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一日写下十封遗书

《陈布雷集》

东方出版社

2011年1月第1版

陈布雷有多重身份，报人、政要、文胆、名流等，本色当是文人。或说，作文人看，更近其真。目前能读到的陈布雷公务书信，写给政界中人的，多是短札，数行打住；写给学者、教师等人的，篇幅往往就长了起来。

1941年10月24日，陈布雷写信给钱穆，邀他往重庆晤谈。信中说：“古人有闻声相思之雅，弟自读大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窃见此作不但有内容，尤贵有断制，同学术之流变，阐近哲之深心，所以纲维世教者，思深虑远，诚所谓寸心千古者也。”信尾，陈布雷表示，蒋介石有“求贤之心”，“务望惠临陪都”。

是年，钱穆在成都教书，教职是齐鲁大学历史系教授，兼该校国学研究所研究员。他的弟子严耕望“自武汉大学毕业，到成都从宾四师继续读书”。一日师生一同散步，钱穆说：“中国人做学问的环境并不很好，在未成名前，找一碗饭吃都有困难，一旦成名，又必为多方面拉扯，做这样，做那样。你要切记，到那时，不要分心旁骛！”

钱穆说此话时，已“到那时”。他或把陈布雷之约也视同“拉扯”，大概没有去。1942年秋，蒋介石先后两次由陪都赴成都，自见钱穆，当面邀请他往重庆帮助干部培训事。

致钱穆信中，陈布雷说到自己，有“槖笔政枢，非其夙志”之语。但既入政治，不得脱身，也就只能暂存文心雅意。折冲樽俎间，每有机会与文人交往，便得些亲近、舒心，若有机会寄托情怀，更兼快慰。

1942年，陈布雷当年恩师张阆声寿及甲子。是年3月20日，陈布雷写《和风篇呈吾师张阆声先生》，回忆先生风采，引得学生课上目追神随，课下欲罢不能——“课罢谒先生，问业请益，辄见先生危坐群书中，丹铅杂施，一目数行下，劬而不瘁，学焉而有节，充乎内而愉乎其外，怡容霁色，常进诸弟子而询其所业，询其家世，询其好尚，又教之学问，教之德行，乃至教之以游艺，小叩大叩，靡不应之以当。”

当年教师与学生间，如此亲和有节，春风普度，是常情常景。可贵的是，陈布雷身在福中，知福惜福，三十五年后，言及青春求知岁月，仍然令人神往——“吾诸同学乃日夕沉浸游泳于此雍容和煦之气象而以成以长，如鸢之飞，如鱼之跃，当其涵濡呼吸，曾不知江河与天宇之惠为无限也。”

有其师，乃有其徒。陈布雷后来虽入政界高位，文心不泯。民初时节，为收集邹亚云存稿，他曾与叶楚伧、柳亚子一同署名，写给其弟一信，告“令兄在日有自由不死庐诗、文稿各一本，流霞书室杂纂若干册，此外小说、笔记均有存稿，请即向行箧检出，邮寄民立报社叶楚伧收”。

只忙政事，不存文化情怀，当不会有这份关注和搜求文人遗著的兴致。而能把政事和文心结合起来，相得益彰，或是陈布雷的理想。他对同学邵翼如的评价便是一证。

1944年12月14日，陈布雷在重庆参加“邵翼如君殉国八周年公祭”，有话如下：“他所给予我们同学的印象：第一，沉默寡言，落落不群。第二，持躬端谨，生活整洁。第三，文采照人，下笔立就……在民国新闻上，常常看到翼如的大作，觉得沉郁典重别有风格。听得有人说：我们的总理十分赏识他的文字，遇有需要撰写典雅凝重一类的文字，就叫翼如同志执笔……只觉得我们浙高同学有那么一位革命的实行家，同时又是一位革命的文士而引为自豪。”

陈布雷既欣赏邵翼如的才学、文章，更羡慕其气度、境界。他拿“两邵”作比说：“我们浙江高等学校有著名的‘两邵’：一是翼如，一是飘萍。若论才气横溢，飘萍自亦不弱；至于清正亮直，悃愊无华，那就要以翼如为不可几及了。”

“不可几及”之言，出于陈布雷的虚怀。此后事实证明，论亮直之淳，殉国之烈，陈布雷均不在邵翼如之下。1948年尾，陈布雷在“严重之脑病”中决意了却余生，以免“偷生尸位”。11月12日当天，他一气写出十封遗书，向上峰恳求“谅恕”，对同人交代工作，向好友珍重道别，对家人嘱咐后事……

首先发现陈布雷已逝的，是秘书蒋君章。其祭文说：“从布雷先生遗书的日子来看，他决心绝命，是十一月十一日。”据陈布雷《临终遗夫人书》中所说，则是“自私自了……宛转寸肠，早已思量不止千百遍”。两相比较，陈布雷自述当然更切近真情。缘此，他才能一旦决断，遗嘱喷涌，把久已想定之事作逐一安排。

尤其是给蒋、金两位秘书的信，事分十项，公事皮包、铁箱、外交文件、存款簿、支票簿、新沙发、单背椅、新皮箱……分别交代处理办法，包括“为数不多”的存款以何数分送何人，一一吩咐。其从容，其安详，过去仅在傅雷夫妇作别人世那封书信中见过。皆绝唱，是双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