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王阳明的问道之路

通过此番修仙学道，阳明对于自己的悟性又有了信心，那么，学至圣贤的梦想就不会落空，只要自己再多用点心思、多花点心力！圣人不出，则苍生如之奈何？他为此感叹道：“大道即人心，万古未尝改。长生在求仁，金丹非外待。缪矣三十年，于今吾始悔！”

督造陵墓时获赠一把宝剑

弘治十二年（1499），阳明第三次参加会试，终于顺利过关，还考了个第二名。

据说本来阳明的名次是第一（被称为“会元”），但考官徐穆力争，阳明只得屈居第二，尽管如此，阳明的名声也渐渐得以传开。不过也正是这科，因为“程敏政科场案”而闹得沸沸扬扬。

此次会试，由已升任大学士的李东阳与翰林学士程敏政主考。在此期间，户科给事中华昶捕风捉影，竟上疏指责程氏事前将考题出卖给了江阴举人徐经（徐霞客的先祖）和苏州举人唐寅（唐伯虎），由此掀起一场轩然大波。结果是双方各被打了五十大板：程敏政被勒令致仕还家，华昶则被降调南京太仆寺任主簿。最倒霉的是徐、唐二人，他们在赎免徒刑后，又黜充吏役，最后终生被禁科考。

新科进士在三月十五日还要参加“殿试”，目的是排定进士的名次，以及表示所有进士皆是由皇帝所钦赐，皆为天子门生。殿试的地点在紫禁城奉天殿（今故宫太和殿）前的场地上，它名义上是由皇帝亲自命题并进行录取，后来实际上都交由皇帝的秘书班子、辅政机构——内阁代办。

阳明最终得中殿试第十名，赐二甲第七名进士，这个名次也算很高了，足可称光耀门楣。当时新科进士们大致有四个去向：一是一甲进士，即状元、榜眼、探花，可以直接留在翰林院为史官；二是从二、三甲进士中选出二三十人充任“庶吉士”，三年后根据学业的优劣或人事关系等情况，或留翰林院为史官，或分到科道为言官，或分到六部为主事；三是分到六部“观政”，为“观政进士”，属于实习性质，一年后再授予实职；四是直接被分到地方出任知县、州同知、府推官等。

按照阳明的条件，他理应被分到第二类“储相”中，因为他既年轻又学识出众、抱负非凡，将来足可做国家的柱石。可是他最后不但被分到了第三类，而且被分到六部中排位最次的工部观政。

对此，一位好友站出来不平道：“伯安兄，这回你该相信了吧，有人就是想压你一头！以你的殿试名次和条件，这种分配明显是不公的！”

阳明一笑道：“我没家父那般修为，翰林院那冷板凳我恐怕坐不了，还不如做点实事的好。”

“便是要你观政，也应该到上三部的吏、户、兵三部，弄个工部算怎么回事？难道他们就晓得你对工程之事有兴致？”

“不打紧，我王守仁天生对什么事都好奇，只要处处留心，可以应付得来！”

“呵呵，伯安兄，你也太柔弱了，这不像你的个性嘛！你现在不争，将来后悔就晚了，这一步可是直接关系到你未来的仕途啊……”

别人关心自己是好意，阳明当然不好说什么。但是别人都不理解，其实他对做官并没有多大的兴趣，他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尽自己的本分，也会在不如意的时候考虑隐退。“夫唯不争，则天下莫能与之争”，阳明现在最服膺的是老子之言。

工部主管都邑建设、治漕总河、铁厂织造、屯田铸钱、植树造林等事务，因为总是可以和朝廷财政拨款打交道，有油水可捞，所以对于那些想发财的人倒是便利。

观政就是见习、实习，但往往也要承担具体的事务，这样一方面可以锻炼办事能力，一方面也是考察，为一年后的正式授职提供依据。而冥冥之中似有天定——阳明入仕后被分配做的第一桩事，竟是督造位于河间府的威宁伯王越的坟墓！

对于一个有志者而言，这可是一次难得的学习和锻炼机会。

王越是大名府浚县人，景泰二年（1451）中进士。令人称奇的是，就在他参加殿试的当日，试卷突然不慎被一阵旋风刮走。多日后才晓得，那试卷竟一直被刮到了汉城，结果被朝鲜国王送还。

王越虽是一介文人，但他身材高大，多力善射，又博涉书史，富有大略。天顺七年（1463），王越受名臣李贤的推荐，出任大同巡抚都御史一职，主持山西一带的边塞防务。他修缮器甲，精简卒伍，加固堡寨，减课劝商，以为经久之计。

成化五年（1469），蒙古毛里孩部入寇河套地区，延绥巡抚王锐请求王越率部增援，结果应援的王越部屡破敌人，毛里孩部被迫退出河套地区。

成化六年，朝廷鉴于边境将权不一，无法协同指挥，乃拜武靖侯赵辅为平虏将军，敕陕西、宁夏、延绥三镇兵皆受节制，身为文臣的王越则受命总督军务。赵辅因病去职后，宁晋伯刘聚代其职。

次年，王越与刘聚败敌于温天岭，王越遂升任左都御史。当年九月，蒙古满都鲁、孛罗忽、癿加思兰部再次大举深入，直抵秦州、安定诸州县。王越针对敌人主力在西而东面防守薄弱的情势，乃率骑兵万人出榆林，逾红儿山，涉白盐滩，两昼夜行进八百里。结果出其不意大破敌军，令其自此远徙北去，不敢复居河套。只此一役，就使得西北边陲安定了数年。

以往，文臣用兵不过是跟在大军后面，出号令、行赏罚而已。自打王越开始便亲自上阵杀敌，还使用间谍为自己刺探情报，因此他才能屡立奇功、沙场扬名。成化十年，廷议设总制府于固原，以王越总制延绥、宁夏、甘肃三边，又论其功加太子少保，增俸一级。

就在这时，有人弹劾王越等人滥杀冒功，为此他颇为不快，以致称疾还朝。由于王越平素以才自喜，不修小节，口碑较差，所以不能见容于士大夫之流。

当时宦官汪直掌西厂用事，急于功名的王越竟主动结交之，后来内阁论罢西厂，王越又站出来说道：“汪直行事亦甚公。”以此更受非议。但毕竟由于他功大，后来得晋升为兵部尚书，仍掌院事，加太子太保。

以后，受汪直牵累，王越被夺爵除名。失意之余，他本想自裁，但见到敕文中有从轻之语，这才改了主意。王越既为礼法之士所疾，然平生自负豪杰，骜然自如。其饮食供奉像一个王爷，射猎声乐非常恣意，虽遭受谪徙也不见收敛，所以等到他被流放湖北安陆的时候，竟没有一个人肯站出来为他说句公道话。

弘治皇帝当政后，王越被赦还，其后他又结交中官李广（宦官）。弘治七年（1494），致仕。十年冬，敌寇进犯甘肃，朝廷又不得不起用王越总制甘、凉边务兼巡抚，而他宝刀未老，再次为朝廷献上了捷报。

然而就在此时，李广因触犯王法而死，王越再次被株连，结果年迈的他竟忧恨而死。朝廷不久下诏，赠太傅、谥襄敏^[1]。

王越无疑是阳明少年时代的一位偶像，他姿表奇伟，议论飙举，胆智过绝于人，又久历边陲，身经十余战，知敌情伪及将士勇怯，出奇制胜，动有成算，可谓是大明王朝的一道万里长城。

与此同时，王越又不断奖拔士类，笼罩豪俊，其用财若流水，以故人乐为其用。睦族敦旧，振穷恤贫，如恐不及。尽管小节有亏，性故豪纵，但等到他死后，将馁卒惰、冒功糜饷日甚一日，边臣中再没有一个能如王越般杰出的了。

除了开国时的汪广洋、刘基二人外，王越是大明开国以后第二个以军功封伯爵的文臣（前面一个是正统时的王骥，以平麓川为靖远伯）。阳明的少年时代，正是王越建立边功的时代，所以他从小就对王越充满了崇敬和向往之情。

“你说奇不奇怪？我年少之时，曾梦到威宁伯将他指挥奇袭威宁海时所用的宝剑及其宝弓赠送于我。今日时隔十数载，我竟得监督修造其陵寝，岂非天大的缘分！”阳明不禁这样对友人说道。

就在阳明备考于京师期间，正值“套虏”频频深入，边境不宁。朝廷既无解决边患的成熟谋划，也无优秀的将才可供差遣，每每陷于被动，以致沿边百姓遭殃。

当时边报甚急，朝廷推举将才，莫不惶遽。而武举之设，仅得骑射搏击之士，却不能收韬略统驭之才。阳明深以为忧，国事的艰难使得他又开始关注起兵事。不过，以他目前的身份，又不好措一辞、出一策，少年时的冲动自然是可笑的。如今焦虑之余，他又苦读兵书、研究阵法，以待来日有英雄用武之地。

通过系统研读，阳明很快就发现，原来先秦兵家本是“诸子百家”之一，它既是军事学，也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思想学术流派。及至西汉以后，才渐渐单纯以军事技术为研究对象。

为了能更好地把握兵学精髓，阳明开始认真地批注起《武经七书》来（《孙膑兵法》在当时已经失传）。其实不但作为军事家的曹操批注过《孙子兵法》，连作为文士的杜牧、梅尧臣等人都曾批注过，而且颇享声名——对于阳明这样一个毫无实战经验的人而言，这无疑是一种莫大的鼓励。

除了《孙子兵法》之外，阳明比较看重的就是《司马法》，因为它几乎就是儒家用兵的一种系统性总结。他对《唐李问对》不以为意，论道：“李靖之书，总之祖孙、吴而未尽其妙，然以当孙、吴注脚亦可。”^[2]

又批注《尉缭子》道：“通卷论形势而已。”其余如《六韬》《三略》，措辞也只有寥寥数语。对于《吴子》，他倒颇为推崇：“彼孙子兵法较吴岂不深远，而实用则难矣。想孙子特有意著书成名，而吴子第就行事言之，故其效如此。”

阳明认为《孙子兵法》具备战略高度，实用性不及《吴子》。不过话是这样说，他对《孙子兵法》的批注却仍旧是最为精细的，乃至自以为已洞悉了其中奥妙。

如在“始计第一”篇中，他批注道：

谈兵皆曰：“兵，诡道也，全以阴谋取胜。”不知阴非我能谋，人不见，人目不能窥见我谋也，盖有握算于未战者矣。孙子开口便说“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此中校量计画，有多少神明妙用在，所谓“因利制权”，“不可先传”者也。

阳明兴之所至，每当有宾客临门的时候，他通常都要用果核摆列阵法以为游戏，众人不解其意，都对他摇头不已，更甚者还将他以疯癫视之。

此次负责督造威宁伯墓，在阳明看来，其实也不失为一次演练阵法的极佳机会。于是他便将民夫们按人数及身体状况等编成什伍，以合理分配劳役，且起居饮食皆有定时。临了，工程质量也概经验收。而待到工余的时候，他更指挥着民夫们演练那传说中诸葛亮的“八阵图”。

八阵图就是关于练兵、行军、作战、宿营，以及各个兵种（步兵、骑兵、弓弩手）之间因地制宜密切配合的阵法。因其基本阵形纵横各为八行，故称“八阵”。只是由于其因机变化，又生出很多阵法，后世的随意附会才由此而起。

待到工期结束时，任务被出色完成：不仅坟墓修造得雄伟气派，阳明自己也得到了一次难得的排兵布阵的实践锻炼。

“这个王伯安，以他这般行事，可以看出其人颇有远志，将来其才可堪大用啊！”有识者如是道，这话后来不胫而走。

确实，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事，一两次志趣的流露，却对于阳明未来的人生命运发生了重大影响。尽管此时的阳明对于此事毫无察觉，但一切似乎已经就此注定！真可谓“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大明王朝还是不乏几位见微知著的伯乐的。

自明朝中期以后，政治已全面趋于腐败，官场贪污成风。类似这些修造坟墓的大小工程，正是主管官员们中饱私囊的好机会，况且京官榨油水的机会本就不多，不狠捞一笔实在是亏得慌。

阳明虽然不是贪渎之辈，但他此次也大有收获：就在他启程返京的时候，王越的家属前来送行，他们送上了一干财物作为酬谢，然阳明只是不收。后来，王家人便又取出一个布囊，郑重地交到阳明手上——他打开布囊一看，正是威宁伯生前所钟爱的一把佩剑。

大概是王家的人听说阳明爱好武事，所以才将宝剑赠予英雄，以求其能有用武之地。阳明激动之余，盛情难却，便收下了这把“威宁剑”。

十几年过去了，那梦终于应验于今日，这真的只是一种巧合吗？又或者，上天真的要自己手持宝剑去担当大任吗？

在清吏司开了一个好头

从河间已经回来好些日子了，但阳明却仍然沉浸在激动之中。每晚公务之余，他总要将那把威宁剑取出来细细地把玩一遍，这在他已经近乎成了一个习惯。

此时的阳明是多么渴望有一天，自己能像威宁伯那样领军杀敌，立功疆场。也正是受这把剑的激励，阳明有了平生第一次向皇帝上书的经历。

当时有彗星显现，这被视作上天的警示，更有鞑虏猖獗，为患边庭，朝廷为此下诏求言。阳明再也按捺不住了，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便挥毫疾书，为朝廷呈上了一份洋洋数千言的奏疏——其实，这份奏疏他早就该上了。

在这份《陈言边务疏》中，阳明首先写道：

迩者窃见皇上以彗星之变，警戒修省，又以虏寇猖獗，命将出师，宵旰忧勤，不遑宁处。此诚圣主遇灾能警，临事而惧之盛心也。当兹多故，主忧臣辱，孰敢爱其死！况有一二之见而忍不以上闻耶？

接着，他便对国家的当政者及边务政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臣愚以为今之大患，在于为大臣者外托慎重老成之名，而内为固禄希宠之计；为左右者内挟交蟠蔽壅之资，而外肆招权纳贿之恶。习以成俗，互相为奸。忧世者，谓之迂狂；进言者，目以浮躁；沮抑正大刚直之气，而养成怯懦因循之风。故其衰耗颓塌，将至于不可支持而不自觉……

在这篇奏疏中，阳明针对旧弊，一一提出了自己的解决办法，其中包括蓄才以备急、舍短以用长、简师以省费、屯田以足食、行法以振威、敷恩以激怒、捐小以全大、严守以乘弊等八项建议。

在这其中，阳明还列举了历朝历代的很多实例，这充分表明了他的见识。比如针对“严守以乘弊”一策，他即列举了战国时赵国名将李牧破匈奴之法：从前李牧备边，每天都以牛酒犒赏将士，将士们都乐意为李将军出力一战，可是李牧却每每拒绝他们的请战要求；等到有一天匈奴再次大举入犯，李牧觉得时机已经成熟，这才动员将士奋勇一战，结果一战而破强胡。

对于这些问题，阳明自然已经思考了很久，自然他也更加希望朝廷能够认真对待自己的上书：

右臣所陈，非有奇特出人之见，固皆兵家之常谈，今之为将者所共见也。但今边关将帅，虽或知之而不能行，类皆视为常谈，漫不加省。势有所轶，则委于无可奈何；事惮烦难，则为因循苟且。是以玩习弛废，一至于此。陛下不忽其微，乞敕兵部将臣所奏熟议可否，传行提督等官，即为斟酌施行。毋使视为虚文，务欲责以实效，庶于军机必有少补。臣不胜为国惓惓之至！

书到底是上了，可连点回声都没有，如石沉大海一般，可见这朝政的不堪、官场的麻木。

弘治十三年（1500），阳明“观政”期满，实授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正六品。明朝各部的司前都冠以“清吏”字样，大概有倡导清廉之意。

明朝自太祖朱元璋废除中书省与丞相制后，六部遂成为国家名义上的最高行政机关。每部设尚书一人、左右侍郎各一人，其下有清吏司，各设郎中、员外郎、主事，分管该部事务。其中，吏、礼、兵、工四部均为四个清吏司。而户部和刑部因事务繁重，便与地方十三布政司（省级）相对应各设十三个清吏司，同时带管南北两直隶事务。

刑部主管全国的司法行政，直接面向广大社会，可谓当时最了解民情的衙门。阳明来到这个衙门之后，才渐渐地看到社会的无边黑暗和民生的万般疾苦，也更加感到时政的腐败难治。

当时，冤滥刑狱遍布全国，滥词、滥拘、滥禁、滥刑、滥拟等现象严重，贫弱小民在此数滥之下，既无法据理抗争，就只有横被诬陷、屈打成招、身陷囹圄、铸成冤狱的份儿！所谓“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堂堂法司，不过是金钱与权势的特种交易场，是维护权门豪户既得利益的暴力机关而已。

当时屈打成招现象特别严重，有的官员凡升堂问案，不论轻重，即动用酷刑，有问一事未竟而已毙一二命者；有的则到任还不到一年，而已拷死十数人，其轻视人命若草芥。

由于云南是边民生事的多发地区，自古以来，这里都是让中原的统治者最为头痛的地方；且云南地理偏远，所以云南清吏司不需要按时下到地方，只在京师办公，分管来自云南的案件。

当时的刑部设有提牢厅，有狱吏若干名，专司管理刑部大牢中的囚犯。刑部各司主事每月一轮前往督理牢务，名曰“提牢”。阳明到任不久，便轮到他提牢，于是他便带着手下众人，在狱吏的陪同下逐牢进行查看。

关在刑部大牢中的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重囚，每年在狱囚犯数以万计。他们有的已定为死罪，等待秋后问斩；有的虽已定为死罪，但仍可上诉，等待再审；或者能赶上大赦，或者朝廷开恩，会减少死刑名额。

这还是阳明生平第一次来到如此肮脏、龌龊的所在。这一天，刚一踏入牢狱的大门，他便被一股扑面而来的浊臭之气熏得差点呕吐出来。他知道这里通风不好，又阴暗潮湿，很容易损害人的身体健康，于是便对那些狱吏特意叮嘱道：“今后，想法子把这里弄得亮堂堂、干净净的，除了这些恶臭之气，不然酿成传染的疾患，不但在押的犯人遭殃，你们自己也会跟着麻烦！”

那狱吏只是虚应，其实他们也很少到这狱里来，只是到时候就来发放饮食，然后把牢门一关，生死都由囚徒们自己了。

眼看就到了午饭时分，阳明领着众人还在四处查看。这时他突然注意到囚徒们的饭碗，顿时心里一惊！他连忙走上前去，仔细地看了看囚徒们碗中那半稠半稀、灰中带绿的吃食。

经过一番查问，阳明才得知因近日狱中缺粮，犯人们只能暂以米糠、野菜为食，眼见犯人们一个个枯瘦如柴、目光呆滞的情状，阳明断定此地“缺粮”已非一日。看着犯人们那副惨相，心怀恻隐的阳明特别不是滋味，但他还得暂时忍住自己的怜悯之情，继续到别处查看。

然而，且不说这些囚徒着实可怜，其中被冤枉者必定也很多，“夫以共工之罪恶，而舜姑以流之于幽州。则夫拘系于此，而其情之苟有未得者，又何以轻弃之于死地哉？”（《提牢厅壁题名记》）有些人的冤枉还没有诉，为什么轻易就将他们置于这样的死地呢？

阳明带领众人从牢狱中走了出来，这时他还丝毫未感到疲倦，于是又准备往堆放杂物的后院查看。狱吏们想要借故阻止，但阳明毅然前往，众人只得跟随。

还没进后院的门，就听到有一群猪叫的声音，它们好像在抢食！于是阳明快步循着猪的叫声而去，那帮狱吏应付不及，只得令一个偌大的猪圈无遮无拦地展现在主事大人面前！

待阳明细细地查看过猪槽，便回头厉声质问狱吏道：“你不是说狱中缺粮吗？这些猪吃的是什么？”

狱吏本已尴尬的神色此刻转为羞红，他只得沉默以对。阳明厉声谴责道：“先时，本主事就听说有狱吏擅自将朝廷拨给囚犯的口粮用来喂猪，待猪养大了，则众人共分。本主事还不信，想世间哪有如此贪恶之人……谁想今日，果不其然！”

阳明气愤已极，不等狱吏狡辩，便回到提牢厅大堂，召集众狱吏训话道：“朝廷有好生之德，便是十恶不赦之人，也拨给米粮布被，使其不致半途冻馁而死；便是那临上刑场就死的，还给他吃顿好的……囚犯也是人，你们却待其不如猪狗，夺其食以喂猪，率牲畜以食人^[3]，徒为朝廷招怨，着实可恶可杀！”

阳明心知，在统治阶层中，道德最败坏的就是这帮贪吏，他们平日不读圣贤之书，却有着鱼肉小民的权柄！他们大多熟悉上情、下情，又多年办理具体事务，老到精明，为官的离不开他们，百姓则对他们又敬又怕，故而他们夹在其中总能左右逢源。而不少为官的，本来廉直，到头来却被这些惯于投机、钻营的贪吏带坏（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还专门提到了这一问题）。

对于这些猪狗不如的东西，今天定要乘机狠狠地教训他们一番，为那些受其迫害的小民出口恶气。说罢，阳明便喝令用刑，但只见那帮狱吏却没有太多恐慌之色，也没有要求饶的意思。

阳明留了个心眼儿，打探之下才得知，原来拿囚徒口粮喂猪之事，其实早已相沿成例，连刑部堂上官也是默许的。狱吏们请阳明去堂官大人那里，一问便知原委。

阳明一下子就僵在了那里，此事居然也为上官们所尽知？他不再理睬那帮狱吏，当即赶至一当职的刑部堂官家中询问此事。实际上，对于这些上不得台面的事情，刑部上上下下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行得却说不得。其实何止刑部，大明官场无不如此。对于这些违犯国家正式法令的“陋规”，人们早已司空见惯、习以为常，只是在阳明这种初涉世事的正人君子眼中，它还是个不能容忍的“怪物”罢了。

但不管怎么说，凡事最怕认真，谁也不想落得一个“违法”的罪名，即便是贵为宰辅、九卿，也最害怕被政敌或言官抓住把柄。因此，当堂官（此人系郎中衔）见阳明如此郑重其事时，也不便多言，只好让他去自行处理。

次日，阳明又来到提牢厅，即传令狱吏将牢中所饲养的那几十头大肥猪通通宰杀，并分与众囚徒食用。阳明开宗明义道：“我王某人主事一日，就当遵国法一日！通告全狱，以后若再发生这类事情，定当严惩不贷！”除此以外，阳明还着手改善监狱环境，务必防范疾病的产生和传播。

待处理完这“猪吃人”的事情，阳明又向狱吏索取以往提牢主事者的名单，查看有关的详细记录。可是在他调出卷宗查看时，却发现百不存一，缺失严重。没想到众人如此玩忽职守，狱中管理之所以如此混乱，想来多半与此有关。说是提牢，真不知道究竟有几人能下到这牢狱之中亲身探看一番！

感叹、气愤之余，阳明计上心来。于是他命狱吏取来笔砚，提笔即在提牢厅的墙壁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和提牢的时间。阳明后来记载此事（《提牢厅壁题名记》）道：

而厅壁旧无题名，搜诸故牒，则存者仅百一耳。大惧泯没，使昔人之善恶无所考征，而后来者益以畏难苟且，莫有所观感，于是乃悉取而书之厅壁。虽其既亡者不可复追，而将来者尚无穷已，则后贤犹将有可别择以为从违。而其间苟有天下之至拙如予者，亦得以取法明善，而免过愆，将不为无小补。然后知予之所以为此者，固亦推己及物之至情，自有不容于已也矣。

此后，又经刑部主管官员认可而形成了一道条例：以后凡当值的提牢主事，皆须亲自在壁上题写自己的姓名和提牢时间，一旦狱中发生意外状况，便可追究相关责任人。

阳明晚年时，早已名扬天下，有一次他偶遇一位刑部老官员。那老官员便跟阳明提及了他当年整饬牢狱之事，二十多年之中，刑部上下一直传诵此事，已经深入人心。为此，刑部大牢在这二十多年之中，再也没有发生类似的“猪吃人”事件。

可见事在人为，而君子凡遇不公不平之事，则不应因处置艰难、众人因循而推诿。

身在仕途不忘神仙之事

大牢杀猪一事发生后，刑部官员们对阳明这位新任云南司主事都有了几分生动的认识：这是一位敢于任事的主儿，有什么繁难事，正好交由他去做。而能做些实事，在阳明自然也是义不容辞。

后来，他在致友人的书信中曾这样写道：“士大夫之仕于京者，其繁剧难为，惟部属为甚……而刑曹十有三司之中，惟云南以职在京畿，广东以事当权贵，其剧且难，尤有甚于诸司者。若是而得以而行其志，无愧其职焉。则固有志者之所愿为，而多才者之所欲成也。”（《送方寿卿广东佥宪序》）

阳明不惧艰难困苦，那样才让他更有成就感，就像曹操征乌桓时闻敌增而益喜一样。

弘治十四年（1501），阳明又奉命去江北录囚。录囚也是刑部十三司的例行事务，主事们每年都要会同都察院的巡按监察御史到所管的布政司或带管的部门清理案件、平反冤狱。当时，南直隶江北（淮甸）的扬州、庐州、滁州等辖区都由云南司带管，所以这些地方的录囚事宜便由云南司负责。

阳明来江北遇到的第一桩难理的案子，便是陈指挥^[4]杀人一案，这还是一桩积压了十几年的旧案。

经过一番调查，阳明得悉：这个陈指挥脾气暴躁、生性残忍好杀，动辄伤人性命，就在他入狱之前，他已经戕害了十八条人命。这些被害人的家属年年告状（类似今天的上访），但因陈指挥一家三代服兵役，且父亲为国捐躯，儿子又因失军机被处死，由此他便博得了不少人的同情。

再加上陈指挥家属不断贿赂有关官员，所以尽管他已被定成死罪，系狱十余载，却一直没有被明正典刑。看完案卷后，阳明当即表示要将这个陈指挥明正典刑：“这个陈指挥我一定要将他法办，以彰国法，还民以公道！人命关天，何况还连害一十八条人命，实在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杀不足以正天理！”

一干官吏忙出来劝说，但无济于事。看阳明那么坚持，御史和其他官员只得徒呼奈何，除非他们立即向朝廷汇报，由朝廷出面干预此事。

可是，真相就可能要由此更加大白于天下，到时不但救不了陈指挥，还会连累了一干人等。这帮官员都晓得曲在自己，所以只得由着阳明去发落了。

就在临刑的当日，凶暴的陈指挥竟对着阳明大喊大叫道：“你个天杀的，我陈某人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

在场的官员和百姓见到此情此景，都感到一阵寒战。然而，只见阳明却一副大义凛然状，还专门迎上前去呵斥陈指挥道：“今日不将你明正典刑，那十八人的冤魂才不会放过我！你悖天逆理，其罪当诛，今日正是你的报应！”言罢，即喝令行刑，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待到阳明回京复命之时，淮甸各州府无不是一片赞扬之声。

其实王华的表现也颇多可圈可点之处，也算是有其父必有其子。而且不管怎么说，儿子在行事方面的便利，都有父亲有形无形中的荫庇。

话说就在数年前，弘治皇帝的当值讲官突然晕倒，王华受命代之以入。当时内侍李广正备受宠幸，王华讲授《大学衍义》，至唐宦官李辅国与张后表里用事一节，王华讽谏明切（弘治的皇后也姓张），结果受到了弘治皇帝的特别赏识，并命中官赐食以劳。

王华有气度，在讲幄最久，受到了皇帝的特别眷顾。弘治十四年（1501）秋，王华受命在南京主持应天府的乡试。次年，升为翰林院学士；十六年，再升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学士、礼部右侍郎；十七年，为礼部左侍郎。

如果不是弘治皇帝早死，那么王华极有可能进入内阁，到时父子二人便都有了施展抱负的更大空间。然而待到后来，荒唐的正德继立，由于不依附权宦刘瑾，王华被迁为南京吏部尚书，直至致仕。

就是在办理完这次录囚事宜后，阳明颇为得意，于是便带着随行人员溯江西上，忙里偷闲去了一趟九华山。

九华山位于安徽池州青阳县境内，距长江南岸约百里之遥。它与山西五台山、浙江普陀山、四川峨眉山并称为中国佛教四大名山，是“地狱未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的大愿地藏王菩萨道场。

阳明在这里又写下了一篇洋洋上千言的《九华山赋》：“循长江而南下，指青阳以幽讨。启鸿濛之神秀，发九华之天巧……”

阳明此去九华山，其实并不单纯是为了游山玩水，更是为了寻访江湖异士，特别是为了寻访一位名叫“蔡蓬头”的道士。据说蔡蓬头善谈仙，时人皆津津乐道之。

在先后到无相、化城等寺进行过一番探访之后，阳明终于与这位传说中的高人碰上了面。阳明好说歹说，才将“蔡蓬头”邀请到了自己所在的驿馆。阳明向他请教养生之法，但这个蔡蓬头只是顾左右而言他，只字不谈养生长寿之道。

可是阳明还不死心，态度越发恭谨。最后蔡蓬头便甩下了一句话：“你这礼数虽周到，可见你终不忘官相！”说完，笑着拱了拱手，乃扬长而去……

正在阳明失落之际，他又听闻地藏洞中还有一位异人，此人不食人间烟火，所居几无人间一物。于是阳明便带着仆人翻山越岭，好不容易才找到那地藏洞。

待进得洞去，果然见有一人熟睡于石板之上，一应铺盖等物皆无。好奇的阳明在那里扫视了许久，也不敢惊扰那位异人，只得由着他酣睡。

眼看就到了午后，吃午饭的时辰早已过了，阳明见天色不早，只好不揣冒昧将那人唤醒。阳明伏在他的身旁不断抚摩其足，那人不久就醒转了过来。他有些吃惊地询问阳明是怎么找来的，阳明只好据实答说自己是何等费尽了周折。阳明真心求道，给那异人留下了最初的好感。

阳明一向常听人说，那些世外高人也多有精通三教九流之学的，于是阳明便拿“道学五先生”的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朱熹之说请教，若是能有所得，也不枉此行。

阳明请教了半天，那人始终对程颐、朱熹不措一辞，对张载则点头称是。及至问及周敦颐和程颢，则见其面有光彩道：“周濂溪、程明道，倒是儒家两个好秀才！”

“濂溪”是周敦颐的号，“明道”则是程颢的号，周是宋明理学（道学）的开山，下启二程。朱熹的学说主要继承了程颐，而陆九渊的心学则又主要继承自程颢。

阳明将那人对周敦颐和程颢的赞扬琢磨了好半天，才似有所悟。不过此时的他还没怎么深究过陆九渊的学说，只记得人家都说娄谅先生的学说“近陆”，所以只是将此言铭记于心。

阳明还想进一步请教，不想那人已经歪倒在石板上，又呼呼大睡起来。眼见天已近傍晚，阳明一行人都已经有些饥饿，于是他便退出洞来，先填饱了肚子再说。

不过他细想那洞中高人整日都未进食，也无半点要进食的样子，却精神无恙，非神仙何能至此？阳明突然记起宋人笔记中所记述的有关陈抟老祖的事迹：老祖最擅长的事情就是睡觉，经常一睡就是几个月乃至数百天，尤其是他即便是在醒着的时候也不怎么吃东西，顶多就是喝几杯酒了事。当时是五代最英明的周世宗秉政，他听说了陈抟老祖的传闻后，为了验证是否可靠，便把老祖招到宫内关了起来。经过仔细观察，发现老祖果然能连月不醒不食。等到老祖醒来后，周世宗连忙向他请教神仙之事，但老祖却笑道：“你是天下君王，应该以苍生为念，学我这点小伎俩，实在是不适宜……”

以前阳明还很怀疑这一记载，今日想来倒觉得定然实有其事。

待他回到京城后，仍旧对想象中的那种神仙生活向往不已，他在九华山中曾见四位老人对弈，遥想昔日“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烂柯人^[5]”的典故，便作《题四老围棋图》道：

世外烟霞亦许时，至今风致后人思。

却怀刘项当年事，不及山中一著棋。

阳明凡事都想做得完美，也想见太平之世，所以他一旦碰到不如意的事，就难免灰心失望，想逃避这人世。但他又终不能逃避，只得再回头做好自己的事情。

可是，他的心思会时不时地神游一番，也是在所难免的。

阳明洞中如开天眼

阳明入仕为官以后，尽管公务繁忙，还一度有心求道，只是对辞章的雅好依然如故。

京城是个才子汇聚之地，当时以李梦阳、何景明、边贡、徐祯卿、康海、王九思、王廷相等为代表的“前七子”^[6]主导了整个文坛，他们的诗文反对明初以杨士奇为首的台阁体派，提出以“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为号召的文学复古的主张，认为古文已有成法，今人作文只要“琢字成辞，属辞成篇，以求当于古之作者而已”。

阳明除了常与李梦阳、何景明、边贡、徐祯卿等“文坛四杰”来往外，交往中较有文名的还包括乔宇、汪俊、顾璘等人，后来这些人在学术上也与阳明多有交流。阳明受当时复古文风的影响，也开始学作古诗文，并与诸公以才名争驰骋，在京城文坛中颇为引人注目。

其中李梦阳是阳明较为欣赏的人，当时言诗者必称“何、李”，可见受推崇之重。李梦阳与阳明同岁，自小以文学知名。此外，他还工书法，甚得颜真卿笔法——苏东坡由于仰慕颜氏的人格，故而最推崇其书法。且向来论者以为，王羲之那般的“神品”学不来，颜真卿之类的“绝品”却能学得一二。

弘治五年（1492）秋，时年二十出头的梦阳由家乡庆阳赶至西安参加乡试。由于路上有事耽搁了，当他抵达西安时考房已经关闭，按规定已不许入内办理登记手续。梦阳一时着急，于是大呼道：“我李梦阳若不参加这次考试，本科解元就无主了！”主持考试的官员听闻了此事，又久闻梦阳大名，于是破格让他参加了登记。结果梦阳果然荣登解元，次年又中进士，早阳明两科。

梦阳入仕后，一心为公，执法不避权贵。弘治十四年（1501），皇后的娘家兄弟因走私被梦阳打击，结果在他们的报复下，梦阳一度被革职并被捕入诏狱。几个月后，在刘、谢、李三阁老的干预下，梦阳才得以出狱。弘治十八年，朝廷下诏广开言路，梦阳上《应诏上书疏》。他在上书中大胆地揭发了某些外戚的罪恶，并对国舅爷张鹤龄进行点名批评，结果在皇后及其母亲的怂恿下，皇帝再次将梦阳打入诏狱。

但是弘治皇帝还没有昏聩到随意迫害忠臣的地步，他只是想给皇后及岳母一个薄面，所以梦阳在被关了十天并被罚俸三月后，又被安然放出。

有一天，梦阳在街上巧遇张国舅，一时间他怒由心生、气不可遏，于是骑马迎上张国舅，挥鞭便打。最后将张国舅打成了兔唇，还打掉了他两颗门牙。张国舅因为刚刚受到皇帝的责骂，没能立即报复。不久，弘治皇帝就去世了，张国舅更没了报复的指望，此事只得不了了之。而李梦阳不畏权贵的声名，在京城乃至全国都传开了。

顾璘，字东桥，南京上元人，阳明后来常与之通信。他少负才名，为“金陵三俊”之一，同阳明一样，他既是一位诗人、学者，也是一位干吏。他曾任湖广巡抚，对后来著名的万历首辅张居正（早年是神童）颇有知遇之恩。

虽然才踏入仕途不久，阳明就已经目睹了官场及社会的黑暗，要疗救这些痼疾，在他看来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遵从圣贤之言、加强道德教化，此为治道之本。诚如《大学》中所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只有人的道德修养高了，人的道德自律性才会提高，那么做官的就不再腐败，为民的就不再作恶。

无论为己为公，阳明都不能不继续自己的圣贤之路：每日案牍之余，他都要苦读到深夜。其中包括五经及先秦、两汉的文章，因此他写的文章也变得愈加工整。是年，他也渐悟仙、释二氏之非，由此更加汲汲于追求真正的圣贤之道。

王华见儿子每夜都用功不已，生怕儿子过劳成疾，他便命令家人不许将蜡烛等物放置在书房中。阳明唯恐父亲担心自己，他总是等到父亲就寝以后，才拿出藏好的灯烛点上，仍旧坚持苦读到夜半时分。

由于阳明身心过度劳累，他的身体终于垮了，并因此患上了肺病，时常呕血，且久治不愈。不得已，阳明只得向皇帝告了病假：

臣原籍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由弘治十二年二甲进士，弘治十三年六月除授前职，弘治十四年八月奉命前往直隶、淮安等府会同各该巡按、御史审决重囚，已行遵奉奏报外，切缘臣自去岁三月，忽患虚弱咳嗽之疾，剂灸交攻，入秋稍愈。遽欲谢去药石，医师不可，以为病根既植，当复萌芽。勉强服饮，颇亦臻效；及奉命南行，渐益平复。遂以为无复他虑，竟废医言，捐弃药饵；冲冒风寒，恬无顾忌，内耗外侵，旧患仍作。及事竣北上，行至扬州，转增烦热，迁延三月，尪羸日甚。心虽恋阙，势不能前；追诵医言，则既晚矣。先民有云：“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臣之致此，则是不信医者逆耳之言，而畏难苦口之药之过也。今虽悔之，其可能乎！

臣自惟田野竖儒，粗通章句；遭遇圣明，窃录部署。未效答于涓埃，惧遂填于沟壑。蝼蚁之私，期得暂离职任，投养幽闲，苟全余生，庶申初志。伏望圣恩垂悯，乞敕吏部容臣暂归原籍就医调治。病痊之日，仍赴前项衙门办事，以图补报。臣不胜迫切愿望之至！

朝廷并不强人所难，于是很快批准了阳明的请求。

养病须先养心，为了能让自己找到一个理想的养病之所，阳明煞是费了一番功夫。

王家的先辈们祖居山阴，由于王华常思山阴山水佳丽，又为先世故居，所以他便将自己的居所由余姚老家迁到了越城的光相坊，准备来日在这里养老。

就在距越城东南二十里的地方，有一个风景绝佳的僻静之处，那里向阳的山坡上还有一处深邃幽静的石洞，酷似阳明当日在九华山所见的那个地藏洞。经别人的指点，阳明找到了这里，一见之下，他顿时喜出望外，遂决定在此处养病兼修行。

在将石洞做了一番简单整理后，又搬来了一应书籍铺盖，于是阳明连同一位仆人就在这里住下了。不过他已先将自己的一应用度、物品尽量减少，能就地取材和能将就的便绝不预备——可惜，还不能不使“人间造孽钱”。

山中景色自是与市井不同，面对此情此景，置身其间的阳明心情大为舒畅。晴天的时候，阳光便将整个石洞照得一片通明，照得人的心也一片澄澈。尤其是当夕阳的金辉散入洞中时，更是恍若仙境，于是阳明便将此洞命名为“阳明洞”。

想当年，苏轼被下放黄州时，他曾躬耕于当地一处名叫“东坡”的地方，苏轼因此自号“东坡居士”。阳明既得了这个洞，所以便自号为“阳明”——这就是“王阳明”的真正出处！

由于此前没少跟方外高人打交道，阳明自己也搜集了不少有关养生、修行方面的著作，此时他便趁着养病的大好良机，究极仙经秘旨。这时候，他开始尝试“导引术”，试图通过自身有规律的呼吸和躯体运动来达到恢复健康的目的。想当年病秧子一样的张良“学辟谷，道（导）引轻身”，几乎不饮不食，从此中获益不少，他正是阳明的榜样。

其间，阳明又通过静坐作为“长生久视之道”，一段时间后，他也便真的似福至心灵一般。

有一天，阳明又在静坐，他突然睁开眼睛唤来自己的仆人，然后对他说道：“今天王思裕等人要来访我，你可到半道迎接他们！”

“少爷，这几日并不见有人来访，您是怎么知道的？”

“呵呵，我已通神，你休多问，快去吧。”

于是那仆人便不再多问，前往迎候客人。等他到了中途的五云门的时候，刚好看见阳明的朋友王思裕等四人。仆人上前作揖道：“几位先生，我们少爷特命小的来此恭候！”

“啊？伯安兄怎知我等四人今日要前往？”思裕颇为诧异地问道。

“小的也不知，少爷每日在洞中静坐修行，病已好了大半。今日他跟小的说起自己已通神，所以才有了这未卜先知的功夫吧……”

四人到得阳明洞，想看看阳明究竟有何神通，只听阳明道：“近日我静坐悟道，大概是诚心感动了上天，便降下了这一道灵光，指引我去迎接诸位！”

其实阳明自己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但他认定了这就是自己一意修行的结果。自有了这段奇特的经历以后，阳明得意之余，自以为已经得道，于是身心越发超脱。

次年，久居洞中的阳明却又忽而备感无聊起来，遂感叹道：“此簸弄精神，非道也！”他又想到自己离世远去，不能尽人伦、全孝道，乃悟道：“此念生于孩提，此念可去，是断灭种性矣！”

阳明尝道：“予有西湖梦，西湖亦梦予。”他随后特往杭州的西湖边散心，这里是最繁华、热闹的所在，有“人间天堂”之美誉。面对绝佳的风光和如织的人群，阳明忽而又感到了久违的美好和亲切，高兴之余，他便多喝了几杯。

酒醒之余，他便作诗（《西湖醉中谩书》）以遣怀：

湖光潋滟暗偏好，此语相传信不诬。

景中况有佳宾主，世上更无真画图。

溪风欲雨吟堤树，春水新添没渚蒲。

南北双峰引高兴，醉携青竹不须扶。

此时，初入阳明洞时的那颗出世之心已经渐渐淡去，当阳明流连于南屏山、虎跑泉，信步于苏堤、白堤时，他的入世之心重又激荡起来，乃复思用世。

通过此番修仙学道，阳明对于自己的悟性又有了信心，那么，学至圣贤的梦想就不会落空，只要自己再多用点心思、多花点心力！圣人不出，则苍生如之奈何？他为此感叹道：“大道即人心，万古未尝改。长生在求仁，金丹非外待。缪矣三十年，于今吾始悔！”

一天，阳明出游灵隐寺，闻听一位僧人已坐关三载，其间不语不视，众人皆奉若神明。不想阳明对这等自欺欺人之举已经厌恶至极，此时的他忽然念起自己已过八旬的祖母，以及为自己健康担忧的父亲。情切之余，他突然冲入禅房，对着那闭目垂首的和尚大喝一声道：“你这和尚！终日口巴巴说些什么？终日眼睁睁又看些什么？”

那和尚顿时大惊，于是睁开眼抬起头看了看阳明。阳明见这一招奏了效，心下更多了几分把握，于是便问道：“你在此地出家，家中可还有亲人？”

那和尚不敢再看阳明的眼睛，只得低头答道：“有老母尚在！”

“你可曾想念老母？”

“一别十数载，焉能不想？”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便是那蜉蝣、蝼蚁，在佛祖眼中也是一命。既是一命，便皆有情！佛说‘四大皆空’，但人世间，又哪里真能皆空……爱亲乃人之本性，本性若去，那此人又与死尸何异？”阳明厉声质问道。

想那禅宗六祖惠能以一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博得后世多少无知者的赞叹之声！然而其虚无寂灭，又流毒何远也？

当时，阳明一番感慨，已令那和尚神色黯然。他进而说道：“你在这里不语不视，倒也落得清净自在。但你那老母每日想儿念儿，可也清净自在吗？”

话音刚落，只见那和尚已是泣不成声，阳明见状，便退了出来。

次日他再游灵隐寺，访昨日那僧人不遇，便询问寺中住持。

“他昨晚忽言思母心切，必要速归，众人不好拦他，便由他深夜下山！他家乡离此地不过数十里，想这会子，怕是已与家人团聚了吧！”住持道。

阳明心想：他既还了家，那我也该回家乡看看了！然后，还要尽我一份做臣子的职分啊。其实，一直无嗣也是促使阳明回归世俗的一个主因，“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断绝祖宗的祭祀是个不能饶恕的罪过。尽管他已经结婚十数载，可是却始终没能生育一男半女，致使他同夫人诸氏的感情也不甚和谐。

按照当时的传统，阳明完全可以纳妾以解决子嗣的问题，如果他不承认不育是自身问题的话。然而，他却非常看重自己与诸氏的夫妻情分，只好在几年后将自己的侄子正宪收为继子——这样，也就等于在向世人表明不育的责任在己。

直到诸氏去世后，阳明续弦张氏，才在自己死前两年老来得子，也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幸遇知音湛若水

弘治十七年（1504），在阔别了两年之后，阳明又回到了京师继续任职。

由于他的学名已经初步传开，时任巡按山东监察御史的陆偁便聘请了阳明前往山东主持乡试。这样，阳明便来到了作为山东省会的“泉城”济南，担任了乡试主考官。

阳明亲自命题，他有感于时世和自身的经历，便拟出一些尽是体现经世致用的题目，诸如“策问议国朝礼乐之制”“老、佛害道，（是否）由于圣学不明”“纲纪不振，（是否）由于名器太滥，用人太急，求效太速”“及分封、清戎、御夷、息讼，（是否）皆有成法”等等。

这些题目刚一出来的时候，便有人赞叹阳明的经世之学，很多考生也对此给予了不少肯定。可见，大明的有识之士并不是没有，只是苦于缺乏表现和施展的机遇。

此次乡试阳明还算满意，他也确实发现并录取了一些人才。后来那些山东籍为海内所称重者，多是阳明昔日所取之士。为了对这次乡试有一个完整的交代，阳明还作了一篇《山东乡试录序》，以备述其事：

山东，古齐、鲁、宋、卫之地，而吾夫子之乡也。尝读夫子《家语》，其门人高弟，大抵皆出于齐、鲁、宋、卫之叶，固愿一至其地，以观其山川之灵秀奇特，将必有如古人者生其间，而吾无从得之也。

今年为弘治甲子，天下当复大比。山东巡按监察御史陆偁辈以礼与币来请守仁为考试官……

虽然，亦窃有大惧焉。夫委重于考校，将以求才也。求才而心有不尽，是不忠也；心之尽矣，而真才之弗得，是弗明也。不忠之责，吾知尽吾心尔矣；不明之罪，吾终且奈何哉！

盖昔者夫子之时，及门之士尝三千矣，身通六艺者七十余人；其尤卓然而显者，德行言语则有颜、闵、予、赐之徒，政事文学则有由、求、游、夏之属。今所取士，其始拔自提学副使陈某者盖三千有奇，而得千有四百，既而试之，得七十有五人焉。呜呼！是三千有奇者，皆其夫子乡人之后进而获游于门墙者乎？是七十有五人者，其皆身通六艺者乎？

夫今之山东，犹古之山东也，虽今之不逮于古，顾亦宁无一二人如昔贤者？而今之所取苟不与焉，岂非司考校者不明之罪欤？虽然，某于诸士亦愿有言者……

阳明在这篇序中也指出了当时的乡试考官制度，以及自己取士的大概经过。他自我省察，言出肺腑，且对山东士子勉励有加。

其中，他一面盛赞山东古代人文之光辉、昌大：想当初在春秋之时，鲁国正是当时天下的文化学术中心，人杰辈出。及至战国乃至西汉，历五百年，齐地都是当仁不让的人文胜地，令天下学子趋之若鹜。

但阳明另一面也微责了当时山东人文之衰落、凋敝，这些历史背景也许是阳明非常熟悉的：自金国入主北方以后，北方人文渐趋落后于南方，乃至到了洪武年间，由此还闹出了一桩震动天下的“南北榜事件”——洪武三十年（1397）会试，北方举子竟无一人中榜！朱元璋下令重考，结果北方考生还是没有一个及格的。

知耻而后勇，阳明只能希望山东广大士子将来会争一口气，别丢了圣人门第的脸面！不过对于阳明而言，这次主考也给了他很大的自信，为他不久之后讲学授徒提供了必要的精神准备。后来阳明与人相邀去登泰山，兴奋之余，他也作了几首诗，其中一句道：“我才不救时，匡扶志空大。置我有无间，缓急非所赖。”

泰山系古来帝王封禅之地，具有无比崇高的地位，阳明感叹其高道：“欧生诚楚人，但识庐山高。庐山之高犹可计寻丈，若夫泰山，仰视恍惚，吾不知其尚在青天之下乎……吁嗟乎！泰山之高，其高不可极。半壁回首，此身不觉已在东斗傍。”（《泰山高次王内翰司献韵》）

九月，阳明回到了京师，被改任为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

兵部主事虽然与刑部主事品级相同，但地位却不可相提并论。有明一代，吏、户、兵为上三部，其中作为下三部之一的刑部有十三司，而兵部则只有四司。

武选司掌管天下卫所军官及土官的选授、升调、袭替、功赏之事，凡出自“中旨”^[7]任命的武官，该司便有权复奏请旨而后行。它有些类似六部之首的吏部的人事职能，所以它在兵部四司中地位最高，为四司之首。

阳明之所以升迁为兵部主事，全在于当道者近来对他的赏识。当时天下已有动荡之象，委实需要一些得力的人才来裨救时势。而阳明这种后辈，目前还是作为人才储备来培养和锻炼的。阳明既当其职，便开始日夜留意各地军情，以备知悉虚实。这不但锻炼了他的才干，更主要的是令他对兵事有了更直观、更切实的认识，为他以后统军作战提供了难得的学习契机。

王琼就是后来破格提拔阳明为南赣巡抚的前辈，此人颇有心计，善于发现隐情及核对事实。他在户部为郎中时，悉录故牍条例，尽得其敛散盈缩之状，乃至于对国家的财政收支、物质储备等问题都了如指掌。后来他升任户部尚书，更加熟悉了国家的经济大政。边帅每有向他请求增加钱粮划拨的，王琼都能够屈指计算某仓、某场肆粮草几何，诸郡岁输、边卒岁采秋青几何，然后肯定地说道：“已经足够了，再多索求就是非分了！”为此，大家无不惊叹王琼之才。

显然，一个人要想真正做出一番事业来，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各种准备和磨砺是不可或缺的，一步一个脚印，人才能走得踏实。

在当时，讲学之风刚刚在各地兴起，大明此前还是以学校教育为主。

如今，很多儒者已不再满足于传统的授业解惑，开始以讲学的形式唤醒人们对于圣贤之学的追求和向往。比如陈献章讲学于广东新会、吴与弼讲学于江西崇仁、罗伦讲学于江西永丰、章懋讲学于浙江慈溪，虽然他们还不至于名动天下，但已经具有不小的影响，从学者很多。阳明当初前往江西广信拜谒娄谅时，娄谅也正在当地讲学。

不过在天子脚下、人才济济的京师，尚没有见到热闹的讲学场面，这与当道者对于思想、舆论的严厉控制有关。阳明有感于学者溺于辞章记诵，不复知有身心之学，长此以往，必将本末倒置。于是他在京师首倡讲学之风，开始授徒讲学，宗旨便是使人先立必为圣人之志！

弘治十八年（1505），开始有门人到阳明坛下听讲。闻者渐觉兴起，很多人开始对阳明执弟子礼，而阳明由此备感讲学之责任重大，至是专志授徒讲学。

不过，当时师友之道久废，众人皆以为阳明立异好名，责难之声也因此不乏于耳。但阳明依然坚持，全然不以为意：想当年，孔、孟、程、朱，哪个不是以讲学来传播圣贤之道的？

在当时，虽不鼓励讲学，但也并不过分压制，只是排斥那些违背权威的言论。知音世所稀，阳明在此之前并没有一个真正的思想上的知音，他也深为其苦。但就在这时，他人生中真正的知音终于出现了，这个人就是湛若水。

湛若水，字元明，号甘泉，广东增城人。虽然他长阳明六岁，但直到弘治十八年才得中进士，当时在翰林院充任庶吉士。他是“白沙先生”陈献章的高足，而陈氏是吴与弼的弟子。正统十三年（1448）陈氏二十七岁，举会试不第，乃就学于吴先生半载有余，归家后他读书日夜不辍，筑阳春台，静坐其中，数年无户外迹。后来他游历太学，曾写了一首题为《和杨龟山此日不再得》的诗，此诗大得当时的国子监祭酒邢让的赞赏。他逢人便说：“这个陈献章是真儒复出，便是杨时（杨龟山）这样的大儒，也未必及得上！”

当时号称“翰林四谏”的成化二年（1466）状元罗伦、会试第一章懋及新科进士黄仲昭、庄昶等人，也对陈氏推崇有加，陈氏由此声名大噪！不过，陈献章讲学的地点主要还是在他的家乡，即广东一带。

先前，大明虽有方孝孺、曹端、薛瑄、吴与弼等人以学术知名，但他们的观念并无创新，不过是沿袭程朱旧说，直到陈献章别出新见，始入精微。陈氏主张学贵知疑、独立思考，提倡较为自由开放的学风，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江门学派”。后来，他得以从祀孔庙，这还是广东唯一获此殊荣的儒士。成化十九年陈氏授翰林检讨，后乞终养归，他专意授徒讲学，对于仕途日渐淡漠，而湛若水深受其影响。

若水在二十七岁时本已中举，两年后去求见陈氏，为表决心，竟将赴考的“路引”毅然焚掉。若水有志绝学，后来有所创见，白沙先生乃盛赞其学术道：“来书（所言）甚好，日用间随处体认天理，著此一鞭，何患不到古人佳处也！”

陈氏之学，以静为主，为陆九渊心学一脉。若水提出了“随处体认天理”的宗旨，“随处”既解决了陈白沙主“静”忽“动”的弊病，又解决了陆九渊主“心”忽“事”的弊病。用若水的话说：“则动静心事，皆尽之矣。”他认为天理“即吾心本体之自然者也”，“体认天理”就是在应对事物，心应感而发为中正意识，从而体认到自己内心中正的本体——天理。

弘治十二年（1499），陈氏便将“江门钓台”做衣钵传与若水执掌。先师死后，若水为之服丧三年（孔子死后，许多受教于孔子的弟子都来送葬，皆服丧三年，而子贡结庐于墓旁守丧六年才离开）。但后来因母命难违及友人说劝，若水才在四十岁的年纪一举得中进士。他此前曾入南京国子监读书，深得祭酒章懋的看重。

阳明显然认为，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治不胜治，主要还在于人心不古，在于没有真正的好学问教育人们，致使人们想学好却无从学起。此时，他对于占思想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已有所怀疑：当时士大夫们沉溺于安逸享乐之习，日盛于前代，难道程朱之学不需要负一定的责任吗？假如它是最佳的学问，那么何以社会仍有种种弊病？可见，真正的好学问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求。

湛若水也秉持这种观点，所以他与阳明一见定交，相互唱和，共以昌明圣学为职志，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两人可谓相见恨晚——那还是在若水到北京参加会试时，他听闻有个叫王阳明的人在授徒讲学，所以一俟殿试结束，若水便前往拜访从未谋面的阳明。

阳明多年来一直在寻求志同道合的师友，只是人海无觅，不想今日天上掉下个湛若水，他们第一次交谈，竟然都觉知音难得，遂一言定交！阳明欣喜若狂之余，逢人便如此称道：“我自打跟从父亲从宦京师以来，近三十载，还从未见过像若水这般人物！”

若水对于能够结识阳明这样的知交，自然也是大喜过望，他对于阳明的赞誉也是不吝言辞：“若水泛观于四方，未见此人。”

不过，尽管有所怀疑，但程朱还是无可替代的先师圣哲，只是不盲从其说罢了。阳明与若水相与定交讲学后，乃一宗程氏“仁者浑然与天地万物同体”之要旨，作为他们讲学论道的主要题目。

纵观阳明的一生，能让他在学问上感到旗鼓相当且受益颇多的朋友，唯若水一人而已。为此，阳明或许会如是感叹：“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有一次，阳明、若水二人又就梁武帝及其佛道治国的问题进行了一番深入交谈。阳明近来对佛道颇有微词，他首先道：“梁武乃‘三教同源’之说的始作俑者，由此他得以将佛道抬高到了几与儒、道鼎足而立的地位，其流毒不可谓不远矣！”

若水的态度倒没那么激烈：“继释家慧远之后，梁武乃真正将佛学植入我中土根脉之人。然佛家偏不认他，究其缘故，不过看他是个晦气的亡国之君！呵呵，这佛家也忒势利！”

阳明道：“倒是有些数典忘祖的味道，不过梁武发掘《中庸》，也注疏了大量儒学典籍，并损益礼制，尤特别重视心性义理之学，其功岂在小也？舍此君，恐怕我圣贤之学不知还须费多少时日才得重新光大！”

“此言甚是，但梁武终是入了歧途，着了邪道！旷古未闻我华夏有以佛道治国之君，而梁武竟冒天下之大不韪！然慈悲喜舍、济世度人，乃大乘佛教中菩萨之宏愿，察梁武初衷，倒也是极好的！”

阳明略顿了一会儿，道：“自（东晋）衣冠渡江以后，中原沉沦，圣学不明，佛、道之说兴起，梁武嗜学博闻，受其影响也在所难免！不过我想，梁武为政失于宽仁，并非释氏所教，乃他本性使然！此君徒好虚名，终受其累……”

“他好的怕也是‘菩萨皇帝’的虚名吧，若不是梁武这等开创之主证了佛道之非，那后世君王真不知更有多少沉迷于此重蹈覆辙的！梁武开此恶例，足证我圣学为立身、立国之本也！”

“怕是不然，后世虽有‘三武一宗^[8]’的灭佛之举，但佞佛之君也不在少！释氏亦未尝无可取之处，三教之合流，终迄于两宋，蔚为大观……”

若水微愠道：“伯安，你硬要和我抬杠吗？我所言自然是释氏之大节不可取也……”

其实阳明还是忍不住要逗一逗这位挚友，孔子也不是惯常一副叫人不可亲近的冷霜面目，便是朱子也未尝不争强好胜。况且太史公中有言“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不时地滑稽一下也可以调剂人际关系。

想孔子当年在郑国时与弟子失散了，子贡寻师，郑人告之，说东门外有一个人“累累若丧家之犬”。子贡找到孔子后以实相告，然而夫子听了却并不着恼，还欣然地笑道：“似丧家之犬，然哉！然哉！”

二人知己相得，阳明的先祖就死在若水的家乡增城。为此他常禁不住想：莫不是祖先有灵，才让若水不远万里，来到了自己身边？

注释

[1]参见《明史·王越传》卷一百七十一·列传第五十九。

[2]《唐李问对》并非是李靖真正的兵法著作，他真正的兵法早已失传，其片段散见于杜佑的《通典》等书中，后人有辑录。

[3]见《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居上位者）庖有肥肉，厩有肥马，（而）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

[4]明代内外诸卫皆置指挥使，为卫一级最高军事长官，秩正三品。下辖指挥同知二人（副长官，从三品），指挥佥事四人（正四品）等属员。此处的“陈指挥”大概是一位“指挥佥事”。

[5]据《列仙全传》记载：晋时衢州人王质，曾入山伐木，至一石室见二位老者弈棋，便置斧旁观。老人与之食，似枣核，吮其汁便解饥渴。后老人对王质说：“你来已久，可归家了。”王质取斧欲回，柄已尽烂。遂还家，已历数百年。亲人无复存世，后王质入山得道。

[6]明代“后七子”是指嘉靖、隆庆年间的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吴国伦和徐中行等人。他们受“前七子”李梦阳、何景明等人的影响，继续提倡文学复古，相互呼应，彼此标榜，声势更为浩大，世称其为“后七子”。

[7]皇帝自宫廷发出亲笔命令或以诏令不正常通过有关机构审核批准，直接交付执行，称为中旨。

[8]指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后周世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