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卢雄鸡

20世纪80年代末我在中国音乐学院读研究生时，结识了一位女学友杨红，如今已是音乐学界的知名教授。杨红是地道的山东姑娘，大手大脚大嗓门，爱说爱笑是圈内一绝，不管讲什么，她都绘声绘色并带着幽默，马三立的女版就是她。笑的时候，不笑也弯的笑眼笑得更弯，嘴张得虽大，但含蓄的愿望又让她有意无意地绷紧圆唇，形成了一个连通后脑的共鸣腔，音从声带里挤出来时本来尖细高扁，但在撑圆的舌膛里转几圈之后再吐出来，奇迹般的变得宽圆脆亮，穿透力极强，即便唱流行歌曲也夹着戏曲味。

1991年，杨红从法国开会回来，我们全都磨着她，听她撒欢儿地讲那边的故事。那年月出国很难，要去也多是去美国、日本；杨红从罗丹、大仲马的国度回来，让我觉得她像登月的女杰。再者说，那时候即使有朋友出去了也一去不返，所以留在国内的人很少有机会听第一手见闻。杨红讲的不仅是第一手，而且还是关于我最感兴趣的欧洲人的。有一个情节我记得很清楚，杨红说，她住的地方有位邻家小伙，晚饭后经常过来串门，不仅拎着红酒，而且还抱着吉他，还没喝到微醺就跪到她脚前给她唱情歌，把杨红唱得既心花怒放，又如坐针毡，喜欢得不知道该如何反应……她紧张不仅因为没经过这场面，还因为她当时的丈夫、旅法画家王衍成就坐在旁边。早就听说欧洲人浪漫，杨红用她戏曲味的嗓音讲的那个小心跳的故事，更加敲实了我的这个印象。

后来，我移居来到了匈牙利，马扎尔人虽热情热烈，但并不像我想象中那样浪漫，他们在性情、气质上更像蒙古人和达斡尔人，酗酒便是他们言情的方式，恋爱之前喜欢用成年人的笑话挑逗探底，恋爱之后则会无须前戏地直奔主题。想来，这跟他们游牧民族的历史有关：人的许多东西，确实是由基因决定的。

有一年冬天，好友吴明来布达佩斯旅游，在刚下飞机的第一天晚上，就被我的一位匈牙利朋友拉到他住的小村庄里，吃了一顿肉加肉的大餐，然后去了一家小酒馆。酒馆很小，正中摆一张能围坐二三十人的巨大酒桌，我们贴墙而坐，都是男人。按照当地的规矩，在酒馆里给客人接风，老婆们是不能参加的，更不可能像中国人的老婆们那样敢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地催丈夫回家。即便女人们来给男人们送吃的东西，也只能在酒馆或酒窖门口大声吆喝，叫哪个男人出来。在政坛、商界可以男女平等，但在这种地方不行。

不过，在酒馆里头，男人女人虽不平等，但男人之间却相当平等。就拿那天晚上来说，在场的有小镇上的富商、律师、医生，也有农夫、屠夫和酿酒师，在酒桌上没有人拿堂拿派，更不会有谁西服领带。一圈白葡萄酒，一圈红葡萄酒，一圈水果白酒，再一圈乌尼苦（Unicum）药酒，桌子上没有下酒的菜，但是有大盘大盘的咸油渣和抹了猪油、撒了洋葱圈的面包片。社会上时髦的养生饮食，在这里变成了天大的笑话，《红高粱》里的豪饮是导演导出来的，这里的豪饮是日常小景。男人们一边喝酒，一边手舞足蹈地大合唱，还有一位酒糟红鼻头的老人拉手风琴，兴致上来，不仅摽住旁边人的膀子，还有人穿着沾满泥巴的靴子站到椅子上跺脚。酒馆外白雪皑皑，酒馆内热得红彤彤的，如太上老君的炼丹炉。

在回布达佩斯的路上，吴明中途跳下车，抱着一株枯树喷射性地呕吐。吐完之后清醒了一些，他弯腰抓起一把雪朝脸上一抹，说：“匈牙利人真他妈的浪漫！”的确，匈牙利人是浪漫的，尽管浪漫得跟法国人不一样。

在布达佩斯，我跟一位在大学任教的法国人聊天，从他脚上穿的法国的运动名牌“公鸡”的鞋子，聊到了他们为什么要拿公鸡当作吉祥物。朋友的回答令人喷笑，他说：“因为公鸡站在粪便里也能唱歌。”说得既哲学又幽默，让我不得不另眼看待。后来，他又聊到兰波写过的一首诗，歌颂公鸡的：

每当高卢的雄鸡报晓时，

我向它致意。

噢！我再也没有什么欲望：

幸福正负载着我的生命。

魅力捕获住我的灵与肉

并挥洒我的努力……

我按照中学语文教师解读鲁迅杂文的逻辑，不假思索地认定这是诗人献给他伟大法兰西的诗句，后来听了朋友的解释，我先被噎了一下，随后拍桌子叫绝。朋友认为，那首诗是兰波写给魏尔兰的情诗，准确地说，是怀念魏尔兰给过他的幸福，他认为诗里说的“高卢公鸡”是有性意味的……那次闲侃，让我对法国人彻底心服口服，他们不仅浪漫，而且是自由的浪漫，艺术的浪漫，人性的浪漫。回家后，我查到了朋友提到的那首《苏醒》，诗的最后两句是：

哎，幸福溜走的时刻，

就是死亡到来的时刻。

一切已成旧事，今天，

我懂得了毕恭毕敬地善待美。

的确，朋友并不是信口开河，他说得有理，这首诗是写给逝去的幸福的。于是，通过这次聊天，我对兰波诗歌的理解又添了一个视角。

上星期，我去坐落在巴拉顿湖畔的“匈牙利翻译之家”小住了几日，顺便参加一个活动。在水天相接的碧绿湖畔探讨文学翻译，实在是一种身心享受。同时在翻译之家工作的还有一对年轻夫妇，男的是西班牙人，叫塞尔吉奥；女的是匈牙利人，叫维伦妮卡。夫妻俩在联手翻译匈牙利作家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那本著名的东方文化游记——《北边是山，南边是湖，西边是路，东边是河》。当他俩知道我跟拉斯洛是好朋友时，顿时感觉到亲近了许多；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在他们正翻译的这部书里，有一半篇幅写的是中国。

“翻译之家”是一座两层楼的别墅，掩映在一个草木葱茏的大花园深处。塞尔吉奥他俩住在楼下，我住在能看到天空和远山的阁楼上。由于房子大，院子大，所以我们一周也没有碰上几面。最后那晚，我跟塞尔吉奥在厨房里碰到，约好第二天我搭他们的车一起回布达佩斯。我跟他说，估计我早上醒不过来，请他起床后上来叫我一声。他一口答应。

次日清晨，我被一阵热情的歌声唤醒，迷迷糊糊地爬起床，拉开门，看到塞尔吉奥散开了平时束成马尾的长发，正抱着吉他站在门口，满脸深情地冲我唱西班牙情歌。

我站在门内冲着他笑，但他继续唱下去。我离他只有半米距离，裹在音乐里的激情让我脸上发烧，脊背放电，就这样温暖地站在门口听他把歌唱完，然后隔着吉他跟他来了个熊式拥抱。西班牙人的浪漫我这下见识到了，是杨红当年讲的那个法国邻居的升级版——不需要红酒，而且唱给同性。听维伦妮卡说，塞尔吉奥的主业是音乐教师，在一所音乐学院里教西班牙音乐，他的吉他相当于别人的手机，走到哪里都会背着。

塞尔吉奥个子不高，留了一头长长的深棕色卷发，束起来时显得瘦小，拘谨，披散在肩时完全是另外一种感觉，乍看上去像圣像画中的耶稣，不过在神情里传达出烬火般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