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还在清华国学院尚未复建之前，我和陈来兄就猫在家里，大致设想了未来的“三大讲座”，也就是将要设在清华园里的“梁启超纪念讲座”“王国维纪念讲座”和“陈寅恪纪念讲座”，它们将分别处理“思想与宗教”，“美学、比较文学与汉学”和“边疆民族史”的不同课题。

也是早在那时，我们就已经清晰地意识到，这种工作将是接着梁启超，特别是接着他所创建的“讲学社”来做的。正因为这样，我在本院所接受的第一次访谈中，就已经非常明确地这样提出：“这种讲座形式本身，就是对本院传统的一种继承。不知你是否了解，中国现代史上几次最著名的来华学术交流，就是由梁启超组织的讲学社所发起的，该团体曾经每年一个，先后请来了美国哲学家杜威、英国哲学家罗素、德国哲学家杜里舒和印度大诗人泰戈尔，到中国来进行较为长期的学术交流，不仅在当年轰动一时，而且对于此后的文化也是影响久远。”

嗣后，幸赖学校与社会各界襄助，新的清华国学院甫一成立，我们的纪念讲座也就同时启动了。迄今为止，我们已经从美国邀来了德里克教授、梅维恒教授和包华石教授，从英国邀来了麦克法兰教授，从法国邀来了巴斯蒂教授，又从日本邀来了狭间直树教授，——算起来已是累积了六次，而每次都为清华同学带来了精心设计的八周课程。

当然，在这么个“学术全球化”的时代，我们的对话意识也变得更强。正因为这样，我的每次开场白都要开宗明义：尽管请来的都属于名重一时的学者，但他们却并不是来照本宣科的，否则就跟又翻译了他们的哪本书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了。相反，他们被如此郑重其事地邀来，就是要到气氛活跃的课堂上，跟中国学者各抒己见地进行交流，甚至来跟学生们唇枪舌剑地交锋。而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还专门进行了制度设计，同时请来专业对口的中国学者来充任各个讲座的对话者，以便让同学们能从中看到，问题意识从来都是有“前理解”的，而知识生产也从来都是方生方成的。因此，真正会读书的读者和真正会听讲的听众，都不会只从一位作者那里，或者只从一位讲演者那里，就指望找到不可撼动的、足以当作信仰来膜拜的“绝对真理”；相反，那“真理”就算还确实存在，也从来只是隐隐约约地，闪现在互不相让的学术对话中，——从而在我们精心设计的讲座中，体现为增长着的文化间性！

如此热闹的“三大纪念讲座”，当然还是要坚持开办下去。不过与此同时，我们还有另一个愿望要还，因为就在上述的那次访谈中，我还曾透露了计划的另一半：“作为计划的一部分，这种讲座一旦完成，马上就会进行翻译、整理与修订，以便尽快在一套新创的‘清华国学讲演丛书’中，公布给全社会！我们希望，诸如此类的深度学术交流，会为当代文化交锋留下一个活生生的样本，也向后人提供一个研究比较文学和学术交流的鲜活案例。”事实上，尽管尚未来得及奉献给社会，这项工作却一直在积极进行，包括整理、翻译和修改讲稿，包括组织中国学者的评议，也包括跟出版社商讨各种相关事宜。

而今，终于到了把它端出的时候了，免不了又要发笔再写篇序言，来交代一下整个项目的来龙去脉。也差不多恰逢此时，原藏于南长街54号的任公手稿，也非常抢眼地出现在自己面前，——而无巧不巧的是，其中恰有一份以往不为人知的、梁启超亲笔手书的“讲学社简章”，其中的内容是这样的：

一、本社因欲将现代高尚精粹之学说随时介绍于国中，使国民思想发扬健实，拟递年延聘各国最著名之专门学者巡回讲演。

二、每年聘请一人，若基金充裕时再图扩充。

三、所聘请者先注重于当代大思想家，其各分科之专门学者，俟扩充后以次续聘。

四、本社设董事若干人，计画事业之进行，其每年所聘之人由董事议定。

五、本社设管理基金员若干人，专司募集基金且保管之。

六、关于讲演事务，随时与国中各学校、各团体接洽。

能够读到任公的这通手稿，心里真是说不出的高兴，而它的复制件也一直挂在办公室的门口！不要小看这份简单的章程，这对澄清围绕晚期梁启超的误解，具有相当关键的意义。正如我随即就此撰文指出的，“自从梁启超写出《欧游心影录》之后，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就总有人误以为他走向了守旧与落伍。然而，正在这个起草中的‘讲学社简章’，才证明任公仍然着眼于中西会通，——只不过，这位眼界更加开阔的思想弄潮儿，所渴望的却须是更加深入的会通，而为了达到这一点，就既要学术性地回归中国传统，也要倾听最高深的西学话语，更要鼓励两者间持续而激烈的对话。”

由此就更加想到，如果我们现在开展的工作，能被梁启超从地下得知，那他一定会乐观其成的。因为，这正是他在构想“讲学社”时，原本想要完成，却惜乎未克全功的思想事业。想到这一点，我们也就获得了新的灵感，把原拟称作“清华国学讲演”的这套丛书，索性命名为“讲学社丛书”。因为，我们正在进行的“三大纪念讲座”，正是接着讲学社的计划，接着任公的未竟事业来讲的。——甚至我还建议，就连这套丛书的装帧设计，也一定要凸显任公的笔迹，使读者能从斑驳的底色中，看出学术历史的坚持、强韧与坚忍来。

考虑到这一点，最后就要把一层意思再讲一遍，以回应晚近民间勃兴的“梁启超热”。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对于任公来说实属不幸的是，他当年折冲于中西两端，想在其间执两用中的想法，对于彼时由于灾难深重因而急不可耐的中国来说，或许是显得太前卫、太先锋了，故而难以得到人们的理解。不过，从历史传承的角度来看，对于我们来说又堪称幸运的是，他这种大大超前的文化抉择，也正好成为了本院主张的先声，使我们的“三大纪念讲座”从一开始，就是“接着梁启超来讲”的，就是“接着讲学社来讲”的，——当然，因此也就是有“悠久历史传统”可继承的。

刘东

2013年4月8日于清华园立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