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诗的萌生

第一章 起源

在远古时候，没有单纯的文学，更不会有单纯的诗。常常是歌与舞混合在一起，载歌载舞，这里有音乐、舞蹈，还有原始的诗（歌词）。在那时，文学与艺术是分不开的，因此，我们说诗的起源，实际上包含在文学艺术的起源这总体中。

关于文学艺术的起源，一直为大家所关心，古今中外有不少学者进行研究、深入探讨。而且，这不仅是文学史家、文艺理论家所关心的事，也为历史学家、人文学家等社会科学研究者所关心。由于这个问题为各方面的学者关注，进行深入研究的历来不乏其人，因此众说纷纭、学派林立。尽管如此，我们把这些学说归纳起来，大约可分为五种说法，即：起源于祭祀与宗教活动说，起源于娱乐游戏说，起源于模仿说，起源于神话说与起源于劳动说。下面，我们来分别辨别一下谁是谁非。

一、起源于祭祀与宗教活动说

在中国，不少人喜欢引用汉代学者王充的话来证明文学艺术起源于原始宗教、巫术及祭祀。王充在《论衡·乱龙篇》中说：“上古之神，有神荼、郁垒者，昆弟二人，性能执鬼，居东海度朔山上，立桃树下，简阅百鬼……故今县官斩桃为人，立之户侧，画虎之形，著之门阑。”在中国诗中，最早的诗是《诗经》中的《颂》，这是王室对祖先祭祀的颂词。其中《周颂》最早，为西周初的作品，是公元前11世纪时的产物，这就成了主张“诗起源于祭祀”说的物证。西方许多学者则把原始巫术与原始宗教作为同一体来进行研究，他们认为史前人类有过受巫术统治的时代，旧石器时代的岩画，就是出于巫术的动机而创作出来的。我认为这些说法都不尽然。其实，从我们看到的原始岩画来说，诚然有一部分与宗教巫术有关，但并非都有关系，也有单纯摹画先民的生活起居或简单的一兽一物。根据艺术发展由简到繁的规律来看，那些单画一物的岩画，应该比具有宗教巫术内容的画要早得多。具体到诗来看，今天我们看到的记载在古籍上的诗，都是后人记下来的。《风》、《雅》中作者难道就没有比《颂》的作者更早的，谁能说清？而且口头文学都早于有文字记载的文学，诗的起源应该早于文字的诞生。那些文字诞生以前的诗，到文字产生时，有些恐怕早就湮没无闻了。因此，此说实在是靠不住。

二、起源于娱乐、游戏说

在中国，成书于战国末的《吕氏春秋》，在《古乐篇》中有这样的记述：“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有人据此证明歌舞以及文学艺术起源于游戏。在西方，德国大作家席勒根据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一书中“一切游戏”属于“快适的艺术，或者是美的艺术”的论点，引申说，人们为发泄剩馀的精力“企图创造一个自由的形式”，从“物质的游戏，进入审美的游戏”，这就产生了艺术和诗。这说法，其实漏洞不少。首先，葛天氏是古代传说中的部落，是否确实存在，已是问题，葛天氏之乐只是传闻，并不可靠。其次，《吕氏春秋》成书时，中国古代的诗、乐、舞都已具有一定水平，距离原始的诗、乐、舞的产生，已有几千年了，因此这里描述的只是战国末年人想象中的原始乐、舞，不能据此说明歌、舞等文学艺术的起源。至于席勒所说，疑点更多。首先，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先民不可能有多少“剩馀精力”需要发泄。其次，照席勒的说法，艺术和诗是在游戏中有意识地创造出来的，目的是为了“发泄剩馀精力”，从“物质的游戏，进入审美的游戏”，这种有意识有目的地进行诗和艺术的创作，当然不是起源，而是起源以后的创作活动。起源时，人们对诗和艺术还没有认识，创作只是在无意中进行的。

三、起源于模仿说

在我国，有人根据《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载的“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作歌，乃以麋鞳置缶而鼓之，乃拊石击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认为这足以证明诗歌、音乐、舞蹈起源于对自然的模仿。但是，我们看到，显然是已经有了“乐”以后，帝尧才会“命质为乐”；同样，显然已经有了磬，听到过磬声，才能“拊石击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其实，这根本不能说明音乐的起源，只能说明已经有了音乐之后的一次有意识的创作活动。在西方，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认为，“在许多重要事情上，我们是模仿禽兽，做禽兽小学生的。从蜘蛛我们学会了织布和缝补，从燕子学会了造房子，从天鹅和黄莺等歌唱的鸟学会了唱歌”。很明显，模仿鸣禽类的啼鸣，只能是简单地摹声，这样既成不了歌也成不了诗，只能成为口技一类东西。请允许我套用一句马克思的话：最蹩脚的诗人与歌唱家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天鹅、黄莺高明的地方，就是他在歌唱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曲谣构思完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里有这样一句话：“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

四、起源于神话说

在中国，据《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启）。开（启）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开（启）焉得始歌《九招》。”《山海经》成书于战国与西汉时期，而当时在楚国民间早已流传《九歌》、《九辩》。如果说这是夏启时候的音乐，那么应该存在于宫中，流行于中原地区。事实上，中原各国的宫廷里与中原各国的民间，却并无此曲此歌。显而易见，应是先有《九歌》、《九辩》流行于楚国，然后才有写《山海经》的人写下这一条，而且《九歌》、《九辩》也决非原始乐曲与歌词，不是音乐诗歌的起源。在西方，因为古希腊神话中有这样的记载，说天神宙斯跟记忆女神生了九个统称为缪斯的女儿，她们掌管着文艺和科学，其中第六位名叫埃拉托的女儿掌抒情诗，第九位名卡利俄珀的专管史诗，因此说诗产生于神话。且不说神话是纯属虚构的，即使是实有其事，也必然是先有了诗，然后才有专职掌管诗的女神啊！而且凡事凡物都是先有具体事物然后才有名称，在诗诞生之前，也就不可能有诗这个名称，更不可能分成“抒情诗”、“史诗”。有诗这个名称，而且还有专职掌管者，这只能在诗产生以后。因此，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说，神话都不是诗的源头。

五、起源于劳动说

这在中国当前是最普遍最时髦的说法，不少人还竭力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找论点，企图拉着大旗当虎皮，借以把自己的说法打造成不刊之论。

诗歌起源于劳动的论据之一是引用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里的几句话：“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的脑髓就逐渐地变成了人的脑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论据之二是引用普列汉诺夫在《艺术论》中的几句话：“劳动先于艺术，总之，人最初是从功利观点来观察事物和现象，只是后来才站到审美的观点上来看待它们。”

论据之三是引用鲁迅在《门外文谈》里的几句话：“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需发表意见，才渐渐地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大家也要佩服、应用的，这就等于出版；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了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是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

如果我们从“劳动创造人”这个根本出发，说明人类社会的一切都是劳动创造的，当然其中也包括文学艺术。这种说法，谁能不同意！语言都是从劳动中产生出来的，作为语言艺术之一的诗，当然无疑是在劳动中产生出来的。这样说，似乎振振有词，合情合理。不错，是“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但我们不能因此把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归于劳动。语言确是伴随劳动而产生的，但语言是交流思想的工具，不是每一句话都可以成为诗，这也是显而易见的。日常交流用的语言与成为诗的语言有很大的差别，因此上述说法不足以证明文学艺术是在劳动中直接产生出来的。普列汉诺夫的话，只是说明产生的先后问题，没有涉及源流问题。何况早产生的事物未必就是后产生的事物的源头，譬如在中国，诗歌的产生先于小说，难道能说小说起源于诗歌吗？至于鲁迅这段话，首先是出于一篇杂文，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其次，在这里说的抬木头齐呼“杭育杭育”，是根据想象而设的一个假设，并非在远古实有其事；再次，鲁迅在这里不是严肃论证，而是充满调侃意味。其实鲁迅说的“大家抬木头”云云，是根据他那时的情况说的，原始人恐怕不存在这情况，用石刀石斧只能砍伐些小树小枝，绝对砍不下大树，砍伐大树，要等发明了锯以后才有可能，而且原始人不盖高楼大厦，要太大的木头也没有用。等到大家抬木头喊“杭育杭育”的时候，原始诗歌在这之前恐怕早已诞生了。还有人举《淮南子·道应训》中的话：“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用以进一步印证鲁迅的话，认为这是艺术起源于劳动的有力证据。这段记载确实与鲁迅的话有十分相似之处，我想鲁迅的话也许是受这段话的启发后写出来的。但是细心的读者别忘了这前面的“今”字，这是说“举重劝力之歌”是发生在作者写书时。《淮南子》成书于西汉中期，这时《诗经》、《楚辞》早已诞生，这呼“邪许”的“举重劝力之歌”，能说是原始起源时的诗歌吗？其实，《淮南子》在这里只是记述了当时一些民谣的产生情况，并不是在说明诗歌的起源。

六、对文学艺术起源的五种流行说法辨析

我在前边一一做了否定，那么，文学艺术（特别是诗歌）究竟起源于什么？在述说诗歌起源之前，让我们先来简单了解一下先民的生活情况吧！在远古时代，到处是幽幽森林，莽莽荒原，地广人稀。人们按部落分居在这块广袤的土地上，在华夏大地上，部落当数以千计，经过几度兼并，在西周初尚有“诸侯国”（实际上是部落）800多个。部落之间，起初除了战争，平时很少来往，老子说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大约就是指这时的实际情况说的，远处的更不用说了。古代交通不便，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山川阻隔，信息难通，如果起先甲部落出现了一首民歌，其他部落很难知道，因此不能把这定为诗歌的源头。也许就在这时候，乙部落也产生了一首民歌，同样也不为其他部落知道，当然也不能认定这是诗歌的源头。就《诗经》而言，是从很多地方采集来的，我们不能把《周南》、《召南》与《豳风》、《秦风》看成是出于同一个源头。当然，《诗经》与《楚辞》更不会是同出一源。因此，对诗歌的起源，我们不能泥于一端，只认定一个源头，而应该承认是多源头的。譬如太平洋里的水，你说是从哪里流进来的？源头究竟在哪里？是长江、黄河，是黑龙江、红河，还是哥伦比亚河或科罗拉多河？我说都是，也都不是。这是所有流入太平洋的江河汇聚在一起，才形成了太平洋里的汹涌澎湃的波涛，单靠一两条河是无济于事的。人类的起源也一样，不能认死一个源头。现在有不少人都认定人类起源于非洲。不错，在非洲发现了最古的人类遗骸，但不能因此认定这就是人类的起源，世界各地的人都由此繁衍而来。古代交通不便，古代人决不能跨越重重阻隔的山川，非洲的先民很难到达亚洲、欧洲，更到不了美洲、大洋洲，此其一。再说从语言、骨骼与遗传因子来看，非洲人与亚洲人、欧洲人的差别实在太大了，光从语言来看，毫无相同之处，因此也不可能是出于同一个源头，此其二。我想其他地方不一定就不存在跟非洲同样远古的人类遗骸，只是开发早的地方，在远古人类活动中，早已遭到了破坏而已。目前那些吵吵闹闹的争论，实在是违反事实本源的。

显然诗歌的起源也一样，应该存在多个源头，不应执著一点、泥于一端。也许在差不多时期，有人打猎归来，提着大量猎物，高高兴兴地唱着：“断竹，续竹；飞土，逐肉。”另有人躺在林子旁边，看到仙鹤在林荫处起舞和鸣，不由得想起了心爱的人儿，于是唱起了：“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同时有个女孩，失恋了，在忧伤地唱着：“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也许就在那个晚上，有人走出洞穴，看到满天星斗，皓月当空，星月之光照在身上，感到很兴奋，于是高兴地哼着：“明明上天，烂然星陈。日月光华，弘于一人。”还有很多别的情况，都可能产生诗歌，但是喊几声“杭育杭育”是不可能成为诗的源头的，因为照这样说，那么，有几个人一起上山，突然遇到大雨，雨大路滑，他们都从小山上滚下来，其中有一人痛得直喊“哎唷，哎唷”，于是别人也跟着喊“哎唷，哎唷”，难道这也成了文学，创建了“哎唷，哎唷”派什么的，我想总不能说“诗歌起源于跌跤”吧！同样，我们不能把鲁迅的一句调侃的话，拿来当理论根据。

关于诗的产生，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因情而生，随意而发”，一个人有了激情，就有了诗的灵感，把它变化成一个意念，用一种特殊的语言形式表达出来，这就成了诗。真挚的、纯洁的感情是诗的灵魂。

既然如此，那么，热烈的情感不只是在劳动中才能产生，人们在生活中的各种活动都可能激发出热情，都可能由此产生诗。尤其是男女两情相悦，更容易激发热情。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我们看到的民歌中大部分是情歌。当然，我这样说，并不等于我主张诗歌起源于爱情。我认为热烈情感在人类的各种各样的活动中随处都有，随时都有，这些情感用一定的语言形式表达出来就成了诗。因此，对诗歌的起源，任何执著一点、泥于一端的说法都是机械的，不真实的。诗歌的起源应该是多源头的，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我前边说的“因情而生，随意而发”这八个字，即诗发端于情，成于意，情与意是不可分割的二位一体，二者不可缺一。

我国诗歌产生的时间，应该在西周以前。由于当时文字还没有形成，最早的诗歌只靠口头流传，年深日久后也就湮没无闻了。今天我们见到的，无论是《诗经》里的诗，还是散见于其他古籍中的歌谣，都已经不是最古老的源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