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情一命永相怜——张伯驹与潘素

《鹊桥仙》

张伯驹

不求蛛巧，长安鸠拙，何羡神仙同度。百年夫妇百年恩，纵沧海，石填难数。白头共咏，黛眉重画，柳暗花明有路。两情一命永相怜，从未解，秦朝楚暮。

张伯驹因即将与爱妻潘素小别，遂写下此诗赠与潘素。此时，他与她已结合40年。

初相见，使君有妇，罗敷有夫。张伯驹其时已经有三房妻室，因元配李氏和二夫人邓氏皆不能生养，便娶了三夫人王韵香。当时的他在盐业银行任总稽核，因其父张镇芳为该银行的总经理，所以他的事务算是比较清闲了。于是，他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令他醉心不已的书画收藏和京剧、诗词上。但每年到上海分行查账两次的工作，他是必须要做的。

是时，他又到上海查账，工作之余，与一帮朋友相约去见识这里的“花花世界”。20世纪30年代的大上海，十里洋场，声色犬马。光怪陆离的四马路一带，是名伶们的聚集之地。而最风光的，莫过于天香阁的“潘妃”潘素。她冷艳高贵，素手弹琵琶，如天外来音，令听者无不为之倾倒。见过各色奇绝女子的张伯驹，亦不能幸免。他见她，一袭黑丝绒旗袍，身材曼妙，表情清冷，艳绝无比。她的一曲《平沙落雁》弹毕，他的心已沉沦大半，竟痴傻地叹道：“真是天女下凡。”纵然他满腹诗情，此刻竟也词穷到俗透。话已出口，自是覆水难收，为了挽回他堂堂“民国四公子”的面子，他紧接着又作了一副对联：“潘步掌中轻，十步香尘生罗袜；妃弹塞上曲，千秋胡语入琵琶。”将她的声、色、形一一糅于诗中，可谓妙绝。而他的风流倜傥、才华横溢，使她不由注意到他。当她看到对联的落款为“张伯驹”时，她更是抑制不住内心的狂潮，双颊绯红。

张伯驹

鼎鼎大名的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她又怎会无所知晓？在当时，末代皇帝溥仪的族兄溥侗、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奉系军阀张作霖之子张学良，与袁世凯内弟张镇芳之子张伯驹，并称“四公子”。而张伯驹又与袁克文并称“中州二云”，只因他号丛碧主人、冻云楼主，而袁克文号寒云主人。这位张公子不但诗词才学了得，还集收藏鉴赏家、书画家、京剧艺术研究者等身份于一身，其声名早已远扬。此时，面对他的赞赏有佳，“潘妃”亦是做不到故作清高。曲终人散后，他与她端坐于窗前，把盏言欢，没有生疏，没有隔阂，熟络得一如久别重逢的故人。徐徐晚风里，二人各自心湖难平。

她告诉他，她原名叫潘白琴，为逊清名流潘世恩的后人。其母从小就延请名师，教她绘画、音乐与诗文。不幸的是，她十三岁时，母亲去世，继母待她极为刻薄。其父潘智合又是个不争气的浪荡公子，不久便将庞大家业挥霍一空。于是，继母给她一把琴，叫她卖艺为生。她流落到上海后，因才貌出众，很快便在天香阁张帜迎客，但卖艺不卖身。

张伯驹听了她的坎坷身世后，对她更生爱怜之意。他在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想方设法呵护她一生一世。

“白头共咏，黛眉重画，柳暗花明有路。”

然而，相爱简单，相守却难。原来，此时的潘素其实早已名花有主，她与当时的国民党中将臧卓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而潘素在认识张伯驹之后，心中的天平很快就倾斜于他，她决定跟随张伯驹。臧卓得知此事后，气急败坏地将潘素“软禁”在西藏路的一品香酒店里，不许她踏出租房半步。潘素只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哪里抵抗得过，便只好每日以泪洗面，寄希望于张伯驹将她救出。而张伯驹闻讯，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只因他在上海人生地不熟，而对方又是个国民党中将，怕是软硬不吃的。末了，他只好求助于世交孙曜东，趁天黑时，买通了看守潘素的卫兵，将潘素营救出来，第二日一早便火速逃回北京。

潘素

就这样，这一对痴男怨女，在北京结合，正应了那句“柳暗花明有路”。这一年，张伯驹37岁，潘素20岁。

嫁给张伯驹之后，潘素的人生，从此开启了崭新的篇章。张伯驹知她喜爱绘画，又有绘画功底，便想让她展露出自己的才华，不只做一个旧社会里的“花瓶”。他不惜重金，为她请来名师朱德甫、夏仁虎、汪梦舒等，教她画花卉山水、习诗文。同时拿出自己精心收藏的书画真迹，让她潜心观摩。而潘素亦是用功之深，加上悟性极高，竟渐渐钻研出隋唐两宋的工笔重彩画法。在张伯驹的陪伴下，她走遍名山胜水，终成一代花卉、山水画家。

而张伯驹对潘素的感情，更是历久弥新。在他们婚后，他的绝大多数诗词，都是写给她的。袁克文的诗词，赠与了他的诸多红颜，而张伯驹，却只为潘素这一个女子写诗。其用情之深，情之所专，实在是感人肺腑。

“两情一命永相怜，从未解，秦朝楚暮。”

而潘素对张伯驹，亦堪称内助之贤。张伯驹对文物爱之如命，在收藏之路上，往往是一掷千金，甚至不惜举债。对此，他的亲朋好友都极力反对，只有潘素永远持支持态度。当年，有人愿意以二百四十两黄金将展子虔的《游春图》卖出，此时正值日本人大肆搜刮中国文物，张伯驹担心国宝落入敌人之手，便毫不犹豫地将自己最为钟爱的豪宅——李莲英旧墅以二百二十两黄金的价格卖给辅仁大学。而潘素则毅然将自己的首饰卖掉，凑足那二百四十两黄金，使国宝得以保住。并历尽千辛万苦，将它平安带出北平。

1941年，张伯驹遭到汪伪政府绑架，对方向潘素索要三百万赎金。而在张伯驹家里，除了那些珍贵的文物，几乎是一贫如洗。虽然只要卖掉一件文物，就能救回丈夫的命，但潘素深知，文物决不能卖，因为对于丈夫来说，这些文物胜过生命。危难面前，她以她特有的聪慧与沉稳，一边周旋于匪徒，一边四处求助，最终在友人们的帮助下，筹集到了四十根金条，赎回了已遭绑架八个月的张伯驹。张伯驹被放回家的时候，已是骨瘦如柴的她，一时悲喜交加，晕倒在他怀中。

“文革”时，张伯驹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年逾古稀的他被送往偏远的吉林舒兰县插队。由于他一无户口，二无粮票，竟被该县拒收。好在有潘素在他身边，不离不弃地照顾他，才使他最终得以活着回到北京。

1982年1月，已年过八旬的张伯驹因感冒住进了北京什刹海西南的“北大医院”，与七八个重病患者挤在一间病房里。潘素怕他产生不良情绪，便向院方申请，能否换个单人间或双人间。然而，却被院方以“不够资格，不能换”为由，将他滞留在重症病房中。两天后，一个病友去世，而张伯驹的病情仍不见好转，他开始变得心绪不宁，寝食难安，吵着要回家。无奈之下，潘素再次向院方申请调换病房，仍被以“资格不够”为由拒绝。又过了两天，又一位病友去世，张伯驹的情绪变得更坏。但是，此时他已经无力抗议，因为他已经从感冒发展到了肺炎。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张伯驹的状态越来越不好。他一连几天不思饮食，只靠输液维持生命。此时的张伯驹，也许预感到自己已时日无多，所以写下“长希一往升平世，物我同春共万旬”（《鹧鸪天》）这样的诗句。他的前半生，虽然也享受过锦衣玉食的生活，但由于身处乱世，他的下半生，尤其是他的晚年，几乎都在动荡中度过。所以，在临终前，他唯一的祈愿，便是能够天下太平，让物我同春，即人、环境与社会，能共同沐浴在和煦的春风里，没有打击、没有战争，也没有黑暗。对于这位伟大的收藏大家来说，这是他人生中的最后理想，也是他留给后人的启示与训诫。

在写下《鹧鸪天》十一天后，一代爱国收藏大家张伯驹永别人间。临终前，他自挽一联：“求凰一曲，最堪怜还愿为鹣鲽，不羡作神仙。”道尽了他对这一生的满足，对夫人潘素的感激，只因有她，不管他是富贵一生还是清贫一生，都不如与她做一双平凡的鹣鲽来得真切幸福，让他眷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