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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建安、魏晋南北朝赋

中国诗歌发展史(套装3册) 作者:张国伟


第三章 建安、魏晋南北朝赋

公元196年,曹操拥汉献帝移都许昌,改元为建安。他挟天子以令诸侯,企图重新统一全国。由于当时社会动荡,发生变革,汉武帝建立起来的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统治思想发生了动摇,士人们渐渐挣脱了禁锢思想的枷锁,突破儒家重群体轻个体的思想,正视自身的价值,注重表现个人的生活与情志,抒情文学从而得以复苏,造成辞赋作者诗人化,辞赋作品诗化。于是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汉赋全盛时的辞赋大家如司马相如等都不是诗人,而到东汉后期从张衡开始,特别是到建安以后,著名的辞赋作者同时又是诗人。

建安时期,曹操出于政治的需要,笼络了大批文人,从而形成了一个以曹氏父子为核心的文人集团,进行了大量的文学创作。汉代毕竟是一个以辞赋为主流的时代,因此,即使到了汉末以至魏晋南北朝,辞赋创作依然绵绵不绝。三曹中,曹操有赋4篇,曹丕有赋19篇,曹植更是有赋22篇,其中曹植的《洛神赋》尤负盛名。

一、曹植的《洛神赋》

黄初三年,余朝京师,还济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赋。其辞曰:

余从京域言归东藩。背伊阙,越辕。经通谷,陵景山。日既西倾,车殆马烦。尔乃税驾乎蘅皋,秣驷乎芝田。容与乎阳林,流眄乎洛川。于是精移神骇,忽焉思散。俯则未察,仰以殊观。睹一丽人,于岩之畔。乃援御者而告之曰:“尔有觌于彼者乎?彼何人斯,若此之艳也?”御者对曰:“臣闻河洛之神,名曰宓妃,然则君王所见,无乃是乎?其状若何?臣愿闻之。”

余告之曰:“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波。襛纤得衷,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约素。延颈秀项,皓质呈露。芳泽无加,铅华弗御。云髻峨峨,修眉联娟。丹唇外朗,皓齿内鲜。明眸善睐,靥辅承权。环姿艳逸,仪静体闲。柔情绰态,媚于语言。奇服旷世,骨像应图。披罗衣之璀粲兮,珥瑤碧之华琚。戴金翠之首饰,缀明珠以耀躯。践远游之文履,曳露绡之轻裾;微幽兰之芳蔼兮,步踟蹰于山隅。

“于是忽焉纵体,以遨以嬉。左倚采旄,右荫桂旗。攘皓腕于神浒兮,采湍濑之玄芝。余情悦其淑美兮,心振荡而不怡。无良媒以接欢兮,托微波而通辞。愿诚素之先达兮,解玉佩以要之。嗟佳人之信修,羌习礼而明诗。抗琼珶以和予兮,指潜渊而为期。执眷眷之款实兮,惧斯灵之我欺。感交甫之弃言兮,怅犹豫而狐疑。收和颜而静志兮,申礼防以自持。

“于是洛灵感焉,徒倚彷徨。神光离合,乍阴乍阳。竦轻躯以鹤立,若将飞而未翔。践椒涂之郁烈,步蘅薄而流芳。超长吟以永慕兮,声哀厉而弥长。

“尔乃众灵杂遝,命俦啸侣。或戏清流,或翔神渚。或采明珠,或拾翠羽。从南湘之二妃,携汉滨之游女。叹匏瓜之无匹兮,咏牵牛之独处。扬轻袿之猗靡兮,翳修袖以延伫。体迅飞凫,飘忽若神。陵波微步,罗袜生尘。动无常则,若危若安。进止难期,若往若还。转眄流精,光润玉颜。含辞未吐,气若幽兰。华容婀娜,令我忘餐。

“于是屏翳收风,川后静波。冯夷鸣鼓,女娲清歌。腾文鱼以警乘,鸣玉鸾以偕逝。六龙俨其齐首,载云车之容裔。鲸鲵踊而夹毂,水禽翔而为卫。

“于是越北沚,过南冈。纡素领,回清阳。动朱唇以徐言,陈交接之大纲。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当。抗罗袂以掩涕兮,泪流襟之浪浪。悼良会之永绝兮,哀一逝而异乡。无微情以效爱兮,献江南之明珰。虽潜处于太阴,长寄心于君王。忽不悟其所舍,怅神宵而蔽光。

“于是背下陵高,足往神留。遗情想像,顾望怀愁。冀灵体之复形,御轻舟而上溯。浮长川而忘反,思绵绵而增慕。夜耿耿而不寐,沾繁霜而至曙。命仆夫而就驾,吾将归乎东路。揽辔以抗策,怅盘桓而不能去。”

这是一篇优美的抒情小赋。赋中对神女的容貌、情态刻画得十分细致生动,前所未有。全篇想象丰富,描写细腻,辞采流丽,神话色彩浓郁,抒情意味强烈,有很强的艺术魅力。围绕在曹氏父子周围的文人,形成了邺下文人集团〔邺是现在的河北南部临漳。汉献帝建安十八年(213)曹操封魏公,都邺〕,其中建安七子成绩尤为显著。建安七子中,首推王粲。

二、王粲

王粲(177—217),字仲宣,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人,在七子中,他成就最高,《文心雕龙·才略》称他为“七子之冠冕”。他能诗善赋,特别是因避乱而滞留在荆州时,登当阳城楼所写的《登楼赋》(《文选》第十一卷选了此赋)颇负盛名,这是一篇出色的抒情小赋,抒发了生逢乱世、羁旅他乡、怀才不遇的郁闷情怀。这篇赋脱尽了汉赋铺陈堆砌、冗长呆板的习气,篇幅短小,语言精美流畅,多用骈句,写景与抒情紧密结合,具有浓郁的诗意。至此,赋已向诗回归了。刘熙载在《艺概·赋概》中指出:“楚辞风骨高,西汉赋气息厚,建安乃欲由西汉而复于楚辞者。”

七子中的其馀几人,据记载,其中应玚有赋12篇,陈琳有赋9篇,徐干有赋8篇,阮瑀有赋3篇,刘桢有赋1篇;而年辈最长的孔融,虽然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他“及其所善,扬班俦也”,似乎善于作赋,但并没有赋流传下来。“七子”以外,以杨修现存的赋最多,共有7篇。这时多为抒情小赋,骋辞大赋罕有问津者。

建安以后至司马炎篡魏前,建安馀波逶迤流转,京殿大赋也悄悄崛起,二者争艳斗巧,并驾齐驱。当时的重要作家有何晏、何祯、嵇康、阮籍、应贞、缪袭等。其中嵇康、阮籍又是著名诗人,关于他们二人的情况,我们将在后边作为诗人来介绍,在此从略。以下凡遇到既是赋家又是著名诗人者,一律在诗人一栏中介绍,因为赋只是诗的变异。

两晋的统治者,都不像曹氏父子那样喜爱诗文,崇尚文辞。西晋开国者司马炎质朴无文,继承人司马衷更是近于白痴,不像曹魏诸帝,不仅大力提倡辞赋创作,而且还身体力行,作诗写赋,其中曹操、曹丕都是杰出的诗人,而司马氏父子都不懂诗文。尽管如此,由于西晋初年曾出现了一个短期统一的局面,比较安定,而且魏末时的文人还在,进入西晋后,他们不仅自己仍积极从事辞赋创作,而且还培养了一批年轻人。西晋统一全国后,又接纳了一批南方的人才,吸收了南方文化。因此,西晋的辞赋创作呈现出繁荣景象。据统计,西晋有赋家90来人,赋作近400篇,著名的作者有张华、左思、潘岳、陆机、陆云、傅玄、挚虞、成公绥等,其中多数人同时又是著名诗人。只是好景不长,公元280年,晋武帝司马炎灭吴统一全国后,只经历了11年,至291年,司马炎逝世,其子司马衷继位,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傻皇帝晋惠帝。由于惠帝弱智低能,贾后趁机与楚王司马玮合谋,杀死太傅杨骏,并尽灭其亲属党羽,废皇太后,独掌朝政大权,从而引来了赵王司马伦之乱。公元300年4月,赵王伦杀贾后、贾谧及其党羽数十人。301年,赵王废惠帝自立。当时,张华、石崇、潘岳、欧阳建等一批文人被赵王伦杀害。为争夺皇权,不久出现了长达十馀年的八王之乱。居住在北方的少数民族乘虚而入,形成了“五胡乱华”,洛阳、长安陷落,怀、愍二帝被掳,迫使晋室南迁,318年,司马睿在建邺(今江苏南京)即帝位,史称东晋。这时原先在北方的文人,一部分死于祸乱,一部分南迁,从此文化中心南移。安定下来后,文人们重整旗鼓,纷纷写诗作赋,诗赋的创作舞台移到江南,同时又出现了一批江南籍的作家。江南风物给诗赋带来了新的题材。

两晋辞赋继承了建安辞赋的传统,又有发展,主要是在题材上有了很大开拓。第一,由京都、宫殿、人事转向大自然,诸如天象、山川、田园等都进入了赋家视野。第二,动植物中也由鹦鹉、白鹤、孔雀以及桑、槐、芙蓉等扩展到螳螂、青蝇等低等昆虫与荠、菽等草本植物。第三,吊古怀祖之作增多。第四,江南的山川风物纷纷入赋,从而也影响到诗歌创作,山水诗、田园诗兴起;第五,具有浓郁的忧患意识与愤世嫉俗思想,两晋时,只在西晋初期有过一二十年短期的繁荣,基本上处在内忧外患危机四伏中,当时动乱不断,战祸连年,帝王昏庸,社会黑暗,士人罹难,生灵涂炭,此时的士人不是惨遭杀害,便是遁世隐居,如张华被害,陶潜归耕陇亩。

到了南北朝,辞赋已是强弩之末。以后虽然还不断有人写赋,但已没有专心写赋的人了,写赋只是因某种需要或一时兴起,偶尔为之。例如在唐代,李白、杜甫都写过赋,但与他们的诗不成比例,因此尽管他们两人都有赋8篇,但没有人认为他们是赋家,只承认他们是最伟大的诗人,他们的赋也很少有人提到。唐代以后,尽管还不断有人写赋,但赋再也不是重要的文体了。

南北朝的赋上承魏晋,但又有自己的特色。南朝帝王大多爱好文学,不仅大力提倡,而且自己也亲自写作。辞赋作者多数为士族贵族出身,后又成为君王近臣或藩邸僚属,宫廷风尚与藩邸好恶,都深深影响着辞赋创作,因此当时的赋有着深刻的宫廷化贵族化烙印。赋在当时既然是贵族文学,所以在形式上也有很多追求,具有唯美倾向,显得辞采华丽,锤炼字句;对偶工丽,形成骈赋;音韵和美,声调谐畅。北朝前期多承袭魏晋,后期受南朝文化影响渐深,不少南朝赋家出使北朝被扣留,从而加入到了北朝赋家的行列中。因为他们是被迫留在北朝,因此都怀有浓厚的故国之思,所以他们写的赋既不同于南朝赋家的纤丽轻柔,也不同于北朝赋家的质朴无华,而是高亢悲凉,哀婉动人,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庾信的《哀江南赋》。南北朝赋,特别是南朝赋,还有一个特征就是逐渐诗化,进入了诗赋合一的轨道。首先是骚体赋完全诗化,以至诗赋难分,这在晋代的作品中已出现,如夏侯湛的《春可乐》、《秋可哀》、《秋夕哀》,王廙的《春可乐》既被作为赋收入了《全晋文》,又被作为诗收入了《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以后这种现象就更多了,如谢庄的《怀园行》、《山夜忧》,既被作为赋收入《全宋文》,又被作为杂言诗收入《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其后如江淹的《应谢主簿骚体》、《刘仆射东山集学骚》、《山中楚辞》六首,沈约的《岁暮愍衰草》,朱异的《田饮引》,梁元帝萧绎的《秋辞》(《文苑英华》作《秋风摇落》),等等,无不如此。其次,从沈约开始,在赋中出现了整齐的五、七言句,如《愍衰草赋》(即《岁暮愍衰草》)的后半篇(从“风急崤道难”起)一连串有12个整齐的五言句,下边夹杂4个楚调句后,又一连出现了6个五言句,直到篇末。至于他的《天渊水鸟应诏赋》,则更是全用五言句组成,如果题中没有“赋”字,简直就是一首五言古体诗。至于萧悫的《春赋》,完全是用五言诗句与七言诗句交替组合而成:“落花无限数,飞鸟排花度。禁苑至饶风,吹花春满路。岩前片石迥如楼,水里连沙聚作洲。二月莺声才欲断,三月春风已复流。分流绕小渡,堑水还相注。山头望水云,水底看山树。舞馀香尚在,歌尽声犹住。麦陇一惊翚,菱潭两飞鹭。”由此,我们看到“拓宇于楚辞”的赋,走过了一条长长的曲折之路,终于向诗回归了。但是这不是简单地绕了一大圈又回到了起点,而是螺旋形上升,原本脱胎于楚歌楚调,最终回归到了五、七言体的诗上。此时的赋终于露出了龙形的一鳞半爪,已不完全是赑屃了。到唐代形成的律赋,就更加接近于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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