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〇年　二十三岁（民国九年庚申）

一月一日

在西石槽六号寓宅召开《新社会》编辑会议。参加者有耿济之、瞿秋白、瞿世英、许地山。许地山为瞿世英介绍，新来参加编辑工作。议决该刊须“注重社会学说的介绍，每期应有一篇社会研究的著作，由瞿世英、许地山、郑振铎三君担任”（《北京社会实进会消息》，1920年1月11日《新社会》第8期）。

《新社会》旬刊第7期出版，改为16开本小册子。郑振铎发表《社会服务（Social Service）》一文，认为“‘社会服务’的意义，乃是：我们知识阶级里的人，利用职务的余暇，实地的投身于劳动阶级或没有觉悟的群众中，用种种切实的方法，以唤起他们的觉悟，改造他们的生活，增进他们的幸福的一种工作。”号召：“诸君！我们的将来在田间，在工厂里；我们的朋友乃是可爱的农夫，乃是自食其力的工人。”发表《一九一九年的中国出版界》，指出：“一九一九年的中国出版界，虽然很热闹，而可以总评一句话，就是浅薄，无科学的研究。我希望一九二〇年的中国出版界，能够免了一九一九年的弊病，能够保持它的盛况，更加一些切实的研究。希望他们能够去了投机牟利的心理，做真正的新文化运动，希望他们能够多多出版些关于哲学科学的译著；希望他们能够把出版‘黑幕’、‘奇书’的纸张油墨，来印刷打破迷信，提创人道的著作；希望他们不再费劳力来译人已经做过的工作；最后我更希望能够有创造的著作出版。”还发表译文《社会的性质及目的》（译自吉丁斯（Giddings）《社会学原理》末章）。

一月三日

晚七时，在骑河楼寇牧师宅开社会实进会职员会。

一月十一日

《新社会》旬刊第8期出版，发表随感录四则。《黑幕与嫌疑》说：“黑幕！嫌疑！两个可恶的偶像！新青年光明磊落的胸中，不容有这种影像存在！”《纸上的改造事业》批评了“只办了一个报纸就算了事”的现象，认为“我们决不可专注重于纸上的事业吓！”《虚伪》指出了“自命革新家的”似乎也有“虚伪”这个毛病，其中批评了《新青年》编造的“双簧信”。《报纸的休息》批评报纸经常借纪念日停刊，认为“报纸是记载世界人类的作为的。世界人类的行动，是没有一刻休息的。因之报纸也不应该有休息。”

一月十二日

学校假期满，续行开学。（据《庚申级小史》；另据《本校大事记》，为15日开学。）

一月十七日

晚七时，在青年会开社会实进会职员特别会。这次会是由郑振铎、瞿世英、耿济之、祁大鹏四人请求会长特别召集的，主要讨论演剧问题（瞿世英作一剧本）和《新社会》登广告事等。

一月十八日

易家钺、罗敦伟等人在北京大学第一院事务室召开“家庭研究社”发起会，酝酿创刊《家庭研究》杂志。《家庭研究》于本年8月15日创刊，小32开，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印行。主要编辑先后有易家钺、罗敦伟、周长宪、谢楚桢和徐六几等。家庭研究社成立后第二年，易家钺、罗敦伟与郑振铎等又商量在此基础上成立一个“青年自立会”。

一月二十一日

《新社会》旬刊第9期出版。发表《再论我们今后的社会改造运动》，补充论述第3期上论文的观点，指出：“社会的改造，决非一部分的人改造，所能成功，而必须全社会的人都已觉悟了才行。所以我们想去改造社会，就应该除去现在的聚注意一方面的现象，而分途并进，同时从各面下手，不拘于一隅，不专注意某阶级的改造。”号召进步青年“去学那俄罗斯的青年男女的‘去与农民为伍’的精神，去教育他们，引导他们，把他们的思想更改，迷梦警醒，同时并把他们的生活改造，……我很希望大家能够快些觉悟，早些去和那坦明可爱的好朋友——农工——去一块儿活。”又指出：“我们应该分散到各省各乡镇等地方做我们的社会改造运动，而不可以集中于一隅。”并提到“去年夏天，北京的学生回他们的家时，有几个人很做了些成绩；把新文化带了归去，传播到他们的乡里去。最显著的例，就是广州的《民风》之出现和温州的永嘉新学会之产生。”

一月二十七日

作《怎样服务社会？》，指出：“‘社会服务’的入手办法就是‘调查’——调查社会的情况，明白的知道社会的受病在什么地方，一般平民所最缺乏，最需要的是什么。然后才能去补他们的不及，做‘社会服务’的工作。”“应该注意到世界的，人生的科学的知识的输入，然后于社会根本的改造，才能收最大的效果。”并认为社会服务者必须具有“坚贞的意志”、“强恬不舍的精神”、“和蔼诚恳的态度”，“不应当有厌恶鄙弃的心理”。此文发表于2月1日《新社会》。

一月

提议倡办的永嘉新学会《新学报》创刊，发表《中国妇女解放问题》一文。

二月一日

《新社会》编辑部开会，欢迎新加入的编辑员郭梦良和徐六几（均为北大学生、《奋斗》周刊社社员），并讨论《新社会》编例改善等问题。

《新社会》旬刊第10期出版。发表《怎样服务社会？》（1月27日作），还发表《“罪的研究”》，并在许地山《强奸》一文后作附记。

二月七日

社会实进会全体职员在青年会103号开特别会，编辑部报告编辑本会事业报告书事。

二月十一日

《新社会》旬刊第11期出版。发表重要论文《现在的社会改造运动》，介绍世界各国的社会改革运动，认为新村运动“过于温和，偏于消极保守一方面”；当时欧洲的社会民主党“绝不采用革命的手段，去反抗资本家和政府”，因而是“不彻底的，乡愿的，绅士的社会运动”，“不可谓为社会运动的正轨”；而“俄国的广义派”（即布尔什维克）“是信奉马克思的国家主义的”，“这种主义，实在是社会改造的第一步。有许多人称他们为过激派，确是不对”。虽然本文对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等的认识还是不清楚的，但坚信“总而言之无论将来是哪一种的运动达到目的，而现社会的没有存在的余地，和平幸福的新社会的终必出现，是没有疑义的！”同刊还发表《罪的研究（续）》，新辟“书报介绍（关于社会科学及社会问题的）”专栏，作有小序，并发表《白拉克麦（Blackmar）氏的社会学要义》。

二月二十一日

《新社会》旬刊第12期出版。发表《学生的根本上的运动》，号召：“我亲爱的同学们！去！到田间和工厂里去！请不要忘了辛亥革命的教训——他是知识阶级的政治上的革命，所以没有效果，名存实亡。请不要作无谓的牺牲——少数的牺牲是无用的。我们的希望在将来，在农工的身上！”还发表《社会学略史》（未完），在“书报介绍”栏发表《海士氏的社会学》。

三月一日

《新社会》旬刊第13期出版。发表《社会学略史》（续），在“书报介绍”栏发表《吉丁斯氏的〈社会学原理〉》。

三月十日

在《奋斗》第3期上发表《反对“自由恋爱”！》，认为：“我们是要为全社会的人而牺牲的，我们是要为无穷的将来而牺牲的！”“我们现在只有实行纯洁的独身主义决不可轻惹情丝！”

三月十一日

《新社会》旬刊第14期出版。发表《托尔斯泰的教育观——一封给他近亲某夫人的信》。后，3月31日《民国日报·觉悟》转载。

三月二十日

为耿济之、沈颖等人翻译的《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第一集》作序。该书于7月由《新中国》杂志社出版，是我国最早的、而且直接从俄文翻译的俄国短篇小说选集。瞿秋白也作了序。郑振铎这篇序文是迄今所知他最早的重要文学论文，文中指出俄罗斯文学的价值：一、“能见世界的近代的文学的真价”；二、体现了“‘真’的精神”，“是感情的直觉的表现”，“是国民性格，社会情况的写真”；三、“是人的文学，是切于人生关系的文学，是人类的个性表现的文学”；四、“是平民的文学”；五、“独长于悲痛的描写，多凄苦的声音”，是“悲剧的文学”。他认为介绍俄国文学是为了建设中国新文学的基础。

三月二十一日

《新社会》旬刊第15期出版。在“书报介绍”栏发表《爱尔和特的〈社会学与近代社会问题〉》。

四月三日

“高等科乙班全体同学，随同教员程弢甫赴西山实地测量，两星期后回校。”（《本校大事记》）

四月十一日

《新社会》旬刊第17期出版（实际衍期出版），为“劳动号（一）”。发表《什么是劳动问题？》和《中国劳动问题杂谈》。前一文指出：“现代世界上有两个大问题：一个是妇女问题；一个是劳动问题。……中国的劳动界虽然在现在仍是无声无臭的，然而已有觉悟的样子；劳动运动的曙光也已升在水平线上将要射将出来，照遍大地了！……劳动问题是完全跟着雇佣制度而来的。除非雇佣状态决不能增进，或简直雇佣制度没有存在的时候，劳动问题才不会发生。……怎样解决？一在增进雇佣状态——劳动者的待遇改善；二在雇佣制度的推翻。欲谋根本解决，不在雇佣状态的增进，而在雇佣制度的推翻。现在世界上大数的劳动者都有这种觉悟了！”（此文后被摘录取题为《中国工人资本家的救济法》转载于《兴华》第17卷20期。）

四月十八日

赴西山实地测量的同学回到北京铁路管理学校。

四月二十一日

《新社会》旬刊第18期出版，为“劳动号（二）”。发表《劳动的要求与安逸的要求》、《理想社会里的人类工作》及《郑振铎启事》。

四月二十二日

在《时事新报·学灯》发表致张东荪信，提到社会改造运动应该先从运动者本身的改造着想，并谈到打算大力介绍俄国文学。

四月二十六日

出席社会实进会职员会，会议通过瞿世英的提议：举办“讲演会”，拟请各大学教授及社会学专家讲演社会问题、社会学原理及世界各国的社会问题。后自5月15日起，每半月开讲演会一次，曾请胡适、高厚德（H．S．Galt）、陶履恭、周作人等人讲演，讲演稿大多由郑振铎整理或加按语在报刊发表。

四月二十八日

作重要论文《新文化运动者的精神与态度》，指出：“新文化的运动者，就是新文化运动的原动力；原动力不足，新文化运动的车，自然是要停延！……新文化运动者欲使新文化运动更给人信仰，更给人服从，也应当于自身的精神与态度，加以十分的注意”。“新文化运动者的第一个应该注意的就是实践的精神”，提到要学习列宁刻苦实践的精神；“第二件新文化运动者所应当注意的就是坦白的心胸，光明的行动，和高尚的人格”；“第三件新文化运动者应该注意的就是谦和的态度”；“第四件新文化运动者所应当注意的，就是应当有彻底坚决的态度”，提到要学习马克思以数十年工夫写作《资本论》的精神。该文发表于6月1日出版的《新学报》第2期上。

五月一日

今日为中国工人阶级和先进知识分子第一次大规模纪念国际劳动节。《新社会》旬刊第19期出版，为“劳动号（三）”，该期出版后即被北洋政府京师警察厅查禁。郑振铎发表《“五一”的纪念》，介绍国际劳动节的由来与意义。还发表《我们应该注意的一件事——中国军阀的兴办实业热》，号召反对“军阀财阀合并”，认为须“打破实业救国的迷梦”。（此文后被摘录取题为《军阀财阀合并的阶级》转载于《兴华》第17卷23期。）还发表《郑振铎启事》。

在《新青年》第7卷第6期刊登《新社会》出版广告。

五月二十日

致张东荪信，告以《新社会》因“主张反对政府”的罪名已被禁（发表于5月25日《时事新报·学灯》）。当时，青年会方面的经理孔君还被警察厅抓去关了好久，但郑振铎等不畏强暴，要求青年会方面再出月刊，郑振铎定名为《人道》。郑振铎后来回忆：“《新社会》出版不到半年，乃被北方当局视为反动刊物之一。盖当时，凡有‘社会’二字者皆受嫌疑况复冠以‘新’字；其被封禁宜矣。办事员某君且在狱中拘留数日。我们并不自馁，复刊行《人道月刊》。仅出一册，因经济支绌，又自动的收场了。”（《〈中国文学论集〉序》）

本年春

郑天挺《自传》：“一九二〇年春天，福建学生运动仍在进行。这时有十几个福建学生在北京组织了一个S．R．学会（Social Reformation，意即社会改革）……记得北大有郭梦良、徐其湘和我；高师（师大）有张哲农、龚礼贤、刘庆平；女高师有黄庐隐、王世瑛、高奇如、何彤；清华有王世圻；师大附中有高仕圻；铁路学校有郑振铎；汇文中学有林昶，共十四人。这个会并没有公开。大家原想共同学习些社会改革的新思潮和新东西，但因为很快即到暑假，大多数人都毕业四散了，无形中就瓦解了。这个会没有组织形式，没有负责人，仅是各人案姓名笔画用英文字母排列个次序。”

六月一日

在《新学报》第2期上发表《新文学运动者的精神与态度》，还发表长篇论文《俄罗斯文学底特质与其略史》。后一文中认为俄罗斯文学的特质：一是“人道的福音”“爱的福音”，二是“悲苦的音调，灰色的色彩”，三是“悔恨的灵的自忏”，四是“平民的文学，国语的文学”，五是“富有哲学的主义，多讨论社会问题，人生问题”；对于其略史，分为启源时期、罗曼主义时期、写实主义时期和现代，并分别作了介绍；最后“希望红的俄罗斯产生出许多光明的，熊熊的文学大著作来！”文末提及田汉在《民铎杂志》上尚未载完的《俄罗斯文学思潮一瞥》，在此前后郑振铎曾给在日本的田汉去信，希望他能提供、介绍些有关俄国文学史的资料。在该刊上还刊登了《新社会》出版广告。

六月八日

周作人日记：“上午得社会实进会郑君函”。郑振铎在信中请周作人告知为社会实进会第四次讲演会讲“新村问题”所拟的题目，以便去登广告，同时约他为《新社会》旬刊的后身《人道》月刊撰写关于“新村研究”的论文及书报介绍。

六月十三日

晚七时，在青年会出席社会实进会欢迎新董事茶话会，讨论了社会实进会工作情况及发展计划，通过刊行《人道》月刊等八项事宜，并计划把该会扩充成一个北京全体市民的社会服务机关。

六月十九日

周作人日记：“作讲演稿，下午二时了。……七时至青年会应社会实进会之招，讲演《新村的理想与实际》，十时回家。”这是郑振铎与周作人第一次会见。（见周作人《希腊神话序》）这次讲演由郑振铎记录，后又于21日加了附记，发表于28日的《时事新报·学灯》上。

六月二十日

周作人日记：“上午寄……郑振铎君函。”

六月二十一日

周作人日记：“下午得郑君函。”

六月二十二日

周作人日记：“上午……寄郑君函，附童君稿并照片二枚。”

六月二十三日

周作人日记：“得郑君函。”

本月

开始选译印度泰戈尔的诗集《偈檀伽利》。

七月二日

作《我对于编译丛书底几个意见》，后发表于6日《晨报》第七版“论坛”栏，其要点为：一、“在精不在多”，“要慎重一些”；二、不能把自然科学书籍“抛在一边不理会”；三、译专有名词要统一；还提出“应该略有系统，先出门径的根本的书，后出名家的专著”，“不要存有竞争的心理”。该文被《民国日报·觉悟》于8日选录。

七月八日

直皖军阀战乱暴发。15日在京郊大战；18日皖军溃败，企图窜入北京，引起市民大惊恐；19日，皖系段祺瑞通电辞职后停战。据《庚申班小史》，铁路管理学校“时届暑假，遵章试验，适值直皖战乱，近逼京门，一时人心极为惶恐。本级李振先、李溶两班长，协同其余各班班长，面请校长暂停考试，俾令同学等迅速离京。当蒙如情允准。”

七月十五日

在《新中国》月刊第2卷第7期上发表长篇论文《写实主义时代之俄罗斯文学》（未完）。

七月十七日

周作人日记：“得郑君函。”

八月二日

周作人日记：“上午郑振铎君来，赠《人道》月刊一本。”

八月四日

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发表力子《出版界的好消息》：“北京社会实进会的《新社会》旬刊，前次无故被封，他们会员的勇气并不稍衰，费了多些力量，又出一种《人道》月刊，明日即可发行，两三天后可寄到上海。”

八月五日

由原《新社会》同人编辑的《人道》月刊正式创刊。《人道》尽管色彩有所缓淡，但出了这一期后，第二期已编好（郑振铎在6月8日致周作人信中即已约第二期的稿子，周后于今日作文一篇），但青年会方面却心有余悸，托词停办了。第一期上郑振铎发表了《宣言》和《人道主义》（《人道主义》后又发表于8月22日《民国日报·觉悟》），大力提倡人道主义，向往未来的“大社会——世界的社会的理想”。本期还发表他选译的泰戈尔《偈檀伽利》，随感录《中国人与人道》《“政客的”，“学桶的”新文化运动》《实行？！做去？！》《天地人》，以及《北京社会实进会纪事》。据该记事，郑振铎此时为该会编辑部部长。在这之前，他曾与耿济之二人合译了《国际歌》歌词。本拟再译几首苏维埃俄国的革命诗歌后，一起发表于《人道》；后因《人道》停刊，未续译。

本日，铁路管理学校“令全体学生分赴京汉、京奉、津浦各路旅行参观”（《本校大事记》）。

八月六日

周作人日记：“寄……郑君稿一篇。”

八月七日

永嘉新学会在温州开第二次常年大会，凡未到会会员则参加通信选举，郑振铎被正式选为编辑委员。

八月九日

周作人日记：“上午郑君来，赠《俄国短篇小说》一册，携去武者君照片一枚。”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是新村主义的倡导者。

八月十日

作《对于青年的一个忠告》，告戒青年们不要光沉湎于谈情说爱。发表于16、17日《晨报》第七版，24日《民国日报·觉悟》转载。

八月十五日

在《新中国》月刊第2卷第8期上续刊长篇论文《写实主义时代之俄罗斯文学》（文末仍注未完，但后未见再刊。）

八月十六日

周恩来率领天津觉悟社社员赴京，并函请人道社、曙光社、青年互助团、少年中国学会等四团体在陶然亭开茶话会。李大钊作为少年中国学会代表出席，提出各团体应“标明主义”的建议。出席者约20人，郑振铎是人道社负责人、曙光社社员，自当出席。这应该是郑振铎与周恩来、邓颖超的首次见面。

八月十八日

下午，在李大钊提议下，觉悟社、曙光社、青年互助团、人道社、少年中国学会等五团体在北京大学通信图书馆召开代表会议，议决成立名为“改造联合”的联络组织。

八月二十日

为耿济之翻译俄国托尔斯泰的《艺术论》作序，认为“俄罗斯的艺术家与批评家，自倍林斯基与杜薄罗林蒲夫后，他们的眼光，差不多完全趋于‘人生的艺术’的立足点上”，认为“应该把艺术当做一种要求解放，征服暴力，创造爱的世界的工具”。

周作人日记：“下午雨一阵。董、郑二君来。”

八月二十二日

翻译《红色军队》一文，该文论述苏俄红军的无产阶级性质。在这前后，还从《Soviet Russia》（《苏俄》）周刊上转译托洛茨基的《我们从什么着手呢？》一文，该文论述了苏俄人民是如何发展生产战胜困难的，郑振铎并作短序：“这篇托罗斯基做的短论，原名《What Shornd We Begin With？》登在一九二〇年四月十九日的基辅Kiev出版的《劳动周报》（Trudovaya Nedelia）上。一九二〇年六月十二日的《苏维埃俄罗斯》周刊（Soviet Russia）曾译载之。这篇译文就是从这个周刊重译的。”二文及译序均发表于《曙光》第1卷第6期。

八月二十三日

翻译6月19日《Soviet Russia》周刊《彼得·克罗泡特金与苏维埃》一文，该文驳斥关于苏俄政府“迫害”克罗泡特金等各种谣言。郑振铎并作附记：“克罗泡特金的近况如何，是我们所极愿意知道的。得这一篇叙述，似乎可以稍慰我们的欲望。”发表于《曙光》第1卷第6期上。

夏季

经常在午前与瞿世英等人在中央公园后面柏树荫下讨论泰戈尔的作品及思想。

九月一日

作重要论文《俄国文学发达的原因与影响》，认为原因有：一、地理的原因，二、历史的关系，三、国民性的影响，四、政治的关系，五、外来的影响；并论述了俄国文学对本国的影响和对世界各国（主要是西欧和中国）的影响。后发表于《改造》第3卷第4期上。

在《新青年》第8卷第1期刊登《人道》月刊第1、2期要目广告。

九月八日

作短篇小说《惊悸》，描写自己看到军队枪毙青年时的难受心情。这是迄今所知他最早发表的一篇小说。发表于17日《晨报》第7版。

九月九日

铁路管理学校暑假期满，续行开学。据《庚申级小史》，郑振铎所在班级学生9月5日即返校补试。

九月十三日

翻译俄国高尔基《文学与现在的俄罗斯》一文。这是他从张崧年处所借得的6月4日、11日二期《The Athenaum》（《雅典》）周刊上转译的，原文是高尔基主编的《世界文学丛书》的序言。郑振铎在译文前写道：“哥尔基的高尚的理想主义，没有别的地方比这个序讲得更详细，更明了的。所以这篇文章也可以说是哥尔基的思想的结晶。这篇文章不仅是哥尔基的重要的著作，也是现在的最紧重的，最伟大的出版宣言。使我们与俄国的文学关系，更增亲切。”并高度赞扬“布尔塞维克”的文化建设，“无论哪一个国家没有比他更具有拥护的热忱，与创造的力量的。我译了这篇东西，我实为他所感动；我知道凡读这篇东西的人，也一定要受他的感动。”译文后发表于10月1日《新青年》第8卷第2期。

九月十五日

《人道主义》一文被《兴华》第17卷第35期摘录转载，题为《世界的人道主义》。

九月十七日

为安寿颐译俄国普希金《甲必丹之女》（今译《上尉的女儿》）作序。

九月十八日

周作人日记：下午“郑振铎君来。”

九月二十日

周作人日记：下午“得郑振铎君函。”

九月二十一日

郑振铎所在学校班级“开会改选班长，结果仍由李振先、李溶连任。时提议：本级诸人聚首三年，瞬将分袂，不可不稍留鸿雪之缘，以作日后之纪念。于是发起组织毕业纪念筹备会。”（《庚申级小史》）

九月二十二日

周作人日记：下午“郑振铎君来访，赠予《点滴》一部。”

本日，郑振铎所在学校班级开全体会议，选举职员筹备毕业纪念事宜，郑振铎被选为毕业纪念册的中文编辑（五人之一）。

九月二十五日

作《人的批评》一文，痛斥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俄国“闭着眼睛瞎批评”和他们对布尔什维克的诬蔑。发表于10月20日《民国日报·批评》。这以前，郑振铎与北大学生罗敦伟、徐六几、周长宪、张邦铭、缪金源等人组织“批评社”，筹备创刊《批评》半月刊（附《民国日报》发行）。

本日，“下午二时，同级诸人开茶话会，筹备毕业后进行事宜。惟以诸事难以预料，如均在京等候，亦不相宜。故暂将毕业筹备会职员留京，以便随时与校中接洽进行事项。其余诸人，皆可暂时离京。”（《庚申级小史》）

九月二十八日

周作人日记：“下午郑、邰二君来。”

九月三十日

作短篇小说《平凡的毁了一生》，写一个青年，曾学俄语，后参加一个基督教的会，为人服务很热情，但为生活所迫贫困潦倒而死。发表于10月3日《晨报》第7版。

周作人日记：“得人道社函”。

十月一日

下午，召开关于《人道》月刊的会议。周作人日记：“三时至青年会，赴《人道》月刊社会，共十六人。”

十月十日

翻译的《神人》（俄国C．H．谢尔盖耶夫—青斯基作）发表于《时事新报·学灯》双十节增刊上。这一期《学灯》上依序发表了周作人翻译的波兰·普路斯《世界的霉》、鲁迅的创作《头发的故事》、郭沫若的创作《棠棣之花》和郑振铎翻译的《神人》。郭沫若后来却因而认为国内文坛轻视创作重视翻译，发出“处女和媒婆”的议论，引起一场争论。

十月中旬

对王统照与许地山谈起瞿秋白要去苏俄：“他这一走是决定了！……他为什么走？他居心要往这条路上走！他的心意的罗盘针，与他的境遇的四周雰雾，使他要定了决心走这条路！……他这一走，是抱了满腹人生的苦痛走的，是从刻苦与烦闷的人生中，找得出一条死路；也可以说是一条生路……”（王统照《〈新俄国游记〉》）

十月十五日

晚，与瞿秋白、耿济之、许地山、王统照、郭绍虞等六七人在耿济之家，为瞿秋白即将去苏维埃俄国而聚会。郑振铎意味深长地说，“到更冷可也更热的地方重新锻炼一下，秋白这把瘦骨头准会有抗冷的本领”，并称赞他：“要找热的他才能去！”（王统照《恰恰是三十个年头了》）晚十一、二点钟，瞿秋白从北京饭店优林（Urin，远东共和国代表）处签了护照回来，又对送他的郑振铎、耿济之、瞿世英、郭绍虞、郭梦良、郭叔奇等说，“思想不能尽是这样紊乱下去的”，为此他要去“世界第一个社会革命的国家，世界革命的中心点，东西文化的接触地”实地学习，并希望：“诸位同志各自勉励努力前进呵！”（瞿秋白《饿乡纪程》）

十月十六日

一早，与耿济之等送瞿秋白及其同行的俞颂华、李仲武上车，“感到很不舒服”，晚上即与耿济之二人写诗《追寄秋白、颂华、仲武》，表示“羡慕”他们“走向红光里去了”，“我们的心随着车轮转了”。诗发表于10月24日《时事新报·学灯》和25日《晨报》第五版。

十月十八日

瞿秋白在天津收到郑振铎等人的诗与信，即写《致Humanité（人道）》信一封与《去国》诗一首寄郑振铎。郑振铎收到后，于21日加上附言发表于10月25日《晨报》第5版。

十月十九日

上海《民国日报》第一版刊出《本报特别启事》，宣布郑振铎为首的“批评社”主办的《批评》半月刊将于明日附于该报创刊。又刊出该社广告，指出：“文化运动怎样能上正轨？怎样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自然是要‘批评’。可是我国出版界独少一个‘批评’！势逼至此——批评半月刊不能不出世了！”“本刊对于一切世事如政教，风俗，习惯，新旧学说，新旧出版物……无不下一种正确忠实的批评。”

十月二十日

主编的《批评》半月刊创刊，附《民国日报》发行。创刊号上郑振铎发表《人的批评》。

十月二十一日

蒋百里介绍郑振铎去找上海商务印书馆经理张元济、编辑主任高梦旦。第二天，郑振铎即与耿济之两人去访张元济，可惜未遇。张元济是10月6日到北京的，高梦旦是10日到北京的。9日，张元济曾访蒋百里，表示希望结识北京新文化运动风云人物，而蒋百里转达了郑振铎等人欲创办文学杂志的愿望。

十月二十三日

访问张元济。张元济本日日记：“昨日有郑振铎、耿匡（号济之）两人来访，不知为何许人，适外出，未遇。今晨郑君又来，见之，知为福建长乐人，住西石槽六号，在铁路管理学校肄业。询知耿君在外交部学习，为上海人。言前日由蒋百里介绍，愿出文学杂志，集合同人，供给材料。拟援北京大学月刊《艺学杂志》例，要求本馆发行，条件总可商量。余以梦旦附入《小说月报》之意告之。谓百里已提过，彼辈不赞成；或两月一册亦可。余允候归沪商议。”后商务方面坚持可以利用和改革旧有的《小说月报》，不愿接受新办的刊物，于是郑振铎等人转而决定先筹备成立一个文学会，以后再图另办刊物。郑振铎后来回忆：“《小说月报》……革新之议，发动于耿济之先生和我。我们在蒋百里先生处，遇见了高梦旦先生，说起了要出版一个文艺杂志事，高先生很赞成。后张菊生先生也北来，又谈了一次话。此事乃定局。由沈雁冰先生负主编《小说月报》的责任，而我则为他在北平方面集稿。”（《〈中国文学论集〉序》）胡愈之后来回忆，当时高梦旦请郑振铎推荐一位新文学作者来编《小说月报》，郑说你们馆里就有这样的人——沈雁冰。高回上海后，即请沈担任该刊主编。（见《回忆商务印书馆》《谈谈报屁股》等文）。

十月二十四日

“交通校友会在中央公园社稷坛开常年大会，并欢迎叶［恭绰］总长。本校［铁路管理学校］学生全体与会。”（《本校大事记》）

十月二十六日

为主编的《俄国戏曲集》（共10种）写序，该丛书收入《共学社俄罗斯文学丛书》内，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十月二十七日

铁路管理学校“高等乙班学生分赴丰台、长辛店两处参观”（《本校大事记》）。

十月二十九日

周作人日记：晚“郑振铎君来，云《人道》暂不能出版。”

十月三十一日

郑振铎所在学校“高等科乙班全体学生赴青龙桥旅行参观”（《本校大事记》）。

十一月一日

所译1916年12月号《The Open Court》刊载的罗素《自叙》，在《新青年》第8卷第3期上发表。这实际是一篇反对战争的宣言。郑振铎在译文前写道：“罗素反对战争之活动，及他在《战时之正义》一书中所表现的和平主义，竟结果在他自己的表兄弟于一九一六年九月一日所发布的军事命令，禁止他入一切限制区域及警备区域。罗素为自卫的缘故发表这篇《自叙》。”

十一月二日

周作人日记：“上午寄……郑、邓二君函。”

十一月九日

周作人日记：“上午……郑振铎君来。下午……得郑铎君函，还照片一枚”。

十一月十一日

翻译Lafeadio Hearn的《最高艺术的问题》，并作跋语，认为文中提倡的艺术须“切合于人生的思想”对我们也“有用处”。译文及跋语后发表于本年出版的《新学报》第3期。

十一月十五日

周作人日记：“郑君来，不值。”

十一月十七日

周作人日记：“上午得郑君函，即复。”

十一月十八日

周作人日记：“上午郑君来。”

作《自治运动的目的与方法》，后发表于12月15日《改造》第3卷第4期。文中说，他不承认“自治运动”是改造中国的彻底的运动，但仍希望它“对于中国的改造有一些效果”。文章批评了这一运动的目的与方法都不很明确，认为目的应是“民治主义（Democracy）”，方法应是“从事于民间的宣传与鼓吹”。

十一月二十一日

在《民国日报·批评》第3期发表重要论文《新的中国与新的世界》，指出应当“以新的世界底理想，来创造一个新的中国”，但“讲到中国底地方情况到底是如何，所应当采用的到底是什么一种的运动底方法”，则又觉得“也不敢冒昧地说出”。表现了一种探索与怅惘的心情。

十一月二十三日

周作人日记：“下午至万宝盖［胡同］耿济之宅，赴会共七人”。此次会议由郑振铎召集，商议组织文学研究会事，昨由孙伏园通知周作人参加。会上推举周作人起草《文学研究会宣言》，郑振铎起草《文学研究会简章》。此时，上海沈雁冰已来信，说商务印书馆要他担任《小说月报》主编，希望郑振铎等人寄稿。会上遂决定暂不出版文学杂志，而以改革后的《小说月报》代之。

十一月二十五日

为耿济之翻译的俄国托尔斯泰戏剧《黑暗之势力》作序。

十一月二十七日

晚七时，在青年会观看燕京大学女校为募款赈灾而演出的新剧《青鸟》（戏单上原作《蓝雀》）。当晚十二时，赶写了一篇《评燕大女校的新剧〈青鸟〉》，后发表于29日、30日《晨报》第七版。该剧是比利时戏剧家梅德林创作的象征主义话剧，为最早流传到中国的话剧，郑振铎热情地支持了这一新生事物。

十一月二十八日

周作人日记：“晚为伏园作《文学［研究］会宣言》一篇。”

十一月二十九日

借北京大学李大钊办公室（图书馆主任室）开会，筹备文学研究会成立事。

十二月一日

周作人日记：“得逷先、伏园、振铎函。”

十二月二日

周作人日记：“上午寄伏园、振铎函。”

十二月三日

周作人日记：“下午振铎来。”

十二月四日

在万宝盖胡同耿济之家开会，讨论并通过郑振铎起草的《文学研究会简章》、周作人起草的《文学研究会宣言》；决定以周作人、朱希祖、蒋百里、郑振铎、耿济之、瞿世英、郭绍虞、孙伏园、沈雁冰、叶圣陶、许地山、王统照等12人名义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

当时，郑振铎曾自告奋勇去信请鲁迅参加，但因鲁迅在教育部任职，受所谓“文官法”的约束不便参加。（虽然如此，鲁迅始终支持该会的许多工作。）郑振铎还曾写信给在东京的田汉，邀田汉、郭沫若参加发起该会，但田汉没有将该信转给郭沫若，也没给郑振铎回信。郑振铎后来在1958年5月写的《关于“文学研究会”》（讲话提纲，未刊）中说“北大的一部分人没有加入（胡适、康白情等）”，有可能当时他也曾邀请过他们参加。

十二月五日

周作人托孙伏园给郑振铎带去为《小说月报》写的《圣书与中国文学》及所译的加藤武雄《乡愁》。可知郑振铎已开始为《小说月报》改革号组稿。

十二月七日

周作人日记：“上午寄……振铎、逷先函。”

十二月八日

在主编《民国日报·批评》第4期上发表《本社启事》：“《人道》第二期本预备刊行‘新村号’；现在因特别情形，不能出版，特将所有稿件委托本社刊登。所以本刊本日发行‘新村号’共计二张，概不加价。”本期发表了李大钊的《欧文底略传和他底新村运动》及郭绍虞、王统照、周作人、罗敦伟、庐隐、周长宪等人的文章。

周作人日记：“下午寄……振铎……函。”

十二月十日

周作人日记：“下午得郑君函”。

十二月十一日

周作人日记：“下午寄……振铎……函”。

十二月十三日

在《晨报》第五版刊载《文学研究会宣言》及《文学研究会简章》。该宣言曾请鲁迅审阅过。宣言认为：“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终身的事业，正同劳农一样。”这是该会的主要主张。这两份文件后又发表于1921年1月1日《新青年》第8卷第5期和1月10日《小说月报》第12卷第1期及《民国日报·觉悟》等等报刊上。

十二月十四日

周作人日记：“上午得……郑振铎……函。”

十二月十五日

周作人日记：上午“得振铎函，即答。”

十二月十六日

铁路管理学校“高等科乙班举行毕业考试，（交通）部派参事关赓麟为监试员”（《本校大事记》）。考试至23日结束，郑振铎总分为乙等。

十二月十八日

周作人日记：“下午……得振铎函。”

十二月十九日

周作人日记：“上午寄……振铎……函。”

十二月二十日

作《太戈尔的艺术观》一文，介绍泰戈尔的文学艺术思想。

十二月二十三日

周作人日记：“下午……得……振铎……函。”

十二月二十四日

周作人日记：“振铎、绍虞来，借去《俗谚论》一册。”

十二月二十五日

铁路管理学校年假休业。郑振铎毕业后，被分派到沪杭甬铁路管理局当实习生，但他没有立即去报到。

十二月二十七日

周作人日记：“下午得振铎、伏园函。”

十二月二十八日

周作人日记：“上午寄……伏园、振铎……函。”

十二月三十日

文学研究会在京发起人在万宝盖胡同耿济之家开会，通过两星期来报名参加者名单，并议决于1921年1月4日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召开正式成立大会以及会议议事程序。

十二月

作《十四年来得诺贝尔奖金的文学家》，说明：“我作这一篇东西的意思，并不是以为得诺贝尔奖金的几个文学家足以代表这十几年来的世界文学界的趋势，也并不是说，现在的最著名的文学家不过是表上的这几个人。……所以这篇文章不过是一篇介绍一部分的现代的思想派作家的文字而已。”发表于1921年12月10日《时事新报》五千号纪念增刊。

约十二月

参与编辑《北京铁路管理学校高等科乙班毕业纪念册》，并为该纪念册写了短篇小说《一个不幸的车夫》，描写所见到的被汽车撞倒的人力车夫及所听到的周围人们的议论，反映穷苦人民的悲惨遭遇。

本年

加入曙光社，为第三批社员。

约本年

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生运动积极分子王世瑛在学生运动中相识并相恋（王世瑛也是福建人，在学校内与黄庐隐、程俊英、陈定秀四人被称为“四公子”）。后因王的家长嫌郑家贫穷，王本人又缺乏反抗封建家庭的勇气，恋爱未成功。郑振铎为此在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黄庐隐后来在1925年发表的中篇小说《海滨故人》中的“赵慰然”和“云青”，就是以郑振铎与王世瑛为原型的（王世瑛后于1924年秋与张君劢结婚，1945年3月因难产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