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本书是2012年秋我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讲义，题目是《东亚近代文明史上的梁启超——以梁启超与日本在文明史上的关系为中心》。从2012年10月18日到12月6日，在历史系文北楼309教室，我与清华大学的学生们共度了八个周四的下午（14：20—16：00）。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为纪念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三位奠立了清华文科基石的大师，设立了“梁启超纪念讲座”“王国维纪念讲座”“陈寅恪纪念讲座”，邀请外国学者进行讲演。2010年10月12日，“梁启超纪念讲座”第一期“变革时期中国的文化与历史——全球现代性的视角”由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教授开讲。2011年，法国学者巴斯蒂（Marianne Bastid-Bruguière）教授（学士院院士）作第二期讲座，题目是“面向自由和科学理性：清末民初中国留法学生的经验与他们对中国的现代认同的贡献”。我的讲座是继这两位学者之后的第三期。

2011年11月，国学研究院副院长刘东教授通过高莹莹博士向我发出“梁启超纪念讲座”的邀请。高莹莹博士现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与我是故交。当我还在日本的孙文纪念馆任馆长的时候，她在神户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攻读博士学位，同时兼任孙文纪念馆的外聘研究员。此次讲座，她从最初的联系事宜到讲稿的翻译都做了大量的工作，翻译方面自不必说，对我在中国生活的各方面也提供了无微不至的照顾。

本次讲座共分八次课程，每次连同翻译在内约100分钟。我从事梁启超研究已近二十年，对于明治日本在梁启超学识形成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目前可以说已经有了基本的理解，所以我非常愉快地接受了这次邀请，并定下题目为“东亚近代文明史上的梁启超”。八次课程的讲义内容可参见本书的目录。在每次课程中，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张勇教授都作为讨论人列席，他不仅给我提供各种帮助，还参加课后的座谈答疑，总会使我有所启发。在答疑环节甚为热心回应我的是历史系戚学民教授。听讲的学生为“研究生及感兴趣的本科生”，人数在最初的课程上大约有50名，后来保持在30名左右。

讲义以及课堂的翻译都由高莹莹博士承担。值此书出版之际，我对原来讲义中简单带过的一些内容进行了补充，第八讲加入了课程结束后造访中华书局时见到的《梁启超年谱长编》“第一稿”，并对部分内容进行了重写。这里所说的“第一稿”，是赵丰田1934年秋完成的“约一百余万字”的原稿，油印本《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是1936年5月在第一稿基础上压缩至67万字的“第二稿”。

清华大学的校园非常大，让人感觉教学场所散落在一片大森林中。学校给我提供了设施完备的宿舍（甲所），还为我在国学研究院所在的“立斋”提供了一间研究室。邀请方刘东教授和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教授自不必说，办公室康宽蕊主任在各项手续以及饮食等生活方面都给予了非常周到细致的安排。李颖繁女士在电脑设备等琐事上给我提供了各种帮助。她还在我到达清华之后的第二天带领我参观校内的各类设施，其中还包括校医院，以备我身体不适时前往。在清华的日子大都是晴好天气，又承蒙各位周到的照顾，所以顺利完成讲座而无须就医，这于我于邀请方都是不错的事情。

我到达中国后不久，10月23日在清华大学召开了名为“梁启超与现代中国”的研讨会。与研讨会同期举办的还有“南长街54号”（即梁启勋故居）收藏的重要档案展览，就其内容研讨会上也作了讨论。梁启勋故居收藏的资料中有大量未曾公开的内容，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我多年的故交汤志钧、刘桂生、耿云志、姜义华、欧阳哲生、吴铭能等许多教授都参加了研讨会，所以也得以与他们一叙旧谊。

研讨会上，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教授致开幕词，然后每位学者就新出资料的意义以及他们关注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我在会上介绍了日本新发现的梁启超信函，也就是2006年公开的现寄存在高知市立自由民权纪念馆的山本宪（号梅崖，1852—1928）旧藏文书。其中有九封是梁启超的信函（均为梁启超来日早期——1898年10月至1901年11月之间的信函，其中一份只有信封）。借此机会，在高知大学吉尾宽教授的全力帮助下，自由民权纪念馆（松岗僖一馆长）将信函复制本赠送给了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有机会成为双方交流的桥梁，我也甚感欢喜。

11月26日至30日，清华大学召开了梁启超系列演讲会。北京大学中文系夏晓虹教授，及清华大学陈来、刘东、张勇教授，还有我，分别进行了演讲。在主办方负责人刘东教授的安排下，我成为第四位演讲人。为了让听课学生以外的听众也容易产生兴趣，我把本书第八讲的内容稍作修改进行了演讲，不过成书时已调整恢复为原来的样子。

12月3日，在刘东教授的介绍下，在国学院从事梁启超研究的博士后谢伟铭女士陪同我一起参观了中华书局，目的是一睹赵丰田完成的“第一稿”。带领我们参观的是俞国林先生。据他介绍，由梁家提供的“梁任公年谱材料（第一稿即原始稿）”共22册（赵丰田在“梁年谱”上海本的“前言”中记载的是“第一稿二十四册”），分册装订全部现存于中华书局。不过由于搬入新社大楼，收藏情况也随之混乱，目前能看的只有第1—10册（同治十二年至光绪三十四年[1873—1908]）和第22册（民国十七年至十八年[1928—1929]）。没能看到全套书当然非常遗憾，但能够有机会见到“第一稿”对我而言已经是意外之喜了。我在能够阅读的范围内进行了调查，并复印了一些需要的地方。受益于此，本书第八讲中提到的《梁启超年谱长编》的所有稿本、版本，全部得见。

本书所用的图表中，移情阁和吴锦堂（图5.1）由孙文纪念馆（安井三吉馆长）提供，吉野作造（图6.1）的照片由吉野作造纪念馆（佐佐木源一郎馆长）提供。在此一并致谢。

本书为课程讲义的译稿，所以一定兼具讲义的优点和缺点。恳请各位读者不吝批评。

狭间直树

德里克教授的讲演经整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2015年出版，名为《后革命时代的中国》（讲学社丛书/02）。——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