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处在时局转变的时代

湘西的革新来得很晚，尽管在清代末期很多地方军人都成为维新人物。原因之一是，湘西跟云南、四川、广西等各省不一样，它没有开办过军事学堂或新式的初级军校。它没有组建过新军。也没有送多少湘西弟子到外国去学习军事。⁵³

原始的交通条件助长了湘西的闭关自守，使现代军事战术不能像在其他地区一样在这里发挥效用。直到20年代，湘西还没有电信设施，1972年铁路才穿过本区。上湘西的主要县城，包括凤凰县，到今天都位于崎岖不平的山乡，距离任何铁道支线都有一百多里之遥。同样，整个湘西到30年代中期还不通汽车。凤凰县和湘西各地的公路50年代才开始修建。行政中心则从镇守使时代起就已转到各个商业中心。在30年代，跟50年代情况一样，公路建设只不过是使凤凰县更加变成喧嚣嘈杂的商业网点。⁵⁴

不知是好还是不好，凤凰县还没有受到过任何外国影响。1902年以后，芬兰籍的路德教士才在湘西西北角建立起前哨据点。在这之前，其他教会也来到过下湘西，可惜经过20年徒劳无益的尝试后，都已先后撤走，待第二批传教士到来之后，才兴建了不少教堂。由于筸军将领田兴恕坚决反对教会势力渗入，所以直到30年代还没有哪个教会能在哪个城市站稳脚跟。从另一方面说，正因为湘西不让外国商人、教士在这里立足，现代民族主义同样也在湘西吃不开。同云南、广西或西藏的情况不一样，你要在这个地区宣传外国帝国主义使中国陷入危机，是中国奇耻大辱的说法，根本不会有人理睬。⁵⁵

所以辛亥革命不但没有把湘西推向现代民族主义，反而把湘西推回到边疆原始主义的老路上。凤凰的苗民起义完全属于秘密社会的暴乱性质。由哥老会主持，苗民充当炮灰，领头的是地方绅士，进攻目标是镇和道两个衙门里的文武官员。而把周瑞龙镇台的部队调到下游之后，执掌政权的还是道台，一个朝廷派来的大员。把周调走是怀疑他跟他侄婿田应全有勾结。田是孙中山的同盟会员，又是哥老会龙头。田应全是筸军将领田兴恕（沈从文祖父的上司）的大儿子。沈从文说，据他所知，他父亲也是哥老会头目，是唐力臣领导的苗民起义的筹划者。其他参加密谋的还有沈的几位军官叔叔和苗族表兄滕韩。⁵⁶

起义计划决定苗民深夜由三个方向集中攻城，用奇袭方法打进城内。他们的武器是大刀、长矛、自造枪炮，虽然像沈家那样的绅士还有猎枪。起义失败了，遭到巨大伤亡，因为守军很顽强，城内的人也不能赶来支援。第二天早上沈从文醒过来时，他的兄弟姐妹早已躲到苗乡的岩洞里去了，他的一些叔叔已在起义中牺牲，他曾在四百个悬挂起来示众的人头中，去找寻表兄滕韩的人头，这些人头挂在衙门口云梯的木棍上，沈还发现了一串人耳朵，他当时只有十岁，看到这么多人头，才想起中国戏曲中说的“人头如山、血流成河”那句话的意义。⁵⁷当然杀戮还只是刚刚开头。城防军不敢抓城里的绅士，就派兵到乡下苗寨去捉人。当初每天必杀百人左右，捉来后就牵出城外去砍掉，行刑兵士只有20人。混乱中被判刑者有的居然逃脱，还有些人不懂得汉语，一直到了河滩上被人吼着跪下时，才明白要被砍死。天气已很寒冷，不必担心尸体腐烂，就干脆不埋，一任尸体摆在河滩上，常常摆有四五百个。沈和那些小孩每每站到城头上去数对河尸首的数目，比赛眼力。残酷的大屠杀持续了一个月之后，本地的有力绅士，也就是暗地和城外沟通的人，联合向道台请求杀人得有个限制，要经过一番选择。于是后来把每天提来的一两百人，带到天王庙大殿，请苗民敬信的天王用掷竹茭办法决定生死。生死取决于掷卦，这样他们有四分之三的机会幸免于死，因此该死的谁也无话说，就低下头走上刑场。沈从文有机会去天王庙看他们占卦。后来他回忆说：“我刚好认识‘人生’时，所知道的原来就是这些事情。”⁵⁸

1912年3月间，革命军终于在凤凰取得胜利，汉人终于推翻了清王朝。可是除了军官们不再坐轿而是跨马在街上巡游这一点变化外，凤凰县唯一的实质变化是地方一切机关都由绅士出面维持。⁵⁹此外，整个地区同外界更加隔绝。田应全那帮人掌权上台，沈从文的父亲去竞选长沙议会代表失败，愤而出走北京。

湘西的教育一直非常落后，在20世纪前期一直没有起色。在科举制度下，凤凰县除一位翰林学士熊希龄外，只出过两名进士，四名拔贡。清朝末年各地纷纷开办新学，到1908年时湖南每个县平均有初级小学十所，而凤凰县则到1914年才开始兴办小学。40年代一位中学校长说过“如果说湘西各地较湘中或其他文明大都市落后一个世纪的话，那么上湘西又要比其他湘西各县落后两个世纪”。⁶⁰

因此，沈从文幼年所受的教育，从维新派、革命派两方面看都是过时的。这种教育倒没有使他感到吃力，然而也没有对他产生什么深刻影响。他四岁在家中开始读书，后来跟随两个姐姐到一个女教师处上学。六岁时出了疹子，病后就上了私塾。初上学时因为已认字不少，记忆力又特别好，所以成绩不错，但是“凡是私塾中给予小孩子的虐待，他照样也得到了一份”。这里说的当然是指体罚。第二年，他跟几个较大的学生换了一个私塾。⁶¹

鉴于《在私塾》中的很多细节都曾在《从文自传》里再度出现，因而可以把它当作自传来看待。那么，沈和另外16个孩子是在他姨爹家上学，学馆是县里屯粮的粮仓。每天读书程序从不变化，只有早饭午饭后各有段休息时间。上学时总要对孔夫子牌位作揖，对先生作揖，学生读书都要高声朗读，全班读来像一个腔调。第二步是把当天各人上的课文写出来。读新课，背新书，写这些新的课文。读的书有《幼学故事琼林》《孟子》《诗经》和《史记》。下午讲书，把背的一段课文逐字讲解意义。学生们每天要背两页半新书，认16个生字，并在练习本上写满两页。沈从文在《在私塾》中透露，他为摆脱老师的管束，每每借小便之名溜了出去。放学时要把学生一个个地放走，否则他们压抑起来的精力碰在一起就会打架，老师怕学生午饭后去泅水，要在学生手掌心画个红圈，小流氓却因此学会了用一只手伸出水面游泳。⁶²

沈从文在改换学校中，那些跟他好的大孩子中有个张姓表哥，热心教他怎样说谎、逃学。这时期他已不上学，却通过讲故事的话来掩盖自己的荒唐行为：“那一年的生活形成了我一生性格感情的基础……我学会了用自己眼睛看世界一切，到不同生活中去生活时，学校对于我便已毫无兴味可言了。”沈从文后来也责备过自己没有为家庭争气，变成一个“不知自重”的人来回答双亲的期望。这样，当他被送到预备兵班去做步兵时，他感到这是自己顽皮逃学应该得到的后果。⁶³当时几乎所有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都跟沈一样，不喜欢旧式教育中死记硬背、陈词滥调、毫无理性地服从权威、施加体罚这类弊病。（那时逃学如被抓到，得自己把板凳搬到孔夫子牌位前，伏在上面挨板子打，有时打完后还得罚跪在房中角落，要跪一炷香之久。）学校教的功课只对科举考试有用，而科举早在1904年就已被废除。新的科学教育、国际政治形势、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类在学校里是从来不教的。《在私塾》把旧式学堂的风光写得活灵活现，引人入胜。用细致入微的笔法把传统教育的老底揭露无遗，而文笔滑稽幽默，写来简直像《红楼梦》第九回描写的茗烟闹书房似的。

沈从文在1915年也进过凤凰县的第二初级小学，1916年又转学到城外的第一高小，⁶⁴可是学校里的课程丝毫引不起他的兴趣。当时新学刚刚开办，教学法比旧式学校好不了多少，沈讨厌上学是毫不奇怪的。沈在新式学校最喜欢的只有一条，即纪律松弛。他下课后有的是打架机会，星期天更不用想方设法说谎逃学了。何况四个教师中有两位是他表哥。更重要的是，在这偏僻屯寨里，军事终于得到革新，重新振作起来。在辛亥革命后十年间，出现了一个军人控制的新式政权。沈从文也开始想成为军人，走他祖父的道路。他说：“在我生长那个地方，当兵不是耻辱。本地的光荣原本是从过去无数男子的勇敢搏来的。谁都希望当兵，因为这是年轻人的一条出路，也正是年轻人唯一的出路。”⁶⁵

既非改革也不是由于革命，而是1915—1916年反对袁世凯的内战促成了当地军队的变化。讨袁战争就在凤凰城南边一百多里的麻阳、晃县一带进行。统率讨袁护国军的是湖南人蔡锷。凤凰县驻扎着黔军。他们跟蔡锷的滇军都拿起长矛铁耙打北洋军。北洋军的新式装备，甚至那些贵州客军的装备都使凤凰人耳目一新，凤凰的镇、署和道尹的屯务处立即设立了军官学校，一个教练兵士的训练营和一个教导队。充满爱国精神的日本军事操典最后引进到湘西。看到士兵们整队从街上走过时，连饭铺老板也向军人深致敬意。沈从文终于感到，凤凰“地方因此气象一新”。⁶⁶

沈从文当时只有14岁，即使按西南人标准也不够受军官训练资格。可是当时有个预备兵的技术班也在城外操场训练，沈从文听从一个同学的怂恿，便放弃一切别的打算，坚决走上从军道路。开头他算学兵，即预备兵，补充兵。两个月后技术班举行考试，及格的转成正式兵，领薪饷。可是考了三回沈都不及格。但他到底得到军队的嘉奖的考语，使家里也引以为荣。在这里训练八个月以后，母亲就托一个军官让他到辰州（即沅陵）去当补充兵。⁶⁷

沈从文虽然觉得新式军事训练十分实用，受人尊重，可他认为像滕四叔⁶⁸那个老兵主持的旧式教练方法却更有趣味。沈六岁时，滕四叔就成了他实际上的监护人。父亲把沈从文交给滕师傅，为的是让他治沈从文的蛔虫病。的确是滕师傅告诉他得用草药蒸鸡肝当饭吃，才治好病。滕还给他起了个名字茂林（懋林），沈后来曾一度用作笔名。后来，虽然父亲叮嘱儿子要躲开这个粗鲁老兵，躲开老兵那些社会所不齿的算命卖卦行业，但沈从文却感到滕四叔“富于人性，十分可爱”，是凤凰那个地方最受他敬重的人。

凤凰县流行的军事训练热为老兵滕四叔找到一个新副业，用旧式教练法教本地小孩。教法特点是把孩子的心灵和身体、士兵的素质和如何应用武器全都包容在他的教练里面，强调个人技巧纯熟，教授弟子互相尊重，特别强调培养学生的尚武精神。滕四叔并不教学生怎样用火器杀人，而是教学生用极优美姿势练武，懂得各种旧式武器的特性，而这些武器都有互相融会贯通的地方，沈从文学会了耍长矛、齐眉棍、连枷、钉耙、描花的方形皮质牌、藤条编成的圆盾牌，弓、箭、标枪——总之，“各种华丽悦目的武器”⁶⁹。

一旦懂得了武器的奥妙，滕四叔的徒弟就懂得了打仗原来是传统的戏曲程序，是一套完整格式的艺术品。“常常是一个人手持盾牌、单刀，另一个人使关刀或戈矛，照规矩练‘大刀取耳’‘单戈破牌’或其他有趣的厮杀题目。两人一面厮打一面大声喊‘砍’‘杀’‘摔’‘坐’，应当谁翻一个筋头时另一个就用敏捷姿势后退一步，让出个小小位置。应当归谁败了时，战败的跌倒也有一定的章法，做得又自然，又活泼。”⁷⁰既然老士兵懂得十八般武艺，滕四叔就会教打拳、洗澡、赌博、钓鱼和捣制草药来敷治伤口。在《一个老战兵》里他这样写道：

这教师就是个奇人趣人。不拘向任何一方翻斤斗时，毫不用力，只需把头一偏，即刻就可以将身体在空中打一个旋转。他又会爬树，极高的桅子，顷刻之间就可上去。他又会拿顶，在城墙雉堞上，在城楼上，在高桅半空旗杆上无地无处不可以身体倒竖把手当成双脚，来支持很久的时间。他又会泅水。任何深处都可以一氽子到底，任何深处皆可以泅去……他又善于养鸡养鸭，大门前常有许多高贵种类的斗鸡。他又会种花，会接果树，会用泥土捏塑人像。⁷¹

滕四叔自有他的老式教练方法。为了激发徒弟的自尊自重和尚武精神，他让他们穿各色各样花衣，真像古代武士真正较量一样。他对徒弟非常和气，又极公道，用自己作榜样来让徒弟领会战士的高尚素质。他从不让徒弟感到狼狈害羞。徒弟都很敬重师傅，他决不用新式教练中罚士兵立正之类体罚，嘲笑这是可笑的洋办法。⁷²

沈从文感到新式的军事训练说来真无趣味，认为这种操练只想把纪律、效率这类截然对立的东西灌进士兵头脑，而把士兵个性完全淹没在队伍整体之中，灰色制服全是一个式样，操练只能锻炼体力，而无任何韵律、优雅可言。操练科目更是老一套，正步走、徒手对打、打靶。沈更不喜欢课堂上听讲射击学、筑城学里那些深奥莫测的道理，以及各种枯燥、呆板的“不顺耳与普通生活无关系的名词”。⁷³

再说，就是这种新式教练也只能说是半现代的。例如有一个训练科目是“过天桥”，要士兵双眼向前平视，来回正步通过。要学用来攻城的高云梯。讲究学各种杂技本领，如翻筋斗、倒立、在横杆上来回走的绝技，虽说是新式教练，其实需要许多老式技巧，参加考试的人只要身怀绝技，就会像在前清时期那样受到表扬。沈从文参加的一次考试有：在小操场的杠杆上做挂腿翻上，又蹿了一次木马，走了一度“天桥”，且在平台上拿了一个大顶，又在大操场指挥一个十人组成的小队作正步、跑步、跪下种种操练，完事后还跑到阅兵官面前用急促声音向官长报告。第一回考试及格的是田大哥，因为在跳高和撑竿跳方面成绩出众。第二回考取的人年纪跟沈差不多，他各种技术都不如沈，可是胆量特大，敢在两丈高的天桥上翻筋斗，落地时还能站得稳稳的。⁷⁴

沈从文后来才渐渐明白，所谓现代军事知识，跟祖辈传给他的完全两样。他曾经悲叹说，新式操练只会把士兵变成“木头人”。不管是水是泥，喊卧下就得卧下，这跟滕四叔教他们的都不一样。⁷⁵他怀疑他并不是这种军事训练的材料，这样，沈从文就于1917年9月2日前往辰州，希望此番出去冒险会交上好运。⁷⁶

【注释】

1 在1980年5月（即我去北京采访沈从文之前一个月），经过沈本人修订过的《从文自传》（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3页上，增加了关于沈家庭的材料，并改正了全书日期、数字上的一些错误。与原版本相比删去的只有一处，即96页上“烧房子、杀人”之后，删掉了“强奸妇女”几个字。

2 见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3—4页；又见何伟恩《中国向热带迈进》393页上地图。又见《揭开失踪的秘密》114页。目前行政区划分见《湖南省志》第二卷。注意现在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1952年建立）只有1949年前湘西管辖区域的一半面积。今天的湘西，大致与1949年前的所谓“上湘西”一致。

3 详见金介甫著《沈从文笔下的中国》1、2、5页，又见孙敬之《华中经济地理》353—355、357页。

4 金介甫的《沈从文笔下的中国》237—370页，着重讨论了湘西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种族特征，对读沈从文写湘西的作品颇有用处。关于这些种族的精密分析，请参阅莱巴尔、吉拉德、约翰合编《东南亚大陆的种族》。从人类学角度研究沈从文所在的湘西苗族的最周密作品是凌纯声、芮逸夫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是根据1933年实地考察后写成的报告。关于苗族的来历至今尚无定论；埃伯哈特的《华南华东的地方文化》把苗族文化看成是比较晚才形成的文化，而不是当地胚胎的华南地区文化。连苗语的归属语族也有争议，这其中有不少研究者其实是受到中国民族主义的影响。

我在本书使用种族、部族的词语，是按照东南亚的习惯用法，指这个部族没有文字，也没有大型政治组织。我用“苗”字时也颇为不安，因为中国的“苗”字带有贬义。在美国，人们用“Hmong”来代替Miao字，因为东南亚的Meo人自己就用这种叫法，然而湘西的苗族却不用“Hmong”，而叫自己是“Kexiong”，或”Guoxion”。湘西的汉人，包括1980年我去采访时谈过话的人在内，都说“苗”字也没有什么贬义，它已化为中性名词，因此我也就用他们的叫法。

5 关于湘西苗民善于引进种植技术，参看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143—152、281—283页，东南亚的苗族都学会种植鸦片烟。

6 沈从文论述汉苗两种民族精神气质的差别得到专家首肯情况，见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281—283页，其中举出中国干部、新闻记者和外国传教士写到的湘西、贵州苗民的特点。也参见鲍克兰（de Beauclair）《东南亚部族文化》和贝纳茨克（Hugo Adolf Bernatzik）《阿卡族与苗族：印度边区种族问题》两书中关于泰国苗族的部分。

7 关于苗族起源的传说，见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460—461页；也见凌纯声、芮逸夫《湘西苗族调查报告》第1—14页；又见何伟恩《中国向热带迈进》81—83页。

8 现在苗族独有的还傩愿礼节，在汉人中早已废弃，见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297—306页。苗民放蛊的邪教巫术，其实在古代其他种族中也出现过，见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第473—474、第113—192页。湘西苗民自己就把他们的宗教分成两种，一是苗族本身信奉的宗教，一是从当地汉人“客家”学来的那种；见凌纯声、芮逸夫《湘西苗族调查报告》第128—130页。

9 见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264—266、460—463页。湘西的苗族在文化、语言上本来就说不上纯正统一。许多清朝的方志都表明，苗族是从贵州各个地区移居到湘西。这种迁徙从清代一直延续到19世纪，因而湘西苗族就经历了一个文化上互相同化的过程。见凌纯声、芮逸夫《湘西苗族调查报告》（1947年，上海版）12—15页。引进汉族文化也许算是苗族的最大的同化力量。

关于土家或土人的民族本体是有争议的。土家人说的土语（中国有些傣族也说所谓土话）据说属于藏缅语系，跟彝族（倮倮族）的语言一样。要知道在1957年将湘西苗族自治州改名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之前，土家还未定为民族。历史证明，土家人的后裔不管现在散居在任何地方，他们在湘西历史、地区宗教的发展上都占有重要地位。沈从文对土家族就是这样评价的，见1980年7月13日沈和我的谈话。关于湘西其他种族，见莱巴尔等《东南亚大陆的种族》、鲍克兰《东南亚部族文化》、埃伯哈德《华南华东的地方文化》。上述这些著作都没有提到土家；只有盛襄子的论文里可能提到过，但用的名称是“土苗”。

10 见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6页。又见凌纯声、芮逸夫《湘西苗族调查报告》30—32页、113—115页，小说《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是根据湘西苗民传说，见1980年6月27日沈和我的谈话。

11 见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6—8页，又见马少侨《清代苗民起义》38—44页。也见《从文自传》1、3页。镇筸城（1913年后改称凤凰）在20世纪20年代不过五六千人，1980年人口激增至1.4万人，这个数字是1980年3月14日我参加凤凰县的沈从文作品和地方民族文化研讨会上，县革委会主任喻广浩告诉我的。参加研讨会的有教师李大任、龙治安（苗族）、蒙慕秋（吉首大学教授）、田景阳（沈从文六弟媳的哥哥）、吴光仕（苗族）、吴荣臻（苗族）。沈在《一个传奇的本事》（《文集》第10卷155页）里，说1937年抗日战争之前，凤凰人口不到两万人。显见这并不是估计过高，因为抗战时期使凤凰人口大为下降。目前部分城墙，包括两座壮观的城门还依然存在；因此凤凰的古城风貌成了画家郑叔方、黄永玉素描的景点。黄曾为电视系列片《龙心》作过画。

12 见《从文自传》第2—3页，说商人掌握了当地经济命脉，如江西人在此卖布，福建人在此卖烟，广东人在此卖药。

13 关于戌卒屯丁的住区，见凌纯声、芮逸夫《湘西苗族调查报告》第33—35页。沈从文几个表哥所住的黄罗寨，就在苗乡附近。见《从文自传》第18页。过去老虎咬人的地方现在这种猛兽已经绝迹，但仍有野猫出没。关于镇筸城人口数字，沈在1981年版的《从文自传》1页上的提法比1932年以来的版本减少了许多。引文见《从文自传》2页。

14 见《神迹》（The Sign）月刊1933年4月十二卷第九期547页上沙纳汉（Cormac Shanahan）牧师的《高村传道记》，哈特曼（Ward Hartman）牧师也曾从永绥报告说，苗民都自称“乡下人”，避免被人看作苗民，因为汉人当时不管苗氏汉化到何种地步，都称之为苗，见阿瑟·韦尔·卡斯尔曼（Arthur Vale Casselman）《从六到六十再到六》第92页。

15 《从文自传》第24页上说，“看那些乡下人如何闭了眼睛掷筊决定生死”，这里的乡下人似乎就是指苗民。在1980年6月20日沈和我的谈话中，也是用这种说法。

16 《我的小学教育》（《文集》第二卷22页）估计凤凰城里住的人有一半是苗民。沈说苗民和汉人是混合居住，虽然多数苗民还住在城外。但贝克的《湘西传教忆往录》却说，在湘西的永绥，汉人和大多同化了的苗民，还是分开地区聚居的。

虽然19世纪湘黔边区苗民相当平静，但小规模的闹事还时有发生，主要是抗议横征暴敛和施政不公。《湖南省志》第一卷的15—16、61、64、65、94—95、112页上就记载1847—1848年、1855—1856年、1866年和1880年都有苗民骚乱，而1880年的一次就发生在凤凰厅。

17 在《我的小学教育》（《文集》第二卷22页）里，沈从文为埃伯哈德《中国少数民族的昨天和今天》的说法提供了佐证，即中国地方文化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他们从地区各民族承继下来不同的特色。关于汉族间的反向同化，见凌纯声、芮逸夫《湘西苗族调查报告》第93页，和盛襄子《湖南苗瑶问题考述》第14页。沈从文提到的茶峒，即小说《边城》背景所在地，就有这样的人。戍屯军人特别喜欢和当地人通婚，为土著居民所同化。邻近的贵州地区，就有这种“老汉人”。见米凯伊《贵州的贝壳苗》第6页，也见德博克菜尔《东南亚部族文化》第177页。

18 关于苗民在逆境中能生存下来感到怡然自得的说法，见凌纯声、芮逸夫《湘西苗族调查报告》第35页（寨子篇），第54—92页（经济篇），第202—239、第362—415页（娱乐，歌唱篇）。又见鲍克兰《东南亚部族文化》115页。这些报告都称道苗民在困难环境中自得其乐的情景。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282—283页也有这种说法。

19 见胡贵生《苗民泪》第2、10页。

20 见李震一《湖南的西北角》第8、63页；也见石宏规《湘西苗族考察纪要》11页；又见胡贵生《苗民泪》第23页。

21 斯肯纳在《中华帝国城》里论说了中国边疆地区的独特地形及其不足之处。

22 镇筸镇守使改称湘西军政长官，见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7—12页；也见韦德《中华帝国军队》第383—384页；又见盛襄子《最近湖南的苗民开化运动》56页。

23 湘西屯田军由苗族官佐统领，见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12—17页；也见凌纯声、芮逸夫《湘西苗族调查报告》第108—126页。屯田军是绿营军废除后另组的屯垦部队，见《从文自传》第3页。凤凰城当兵的住家大门边都钉了一小牌，说明本人在屯田军中的官阶。因兵役不同，木牌种类也完全不同。民国时代还有这个制度。见1981年1月16日沈和我的谈话。

24 我们西方习俗不一样，中国老式家庭中一般孩子不用知道母亲的名字。这不是看不起母亲，而是因为中国宗法社会向来重视男儿，把妇女看成无足轻重的家庭成员（见《母亲》《我的二哥》）。孩子从来听不到父亲叫他母亲的名字。沈从文的小说《山鬼》中有个“毛弟的娘”，按当地习俗，沈宗嗣也只能叫他妻子“××的妈”，这××便是他钟爱儿子的名字。见1985年3月9日沈寄我的信，信中提出他母亲名叫黄素英。我猜这名字可能是从黄永玉家谱中查到的。

沈过去说，他生于1902年11月29日，凌宇访问他时，沈说明是农历十一月二十九日，即西历1902年12月28日；据傅汉恩夫人张充和告诉我中西历换算方法，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即1903年1月17日）应由11月29日换成12月19日。

沈在写自传时并没有写明他出生日期，谈起何年何月来更是含糊其词，正像“乡下人”对年月向来漫不经心那样。沈从军年月更是难以稽考。《从文自传》47页上说，他去辰州（即沅陵参军）那年他“只是十四岁稍多点一个孩子”。然而他到底哪年去的辰州，是1917年还是1918年，他都不可能那么年轻。他在1932年写《从文自传》时，可能以为他是1903年或1904年出生，不过后来他对此就清醒了许多。沈对他表弟黄村生写的《沈从文的兄与弟》认为内容非常精确，只不过说沈不知道何以他的笔名叫甲辰，这说明沈生于1904年。沈说，他认为他写自传时是指的农历。见1980年7月27日沈和我的谈话。

关于沈父亲的名字，在家庭中的地位，见1980年6月20日沈和我的谈话，也见《从文自传》4—5页；又据黄村生的《沈从文的兄与弟》，沈在沈家五个长到成年的儿子中排列第三。

25 关于沈的家世，据1980年6月20日沈和我的谈话；沈足够称为当地“世家”，见《从文自传》72页，其中说，“那时节我的母亲同姊妹已把家中房屋售去，剩下约三千块钱，既把老屋售去，不大好意思在本城租人房子住下，且因为我事情做得很好，芷江的亲戚又多，便坐了轿子来到芷江，我们一同住下。本地人只知道我家中是旧家，且以为我们还能够把钱拿来存放钱铺里，我又那么懂事明理、有作为，那在当地有势力的亲戚太大，且恰恰是我母亲的妹妹，因此无人不同我十分要好。母亲也以为一家的转机快到了”。

26 关于沈宏富发迹史，沈在1932年版自传中说，沈统率筸军转战各处时，还不到二十岁。在1981年版《从文自传》中，已将此句改为“年在二十左右”，并说沈宏富二十一岁时便做过云南昭通镇守使。1981年1月16日沈和我谈话时，也提到“毛狗”，说沈宏富、田兴恕、刘士奇、张文德四个将领在打太平军之役中攻进南京城时，就提升为提督军门，同时也因乘胜打劫发了横财。《从文自传》36页也含糊其词地提到了这点。名义上筸军是曾国藩组建的湘军的一支，但实际上是一个独立的军队。太平天国时期促成各地纷纷组建新军，但太平天国时代的筸军毕竟只是新军的前驱，而不是后来割据称雄的军阀。

27 沈宏富升贵州提督事，见《清史》第四百二十一卷4801页、4809页；第二十一卷298页；第四百二十五卷4839页；史书都证实了沈宏富1863年升任贵州提督和后来带兵打仗事。

关于田兴恕的光辉生涯，见柯文（Paul A.Cohen）《中国与基督教》113—120页。田兴恕在23岁时就出任贵州的军政长官。

28 沈宗嗣在四岁时过继到沈宏富家，他是宏富的弟弟沈宏芳的第二个儿子，第一个儿子患有精神病。宏富的妻子姓周，见1980年6月20日沈和我的谈话。沈从文的九妹沈岳萌在中年也患有精神病。

29 《从文自传》5页写道，沈宗嗣是八国联军入侵时镇守大沽口炮台的罗荣光提督的副将。罗荣光是湘西乾州人，曾在常胜军中任过职，见罗尔纲《湘军新志》61页。沈从文没有说他父亲在大沽口炮台时，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家产。

30 沈从文小时候跟随两个姐姐去女学校上学事，是《从文自传》1981年版增补进去的材料，见35页。

31 沈从文父亲沈宗嗣去世年份，向来说法不一。《从文自传》24—25页和沈1980年6月20日和我晤谈中，都只说1922年沈在辰州见过父亲（二十年来他只见过父亲两次），当时通过沈的老上司张子卿，把父亲安排在部队军医院做医生，后改为中医院长。《从文自传》1932年版说，沈宗嗣在1931年去世，死于轻微的疾病。1981年版的《从文自传》7—8页，和《记胡也频》（《文集》第九卷91页）也说，沈得到父亲在故乡去世消息。至于到底在哪年去世，沈在1980年11月15日和我晤谈中，提到了1933年或1934年两种说法；不过这显然是信口说来，并无什么佐证。因此本书暂时采用1931年前后去世一说。

32 见1980年6月20日、21日沈和我的谈话。沈的外祖父黄河清是当地书香世家，不但被认为是贡生，还做过凤凰县管理文庙的山长。他还编纂过十六卷本的《凤凰厅续志》，是1829年孙均诠二十卷本的《凤凰厅志》的续编。《续编》在1875年又由黄应培作过修订。但黄应培与黄河清有无关系，尚不清楚。见1980年7月2日沈和我的谈话。关于沈从文母亲同黄镜铭学读书、学会照相事，据1980年6月21日、7月2日、11月14日沈和我的谈话。关于黄家人死后必改姓张事，据1980年6月20日、11月15日沈和我的谈话。也见《一个传奇的本事》（《文集》第十卷，153页）。

33 关于为苗族妇人堆座假坟事，见1980年6月20日、21日、7月2日沈和我的谈话。《从文自传》新版4页上也写了埋假坟的事。注意沈从文把沈宏芳的周氏夫人叫作祖母，而不把血亲的苗族妇人称为祖母，因为沈家早把为沈家生过两个儿子的苗族姑娘远远嫁去。为了骗人，还在乡下埋个假坟。所以如此做的原因是，当地习俗，和苗人生的儿女无社会地位，不能参加文武科举考试。

34 这里有许多矛盾地方。《从文自传》4页说，沈的父亲1922年才在沅陵告诉他埋假坟的事。沈宗嗣必定以为是他泄露了他是苗家姑娘生的儿子这个秘密，因为沈在1931年为《龙朱》（《文集》第二卷362页）写的序文里，也吐露了他有苗族血液的消息，而在早期的版本中从未有过这一段。然而，《我的二哥》（1930年作，1934年收入《沫沫集》）100—103页说，沈从文娘家有许多苗族表亲。《我的二哥》作者虽署名沈岳萌，但沈从文在1980年6月20日、21日回答我的提问时，总说“一定是她没有弄清楚”。实际上，此文如没有通过沈是无法刊出的。据沈夫人说，文章是沈自己写的，不过用她妹妹的名字，见1980年11月7日沈和我的谈话。总之，沈对我说，是1934年他母亲去世之前，才把这桩家世出身的事，对他讲清楚，虽然沈在此之前，对此已早有所闻。见1980年6月20日、11月15日沈和我的谈话。沈的助手王亚蓉也对我讲起过这件事。《从文自传》18页上写沈的表哥滕韩，见1980年6月20日沈和我的谈话。

35 见《从文自传》7页。他的两位姑姑都不是沈宗嗣母亲生的孩子，见1980年7月2日沈和我的谈话。关于梦，见《小说作者和读者》85、93页。

36 沈宗嗣三个儿子的名字是老大沈岳扑（云麓、云六）、老二沈岳焕（从文）、老三沈岳荃（叠余、得鱼），见沈从文1985年6月14日给我的信。沈从文兄弟在家还有别的小名，见黄村生《沈从文的兄与弟》。又见《炉边》。其中妈妈叫六弟为六生。《旧梦》写沈从文去东北探望哥哥的故事，作于1928年，原在《现代评论》连载，1930年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37 《一个妇人的日记》是用沈从文嫂子口气写成的，文中说“四弟（即沈从文）不日要归家，因卖文章得了70块钱，所以路费就有了”。《从文自传》25页上也写到父亲自愧一生庸碌的事。

38 见《从文自传》4、5页。沈从文曾说沈宗嗣曾和一个军阀争吵，幸好被宗嗣的继母说情，才把他保出来，见1981年1月16日沈和我的谈话。关于沈宏富任贵州提督事，参见注释27。沈虽是提督官衔，但不管民政，也不是永久性官职。

39 沈从文在《在私塾》（《文集》第一卷181—183页）里写逃学的沈从文被父亲喝令“跪倒”，他说逃学不算要紧，扯谎是大罪；《从文自传》7页上也说，爸爸原来赞美他聪明，后来才发现他成天逃学同一群小流氓游荡，任何方法都不能拘束他那颗小小的心，也不能禁止他狡猾说谎时，实在伤了这个军人的心。我曾经问沈从文，他当年是不是真像小说中写的那样爱好逃学，还是因为写来有趣才这样写，沈说，他的确爱逃学，还学会用三颗、四颗或六颗骰子和顽童赌钱玩。见1981年1月16日沈和我的谈话。

40 滕四叔是教人拳棒、武术的家中来往熟人，当刽子手的亲戚则指杨金标，沈从文专篇写过他们的逸事。像萧萧那样的童养媳，则是沈从文的嫂子，见1981年1月24日沈和我的谈话。也见《萧萧》（《文集》第六卷220—235页）。

41 《腊八粥》写全家吃妈妈用栗子、赤豆、花生仁、干红枣等熬煮腊八粥的经过。请苗族巫师主持赛会事，见《从文自传》2页。

42 跟胡适、郁达夫一样，沈小时候主要从母亲处接受启蒙教育，见格里德（Grieder，Jerome）《胡适与中国文艺复兴》8—12页；多勒扎洛娃《郁达夫：他的文学创作特色》135页。又见《从文自传》6、9、10、15页。

43 沈小时爱逃学顽皮情节，均据《在私塾》（《文集》第一卷175页）；《从文自传》26—27、30、32页）；《我的小学教育》（《文集》第二卷28页）。关于他能用黏土捏制“泥炮”，见《福生》（《文集》第八卷10页）；也见凌纯声、芮逸夫《湘西苗族调查报告》235页。湘西教会方面记载的湘西儿童打架斗殴的事，在1923年、1929年的《神迹》月刊上常有报道。

44 关于斗牛和《椎牛》里的仪式，见1980年7月23日沈和我的谈话。沈懂得苗语，见1980年6月27日沈和我的谈话。也见于《在私塾》（《文集》第一卷176—177页）。

45 《从文自传》15页写了逃学娃娃到山上偷人家园地李子、枇杷，尽情吃喝的事，也写顽童打架斗殴情景。1980年《从文自传》新版还有称颂哥老会的字句。

46 顽童在戏台边打群架事，见《我的小学教育》。引文据《文集》第二卷23、24、25页。用削尖南竹筷做军器、和布置儿童骑壮实乡下孩子当“马”骑事，见《从文自传》16、28页。

47 《从文自传》6页说，沈六岁出麻疹，肚子里长蛔虫。《滕回生堂今昔》（《文集》第九卷320页）也说沈六岁肚子长蛔虫。关于他们怕鬼事，沈在1981年1月16日和我谈话中说，那时他和伙伴们都认为菩萨很“好玩”。然而，他们逃学时总把书包藏在土地庙里面，因为顽童都不敢在那种神灵地方去偷书包，见《从文自传》10页。

48 沈从文《在私塾》中写他八岁时爱逃学，在街上跟顽童一起抓蛐蛐、看斗蟋蟀、斗鸡的有趣经历。斗鸡场是他最喜欢去的地方，写打败仗的公鸡垂着血染的头眯眼打盹，未上阵的鸡养精蓄锐想打架，忍耐不住的则拖长喉咙叫。沈在《画师家兄》里还写了他学会掷骰子的恶习。想不到1981年我去北京采访他时，他还兴高采烈对我讲起七十年前（当时他已是七十八岁高龄）他看鸡打架的情景。他在1月16日跟我一次谈话中说，最好的斗鸡是矮腰鸡，这种鸡经过调教，能飞快跑开，等对方追近时才突然转身猛扑，使对手惊惶失措，受到致命打击。

49 《从文自传》27—28页写沈从文对树木异常关心。他从小学会爬树，认识30种树木的名称，也喜欢林中各种雀鸟。我去北京访问他时，1980年7月17日我们一道游览香山，路上他忽然兴致大发，学起鸟叫来。

50 《从文自传》9、10—13、15—16、26、31—33页里写了他小时喜欢看各种手工生产工艺，其中有绞绳子、织竹簟、磨针、做伞、上鞋、剃头、染布、晒粉条、宰猪、扎冥器、打铁、雕刻佛像、榨油、造船。沈特别喜欢到熔铁工厂看制铁，看工人拉风箱，铁水泻流变成熟铁的操作过程，说他将来真想干炼铁这种行业。

51 沈爱好音乐，见1981年1月16日沈和我的谈话。沈从小爱听人吹唢呐，拉胡琴，不论什么箫，他都能上口就吹出声来。沈自己已忘记了，1925年他在北京曾对朋友弹过琵琶，见《忆翔鹤》（收入《文集》第十卷246页）。说朋友陈翔鹤去香山看他，沈在大松树下抱一面琵琶，弹奏一曲《梵王官》。因为是初学，弹得很蹩脚，听起来不成腔调。陈翔鹤风趣地说，沈弹的远不如听陶潜弹“无弦琴”有趣。沈记得他是从刘天华处间接学来的曲调，后来沈就不再弹了。沈在40年代作品中提到过西洋古典音乐大师巴赫、勃拉姆斯、莫扎特、肖邦，见《定和是个音乐迷》（刊上海《大公报》，1946年8月20日）。虽然沈不欣赏北方音乐（见《我的邻》），但沈从文的夫人张家，则可算是音乐之家。张家四姐妹都喜爱昆曲。1986年北京在政协礼堂纪念明代戏剧大师汤显祖（1550—1616）逝世370周年时，八十高龄的大姐元和（台湾昆曲艺术家顾传玠的夫人）、四妹充和（美国耶鲁大学傅汉思教授夫人）都曾登台演唱昆曲。二姐允和（语言学家周有光夫人）、三姐兆和（沈从文夫人）都对昆曲有相当高的造诣。

52 沈从文在《从文自传》的开头就提到严如熤的《苗防备览》。关于当时湘西进步军官推崇明清军人学者王阳明、曾国藩的风气，见苏堂栋《中华民国地方军阀政权》。1924年，蒋介石曾将曾国藩治军语录，印发给黄埔军校学员。关于1919年毛泽东曾称道过曾国藩，见斯图尔特·施拉姆（Stuart Schram）《毛泽东》。

53 沈从文说，湘西人去日本陆军军官学堂留过学的有几个人，其中有蔡锷的参谋长朱湘溪，其他军人则多半是保定军校和云南讲武堂出身，见《一个传奇的本事》（《文集》第十卷154—155页）；《从文自传》36页。关于清末的革新细节，见陈志让《袁世凯》29—43页。也见拉尔夫·L.鲍威尔（Ralph L.Powell）《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苏堂栋《中华民国地方军阀政权》27—73页；拉里《地方与国家》37—40页；柯白《四川与中华民国》26—27页。

54 湘西的交通建设情况，见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251页。我在湘西的新建铁路线上旅行过，《新中国二十五年》108—118页里面描绘过这条新建干线，这种漂亮的新线显然是在被过分渲染了的“十年浩劫”中建成的。1949年后，湘西公路建设已改变了大地的景观。但从凤凰到怀化（原名榆树湾）火车站这段80千米旅程还得要三个小时，不过全是沥青路面。经过阿拉到贵州边境的水库一段现在都有新路，在1950年以前，只有崎岖难行的驿道，而从清末以来这种羊肠小道早已毁损不堪。某些地方还得靠楼梯上下。《神迹》月刊1925年9月号第二期49页上刊有这种楼梯照片。

55 西班牙奥古斯丁修会的教士1879年来到湘西后，大部分时间都躲藏起来，免遭愤怒群众的袭击，不敢露面。他们曾经深入到沅水上游的泸溪，建立教堂。但在1922年便把他们在辰州硕果仅存的一所教堂移交给美国天主教苦难会接管后，撤退到洞庭湖滨的常德等市镇。

基督教（新教）进入湘西的历史，始于1880年的亚当·多沃德（Adam Dorward），但他于1883年便被湘人驱逐出境。中国内地会有位吉梅利（Gimmel）先生1898年在辰州传教，但他的接班人布鲁斯（Bruce）和洛伊斯（Lowis）都在1902年被辰州人用石头砸死。美国的归正会（后改名福音归正会，现名联合卫理公会）用砸死事件得来的赔款在辰州建起一所医院，最初由长老会派管理。归正会教士在1903或1904年才到达辰州。1913年芬兰信义会在湘西四个县的传教士锐减到只有25人；到20年代末大部分都已撤走。以美国福音会（后并入联合卫理公会）为依托的美国教士于1905年进驻辰州，1913年曾到贵州铜仁传教，但其常驻的基地只有辰州一处。

天主教苦难会、归正会和福音会都是20年代才在沅水流域建起永久性教堂。1919年后，福音会在辰溪、浦市、泸溪、溆浦建起教堂，后来又在高村、江口等地传教。归正会教士1916年在保靖建起立足点，1920年又在永绥传教。哈特曼牧师曾在苗民中传教。1923年苦难会在沅州、永顺、保靖等地传教，曾引起当地军阀镇压保靖的反帝示威。1928年苦难会教士到达凤凰，但直到1933年还买不到土地兴建教堂，不过田兴恕的一个孙子曾归宗天主教。福音会教士早就想在凤凰开展布道，但直到1934年才在凤凰建起教堂。然而，天主教却因得到苗民头领龙云飞的交情而在上湘西站稳脚跟，龙云飞把他在凤凰的地卖给天主教会，还在灾年为教会提供救济粮食。

据传教方面的资料，能够打进湘西的外国公司只有少数几家，其中有英美烟草公司、美孚石油公司（见《边城》）。湘西只发生过一次反帝示威，是保靖的长沙学生发起的。

56 关于辛亥革命那年凤凰苗民大起义的经过，沈从文在《从文自传》19—25页中所叙述的事实，与黄穆如《辛亥湘西光复经过》一文中的记载大体上可以印证。黄的《辛亥湘西光复经过》提到，领导苗民起义的人姓唐，而沈从文父亲沈宗嗣也是起义的主要筹划者。沈在1980年6月27日、1980年11月14日和我的谈话中说，他父亲指挥唐力臣的义军。苗民起义由哥老会主持，见1980年8月17日我在凤凰县三江公社的采访记录。关于哥老会领导起义和沈宗嗣是哥老会员，见1980年11月14日沈和我的谈话。田应全是哥老会“龙头”，据1980年8月16日凤凰县沈从文作品研讨会的资料。田应全的儿子田景阳参加了那次研讨会。参加辛亥革命的其他力量是沿海省份和江西在凤凰县的商人。那些省区汉人的民族主义情绪相当高涨，本地绅商暗中和革命党有联系的，有沈对门的张家二老爷（张胜林），此人在黄穆如的《辛亥湘西光复经过》中也提到过，而且在1986年1月15日李大任寄我的信中，也证实了这点。

57 《从文自传》22页上写沈看到“造反打了败仗”后城中大屠杀的情景，说平地上看到一大堆肮脏血污人头，城中无处不是人头，连云梯木棍上也悬挂许多人头。随后又看见了一串耳朵，一生再也不容易见到过的古怪东西！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人就让兵士砍他们，有点疑心，以为这一定有了错误。

58 凤凰县苗民起义失败后，城防军大肆屠杀苗民。当初每天必杀100人左右，而行刑兵士只有20人。后来地方士绅（暗地和城外沟通的人）向道台请求，杀人得有个限制，要经一番选择。于是后来捉来的一两百人，带到天王庙大殿，卜卦取决生死。阳卦（双仰），顺卦（一仰一覆）都开释，只掷得阴卦（双覆）者杀头。苗民敬信天王，掷得阴卦的自然谁也不说话，低下头走去刑场。那么，这些掷卦能得生还人的机会究竟有多大呢？沈在《从文自传》中说，有三分之二的机会。但1980年沈去美国访问时，他的好友数学家钟开莱先生对他说，根据概率论的道理，实际有四分之三机会开释。因此沈在的1980年的修订版中，已采纳钟先生建议，把“三分之二”改为“四分之三”。见《文集》第九卷126页。到80年代我去凤凰采访时，天王庙里的某些陈设还依然存在。

59 1912年革命军在凤凰胜利后，地方几乎没有变化，绿营制、屯田制也没有改变多少，当兵的照样领饷当差，只是官长都换了本地人。关于军官不再坐轿而跨马在街上巡游，是据1981年1月16日沈和我的谈话。

60 《从文自传》36页上说，在我生长的那个地方，当兵不是耻辱。多久以来，文人只出了一个翰林，两个贡士，四个拔贡。武人则出了四名提督军门，出身保定军校的，且有一大堆。关于开办新学，见《剑桥中国史》（费正清、刘广京合编）第十一卷560页，关于湖南新学情况，见张朋园《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南省（1860—1916）》173页。又见《从文自传》25页。中学校长的话，见李震一《湖南的西北角》（1947年，长沙）39页。

61 《从文自传》6—7页上提到他四岁认方字，不久跟姐姐到女先生处上学，实际坐在老师膝上玩的时间多。六岁上私塾，因为认字多，记忆力特别好，学会了抵抗顽固塾师的各种方法。这一年厌恶书本爱好逃学的生活，形成了他一生性格与情感的基础。

62 《在私塾》（《文集》第一卷163页）、《福生》（《文集》第八卷6页）、《从文自传》8—9页都写沈从文上私塾故事。1980年8月16日凤凰县的沈从文作品研讨会上，有人说沈在私塾的老师是凤凰县诗人田兴奎（字星六，号辛庐），但1985年3月9日沈寄我的信中，否认了此说。实际上，沈在文昌阁小学的老师是田名瑜（1887—1981），字个石，南社诗人。他教过沈一年的国文。晚年在北京中央文史馆任职，住北海静心斋。沈和田老师一直保持亲密来往，有人说，像这样近七十年的师生情谊，极为难得，沈不愧是重教尊师的楷模。在凤凰县，沈的故事已成为传奇。沈对田星六老师也是景仰的，见《湘西》（《文集》第九卷412页），说“诗人田星六，诗中就充满游侠者霸气。山高水急，地苦雾多，为本地人性格形成之另一面。游侠者精神的浸润，产生过去，且将形成未来”。

63 沈从文在《从文自传》7—8、36、45页中写了他小时淘气，不为家庭争气，失去父亲欢心的经过。《自传》7—8页中写道，他原是家庭钟爱的中心人物，后来完全因为自己顽皮逃学又加说谎，使希望儿子成才的父亲非常灰心，威胁说若再逃学说谎便要砍去沈的一个手指。按沈家习俗，就培养沈的大哥云麓，送他上当地图画学校上学，后来还去长沙升学，终于成为画家（见《画师家兄》）。沈的弟弟叠余自然也成了家中宠儿。他身体养育得强壮异常，从小就气派宏大，凝静结实，又自重自爱，的确是个军人材料。后来他果然不辜负家里人希望，22岁做了步兵上校。1937年抗日战争中他是一二八师一个团长，指挥1500名战士在嘉善保卫战中，在日军狂轰滥炸下浴血奋战，成为保卫战中的英雄。

64 《从文自传》25、27、35页中提到的高小，即今天凤凰县的文昌阁小学。

65 《从文自传》36页写沈当时想成为军人，因为县里人都觉得学军事有意思、有出息。加之他因不受拘束，日益放肆，母亲想不出处置他的好办法，便让他进预备兵的技术班，接受训练。

66 1915—1916年讨袁护国军之役后，湘西各地纷纷兴起办新军热，见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第二卷70—71页。关于凤凰设立教导队，见1981年1月16日沈和我的谈话。设在凤凰道尹衙门内的屯务处，地址就在沈从文家邻近，见黄村生《沈从文的兄与弟》15页。

67 沈从文在《从文自传》36、41、45、46中叙述了他十四岁进凤凰县教导队技术班受预备兵训练的详细情况。跟沈一起受训的约有一百个小伙子。受训的分为三组，沈所属的组算最高一组，由军官团陈姓教官主持。另一组归镇守使署卫队的杜连长主持，名分上差些。两处都用新式入伍训练。还有一处归本街的老战兵滕四叔主持，用旧式教练。三处学兵经常考试，及格的分去补守兵中的缺额。值得注意的是，沈从文一家（他父亲、叔叔、兄弟）几乎都是自幼从军，而当时那些职业军官，不论是日本士官学校或保定军校出身的，却大都并非出身军人之家。

68 沈从文跟他养父滕四叔关系密切，1934年沈回湘西省亲时，还去养父的回生堂访问过，见到四叔的儿子松林。当时回生堂草药铺生意萧条，街上则到处是卖吗啡的烟馆，使沈原来想摄影留念的兴味也为之索然。沈把这种心情写进《滕回生堂今昔》（《文集》第九卷320页），也见1981年1月16日沈和我的谈话。沈后来跟滕四叔女婿周彬臣关系也不错。周曾任靖国联军军政长田应诏部队的营长，见1985年6月14日沈给我的信。

69 滕四叔用旧式教练法教凤凰县孩子事，见《滕回生堂今昔》（《文集》第九卷320—327页。旧式武器有青龙偃月刀、齐眉棍、连枷、钉耙。关于刽子手老战兵杨金标，见1981年1月16日沈和我的谈话。也见《新与旧》（《文集》第六卷253—254页）。关于旧式武器、汉阳枪、手榴弹，见1981年1月16日沈和我的谈话，也见波乃耶（James Dyer Ball）《中国事》41—42页。

70 苗防屯务处第二队的战兵杨金标武艺超群。能手拿两个牛皮盾牌，在地上滚来滚去，真像刀扎不着，水泼不进。又能驰马纵辔奔腾，真个是来去如风。射箭则百步穿杨，博得彩声。武术之精湛能令观者目眩神迷，见《从文自传》42—43页，又见《新与旧》（《文集》第六卷251页）。

71 《从文自传》43页说，滕师傅不但精通武艺，会翻筋斗，在城楼上拿顶，会泅水，还会像苗人一样用泥土捏塑人像，见凌纯声、芮逸夫《湘西苗族调查报告》235页；沈小时爱雕塑，曾用刀在座位板下镌雕自己的名字，用做手工的泥塑教员肖像，且各为取一怪名：绵羊、耗子、老土地菩萨。他是在后山一个制瓷器大窑里，看工人制造瓷器，学会其各样手续。

72 《从文自传》44页写滕四叔嘲笑罚立正，或当胸一拳这种苛刻处罚的“洋办法”，他的办法由师傅来一个示范的标准动作，伴以一个微笑。犯了事该罚，也不过罚泅过河一次，或类似有趣待遇，在处罚中即包含另一种行为的奖励。总之，学习自始至终使人活泼而有趣味，学习本身与游戏无法分开。

73 《从文自传》37—39页写沈对新式军事操练虽不感兴趣，但训练使他体格结实，性格上永远保持一点坚实的军人风味，不管做什么，不大关心成败得失，在任何困难情形中总不气馁，任何得意生活中总不自骄。沈认为这对他此后生活的转变有很大益处。引语见同书44页。

74 《从文自传》37—40页写沈虽然人小，只有十四岁，但能力和勇敢都使教官满意。考试时许多高难度动作（杠杆上挂腿翻上，走天桥、拿大顶）、指挥小队操演，都不出错，得过军部奖语，使家中人待他也好了许多。第二天还杀了一只鸡欢迎他。

75 《从文自传》42—44页说，滕四叔主持的旧式教练非常潇洒，学的是翻筋斗、打藤牌，舞长矛，耍齐眉棍。穿各色各样花衣。应当归谁翻一个筋斗时，另一个就用敏捷姿势退后一步，让出一个小小地位。战败的跌倒时也有一定章法，做得又自然又活泼。教师在身旁指点，稍有些错误，老师就占据到那个地位上去示范，为他们纠正错误。

76 1917年沈离开故乡凤凰前往辰州的日期，我将《从文自传》46页中写的日期换算成公历。自传写明是“七月十六那天早上”，《卒伍》（《文集》第二卷316页）也说，“日子是七月十六，那一天动的身”。《莫错过这千载难逢的报国机会》（《文集》第十二卷361页）点明是，“1917年秋，我离开家乡后，就在湘西十多县来回转，老老实实说，就是追随一个军匪不分的游击部队，这种那里流动各县各乡就食”。《卒伍》写出了沈离开家乡时的复杂心情。七月十六换算成公历，就是1917年9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