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韩偓与韩偓集之整理

一

《韩偓集系年校注》是我为晚唐著名诗人、唐昭宗朝重臣韩偓所新编成并校注系年的集子。这部集子是目前收集韩偓诗文作品最为完整、校勘注释最为详悉，所收集的有关研究资料也最为完备的一部集子。我之所以如此不遗余力地为韩偓整理这一部集子，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钦佩韩偓的气节与人品。韩偓，字致尧（另有致光、致元之说）。每当提及他的字“致尧”，我即联想起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诗句，想来他的命字之意，大概也取资于杜工部的这一人生理想。遗憾的是时运使然，他们的理想最终同样是“此意竟萧条”，独臂难于支撑大厦之倾倒，但他们的理想气节与人品却赢得了历代世人的钦敬与赞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如此介绍与推许韩偓之人品气节，云：偓“世为京兆万年人。父瞻，与李商隐同登开成四年进士第，又同为王茂元婿。商隐集中所谓‘留赠畏之同年’者，即瞻之字。偓十岁即能诗，商隐集中所谓‘韩冬郎即席得句，有老成之风’者，即偓也。偓亦登龙纪元年进士第，昭宗时官至兵部侍郎、翰林学士承旨。忤朱全忠，贬濮州司马，再贬荣懿尉，徙邓州司马。天祐二年，复故官。偓恶全忠逆节，不肯入朝，避地入闽，依王审知以卒。偓为学士时，内预秘谋，外争国是，屡触逆臣之锋。死生患难，百折不渝。晚节亦管宁之流亚，实为唐末完人。其诗虽局于风气，浑厚不及前人，而忠愤之气时时溢于语外。性情既挚，风骨自遒，慷慨激昂，迥异当时靡靡之响。其在晚唐，亦可谓文笔之鸣凤矣”。这一评述应该说是颇为准确的。且让我们从史籍摘取若干记载，回顾其在昭宗朝的生平大节吧。

唐昭宗光化三年（公元900年）末，天复元年（公元901年）初间，宦官刘季述等人废掉并囚禁唐昭宗，不久在宰相崔胤等人的策划下，平定了这一场叛乱，昭宗反正。当时韩偓即参与了这次平叛与反正，《新唐书·韩偓传》载：“王溥荐为翰林学士，迁中书舍人。偓尝与胤定策诛刘季述，昭宗反正，为功臣。”时昭宗“疾宦人骄横，欲尽去之。偓曰：‘陛下诛季述时，余皆赦不问，今又诛之，谁不惧死？含垢隐忍，须后可也。天子威柄，今散在方面，若上下同心，摄领权纲，犹冀天下可治。宦人忠厚可任者，假以恩幸，使自剪其党，蔑有不济。今食度支者乃八千人，公私牵属不减二万，虽诛六七巨魁，未见有益，适固其逆心耳。’帝前膝曰：‘此一事终始属卿。’”韩偓的忠恳，深获昭宗信任恩宠，故国家大事常听取韩偓意见。天复元年十一月，昭宗为宦官韩全诲勾结强藩李茂贞挟持幸岐下，“偓夜追及鄠，见帝恸哭。至凤翔，迁兵部侍郎，进承旨”。翌年四月，另一强藩朱全忠兴兵来争夺昭宗。其时“回鹘遣使入贡，请发兵赴难，上命翰林学士承旨韩偓答书许之。乙巳，偓上言：‘戎狄兽心，不可倚信。彼见国家人物华靡，而城邑荒残，甲兵凋弊，必有轻中国之心，启其贪婪。且自会昌以来，回鹘为中国所破，恐其乘危复怨。所赐可汗书，宜谕以小小寇窃，不须赴难，虚愧其意，实沮其谋。’从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六三）。

又，天复二年，宰相韦贻范“多受人赂，许以官；既而以母丧罢去，日为债家所噪。亲吏刘延美，所负尤多，故汲汲于起复，日遣人诣两中尉、枢密及李茂贞求之”（《资治通鉴》卷二六三）。其时，帝“诏还位，偓当草制，上言：‘贻范处丧未数月，遽使视事，伤孝子心。今中书事，一相可办。陛下诚惜贻范才，俟变缞而召可也。何必使出峨冠庙堂，入泣血柩侧，毁瘠则废务，勤恪则忘哀，此非人情可处也。’学士使马从皓逼偓求草，偓曰：‘腕可断，麻不可草！’从皓曰：‘君求死邪？’偓曰：‘吾职内署，可默默乎？’明日，百官至，而麻不出，宦侍合噪。茂贞入见帝曰：‘命宰相而学士不草麻，非反邪？’艴然出。姚洎闻曰：‘使我当直，亦继以死。’既而帝畏茂贞，卒诏贻范还相，洎代草麻。自是宦党怒偓甚”（《新唐书·韩偓传》）。当时朱全忠和崔胤实际上已把持着朝中大权，唐昭宗已处于被胁迫的处境。韩偓在这一严酷的局势下，仍然一身正气，以自己的忠心耿耿与刚正不阿对抗着朱全忠之流的邪恶残暴势力，以至遭到迫害，贬出朝廷。《新唐书·韩偓传》有如下的记载：“帝反正，励精政事，偓处可机密，率与帝意合，欲相者三四，让不敢当。苏检复引同辅政，遂固辞。初，偓侍宴，与京兆郑元规、威远使陈班并席，辞曰：‘学士不与外班接。’主席者固请，乃坐。既元规、班至，终绝席。全忠、胤临陛宣事，坐者皆去席，偓不动，曰：‘侍宴无辄立，二公将以我为知礼。’全忠怒偓薄己，悻然出。有谮偓喜侵侮有位，胤亦与偓贰。会逐王溥、陆扆，帝以王赞、赵崇为相，胤执赞、崇非宰相器，帝不得已而罢。赞、崇皆偓所荐为宰相者。全忠见帝，斥偓罪，帝数顾胤，胤不为解。全忠至中书，欲召偓杀之。郑元规曰：‘偓位侍郎、学士承旨，公无遽。’全忠乃止，贬濮州司马。帝执其手流涕曰：‘我左右无人矣。’再贬荣懿尉，徙邓州司马。”韩偓就这样因尽忠于唐昭宗而遭朱全忠等权奸的嫉恨，被贬到荒远之地。不久朱全忠杀害唐昭宗，又杀唐哀帝，篡夺李唐政权，改唐为梁。韩偓哀痛李唐之亡，从此决心走向流寓隐逸之路，最后寓居于闽南南安至卒。

值得再提的是韩偓是一位想为国为民有所作为的士人，他绝不是贪图富贵，眷恋权位之徒。他曾在《朝退书怀》一诗中抒发志向谓“孜孜莫患劳心力，富国安民理道长”。又曾多次婉拒入相，《新唐书·韩偓传》载：“中书舍人令狐涣任机巧，帝尝欲以当国，俄又悔曰：‘涣作宰相或误国，朕当先用卿。’辞曰：‘涣再世宰相，练故事，陛下业已许之。若许涣可改，许臣独不可移乎？’”后来他被朱全忠贬出朝廷，流寓各地。天祐二年，他在遭贬流寓途中，朱全忠为了收买人心，也曾召韩偓复官。然而韩偓早已看穿了朱全忠之流的狼子野心，不愿与他们同流合污，故坚不从命，宁肯隐退江湖。他不仅自己不入朝复官，也规劝他人不入朝为伪官。他赋《余寓汀州沙县病中闻前郑左丞璘随外镇举荐赴洛兼云继有急征旋见脂辖因作七言四韵戏以赠之或冀其感悟也》诗云：“莫恨当年入用迟，通材何处不逢知。桑田变后新舟楫，华表归来旧路岐。公干寂寥甘坐废，子牟欢抃促行期。移都已改侯王第，惆怅沙堤别筑基。”后梁乾化二年（公元912年），韩偓隐居闽南南安，其时有南来的郎官以“迂古”讥笑他潜隐深村，他作《余卧疾深村闻一二郎官今称继使闽越笑余迂古潜于异乡闻之因成此篇》诗以明志并回击讥讽，云：“枕流方采北山薇，驿骑交迎市道儿。雾豹只忧无石室，泥鳅唯要有洿池。不羞莽卓黄金印，却笑羲皇白接。莫负美名书信史，清风扫地更无遗。”唐为朱梁所篡后，他依然心怀唐室，不用后梁年号，宋刘克庄《跋韩致光帖》云：“致光自癸亥去国，至甲戌悼亡，十有二年，流落久矣，而乃心唐室，始终不衰，其自书《裴郡君祭文》首书‘甲戌岁’，衔书‘前翰林学士承旨、银青光禄大夫、行尚书户部侍郎、知制诰、昌黎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韩某’，是岁朱氏篡唐已八年，为乾化四年，犹书唐故官而不用梁年号，贤于杨风子辈远矣。”他的这一坚定气节赢得历代士人的交口赞誉，清人熊文举在《雪堂先生文集》卷二十《书司空图韩偓集》称赏云：“晩唐诗人，二公所遇皆沧海横流之时。韩脱身虎口，司空大隐于条山，较然不欺其志，盖诗人之有骨气者。”凡此种种均可见韩偓真是一位“内预秘谋，外争国是，屡触逆臣之锋，死生患难，百折不渝”的唐末忠臣。

二

韩偓既是唐末的坚贞忠臣，又是唐末颇有建树与影响的重要诗人。他在诗歌上的声誉，首先在于颇有影响的被宋代著名诗评家严羽在《沧浪诗话·诗体》中称为“香奁体”的《香奁集》诗歌。虽然这些诗歌大体皆是“裾裙脂粉之语”，但因其大多数诗篇具有真挚深情之情感，温婉秀逸含蓄之表情方式，故颇获得历代文人们的喜爱与模仿。据他在《香奁集序》中所说，他青、中年时“所著歌诗，不啻千首。其间以绮丽得意者，亦数百篇，往往在士大夫口，或乐工配入声律。粉墙椒壁，斜行小字，窃咏者不可胜纪”。可见这些“绮丽”的诗歌在当时的传播与影响，实在可以与白居易、元稹的“流于民间，疏于屏壁”（杜牧《唐故平卢军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流传于江湖上的艳体诗歌媲美。而且在我看来，韩偓的这些诗歌更为情真意切，真挚感人。故诗人晚年在抄录这些诗歌时颇为动情而凄然泪下，赋《思录旧诗于卷上凄然有感因成一章》诗云：“缉缀小诗钞卷里，寻思闲事到心头。自吟自泣无人会，肠断蓬山第一流。”我们且再吟咏《香奁集》中的几首诗作，深入体味蕴含其中的情味吧。

踏青会散欲归时，金车久立频催上。收裙整髻故迟迟，两点深心各惆怅。（《踏青》）

见时浓日午，别处暮钟残。景色疑春尽，襟怀似酒阑。两情含眷恋，一饷致辛酸。夜静长廊下，难寻屐齿看。（《荐福寺讲筵偶见又别》）

浓烟隔帘香漏泄，斜灯映竹光参差。绕廊倚柱堪惆怅，细雨轻寒花落时。（《绕廊》）

两重门里玉堂前，寒食花枝月午天。想得那人垂手立，娇羞不肯上秋千。（《想得》）

倚醉无端寻旧约，却令惆怅转难胜。静中楼阁深春雨，远处帘栊半夜灯。抱柱立时风细细，绕廊行处思腾腾。分明窗下闻裁剪，敲遍阑干唤不应。（《倚醉》）

往年同在鸾桥上，见倚朱阑咏柳绵。今日独来香径里，更无人迹有苔钱。伤心阔别三千里，屈指思量四五年。料得他乡遇佳节，亦应怀抱暗凄然。（《寒食日重游李氏园亭有怀》）

身情长在暗相随，生魄随君君岂知。被头不暖空沾泪，钗股欲分犹半疑。朗月清风难惬意，词人绝色多伤离。何如饮酒连千醉，席地幕天无所知。（《惆怅》）

现存《香奁集》诗歌凡一百余首，这些作品大多是韩偓在黄巢之乱前所作，而少数则是后来乃至诗人晚年时所吟咏。这些诗作古今人见仁见智，对其褒贬不一，贬之者如元代方回在其《瀛奎律髓》中谓：“致光笔端甚高，唐之将亡，与吴融诗律皆全不似晩唐。善用事，极忠愤。惟《香奁》之作，词工格卑，岂非世事已不可救，始流连荒亡以纾其忧乎？”又谓：“《香奁》之作，为韩偓无疑也。或以为和凝之作，嫁名于韩，刘潜夫误信之。考诸同时《吴融集》，有依韵倡和者，何可掩哉！诲淫之言不以为耻，非唐之衰而然乎！”（方回《瀛奎律髓》卷七）褒之者则如清丁绍仪所云：“韩致尧遭唐末造，力不能挥戈挽日，一腔忠愤，无所于泄，不得已托之闺房儿女，世徒以香奁目之，盖未深究厥旨耳。”（《听秋声馆词话》卷一）又如清雷瑨，其《香奁集发微跋》谓韩偓“见忌权奸，洊遭离乱，于是愤逆臣之窃命，慨唐室之不兴，乃本诗人忠厚之旨，为屈子幽忧之辞，托诸美人，著为篇什，以抒忠爱，此《香奁集》之所为作也”。而震钧更是推崇备至，其《香奁集发微序》云：“韩致尧有唐之屈均也，《香奁集》有唐之《离骚》、《九歌》也。自后人不善读，而古人之命意晦。自后人不能尚论古人，而古人扶植纲常之词，且变为得罪名教之作矣，不亦重可惜哉！致尧官翰林承旨，见怒于朱温，被忌于柳璨，斥逐海峤，使天子有失股肱之痛，唐季名臣未有或之先者。似此大节彪炳，即使其小作艳语如广平之赋梅花，亦何贬于致尧！乃夷考其辞，无一非忠君爱国之忱，缠绵于无穷者。然则灵均《九歌》所云‘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信为名教罪人乎！《香奁》之作，亦犹是也。……后人但以艳体诗待之矣，其奈后人依然不解也。至此《香奁集》真可付之劫火，沉之浊流矣。然而彼苍降鉴，竟使之流传至今，是天知之矣。”

上举两种评价迥然不同，然均非平允客观之语。其实，《香奁集》中除个别诗篇稍涉浮艳，难免色情之讥外，绝大多数诗篇尽管有的也情辞绮丽，乃至香艳，但其用语情感却绝非浮艳淫靡之“诲淫之言”。从上举的数首诗中，我们感受到的是青年男女真纯深挚的爱恋相思之情，清丽而纯洁的恋情之语，而绝无“得罪名教”之辞。震钧、雷瑨等人是以香草美人之喻意解读《香奁集》的，故“乃夷考其辞，无一非忠君爱国之忱，缠绵于无穷者”。但这一解读，却是不符诗作原本意旨，过为牵强附会的。《香奁集》中诗歌，其实并无震钧等人所谓的香草美人的政治寓托内涵。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述及韩偓《香奁集》时云：“韩偓以忠节著闻，其平生著述中《香奁》一集，浮艳之词，亦大抵应进士举时所作。”陈先生此言虽不尽然，然《香奁集》中的大部分诗歌确实是创作于其年轻时，包括“应进士举时”的，只是多非为应进士举而作，且只有《代小玉家为蕃骑所虏后寄故集贤裴公相国》、《无题》、《寄远》、《袅娜》、《多情》、《思录旧诗于卷上凄然有感因成一章》等等不到十首诗为入仕后以及贬官寓居福建时所咏。而这些作于入仕后的诗歌却也是与政治寓托了不相关的。在我看来，《香奁集》中的大部分诗作多是表现男女恋情的诗歌，而其中的一部分很可能与诗人早年的一段刻骨铭心而终“一生赢得是凄凉”的未果爱情经历有关。黄世中先生在《韩偓其人及“香奁诗”本事考索》中认为：“韩偓‘香奁诗’所抒发的是一种纯真诚挚的爱情，是对一位李姓女子的执著的追求。……韩偓《香奁集》爱情诗的抒情主人公，就是一个对爱情执著追求，贞情操守的形象。诗人把纯真专一的爱情奉献给自己所倾心依恋的女子，其热切爱恋，虽经数十年而不衰，甚而更显其深沉挚至。《香奁集》中的‘寒食诗’透露了这一消息。”又谓：“《香奁集》中的‘寒食诗’、‘三月诗’、‘秋千诗’、‘偶见诗’、‘绕廊诗’、‘五更诗’、‘上头诗’等数十首（以上各类共四十九首，已占《香奁集》之半，此外如《青春》、《春恨》、《中春忆赠》、《旧馆》、《有忆》、《两处》等皆是），所咏实同一情事，其所怀皆为李氏女一人。”黄先生这一考索是颇具诗歌解读与学术探究眼光的，值得重视并进一步探究其真确性。这样的《香奁集》诗歌，即使除却强加在《香奁集》诗歌上的政治寓托光环，除了个别首外，在今人的道德规范与审美视域中也是值得肯定的，何况其不少诗歌也具有不容忽视的艺术价值，并蕴含着由诗渐变为词曲的元素。此诚如许学夷所评：“韩偓《香奁集》皆裙裾脂粉之诗。高秀实云：‘元氏艳诗丽而有骨，韩偓《香奁集》丽而无骨。’愚按：诗名《香奁》，奚必求骨？但韩诗浅俗者多，而艳丽者少，较之温、李，相去甚远。……五言古如‘侍女动妆奁，故故惊人睡。那知本未眠，背面偷垂泪’，七言古如‘娇娆意绪不胜羞，愿倚郎肩永相著’、‘直教笔底有文星，亦应难状分明苦’，七言律如‘小迭红笺书恨字，与奴方便送卿卿’，七言绝如‘想得那人垂手立，娇羞不肯上秋千’等句，则诗余变为曲调矣。上源于李商隐、温庭筠七言古，诗余之变止此。至七言律如‘仙树有花难问种，御香闻气不知名’、‘静中楼阁深春雨，远处帘栊半夜灯’，亦颇有致。又‘分明窗下闻裁剪，敲遍栏干故不应’，则曲尽艳情。”（《诗源辩体》卷三十二）又，陆时雍《唐诗镜》卷五十四亦称“此三诗（指《倚醉》、《见花》、《有忆》）是开词曲法门”。刘拜山、富寿荪在其选注的《千首唐人绝句》中评韩偓《偶见》诗云：“此诗活画打罢秋千、见客走避之少女形象，生动传神，娇痴如见。”沈祖棻先生赏析此诗时也说：“韩偓像一个高明的摄影师，他善于捕捉少女们生活中一些稍纵即逝的镜头，实时地将其形神兼备地拍摄下来，如其《偶见》一首，也是可以和《新上头》比美的。”（《唐人七绝诗浅释》）屈复《唐诗成法》评韩偓《幽窗》诗“刺绣非无暇，幽窗自鲜欢。手香江橘嫩，齿软越梅酸。密约临行怯，私书欲报难。无凭谙鹊语，犹得暂心宽”，云：“写美人从虚处比拟，不落熟径。临行转怯，欲报又难，写尽低回一寸心也。”锺惺在《唐诗归》卷三十六评《幽窗》云：“细而慧，所以艳。”又云：“无聊妙想。”韩偓的《闻雨》诗“香侵蔽膝夜寒轻，闻雨伤春梦不成。罗帐四垂红烛背，玉钗敲著枕函声”，也赢得诗评家的称赞：有称其“写意而不及情，艳诗佳手”（陆次云辑《五朝诗善鸣集》）的；也有评其“极艳，极冷”（《王闿运手批唐诗选》）的；俞陛云《诗境浅说》续编二欣赏此诗云：“闻雨由闺思着笔，帐垂烛背，幽寂无声，惟闻玉钗敲枕。但写景物，而深宵听雨，伤春怀人之意，自在其中。句殊妍婉。”

从上述诸家之评可以见到前人对韩偓的《香奁集》诗也不无称许、给予好评的。而现代的学者评价《香奁集》诗也更趋客观平允，如著名诗评家陈伯海先生在《韩偓生平及其诗作简论》中既指出“‘香奁诗’中确有一定数量作品反映士大夫的狭邪生活，感情浮薄，作风轻靡。像‘小雁斜侵眉柳去，媚霞横接眼波来。鬓垂香颈云遮藕，粉著兰胸雪压梅’（《席上有赠》）之类诗句，用精丽的辞藻摹绘女子的姿容，只有狎玩之意，别无真挚之情，显示了封建文人思想中腐朽的一面。……它们上承六朝宫体，下启晚明王彦泓、清代袁树诸人的浮艳诗派，形成文学史上的一股逆流”的缺陷弊病，同时也指出：“‘香奁诗’中也不乏较为清新沉挚之作。且看这首《绕廊》：‘浓烟隔帘香漏泄，斜灯映竹光参差。绕廊倚柱堪惆怅，细雨轻寒花落时。’写一帘阻隔、两地相思之情，纯从室外人的感受、动作和周围的环境景物来烘托那种‘咫尺有如天涯’的惆怅心理，分外见得婉约而情深。再如七绝《闻雨》：‘香侵蔽膝夜寒轻，闻雨伤春梦不成。罗帐四垂红烛背，玉钗敲著枕函声。’写女子夜深不寐的情怀，用玉钗触枕，琤琮有声这一细节，反映展转反侧的神态意绪，真切而有余味。《香奁集》里象这类题咏男女欢爱相思，写得情浓意挚的篇章，亦不在少数。如‘正是落花寒食雨，夜深无伴倚南楼’（《寒食夜》）的期待，‘古来幽怨皆销骨，休向长门背雨窗’（《咏灯》）的怅恨，‘何处山村孤馆里，向灯弯尽一双眉’（《天凉》）的展想，‘光景旋消惆怅在，一生赢得是凄凉’（《五更》）的追思，以及‘纵得相逢处，非无欲去时。恨深书不尽，宠极意多疑’（《欲去》）的内心矛盾和‘此生终独宿，到死誓相寻’（《别绪》）的执着自誓，都称得上情至之语，应给予一定的估价。”又云：“‘香奁诗’在技巧上也有可取之处。除了长于抒写人的情思外，一些作品还从外观上塑造了年轻妇女在爱情生活中的生动形象，楚楚动人。如：‘学梳蝉鬓试新裙，消息佳期在此春。为爱好多心转惑，偏将宜称问旁人。’（《新上头》）‘秋千打困解罗裙，指点醍醐索一尊。见客入来和笑走，手搓梅子映中门。’（《秋千》）前者描写刚成年的姑娘学梳头样、试穿新裙等候婚期的天真神情，后者刻画闺中少女打秋千时见客进门、带笑走避的娇憨意态，都有呼之欲出的效果。余如《半睡》写少妇深夜等待丈夫不归而无心安睡，《松髻》写女子卸妆时触动愁思背人坠泪，《忍笑》写妇女晓起梳妆时的爱美情态，也都细致传神。”陈先生又从艺术表现技巧上归纳“香奁诗”的成就，云：“善于借助环境景物来传达人的情思，是‘香奁诗’艺术表现上的又一特征。有的作品甚至完全把人的情感隐藏在景物画面的背后，笔意含蓄，耐人寻味。象这首历来传诵的小诗《已凉》：‘碧阑干外绣帘垂，猩色屏风画折枝。八尺龙须方锦褥，已凉天气未寒时。’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间华丽的卧室。镜头由室外逐渐移向室内，经过帘幕、阑干、屏风一道道曲障，投影在那张陈设精致的八尺大床上，显示出是一位贵家少妇的深闺。主人公并没有出现在镜头里，她在做什么、想什么也不得而知。但猩红屏风上画着的折枝图，却不免使人生发起‘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无名氏《金缕衣》）的意念。配上床席、锦褥以及季节转换的暗示，主人公在深闺寂寞中渴望爱情生活的情思也就隐约可见了。全诗没有一个字涉及‘情’，可仍然是在言情。象这样命意屈折、用笔委婉的情诗，唐代诗人中李商隐以外还是不多见的。《深院》、《日高》、《春恨》诸篇机杼略同，而皆不及本篇有韵致。‘香奁诗’里还有一些篇章，色调明丽，富于民歌风味。如《南浦》：‘月若半环云若吐，高楼帘卷当南浦。应是石城艇子来，两桨咿哑过花坞。正值连宵酒未醒，不宜此际兼微雨。直教笔底有文星，亦应难状分明苦。’诗写候人不来的心情。先借半明半暗的月色、若吞若吐的云影，渲染出迷离不定的气氛；又通过桨声咿哑、艇子虚过的细节，点明候人时的焦灼心理；再加上醉酒、微雨的烘托，把此时此刻相思之苦形容得曲尽其妙。与上引《已凉》相比，笔调婉约是一致的，而构思并不过于深曲，语言朴素，风姿天然，音节柔曼，情韵悠长，更接近于《子夜》、《西洲》之类南朝乐府。吸取民歌的精华，这也是‘香奁诗’不容一笔抹煞的理由。”陈先生的这些评述是颇为中肯公允的，故我用较多的篇幅称引上述之评说。

《香奁集》外，韩偓还有收于《全唐诗》卷六八〇至六八二的三卷诗歌。这三卷诗歌扣除《大庆堂赐宴元珰而有诗呈吴越王》、《又和》、《再和》、《重和》、《大酺乐》、《思归乐》、《御制春游长句》等七首他人之作外，约有二百二十六首。除了少数入仕前之作外，绝大多数是诗人登第入仕后直至寓居福建南安时的作品。其中那些入内廷为翰林学士、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直至遭贬、流寓于河南、湖北、湖南、江西、福建等地的诗什，尤能展现诗人嫉恨谗邪，抗御强暴，“死生患难，百折不渝”，忠于唐室的高风亮节，同时也记录了唐末政局动乱乃至唐亡的历史，具有珍贵的历史文献价值。

天复元年十一月，唐昭宗为宦官韩全诲勾结凤翔节帅李茂贞挟持至凤翔，时诗人随驾前往，赋《辛酉岁冬十一月随驾幸岐下作》诗，中云：“曳裾谈笑殿西头，忽听征铙从冕旒。凤盖行时移紫气，鸾旗驻处认皇州。晓题御服颁群吏，夜发宫嫔诏列侯。雨露涵濡三百载，不知谁拟杀身酬。”末句实是表露诗人以身报国之意，而全诗则概述了当时唐昭宗被韩全诲等人挟持往凤翔的史实。《资治通鉴》天复元年十一月即记载此事云：“韩全诲等以李继昭不与之同，遏绝不令见上。时崔胤居第在开化坊，继昭帅所部六十余人及关东诸道兵在京师者共守卫之；百官及士民避乱者，皆往依之。庚戌，上遣供奉官张绍孙召百官，崔胤等皆表辞不至。壬子，韩全诲等陈兵殿前，言于上曰：‘全忠以大兵逼京师，欲劫天子幸洛阳，求传禅；臣等请奉陛下幸凤翔，收兵拒之。’上不许，杖剑登乞巧楼。全诲等逼上下楼，上行才及寿春殿，李彦弼已于御院纵火。是日冬至，上独坐思政殿，翘一足，一足踏阑干，庭无群臣，旁无侍者。顷之，不得已，与皇后、妃嫔、诸王百余人皆上马，恸哭声不绝，出门，回顾禁中，火已赫然。是夕，宿鄠县。”唐昭宗此次被逼出幸后一年，即天复二年十一月冬至，诗人仍伴随唐昭宗被困于凤翔，时有《冬至夜作》诗，诗人在诗末写道：“阴冰莫向河源塞，阳气今从地底回。不道惨舒无定分，却忧蚊响又成雷。”方回阐释末二句谓：“是时朱全忠围岐甚急，李茂贞有连和之意，偓之孤忠处此，殆知其必一反一覆，终无定在欤？此关时事，不但咏至节也。”（《瀛奎律髓汇评》卷十六节序类）吴汝纶评“阴冰”以下四句云：“是时昭宗幸凤翔，朱全忠自河中率兵围凤翔，奉表迎驾，所谓‘阴冰莫向河源塞’也。‘阳气今从地底回’者，谓李茂勋救凤翔，王师范讨朱全忠，诈为贡献，包束兵仗入汴西，至陕华也。末句恐勤王之师又将尾大不掉尔。”所释颇得诗人心曲。天祐元年八月，唐昭宗被朱全忠杀害。是年寒冬，诗人被贬后流寓于湖南，他痛恨朱全忠之凶残，嫉恨宰相柳璨之奸邪，故咏两首梅花诗以明此意，并寓寄自己不畏强暴，不与他们同流合污之心志。其《梅花》诗云：

梅花不肯傍春光，自向深冬著艳阳。龙笛远吹胡地月，燕钗初试汉宫妆。风虽强暴翻添思，雪欲侵凌更助香。应笑暂时桃李树，盗天和气作年芳。

《湖南梅花一冬再发偶题于花援》诗云：

湘浦梅花两度开，直应天意别栽培。玉为通体依稀见，香号返魂容易回。寒气与君霜里退，阳和为尔腊前来。夭桃莫倚东风势，调鼎何曾用不材。

天祐二年九月，韩偓有《乙丑岁九月在萧滩镇驻泊两月忽得商马杨迢员外书贺余复除戎曹依旧承旨还缄后因书四十字》诗：“旅寓在江郊，秋风正寂寥。紫泥虚宠奖，白发已渔樵。事往凄凉在，时危志气销。若为将朽质，犹拟杖于朝。”又有《病中初闻复官二首》：

抽毫连夜侍明光，执靮三年从省方。烧玉谩劳曾历试，铄金宁为欠周防。也知恩泽招谗口，还痛神祇误直肠。闻道复官翻涕泗，属车何在水茫茫。

又挂朝衣一自惊，始知天意重推诚。青云有路通还去，白发无私健亦生。曾避暖池将浴凤，却同寒谷乍迁莺。宦途巇崄终难测，稳泊渔舟隐姓名。

这三首诗均是诗人闻知朝廷召他复故官时所咏。其时，朝廷已经完全被朱全忠所控制，唐哀帝不过是捏在朱全忠手中的傀儡。韩偓明知这一政局，故在诗中回忆他在朝廷时所遭遇的来自朱全忠等权奸的迫害，洞悉“宦途巇崄终难测”的局势，决心“稳泊渔舟隐姓名”，不与邪恶势力同朝为官。这些颇为沉郁深婉而时而不无愤激悲怆之气的诗歌，真可体现诗人“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高尚节操。

值得再介绍的是在这部分诗歌中，尚有一些表现诗人痛悼被弑的唐昭宗以及裴枢、王溥、赵崇、赵赞等三十几位被杀于白马驿、投入黄河的忠耿大臣，指斥崔胤、朱全忠、李振、蒋玄晖之流之负恩背主篡国的诗作，如《八月六日作四首》、《感旧》，哀伤故都长安之荒废的《故都》，以及纪述唐昭宗朝兴亡历程的《感事三十四韵》诗。这些激楚悲凉、沉郁苍茫的诗作极为鲜明地表现了诗人的爱憎之情，体现了他对李唐王朝、唐昭宗以及朝中忠耿重臣的深挚情感。而《感事三十四韵》、《八月六日作四首》亦可谓以诗歌的形式记载下唐末一段重要的政治历史。从这意义上说，这五首诗实际上可以作为活生生的具体信史来读，而且无论在诗歌内容上还是艺术风格上均具有可称道的价值。我们且以具体两首诗作来领会其诗史之意蕴吧。

《八月六日作四首》之一云：“日离黄道十年昏，敏手重开造化门。火帝动炉销剑戟，风师吹雨洗乾坤。左牵犬马诚难测，右袒簪缨最负恩。丹笔不知谁定罪，莫留遗迹怨神孙。”此诗之意旨，陈寅恪先生谓：“韩公意在推崇昭宗，谓自僖宗幸蜀后，王室昏乱，至昭宗继立，重开造化，涤荡乾坤。虽不免有过美之词，然是冬郎故君之思也。此诗上四句颂美昭宗堪为中兴之君，无奈其臣皆亡国叛逆之臣也。”又释后二句云：“韩公意谓朱友恭、氏叔琮等之被朱全忠所诛，诚难测，但其右袒朱梁则真负恩矣。‘丹笔定罪’，莫怨哀帝，‘神孙’目哀帝，盖天祐元年十月甲午诛李彦威、氏叔琮也。”（陈寅恪《读书札记二集·韩翰林集之部》）邓小军在其《韩偓〈八月六日作四首〉诗笺证》中所释则较为详细，谓：“诗言自广明元年至光启四年，近十年间，天子蒙尘，王室昏乱，至昭宗继位，始重开天地（一、二句）。如火帝、风师，能以武止乱，洗涤乾坤，昭宗能拨乱反正（三、四句）。如秦相李斯被赵高所杀，临刑回顾昔日牵犬逐兔之乐，岂知今日杀身之祸，唐相崔胤援引朱全忠，岂知后来身死朱全忠之手，是诚难测也；唐朝诸大臣，在朱全忠弑君之后、篡唐之际，依附朱梁，是最负旧恩（五、六句）。昭宗被弑，昭仪李渐荣、河东夫人裴贞一为捍卫昭宗而死，不知是谁矫昭宗遗诏诬陷定罪李渐荣、裴贞一弑昭宗？此等矫诏歪曲事实真相，莫要留与天下后世，使昭宗英魂为之怨恨（七、八句）。”上两释诗之说虽有同异，但均可见此诗所蕴含的唐末昭宗朝的某些史实。

又如《感事三十四韵》诗后半首云：“上相思惩恶，中人讵省愆。鹿穷唯抵触，兔急且猭。本是谋赊死，因之致劫迁。氛霾言下合，日月暗中悬。恭显诚甘罪，韦平亦恃权。畏闻巢幕险，宁寤积薪然。谅直寻钳口，奸纤益比肩。晋谗终不解，鲁瘠竟难痊。只拟诛黄皓，何曾识霸先。嗾獒翻丑正，养虎欲求全。万乘烟尘里，千官剑戟边。斗魁当北坼，地轴向西偏。袁董非徒尔，师昭岂偶然。中原成劫火，东海遂桑田。溅血惭嵇绍，迟行笑禇渊。四夷同效顺，一命敢虚捐。山岳还青耸，穹苍旧碧鲜。独夫长啜泣，多士已忘筌。郁郁空狂叫，微微几病癫。丹梯倚寥廓，终去问青天。”清人吴汝纶于“恭显诚甘罪，韦平亦恃权”句后评注云：“上相、韦平，皆谓崔胤等。中人、恭显谓韩全晦等。”又于“只拟诛黄皓，何曾识霸先”句后评注云：“黄皓谓宦官，霸先谓朱全忠。崔胤召朱全忠以诛宦官，此四句咏其事。”其他诗句之意旨，我们以为如“上相思惩恶”句，乃指宰相崔胤欲尽除宦官事。《资治通鉴》卷二六二天复元年载：“刘季述、王仲先既死，崔胤、陆扆上言：‘祸乱之兴，皆由中官典兵。乞令胤主左军，扆主右军，则诸侯不敢侵陵，王室尊矣。’”又记“胤志欲尽除之（按，指宦官）”。又诗中“本是谋赊死，因之致劫迁”二句乃谓昭宗反正后，因没有尽除宦官，而宦官韩全诲等人知道宰相崔胤存心欲尽除掉他们，故导致宦官密结强藩李茂贞劫持昭宗以自保。《旧唐书·崔胤传》即记这一史实云：“明年夏，朱全忠攻陷河中、晋、绛，进兵至同华。中尉韩全诲以胤交结全忠，虑汴军逼京师，请罢知政事，落使务。其年冬，全诲挟帝幸凤翔。……初，天复反正之后，宦官尤畏胤，事无大小，咸禀之。每内殿奏对，夜则继之以烛。常说昭宗请尽诛内官，但以宫人掌内司事。中尉韩全诲、张弘彦、袁易简等伺知之，于帝前求哀请命。乃诏胤密事进囊封，勿更口奏。宦官无由知其谋，乃求知书美妇人进内以侦阴事，由是胤谋颇泄。宦官每相聚流涕，愈不自安。故全诲等为劫幸之谋，由胤忌嫉之太过也。”又诗中“只拟诛黄皓，何曾识霸先”句，黄皓喻指宦官韩全诲等人。韩全诲曾劫持唐昭宗至凤翔，后被诛杀。霸先，即陈霸先，此处用以喻朱全忠。以上二句意为崔胤只是为了诛杀韩全诲等宦官，故借助朱全忠势力以对付韩全诲以及韩全诲所勾结的强藩李茂贞，引其入京，但又何能识辨朱全忠拥兵自重，陷害忠良，篡权灭国的野心呢！诗中所言是符合史实的。据《资治通鉴》卷二六二天复元年闰六月载：“崔胤请上尽诛宦官，但以宫人掌内诸司事；宦官属耳，颇闻之，韩全诲等涕泣求哀于上，上乃令胤：‘有事封疏以闻，勿口奏。’宦官求美女知书者数人，内之宫中，阴令诇察其事，尽得胤密谋，上不之觉也。全诲等大惧，每宴聚，流涕相诀别，日夜谋所以去胤之术。胤时领三司使，全诲等教禁军对上喧噪，诉胤减损冬衣；上不得已，解胤盐铁使。时朱全忠、李茂贞各有挟天子令诸侯之意，全忠欲上幸东都，茂贞欲上幸凤翔。胤知谋泄，事急，遗朱全忠书，称被密诏，令全忠以兵迎车驾，且言：‘昨者返正，皆令公良图，而凤翔先入朝抄取其功。今不速来，必成罪人，岂惟功为他人所有，且见征讨矣！’全忠得书，秋，七月，甲寅，遽归大梁发兵。……冬，十月，戊戌，朱全忠大举兵发大梁。”从这篇韩偓最长的感事诗可见，诗歌历叙诗人所亲历唐末昭宗一朝自己入翰林受宠、被器重，昭宗励精图治之盛况。后又描述朝政由盛转衰，政局险恶，宦官藩镇相互勾结，宰相崔胤引入朱全忠借以诛杀宦官，从而导致朱全忠专横跋扈，战乱交织，昭宗播迁，百官惨遭贬杀，以致昭宗被弑，朱温篡权，李唐覆没等等重要史实。洵乃一篇唐季兴衰史之纪实诗，极富史料价值。诵读此诗，颇能体会纪昀所说“忠义之气，发乎情而见乎词，遂能风骨内生，声光外溢”（《纪文达公遗集》卷十一《书韩致尧翰林集后二则》），且可深感“偓为学士时，内预秘谋，外争国是，屡触逆臣之锋，死生患难，百折不渝，晚节亦管宁之流亚，实为唐末完人。其诗虽局于风气，浑厚不及前人，而忠愤之气，时时溢于语外。性情既挚，风骨自遒，慷慨激昂，迥异当时靡靡之响。其在晚唐，亦可谓文笔之鸣凤矣”（《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五十一《韩内翰别集·提要》）。

当然，除上所述外，这部分诗歌中尚有不少作品记述了韩偓贬官后流寓各地，乃至寓居于福建南安的生活历程以及思想情感，同时也描述了所经地方的地理风光景色，风物与节候特色等，如《小隐》云：“借得茅斋岳麓西，拟将身世老锄犂。清晨向市烟含郭，寒夜归村月照溪。炉为窗明僧偶坐，松因雪折鸟惊啼。灵椿朝菌由来事，却笑庄生始欲齐。”《雪中过重湖信笔偶题》云：“道方时险拟如何，谪去甘心隐薜萝。青草湖将天暗合，白头浪与雪相和。旗亭腊酎逾年熟，水国春帆向晚多。处困不忙仍不怨，醉来唯是欲傞傞。”《寄湖南从事》云：“索寞襟怀酒半醒，无人一为解余酲。岸头柳色春将尽，船背雨声天欲明。去国正悲同旅雁，隔江何忍更啼莺。莲花幕下风流客，试与温存谴逐情。”《赠湖南李思齐处士》云：“两板船头浊酒壶，七丝琴畔白髭须。三春日日黄梅雨，孤客年年青草湖。燕侠冰霜难狎近，楚狂锋刃触凡愚。知余绝粒窥仙事，许到名山看药炉。”上述四首诗均流寓湖南时作。而赋于江西的诗作也有不少，如《丙寅二月二十二日抚州如归馆雨中有怀诸朝客》诗：“凄凄恻恻又微，欲话羁愁忆故人。薄酒旋醒寒彻夜，好花虚谢雨藏春。萍蓬已恨为逋客，江岭那知见侍臣。未必交情系贫富，柴门自古少车尘。”又如《三月二十七日自抚州往南城县舟行见拂水蔷薇因有是作》诗：“江中春雨波浪肥，石上野花枝叶痩。枝低波高如有情，浪去枝留如力斗。绿刺红房战袅时，吴娃越艳醺酣后。且将浊酒伴清吟，酒逸吟狂轻宇宙。”诗人入今福建后所作诗歌更多，如《荔枝三首》、《登南神光寺塔院》、《访明公大德》、《寒食日沙县雨中看蔷薇》、《余寓汀州沙县病中闻前郑左丞璘随外镇举荐赴洛兼云继有急征旋见脂辖因作七言四韵戏以赠之或冀其感悟也》、《桃林场客舍之前有池半亩木槿栉比阏水遮山因命仆夫运斤梳沐豁然清朗复睹太虚因作五言八韵以记之》、《江岸闲步》、《余卧疾深村闻一二郎官今称继使闽越笑余迂古潜于异乡闻之因成此篇》、《残春旅舍》、《驿步》、《南安寓止》、《安贫》等等。其中《登南神光寺塔院》诗云：“无奈离肠日九回，强摅怀抱立高台。中华地向城边尽，外国云从岛上来。四序有花长见雨，一冬无雪却闻雷。日宫紫气生冠冕，试望扶桑病眼开。”再如《江岸闲步》：“一手携书一杖笻，出门何处觅情通。立谈禅客传心印，坐睡渔师著背蓬。青布旗夸千日酒，白头浪吼半江风。淮阴市里人相见，尽道途穷未必穷。”又如《南安寓止》：“此地三年偶寄家，枳篱茅厂共桑麻。蝶矜翅暖徐窥草，蜂倚身轻凝看花。天近函关屯瑞气，水侵吴甸浸晴霞。岂知卜肆严夫子，潜指星机认海槎。”还有《安贫》诗云：“手风慵展八行书，眼暗休寻九局图。窗里日光飞野马，案头筠管长蒲卢。谋身拙为安蛇足，报国危曾捋虎须。举世可能无默识，未知谁拟试齐竽。”这些诗作为我们了解诗人贬官后的生活情感，乃至所经之处特别是福建地区的社会风貌、地理环境提供了丰富具体的宝贵资料，也同样值得我们重视与研究。

除了以上所述外，这三卷诗歌为我们了解韩偓贬官前后的生活、思想心态变化，诗歌艺术表现手法与风格的前后变异提供了珍贵的数据。

我们知道韩偓入仕后至天复三年二月贬濮州司马前一直在朝为官，而贬官后至后梁龙德三年（公元923年）卒于南安的二十年间均过着流寓各地，以至隐居闽南的贬谪生涯。对于大多数被贬谪的古代官员来说，特别是遭遇忠而见谗、位尊而远斥的贬黜，不仅政治地位、生活状况会产生巨大的变化，其思想情感、心理心态也必然会发生震荡与裂变，这在感触灵敏、情感细腻的文士尤为明显。何况对韩偓来说，他不仅位尊望重、忠而见黜，而且他的被贬是在颇受昭宗宠重，可昭宗又为权奸挟制，爱莫能救的这一极为特殊的情势下发生的。那么韩偓贬后的生活、情感、心态的复杂多样及其变异也就很自然了。从韩偓的这些诗歌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种情形。概而言之，有以下数点。

其一，对朝廷和往昔朝中生活的深情怀念。诗人受到昭宗的倚重与优礼，自己也尽到一位重臣的“处可机密，率与帝意合”的作用。对这一君臣际会经历的追念，确实成了韩偓贬后心中不断泛起的一股既神圣而又不免怅惘的情感。他流寓天涯至死犹珍藏的烧残龙凤烛与金缕红巾，即是这一情感心态的见证。而且，这也见诸其诗作中。在湖南他见到含桃而“感事伤怀”，所赋诗有“金銮岁岁长宣赐，忍泪看天忆帝都”句，并注云：“每岁初进之后，先宣赐学士。”（《湖南绝少含桃偶有人以新摘者见惠感事伤怀因成四韵》）从长沙往醴陵途中，忽见到村篱畔的紫薇花，他遂触景生情而赋，诗题中谓“因思玉堂及西掖厅前皆植是花遂赋诗四韵”。此诗首四句云：“职在内庭宫阙下，厅前皆种紫薇花。眼明忽傍渔家见，魂断方惊魏阙赊。”（《甲子岁夏五月自长沙抵醴陵贵就深僻以便疏慵由道林之南步步胜绝去绿口分东入南小江山水益秀村篱之次忽见紫薇花因思玉堂及西掖厅前皆植是花遂赋诗四韵聊寄知心》）这一怀想甚至形之于梦中，其《梦中作》再现了往日朝中景象：“紫宸初启列鸳鸾，直向龙墀对揖班。……扇合却循黄道退，庙堂谈笑百司闲。”其怀念朝廷及往昔生活之深情于此可见。当然，这种情感是基于他忠于唐室、感恩依恋昭宗的心态之上的。以此从贬谪至唐亡后，他“诗文只称唐朝官职，与渊明称晋甲子异世同符”（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卷四），决不称臣于后梁。他常回忆起“紫殿承恩久，金銮入直年”（《感事三十四韵》）的蒙恩岁月，为此而“心为感恩长惨戚”（《秋郊闲望有感》）。

其二，对误国篡权的权奸的痛恨蔑视，以及坚贞抗暴的不屈挠心态。诗人被贬后，朝廷很快地就被朱全忠、崔胤所控制，昭宗被逼迁都洛阳并被杀。哀帝立后不久，何皇后又遇害。柳璨、李振等群小也大肆迫害杀戮朝士。在李振的怂恿下，“时全忠聚（裴）枢等及朝士贬官三十余人于白马驿，一夕尽杀之，投尸于河。……振每自汴至洛，朝廷必有窜逐者，时人谓之鸱枭”（《资治通鉴》卷二六五天祐二年六月载）。天祐四年，朱全忠干脆逼哀帝逊位禅让，自己登帝位，改唐为梁。韩偓遭迫害后，又在贬中闻知这一残暴血腥的政变，作为李唐皇室的忠耿臣子，他自然对这些权奸充满了憎恶嫉恨，屡屡将此心态情感流泻于诗中。作于唐甫亡时的上文已引述的《感事三十四韵》即记下了唐将亡时权奸误国篡权、谗害忠良的鬼魅横行的政局。他对权奸们既痛恨，又充满了蔑视的讥笑与诅咒，既以“应笑暂时桃李树，盗天和气作年芳”（《梅花》）之句讥刺乘时窃位之辈，又借“夭桃莫倚东风势，调鼎何曾用不材”（《湖南梅花一冬再发偶题于花援》）之句诅咒仗势恣威、迫害忠良的柳璨、李振之流。这一对权奸们误国篡权、残暴奸佞的痛恨，最集中地表现在朱全忠被其子所杀后，诗人感此而作的《八月六日作四首》中，其中“左牵犬马诚难测，右袒簪缨最负恩”、“金虎挻灾不复论，构成狂猘犯车尘”、“图霸未能知盗道，饰非唯欲害仁人”、“簪裾皆是汉公卿，尽作锋铓剑血腥。显负旧恩归乱主，难教新国用轻刑”等等诗句犹如钢鞭，有力地鞭挞着这些历史的罪人，显示了诗人正义的历史批判。

其三，远祸避害，宁肯隐居的心态。朱全忠等人所控制的唐末朝廷，由于对朝士迫害贬戮不断，“时士大夫避乱，多不入朝”，如“礼部员外郎知制诰司空图弃官居虞乡王官谷，昭宗屡征之，不起”。后柳璨召之，“图惧，诣洛阳入见，阳为衰野，坠笏失仪”（《资治通鉴》卷二六五天祐二年八月载），终于避免入任而放还山中。韩偓在这种政局下，又身遭迫害放逐，也自然难免远祸避害的心理。他有过太多的“烧玉谩劳曾历试，铄金宁为欠周防。也知恩泽招谗口，还痛神祇误直肠”（《病中初闻复官二首》之一）的遭遇，以此在贬逐流寓中时刻警惕设防，以免遭害。曾赋诗自谓“咋舌吞声过十年”（《即目二首》之二），又曾颇寄深意地提醒水禽“劝君细认渔翁意，莫遣罗误稳栖”（《玩水禽》），劝告翠碧鸟“挟弹小儿多害物，劝君莫近市朝飞”（《翠碧鸟》）。他的一再不肯应召回朝，固然有不愿屈附朱全忠之意，也与这种远祸避害的心态相关。以此他诗中常有这一心声的流露：“宦途巇崄终难测，稳泊渔舟隐姓名”（《病中初闻复官二首》之二），“道方时险拟如何，谪去甘心隐薜萝”（《雪中过重湖信笔偶题》），“宦途弃掷须甘分，回避红尘是所长”（《即目二首》之一）。既然认定宦途险恶，心存远祸避害之意，则诗人所求也只能是隐逸一途了。他诗中不断地流露出这一心态：“屏迹还应减是非……世乱岂容长惬意，景清还觉易忘机。世间华美无心问，藜藿充肠苎作衣”（《卜隐》），“紫泥虚宠奖，白发已渔樵……若为将朽质，犹拟杖于朝”（《乙丑岁九月在萧滩镇驻泊两月忽得商马杨迢员外书贺余复除戎曹依旧承旨还缄后因书四十字》）。在这种心态下，他贬谪以至入闽后，不断有描写隐逸生活与情感的诗篇，如《小隐》、《卜隐》、《闲居》、《南安寓止》、《幽独》、《秋村》、《息虑》等，而且也坚定地走向隐居之路。随着时间的推移，唐室的覆亡，自己的老迈病残，其隐逸的心理更趋于平静，他将身心融入隐居生活中，从中体验到“景寂有玄味，韵高无俗情……忙人常扰扰，安得心和平”（《闲兴》）的情趣，最后终老于南安乡村中。

其四，伤悼故国，欲报国而不能的怅恨。遭贬以来，特别是唐亡梁立之后，韩偓心中弥漫着一种浓厚沉重的哀伤痛悼故国的情绪。此时他有如被放逐的行吟泽畔的屈子，为故国的颓败沦亡而神伤心哀，不时地发出黯然愤郁的歌吟：“凄凄恻恻又微，欲话羁愁忆故人。……萍蓬已恨为逋客，江岭那知见侍臣。”（《丙寅二月二十二日抚州如归馆雨中有怀诸朝客》）这是唐亡前一年的凄恻之音。而作于唐甫亡时的《故都》一诗，则是一首极为感怆人心的哀悼故国的悲歌，那“故都遥想草萋萋……宫鸦犹恋女墙啼。天涯烈士空垂涕，地下强魂必噬脐”之句，浸染着亡国后天涯旧臣的悲哀郁愤之情。《感事三十四韵》诗回首自己受宠信的朝中往事以及国家乱起、逐渐沦亡的重大事件与变乱，最后感时伤世，悲极而歌：“郁郁空狂叫，微微几病癫。丹梯倚寥廓，终去问青天。”为伤故国而几近狂癫，世事无情而只能叩问苍天，诗人的哀悼故国，终与贬中屈子同一心态。此后在诗人的有生之年，他总不能解脱这种心态。“秦苑已荒空逝水，楚天无限更斜阳”（《感旧》），伤悼无奈之情伴随着诗人度过了人生黄昏岁月。不过，也应看到诗人在这期间仍存报国济世之心，如《有瞩》诗中写道“安石本怀经济意，何妨一起为苍生”，《疏雨》诗中写道“但欲进贤求上赏，唯将拯溺作良媒。戎衣一挂清天下，傅野非无济世才”，《感事三十四韵》更明确抒发“四夷同效顺，一命敢虚捐”的以死报国之情。然而诗人贬官南荒，后又遭遇新朝篡立，他真感到“掩鼻计成终不觉，冯无路敩鸣鸡”（《故都》）的徒有报国之志而又报国无门的怅恨。

我们说作家的生活、思想心理心态是会影响到其文学创作的。在韩偓这三卷诗歌中，诗人诗歌艺术表现手法与风格的前后变异也是很明显的。且让我们着重介绍其贬官后的心态对其诗歌创作的立意、表现手法以及风格方面的影响。

首先，在诗歌立意上，诗人因贬后心态的作用，常喜借用各种事物来表达贬后的各种感受与心境。其《失鹤》诗云：“正怜标格出华亭，况是昂藏入相经。碧落顺风初得志，故巢因雨却闻腥。几时翔集来华表，每日沉吟看画屏。为报鸡群虚嫉妒，红尘向上有青冥。”这首诗实际上是借失鹤咏其心态，既有自己“标格”、志向的自白，又有自己“初得志”不久即遭遇故朝（巢）毁于血腥之中的哀痛；在对故国的哀思与期盼中，同时抒发了对谗毁嫉忌他的群小们的蔑视。值得玩味的是诗人前后有三首咏柳之作。写于入仕前见于《香奁集》的有《咏柳》：“袅雨拖风不自持，全身无力向人垂。玉纤折得遥相赠，便似观音手里时。”作于入仕后在翰苑时又有《宫柳》诗：“莫道秋来芳意违，宫娃犹似妒蛾眉。幸当玉辇经过处，不怕金风浩荡时。草色长承垂地叶，日华先动映楼枝。涧松亦有凌云分，争似移根太液池。”而《柳》诗“一笼金线拂弯桥，几被儿童损细腰。无奈灵和标格在，春来依旧袅长条”，则乃贬后所咏。这三首成于不同时期的咏柳之作，其立意不同。第一首乃一般的咏柳诗，第二首则以宫柳比拟自己优渥受宠的际遇，而第三首的立意则受其贬后心态影响，乃着意表现诗人虽遭残害被贬出宫，但犹如旧宫芳林苑中灵和殿前的宫柳，他的“灵和标格”依然故我，不因贬逐而变节失态。由于诗人深受权奸的迫害，目睹新贵小人的擅作威福贬戮朝士，出于对他们的憎恶蔑视心态，遂使其诗也时有立意于此者。如《观斗鸡偶作》：“何曾解报稻粱恩，金巨花冠气遏云。白日枭鸣无意问，唯将芥羽害同群。”显然立意在讥刺柳璨、李振之流。又如《火蛾》中写“非无惜死心，奈有灭明（一作趋炎）意”，意在指斥那些趋炎附势投靠朱全忠新朝而为非作歹之徒。诗人对“须穿粉焰焦，翅扑兰膏沸”的“火蛾”们，既伤且恨：“为尔一伤嗟，自弃非天弃！”

这类在贬谪心态影响下，以立意为重要特色的诗作，其立意内容除上所言外还有多种，譬如《净兴寺杜鹃一枝繁艳无比》诗之“蜀魄未归长滴血，只应偏滴此丛多”句，意在抒发哀伤故国之情；《玩水禽》、《翠碧鸟》，借劝诫水鸟而寓以远祸避害自警；《鹊》诗则以“偏承雨露润毛衣，黑白分明众所知”等句写自己在朝际遇与品格，又以“莫怪天涯栖不稳，托身须是万年枝”句状贬后心态；《雷公》诗又有“必若有苏天下意，何如惊起武侯龙”句，立意于希冀天下贤豪起而拯世济民等等。通观韩偓诗，这种重在抒发贬后感受与心境，别具立意之巧的诗作，在贬后大量出现，是其贬后诗歌创作的一大特色，故胡震亨《唐音癸签》卷八云：“致尧闽南逋客，完节改玉之秋。读其诗，当知其意中别有一事在。”

其次，与上述特色直接相关，在贬官后的涉及政治局势和与此有关的一己情志的诗歌创作中，其表现手法也有值得注意之处。其一，在抒情写志叙事上，在朝时多采用直抒胸臆、据事铺写的方法，如《与吴子华侍郎同年玉堂同直怀恩叙恳因成长句四韵兼呈诸同年》、《雨后月中玉堂闲坐》、《从猎三首》、《锡宴日作》等均是；而贬官后上述手法呈现逐渐弱化趋向，转向更多地采用含蓄婉转的表现方法，如上举《火蛾》、《观斗鸡偶作》、《失鹤》等作皆如此。其二，更多地应用比喻寓托的手法。任官在朝时，他极少有比喻寓托而成的诗篇，但贬官后则大量采用此法。这不仅是个别诗句，而且多有通首如此者。他作于湖南的两首咏梅之作，即以梅花自寓，以夭桃喻朝中得势权奸；《鹊》、《柳》等咏物之作，实际上均是寓托之什；《翠碧鸟》之“挟弹小儿”，《玩水禽》之“依倚雕梁”的“社燕”、“抑扬金距”的“晨鸡”，也均有所喻指。其三，典故的应用较贬前增多。贬官之前韩偓较少用典故，而贬谪流寓中，尤其在涉及政局、时事人物以及抒发自己情志的诗篇中，诗人却较多应用典故。比如《感事三十四韵》、《八月六日作四首》、《有感》、《余卧疾深村闻一二郎官今称继使闽越笑余迂古潜于异乡闻之因成此篇》、《余寓汀州沙县病中闻前郑左丞璘随外镇举荐赴洛兼云继有急征旋见脂辖因作七言四韵戏以赠之或冀其感悟也》等作皆运用大量典故。且以后诗而言，“桑田变后新舟楫，华表归来旧路岐。公干寂寥甘坐废，子牟欢抃促行期”等句均含典实。更值得一提的是其诗中多有旧典寓含“今典”之处，也就是说以前朝典故人物寓指当世实有人物与事件。如《感事三十四韵》“恭显诚甘罪，韦平亦恃权。……晋谗终不解，鲁瘠竟难痊。只拟诛黄皓，何曾识霸先。嗾獒翻丑正，养虎欲求全”，《八月六日作四首》“左牵犬马诚难测，右袒簪缨最负恩”、“金虎挻灾不复论，构成狂猘犯车尘。御衣空惜侍中血，国玺几危皇后身”、“袁安坠睫寻忧汉，贾谊濡毫但过秦”等句中的典故，均有其时现实的人物与事件与之对应，而诗人之意乃在于用旧典喻指比附现实人物与事件之今典。这些表现手法的采用，均与诗人贬后已变化了的特殊的心态直接相关。

最后，贬后的心态也影响其诗歌风格。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三方面。其一，诗人目睹权奸当道、兵连祸结，经历忠而遭贬，唐室衰亡的沧桑巨变，在此“国家不幸诗人幸”之际，他的心态情感遽然改变，变得忠愤悲郁、黯然沉挚。此时已罕有早年那风流轻靡、词致婉丽的香奁之作，也有异于在朝时的温婉和丽的主流诗风。其不少涉及政治与个人遭遇的诗作如《故都》、《安贫》、《感旧》、《八月六日作四首》等，诚如纪昀《四库全书总目·韩内翰别集提要》所评：“浑厚不及前人，而忠愤之气时时溢于言外。性情既挚，风骨自遒，慷慨激昂，迥异当时靡靡之响。”《全唐诗录》谓其“后遭故远遁，出语依于节义，得诗人之正焉”，指的也是这类风概的诗作。因此，我们说这种悲愤沉郁、风骨凛然诗风的出现，正是贬后遭遇与心态影响所致。其二，由于唐亡前后政局混乱残酷，诗人又惨遭谗毁贬斥，在易代换朝之际，拒不称臣于新朝，现实已逼得他改换旧心肠，怀有避难远祸唯恐不及之心理。在这种心理的作用下，当忠愤之气冲激得他情不自禁赋诗抒发情志时，他也就有意识地采用曲笔，或用比喻寓托，或借典实暗指，或委婉立意，将诗作写得意蕴深藏，若显若晦。有时有的诗则诗旨迷离，甚至有点晦涩难解。如《天鉴》：“何劳谄笑学趋时，务实清修胜用机。猛虎十年揺尾立，苍鹰一旦醒心飞。神依正道终潜卫，天鉴衷肠竞不违。事历艰难人始重，九层成后喜从微。”又如《再思》：“暴殄犹来是片时，无人向此略迟疑。流金铄石玉长润，败柳凋花松不知。但保行藏天是证，莫矜纤巧鬼难欺。近来更得穷经力，好事临行亦再思。”再如《八月六日作四首》的个别诗句亦如此。以此也就形成了他部分诗作含蓄委曲的风格特色。这种特色在他仕于朝时是不太多见的。其三，韩偓遭贬入闽，最后寓止南安村居至卒，其间村居生活的平淡闲静，自然环境的幽美，甘于隐逸不仕的心态，让诗人欣赏热爱这一生活与环境，他的心态情趣与之逐渐协调融合，以此在描述村居生活与景色的不少诗篇中，呈现出前所少见的自然冲淡且不乏韵致的特色。这种风格韵致的诗作颇让前人称赏，罗大经云：“农圃家风，渔樵乐事，唐人绝句模写精矣。余摘十首题壁间，每菜羹豆饭饱后，啜苦茗一杯，偃卧松窗竹榻间，令儿童吟诵数过，自谓胜如吹竹弹丝。”其所摘即有韩偓的“闻说经旬不启关，药窗谁伴醉开颜。夜来雪压村前竹，剩看溪南几尺山”、“万里清江万里天，一村桑柘一村烟。渔翁醉著无人唤，过午醒来雪满船”诗（《鹤林玉露》甲编卷之二《农圃渔樵》）。这类诗作尚有不少，如《深院》、《野塘》、《即目》、《蜻蜓》、《清兴》、《晨兴》、《山院避暑》等，而“树头蜂抱花须落，池面鱼吹柳絮行”（《残春旅舍》）、“细水浮花归别涧，断云含雨入孤村”（《春尽》）、“断年不出僧嫌癖，逐日无机鹤伴闲”（《睡起》）诸诗句亦颇能见此诗风。

三

上面我们介绍了韩偓《香奁集》和此集外的其他韩偓诗歌的内容和艺术表现手法风格，并借助这些诗歌展现韩偓在其贬官前后思想情感、诗歌风格特色及其变异情况。这些都是以《全唐诗》韩偓卷中绝大多数诗确实都是韩偓之作，而非赝作立论的。但这些诗歌是否全是韩偓之作，这从宋代以来至今却是有争议的。即使是《香奁集》，尚有和凝所作而托名韩偓之说，也有个别以为是韩熙载或冯延巳之作。因此有必要简要介绍人们在此问题上的不同观点，以及学术界较为普遍的看法。

韩偓《香奁集》的正式著录起于北宋，欧阳修等人的《新唐书·艺文志》、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均载“《香奁集》一卷”。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则记“《香奁集》二卷”。《郡斋读书志》在著录《香奁集》后又谓：“《香奁集》，或曰和凝既贵，恶其侧艳，故诡称偓著云。”所谓“或曰”云云乃指宋人沈括《梦溪笔谈》所说。是书卷十六云：“和鲁公有艳词一编，名《香奁集》。凝后贵，乃嫁其名为韩偓，今世传韩偓《香奁集》乃凝所为也。凝生平著述分为《演纶》、《游艺》、《孝悌》、《疑狱》、《香奁》、《金》六集。自为《游艺集序》云：‘予有《香奁》、《籝金》二集，不行于世。’凝在政府，避议论，讳其名，又欲后人知，故于《游艺集序》述之，此凝之意也。予在秀州，其曾孙和惇家藏诸书，皆鲁公旧物，末有印记甚完。”此说一出，后人颇有赞同者，如宋尤袤的《全唐诗话》，江少虞所撰的《宋朝类苑》，明胡应麟的《四部正讹》，清钱遵王的《读书敏求记》等等。《全唐诗话》卷五云：“《香奁集》，和鲁公之词也，惟其艳丽，故贵后嫁其名于偓。”胡应麟《四部正讹》亦谓：“《香奁集》，沈存中、尤延之并以为和凝作。凝少日为此诗，后贵盛，故嫁名韩偓；又不欲自没，故于他文中见之。今其词与韩不类，盖或然也。方氏《律髓》以偓同时吴融有此题为证，不知此正凝假托之故。不然，胡弗托之温韦诸子而托之偓？叶少蕴以为韩熙载，则姓与事皆近之。总之，俱五代耳。叶以不当见《唐志》为疑，此不然，《唐志》如罗隐、韦庄、刘昭禹辈皆五代人也。”今人高文显甚至特撰《香奁集辨伪》以辨《香奁集》非韩偓所作；本世纪以来尚有学者撰文考订《香奁集》非韩偓所作。

与支持沈括之说相反，历代更多的学者则或力驳沈氏之说，或主张《香奁集》确是韩偓之作。宋人葛立方在《韵语阳秋》卷五云：“韩偓《香奁集》百篇，皆艳词也。沈存中《笔谈》云：‘乃和凝所作，凝后贵，悔其少作，故嫁名于韩偓尔。’今观《香奁集》有《无题诗序》云：‘余辛酉年，戏作《无题》诗十四韵，故奉常王公、内翰吴融、舍人令狐涣相次属和。是岁十月末，一旦兵起，随驾西狩，文稿咸弃。丙寅岁，在福建，有苏以稿见授，得《无题》诗，因追味旧时（庆按，“旧时”韩偓原文作“旧作”。此处“旧时”，疑是“旧诗”之音误），阙忘甚多。’予按《唐书·韩偓传》：偓尝与崔嗣定策诛刘季述，昭宗反正为功臣，与令狐涣同为中书舍人。其后韩全诲等劫帝西幸，偓夜追及鄠，见帝恸哭。至凤翔，迁兵部侍郎。天祐二年，挈其族依王审知而卒。以《纪运图》考之，辛酉乃昭宗天复元年，丙寅乃哀帝天祐二年（庆按，应是天祐三年），其序所谓丙寅岁在福建，有苏授其稿，则正依王审知之时也。稽之于传与序，无一不合者。则此集韩偓所作无疑，而《笔谈》以为和凝嫁名于偓，特未考其详尔。《笔谈》云：‘偓又有诗百篇，在其四世孙奕处见之。’岂非所谓旧诗之阙忘者乎？”宋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三引宋人陈正敏《遯斋闲览》云：“《笔谈》谓《香奁集》乃和凝所为，后人嫁其名于韩偓，误矣。唐吴融诗集中有和韩致元侍郎《无题》二首，与《香奁集》中《无题》韵正同。偓叙中亦具载其事。又尝见偓亲书诗一卷，其《袅娜》、《多情》、《春尽》等诗多在卷中。偓词致婉丽，非凝言‘余有《香奁集》不行于世’。凝好为小词，洎作相，专令人收拾焚毁。然凝之《香奁集》乃浮艳小词，所谓不行于世，欲自掩耳。安得便以今《香奁集》为凝作也？”宋叶石林亦曰：“世传《香奁集》江南韩熙载所为，误。沈存中《笔谈》又谓汉相和凝所为，后贵，恶其侧艳，嫁名于偓，亦非也。余家有唐吴融诗一集，其中有和韩致尧《无题》三首，与《香奁集》中《无题》韵正同，而偓序中亦具载其事。又余曾在温陵于偓裔孙坰处，见偓亲书所作诗一卷，虽纸墨昏淡而字画宛然，其《袅娜》、《多情》、《春尽》等诗多在卷中，此可验矣。偓富于才情，词致婉丽，能道人意外事，固非凝所及。据《北梦琐言》云：‘凝少年好为小词，令布于汴洛。洎作相，专令人收拾焚毁。契丹入寇，号为曲子相公。’然则，凝虽有集名《香奁》，与偓同，乃浮艳小词耳，安得便以今世所行《香奁集》为凝作耶？”（见清杭世骏《订讹类编》卷四引）《永乐大典》九〇六诸家诗目二也引叶石林曰：“偓在闽所为诗，皆手自写成卷，嘉祐间裔孙出其数卷示人，庞颖公为漕，取奏之，因得官。时文气格不甚高，吾家仅有其诗百余篇。世传别本有名《香奁集》，《新唐书·艺文志》亦载其辞，皆闺房不雅驯，或谓江南韩熙载所为，误以为偓，若然何为录于《唐志》乎。熙载固当为之，然吾所藏偓诗中，亦有一二篇绝相类，岂其流落亡聊中，姑以为戏，然不可以为训矣。”整理并出版过韩偓集的明末清初学者毛晋也说：“沈梦溪云：‘和鲁公凝有艳词一编，名《香奁集》。凝后贵乃嫁其名为韩偓。今世传韩偓《香奁集》乃凝所为也。’此说惟刘潜夫信之，石林、遁斋、虚谷诸公俱以为误，引吴融和韩侍郎《无题》诗三首及致光亲书《袅娜》、《多情》等诗为证；则斯编是致光作无疑矣。如凝之《香奁》，乃浮艳小词，集名偶同耳！况凝自谓‘不行于世’，后人又何必借韩侍郎行本以实之耶？”（《五唐人诗集》本（商务影汲古阁本）《香奁集》末跋语）类似上述之主张《香奁集》为韩偓作者，自宋至今多有之。如近人阎简弼在《香奁集跟韩偓》一文中即力辨《香奁集》为韩偓所作，今人陈敦贞在其《唐韩学士偓年谱》一书中特地附上《香奁集辨真》一文。

尽管主张《香奁集》为韩偓作之说占主流，但历代对此种主张之某些证据也提出一些反驳意见，如杭世骏即说：“二说未知孰是？窃意《无题》及《袅娜》、《多情》、《春尽》等作实系偓诗，和凝欲嫁名于偓，特以偓诗错杂其间，故令真赝莫辨，亦未可知。致光功业心术，卓然不群，‘如今冷笑’云云，非泛然作鄙夷语也。”（杭世骏《订讹类编》卷四《香奁集》）又如今人高文显在其《韩偓·香奁集辨伪》中力驳主张《香奁集》为韩偓作的三方面证据，云：“（一）叶石林及葛常之的以《无题》诗及《无题诗序》为证明，充其量也不过是证实了《无题》诗是韩偓所作的而已。所以我们姑且承认《无题》诗是韩偓所作的吧；但是以一《无题》诗就可以证明《香奁集》全部是韩偓所作的吗？有心作伪的人，难道不会将韩偓的随便什么诗选了几首风格稍为相近的，拉入以充证据吗？不然凭空捏造了一部书，与被假托者毫无发生关系，怎能够教人家相信呢？这是作伪书的人，应有伪造证据的可能；明眼的人决不致被其所误吧！（二）石林于偓裔孙处所见的诗，是不是韩偓的真迹，还是一个问题。因为据《泉州府志》所说，已经是于庆历中被其孙奕进呈韩氏的著作多种了，那么为什么还有他的真迹遗留着呢？我想石林所看到的总有几分伪而不真。再者假如《袅娜》、《多情》、《春尽》等诗都在卷中，这或者就是石林前所说的有一二首绝相类的吧？但是假如我们姑且承认这几首诗是韩偓所作的吧，那也正是因为诗格稍为相近的缘故，被他人采入以充证据的啊！这种说法如果不通的话，为什么《香奁集》中的诗如《初赴期集》一首、《荔枝》三首、《南浦》、《已凉》等诗，于正集中也都有呢！这显然地可以断定是伪托者采用韩诗的铁证；不然，既于正集中有了，难道于《香奁集》里面又重见，韩偓难道故意要重复吗？伪作者的心理，于此又可以揭穿了。（三）据《北梦琐言》所载的，只不过说和凝少年时好为小词而已，并没有提到他的《香奁集》是词集啊！石林为什么说《香奁集》是词集呢？可见是杜撰的，毫无根据的了。假如他这种说法可以成立的话，我们何尝不可以同样地说和凝所作的《宫词》百首，也是词而不是诗吗？那末这也可以证明《宫词》百首不是和凝所作的了。可是未免太简单而且说不通啊！以上所说的，不过略为申辩而已，可见他们反对的理由很简单，又不近情理；所以我们不敢赞成他们的说法。而且不只我一个人不赞成，辨别伪书的大家明胡应麟于《四部正讹》中，也驳斥得很清楚……观了上面所讨论的，可见《香奁集》无疑地是一部伪书了。”

徐复观《韩偓诗与〈香奁集〉论考》也指出：“《香奁集》到底是否出于韩偓，迄今是文学史中的一个悬案。”他经过考察论析认为：“综上所述，我现在可以先作如下的三点结论：一、韩偓在福建时自编而且手写的诗，只有《唐书·艺文志》著录的‘《韩偓诗》一卷’，但他自己并不曾定下名称。这是今日流行的《韩翰林集》的底子。但今时所流行的《翰林集》里面，则由后人补入了社会上所流传的韩偓的诗，并渗入了非韩偓的作品。二、在上述的韩偓自编集里，收了一部分较为绮丽的诗；但并未另编一集。现行《香奁集》中虽然有他的诗，但《香奁集》的本身，非韩偓自己所曾与知的。三、沈括亲自看到和凝《游艺集序》中自称余有《香奁集》的话，是可信的。但这句话并非一定说明集里所收的诗都是和凝自己的。前面提到和凝的《孝悌》、《疑狱》两集，是由编集而成。……则和凝选集韩偓一部分较为绮丽之诗，再加上自己的一些少作，以成《香奁集》，这从当时选诗的风气看，从和凝个人著作的体例看，从现有《香奁集》的内容（见后）看，是相当合理的。在这种情形下，他无嫁名于韩偓的必要。更不必伪造这样一篇不够水平的序。……不过，和凝因为当时自己的政治地位很高，对于自己少年的风怀诗，不好意思写上自己的名字；而韩偓的诗名，在当时已很大；当《香奁集》渐渐行世以后，他人看到其中有韩偓的诗，便认定此集是全属于韩偓的；和凝及其后人，也不好出来加以否认。至于有人认为是韩熙载的，是因为其中收有韩熙载的诗，或类似韩熙载的诗，而引起的猜测。但自有人伪造出一篇韩偓的自序后，《香奁集》与韩偓便结下了不解之缘；渐至自南宋起，一般人以《香奁集》来代表韩偓的诗，这真是千古的冤案。”除认为《香奁集》为伪书外，徐先生在“《翰林集》中的伪诗”一节中认为《香奁集》外的许多韩偓诗为伪作。认为韩偓“未曾至江南”，“则各本所共有的《江南送别》、《过临淮故里》、《吴郡怀古》、《游江南水陆院》这一类的诗，可断言其非出于韩偓”，“此外《夏课成感怀》中有‘未到潘年有二毛’之句……则此诗是三十二岁以前所作的。但起首两句‘别离终日思忉忉，五湖烟波归梦劳’，这决非籍居万年（长安）人的口气，则这首诗也不是韩偓的。《秋江闲望》诗有‘碧云秋色满吴乡’之句，闽不可以称‘吴乡’。又有‘可怜广武山前语，楚汉虚教作战场’，这是当时江浙一带群雄斗争的形势，所以此诗也不是韩偓的。《南浦》诗有‘应是石城艇子来’之句，与韩偓情况不合，而诗的气体较粗，极似韩熙载。《早起探春》及《闺怨》，杂在韩偓的居闽各诗中，与偓心境不合，故《闺怨》诗虽好，亦有问题。大抵将偓诗分为三卷，其第三卷中除极少数外，我认为多属可疑。若细加搜讨体会，《翰林集》中必尚可辨出与韩偓无关之作。”

上述诸家乃至学术界已有的对《香奁集》以及《翰林集》中某些诗的辨伪，我在整理韩偓集时是给予相当重视的，其中一些成果，我也采纳而适当加以编辑。然而徐先生对于《翰林集》中诗的怀疑辨伪，除了少数其他学者也认同的我予以采纳外，其他的或没有充分证据，或有乖于事实，或理解有误，令人难于信服，故我未予采纳，并在本书中时而加以说明辨析。至于《香奁集》及其《序》之真伪，我觉得以为伪者所提出的证据与论析，尚不足于证明其确实为赝品（其理由历来不少学者已辨析，因篇幅与体例的关系，容我不在这里阐述），而我是认同绝大多数韩偓研究者的肯定意见的。本世纪出版的《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诗文别集》也肯定《香奁集》为韩偓作，谓韩偓“《香奁集》专写男女之情，风格纤巧。对此历来评价不一。旧传本题为五代时和凝作，和凝显贵后，因集中多艳词，托名韩偓者。此说前人已辩其非”。以此我仍将《香奁集》及其《序》，作为韩偓诗文而辑入此书中。

四

历代各种主要书录均对韩偓的诗文多有著录，如宋王尧臣《崇文总目》记：《金銮密记》一卷、《韩偓诗》一卷。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记：韩偓《金銮密记》五卷、《韩偓诗》一卷、《香奁集》一卷。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记：《金銮密记》一卷、《韩偓诗》二卷、《香奁集》一卷。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记：《金銮密记》三卷、《香奁集》二卷、《入内廷后诗集》一卷、《别集》三卷。宋郑樵《通志略·艺文略》记：《韩偓诗》一卷，又《香奁集》一卷、《金銮密记》一卷。至清代，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记：《韩偓诗》二卷、《香奁集》一卷、《韩翰林集》一卷。丁仁《八千卷楼书目》记：《韩内翰别集》一卷、《韩翰林集》四卷、《香奁集》三卷、附录二卷。钱曾《钱遵王述古堂藏书目录》著录：韩偓《翰林诗集》一卷、韩偓《香奁集》三卷。尽管所记书名以及卷数有所异同，但韩偓的主要著作可以归纳为如《新唐书·艺文志》或《郡斋读书志》所著录的《金銮密记》、《韩偓诗》、《香奁集》三种。其中《金銮密记》大约在宋以后即已佚，仅不多的条目为宋司马光《资治通鉴》胡注、曾慥《类说》、明陶宗仪《说郛》等所引用收录。

历代所流行的《韩偓诗》、《香奁集》、《金銮密记》的版本甚多，其各种版本的编集、所收诗文状况、特点与优劣、源流系统、流传存佚情况等等，在先师周祖譔先生的《关于韩偓集的几个问题》和邓小军教授的《韩偓集版本》二文中均有较为详细的叙述。下面我们即借助他们的研究成果，将有关韩集版本状况择要加以介绍。

如祖譔师文分“从一卷本到三卷本”、“现存各本的基本情况”、“与《香奁集》重出问题”三节加以说明介绍；邓教授文所记叙更为具体详尽，他以“韩诗编集及宋代传本”、“今存韩集宋本明清传刻本、抄本及其源流与分系”、“今存韩集其他明清刻本、抄本及其源流与分系”、“韩偓笔记《金銮密记》及散文”四节加以详尽的记述，而且在前三节中又介绍了多种版本的具体状况，其中还具体叙述了“韩集宋本明清传刻及抄本的源流与分系”之详况。祖譔师文对于一卷本到三卷本的韩偓集有如下看法：“《韩偓诗》，《崇文总目》著录为一卷；《新唐书·艺文志》同，并著录《香奁集》一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则作《韩偓诗》二卷、《香奁集》不分卷；郑樵《通志略·艺文志》亦谓《韩偓诗》一卷，又《香奁集》一卷；尤袤《遂初堂书目》著录《韩偓集》未言卷数；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香奁集》二卷、《入内廷诗集》一卷、《别集》三卷。由以上所言情况可以看出，在南宋早期以前，书名都直称《韩偓诗》，多数著录为一卷，《香奁集》也是一卷，或不分卷。只有《郡斋读书志》著录《韩偓诗》为二卷。但这二卷本决不意味着所收韩偓诗较之一卷本有成倍的增加，更大的可能是将原一卷本析为两卷。”又指出：“南宋中叶以后有人把韩偓诗重新编集。这就是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的《别集》三卷。韩偓《别集》三卷本久已失传，但我判断，它是现存各本韩偓诗的祖本。”祖譔师又论述道：“我见到的韩偓集有汲古阁本、《唐音统签》本、《四部丛刊》影印本、台北‘中央图书馆’藏旧抄本一种、《全唐诗》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嘉庆时王氏麟后山房抄本、《关中丛书》所收的吴汝纶评注本。我把这八种本子对勘了一下，得出的结论是诸本同出一源。”

邓教授文（下简称“邓文”）在“韩诗编集及宋代传本”一节中先记叙宋代之前有关韩集编集情况的文献记载，如载录韩偓《玉山樵人香奁集序》后谓：“北宋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七：‘唐韩偓为诗极清丽，有手写诗百篇，在其四世孙奕处。偓天复中避地泉州之南安县，子孙遂家焉。庆历中，余过南安，见奕，出其手集，字极淳劲可爱。后数年，奕诣阙献之，以忠臣之后得司士参军，终于殿中丞。又予在京师见《送光上人》诗，亦墨迹也，与此无异。’南宋叶梦得曰：‘偓在闽所为诗，皆手自写成卷。嘉祐间，裔孙奕出其数卷示人，庞颍公为漕，取奏之，因得官。诗文气骨不甚高。吾家仅有其诗百余篇。世传别本有名《香奁集》者，《唐书·艺文志》亦载。’又曰：‘吾家所藏偓诗，虽不多，然自贬后，皆以甲子历历自记其所在。’”此后又叙录从王尧臣《崇文总目》到《宋史·艺文志》各书录对韩集的著录情况，最后据上述文献得出以下结论：“第一，韩偓入闽后，先将陆续收得之早年绮丽诗作编为《香奁集》。第二，偓晚年又将入仕、入闽诗，手写成集，并作自注，记时地事（叶梦得：‘以甲子历历自记其所在’）。此是偓诗《别集》祖本。《别集》原名为何？《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著录为《别集》，当为省称；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十九著录影写宋刻本‘《翰林集》一卷、《香奁集》一卷’，又云‘此从宋刻本影写，不名《内翰别集》’，则《别集》原名当为《翰林集》，或《韩翰林别集》。第三，北宋陈从易、沈括从偓裔孙韩奕处所见偓手写诗《别集》，为‘百二十篇’、‘百篇’，南宋叶梦得家藏偓诗集，亦为‘百余篇’，当为同一本子。此百篇本，并非偓《别集》全帙，但在宋代为偓《别集》最早传世之本。第四，叶梦得所述‘偓在闽所为诗，皆手自写成卷，嘉祐间，裔孙奕出其数卷示人，庞颍公为漕，取奏之，因得官’，此‘数卷’当指《别集》或《别集》与《香奁集》，非仅指《香奁集》。偓《别集》此‘数卷’本篇数明显多于百篇本。‘数卷’本既出，遂逐渐取代百篇本，成为后来传世偓《别集》之祖本。自宋以后，传世偓《别集》为二百余篇，其祖本即此‘数卷’本。第五，偓《别集》‘数卷’本出于嘉祐年间（1056—1063）；《崇文总目》编成进上于庆历元年（1042），是在‘数卷’本传世之前；《新唐书》成书于嘉祐五年（1060），与‘数卷’本传世大约同时。可知《崇文总目》及《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之‘韩偓诗一卷’，当为百篇本，‘数卷’本则未及著录之。第六，《郡斋读书志》所著录‘韩偓诗二卷’，《直斋书录解题》所著录‘《入内廷后诗集》一卷、《别集》三卷’，显然为偓《别集》‘数卷’本。此表示，嘉祐以后，南宋以前，偓《别集》‘数卷’本即二百余篇本，已取代百篇本传世。《唐音统签·戊签》卷七十五韩偓诗卷首按语云：‘按：偓《集》，《唐艺文志》一卷，《香奁集》一卷。《宋志》又有《入翰林集》一卷，《别集》三卷。偓在闽，所为诗皆手自写成帙。宋嘉祐间，庞颍公为漕，从裔孙奕取奏之，奕因得官。故较《唐志》为多。《入翰林集》不满二十篇，《别集》自出官迄寓闽诗具在，而及第前后诸作亦附焉。若《香奁集》，大概未登第前诗也。’胡氏所言，大体不误，唯未能确切指出《别集》先有百篇本行世，《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为此本，后有‘数卷’本即二百余篇本行世，‘故较《唐志》为多’。”

邓文还研究韩偓集各主要版本之源流与分系情况，今即选其中与本书所用底本、对校本有关的几种主要韩偓集版本的研究结果节录如下：

邓文介绍明末毛氏汲古阁刻《五唐人诗集》本《香奁集》一卷云：“毛刻本《香奁集》诗题编次，起自《幽窗》（五律）、《江楼二首》（七绝），终于《荔枝三首》（七绝）。卷末增补《无题并序》诗四首，《浣溪沙》词二首，《黄蜀葵赋》、《红芭蕉赋》二首。此本是不分体本，当为大体编年本。《香奁集》不分体本当为大体编年本，依据如下：第一，集内多数作品是写爱情，大抵是作者青年时所作。第二，集内此等青年时作品皆编次在前面。第三，集内个别中晚年时作品如《寄远》（自注：“在岐日作”）、《多情》（自注：“庚午年在桃林场作”），编次靠后。毛刻本《香奁集》应为宋本之传刻。”又谓明毛晋编、清初毛氏汲古阁刻《唐人六集》本《韩内翰别集》一卷云：“此本诗题编次，起自《雨后月中玉堂闲坐》（七律），终于《已凉》（七绝）。此本是编年本。《韩翰林诗别集》作为编年本，不是指全集从头到尾依次编年，而是指大体编年，尤其主要作品是依次编年（参下文《全唐诗》本条）。此本众多诗篇皆有题下或句下小字自注，以记时地事。卷后附录《补遗》，增补《寄禅师》、《日高》、《夕阳》、《旧馆》、《中春忆赠》五首。书末附毛晋跋语：‘余梓《香奁》已十余年矣。兹吴匏庵丛书堂抄《别集》，皆天复元年辛酉入内庭后诗也。……第乙卯、丙辰未入翰苑，不知何人混入，惜未得庆历间温陵所刻致光手书诗帖一订正耳。’毛刻本《韩内翰别集》应为宋本之传刻。”又介绍南洲草堂徐氏藏宋刻本《香奁集》一卷云：“此本今藏北京大学图书馆。据国家图书馆藏毛刻本《香奁集》傅增湘手写跋所述，南洲草堂徐氏藏宋刻本《香奁集》有屈大均题识，后为粤东伦氏收藏。傅增湘以毛刻本对校，校记书于毛刻本《香奁集》，校记内容包括徐藏宋刻本《香奁集》诗题次第、序数、异文等，书末录屈大均题识，并自作题跋于后。……据傅增湘校记，徐藏宋刻本《香奁集》诗题编次，起自‘四言古’《春昼》（傅氏校记：次第“一”），终于‘七言绝’《屐子》（傅氏校记：次第“七十九”）。无《浣溪沙》词二首，《黄蜀葵赋》、《红芭蕉赋》二首。此本是分体本。”又记《四部丛刊》影印上海涵芬楼藏旧抄本《玉山樵人集》一卷、附《玉山樵人香奁集》一卷，云：“商务印书馆1926年影印出版。上海书店1989年重印。卷首牌记：‘上海涵芬楼影印旧抄本。原书高营造尺五寸九分，宽三寸八分。’……《四部丛刊初编书录》云：‘此本不分卷，每体自为起讫。’《玉山樵人集》按五言古、七言古、五律、五言排律、七言律、七言排律、五言绝、七言绝分体编次。此本无题下句下小字自注。《玉山樵人香奁集》按四言古、五言古、七言古、长短句、五言律、七言律、六言律、五言排律、七言排律、五言绝句、七言绝句分体编次。《四部丛刊》影旧抄本《玉山樵人香奁集》诗题编次，起自四言古《春昼》，终于七言绝《屐子》。无《浣溪沙》词二首，《黄蜀葵赋》、《红芭蕉赋》二首。此本亦是分体本。”又记清康熙彭定求等编《全唐诗》本韩偓诗云：“《全唐诗》卷六百八十至卷六百八十三，为韩偓诗。中华书局排印本，1979年。《全唐诗》韩偓小传云：‘《翰林集》一卷，《香奁集》三卷，今合编四卷。’实则其前三卷为《翰林集》，后一卷为《香奁集》。……《全唐诗》分卷本《翰林集》诗题编次，基本同于毛刻本不分卷《韩内翰别集》。仅卷三后面少数诗题编次有所不同。今以《全唐诗》本为例，说明韩偓《翰林集》编年情况。卷一，自卷首《雨后月中玉堂闲坐》，至《恩赐樱桃分寄朝士》，为光化三年（900）充翰林学士‘入内廷后诗’。自《恩赐樱桃分寄朝士》之次题《出官经硖石县》，至卷末《赠吴颠尊师》，为自天复三年（903）贬濮州司马、天祐元年（904）弃官南下湖南、乙丑天祐二年至丙寅天祐三年经江西抵福州诗。卷二，自卷首丁卯年（907）《感事三十四韵》，至癸酉年（913）《南安寓止》，直至《春尽》（有“地迥难招自古魂”句），此卷多数作品为流寓闽中历年诗。其中《初赴期集》一首则为中年诗。接近卷末之《江行》至卷末《赠湖南李思齐处士》，则多为弃官南下湖南诗，其中并杂有几首早年诗。但此仅是个别错简。卷三，起自《乱后却至近甸有感》，终于《御制春游长句》。此卷编次较乱。包括中年为官时诗、弃官经湖南江西诗、青年时期诗等。前二卷编次最依年次，作品亦最重要，当是作者晚年首先编定者。卷三作品编次较乱，作品亦较次要，当是作者或其后人所补编。《全唐诗》本《翰林集》自注同于毛刻本《韩内翰别集》。《全唐诗》本《香奁集》诗目编次，起自《幽窗》，终于《春恨》，是不分体本。增补《秋千》等三首及断句一联。基本上同于毛刻本《香奁集》。”又介绍清抄本《翰林集》一卷、《翰林香奁集》一卷，陈揆校本云：“国家图书馆藏……此本编次基本同于毛刻本《韩内翰别集》。《翰林香奁集》……此本诗题编次基本同于毛刻本《香奁集》。”又记叙清康熙二十三年刻明末胡震亨编《唐音统签》本韩偓诗四卷、《香奁集》二卷云：“《唐音统签》卷七百九至七百十四，《戊签·七十五·韩偓诗》之一至之四为《别集》，《戊签·七十五·韩偓诗》之五至之六为《香奁集》。韩偓诗即《入翰林集》、《别集》，编次为：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言律诗、五言排律、七言律诗、六言排律、五言绝句。《香奁集》编次为：四言古诗、五言古诗、七言古诗、长短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五言排律、七言排律、六言排律、五言绝句、七言绝句。此本是分体本。胡震亨《唐音戊签》韩集卷首按语云：‘按：偓《集》，《唐艺文志》一卷，《香奁集》一卷。《宋志》又有《入翰林集》一卷，《别集》三卷。偓在闽，所为诗皆手自写成帙。宋嘉祐间，庞颍公为漕，从裔孙奕取奏之，奕因得官。故较《唐志》为多。《入翰林集》不满二十篇，《别集》自出官迄寓闽诗具在，而及第前后诸作亦附焉。若《香奁集》，大概未登第前诗也。兹汇《翰林集》、《别集》，编年为四卷，《香奁集》合《别集》中一二艳词为二卷，附末。而略谱其年于左，俾读者晰其出处之概云。’可见胡震亨《唐音戊签》本《别集》所据底本为编年本，而改编为分体本。又，胡震亨所谓‘兹汇《翰林集》、《别集》，编年为四卷’，是指两集分体后各体内大体按年编次，并不是指两集不分体按年编次。……《唐音戊签》所据《香奁集》原本未必是分体本。……《香奁集》之分体本《四部丛刊》影旧抄本、明姜道生刻本、《唐音戊签》本，三本编次各不尽相同，此说明《香奁集》本来并无分体本，各分体本是各自改编原本而成。《唐音戊签》本韩集虽打破编年，但仍保存原本自注。”

邓文总结韩集宋本明清传刻及抄本的源流与分系有以下九点结论：“第一，毛刻本《韩内翰别集》、《香奁集》，与铁琴铜剑楼藏影写宋刻本《翰林集》、《香奁集》版本相同，毛刻本底本应为宋本。……毛氏牌记所记‘汲古阁毛晋据宋本考较’，当是指以宋本为底本，参校他本。第二，铁琴铜剑楼藏影写宋刻本《翰林集》、《香奁集》，毛刻本《韩内翰别集》、《香奁集》，皆为编年本。……铁琴铜剑楼藏影写宋刻本《翰林集》与毛刻本《韩内翰别集》属同一版本系统，编年、自注情况当亦相同。第三，《四部丛刊》影印上海涵芬楼藏旧抄本《玉山樵人香奁集》与南洲草堂徐氏藏宋刻本《香奁集》版本相同，《四部丛刊》影旧抄本《玉山樵人集》、《玉山樵人香奁集》之底本当为宋本。……第四，《四部丛刊》影旧抄本《玉山樵人集》、《玉山樵人香奁集》，南洲草堂徐氏藏宋刻本《香奁集》，皆为分体本。《四部丛刊》影旧抄本《玉山樵人集》、《玉山樵人香奁集》之特点，一是分体，不编年；二是无有记时地事之自注。第五，由上所述可知，自宋代起，韩偓诗《别集》、《香奁集》传世本，可分为两个系统。一为编年本系统，一为分体本系统。第六，韩集先有编年本，后有分体本。编年本接近韩集原貌，分体本系打破原本编年，删去原本自注，改编而成，已非韩集原貌。……第七，韩集宋代分体本出现之原因，当是由于宋代书商受当时分体编诗风气之影响，为适应读者需求，遂将韩偓诗《别集》、《香奁集》改编为分体本，并将《别集》改名为《玉山樵人集》（无论韩偓或宋人文献，绝无韩偓诗《别集》又名《玉山樵人集》之记载）。第八，韩集分体本删去原本自注，打破原本编年，故其文献价值与学术价值远不及编年本。第九，今存韩集宋本明清传刻及抄本，以毛刻本《韩内翰别集》、《香奁集》为最有价值。”

五

现存的韩偓诗集、《香奁集》尚有多种版本，今人也有《韩偓诗集笺注》和《韩偓诗注》等。然而至今尚未有一部尽可能完整地辑集现存韩偓所有诗文的《韩偓集》，这未免令人遗憾，更不要说对这样的一部《韩偓集》进行尽可能审慎详尽的校勘、注释、系年，以及汇集历代相关的韩偓生平事迹记述、诗文评论等等研究资料的著作了。这一缺失的遗憾，也是我决心撰著这一部《韩偓集系年校注》的主要原因之一。

下面即对这部集子的主要内容和主要整理研究工作进行具体说明。

这部集子共有八卷，前五卷为诗，第六卷至第八卷为文；书后附有两个附录。

具体来说，前四卷乃依据现存韩偓诗最为完整，保留韩诗最早编排次序与诗题下、诗中原有小注的《全唐诗》韩偓卷为底本加以校勘收录。所依据的《全唐诗》本，为中华书局1960年根据扬州书局刻本校点出版者。这一底本前三卷为《香奁集》外的韩偓诗，第四卷为《香奁集》。此集第五卷乃将《全唐诗》韩偓卷之末所收的断句、句联移入，又收入原收于《全唐诗》卷八九一“词三”的两首韩偓的《浣溪沙》，并从有关典籍辑录《全唐诗》未收的《松洋洞》以及新拟的题为《即席送李义山丈》诗的韩偓诗残句。此外尚有两个附录：附录一为据今人陈香《晚唐诗人韩偓》一书摘引焦琴《蕉阴诗话》所记的六首韩偓诗（据说是韩偓晚年在闽所作而未见其他典籍收录）。这六首诗为：《啅雀》、《记梦》、《有怀旧事》、《欲寄》、《坐待邻翁返》、《良辰》。附录二则为原收于《全唐诗》韩偓卷的《大庆堂赐宴元珰而有诗呈吴越王》、《又和》、《再和》、《重和》、《大酺乐》、《思归乐》、《御制春游长句》、《长信宫二首》等九首已经甄辨的非韩偓诗。另有题为《杂明》的断句，原作为韩偓诗断句收录于《全唐诗补编》中，今重检有关典籍，辨为非韩偓诗句。又有《刺桐》诗，宋《舆地纪胜》记为韩偓诗，今人亦有认为韩偓所作者，今录而加以辨伪。附录一中六首诗，因未见到《蕉阴诗话》原书，不知其所依据，故未能加以辨别真伪；附录二中诗，虽已辨伪，然为了保留底本原貌及有关典籍信息，则一并以附录形式收录。

《韩偓集系年校注》卷六所收为韩偓文，除《裴郡君祭文》（文佚）不见于《全唐文》卷八二九韩偓文外，其他《红芭蕉赋》、《黄蜀葵赋》、《谏夺制还位疏》、《论宦官不必尽诛》、《御试缴状》、《香奁集序》、《手简十一帖》诸文均见于《全唐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缩印版）。此次整理，除《香奁集序》一文因《全唐文》本文不全而改据吴汝纶评注本《韩翰林集》外，其他均据《全唐文》本录入。是集卷七为《金銮密记》辑佚，从各种典籍中辑得十八则。此外于附录一中收有未能确定是否为《金銮密记》文的四则以为《备考》；附录二中则录有辨误五则。是集第八卷为《韩偓对话录》十八则。此卷《韩偓对话录》，乃从五代与宋代若干记载韩偓之奏对与应答言辞的史籍文献中选择移录，今拟其名为《韩偓对话录》。其中所载韩偓对话言语，有些应是史家根据具有实录性质之文献典籍摘抄而得，有些可能是各文献典籍作者根据有关韩偓之记载，而以自己之言语表述者。这些韩偓之语录，虽非严格意义上之韩偓文，然不妨作为准韩偓文对待，虽未必具有文章学意义上之文的重要价值，但却是研究韩偓与唐末史的宝贵文献资料，故特选择某些较为可靠之记载作为准韩偓之文，以供研究之用。

今存韩偓集版本较多，各种版本所收韩偓诗虽在分卷、排列次序以及所收诗歌数量上不尽相同，但从分类上说大致可分为大体编年和分诗体编排两类。大体编年者如明毛晋编、清初毛氏汲古阁刻《唐人六集》本《韩内翰别集》一卷（下简称“汲古阁本”），明末毛氏汲古阁刻《五唐人诗集》本《香奁集》一卷（下简称“汲古阁《香奁集》本”），《全唐诗》韩偓卷（下简称“《全唐诗》本”）等等。分诗体者如《四部丛刊》影印上海涵芬楼藏旧钞本《玉山樵人集》一卷（下简称“玉山樵人本”）、附《玉山樵人香奁集》一卷，清康熙二十三年刻明末胡震亨编《唐音统签》本韩偓诗四卷（下简称“统签本”）、《香奁集》二卷等等。此次校勘韩偓诗集，即以《全唐诗》韩偓卷为底本，用以下诸本为对校本：玉山樵人本、统签本、汲古阁本、台北“中央图书馆”所藏旧钞本《韩翰林诗集》（后附《香奁集》，下简称“韩集旧钞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屈大均手钞本《香奁集》（下简称“屈钞本”）、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清嘉庆十五年王遐春麟后山房刻本《翰林集》（下简称“麟后山房刻本”）、关中丛书本清吴汝纶《吴评韩翰林集》（下简称“吴评本”）、民国三年扫叶山房石印震钧《香奁集发微》所用之《香奁集》本（下简称“石印本”，此本所用《香奁集》底本为毛氏汲古阁《香奁集》本）。此外，王安石《唐百家诗选》、明嘉靖刻本洪迈《万首唐人绝句》亦选有韩偓诗，今亦取以校勘。部分韩偓诗亦参校以唐韦縠《才调集》、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宋计有功《唐诗纪事》、金元好问《唐诗鼓吹》、元杨维桢《复古诗集》、明宋绪《元诗体要》、明曹学佺《石仓历代诗选》、清汪灏《佩文斋广群芳谱》等等诸典籍。韩偓文《手简十一帖》则以《四库全书》本明汪砢玉《珊瑚网》、清卞永玉《式古堂汇考·书画汇考》、清倪涛《六艺之一录》以及吴评本所录对校；《黄蜀葵赋》、《红芭蕉赋》以韩集旧钞本、吴评本、石印本以及清陈元龙《历代赋汇》对校；《香奁集序》则校以韩集旧钞本、玉山樵人本、统签本、石印本。无论诗、文之校勘，凡是文字不同者一般均出校，然异文可通者一般不作是非判断，以留待读者自己断定，以免卤莽灭裂之虞；凡是有所判断或改动底本之处，一般均在校记中加以说明改动之依据或理由。

本书对韩偓之诗文，不强求系年，然凡是可以确定或可大致推定其创作年代者均加以系年，并说明系年之根据；所系年有与他人所系不同者，则简要说明他人系年之非与新系年之根据或理由，务求审慎与准确。凡可系年者，均在每篇诗或文之注释1中加以系年。在诗文注释上，特别是诗歌之注释，考虑到更方便于一般读者，语词尽可能详以出注。注释力求精确，对于原无特别寓意与事典之语词，一般不追求其辞源，更注意以唐人甚或宋以后作者之用例为义例。如此或可更清晰地见到韩偓诗语之因袭借鉴与影响。对于他人注释之误，本书不一一指正，然时而择其尤误者加以辨析解释。

本书设有“集评”一目，既汇集前人对某诗、文之解读评论，又加“按”语说明本人之解读评析见解，间或对于前人之解读评论之误加以辨析说明。

为了研究者与读者的需要与方便，本书还根据自己研究所得，参考学界已有的成果，特地编撰了两种附录资料，即《韩偓生平诗文系年简谱》和《韩偓研究资料选编》。后一种包括（一）生平传记资料，（二）历代著录，（三）历代序、跋、提要，（四）历代赠酬题咏诗文，（五）历代评述，（六）集句拟仿与影响，（七）近现代评述与年谱资料选等七部分。最后以“主要引用书目”殿本书之后。

行文至此，有必要再说明本书为何选择《全唐诗》韩偓卷为工作底本。据邓文研究，“今存韩集宋本明清传刻及抄本，以毛刻本《韩内翰别集》、《香奁集》为最有价值”。那么我们为何不用毛刻汲古阁本而用《全唐诗》本为工作底本呢？原因在于经过我细致地比较这两个版本，我认为《全唐诗》本较汲古阁本更适宜取为工作底本。上述祖譔师文经过考察认为：“汲古阁本、《唐音统签》本……《全唐诗》本……诸本同出一源。”邓文亦认为：“诸编年本有一共同祖本，本来为同一系统。”又指出：“《全唐诗》本编次基本同于毛刻本《韩内翰别集》，但不尽相同，自注同于毛刻本”，《全唐诗》本所收韩偓诗“较毛刻本多出几首。有底本原有者，有新辑录者”，“《全唐诗》本内容及编次基本同于毛刻本《韩内翰别集》，少数诗题编次则有所不同，并较毛刻本多出几首。此表明，《全唐诗》本与毛刻本虽为同一版本系统，但版本不尽相同。换言之，《全唐诗》韩集不是出自毛刻本”。因此邓文经过考察后认为“今存韩集其他明清传刻本及抄本，即其底本不能确定为宋本者，以《全唐诗》本为最有价值”。据上述二文研究可知，韩偓诗汲古阁本和《全唐诗》本乃现存韩偓集最有价值的两种版本，而《全唐诗》本在收诗数量上较汲古阁本为全，汲古阁本有所缺漏。

除上述之外，经我细致比较这两个版本韩偓诗，我发现《全唐诗》本尚有优于汲古阁本之处。其一，毛刻本有些诗的编排次序明显与诸本不同（其中也包含几首香奁诗），也明显有误，诚如祖譔师所云“恐怕是杂乱无章地插在原一卷本之后。这就显得更杂乱无章”了。其二，毛刻本与《全唐诗》本在文字上可以说基本相同，但两种版本在文字上也时有不同。我比较相异处，觉得《全唐诗》本似更符合原意，相较而言汲古阁本较多错讹。此类情况不少，如《全唐诗》本《净兴寺杜鹃一枝繁艳无比》诗中“自蒂连梢簇蒨罗”句中“蒨”字，汲古阁本作“舊”，下校：“一作蒨。”今按，作“蒨”是。汲古阁本作“舊”，恐因“蒨”而形误。又《全唐诗》本《荔枝三首》之三“结成冰入蒨罗囊”句中“蒨”、“囊”字，汲古阁本作“舊”、“裳”字。今按，作“舊”作“裳”均非是。又《赠僧》诗“三接旧承前席遇”句中“遇”字，汲古阁本作“過”，亦非，乃“遇”字之形误。又《雨村》诗：“雁行斜拂雨村楼，帘下三重幕一钩。倚柱不知身半湿，黄昏独自未回头。”此诗“帘下三重”之“重”字，嘉靖洪迈本、汲古阁本均作“更”，而《全唐诗》、吴评本均作“重”，并均校：“一作更。”今按，诸本多作“三重”，且诗有“黄昏”句，则作“三更”实误。又《全唐诗》本《驿步》诗“物近刘舆招垢腻”之“刘舆”，尽管玉山樵人本、韩集旧钞本、统签本、汲古阁本、麟后山房刻本均作“刘璵”，但据《晋书》卷六十二《刘琨传》附《刘舆传》，刘舆之“舆”不作“璵”，作“刘璵”误。其三，《全唐诗》本之校勘明显较汲古阁本为多。如《全唐诗》本《净兴寺杜鹃一枝繁艳无比》诗“自地连梢簇蒨罗”句之“地”，统签本、《全唐诗》、吴评本均校“一作蒂”，而汲古阁本缺校。此处作“蒂”为是，今即据统签本等校改。又《翠碧鸟》诗“天长水远网罗稀”句之“远”字，《全唐诗》、吴评本均校“一作阔”，“保得重重翠碧衣”句之“碧”字，统签本、《全唐诗》、吴评本均校“一作羽”，而汲古阁本则均缺校。又《乙丑岁九月在萧滩镇驻泊两月忽得商马杨迢员外书贺余复除戎曹依旧承旨还缄后因书四十字》诗题中“商马”二字，《全唐诗》、吴评本均于“商马”后校“一本无此二字”，而汲古阁本亦缺校语。又如《登南神光寺塔院》诗、《中秋寄杨学士》诗，《全唐诗》本在两诗题下分别有“一本题作登南台僧寺”、“一作中秋永夕奉寄杨学士兄弟”校语，而汲古阁本两诗题下均无校语。就算从极少差别的题下原小注来说，虽然《全唐诗》本在《欲明》诗题下缺少汲古阁本“在醴陵”的一处小注，但汲古阁本则有两处小注缺失，即《全唐诗》本《秋雨内宴》诗题下“乙卯年作”小注及《寒食日沙县雨中看蔷薇》诗题下“己巳”小注。

根据上述比较，尽管毛刻本不失为校勘的较好底本之一，但综合比较起来，采用《全唐诗》韩偓卷为工作底本似更为适宜。

六

回首此书撰著缘起与过程，尚有值得缅思者。约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我因参加编撰《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唐才子传校笺·韩偓传笺》和稍后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的关系，对韩偓生平及其诗文有所研究，后来也写出几篇文章发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业师周祖譔教授因研究生教学的需要，也曾对韩偓的生平仕历和《韩偓集》的版本问题有所研究，并写出两篇文章发表。是时，时任中华书局总编辑的傅璇琮先生遂邀约周先生校注《韩偓集》，将来交中华书局出版。此后，周先生亦曾留心于《韩偓集》版本收集，并有在鼓浪屿召开小型韩偓研究学术会议的计划。1994年夏，我赴西安参加由西北大学主办的唐代文学国际学术会议的筹备会议，先生遂托我将此举办韩偓研究会议计划告知有关学者，并预为邀约。没料到的是不久后由于先生年事渐高、退休与兴趣转移，校注《韩偓集》和召开会议的事遂均未能付诸实行。延至约2005年左右，周先生已年八十。一日，我趋周先生府上看望他和师母，先生遂将他收集的统签本、汲古阁本《韩内翰别集》和托台湾大学阮廷瑜教授复印的旧钞本《韩翰林诗集》、吴汝纶评注的《韩翰林集》以及高文显著的《韩偓》一书等交付给我。其时，我心中不禁有酸楚之感。先生虽未多言嘱托事，然而我明白其中薪火相传的意蕴。因忙于教学和其他研究工作，校注《韩偓集》的事一直到我也已经退休三年，再返聘继续指导博士研究生的2008年底才着手进行。现在《韩偓集系年校注》已完稿了，遗憾的是周先生已于大前年忽归道山，未能目睹。

此书撰著中，两家素与我保持友好关系的著名出版社闻知，热诚邀约将书稿交付他们出版，有的甚至多次表示愿以高稿酬精装出版此书。他们的热诚邀约与期盼，确实令我动容感激。然而为了践行傅璇琮先生二十年前的邀约和实现先师的意愿，考虑再三，还是决定将此书稿交付中华书局出版。后来，傅璇琮先生得知我已完成《韩偓集系年校注》，并交中华书局出版，十分欣慰。行文至此，也谨向上述两家出版社致以诚挚的歉意与谢忱。

同样应该感谢的是，在《韩偓集》版本、研究资料的收集过程中，我的学生刘万川、亢巧霞、高玮、林宜青、李芊、曾晓云、陈瑶等博士均给以热情帮助；王鹭鹏君还费心为字库中缺少的字造字，史遇春君则帮我打出一篇附录中的文章。特别令我感动的是陈瑶博士为了帮我抄录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屈大均手抄本《香奁集》，不辞劳苦繁琐地于盛夏三赴北大图书馆抄录、校对，有次竟是在她生病发高烧中。此外，在此书校对修改中，责任编辑李天飞先生对书稿的进一步完善，也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具体意见，让我深切感受到他作为责任编辑的精益求精的学术责任心。这种学术上的斟酌切磋之乐，是颇让人受益愉悦，令人怀想的。

附言：此文原为《韩偓集系年校注·前言》，今据其内容改为今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