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

有将近七年，我都蜗居在布达佩斯七区一间20平方米的小屋里。那间屋本是好友亚诺什家厨房的一部分，他为了给我一个独立的空间，特意找人砌了一堵墙，从楼梯间单给我开了一扇小门。小屋内高约4.5米，我搭了一个8平方米的阁楼，在阁楼里可以直着腰走路。伏在阁楼的栏杆上朝下望，感觉站在眺望塔上。屋里唯一那扇封死的小窗归到了阁楼，为了利用空间，我牺牲了光线，将小窗改造成了书架，看不到风景，但能看到许多书；有书的世界，我就觉得有自由。

亚诺什家的地理位置很好，在与安德拉什大道平行的国王大街，二战前是繁华的犹太区，商店门脸一个挨一个，相当于北京的西单或大栅栏。二战中，匈牙利的犹太人多被抓进了纳粹集中营，房子均被匈族人占有，商业街萧条了半个世纪，这些年才重又变得繁华起来。国王大街的两端是大、小环路，还跟李斯特广场直接相连。

有的时候，我早上一睁眼就往楼下跑，就为去李斯特广场看一家家咖啡馆的跑堂们支起遮阳棚，摆放木桌椅，并将坐垫搁在椅座上，听桌椅相碰时在寂静的晨雾里发出清脆的声响；有的时候，我会一天憋在小屋里看书，翻译，上网，等到晚上商店全都打烊后才想起来逛街，就为看大环路服装店的店员们给橱窗内的男女模特脱衣穿衣，或刚巧有人在嘎啦嘎啦地放下金属卷帘门；有的时候，我乘公车回家故意早下两站地，就为能路过附近的两家成人用品店，坏坏地想让碰巧从里面出来的邻居或熟人尴尬一下，当然，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极小，但还真的发生过；有的时候，我跑到一家好几站地远的小杂货铺买电话卡，就为了让一位曾在马来西亚生活过几年的匈牙利老妇能得意地用中文跟我打招呼，她曾在那里的匈牙利使馆当过文秘，退休后用攒下的工资开了这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小店；有的时候，我会大步流星地跑到布达佩斯西火车站广场的地下报亭去买杂志，就为了听一对向无家可归者施粥、传教的韩国夫妇用美声唱匈语的赞美诗，即便衣衫肮脏的流浪汉们排成了大队并使地下通道充满了体臭，但行人们也无嫌恶和抱怨，与他们相安无事；有的时候，我喜欢在街边的长椅上小坐一会儿，出一会儿神，就为在行色匆匆的路人中看长颈的女孩和金发的男孩，还有五花八门的衣着、面孔和狗；有的时候，我主动帮亚诺什到楼下小广场遛狗，就为跟狗友们的主人搭讪两句，接接地气，练练匈语；有的时候，我会半夜三更跑到四五站地之外的多瑙河边散步，就为观察鸡们鸭们如何揽客，冲他们飞来的媚眼憨憨地微笑；有的时候，我沿着4路有轨电车线或绕着英雄广场竞走般地狂走，就为耗掉一顿摄入太多的卡路里；有的时候，我即使醒了也赖在床上不起，就因为讨厌去办某件不得不办的事情，我这辈子没准时准点地上过班，甚至从来都不戴手表；有的时候，我明明知道要失恋但还是忍不住要恋，是因为痛苦更让人意识到自己还活着，以后咀嚼起来可以用这些故事标记时间。

在匈牙利，常有同胞不解地问我：“人家大字不识的农民，在市场上拉两年小车儿也能混个老板当当。你出国这么多年，语言又好，怎么还是……这个样？”我明白对方没好意思直说，“这个样”是指“穷光蛋”。

我对这话并不介意，只耸肩一笑：“没办法，咱天生不是挣钱的料。”其实，我心里什么都明白，我并不藐视财富，也知道金钱的重要，但我还清楚自己的价值。我常这样安慰自己：世界上并不缺你一个蹩脚的商人，而是缺你一个真情真性的男人。平时，我拿三分之一的时间维持生存，三分之一的时间读译写，剩下的三分之一用来求欢、会友、旅游、看戏、泡吧、蹦迪。出国多年，我没挣过大钱，没染上赌瘾，也从没花钱“解决”过自己的性欲。我从不善狩猎，但身边也没缺过情人。

有一次，一位中国老板请我做翻译，他开着宝马车来接我时，正撞见我跟女友在门口接吻。车子开到奥克托宫街口遇到红灯，这位品相还行的南方商人双手搭着方向盘，不无醋意地冒出一句：“你说，我出国的年头比你还长，怎么就没有碰到过一次你这样的艳遇？”

“那倒不是，”瞧他那副认真劲儿，我故意逗他：“你没听过这么一句话吗？”

“什么？”

“爱情，是穷人的财富……”

他黯然一笑，盯着还没有变绿的路灯不再说话。其实我还有句话等着他：有钱不见得有爱，有爱才是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