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说

屈原以后，华夏诗坛上楚声独领风骚。这时虽然作品不多，但这少量的诗却全是楚歌楚调，北方则一直沉寂无声。及至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统一全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他以为功高盖世，前无古人，并妄想秦国的统治万世不绝，因此自称始皇帝。为巩固其统治，实行了空前未有的暴政，推行严刑酷法。他企图控制思想，大力推行文化专制政策，“燔灭文章，以愚黔首”，采纳李斯的意见，实施了骇人听闻的焚书坑儒暴行，焚灭书籍，摧残文人士子。凡民间所藏《诗》《书》及“百家语”，一律强行收缴焚烧，还禁止谈论“诗”、“书”，有违禁谈论者，一概处以死刑。此外，还一举坑杀儒生（并非全是儒家，而是泛指读书人，其中多数为方士）460馀人，而且坑儒也并非一次。这些在中国历史上，造成了旷古未有的文化浩劫，开启了后世不断出现的文字狱。秦始皇死后，二世胡亥继位，也继承了乃父的暴政，残暴无比，奢侈无限，以致税赋无度，劳役不止，阶级矛盾迅速尖锐化，终于引来了一场农民起义，六国的残馀贵族也乘机而动，秦王朝迅速崩溃。秦王朝从建立到灭亡，为时不过15年。在这种情况下，秦代在学术与文学上，一片荒芜，诗坛上更是寸草不生（在晋人杨泉的《物理论》中记载了一首秦时歌谣：“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骨支拄？”实际上这四句是把建安时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中的四句加以改造而成。在陈琳诗中，前两句与此相同，后两句为七言：“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再说，在秦代也不可能出现这样整齐的五言四句的诗）。但秦始皇统一文字，对以后的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使中华文化不再支离破碎。秦朝的一统，给文学灌注了大一统的宏伟气概，具备了伟大的气魄。

经过长达5年的楚汉之争，公元前206年，刘邦终于依靠张良等人的计谋与韩信等人的军事力量，打败了强有力的对手项羽，重新统一了中国，建立了汉王朝。

幸好秦代是个短命的王朝，中国文化虽然经受了一场大劫难，但还不至于灭绝。西汉王朝建立后，汲取秦王朝短期覆灭的教训，放松了对广大人民的压迫，减轻了剥削，因此社会出现了安定的局面，生产有了发展。在刑法和文化控制方面，采取了较为简约宽松的政策，废除了秦代的“挟书律”，还“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并且废除了所谓“诽谤妖言之罪”，允许各家学说流行，因此社会思想比较活跃，各种哲学观点得以自由表达，从而促进了学术文化的发展。不过汉初崇尚黄老思想，主张“清静无为”、“与民休息”，减少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干涉与骚扰，以利于发展生产。至于在文化方面，一则由于秦始皇的残暴摧毁，元气大丧，一时恢复不过来；二则在西汉王朝的领导层中，除张良等少数人外，或为武人，或为小吏出身，并没有认识到发展文化的重要性，而刘邦又“不好儒”，还常常轻慢甚至侮辱儒士；三则经过秦代的暴政，随后又是一场战乱，对生产破坏很大，汉初的工作重心是恢复和发展生产，无暇顾及文化。

经过了近30年的休养生息，生产发展了，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据《汉书·食货志》记载：“孝惠、高后之间，衣食滋殖。”到文、景时代，减轻劳役、赋税，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也活跃了工商业，社会经济大为发展，社会安定，人民得以安居乐业，出现了所谓“文景之治”。文学创作随之也逐渐复苏。汉初统治集团中的主要成员大多数来自楚地，对楚文化有着本能的依恋，“高祖乐楚声”，楚文化因此得以蔓延。在文学创作上，继承楚辞的馀绪，逐渐发展成汉赋。文、景之世，汉赋已崭露头角。到汉武帝即位后，西汉王朝已经过了六七十年的发展，经济力量已相当雄厚，进入了一个全盛时期。为巩固统治，加强了对社会思想文化的控制，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从此结束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思想定于一尊，纳入了儒学的轨道。事实上，董仲舒倡导的儒学已截然不同于先秦的孔、孟儒学，只是吸收了其中若干对统治者有用的成分，又糅合阴阳家和法家的思想，形成了一种新的儒学。此种新儒学就其实质而言，实为伪儒学。董氏儒学是融政治、宗教、伦理、刑法为一体的实用之学，目的在于维护皇权的绝对性，巩固封建统治政权。从此，不仅人们的世界观、政治思想等方面被牢牢地纳入新儒学的轨道上，不能有丝毫的偏离，而且成为一种礼仪成规，注射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行为的每一个细节之中，紧紧钳制着人们的思想，禁锢人们的自然人性。同时，在两汉，文学尚无独立地位，而是附庸于经学。今文经学的烦琐与迷信完完全全制约着文学，大大阻碍了文学的发展，以至两汉在建安前没能产生较出色的诗人。

武帝好辞赋，围绕在他身边的一批“言语侍从之臣”也经常献纳新作，因此这时辞赋有了很大发展，盛极一时，出现了最大的辞赋家司马相如。但是诗歌创作却毫无起色，一些宫廷文人的诗作，没有什么文学价值。赋虽然脱胎于楚辞，但到武帝时大赋已是面目全非了。正如龙生九子，虽然赑也是龙的儿子，却长成了龟的形状。由楚辞演化成赋，正是一种赑现象。武帝以后，西汉王朝盛极而衰。后来虽有宣帝中兴而且亦好辞赋，因而辞赋又兴盛一时，然而此时的辞赋只是帝王与贵族的娱乐品，并无多少文学价值。西汉末年，扬雄是最大的辞赋家，起初他模拟司马相如，使汉赋走上模拟的道路。后来他因仕途失意，淡化了从政意识，希望成为立德兼立言的圣人，否定辞赋，认为这是“雕虫小技”，遂不再作赋，转而仿《论语》、《周易》而作《法言》、《太玄》。但刻意仿古，未免失之古奥，令人难以首肯，很快被人遗忘。而且模仿的东西，即使模仿得十分相像，也是复制品，毫无价值。

西汉覆灭后，刘秀利用农民起义军，依靠豪强势力，建立了东汉王朝。光武帝、明帝、章帝三代历经半个多世纪，保持兴旺势头。但东汉王朝一建立，光武帝即提倡今文经学，深信谶纬，使在西汉已经阴阳五行化的今文经学，加速朝烦琐而迷信的方向迈进。以谶纬之学为主的今文经学，成为东汉统治思想的主体，在思想上和文化上，强化纲常伦理的封建道德，正常的人性受到压抑，扼杀了自由的学术空气与文学精神。因此，虽然当时出现了经济上的兴旺，却不能带动文学（特别是诗歌创作）上的兴旺。和帝以后，东汉中叶，连续出现了几个幼年登基的皇帝，造成权力真空。同时，当时官学和私学都很发达，士人集团壮大，皇权与士人集团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出现了外戚、宦官与士人集团的激烈斗争，使国家机器濒于瘫痪，社会极其黑暗，终于导致了黄巾起义，整个王朝土崩瓦解，维护统治的新儒学也动摇了。今文经学衰落，古文经学抬头，人们的观念有所改变，对思想的钳制终于松动了，从而迎来了建安时期的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文人创作诗的高潮。

汉代自武帝以后，一直是新儒学占统治地位，紧紧钳制着人们的思想，压抑着人性。辞赋家大多数为御用文人，其身份与倡优等同，人性被扭曲成了奴性，没有自由意志，缺乏个性，创作辞赋只是为了取悦统治者。而且，他们整天围着帝王与贵族转，生活狭隘，因此他们的作品既无充实的思想性，也无高度的艺术性与审美价值。两汉所以出现不了大诗人，根本原因也就在于此。东汉末年，社会的巨大变动导致了社会思想的变化，被禁绝了的战国时的各家思想纷纷抬头，思想界呈现了一种自由解放的趋势，一批庶族士人崛起，登上了文坛，创作了大量优秀的诗歌。由于当时的作家摆脱了董氏儒学的禁锢，心胸和眼界较为开阔，能够不受拘束地进行创作，独具个性，显示出两汉以来少有的生气。当时社会动乱，民生疾苦，因此诗中反映出了忧国忧民的心绪，显得慷慨悲凉。与表达这种情绪相一致，在语言上则刚健俊爽，构成为后世称道的“建安风骨”。

建安时期所以出现中国诗歌史上第一次文人创作的高潮，除了儒家思想大一统的局面消失，士人思想上的枷锁被打破外，还在于文学的意义被肯定，文士的地位也相应有了提高。自西汉以来，散文与辞赋有了很大发展，逐渐自成体系，经学已经包容不了。在东汉出现了“文章”这个概念，以区别于经学，贾谊、司马迁、司马相如等被称为文章家，以致后世有“文章西汉两司马”之说。《后汉书》在《儒林传》之外，特立《文苑传》，把文章家与经学家分了开来，文章与文章家至此有了独立的地位，不再是经学与经学家的附庸。文学在观念上有了很大改变，地位大大提高，不再是扬雄所说的“雕虫小技，壮夫不为”，而是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说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文学的地位提高了，也就激发了士人的写作热情。

从东汉末到隋代统一，其中历经魏晋南北朝，约400年的时间，除西晋初年有过二三十年的短期统一外，我国社会长期处于分裂和动荡不安的局面。400年来，先是三国鼎立，其后有西晋二三十年的短暂统一，接着又出现了连年混战，引来了“五胡乱华”，导致晋室南渡，出现了南北大分裂，形成了南北朝，直到公元589年，隋灭陈统一全国。这是中国历史上分裂时间最长的时期。同时，政权频繁更迭，南北朝时期，除东晋和北魏存在时间超过100年外，其中南朝的齐，北朝的西魏、北齐、北周，都只有20馀年，北朝的东魏更是只有17年。其间，外部南北对立，内部祸乱不断，动乱不安，充满杀气。不仅普通百姓蒙受巨大的灾难，许多上层人士也难免杀身之祸，一批著名文士也不断被杀害。民族矛盾也比较突出，北朝统治者为少数民族首领，在统治区内对汉族民众进行残酷压迫。当时在政治生活中，还存在一个极为重要的现象，那就是士族门阀制度的存在。士族，又称世族，高门大族，与之相对立的是庶族、寒门。他们之间的根本对立，不在于官职大小与财产多少，而是基于宗族的血统。门阀制度初步形成于汉代，经过汉末大乱，豪门大族不断得到发展，成为具有很强独立性的社会力量，他们有自己的庄园、私人武装，大量农民依附于他们，任何统治者对其都不敢忽视，甚至不得不依赖他们。曹丕代汉以后，更是采用“九品官人法”制度，也称“九品中正”。所谓“九品”，就是把士人分为九个等级，最高为上上，最低为下下，由朝廷依次录用。品第人物的标准主要不是根据德或才，而是根据门第的高下。曹丕这样做的目的，是企图用承认士族拥有政治上的特权来换取豪门支持。但在实际用人上，他仍然沿用曹操的“不计门第”、“唯才是举”的原则。然而到曹芳时，司马懿专权，任用世族豪门，以“家世”为选用标准，从此“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九品中正制成为豪门世族操纵政权的工具，形成士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即使改朝换代，政权更迭，也毫不影响他们的政治权力。显然这是极不合理的，一个人一生下来根据他的家族出身就确定了他的品第，出身豪门世族，不用努力，也可稳居高品第；出身寒门庶族，再努力也只能屈居低品第。直到隋代，隋文帝取消世族制，改为科举制，才改变了这种不合理制度。

尽管如此，当时也并不是漆黑一片，相反还有不少亮点。首先，局部地区，特别是江南，不断出现短暂的统一与安定，因此，以农业和小规模手工业生产为主的自然经济仍在不断发展。其次，随着晋室南迁，大量人才流向江南，南方得到了很好开发，建成了较为发达的经济、文化；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从黄河流域逐渐转移到了长江流域。再次，北方的各个少数民族，逐渐汉化，与中原原有的汉族融合为一体；少数民族原有的文化经融合后，大大丰富了汉族文化。最后，由于中央的权力削弱，不存在绝对的思想控制，儒家的一统思想被打破，老庄哲学以一种新的面貌出现；同时以老庄学说结合儒家经义而产生了玄学；还有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土，当时一直没有多少社会影响，但到了东晋迅猛发展起来，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因此总体来说，当时的思想非常活跃，也比较自由，为文学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由于道教、佛教兴盛，上至帝王下至庶民，都有不少人虔诚膜拜，不少统治者还大力提倡，不遗馀力，兴建寺庙，雕刻神佛像，因此，雕塑、绘画、音乐、舞蹈乃至园林建筑等都有很大发展，对文学产生了不小影响。受梵文的启示，沈约把古已有之的汉语字音分别声调，归纳为四声，著《四声谱》，又创“四声八病”说，诗中讲究声律、对仗，为中国古代格律诗的创立打下基础。自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后，大大提高了文学的社会地位，后来陆机在《文赋》中对各种文体的特点进行了细致区分，对文学的某些特性做了更全面的概括，还对文学创作过程的思想特点进行了探讨。从此，文学观念已相当明确，文学创作也由不自觉变成了自觉。这样，必然会迎来一个文人创作的高潮。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长期统一的强大的汉朝没能出现较为有成就的诗人，而在长期分裂动乱的魏晋南北朝反而诗人辈出。

秦汉魏晋南北朝，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是一个特殊时代，中间走过不少弯路，出过不少偏差，但始终在探索前进，披荆斩棘，奋勇向前，为诗歌发展开辟出新的道路，开拓了新的领域。诗歌创作从此由不自觉转向自觉，思想上由束缚变为解放，成为自由创作的时代，创作出了丰富多彩的作品，收获巨大，成就卓著，为唐诗的繁荣，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