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青年时代：沈从文和湘西都在自谋出路

沈从文与军营生活

军人与学者

1917年沈从文在一位“龙头大哥”带领下，随同800名乡亲组成的兵士开往辰州。船行途中他同另外12个补充兵掉了队，落在船队后面。这些人中有他同宗兄弟沈万林，还有一个姓赵裁缝的独生子赵开明。这帮人在泸溪迷上了一家绒线铺里的年轻姑娘，迷得最深的是赵开明，他发誓说：“将来若作了副官，一定要回来讨那漂亮小姑娘做媳妇。”16年后，沈从文在小说《边城》中把两人改名为傩送和翠翠，成了一对恋人。赵开明比队中其他人都幸运，其余11位补充兵到了1920年不是在战场上战死，就是在一次土匪拦路抢劫中送了命。¹当时正是中国军阀混战的时代。筸军完全不受北京或长沙的管辖，因为长沙当局也正忙于对付北洋军阀入侵。筸军将领于是自己拉起队伍，想独霸一方。筸军小股部队只要分赃不平，或稍加管束就会马上造反，推举上级军官当他们的“将军”。这帮匪军在绑架外国人勒索赎金时，常常因为会用德文或日文和被绑架的人谈判而被外侨称为“绅士土匪”。沈从文有位军中朋友刘云亭，原来就是江洋大盗，曾吹牛说他杀过200个人，可刘云亭还会唱旧戏，能画一手兰草。《说故事人的故事》和《从文自传》里都写了这个人，讲这个土匪出身的人怎样侍候司令官，当上亲信头目，最后因为到监牢里奸淫女犯，终于被司令官处死。²

当然，不是说军队中人都像刘云亭这样有文化修养。有的人当土匪原因不过是护法军在湘西和北洋军作战时遗下枪支不少，买的枪支多了，就入山落草，开始劫掠。³有位一字不识的山大王，在打下永顺后，娶了五个姨太太，又开始盘剥致富，靠凶狠抢夺最后升为军长。沈从文还讲起过一位十七岁的女大王夭妹，也是个匪首，还有个煤矿工人因被人诬告就索性做土匪。⁴土匪头子手下总有300到2000个弟兄，因此军官把这些人招安过来很值得。通行办法是他委任当地绥靖长官，承认他在盘踞地区的权威。苗民也有土匪头子。他们成了苗民中的军阀，当然也同样被招安。土匪为了分赃不均往往火并，把许多村庄夷为平地。土匪抓到敌方探子，往往把他劈成几块，或者活活剥皮。虽然如此，每逢新年他们照样到镇上跟老朋友吃酒、赌钱，尽管镇上正在通缉这些土匪。他们完全可以一面在县里充当民军，一面就去抢街坊邻居。⁵

在这种乱糟糟的局面中，有身份的人不得不跟当地“将军”交朋友，这远比麻烦官府合算。这样，今后出门时便可得到武装护送。商人每次向沅水下游送货，每批船有50到300多艘，交付5000元钱，就可请来300名士兵随船保镖。传教士常常遭到那帮仇外分子的暗杀，因此在湘西旅行也得雇用30人的队伍来护卫。有一次，一群福音派牧师花了153元请士兵护送只有几百里的一段路程，可是真碰上土匪时，士兵们全都纷纷逃散。旅客如果要通过匪区，恰好这区的匪帮已得到军方认可，那么，军方只需派一名士兵去护送就行。那位士兵走到大家前面，先同土匪的岗哨交涉，取得土匪签发的凭证，让游客安全过境。当然，“旅客将付出一笔护送的代价”⁶。即使近在咫尺的地区，中国旅客也得领取军方发给的“护照”。

沈从文在辰州一个游击支队做护卫兵，这是筸军向沅水下游扩张过程的一个例子。他们在沅水流域驻防时，这帮凤凰县将军决定继续招兵。招兵要有开销，因而得扩张地盘，如此循环不已，直到后来军方另一派军队也出来为同样目的扩张地盘，发生冲突。到1935年以前，湘西驻军的首领都离不开六个家族。其中三家是在跟太平军的作战中发迹的“老三家”，即田家、沈家（不过沈家已经衰落）和熊家，熊家出了一位中华民国的总理，所以在京城有后台。另外三家是后来兴起的，其中有张学济，即沈从文在辰州的上司；陈渠珍，他推翻张学济后成了“湘西王”（关于此人，沈从文另有文谈到）；和陈的最后一个对手，传奇人物贺龙，他后来参加了反对蒋介石的中国工农红军。这些人一度都是统治湘西的大家族，老三家通过相互通婚联成一气，而新兴三家都曾靠跟随老三家发迹。同其他地方军阀相比，筸军领导层可说最为孤立、最为保守，只把本家抱成一团，当然，也只到一定程度为止。沈从文留给后世的礼物是，他把湘西各家军阀之间的关系网真实记载下来，后世史学家肯定会认为这类裙带关系在各类军阀中同样存在，只不过未能形诸笔录罢了。凤凰领导层之间互相盘根错节的关系恩恩怨怨谁也搞不清楚，不过，正如沈从文一次带着讽刺意味说的：“也不算太复杂，因为归根到底，只不过是这几个人。”⁷

田家从田应诏（1877年生）开始掌权，田应诏是田兴恕的三儿子，革命派田应全的弟弟。田应诏早年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1911年参加过孙中山的辛亥革命，1913年又参加护法战争；在国民党的二次革命中他率领筸军北上，讨伐袁世凯，当时湖南也正同湖北交战。共和失败以后，湘西在1917年基本上独立，田出任镇守使，又名军政长，可是掌权时间并不长。他是老式学者军人，娶了不少姨太太，喜欢写诗，常在凤凰城外公园跟幕僚一起吟诗作乐。公园是为了纪念他生母而兴建的，那位生母其实也是父亲在打仗中掳掠得来的。有人劝田应诏把军权交给比他年轻能干的参谋长陈渠珍。田后来到四川退休，同他在四川一个军官训练团一起当教官的刘湘住在一起。⁸

19世纪统领筸军的另一个来历不明的世家是熊希龄（1870年生）。他是湖南神童，24岁即在北京考取翰林学士，1913—1914年间出任过袁世凯人才内阁的总理。1915年出任徒有空名的湘西镇守使。当年的熊没有参加湘西护国军讨伐袁世凯。然而，他提拔的沅州友人张学济投身民军，张在1916年率领凤凰城防军参加讨袁。⁹据凤凰县传说，张“就大路上将大树用巨绳攀倒，成为弯弓，布为机括，等到北兵过时，机发弦断，利用树的弹力，一下就弹死十余人”。1917年张学济出任凤凰县道尹，还兼任名义上的湘西民政长，幸好后来他扩充队伍（大多是招安土匪）后，才逐渐拥有实权。1918年他还自封为湖南省省长，虽然他根本没有力量打进省城长沙。¹⁰

由于沈从文那位不可捉摸的父亲，沈家在凤凰县权力结构中始终置身局外。当然，由于田熊两家都同沈家有姻亲关系，因而沈家没有完全退出当地的政坛。在30年代，沈岳荃差点重振沈家将门的家声，而且，沈从文自己在20年代也曾经想走从军的路，只不过后来又决定改行做学者。¹¹

田兴恕鉴于自己能挣得功名，有赖于沈宏富的提拔，因此想把独生女田应弼嫁给沈宗嗣。可是沈宏富的孀妇不同意这门亲事，因为田应弼跟哥哥都在日本留过学，因而有些“洋气”。（田应弼很崇拜拿破仑的绝代佳人约瑟芬，有时打扮得跟约瑟芬一个模样。）这场姻缘终于挨到下一代人才如愿以偿：沈从文的弟弟娶了田应诏一个侄女。熊希龄的四弟熊希静则娶了田应弼为妻。熊希静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田应弼曾经要熊希静穿上拿破仑的服装，坐着画像。熊希龄的七弟则和沈从文的姨妈结了婚。沈从文母亲的哥哥黄镜铭，有段时期曾经代管熊希龄在北京的房地产业。此外还有聂仁德，熊希龄的同年进士和革新派朋友，也娶沈家的姑娘为妻。聂是陈渠珍的师傅，也是沈从文的老师。他提拔沈从文做陈的私人秘书。从文呢？也让他弟弟和父亲都到陈的部队里做事。沈家和田家还有另一层关系，即他们都是秘密社会组织哥老会中人，不过沈从文否认他或陈渠珍参加过哥老会。

沈从文的军队生涯一开头可称顺利，他充任张学济司令官的护卫。司令官出门拜客，要派二三十名兵士组成卫队，保护这位长官，沈是卫队头头。其实司令官真要防范的倒是他那些靠不住的盟友。张学济统领靖国联军第二军，他的对手第一军军政长田应诏也驻在辰州。辰州还有黔军一个旅，旅长卢焘后来在1921年回贵州做了省长。与这三个部队对抗的是统率一万北洋军的“基督将军”冯玉祥，他驻在沅水下游的常德。沈从文估计1918年整个地区驻军约有5万（按：沈原作为10万人，本书作者1980年与沈谈话提出疑问时沈同意改为5万），还不包括客军黔军和各地土匪。辰州是沅水流域中部大城市，但其城市人口不过5000户，而驻在这里的三支部队就有士兵2万人。沈从文回忆当时对抗形势说，“这一边军队既不向下取攻势，那一边也不向上取攻势，各方就保持原有地盘，等待其他机会”。这就是当时军阀割据的典型模式。湘西部队虽然十分庞杂，但由于各联合组织设有宪兵稽察处，不至于互相打仗。但既然各军内部又多由各地士兵组成，冲突就无法避免：例如他们在排队领军米时，为争夺先后就扭打起来，又如张学济每次允许将他发行的不值钱的钞票兑成现大洋时，总有一些小孩妇人被践踏死去。¹²

由于辰州形势日益恶化，各司令部会商结果，同意湘西军队各划定防区，让各军到指定县城驻防清乡，取得给养。张学济立即提出他的第一支队到他自己家乡沅州（40年代改名芷江）驻防。沅州是当时繁华的口岸城市，在全湘西唯独沅州有横跨沅水的大桥。沈从文知道这次要去沅州东乡土匪为患的榆树湾和怀化镇清乡，他非常高兴，把发给每人的一块大洋钱换成铜元，买了三双草鞋，一条面巾，一把名为“黄鳝尾”的小尖刀，刀把还缚了一条绸子，刀鞘用朱红漆就。他写道：“我最快乐的就是有了这样一把刀子，似乎一有了刀子，可不愁什么了。”¹³

到了怀化镇，军队需要一个写字填表的人，于是16岁的沈从文就被提升为上士文书。上士官阶不算太，但沈很懂事，很快就和司令部的官长混得很熟。因为是文书，每逢审问犯人时，他得记下口供。¹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