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清议报》的改编

在康有为麾下活动的同时，梁启超依然不满足于康有为的思想而继续寻求新的东西。《清议报》是梁启超等人为了更广泛地进行宣传于1898年12月23日创办的旬刊。《清议报》的改编就是梁启超所作努力的一种表现形式。

1899年3月22日，康有为接受了日方的劝说离开日本，受此影响，梁启超的活动条件变得相对自由起来。不久以后，他就在《清议报》第11册（1899年4月10日）刊登了《本报改定章程告白》一文。内容如下：

惟本报宗旨专以主持清议开发民智为主义。今更加改良，特取东西文各书报中言政治学、理财学者，撷其精华，每期登录数页。因政治等学为立国之本原，中国向来言西学者，仅言艺术及事迹之粗迹。而于此等实用宏大之学，绝无所知，风气不开，实由于此。本馆既延请通人，多译政治、理财学之书，今复先按期登录以供众览。兹定自第十一册起，每册分为九类。一本馆论说、二来稿杂文、三中国近事、四外论汇译、五万国近事、六政治学谈、七支那哲学、八政治小说、九诗文辞随录。用特布告，望阅报诸君子鉴之。

《清议报》创刊时，其“规例”表示将收录“支那人论说”“日本及泰西人论说”“支那近事”“万国近事”“支那哲学”“政治小说”六个方面的文章。若考虑到一些措辞的不同，这六方面指的应该是上面引文中加下划线的部分；因而新加的内容是二、六和九这三部分。二和九不过给原来就有的一些内容加了个名字，所以，改订的重点正如文章本身强调的，是开设“政治学谈”。这是由于他注意到，要创造近代国家，必须理解“立国之本原”，即“政治学、理财学”的理论和学说。《清议报》在创刊宗旨中曾提出要提高中国人的“学识”，在这里就将其具体为“政治学、理财学”了。

宣布改订章程的《清议报》第11册，其“政治学谈”一栏收录的是德国伯伦知理（Bluntschli）的《国家论》。伯伦知理的国家学说对日本的明治国家建设所起的作用是权威性的，因此梁启超的选择是有重点的。进而言之，梁启超作为参照的《国家学》，由吾妻兵治翻译，是吾妻等人为了帮助清廷改革而组织的善邻译书馆出版发行的。因此，该书在序言中写道：“盖伯氏之说，公而不偏，正而不激，于我亚西亚人可谓有鸿益无小弊者，本馆首译书，实以此也。”图3.2和图3.3说明吾妻已经达成所愿。

图3.2 善邻译书馆《国家学》书影（馆印/封面）

图3.3 善邻译书馆《国家学》书影（序）

《国家论》的连载，到《清议报》第31册时突然中断。虽然不知道具体的情况，但有可能是因为吾妻等人为准备出版提出的要求。除此以外，刊登在“政治学谈”中的有《各国宪法异同论》（第12册）、《霍布士学案》（第96—97册）、《斯片挪莎学案》（第97册）、《卢梭学案》（第98—100册）这四篇，都是梁启超的文章，有利于介绍“政治等学”。但是《各国宪法异同论》译自加藤弘之《各国宪法的异同》；霍布斯、斯宾诺斯、卢梭学案摘译自中江笃介翻译的《理学沿革史》（文部省编辑局，1886年）的相关部分。由此可以知道，梁启超通过日本的译著非常努力地学习政治等学。不过，虽然简单说是翻译，但实际上都是由日语很好的人翻译之后，梁启超进行润饰。再补充一句，从第25册开始连载的《饮冰室自由书》尽管是梁启超的读书随感，但内容逐渐发展为政治思想之阐述，而受到人们的欢迎。

随着章程的改订，一直连载到第10册而中止的还有《戊戌政变记》。除了已经连载的内容，又加上一些新内容编成九卷，于1899年5月由清议报馆发行了单行本；后来又改订成八卷本。《清议报》连载时期与九卷本、八卷本之间，值得讨论的问题非常多，如对张之洞、袁世凯的评价大相径庭等，但都是康梁派与其他人之间的关系，所以本文并不涉及。在“支那哲学”一栏中有一篇谭嗣同的《仁学》，其连载虽被中止，却转变视角再次刊登。这也是本书第四讲将要讨论的内容。

章程改订前后一直都连续的，有“政治小说”一栏中的《佳人奇遇》（《清议报》第1—35册，其中也有几册没有连载）。正如《译印政治小说序》所说，“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英名士某君曰，小说为国民之魂。岂不然哉，岂不然哉。”由于栏目一开始就包含了改订的宗旨，所以延续至今。不过，必须指出的是，《清议报》的编辑和发行依然在康有为的管理之下。也就是说，《佳人奇遇》流传至今的版本中，包括了《清议报》第4册刊登版和未刊登版这两种。前者是台湾成文书局影印本（1967年），后者就是今天依然广泛流传的中华书局影印本（1991年）。中华本第3册结束的地方写着“此稿未完下期续录”，但实际上第4册并没有《佳人奇遇》，第5册上接第3册继续连载，而且在卷一结束的地方另起一页连载卷二。然而，成文书局版第4册上却刊登着《佳人奇遇》，内容是在上接第3册的基础上增加了原书中“卷二”的开头部分，译文字数约1600字（并没有明显的标志表示卷二开始，原因还不清楚）。

那么，在中华书局影印本中被删掉的卷二开头部分，都写了些什么？简单来说，就是借用清人鼎泰（明朝名臣瞿式耜的部下瞿琏的后代）讲述清军入关后的暴虐，以及支持南明永历帝艰难抗清斗争的故事，以煽动人们痛批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译者翻译完成后，梁启超虽然将其刊登在杂志上，但却是由重印的另外一版在第4册发行出来。成文书局版与中华书局版中收录的《清议报》第4册，在排版上存在不同，凭证之一就是第4册目录页上的图片〔见图3.4〕。成文书局版流传很少，所以本讲文末将附上该版第4册收录的《佳人奇遇》。另外补充一句，《清议报全编》收录的《佳人奇遇》与中华书局版是相同的。

图3.4 左：中华书局版第4册目录/右：成文书局版第4册目录

冯自由以己亥发行的单行本删掉了这一内容为例，称“惟关于中国志士反抗满虏一节，为康有为强令删去”，除了康有为，没有人会向梁启超下达那样的命令。对于打算建立保皇会的康有为而言，刊登有关清朝和满族等内容的确不合时宜。再者，《佳人奇遇》的译者问题曾经在很长时间里都是学界的一个悬案，但吕顺长经过毫无疑问的考证，证实译者是康有为的表兄康有仪。

1. 虽然没有译者名，但根据巴斯蒂《中国近代国家观念溯源——关于伯伦知理〈国家论〉的翻译》（载《近代史研究》总第100期，1997年）一文的研究，该书沿用的应该是日本吾妻兵治翻译的《国家学》。至于善邻译书馆，可参阅狭间直树：《善邻协会、善邻译书馆相关资料——德岛县立图书馆藏“冈本韦庵先生文书”内容》，《东方学资料丛刊》，第10册，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02年。

2. 《国家学会杂志》第9卷第100号，1895年。

3. [日]宫村治雄：《梁启超的西洋思想家论——在与他“东学”的关系中进行讨论》，载《中国：社会与文化》第5号，1990年；《开国经历的思想史——中汇兆民与时代精神》，东京大学出版会，1996年。

4. 《清议报》第14册刊登的《戊戌政变记成书告白》。

5. 文集三，第35页。

6.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151页。

7. 吕顺长：《〈佳人奇遇〉并非梁启超所译》，载《东亚学刊》创刊号（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即出；2012年3月18日中国现代史研究会年会口头发表）。这篇论文是充分利用山本宪家人于2006年5月授权高知市自由民权纪念馆托管的一千多份书信中保存的康有仪书信写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