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偓贬谪途中的遭遇与心态
唐末著名诗人韩偓之贬,又与宋之问、韩愈、李德裕的情况不同。上述三人的贬谪乃均因故获罪于朝,为当朝皇帝所贬,而韩偓则是公忠正直,为唐昭宗所倚重,无奈时值宦官强藩把持朝政,韩偓为他们所嫉恨,被挤出朝外,贬斥远方。关于他在朝为昭宗所器重与被挤事,《新唐书》卷一八三《韩偓传》、《资治通鉴》卷二六二、卷二六三所载甚多,其中本传略云:“帝反正,励精政事,偓处可机密,率与帝意合,欲相者三四,让不敢当。苏检复引同辅政,遂固辞。初,偓侍宴,与京兆郑元规、威远使陈班并席,辞曰:‘学士不与外班接。’主席者固请,乃坐。既元规、班至,终绝席。全忠、胤临陛宣事,坐者皆去席,偓不动,曰:‘侍宴无辄立,二公将以我为知礼。’全忠怒偓薄己,悻然出。有谮偓喜侵侮有位,胤亦与偓贰。会逐王溥、陆扆,帝以王赞、赵崇为相,胤执赞、崇非宰相器,帝不得已而罢。赞、崇皆偓所荐为宰相者。全忠见帝,斥偓罪,帝数顾胤,胤不为解。全忠至中书,欲召偓杀之。郑元规曰:‘偓位侍郎学士承旨,公无遽。’全忠乃止,贬濮州司马。帝执其手流涕曰:‘我左右无人矣。’再贬荣懿尉,徙邓州司马。天祐二年,复召为学士,还故官。偓不敢入朝,挈其族南依王审知而卒。”据此可知韩偓之贬乃非昭宗之意,却是受到把持朝政的军阀朱全忠以及宰相崔胤等人的嫉恨而致。而且贬斥韩偓也没有什么称得上罪过的理由,而只是朱全忠等人忌恨韩偓之公忠正直而已。在这种情势下而遭贬的韩偓,他的心态乃至于生活,当然与一般的贬者有相同之处,但也会有所不同。
那么贬中的韩偓如何呢?韩偓先贬濮州,再贬荣懿,复徙邓州。韩偓虽在短时间内连贬三地,但他未必通抵三州。此事岑仲勉《唐集质疑·韩偓南依记》谓:“偓自濮州再贬荣懿,荣懿属江南道溱州,又徙山南道邓州,是否通履三任,无可确考。偓在湖南赋《早玩雪梅有怀亲属》诗,又《家书后批二十八字》诗注,‘在醴陵时闻家在登州’,偓原籍京兆万年,则似家属随至濮州,故得东徙海岸。唐末朝命不行,且偓之贬,出于权奸排挤,为保身计,意偓以溯江之便,遂转入湖南,未尝至荣懿也。”确如岑先生所论,韩偓之贬不像宋之问、韩愈等人一样严格地遵照朝廷意旨前往贬地,而于唐末混乱,朝廷对地方约束力大为减弱时,得以较不受控制地行动,甚至不依朝命而弃官隐避。因此在往濮州后,遂置徙荣懿等地于不理,而避往湖南醴陵。此后又入江西,经抚州、南城而往福州。不久又至沙县、邵武,旋回沙县。开平四年(910)后即寓止于闽南安县至卒。其间曾有朝命征还拜官,然诗人避祸不入朝,隐避闽南而终。
我们再来考察韩偓遭贬南依过程中的心态旅程。
韩偓贬中今可见的最早诗作即《出官经硖石县》诗,诗乃作于天复三年二月二十二日,时乃其初贬濮州司马的第十二天。是诗中谓:“谪官过东畿,所抵州名濮。故里欲清明,临风堪恸哭。”韩偓临清明而兴恸哭之悲者何?诗人乃京兆万年人,则其故里实即京都长安。清明节乃上坟祭扫之时,则诗人所悲者固有远离宗庙先茔,思念故土之哀,然而亦同时含有离开朝廷京都,为人所排挤之愤慨哀痛。而且诗人之思念朝廷,实包含有他对唐昭宗的忠恳之情,他的哀恸也必然含有他对权奸把持的风雨飘摇的朝廷的痛心与担忧。此诗中又有“逆旅讶簪裾,野老悲陵谷”句,在上句下又有自注:“南路以久无儒服经过,皆相聚悲喜。”诗人经硖石县时,因此地久无朝官经过,所以当地百姓皆惊讶而兴悲喜之情。百姓之讶与喜,均因见到久违的朝官之故,而这对于诗人来说则反衬出贬经此地的不幸与悲哀。而野老的悲陵谷,也包含着诗人对人事沧桑,世道陵替,国运暗淡的忧伤与悲慨。“尚得佐方州,信是皇恩沐”,诗末的这两句,反映了遭贬中的诗人,对唐昭宗依然怀着忠恳感念之心,因为他的遭贬完全是为权奸所忌之故,而倚重于他的唐昭宗却处于被挟制的可怜地位,爱莫能助。这一种情感恐是一般遭贬斥者所难有的,这也是韩偓与一般贬者心态的一个不同之处。
诗人受权奸所挤的悲愤,与对故园昭宗的依恋忠恳之情,以及对朝廷国事的关注,一直是他贬中怀有的。他贬中所作的《寄湖南从事》中的“去国正悲同旅雁,隔江何忍更啼莺。莲花幕下风流客,试与温存谴逐情”,《病中初闻复官二首》之一的“烧玉谩劳曾历试,铄金宁为欠周防。也知恩泽招谗口,还痛神祇误直肠”,作于湖南《避地》中的“偷生亦似符天意,未死深疑负国恩。白面儿郎犹巧宦,不知谁与正乾坤”,《息兵》中的“渐觉人心望息兵,老儒希觊见澄清”,《秋郊闲望有感》中的“心为感恩长惨戚,鬓缘经乱早苍浪。可怜广武山前语,楚汉宁(一作虚)教作战场”等诗句,均可见到诗人的这些情感与心态。唐昭宗被弑,朱全忠篡夺政权灭唐后,韩偓的《故都》之咏,更将自己对故国唐皇的依恋哀吊之情,对权奸的篡权误国之恨,抒发得淋漓尽致:
故都遥想草萋萋,上帝深疑亦自迷。塞雁已侵池籞宿,宫鸦犹恋女墙啼。天涯烈士空垂涕,地下强魂必噬脐。掩鼻计成终不觉,冯无路敩鸣鸡。
韩偓此时不仅有对“白面儿郎犹巧宦”的鄙夷,对“掩鼻计成”者的痛恨,同时还深怀忧国之情,并进而感慨报国无门,自责有“负国恩”。这种心态是身处乱世,遭逢国亡的韩偓不同于一般贬者的又一个特色。这一特色显然是由当时的时势,韩偓的忠耿以及受到唐昭宗的倚重恩遇所决定的。而其中虽遭贬谪,然而心怀感恩报国之情是关键。这种心态于贬者中殊不多见,然而于韩偓则是很必然,可以理解的。古人有“士为知己者死”的观念,韩偓于此颇能信守,更何况他确曾得到唐昭宗非同一般的宠任。我们看韩偓的诗歌以及有关史实,即可深信他的这一他人难以比拟的恩遇。韩偓有《六月十七日召对自辰及申方归本院》诗:
清暑帘开散异香,恩深咫尺对龙章。花应洞里寻常(一作常时)发,日向壶中特地长。坐久忽疑(一作惊)槎犯斗,归来兼恐海生桑。如今冷笑东方朔,唯用诙谐侍汉皇。
读这首诗我们可感受到韩偓所受的恩宠及其感戴之情,不过诗意宛转,隐去具体情事,故难知其详,尚有碍于对其恩遇的具体把握。有幸的是《资治通鉴》卷二六二的一段记载,直揭出韩偓此诗的背景:
(天复元年六月)丁卯,上独召偓,问曰:“敕使中为恶者如林,何以处之?”对曰:“东内之变,敕使谁非同恶!处之当在正旦,今已失其时矣。”上曰:“当是时,卿何不为崔胤言之?”对曰:“臣见陛下诏书云:‘自刘季述等四家之外,其余一无所问。’夫人生所重,莫大于信,既下此诏,则守之宜坚;若复戮一人,则人人惧死矣。然后来所去者已为不少,此其所以忷忷不安也。陛下不若择其尤无良者数人,明示其罪,置之于法,然后抚谕其余曰:‘吾恐尔曹谓吾心有所贮,自今可无疑矣。’乃择其忠厚者使为之长。其徒有善则奖之,有罪则惩之,咸自安矣。今此曹在公私者以万数,岂可尽诛邪!夫帝王之道,当以重厚镇之,公正御之,至于琐细机巧,此机生则彼机应矣,终不能成大功,所谓理丝而棼之者也。况今朝廷之权,散在四方,苟能先收此权,则事无不可为者矣。”上深以为然,曰:“此事终以属卿。”
天复元年六月丁卯即六月十七日,韩偓此时任翰林学士,其诗所谓的“恩深咫尺对龙章”等事,即上引《资治通鉴》所载者。昭宗独召韩偓,而偓之言深中肯綮,洵为心腹之言;昭宗则言听计从,“此事终以属卿”之言,可见诗人为昭宗所倚重。这一君臣间的不可多得的关系,诗人在昭宗被弑后,天祐四年流寓在外时仍作《感事三十四韵》加以深情的回忆,寄寓其思念悲吊之情,中有云:
皇慈容散拙,公议逼陶甄。江总参文会,陈暄侍狎筵。腐儒亲帝座,太史认星躔。侧弁聆神算,濡毫俟密宣。宫司持玉研,书省擘香笺。唯理心无党,怜才膝屡前。焦劳皆实录,宵旰岂虚传。始议新尧历,将期整舜弦。(上自出东内幽辱,励心庶政,延接丞相之暇,日与直学士询以理道,将致升平。)去梯言必尽,仄席意弥坚。
他对唐昭宗的称颂深情如此,以至于此诗叙及“中原成劫火,东南遂桑田”,帝死国亡后,诗人不禁深以自惭自责,无限感伤:“溅血惭嵇绍,迟行笑禇渊。四夷同效顺,一命敢虚捐”,“郁郁空狂叫,微微几病癫。丹梯倚寥廓,终去问青天”。
由于心存感皇恩思报国之情,在唐昭宗尚未被从长安劫持到洛阳及为朱全忠杀害前,韩偓于贬中目睹国事蜩螗,焦虑不安,亦存再重返朝廷、为国治乱之意。当他于晚凉闲步江畔,看到“风转滞帆狂得势,潮来渚水寂无声”的景象时,不禁联想起一塌糊涂的国事,深沉地吟出“谁将覆辙询长策,愿把棼丝属老成。安石本怀经济意,何妨一起为苍生”。尽管他憎恨朱全忠、李茂贞、崔胤等人的把持朝政,祸乱国家,但为了苍生社稷,他还是有意如南朝谢安似的东山再起,为国理乱。不过这一种意愿恐怕只是一时忠耿之情的激发而已,他更多的还是理智地认识到颓运不可挽回,朝中已难有他立足效力之地,他实在不愿意侧身于权奸强藩的忌恨排挤之中,因此他身处于进与退的心理矛盾之中,而以退避隐遁为主导情感。以此这一时期及其后,他实际上已走上弃官远避的道路,并时有抒发息机退隐情志的诗歌:“息虑狎群鸥,行藏合自由。……道向危时见,官因乱世休。外人相待浅,独说济川舟。”“道方时险拟如何,谪去甘心隐薜萝。……处困不忙仍不怨,醉来唯是欲傞傞。”“借得茅斋岳麓西,拟将身世老锄犁。清晨向市烟含郭,寒夜归村月照溪。炉为窗明僧偶坐,松因雪折鸟惊啼。灵椿朝菌由来事,却笑庄生始欲齐。”“忍苦可能遭鬼笑,息机应免致鸥猜。岳僧互乞新诗去,酒保频征旧债来。唯有狂吟与沉饮,时时犹自触灵台。”“宦途弃掷须甘分,回避红尘是所长。”在这种心态下,他在袁州赞颂隐遁弃世的道者:“齿如冰雪发如黳,几百年来醉似泥。不共世人争得失,卧床前有上天梯。”甚至因此宽慰自己遭贬谪的不平:“桥下浅深水,竹间红白花。酒仙同避世,何用厌长沙。”自称避世酒仙而不以长久寓居贬地为厌,可见此时诗人避世求隐之心。韩偓本是一位“内预秘谋,外争国是,屡触逆臣之锋,死生患难,百折不渝”的忠直之士,如今却只能避世求隐,不以久贬为厌,乱世权奸谗害忠良志士,致使其灰心失望如此之甚,洵令人感愤!
这一避世求隐之心是韩偓出与退内心矛盾的主导方面,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局势的恶化,逐渐成为他难以动摇的理性选择。当他获得朝廷的征召,恢复旧职时,他毅然不为所动,辞不赴召。这也是与一般被贬文士显然不同之处。
《新唐书·韩偓传》记韩偓贬后,“天祐二年,复召为学士,还故官。偓不敢入朝,挈其族南依王审知而卒”。韩偓亦有《乙丑岁九月在萧滩镇驻泊两月忽得商马(一本无此二字)杨迢员外书贺余复除戎曹依旧承旨还缄后因书四十字》诗,乙丑岁即天祐二年。据此可知是年九月,韩偓得知朝廷征召他为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诗人得此消息又有何想法呢?他在这首诗中说:“紫泥虚宠奖,白发已渔樵。事往凄凉在,时危志气销。若为将朽质,犹拟杖于朝。”在他看来,这一征召只是“虚宠奖”,而他现在已销泯了往昔的志气,因此不再愿以年老之身而归返朝廷。尤其值得玩味的是“事往凄凉在”二句,这已揭出他辞不入朝的重要原因。
这两句诗起码包含着这两重含意:其一,当年在朝时,尽管自己与唐昭宗有一段难得的君臣遇合之情,颇受昭宗宠任,无奈却也因此而百遭权奸巧宦的忌恨排挤,以致事无可为,被贬悲愤离朝。其二,唐昭宗已在天祐元年八月为朱全忠所弑,年仅十三的李柷被立为帝,然而此时朝廷实际上已完全在朱全忠控制之下,自己所仕的旧朝连同唐昭宗已成了凄凉的往事,唐王朝乃处于改朝换代的险恶时局之中,风雨飘摇,危在旦夕。在这样的时局下,又何必再返朝中呢!这种忠于昭宗政权,而不仕于如同新朝的朱全忠控制之下的政权的态度,在他此后的另一首诗中亦可见出。他作于唐亡后梁开平三年的《余寓汀州沙县病中闻前郑左丞璘随外镇举荐赴洛兼云继有急征旋见脂辖因作七言四韵戏以赠之或冀其感悟也》诗云:“莫恨当年入用迟,通材何处不逢知。桑田变后新舟楫,华表归来旧路岐。公干寂寥甘坐废,子牟欢抃促行期。移都已改侯王第,惆怅沙堤别筑基。”这首诗明确地表明在“桑田变后”的唐亡后梁执政时,诗人不仕新朝而“甘坐废”的态度,而于郑璘之欲赴仕新朝婉加规劝,希冀其能有所感悟。韩偓受召时唐虽尚未亡,此时他对朝廷的态度自然尚与对后梁政权不同,但他对朱全忠把持下的朝廷的失望、恐惧以及不愿入仕的态度,我们可以从这首唐亡后的诗中得到更深的了解。韩偓辞不返朝时的心态,又直接地表现在他《病中初闻复官二首》中。其一云:“烧玉谩劳曾历试,铄金宁为欠周防。也知恩泽招谗口,还痛神祇误直肠。闻道复官翻涕泗,属车何在水茫茫。”其二云:“又挂朝衣一自惊,始知天意重推诚。……宦途巇崄终难测,稳泊渔舟隐姓名。”诗中心态即可印证上所论述者,而他最终决定隐姓埋名,辞官不赴的根本原因,即在于“宦途巇崄终难测”上,他对朱全忠控制下的唐昭宣帝朝廷的命运,以及自己返朝的结果,是有极清醒的认识的。
实际上,在这一贬官南下时期,韩偓由于对朝中权奸迫害忠正之士有切身体会,因此时时警觉加以提防,以致形之于多次咏唱中。这也是他贬中的值得注意的心态。他在古南醴陵县所作的《玩水禽》诗中描摹了“向阳眠处莎成毯,踏水飞时浪作梯”的“两两珍禽”的悠然自得的生活情景后,即提醒珍禽:“劝君细认渔翁意,莫遣罗误稳栖。”又在《翠碧鸟》诗中写道:“天长水远(一作阔)网罗稀,保得重重翠碧(一作羽)衣。挟弹小儿多害物,劝君莫近市朝(一作五陵)飞。”这两首诗清楚地表明,诗人对朝中权奸小人的迫害所存的警戒。他的不愿回朝,当然也与“莫近市朝飞”的自我告诫紧密相关。不仅入朝会受残害,在他看来,即使在野隐居,也要提防那些居心险恶,暗布罗网者的陷害。这种危机四伏,陷阱周布的恐惧与警惕心态在韩偓身上的表现,正反映了唐亡前被贬谪的忠于李唐政权的正直士人的险恶处境。这一心态是唐濒亡前的特殊历史时期中,那些不屈服、不阿奉朱全忠权力集团的受迫害的正直士人的典型心理。
然而惧祸害的心态却也未泯灭韩偓的凛然正气,他在险恶的时局下,依然风骨凛然,操节固守,表现了唐代优秀士人的堂堂正气。韩偓还在朝廷为翰林承旨学士时,即以刚正不阿著称,《新唐书》本传即记载他拒草韦贻范起复制书事:“宰相韦贻范母丧,诏还位,偓当草制,上言:‘贻范处丧未数月,遽使视事,伤孝子心。今中书事,一相可办。陛下诚惜贻范才,俟变缞而召可也,何必使出峨冠庙堂,入泣血柩侧,毁瘠则废务,勤恪则忘哀,此非人情可处也。’学士使马从皓逼偓求草,偓曰:‘腕可断,麻不可草!’从皓曰:‘君求死邪?’偓曰:‘吾职内署,可默默乎?’明日,百官至,而麻不出,宦侍合噪。茂贞入见帝曰:‘命宰相而学士不草麻,非反邪?’艴然出。姚洎闻曰:‘使我当直,亦继以死。’既而帝畏茂贞,卒诏贻范还相,洎代草麻。自是宦党怒偓甚。”韩偓为礼制顶住巨大的威压而拒不草制书,“腕可断,麻不可草”之言,充分地展现了他威武不能屈的刚正不阿气慨。这种品格使他在遭到朱全忠等人的嫉恨而被贬出朝时,仍然不为淫威所屈,操节固守,坚贞不屈,以崇高的气节蔑视着那些得势的小人。在他的诗中,我们可以见到这一品格气节诗化的婉转表现。他歌颂顶风傲雪的梅花并自喻:
梅花不肯傍春光,自向深冬著(一作有)艳阳。龙笛远吹胡地月,燕钗初试汉宫妆。风虽强暴翻添思,雪欲侵凌更助香。应笑暂时桃李树,盗天和气作年芳。
湘浦梅花两度开,直应天意别栽培。玉为通体依稀见,香号返魂容易回。寒气与君霜里退,阳和为尔腊前来。夭桃莫倚东风势,调鼎何曾用不材。
在两诗中,“玉为通体”、“不肯傍春光”的梅花,即是诗人品格气节的自喻,而暴风大雪的侵凌,反助成梅花的更具傲骨情思,香气四溢,这也是诗人刚正不阿,不为权势所屈的铮铮气骨的形象表现。夭桃艳李,则明显是朝中那些正炙手可热,趋炎附势的权奸宵小之徒的化身。诗人两首诗中的梅花,使我们仿佛见到了在贬途中的忠贞自守的诗人那傲岸不屈的身姿。他的这种可贵的品格,在他同样写于贬途中的《息兵》诗中多有直接的抒发。他抱着“正当困辱殊轻死”的意念,决心与国家共患难。“多难始应彰劲节,至公安肯为虚名。暂时胯下何须耻,自有苍苍鉴赤诚。”这就是他在危难之际,即使在遭受贬斥时能够始终固守节操,不屈不挠,气节凛然的内在原因。
附记:本文选自2006年由黄山书社出版的笔者《唐代文士的生活心态与文学》一书第四编《贬谪的生活心态与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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