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小传

一　运河岸边的青少年时代

我是1951年在山东省临清县尚店镇东白堌村出生的。

家乡临清隶属聊城，坐落在运河、漳河、卫河的汇合处，与河北省临西县隔河相望，是北方运河岸边的历史文化名城。目前全国仅存的一处运河钞关就在临清老城。2006年，临清被联合国地名专家组认定为中国地名文化遗产——千年古县。

运河水滋养了鲁西北黄河冲积平原上的这片土地，这片水土也滋养了代代父老。唐代哲学家吕才、明代文学家谢榛、抗日民族英雄张自忠、现代学术大师季羡林等，都是家乡临清的杰出先贤。

运河水般清澈而渐远的童年记忆，更多的还是与东白堌村相关。东白堌在临清城西南，方圆大约6平方公里。相传明代初年建村，村民从山西诏迁而来，有郭、朱、侯等10个姓氏，郭姓氏人口最多。一开始村上以买卖土织白布为主，名为“白布村”，后因村内有一土岗子，演变为“白堌”。1949年后，分为东西白堌。从我祖父辈往后，家里就是普通的耕读人家。祖父是村上的私塾先生，也是一名乡间医生，为人忠厚仁义，也算是当地的乡贤。我父亲算是粗通文墨，能写一手村上人称道的好字。我依稀记得，每年的除夕，他老人家都要备好笔墨和红纸，为乡邻们撰写欢喜和祝福的春联，大抵是“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之类的。新中国成立以后，父亲还做过生产队长、记工员。我的父辈待人真诚友善，在村里名声很好。

大哥随爷爷念过书，新中国成立前在天津做过纺麻学徒，后来一直工作于临清麻纺厂，在副厂长岗位上退休。二哥从小就干农活，13岁就学会使唤家畜，据说他年轻时候能赶三头牛，是个耙地、耕田的能手。上世纪70年代，父亲中风后，卧床多年，都是二哥他们照应的。三哥在新中国成立后开始上学，是当时村上为数不多的高小毕业生，在村里的图书馆当过管理员，还为乡亲们做过种地需要的“颗粒肥”，1958年招工进德州发电厂工作，直到在德州电业局退休。大姐没上过学，小时候起就帮大人纺线、织布、照看弟弟妹妹。那时候，家里没有条件供所有孩子念书，二姐、三姐只是短暂上学，能识字而已。

兄弟姐妹中，只有我幸运地成为一个读书人，这当然离不开家庭的熏陶和支持。家里的长辈，历来对有知识、有文化的人高看一眼，言谈举止中表现出尊重和敬仰。这些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我内心深处种下了认真对待学习的基因。后来我上学期间，家里每个人都全力支持，让我安心学习。1976年父亲去世时，二哥他们硬是没有把父亲去世的消息告诉在南京读书的我。他们的理由是“公家的事为大”，生怕因此影响我的学业。“公家的事为大”这句话，他们此前已经讲了无数次，行动也证明了无数次，深深烙在我心底，时至今日已然成为我最朴素的信条。

我是1959年9月在东白堌小学上一年级的，那时是“大跃进”时期，农村生活普遍困难，我们吃的主要是棒子皮、山芋叶、榆树叶等。读到四年级，1963年9月，又入读离家有五里路的后焦庄高小。每天早出晚归，风雨无阻，从来没有迟到过。我记得，冬天时候起早上学，天还是漆黑的，路上还时常看到田里飘忽的“鬼火”。今天看来，小学生这样上学似乎不可思议，但在当时我并不觉得多么困难，也没有退缩过。这可能是源于我对学校、对学习有种天然的亲近和热爱。小学课程，无非是语文、算术、品德等，也还有书法课、劳动课，那时的我觉得上学很有意思。小学五六年级时候，我开始接触到了一些“大部头”的书，比如《青春之歌》《上海的早晨》等，尽管当时不一定有多懂，但读起来也津津有味。后来大一些的时候，我还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名著。“一个人的一生应该是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等语句，那时就深深震撼了我，在幼小心灵中植入了永恒信念。

小学毕业时，我考了两次初中，一次考的是临清的八岔路中学，另一次考的是河北的临西中学。临清、临西在运河两岸，一个属山东，一个属河北。临西中学原来是临清二中，是重点中学、山东省六所红旗学校之一，当年是最后一届招山东的学生。经过努力，我被这所中学录取了，但离家远，要住校。1965年9月，我正式入读临西中学初中一年级。记得那年秋天，是二哥用板车拖着我和被褥行李到学校报到的。后来每次去学校，都要自己带粮食，比如红高粱、山芋面、山芋片，偶尔还有玉米、小麦。家里生活虽然困难，但亲人们对我特别关心，不会让我受太多苦。临西中学离家有三十里，在运河西岸，每次上学路上都要绕远路从先锋桥上过去，有时也会花几分钱坐船过去，这样就比较快。那时，我大哥有一辆自行车，我有时也会骑他的车去上学。印象中有一次，自行车车胎爆了，我只好把车胎拔下来，光着车圈颠簸地骑了回家。今天想来非常好笑，但这恰恰是我少年时期的真实状态。那时的我，虽然上学路远，生活也比较困难，可我并不怕苦、肯吃苦、爱学习，一直保持着乐观、积极、向上的态度。

初中仅上了一年，“文革”开始了。临清是两省交界处，“文革”刚开始时冲击不大，上课倒也大体正常。不久，学校官方的“革委会”推选每班5位学生代表，赴京接受毛主席检阅。由于课业和平时表现较好，我被选为代表之一。我们成立了一个连，从邢台火车站出发，乘“闷罐车”到北京。接见前的一段时间，大家住在清华园。一想到即将亲眼见到毛主席，心里自然是充满着强烈期待。1966年11月11日下午，我们在西长安街南侧，接受了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检阅。当毛主席乘坐的敞篷车从我们面前经过时，那种激动简直无法用言语描述。后来才知道，这是毛主席第七次接见红卫兵。我作为一个中学生，见证了这样一个非常宝贵的历史瞬间，确确实实对此后的认知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回校以后，随着全国大串联的开展，我又响应毛主席号召，参加了徒步北上，当时叫“长征”。从临西出发，我们坚持完全靠步行前进，路过邢台、保定、石家庄、天津，最后到北京清华园，走了十几天时间，脚都磨出泡了，老棉鞋也磨透了。在清华园，抄大字报成为主要活动，几乎没有去别的地方参观。再后来，最高领导人指示，课还是要上的。1968年，各地复课闹革命，我们也进入高中学习阶段。此后的两年时间，上课之外，我们参加学校的公益活动，掏粪、扫树叶、集体劳动等都是常态，也与集体公益活动中的其他班级的同学结下了友谊。但听说有两位同学们熟悉并喜爱的老师因受冲击而自缢身亡，我们不禁黯然心伤。

1970年10月，我从临西中学毕业了。作为回乡知青，回到生养我的东白堌大队务农。乡亲们素来重视有知识的人，一开始就安排我负责100余亩种子田的工作，还让我兼了大队民兵连的工作，与此同时，还时常被抽调到公社协助社教工作。回想起来，当时我干活非常卖力，大家看在眼里，并且时常赞誉我说“广银思想好”。这样的评价，自然激励我更加认真负责地工作，全心全意为大家服务。1971年2月，我迎来了人生中极为特殊的时刻——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心中增加一份沉甸甸的使命感、责任感。那年11月，经县委批准，我又担任临清县尚店公社东白堌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协助村里资深的牛支书工作，算是担任了一名“村官”。

牛支书文化程度不高，但工作能力很强，尤其是动员能力强。他不仅带着全村人一起生产劳动，而且很有想法，干成了许多事情。比如，他提出要围着村子挖一条防涝的渠，那是一个大工程，没有资金、没有外援，只能靠我们村里人自己干。刚开始村里有些人还不大理解，觉得这件事太难了，怕干不成。我是坚定支持牛支书的，相信在他带领下一定能成。经过努力，一条几里长的环村水渠挖成了（据测量，挖土19800立方），与运河相连，圆了乡亲们防涝引排的梦。自从有了这条渠，洪涝灾害基本干扰不了我们村了。令人欣慰的是，河渠弯弯，至今还在发挥作用。

生产劳动之余，作为村干部，我们那时还要带领村民开展政治学习。那时主要是学毛主席著作、毛主席语录等，而我自己则开始学经典著作了。《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法兰西内战》……就是在那时首次接触的。带着别人学，自己不能不学，这应该是我接触马列原著和哲学理论的开始，应该也是所谓的机缘。

在村里工作时间虽然不长，但这段经历对我的教育影响却是长远的。此前虽然在农村生长生活，但毕竟还是学生，对农村生产生活有的只是印象，谈不上多深刻。在村里工作后，我对最基层的工作才有了深切的认识，对最普通的农民才有发自真情的理解。这段最接地气的奋斗经历令人难忘，毕竟干过了，还干成了一些事，也增加了我日后工作、学习、研究的底气和自信。这份经历，是我生命中一笔非常宝贵的财富，至今给我不竭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