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一年　二十四岁（民国十年辛酉）

一月二日

致周作人信，通知后天开文学研究会成立会等事。

一月四日

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召开文学研究会成立大会。到会郑振铎、耿济之、孙伏园、瞿世英、许地山、蒋百里、朱希祖、王统照、易家钺、黄英、郭梦良、范用余、许光迪、白镛、江小鹣、苏宗武、李晋、宋介、王星汉、杨伟业等21人。推蒋百里为会议主席。首由郑振铎报告发起筹备经过；次讨论郑振铎起草的会章，逐条表决通过；继无记名投票选举职员，郑振铎被选为书记干事；选举毕摄影留念；继讨论该会活动方式，决定成立“读书会”，并推郑振铎等人起草读书会简章，郑振铎参加读书会的小说组、戏剧组、批评文学组等；又决定各会员把自己所藏之书开一目录交给郑振铎，汇齐后付印，以便互相借阅；还讨论了会报、丛书、讲演诸问题；决定以郑振铎的寓所为接洽一切会务之处。至此，继承《新青年》文学革命传统的我国最早最大的这一新文学社团正式成立了。叶圣陶后来多次指出：“其中郑振铎是最初的发起人，各方面联络接洽，他费心最多，成立会上，他当选为书记干事，以后一直由他经营会务。”（《略叙文学研究会》）孙伏园后来说，“那时郑振铎先生奔走文学研究会最热心”（《怀耿济之》）。郭绍虞后来也说，“文学研究会之成立以振铎为骨干”（《关于文学研究会的成立》）。

一月五日

易家钺、罗敦伟等人主编的《家庭研究》第1卷第3期上刊登了《青年自立会简章及缘起》，发起人为易家钺、周长宪、杨璠、郭梦良、徐其湘、胡淑光、罗敦伟、成舍我、谢楚桢、郑振铎、杨逵夫、罗宗翰、陈大悲、陈顾远。

一月六日

寄上海沈雁冰信，告知周作人患肋膜炎，须休息一个月。

年初

与许地山、瞿世英等人在文学研究会内组织“太戈尔研究会”，为我国最早的专门研究一个文学家的学会。

一月十日

《小说月报》第12卷第1期出版，在沈雁冰主编下全盘革新，郑振铎负责为它在北京组稿和审稿，该期内容的十分之六七为郑振铎组织或自撰（这是本年谱考定的）。自此，该刊实际成为文学研究会的代用会刊。郑振铎在该期的《文艺丛谈》、《书报介绍》栏写了文章，介绍了他正在翻译的美国莫尔顿的《文学的近代研究》，还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不幸的人》和《杂译太戈尔诗》（三首，1920年12月10日译），及在许地山小说《命命鸟》后加的附言。

本日，沈雁冰致郑振铎信，部分内容后以《讨论创作致郑振铎先生信中的一段》为题发表于《小说月报》第12卷第2期。沈雁冰提出，今后《小说月报》发表作品要从严，他一人不能决定，应由郑振铎“会商鲁迅启明［按，即周作人］”，“诸同志兄审量，决定后再寄与弟”。

一月

主编的《俄国戏曲集》（共10种）开始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第一本《巡按》（果戈理著，贺启明译）前有郑振铎写的《叙》。

参与编辑的《北京铁路管理学校高等科乙班毕业纪念册》出版，内收有郑振铎的短篇小说《一个不幸的车夫》。

瞿秋白开始在北京《晨报》、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旅俄通讯，郑振铎“几乎不断的读着他的游记和通信，那些充满了热情和同情的报道，令无数的读者们对于这个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崭新的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无限的向往之情。”（《记瞿秋白早年的二三事》）

二月十日

在《小说月报》第12卷第2期上发表翻译高尔基小说《木筏之上》，并在附记中介绍了高尔基的生平与文学活动。

二月二十七日

莫斯科出版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公报》第1期“远东来信”栏发表瞿秋白的《中国工人的状况和他们对俄国的期望》，文中提到：“现代中国的报纸杂志都在从事社会主义学说的宣传。这种报刊的数目正日益增加。其中最受欢迎的有……《人道》等杂志。这些报刊很注意工人问题，很同情中国工人农民的处境。上述出版物向俄共（布）党表示衷心的敬意。”

三月三日

致周作人信，谈及文学研究会已有48名会员，并同意今后发展会员须从严。

三月十日

在《小说月报》第12卷第3期上发表长篇论文《译文学书的三个问题》，论述：一、文学书能够译么？二、译文学书的方法如何？三、“重译”的问题。又发表用文言写的《史蒂芬孙（R．L．Stevenson）评传》，末云：“观史蒂芬孙之生平，足以大增我人对于世间之享乐与愉快；近代文人之中，无具有如此丰富而美丽之魔力如彼者。彼之乐观主义，盖由身体之孱弱与痛苦之经验中出也。彼放浪于形骸之外，又极忠实而庄严，实道德与活泼之愉快的联合之人也。吾人读其书，论其生平，盖未有不尽却愁思，顿增壮气者。世变岌矣，‘我生不辰’，沉闷而呻吟，厌其生而自放者众矣，我愿与共诵史蒂芬孙之传，以燃生命之火！”还在《文艺丛谈》栏写文章，认为：“写实主义的文学……的特质，实在于（一）科学的描写法与（二）谨慎的，有意义的描写对象之裁取。”并认为：“写实主义的文学，虽然是忠实的写社会或人生的断片的，而其裁取此断片时，至少必融化有作者的最高理想在中间。”

三月二十一日

文学研究会假石达子庙欧美同学会大礼堂开临时会。首由郑振铎报告已与上海商务印书馆谈妥出版《文学研究会丛书》事，并通过契约；郑振铎继提出他要于月底出京，因此需另选代理书记干事，结果瞿世英当选。会后，小说组（郑振铎为组长）活动。

三月二十九日

瞿世英致郑振铎信，为其第二封关于讨论泰戈尔的长信。后发表于4月1日至3日《晨报》和4月14日、15日《时事新报·学灯》。信中说“自兄行后，益复无聊”，又说：“我这次通信，写得太长了。于旅行劳顿之后而迫兄读此长信，恨我否？”可知此时郑振铎已赴沪。郑振铎后来回忆：“北京乎，上海乎的问题，曾使我迟疑了一月二月。要不是菊农、济之他们硬替我作主张，上海是几乎去不成的。”（1927年5月21日《欧行日记》）

三月三十日

下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北京大学第二院开第四次大会，会上李大钊提议应设立一个事务所及筹备油印机，随即举行团组织领导的改选，成立由11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其中“李大钊、郑振铎、某为出版委员”（据当时混入会场的内奸关谦写给北洋政府的秘密报告，原件今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三月底或四月初

叶圣陶到上海第一次访沈雁冰与郑振铎、沈泽民，四人同游半淞园，并摄影留念。

四月十一日

鲁迅日记：“晚得伏园信，附沈雁冰、郑振铎笺。”这是鲁迅日记中首次见到郑振铎的名字。

四月十七日

致瞿世英信，讨论泰戈尔的作品与思想。发表于4月19日至21日《时事新报·学灯》。这时，郑振铎已应张东荪之邀为《时事新报》编辑《学灯》副刊。

四月二十三日

《时事新报》头版刊载《本报特别启事》，宣告将出《文学旬刊》，并刊《文学旬刊宣言》与《文学旬刊体例》。该刊为文学研究会机关刊，由郑振铎主编。《文学旬刊宣言》指出：“我们确信文学的重要与能力。我们以为文学不仅是一个时代，一个地方，或是一个人的反映，并且也是超于时与地与人的；是常常立在时代的前面，为人与地的改造的原动力的。……人们的最高精神的联锁，惟文学可以实现之。……世界文学的联锁，就是人们的最高精神的联锁了。……在此寂寞的文学废墟中，我们愿意加入当代作者译者之林，为中国文学的再生而奋斗，一面努力介绍世界文学到中国，一面努力创造中国的文学，以贡献于世界的文学界中。……如能因我们的努力，而中国的文学界能稍有一线的曙光露出，我们虽牺牲一切——全部的心和身——也是不顾恤的！”

在《时事新报·学灯》发表郭沫若的诗《归国吟》；明后日，又发表郭沫若《上海印象》诸诗。郭沫若、成仿吾是4月3日从日本回上海的。

四月二十四日

星期日，邀郭沫若在半淞园会面并吃午饭（日期为本年谱考定）。这是他们第一次会面，沈雁冰、柯一岑在座，由郑振铎作东。郑振铎再次请郭沫若参加文学研究会，被婉辞谢绝。最后郑振铎热情地陪送郭沫若一段路。

这以后，郑振铎还先后陪同叶圣陶、朱谦之等人到郭沫若在马霍路的住所访问。朱谦之后来回忆：“在这时我却交了许多海内知名之士，最为我爱重的是两位文学家郭沫若和郑振铎，……他俩性情思想不同，却都是我的顶好朋友。”（《荷心》《回忆》《世界观的转变》）

四月

主编《共学社丛书》之一的《俄国戏曲集》共10本，从1月至4月由商务印务馆出齐。本月出版的其中第6种契诃夫的《海鸥》、第10种史拉美克的《六月》二本为郑振铎本人所译。《六月》还附有郑振铎写的《作者传记》（共介绍6位俄国戏曲家）和《俄国名剧一览》（共介绍40种名剧）。

五月一日

译泰戈尔《新月集》诗5首，后发表于6月出版的《曙光》第2卷第3期。

五月九日

作论文《现在的戏剧翻译界》，后发表于6月30日《戏剧》月刊第1卷第2期。

五月十日

主编的《文学旬刊》作为《时事新报》副刊创刊。发表《宣言》《体例》。还发表文艺短论《文学的定义》，认为：“我们可以归纳出一个文学的定义来就是：文学是人们的情绪与最高思想联合的‘想象’的‘表现’，而它的本身又是具有永久的艺术的价值与兴趣的。”

在《小说月报》第12卷第5期上落华生《换巢鸾凤》后加了附言。

沈雁冰在《小说月报》第12卷第5期上刊出《小说月报第一次特别征文》，郑振铎颇怀疑这种出题、限字的作法，后在《文学旬刊》第4期上发表《悬赏征文的疑问》。

五月十一日

进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国文部工作。介绍人高梦旦，月薪水60元，寄宿所虹口邓脱路（今丹徒路）449号。（据当时内部印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人员手册》。）

五月十六日

在《时事新报·学灯》发表《文学的危机》，批判“《礼拜六》式的小说的流行”，指出：“文学本是最伟大的人类精神的花。现在却被他们糟蹋完了。文学是人生的反映，在今日这样残酷的无情的，遍地皆是痛苦的呼声的世界，文学所表现的应该是如何的充满着呼吁的，祈祷的言辞，忧闷痛苦的暗淡的色彩呀！但是遍观全世界，这种文学有多少？……文学的伟大的任务，他们是早已置之九霄外了！……他们所以丧其心求媚于众人，亦‘文学之职业化’害之耳！在人们未到共产生活的时候，文学是决不应视为一种职业的。”

鲁迅日记：“下午得郑振铎信。”

五月十九日

鲁迅日记：“上午寄郑振铎信。”

五月二十日

在《文学旬刊》第2期“杂谭”栏发表短文三篇：《翻译与创作天才》与沈雁冰讨论翻译问题，“以为翻译的人，不一定自己有创作的天才”；《集锦小说》批评《新闻报·快活林》上的“集锦小说”，指出“以文学为游戏的习气不铲除净尽，中国文学界的前途是永没有希望的”；《复活》批判“香艳体的小说杂志《礼拜六》，居然以充分的原来面目，大呼‘复活’”。还发表复读者仁君、玉麟、黄厚生、柳敬文、赵光荣等人短信。

五月二十五日

在《民国日报·觉悟》发表《文学研究会丛书缘起》，后又载5月27日《时事新报·学灯》、6月10日《东方杂志》第18卷第11期等报刊。

五月二十六日

在《民国日报·觉悟》发表《文学研究会丛书编例》，后又载5月28日《时事新报·学灯》、6月10日《东方杂志》第18卷第11期、8月10日《小说月报》第12卷第8期等报刊。

五月二十七日

在《民国日报·觉悟》发表与耿济之合作、从俄文译的《第三国际党颂歌》（即《国际歌》歌词）。同刊又发表《文学研究会丛书目录》，共87种，该目录后又载5月28日《时事新报·学灯》，题为《文学研究会丛书出版预告》；该目录后又载6月10日《东方杂志》第18卷第11期和8月10日《小说月报》第12卷第8期，共83种，略有不同。

五月二十八日

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由感情到理性（其一）》。

五月二十九日

在《文学旬刊》第3期上发表《书报评论》（一、《巡按》，二、《雷雨》），介绍收在《俄国文学丛书》中的贺启明和耿济之的译作。还在“杂谭”栏发表《奇异的剿袭法》，批判礼拜六派天笑生抄袭外国小说以冒充创作的行径。

本月

与沈雁冰、陈大悲、欧阳予倩、汪仲贤、徐半梅、张聿光、柯一岑、陆冰心、沈冰血、滕若渠、熊佛西、张静庐等共13人发起组织“民众戏剧社”，并写有宣言，于5月31日创刊《戏剧》月刊。这是我国新文学运动中第一个戏剧专刊。

六月四日

晚，同沈雁冰、沈泽民一起到英国戏院，看由上海中西女塾演出的比利时戏剧家梅德林作《青鸟》。与他去年在北京所看的不同，这次是用英语排演的。郑振铎看后即作《评中西女塾的〈青鸟〉》，认为演西洋新剧“于中国戏剧的改革与创造是极有影响的”。发表于6月9日、13日《时事新报·学灯》。

六月八日

在《民国日报·觉悟》发表随感录《几天来的感想》，指出“文学与科学与哲学与社会主义并不冲突”，并针对6月3日北京军阀政府镇压以李大钊、马叙伦为首的“八校教职员索薪团”要求补发欠薪、保证教育经费的请愿斗争一事表示愤怒的抗议，声援北京教职员的正义斗争。

郭梦良由北京回福建，约黄庐隐同道，今日至上海，寓吉升栈。郑振铎、徐六几建议他们游杭州西湖，后几人同往。郭梦良与黄庐隐即于此时定情。

本日下午，郭沫若、郁达夫等人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创造社”（日期为本年谱考定）。

六月十日

在《文学旬刊》第4期“杂谭”栏发表四篇短文：《思想的反流》批评《礼拜六》杂志上周瘦鹃等人作品违反医学常识和不人道，指出“思想界是容不得蝙蝠的。旧的人物，你去做你的墓志铭，孝子传去吧。何苦来又要说什么‘解放’，什么‘问题’”；《处女与媒婆》对郭沫若把创作与翻译比作处女与媒婆的说法表示异议；《新旧文学的调和》认为“无论什么东西，如果极端相反的就没有调和的余地。……新与旧的攻击乃是自然的现象，欲求避而不可得的”；《悬赏征文的疑问》对沈雁冰在《小说月报》上限题征文的做法表示异议。还发表复读者戴召伯、张友仁、曾雪楼、黄厚生、张国人、潘训等人短信。

在《小说月报》第12卷第6期上发表论文《审定文学上名辞的提议》，讨论外国文学术语译名统一问题，末云：“以上不过是我个人对于审定文学上名辞的一点意见。我极希望在现在的时候，有一个文学名辞审定会出现，把所有文学上名辞都审定一下；排紊杂而归之于一体，编一文学大辞典，如医学辞典，化学辞典等一样。其造福于中国的文学界，我知是未可限的。”沈雁冰加了附注，表示略有不同意见。又发表《译太戈尔诗》《语体文欧化之我观》《美国的一个文学杂志〈The Dial〉》（1月3日作）等文。

六月十四日

郭沫若读了6月10日《文学旬刊》上郑振铎《处女与媒婆》一文，即致信郑振铎，对自己的这一比喻作了解释，表示欢迎郑振铎的批评，并表示要参加郑振铎等人批判礼拜六派的斗争。郑振铎高兴地将此信全文发表于《文学旬刊》第6期。

六月二十日

在《文学旬刊》第5期上发表论文《文学的使命》，认为“文学的真使命就是：表现个人对于环境的情绪感觉，欲以作者的欢愉与忧闷，引起读者同样的感觉。或以高尚飘逸的情绪与理想，来慰藉或提高读者的干枯无津的精神与卑鄙实利的心境。……文学是决不仅给肤浅的快乐于读者的，决不仅发表个人的心境的。以金钱以名誉为目的而投世人之所好，给肤浅的快乐于读者的人，不惟污辱这个伟大光荣的文学的使命，而且也污辱他们自己的人格。”同期还发表“杂谭”《文学中所表现的人生问题》，评论叶圣陶的《不快之感》等作品，认为“这种不快之感，都是起于人生的怀疑与失败”，“希望读者看了这篇东西以后，能发生一些要求解决的感觉。”

六月二十五日

在《东方杂志》第18卷第12期上发表翻译俄国梭罗古勃的《飞翼》，后收入《天鹅》与《近代俄国小说集》。

六月三十日

在《文学旬刊》第6期“杂谭”栏发表三篇短文：《新旧文学果可调和么？》指出“红色的还保持我们自己的红色吧！‘迁就’就是堕落。……至于调和呢，我们实是不屑为的。因为我们是决不欲化赤为紫的，是决不欲有丝毫的迁就的”；《血和泪的文学》正式提出了这一文学口号，指出“我们所需要的是血的文学，泪的文学，不是‘雍容尔雅’‘吟风啸月’的冷血的产品”；《盲目的翻译家》呼吁翻译家“请先睁开眼睛看看原书，看看现在的中国，然后再从事于翻译”。还发表郭沫若6月14日给他的信；发表沈雁冰与矢二的通信，并加按语，再次表示不赞成限题征文的做法。

七月五日

在《学生杂志》月刊第8卷第7期发表翻译泰戈尔诗《家》。

七月六日

顾颉刚日记：下午“圣陶来谈，以李石岑、郑振铎到苏州，约我同接，辞之。”

七月七日

顾颉刚日记：下午“介泉来，同至绍虞处贺喜，晤石岑、振铎、雁冰、云六诸君。二时吃饭，三时成礼，余与振铎为伴郎，介泉为赞礼。礼毕即送石岑等还沪，至火车站，彼等趁五点九分车去。”今日为郭绍虞婚礼。

本日起，至13日，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郁达夫年初从日本寄来的处女作小说《银灰色的死》。这是郭沫若代郁达夫查问后，郑振铎从《学灯》主编李石岑的积稿中找出发表的。

七月十日

在《文学旬刊》第7期上开展“语体文欧化的讨论”，转载《小说月报》第12卷第6期沈雁冰、郑振铎各自写的《语体文欧化之我观》《曙光》第2卷第3期王统照《语体文欧化的商榷》《京报》6月30日傅冻（东华）《语体文欧化》，并发表郑振铎《语体文欧化问题与东华先生讨论》和沈雁冰《“语体文欧化”答冻君》。这一讨论后来继续在其他刊物进行，对当时的文坛很有影响。

同日，《小说月报》第12卷第7期开展“创作的讨论”，参加者均为文学研究会成员，郑振铎发表《平凡与纤巧》，指出：“单用了写实主义，新浪漫主义的名词来号召，实不能起他们的沉疴。因为思想与情绪与艺术是文学的根本元素。无论是写实派也好，是象征派也好，是印象派也好，如果他们的思想不高超，情绪不深沉，艺术不精微美丽，那末，他们的作品，都是不配称为文学的。所以，在现在的时候，崇奉什么主义，还是第二件要紧的事；开宗明义第一章还是要从根本上着力。……平凡与浅薄是现在创作界的致命伤。从事创作的人应该于此极端注意。”同期郑振铎还发表《杂译太戈尔诗》。

顾颉刚日记：上午“绍虞来，谓振铎邀到上海中国公学，拟将福州事让与际唐。予劝其嘱张东荪与胡先生一商。”

七月十五日

在《改造》第3卷第11期上发表《俄国文学史中的翻译家》。

七月十六日

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新诗《生命之火燃了！》，在跋中说这是读了《晨报》上“我的朋友周长宪”写的同题诗而作。诗中高唱：“‘再也忍不住了！’/让铁锤与犁耙把静默冲破吧！/让枪声与硝烟把沉闷的空气轰动了吧！/只要高唱革命之歌呀！/生命之火燃了！/熊熊地燃了！……”该诗后又载12月15日《评论之评论》第1卷第4期。

同日，在《时事新报》上发表《性的问题》一文，认为青年人不应沉湎于恋爱中，而应将主要精力投于“革命潮”；只有先改造社会，而后才考虑个人问题。这与他以前发表的《反对“自由恋爱”！》《对于青年的一个忠告》等文看法一致；但这次却遭到《民国日报·觉悟》上G．D．、汉胄（刘大白）、力子等人的“质问”，抓住郑振铎在用词概念上的不够严密（“性”与“恋爱”），挖苦打击，虽经郑振铎去信解释，仍无理纠缠近一个月。

七月十七日

《时事新报·学灯》发表《李石岑启事》，宣布由郑振铎正式接替李石岑任《学灯》主编。又发表《西谛启事》，表示在该刊体例上将有所改变。

七月十八日

胡适日记：上午“十点半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我问梦旦，他们究竟想我来做什么。……他说，他们昨天看我的情形，已知道不能留我。但此时他们很望我能看看编译所的情形，替他们做一个改良的计画。我说，我也是这样想。遂议定。……见李石岑、郑振铎、沈雁冰、叶圣陶。知潘介泉在此，请郑君邀来相见。下午介泉与振铎同来，我与振铎谈译书的事，他颇赞成我的话。他并说，他们几个新进来的人本想对于改良编译所的事作一个意见书，后来因知道绝无改良之望，故不曾做。我说，你们尽管去做，做了交给我，我可以用做参考材料，他答应了去做。”胡适应商务印书馆之邀16日到上海。

七月中旬

两次托李石岑写信给郭沫若，邀请郭沫若参加文学研究会，均遭谢绝（见郭沫若《创造十年》）。

七月二十一日

致刘大白信，指出：“我们现在所应讨论的，乃是：用什么方法去打破现代的经济制度。Bolshevism ［按，即布尔什维主义］或是Guild Socialism ［按，即基尔特社会主义］或是Anarchism ［按，即无政府主义］？革命主义，或是无抵抗主义？……比较恋爱问题更要讨论的事，实是非常的多。中国的军阀，如何可以斩除；应该用什么方法来传播社会主义；……这些不都是比恋爱更重要的问题么？……学问的研究，民间的宣传，……这不都又比恋爱要紧么？”并认为“我们的理想目标”“就是要创造一个更好的人的社会。现在的革命潮自然是社会的”。此信附载8月2日《民国日报·觉悟》汉胄《我和郑振铎君底“麻烦”》文后。

七月二十二日

胡适日记：“郑振铎君作了一个意见书：（一）应设图书审查会（11人或9人）（1）审查何书应编辑，何书应出版。（2）审查外来稿件。（二）应设中小学教科书编辑会议。（三）时间应减少。（四）暑假应改为全日——除各杂志主任外。（我说杂志主任亦应有假期，但须轮班，不可在同时。）（五）薪金应按年递加。（六）每年划出纯收入一部分，派遣编译员到欧美考察或留学。”“我昨日读《小说月报》第七期的论创作诸文，颇有点意见，故与振铎及雁冰谈此事。我劝他们要慎重，不可滥收。创作不是空泛的滥作，须有经验作底子。我又劝雁冰不可滥唱什么‘新浪漫主义’。现代西洋的新浪漫主义的文学所以能立脚，全靠经过一番写实主义的洗礼。有写实主义作手段，故不致堕落到空虚的坏处。如梅特林克，如辛丌（Meterlinck，Synge），都是极能运用写实主义的方法的人。不过他们的意境高，故能免去自然主义的病境。”

七月二十三日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秘密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七月二十四日

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开辟“儿童文学”专栏，刊载儿歌、童话等，为我国最早的儿童文学副刊。

《申报·自由谭·小说特刊》发表厚生《新旧小说论》，提到：“吾之读小说也，向无陈见，既不判其中外，更无分乎新旧。周瘦鹃曰：‘新崇其新，旧崇其旧。’西谛曰：‘新与旧的攻击，乃是自然的现象，欲求避而不可得的。’二君之言，皆含有新自维新、旧自守旧，有若柄凿之不能相容，不知二君皆非也。”

七月二十五日

在《东方杂志》第18卷第14期上发表翻译俄国梭罗古勃《芳名》，后收入《天鹅》和《近代俄国小说集》。

七月二十七日

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我想谁也是不配骂人的罢！》，是针对《民国日报·觉悟》上的攻击文章的。本日及29日还在《学灯》上发表郁达夫从日本寄来的第一首新诗《最后的慰安也被夺去！》

胡适日记：“晚间梦旦邀了一班‘新人’到他家中吃饭，与我会谈。到者：杨端六、郑振铎、郑贞文、钱经宇、胡愈之、沈雁冰。李石岑因病未来。”会谈内容为商务印书馆改革等事。

七月二十八日

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变节》，揭露“向以社会主义者著称的戴季陶”，却当了神州信托公司的董事，实乃“变节的利用的社会主义者”。怒斥戴季陶“由‘新主’而归命于‘旧主’，归命于末日将至之‘旧主’”，“卖了自己，反戈向第四阶级进攻！”“这不是小事，第四阶级的人也应该小心小心。提防那些变节的利用的社会主义者。”按，《民国日报·觉悟》上攻击郑振铎的G．D．疑即戴季陶。

七月二十九日

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我们的启事》（一）、（二）。（一）欢迎有关科学方面的投稿，“我们很愿意学科学的人能够分些工夫来帮我们的忙，把关于科学界消息，科学研究，科学常识这类的稿子，多寄些给我们”。（二）极欢迎四类稿子：民间文学、读书录、杂感、国内外学术界消息。

七月三十日

在《文学旬刊》第9期上发表重要论文《文学与革命》，从“前几天接到我的朋友费觉天君的一封信，使我受了非常大的感触”说起，费觉天认为“当今日一般青年沉闷时代，最需要的是产生几位革命的文学家，激刺他们底感情，激刺大众底冷心，使其发狂、浮动，然后才有革命之可言。……在今日的中国，能够担当改造底大任，能够使革命成功的，不是什么社会运动家，而是革命的文学家。”郑振铎“对于费君的话，表示极大的同情”，认为：“革命天然是感情的事；一方面是为要求光明的热望所鼓动，一方面是为厌恶憎恨旧来的黑暗的感情所驱使。……大部分的社会主义者都是感情极强盛的人，都是看不惯旧的齷龊，所以希冀新的光明的。至于因确信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而趋向于社会革命的路上走的，恐怕是很少，……我确实的相信：这种引起一般青年的憎厌旧秽的感情的任务，只有文学，才能担任。……革命就是需要这种感情，就是需要这种憎恶与涕泣不禁的感情的。所以文学与革命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把现在中国青年的革命之火燃着，正是现在的中国文学家最重要最伟大的责任。”又指出现在“叙述旧的黑暗，如兵士之残杀，牢狱之惨状，工人农人之痛苦，乡绅之横暴等等情形的作品可称得是‘绝无仅有’。就是偶然有一二篇，也是表面的肤浅的描写，……我想：我们理想的革命文学家决不是现在的一般作家，而是崛起于险难中的诗人或小说家。”还在“杂谭”栏发表三篇短文：《肉欲横行的中国》指出“供给总是跟着需要来的。……自命觉悟了的人也天天在那里凭空结构出许麻的情诗呢”；《问汉胄君》批评刘大白“有理的谩骂也不应该常出口，何况自己没有立足地而张口就骂呢”；《消闲？！》“诚恳的忠告于一般青年，现在决不是大家‘消闲’的时候——本来，生就是动，无所谓闲，更无所谓消闲的——要作的事情正多呢。也应该振起精神，看看现在的人类，现在的中国了！”

在《戏剧》第1卷第3期上发表重要论文《光明运动的开始》，认为：“在现在的丑恶，黑暗的环境中，艺术是应该负一部分制造光明的责任的。……所以我们的责任有两重，一重是改造戏剧，一重是改造社会。光明的制造者，应该牢牢的记住这句话，不要把自己的使命忘了。”

七月三十一日

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言行合一》，再次批判“社会主义者而做了信托公司的董事”的戴季陶及其他言行不一者。

八月一日

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今后的学灯》，表示《学灯》将新增“现代学术界”“俄国研究”“社会主义研究”“社会运动家”“读书录”“书报介绍”“国内学术界消息”等专栏。《学灯》在郑振铎主编下大有起色。

八月三日

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但丁的六百年纪念》。

八月四日

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所译泰戈尔《飞鸟集》中诗一首。

致周作人信，提到：“我只尽我的能力，本我的良心做去，别人的能够了解不能了解，可以不用管他，我也不愿意同他们作无谓的辩论，无论他们是如何的人，趋向总是相同的。我们要注全力来对付近来的反动，——《礼拜六》一流人的反动——呢，自己打架，不惟给他们笑，而且也减少效力不少。”主要是指《民国日报·觉悟》对他的发难。

八月五日

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艺术家与金钱》，控诉因经济贫困而断送了很多好作家；发表新诗《祈祷》，揭露血腥的社会现实；还发表《研究劳农俄国的参考书》，一直连载至12日，为当时中国人研究了解苏维埃俄国提供了重要资料。

八月七日

致《民国日报·觉悟》撰稿人“GD”信，要求“GD”亮出真实姓名。此信刊次日《觉悟》，但“GD”却不敢亮名，仍作无理纠缠与攻击（按，“GD”疑即戴季陶）。

八月十日

在《文学旬刊》第10期上发表《中国文人（？）对于文学的根本误解》，反对将文学作为消闲和游戏的东西，强调：“文学决不是个人的偶然兴到的游戏文章，乃是深埋一己的同情与其他情绪的作品。以游戏文章视文学，不惟侮辱了文学，并且也侮辱了自己！”还以“文学研究会上海同人”名义发表《答宋春舫信》，讨论关于编选文学研究会丛书事。

八月十三日

顾颉刚日记：中午“到振铎处吃饭，石岑同坐。二点许回孟渊，看胡先生日记第三册。到四马路旧书铺略买书。振铎来，胡先生来。三人同至四马路徽馆吃饭。同至朝记书庄购书。又到旧书铺购书。叶德辉《书林清话》，想买了半年，今天乃在朝记书庄见到。胡先生买二部，赠我一部。价三元五角。”

胡适日记：“颉刚早来，我们谈了一会，同去编译所，见着梦旦、石岑、伯俞、振铎诸位，谈了一会。”晚“到孟渊旅社去看颉刚，振铎也在，同去第一春（徽馆）吃晚饭。谈甚久。同去四马路看书店，我买了几部书。上海旧书比北京便宜的多。”

八月十五日

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新诗《在电车上》，表达了要“打破”不合理的阶级制度的决心。

八月十六日

在《时事新报·学灯》开始连载发表《文齐斯特的〈文学批评原理〉》，至22日载完，介绍评述美国C．T．Winchester的《文学批评原理》一书。

同日，郭沫若《女神》由泰东图书局出版，其《序诗》由郑振铎拿去发表于8月26日《时事新报·学灯》。

八月二十一日

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郑伯奇《批评郭沫若君底处女诗集〈女神〉》。

八月二十四日

郭沫若作儿歌《孤寂的儿》，思念在日本的儿子，诗稿由来访的郑振铎取去，发表于8月28日《时事新报·学灯》。

八月二十五日

顾颉刚日记：中午“十一点半到上海，圣陶、伯祥、硕民均在站候。同至振铎处，午饭。……五点半，还宝通路，加入文学会议事。……振铎好客，未见其比。在上海，租屋四十余元，自用不过两间，余悉借与人；买棕垫七付，备客来。”

八月二十六日

顾颉刚日记：“早点后，即辞郑君出。到新旅社，与伯祥、介泉同至适之先生处。”

八月二十七日

顾颉刚日记：下午“送伯祥等出（他们上厦门船）。与振铎、圣陶相遇，在可可居进点。”

八月三十日

在《文学旬刊》第12期上发表新诗《微光》（8月24日作），呼唤光明，反抗Satan（撒旦，即恶魔）。此诗原是为朱谦之《革命哲学》（《创造社丛书》第2种，9月1日泰东图书局出版）写的序诗。

九月三日

致周作人信，提到“上海现在黑幕书愈出愈多”，因此“《文学旬刊》不得不尽力从攻击方面做去”；并认为新文学创作应“提倡修改的自然主义，实在必要，好的作品，所叙述总是极真切，浮光掠影的叙述，永远不会成好作品，现在大部分的作品所欠缺的就是真字也。”还提到8月15、16日日本《读卖新闻》上池田桃川《支那现代的小说》一文，说“日人某君，在《读卖新闻》上，有一篇批评中国创作的文字，骂得很利害，尽力讥笑中国现在的创作是平凡的，做作的，不是写实的，能动人的。可见这种观察是人人所同了。”池田文中提及郑振铎对千人一面的创作的批评，表示“同感”。这是迄今所知国外对郑振铎的最早的评论。

九月十日

鲁迅日记：“上午……寄陈仲甫稿二篇，又郑振铎书一本，皆代二弟发。”鲁迅代周作人寄何书今未详。

今日《文学旬刊》第13期上发表“记者”答宋云彬信，讨论创作问题，并附有“文学旬刊社”的“附启”，可能出于郑振铎之手。

九月十二日

为瞿世英译泰戈尔剧本《春之循环》作序，认为：“惟有工作，惟有活动，才能消除烦闷。”该书为郑振铎所校，其中不少诗歌是郑振铎译的，于1921年10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为郑振铎主编的《文学研究会丛书》第一本，后附《文学研究会丛书缘起》和《编例》。

九月十五日

顾颉刚日记：“写装钉铺、振铎、竹庵叔祖、圣陶、伯祥、履安函。”

九月二十日

在《文学旬刊》第14期上发表答读者许澄远信，谈对诗的看法：“诗是可唱的东西，惟不必限韵；句尾和韵是无关紧要的。不过一句中的天然音节却是非常重要！……新诗和短文是很有区别的，不在有韵无韵的关系，而在于诗有诗的情绪，散文有散文的情绪，一见便可知道。以用韵不用韵来区别诗和散文是很不完全的区别法。”还表示不赞成许澄远攻击胡寄尘：“我却以为既然自悟，便可以不必加以攻击，且对个人下攻击亦殊无谓而近于辞费。受之者不惟不能因此改过，且每每更铤而走险。很不是爱人之道。”还发表读者胡嘉给他的信。

九月二十一日

为所译俄国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剧本《贫非罪》写序，认为：“他所描写的虽是当时社会的情形，但是这种情形现在还是普遍于人间社会——尤其于中国社会——里呢！在这一方面，这本剧本实有可以介绍的价值。”该书由许地山校阅，1922年3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为郑振铎主编的《俄罗斯文学丛书》之一。

九月二十二日

作《儿童世界宣言》，指出：“以前的儿童教育是注入式的教育；只要把种种的死知识、死教训装入他头脑里，就以为满足了。现在我们虽知道以前的不对，虽也想尽力去启发儿童的兴趣，然而小学校里的教育，仍旧不能十分吸引儿童的兴趣，而且这种教育，仍旧是被动的，不是自动的，刻板庄严的教科书，就是儿童的唯一的读物。教师教一课，他们就读一课。儿童自动的读物，实在极少。我们出版这个《儿童世界》，宗旨就在于弥补这个缺憾。……麦克·林东以为儿童文学及其他学问都要：（一）使他适宜于儿童的地方的及其本能的兴趣及爱好。（二）养成并且指导这种兴趣及爱好。（三）唤起儿童已失的兴趣与爱好。我们编辑这个杂志，也要极力抱着这三个宗旨不失。”并介绍了内容约分十类：插图、歌谱、诗歌童谣、故事、童话、戏剧、寓言、小说、格言、滑稽画。该宣言先后发表于12月28日《时事新报·学灯》、12月30日《晨报副镌》、1922年1月1日《妇女杂志》第8卷第1期等报刊上。

九月二十九日

《时事新报》第一版发表郁达夫起草的、创造社全体同人署名的《纯文学季刊〈创造〉出版预告》，提出“我国新文艺为一二偶像所垄断”，将矛头指向文学研究会。

九月

《小说月报》第12卷增刊《俄国文学研究》出版。“论文”栏第一篇为郑振铎写的《俄国文学的启源时代》，论述了普希金以前即十九世纪以前的俄国文学。该刊还发表了他翻译的克洛林科的小说《林语》和普希金的短剧《莫萨特与沙莱里》（阿英后来指出，普希金剧本的中译，这是第一次，见阿英《翻译史话》）；还发表了与耿济之同译的《赤色的诗歌——第三国际党的颂歌》，并作附记说明：“在去年七八月的时候，我们从一位友人那里，得到一本赤色的诗歌，这本书是海参崴‘全俄劳工党’第十四种的出版物。其中共有诗歌二十五首，都是集俄国各地工人所做的诗歌；也有苏维埃里面的人做的。其中所有的诗，都很不错，音节极响朗，虽然仍旧都是用旧诗体，没有一首是未来派作品，然而精神却是与旧的诗歌完全不同。他们里面，充满着极雄迈，极充实的革命的精神，声势浩荡，如大锣大鼓之锤击，声满天地，而深中乎人人的心中。虽然也许不如彼细管哀弦之凄美，然而浩气贯乎中，其精彩自有不可掩者，真可称为赤化的革命的声音。不惟可以藉此见苏维埃的革命的精神，并且也可以窥见赤色的文学的一斑。所以不惟是研究赤革命的人的好材料，也是研究赤色文学的人所必要看的。我们自得到这本书以后，共读了一过，极愿意把它译出来，遂约定由C．Z．君口译，由我笔述，头一天译了第一首第三国际党的颂歌。第二天本想再译，忽为事所牵而止。而预备登载他们的《人道》月刊，也因经济的关系，不能出版。因此这本书只译了第一首，以后都未译出，这是我们觉得非常惭愧的。如果还有机会，一定还要全把它译出来，现在先把这篇第三国际党的颂歌，登在本报本号，以为研究俄国革命后的文学的人的参考。这首诗是第三国际党在莫斯科开第一次会的时候所唱的。声势也极浩壮，很可以代表全集中的各诗。”郑振铎与耿济之合译的这首《第三国际党的颂歌》实际就是《国际歌》的俄译歌词，他们误以为是苏俄歌曲。

约九月

回福州长乐首占家乡葬祖，约一个月。

十月一日

在《文学旬刊》上发表郁达夫的第一篇文学评论《〈茵梦湖〉的序引》。

十月三日

顾颉刚日记：“写伏园、渭清、振铎信。”

十月五日

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致读者品仁信。

十月十日

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双十节纪念》。指出：“在现在黑暗的，不自由的中国，我们的双十节纪念，似乎还应该带一种争自由的色彩。因为我们虽然在一九一一年的时候，把‘自由人’的资格从‘独夫’那里取了回来，然而这几年来，许多军阀财阀又已于不知不觉之中，把我们的自由剥夺净尽了！”

十月二十日

答读者孙祖基信，指出胡怀琛的《新文学浅说》“犯不着费许多工夫去批评”，“虽是有许多错误之处，而根本上尚无与我们绝端背驰，如《礼拜六》等贻毒青年的地方”。“我们现在的责任，不在于作这种劳而无大效的空批评，乃在极力介绍这样正确的文学原理”。并说除了《文学研究会丛书》要出文学理论书以外，“现在我们还想暂时先出一种‘文学小丛书’，把文学的根本常识，简简单单的介绍给大家”。此信后发表于11月11日《文学旬刊》第19期。

十月二十二日

据本日赵南公日记，易家钺因李凤亭推荐来上海泰东图书局工作，暂居郑振铎处。易家钺为文学研究会会员。

十月

本月起，郑振铎主编的《文学研究会丛书》开始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套丛书中包括文学理论、文学史、创作、翻译等，内容全面、丰富，连续出版时间很久，质量很高，数量很多，在中国文学史上影响很大。

十一月三日

致周作人信，提到《文学小丛书》，说沈雁冰拟将它归入《新时代丛书》；提到创造社作家，认为“他们于写实的精神，太为缺乏”；并提到《南京高等师范日刊》最近大肆鼓吹旧诗词，说：“圣陶、雁冰同我几个人正想在《文学旬刊》上大骂他们一顿，以代表东南文明之大学，而思想如此陈旧，不可不大呼以促其反省也。”

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郁达夫的第一篇散文《芜城日记》。

十一月五日

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从1921年9月《Soviet Russia》（《苏俄》）月刊上翻译的《李宁的宣言》（列宁告全世界工农书）。郑振铎为作短序：“俄国今年饥荒之大，为二十年来所未有。刚才寄到的九月份的《Soviet Russia》月刊（此报本为周刊，自本年七月起，改为月刊）上，曾载有李宁（N．Lenin）告愬于全世界的劳农的宣言一篇。现在译出，以供大家参考。未知中国的劳农能注意及之否？”

十一月九日

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介绍小说月报“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呼唤反映“被侮辱，被损害的人们的血泪的哀号”，和“他们的精神的向上奋斗，与慷慨激昂的歌声”的“血和泪的文学”的产生。

十一月十一日

在《文学旬刊》上发表《陀思妥以夫斯基的百年纪念》，指出：“陀思妥以夫斯基……的作品更是很慎重的加入于俄国的乃至世界的最高的文库里。我们对于他的这一层自然也应该十分恭敬的看重他。但是他的伟大究竟还超乎‘受恭敬’以上。他是使我们爱，使我们哭的传道者。……在俄国的作家中，最富平民精神，博爱思想，人道主义的，就是陀思妥以夫斯基，……他用力发见人类是什么，发见最下层的沉溺的人是伟大的；……在这一点，陀思妥以夫斯基于近代俄国作家中得到了无双的地位。……如此的他宣传他的爱的福音：唤起大家对于被侮辱者与被损害者的同情。”同期发表复读者孙祖基信（10月20日写），批评胡怀琛的《新文学浅说》，认为：“现在大家的毛病，在于毫无文学常识。所有文学的定义和原理，大家都还未能弄得清楚。所以对于胡君之言，信者尚多。如果正确的文学原理能够普通的灌输于大家脑中，这种学说就会自然而然的消灭无存了。我们现在的责任，不在于作这种劳而无大效的空批评，乃在极力介绍这样正确的文学原理。以前文尝以前文学研究会出丛书时，我们即已顾虑到这一了。所以把Hunt的《文学批评原理》，Moulton的《文学的近代研究》等书都列了进去。但这种书的篇幅似乎稍嫌繁重，且出版需时日。现在我们还想暂时先出一种‘文学小丛书’，把文学的根本常识，简简单单的介绍给大家。”还发表斯提（叶圣陶）《骸骨之迷恋》等文，批判《南京高等师范日刊》“诗学研究号”的复旧言论。

与胡愈之、叶圣陶代表文学研究会，邀请俄国盲诗人、童话作者和世界语学者爱罗先珂到静安寺路环球中国学生会讲演，题为《现代的忧虑》。爱罗先珂同情被压迫的弱小者，去年漫游日本时，被日本当局视为社会主义宣传者而拘捕拷打，并驱逐出境。此时到上海，郑振铎、胡愈之等接待了他，还介绍他与北京的鲁迅联系。

十一月十四日

在《时事新报·通讯》上发表文学研究会启事：“昨日本会在环球中国学生会开讲演会时，爱罗先诃先生英文演讲稿摆在桌上，忽然不见。因未备有记录之人，致中文演稿，不能译登各报。希望把这个稿子拿去的先生，能够把它寄还给我们。或是把它译成中文，送登《时事新报》或《民国日报》，那是我们更感谢的了。寄给我们的信，请由《时事新报》转交。”

十一月十五日

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致读者王警涛、致读者沈镐信。

十一月十七日

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致读者杨人杞信。

十一月十八日

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致读者沈松泉信。

十一月二十一日

在《文学旬刊》第20期上发表《陀思妥以夫斯基作品一览》。又，该期有“编者”答薛鸿猷的信，当是郑振铎所作。薛是《南京高等师范日刊》“诗学研究号”编辑，寄来一信并附《一条疯狗》，谩骂发表了《骸骨之迷恋》的斯提（叶圣陶）。答信说，对这种意气用事之辞本来不便刊登，“但新旧诗的问题，现在还在争论之中，迷恋骸骨的人也还不少，我们很想趁此机会很详细的讨论一番。所以决定下期把薛君的大稿登出，附以我们的批评。”

十一月二十二日

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致读者王庚信。

十一月二十七日

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致读者一方信。

十二月四日

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致读者马晓帆信。

十二月十五日

《评论之评论》第1卷第4期以显著标题开辟“提倡革命的文学”专栏，重载郑振铎的《生命之火燃了！》和《文学与革命》，以及费觉天、瞿世英等人与郑振铎讨论革命文学的文章。后该期目录广告从1922年2月3日至5月11日三个半月间几乎天天刊载于《晨报副镌》，产生了较大的声势和影响。

十二月十一日

在《文学旬刊》第22期上发表“编者”致薛鸿猷信，当是郑振铎所作。又在缪凤林《旁观者言》后加了附言。

十二月二十一日

在《文学旬刊》第23期上发表YL（刘延陵）《论散文诗》，并加附言；发表薛鸿猷给编者信、宓汝卓给他的信。

十二月二十四日

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法朗士给美国人的一封信》。

十二月二十七日

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致读者李先生信。

本年冬

与沈雁冰二人分别给广州的梁宗岱去信，对他的创作表示赞赏与鼓励，并邀请他加入文学研究会。梁宗岱遂成为广州第一个会员，入会号为92。

本年起

住上海闸北永兴路永兴坊。周予同后来回忆：“我们都赁居［商务印书］馆外，在闸北永兴路一条小胡同里，他［郑振铎］和我还有谢六逸先生住在一幢房子的楼上，叶圣陶先生［按，1923年3月入住］、顾颉刚先生和王伯祥先生另住在后面一幢。中、下午散工，我们六人每每从宝山路慢步回家。在回家的路途上，世事的评斥，学术的争论，时常可以搞得面红耳赤，好像永不知疲劳和休息似的。……那时，振铎兄醉心文学，但对史学的论争也喜用特殊的见解插进一段，或故意用‘激将’的手腕引起顾、王的争辩。”（《〈汤祷篇〉序》）同坊还住有杨贤江、俞平伯等。日夕相见，结下深厚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