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验与时尚之间

——作为文化的汉学及其敌人

马树德 译

出于务实的要求，我的发言将是简短的。我将不做深入的探求，而努力使其通俗易懂。去年，这曾给我带来没有科学依据的指责。那个我十分看重的同事批评了我，但让我吃惊的是他没有将此写成文字，而只是偏离主题地谈到民主德国汉学家在新的联邦德国所遭遇的不幸，好像没有做他的作业一样。我呢，也想谈及一个不幸，但不是关于这麻木不仁时代的汉学家们的不幸，而是关于盲目破坏和自我毁灭的不幸。

如果以批判的眼光观察20世纪，人们就会惊异地发现，不是外在力量而是内在力量使精神现象走向终结。这样——我说得有些夸大——神学家破坏了神学，哲学家破坏了哲学，艺术家破坏了艺术。那么，为什么就不能说——如果继续想下去——汉学家也将破坏汉学？在前三种情况下，我们将面对一片瓦砾，这瓦砾很难提供生活基础。大家——包括意义载体在内——都失去了意义。尼采说过要忍受空虚，这话在一个这样的社会里显得很奇怪——我们的社会习惯性地认为，越来越少的人有越来越多的工作而越来越多的人有越来越少的工作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不是工作，那么娱乐就是最高的戒律。有时，大学的不幸就是陷入了这两个缓冲区之间。大学应该通过对工作的准备而创造工作，同时应该为所有生活在娱乐消遣社会的、生活目的很不明确的孩子提供娱乐。谁应对此负责很快就能搞清。有人认为，这只能归因于老教授们或不完善的学习条件。这是一堂试验和巴结讨好课。也由此进入我的话题。

我曾在转型时期先后在几所大学接受过教育并把一切都做错了。我学习了一个当时没有人想学的专业，并在这个专业中发展了自己的爱好，凭这爱好我可能找不到饭碗。我什么都没有学到，也没有做好找一份工作或在社会上立足的准备。简单地说，我迷上了文化；具体地说，我迷上了中国唐朝（618—907）的诗歌。当时，对我来说——够天真的——中国就是唐朝，就是一个中国人，这个中国人就是李白（701—762）。本来，我其实对能否找到一份正当的工作不抱希望。然而，我并没有像此前推测的那样成为一个旅行社的导游。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我的回答是：幸运。

当然，这个回答是不正确的，但我不愿承认这个事实，因为反正没有人相信。

我遇上了几位富有激情的老师。谁真心地面对他们，谁试图真正理解他们的想法，谁就可以认识到，有过一个好老师意味着什么。这些老师是无情的、严厉的，经常说些不入耳的话。自从有了这些经历以来，我安慰我的学生们——他们期待的，与其说是严肃观点的交锋，不如说是一所没有任何要求的大学——：您被毁掉了吗？多好啊！您被如此严肃地对待！

一个好老师意味着观点的交锋，意味着对未来的幻想和踏实的工作。即使我整个的汉学研究搞的全是诗歌，我仍然学到了比只读唐诗读本更多的东西。我同时在现代汉语和日语中受到了训练，我得到了关于中国精神重要意义的想象，我不得不集中全力来弥补自己的不足。这种学习毫无乐趣可言，而常常是一种折磨，然而它却赐给了我日后不必去做导游的条件。别担心，我不是一个长期读书而迟迟不肯毕业的学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在大学的第十个汉学学习学期便拿到了博士学位。

今天，在大学，许多事情都应该是很轻松的，应该带来快乐。学生们已不期待更好的成绩，如果考试时德语错误的数量维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人们就满意了。这对老师和学生两方面来说都是可悲的。没有人对学习抱有更高的期望，大家都希望学习是轻松的，没有压力的。然而这还不是最令人惋惜的，更令人惋惜的是趋时，对于汉学来说，这本不是被迫的，但人们并没有意识到那是在趋附现实潮流。1972年，中国与世界恢复了外交往来，70年代的汉学于是成了政治汉学。1979年中国开始文化上的开放，于是翻译特别是文学翻译便受到关注，80年代的汉学与此相应地成了现代文化的中介。从1992年起，中国加速了经济发展，由此，汉学便又开始注释经济……

但以上这些给汉学带来了什么好处呢？我们不难想象，在下一个十年还会出现新的变化，那么，汉学还会跟着跑吗？

请别误解我的意思，经济是所有文化的本质基础，汉学中自然少不了它。但它只是一个基础，不是大学的每个学院每个教授都要去研究它。一知半解是科学的死亡。几乎没有一个涉足经济的汉学家能与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一较高低。

再进一步：几乎所有的汉学教授都讨好经济界，他们得到了他们希望得到的结果了吗？我只想用唯一一个令人扫兴的例子来回答这个问题。波恩大学东方语言学院是德语国家中培养东方语言笔译和口译人员最老的一个基地。这个其毕业生不少成了联邦总理、总统和许多部长翻译的中文系，由于资金缺乏也曾在经济界寻找过资助者。以报告、展览等为内容的“中文之夜”活动不得不考虑德国经济才可组织。尽管在许多地区的经济报刊上都登了广告，仍没有招来一个德国经济界的代表。

“中文之夜”对于组织者来说无异于一场劫难——入不敷出，而在办公室和图书馆里则是一片混乱。参与中文和经济工程的助手被调走达几个月之久。您不要以为这只是个别现象，在其他大学我们也同样感受过德国经济界对科学的冷漠，比如最近在莱比锡创新博览会上（报道见1997年10月21日《法兰克福汇报》第43版）所展示的，就是以经济为导向的研究成果。

对经济界的逢迎讨好也给德国汉学带来了可怕的后果。这表现在许多方面。试图把经济和中文联系起来的新的大学课程给学习者提供了一些东西，但不是全部。大学学习结束时学习者既成不了经济学家也成不了汉学家，而成了一个半吊子。经济界所要的是一个真正的国民经济学家或一个企业经济学家。如果这个人已具备了中文的基础知识，那很好，但这最终不是一种必要。因为经济语言是国际性语言，它不是中国的。这就是说，为了能读懂经济汉语，人们不必——严格地看——学习汉学，而只学经济就够了，因为所有新的经济术语都来自美国或日本。我不懂这些术语，也不懂汉语中的对应词。可以说，经济汉语只是国际经济通用语的一个拓本。

通常情况下，汉学家不是某些方面的专家，因此他们很难在竞争中取胜。在哲学家中他们不是哲学家，在翻译家中他们不是翻译家，在文艺学家中他们也不是文艺学家。汉学家好像是从乡下来的。他们常常觉得，经济界必须借助汉学家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然而经济界并不想真的理解中国，对他们来说，中国只是随便的一个国家，只要有财源滚来，就不必一定要去理解它。遗憾的是财源在没有理解的情况下仍在两个方面滚动着。经济利益和权力如影随形。

对经济界的巴结讨好不止德国汉学一家，比如在北京就有它的姊妹——日耳曼语言文学，其表现大同小异。经济德语取代了歌德。对于德国的汉学家来说，陶渊明、杜甫或苏东坡不再是必学的东西，同样，中国日耳曼语言文学学者教科书中的德国经典，其作用也已经是无足轻重。那么，没有歌德的德国，没有弗洛伊德的奥地利，没有《红楼梦》的中国意味着什么？

现在可以提出反对的理由，即在德国，一个高中毕业生没有听到过荷尔德林的名字是可能的。在中国，文化由于拜金热似已不再起任何作用。这一切都是正常的，然而问题是：当初我们到底想要干什么？如果我们抛开文化不谈，那么所有的文明都将没有差别，中国、奥地利和德国也将失去各自的面貌，它们最终所起的作用就跟世界上其他国家所起的作用一样了。更严重的是，它们丢失了自己与异国“相会”的历史。德语区的文化之所以能像现在这个样子，部分地应归功于与中国的冲突。如果没有维也纳与北京之间的文化交流，观景楼城堡也就没有今天的屋顶。

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德国当代哲学家）最近（1997年6月13日）在耶拿大学的一次庆典上引用了海德格尔的一句话：将来就是来历。如果我们没有过去因此也就没有自己的文化，那么我们就根本不能生活。文化不仅可以塑造现在，而且也可以塑造未来。今天那些古老的大城市的生命力的保证，就是少数人为着一种理想而创造出来的文化。德国人为他们的哲学家自豪，奥地利人为他们的音乐家骄傲，而中国人引以为荣的则是他们的诗人。比如维也纳，如果没有贝多芬和莫扎特就将不是维也纳了。如果不是在过去还有几个闪光的人物创造了今天的维也纳，我们今天也就不会聚到这里来。这个被每个人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并不是理所当然的。那些有争议的人物在他们的时代很少得到支持，而且更少为人们所理解。或许他们也必须不断地招架这样的问题：这到底为什么，有什么用处？那些在他的时代还不能发挥作用的东西，以后或许能够显现出它的作用来。

我是在谴责声中长大的。我始终认为，谁只会喝酒且饱食终日，谁今天就不应比那些努力致力于文化的人抱有更大的希望。他付出了艰辛，不管有没有报酬，大多数人都不感兴趣。而且他还必须经常为自己的付出辩解。可是后代子孙却要靠他的功劳过活，这一点也几乎很少有人考虑。

然而我们在汉学中却很少与当今的文化，而更多的是与过去时代的文化打交道。这里有一个极大的误解。自从汉学从一种古典哲学发展为一种只符合当今需求的东西以来，人们就可以靠翻译一批二流或三流人物的传记和作品生存，比如一些在今天看来并不重要的过去时代的作家，有时在书库里竟藏有5本其作品的德文译本。那些给中国带来荣耀和光彩的杰作则是经常不止一次地被翻译、被讨论的。但中国过去有那么多文化上的创造，一个人一生恐怕连粗略地看一遍都看不完。相比于1949年或1911年前的中国文化，今天的中国是黯淡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它失去了自我，并且不敢正视自己的历史。我呢？我不仅错过了中国，也经常错过我自己。可以这样说，我有时也把自己“出卖”给了我曾抱怨过的潮流。今天我只能以这样的事实为自己辩解，即借助一般的材料已可以更好地学习、介绍当今的中国。违背了自己的期望与意愿，我在这个过程中成为翻译家，同时也把自己的学生培养成了翻译家，这是一份在重要问题——应由大学负责的问题，即正确地生活和做人问题——上没给我带来什么帮助的工作。

再问一遍，我们应该做什么或者说在大学汉学范围内做什么？为此有必要认识作为文化的汉学的敌人。他们不仅在自己的专业之外，也在自己专业之内。外部的敌人容易识别，他们是一种潮流的代表者。这是一种追求陷阱和立竿见影效果的潮流，它对一切都按照价值—利益—原则加以衡量。对此，我不必再多加说明。比较起来，内部的敌人更危险些。这里我把他们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认为传统汉学就是从事现代以前的中国的研究，它至多只能在边缘生存；另一种类型采取谨小慎微的态度，是隐蔽的、不张扬的，倾向于掩饰自己的行为。他限制自己，他白天按时代的要求工作，晚上则沉浸在一个早已消失了的世界中。他很少将这些带进课堂，只是有时在其文章中表露出来。他过着潜伏的生活，就像一只鼹鼠。这就是我的生存状态。

我承认，对传统汉学的批评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常规类型的汉学往往不能胜任其专业中介者的重要任务。汉学家主要只跟同一类型的人对话，很少面对广大民众。斯特芬·欧文、沃尔夫冈·鲍尔（鲍吾刚）或者陶德文（以上三人均为德国著名汉学家——译者）可能是例外，他们因此可以作为后来者的榜样。

假如传统的汉学家是专家中的专家，那么我认为上述三个汉学家就是这样的人。他们不仅能在大学之内，而且能在大学之外吸引来一大批听众。我曾亲眼看到这样的情形：比如陶德文在大学的学术日做报告时，波恩大学的大教室里座无虚席。他所做的是关于古代中国的报告。他懂得如何把遥远过去的事情讲给今天的听众并让他们爱听。

我从个人的经历中得到了勇气，敢于理直气壮地大谈特谈汉学中的文化。我们把自己理解成中介者，而且负着双重使命：将中国过去尚未发掘的珍宝发掘出来并将它们艺术地传达给大学生们乃至大学之外的人们。这里自然包括许多文学经典，如《诗经》、《楚辞》、《唐诗三百首》、宋代散文、元明戏曲和《红楼梦》等。与之相应的还应包括周、宋和明代思想家的哲学著作。概括起来就是：从司马迁始到顾颉刚止的一本本经典。

反对消遣娱乐和变为白痴的社会的斗争尽管可能已经失败了，但在失败中我们无须自责。我们已经付出了我们最大的努力并在这种努力中锻炼了自我，或许有时也找回了自我。

我是从“人”的问题讲到汉学的。即使有时因此而炫耀了自己，但我其实更想去做一个神学家或哲学家。当然我没有什么遗憾，因为我认为我在汉学中找到了“人”，我的人生道路大概还可以从开始的地方开始——1968年，那时在维也纳，我开始学习中文和日文。

在我理想的视野——您可能批评它——中，我坚定了自己对世界的看法。这里没有切近的答案，更有甚者，有时常常连问题都没有，后果是越来越多的忧郁与成瘾。我认为文化工作者的任务就从这里开始。虽然也许中国本身不能给今日西方一个显而易见的答案，这是因为对中国的讨论不占主导位置，但它可以扮演一个像我办公室里的“桥梁”那样的角色。什么意思呢？因为资金不足，今天德国不少学校的校舍需要由学生的父母出钱装修。在德国的大学也有许多教室因为有倒塌的危险而被锁了起来。顶棚下架起一张网，裂缝的地板则由自己解决。我决定在我办公室的地板的裂缝上铺上盖板——很像是架起一座“桥梁”。这座“桥”起的是中国文化在我生活中的作用，因为它只能遮盖，却不能清除一个不存在的东西，一个被毁坏了的东西，一个有缺陷的东西。看有裂缝的地板跟看世界的虚空一样让我扫兴。您也许会说不是有更容易的解决办法吗？我担心，您错了。

1. 作者注：这是作者1997年12月13日在维也纳大学召开的“汉学课程范围内的文化定位”研讨会上所做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