑中国国际地位之事引其愤慨，遂与唐有壬、易君左、张梦九等在东京发起成立华瀛通讯社，揭露日方阴谋。

此后，曾琦更是罢学归国，组织留日学生救国团，在上海创办《救国日报》，并与王光祈、李大钊、陈愚生、张梦九、周太玄等人一起，在北京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立志为国家复兴从事社会活动。

曾琦此举，诚如多年后闻一多在西南联大时所言：我们这些人，多少都有些政治上的洁癖，不愿过问政治。但现在是政治逼得我们不得不过问它了。

1919年7月26日，曾琦写信给胡适说：“我们的《少年中国》已出版，你看见了么？有工夫能为我们作一段批评的介绍，那更感激不浅。《每周评论》三十一号所登的大作，对于现在空发议论而不切实的言论家，痛下针砭，我是万分佩服。”

这一年，曾琦实现了赴法国留学的夙愿。行前，他留下《致少年中国学会同志书》，其中说到自己曾写的《少年中国主义》一文，“文字浅俗，学理觕疏，实在不足阐扬本会之精神，最好由诸同志各撰一篇关于创造少年中国之论文……由本会之提倡，引起国内少年之赞同起而协力进行，吾侪‘理想的少年中国’，不难实现耳”。

曾琦思想所受梁启超的影响，从这里可以看得很清楚。在那样一个风云际会的大时代，“少年强则中国强”的信念，鼓起多少中国人的热血情怀？作为发起人之一，曾琦为少年中国学会的发展、壮大所付心血，在这一时期他写给朋友的书信中，多有真实记录。

1920年4月28日，曾琦从法国写信给少年中国学会评议部，谈吸收会员过程中注意纠正偏向的想法。他说：“本会章程既经规定‘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则以后取人，似不当偏于能为文化运动者，凡能了解本会精神，而从事于实际运动，如昔人所谓‘有血性而无俗气，少大言而多条理’之士，似不当以其朴质无文而少之，使不得与吾侪共同从事于‘少年中国之创造’。”

当年，曾琦连续写了多封书信给其好友左舜生，谈到了更深一层的问题。当时，少年中国学会成员“人虽不多，但是世界上重要都会几乎布满”，其影响已十分广泛。于是，曾琦在信中说：情势如此，“‘奋斗’两字，庶几无愧了，只是‘修养’上还须要大大的注意。不但是‘智识’要求进步，‘感情’也须要陶冶，意志更须要锻炼……从前满清时代同盟会诸人，虽则颇多椎鲁少文的，但他们的长处，在乎‘敢作敢为’，能置生死利害于不顾。智识虽嫌浅薄，感情却极热烈，意志也还坚强。如徐锡麟、彭家珍那样的实行家，如今哪里还寻得出？”

接下来，曾琦就“重公德不重私德”、“为目的不问手段”两种“谬说”直陈己见，剖肝沥胆，意在告诫会内同志，避免像“从前那班污烂政客做出许多寡廉鲜耻的事”。这些话，早已在曾琦心里酝酿良久。他在信末说：“这是我久蓄未吐的意见，以后还想作文痛说一番。请你先把这信在月刊上发表给诸同志看，以为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