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的天职

一九六四年是开始公开“批修”的年头，是高调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头，是鼓动“到农村去，到边疆去”的年头。我一直是班里的“小班长”（我个头小，全校都这么叫），这时也被“根正苗红”取代了。武汉市第十五中学高三年级的教室里张挂起“一颗红心，两种打算”的醒目横标，报刊学习、班会讨论多了起来。

临近毕业考试，我们班突然有十个同学宣布放弃高考下农村，他们之中，革命意欲旺盛的、升学实力堪忧的、对家庭背景灰心的几种情况都有。他们好像烧得透红的铁炉，骄傲地灼烤周边的一切，正常准备应考的大部分同学个个变得灰头土脸、焦虑不安。我的学习成绩一向拔尖，顿时感觉“没革命志气”“逃兵”“一心想升学”一类的讥嘲仿佛都是朝自己而来，不等讨论会上激昂的声浪散去，我就使劲在纸上写下三个字：“不考了！”笔杆竟然折了……

下课后班主任李健生老师留下我谈话。李老师住在教室楼的一个夹间，天逐渐昏黑，他和我谁也没去开灯。听完我流着泪的委屈的表述，李老师缓缓地说：“今天有些同学偏激了，曲解了党的方针政策。这些问题我在班上讲过，看来我水平太低，辞不达意……”李老师习惯地漱漱嗓子，接着说：“各人有各人的专长，每人有每人的情况……”我问：“老师，我是做下农村的一种打算好，还是……”“两种打算好！”李老师很快地回答。

从李老师宿舍出来，已经下晚自习了。几个小时前我怀着茫然和冲动走进去，出来时已经恢复了平静，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我是回到了通往清华大学、通往现在的道路上。

李健生是我们班的俄语老师，谢顶多须，敦厚讷言，刚接手我们班时同学们不习惯，还小折腾过一回，渐渐地才接受了这位心地善良、蔼然可亲的班主任。至于他如何忠实地履行了一名教师对学生、对国家的神圣责任，恐怕数我的体会最深。

2006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