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游记

一 海上

就在即将启程离开东京的当日，长野草风氏前来话别。原来长野氏也打算半个月后动身赴中国旅行。其时，长野氏好意地将一道晕船药传授给了我。可是自门司买舟，只需二昼夜甚至更短，即可径抵上海。充其量无非两昼夜的航海罢了，便要带上晕船药之类，长野氏的怯懦亦可知也。——作如是思的我，在三月二十一日午后登上筑后号的舷梯时，望着风雨中波澜起伏的港湾，再次怜悯起长野草风画伯的恐海症来。

然而轻侮故友即遇天罚。船刚一驶至玄海，眼见着海面就恣肆暴虐起来。我与同舱的马杉君坐在最高层甲板的藤椅上，撞击在舷边的浪沫，不时劈头盖脸地浇将下来。大海自然是变成了浑白一片，轰轰隆隆，兜底朝天地翻腾上来。远处隐约浮现出岛屿的影子，原来却是九州本土。只见惯于乘船的马杉君怡然地吞云吐雾，全无不适的神色。我将外套领子竖起，双手插在口袋里，不时含上几粒仁丹。——要之，心里由衷地佩服长野草风氏：备下晕船之药，实在是贤明之举。

曾几何时，身旁的马杉君去了酒吧或是何处。我依旧悠悠自得地靠在藤椅上。在旁人看来是一副悠悠自得的架势，而其实我脑中的不安却远不是那么回事。只要身体稍微一动，便头晕目眩，并且胃囊之内似乎也不稳妥起来。眼前一位船员不停地在甲板上来回踱步，后来才得知，他其实也是一位可怜的晕船病患者。那眼花缭乱的徘徊，令我特别地不快。此时远方的浪涛之中，一艘拖网渔船喷吐着细细的烟，几乎将船身淹没，惊险万分地行进着。究竟有何必要非在滔天巨浪中航行？这艘船当时也是令我怨愤不已的家伙。

因此我一心一意地去思考愉快的事，以期忘却眼下的痛苦。孩子、花草、涡型福字纹钵、日本阿尔卑斯、初代彭她……其他尚有什么就记不清了。对对，还有好像是瓦格纳年轻时，乘船横渡英吉利海峡，遇上过疯狂的暴风雨。而当时的经验，在日后写作《佛里根德·何尔兰德尔》时，发挥了重大作用。如此等等，浮想联翩，而脑袋却益发飘飘忽忽起来，腹内依旧倒海翻江。最后终于忍不住咒道：什么瓦格纳砖格纳的，统统喂狗去吧！

约莫过了十来分钟，躺倒在铺位上的我的耳中，传来了杯盘刀叉之类一齐从餐桌上滚落到地板上去的声响。然而我煞费苦心地强忍着，固执地不让胃里的东西夺口喷出来。当时之所以能够那等英勇，乃是因为担心染此晕船病的，或许仅为自己一人而已的缘故。虚荣这玩意儿，在这种时候，出人意料地似乎竟可以取代武士道的功用。

然而到了翌晨，至少一等船客中，听说由于晕船，除了一位美利坚人外，竟无一人光顾餐厅。而且，那位非同凡响的美利坚人饭后还独自一人坐在轮船的客厅里打字。听到这话，我陡然心情舒畅起来。同时又觉得那美利坚人仿佛是个怪物。事实上，遭遇如此的惊涛骇浪而泰然自若，实非凡胎肉体之所能。那位美利坚人倘去做体格检查，没准会发现生有三十九颗牙齿，或是长着条小小尾巴，诸如此类意外的事实亦未可知。——我照旧与马杉君半躺在甲板的藤椅上，漫无边际地胡思乱想。大海却似乎将昨日的暴戾忘却得一干二净，郁郁苍苍平静如镜的右弦边，济州岛的影子遥遥在望。

二 第一瞥（上）

刚一步出码头，突如其来地，好几十个黄包车夫便将我们包围了。所谓“我们”指的是报社的村田君、友住君、国际通讯社的钟斯君和我四人。说来车夫一词给日本人的印象绝非邋遢的模样。其气宇轩昂，不无江户气派，令人频生好感。然而中国的车夫，即便说他是不洁的化身，也不为夸张。而且乍一看去，人人长得奇模怪样，这样的家伙前后左右团团围上来，伸出形形色色的脑袋，大声地吼着什么，刚刚上岸的日本妇人之类，自然显得颇为惊惶。就连我自己，在被其中一人扯住袖子时，竟也不由自主地差点儿退却到人高马大的钟斯君背后去。

我们在冲破这黄包车夫的包围之后，终于成为了马车的乘客。谁知马车刚一启动，那马便冒冒失失地一头撞上了街角的砖墙。年轻的中国驭者怒气冲天，噼噼啪啪地猛揍马儿。那马鼻子抵在墙上，徒然地抖动着屁股。马车自不待言几将倾覆。大街上迅速挤满了围观者。看来在上海倘无决死的气概，甚至连马车也坐它不得。

俄顷，马车再次启动，驶抵架有铁桥的河边。河面上中国式的驳船密集如云，连河水都看不见。河沿上好几辆绿色的电车平稳地滑动。举目四下里望去，全是三四层的红砖建筑。柏油大道上，西洋人与中国人过往匆匆。而这万国民众，却在头裹红巾的印度巡捕指挥下，规规矩矩地为马车让出路来。交通治理得井然有序，任如何以偏袒的眼光去看，也远非东京、大阪之类日本都会所能比拟。被黄包车夫和马车的勇猛弄得不无惊悸的我，望着这晴朗的景色，心情逐渐欢畅起来。

未几，马车停在了昔日金玉均遭暗杀的、唤作东亚洋行的宾馆前。于是率先下车的村田君给了驭手几文钱。可是，驭手似嫌不足，轻易不将伸出的手缩回去，并且口角飞沫，喋喋不休地申诉着什么。然而村田君却充耳不闻，管自拾阶而上，直奔大门。钟斯、友住二君也毫不理会驭手的雄辩。我颇为这个中国人感到歉疚。不过，心想也许在上海流行这做派，于是也跟随其后匆匆走入门内。回头一望，驭手却似乎什么也不曾发生过似的，恬然坐在驭手座上。既然如此，又何必那般大嚷大闹呢。

我们立刻被领到一间微暗却装潢得花里胡哨、阴阳怪气的客厅。果不其然，这种地方即便不是金玉均，不知何时也会吃上一粒窗外射来的手枪子弹亦未可知。我正暗地里这么胡思乱想时，身着洋服、雄赳赳的老板，足趿啪啪作响的拖鞋，急匆匆地走将进来。据村田君说，将这家宾馆定作下榻之处，原是出自大阪报社泽村君设计的方案。然而这位精悍的老板大约是以为借宿与芥川龙之介，倘遭暗杀，颇不合算，于是便称除了正门前的房间外，别无空房。走到那个房间一看，床不知何故竟有两张，而且墙壁发黑，窗帘陈旧，连椅子也没有一把像样的——要之，倘不是金玉均的亡灵，绝非可安居之所。于是无奈，泽村君的原意只得化为乌有，在与其他三位商量后，移师至距此处不远的万岁馆。

三 第一瞥（中）

是晚，我与钟斯君一道去一家名叫谢法德的餐馆用餐。这里的墙壁也罢餐桌也罢，还算赏心悦目。跑堂的悉数为中国人，而左近的就餐客人中却不见一张黄色的面孔。菜肴比起邮船会社的船上来，也至少要高级三成。我有钟斯君做伴，“噎死”（Yes）、“闹”（No）地说着英语，心情多多少少变得愉快起来。

钟斯君悠然地吞食着南京米做的咖喱饭，一面叙述别后的情形。其中有这么一段故事，说是某日晚上钟斯君——名后加上“君”字，便到底缺了朋友的感觉。他本是英吉利人，在日本前后住过五年。我于这五年之间（虽然吵过一次架）始终与他过从亲密。我们一起去站席看过歌舞伎，一起在镰仓海边游过泳，也曾几乎彻夜在上野的青楼里杯盘狼藉。那时他身穿久米正雄唯一一套做客穿的和服，猛然跃入旁边的池塘里。对于他而称君，首先便是对他不起，附带再说明一句，我之与他亲密往来，乃是他的日语高明的缘故，并非因为我英语说得高明。——说是某日晚间钟斯君去某处的咖啡馆喝酒，店里只有一名日本女招待，呆呆地坐在椅子上。此君平素一直像口头禅一般，口口声声嚷着说中国是他的喜好（hobby），而日本是他的酷爱（passion）。尤其当时是迁居上海不久，一定更是分外地怀念在日本度过的时光。“什么时候来到上海的？”“昨天刚到。”“那么不想回日本吗？”女招待被他这么一说，猝然眼泪汪汪地答道：“好想回去哇。”钟斯在英语句子中穿插进“好想回去哇”，还重复了一遍。随后微微一笑。“连我听她这么一说，也变得awfully sentimental起来。”

用毕晚餐，我们在热闹的四马路散步。然后前往咖啡巴黎将去觇窥一下跳舞。

舞池相当宽敞。然而伴着管弦乐队的乐声，电灯光线忽红忽绿，变幻着色彩，这一点却酷似浅草。只是管弦乐队的巧拙，则浅草根本不在话下了。尽管这里是上海，但毕竟是西洋人的舞厅。

我们坐在角落里的桌子旁，一面啜着茴香酒，一面观赏一袭红衣裹身的菲律宾少女和身着洋服的美利坚青年欢快地联袂起舞。记得是惠特曼还是谁的短诗里说，年轻男女固然美，而上了年纪的男女的美则别有一番韵味。我一视同仁，当一对肥胖的英吉利老夫妇舞至近前时，便不由得浮想起这诗来，觉得言之有理。可是告诉了钟斯后，我这特特的浩叹，却被他付之嘻嘻一哂。据说他看到老夫妇跳舞，不问其肥胖还是瘠瘦，总也难禁喷笑的诱惑。

四 第一瞥（下）

走出咖啡巴黎将时，宽广的大街上行人已稀。拿出表来一看，才刚刚过了十一点不久。上海这座城市出乎意料地早睡。

然而那令人生畏的黄包车夫，却依然有好些在街头游荡。而且他们只要看到我们，必定要吆喝声什么。白天我跟村田君学了一句中国话：“不要！”不要自然就是用不着的意思。所以我但见到黄包车夫，立即便像念咒驱魔似的，连呼“不要不要”。这是自我口中发出的值得纪念的第一句中国话。我是何等欣欣然地将这句话抛向黄包车夫们，个中消息读者倘不理解，那他一定从未有过学习外语的经验。

我们靴声大作，走过寂静的街道。那街道左右两侧，三四层的红砖高楼几乎遮蔽了满天星斗。忽然街灯的光亮，凸现出写有笔画粗犷的“当”字的当铺白壁。有时走过头顶上方荡着女医生如何如何的招牌的人行道，有时又走过贴着南洋烟草招贴的白灰斑驳的墙壁。可是走了很久，却总也到不了下榻的旅馆，而大约是茴香酒作祟，喉咙变得干不可耐。

“喂，有什么地方好喝上一杯？我渴得要死。”

“前边就有一家咖啡馆。再忍它一忍。”

这家咖啡馆看来远较咖啡巴黎将之类低档。涂成粉红的墙边，梳着分头的中国少年，在敲击着一架大钢琴。而咖啡馆的中央，三四个英吉利水兵，与面颊抹得通红的女人们捉对跳着吊儿郎当的舞。最后在入口处玻璃门旁，一个叫卖玫瑰花的中国老妇人，在吃过我的“不要”之后，茫然地眺望着舞蹈。我觉得仿佛是在观看一份绘图小报上的插画，画的标题当然就叫作“上海”。

正在这时，从门外吵吵嚷嚷地又闯进来了五六个水兵。此刻最倒霉的，要数立在门边的老妇人了。醉醺醺的水兵们粗暴地排闼而入时，老妇人挎在手臂上的花篮被撞翻在地。然而那帮水兵却毫不理会，早已与正跳着舞的同伙们一起，疯狂地乱舞起来。老妇人口中嘟囔着什么，弯腰去拾落在地板上的玫瑰。然而拾着拾着，这些花却已被水兵们的军靴碾为粉……

“咱们走吧。”

钟斯似乎有点儿畏葸，无言地抬起庞大的身躯。

“走吧。”

我也立即站起身来。我们的脚下，玫瑰点点斑斑散了一地。我一面移步向门，一面想起了杜米埃的画。

“唉，人生哪。”

钟斯向老妇人的篮子里扔了一枚银币，扭头问我：

“人生怎么啦？”

“人生便是撒满玫瑰花的路嘛。”

我们走出咖啡馆。门外照例停着几辆黄包车，等待客人。车夫一看见我们，便从四面争先恐后蜂拥而上。黄包车夫自然“不要”。可此时我发现除了他们之外，另有一位劲敌盯了上来。在我们身旁，不知何时那个卖花老妇絮絮叨叨地申诉着什么，乞丐似的伸着手。看来老妇人在得到银币之后，似乎还打算让我们的钱包再次大张海口。我怜悯起被这贪得无厌的人所叫卖的、美丽的玫瑰花来。这位厚颜的老妇人和白天乘坐的马车的驭手——当然这并非上海首日见闻的全部，但令人遗憾的是，这又的的确确是我在中国的第一瞥。

五 医院

翌日起，我躺倒了。而且又过了一日后，住进了里见先生的医院。病名据说是干性肋膜炎。既然患上了肋膜炎，纵是特特筹划的访华，也只得暂且宣告中止亦未可知。想到此，大觉心虚。我迅速致电大阪的报社，汇报住院的消息。于是报社的薄田氏回电道：“安心静养。”话虽如此，倘若在医院里住上它一两个月，报社方面肯定也很为难。接获薄田氏的回电，我虽然暂时放下了心，但一考虑到游记写作的任务，仍不由得心虚不已。

所幸在上海，除去报社的村田君、友住君外，还有钟斯和西村贞吉等几位学生时代的友人。这些友人不顾繁忙之身，始终前来探视。而且我多少负着作家云云的虚名，托其福每每有些素昧平生的客人送来鲜花水果之类。眼下枕头边这不就陡然摞满了饼干罐子，颇难处置。（而这时前来济困扶危的，依然是我所敬爱的诸位贤友知己。诸君在我这病人看来，人人健谈得不可思议。）不唯辱承惠赐，最初素不相识的客人里，一来二往之间竟有二三人成了无所不言的知交。俳人四十起君即为其中一人，石黑政吉君也是一位，还有上海东方通信社的波多博君。

然而三十七度五分的热度却轻易不肯退去。由此看来，不安依旧是不安，每每青天白日的，竟会突兀地害怕起死来，坐卧不宁。我一心要摆脱这神经作用的作祟，白天将满铁井川氏及钟斯好意借我的二十来册洋文书籍，逐一读破。拉·莫特的短篇，蒂金斯的诗，翟理斯的评论，都是这一时期读的。而夜里——此事连里见大夫也不得而知，我因为过于担心不眠，每晚坚持不懈大吞安眠药。即便如此还是常常在天明之前就会醒来，百般无奈。好像是王次回的《疑雨集》中有“药饵无征怪梦频”之句。这并非诗人有疾，而是咏叹其细君重病的诗，但是用来吟咏当时的我，可谓字字不虚。“药饵无征怪梦频”，我躺在床上，口中不知将这句子吟了多少遍。

其间，春天毫不留情地迅速老了去。西村说起了龙华的桃花。蒙古风运来满天的黄尘，遮云蔽日。似乎已经到了游览苏杭最好的季候。里见大夫隔日给我注射一针碘化钾。我却左思右想，何日才能从病床上起来？

（追记） 住院期间的事，倘要写，也许还有许许多多可写。因与上海似无太大干涉，姑且付阙。但有一点想补充，那就是里见大夫还是位新倾向的俳人。顺便举其近诗一例：

且加炭，围炉闲话胎动。

六 城内（上）

去上海城内一游，系由俳人四十起氏引道。那是云暗天低的下午。马车载着二人，沿着熙攘的街道，纵蹄直奔。两旁有满堂高悬紫砂色烤鸡的店铺，有令人生畏地陈列着形形色色煤油吊灯的商号。既有精致的银器光芒灿烂、富丽堂皇的银楼，也有“太白遗风”的招牌已然陈旧、模样寒酸的酒栈。我正欣赏着中国式的铺面陈设，马车跑上宽阔的大街，猛然放缓了速度，钻入了对面的一条小巷。据四十起氏说，从前这条宽阔的大街上，曾经矗立着城墙。

下了马车，我们随即又拐进了细细的横街。与其说横街，或许应称之为小弄堂方更恰当。窄窄的小径两侧，鳞次栉比排列着众多的小店，有卖麻将用品的，有卖紫檀器具的。狭仄拥挤的屋檐下，遮天蔽日地吊满了无数的招牌。人来人往，摩肩接踵。正窥觇着店头陈列的廉价印石，不留神便撞上了什么人。而且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行人，大抵是中国的平民。我尾随着四十起氏，几乎是目不斜视，战战兢兢地踏着路石前行。

顺着小弄堂走到尽头，便望见了传说中每有见闻的湖心亭。湖心亭听上去似乎很堂皇，其实却是个倾圮在即、荒废之至的茶楼。而且看看亭外的水池，也浮着苍苍的水藻，以至辨认不出池水的颜色。水池的四周有石砖垒成的稀奇古怪的栏杆。恰好在我们走到池边时，经过一位身穿淡青布衫、辫子长长的中国人。这里稍微提一句，依菊池宽之说，我屡屡在小说里使用诸如“后架”之类下等的词汇，并说是因为爱作俳句，自然而然受了芜村的马粪、芭蕉的马尿感化的缘故。我固然并非不欲倾听菊池宽之说。然而事涉中国游记，倘不时时突破礼节，则不可能有泼辣的描写。倘以为是胡言，无论何人，试请他来写写看便知。言归正传。那位中国人悠悠地冲着水池撒起小便来。管他陈树藩扯旗反叛也罢，风靡一时的白话诗低迷不振也罢，日英续盟论甚嚣尘上也罢，如此种种于这位男子而言，一定全然不成其为问题。至少这位男子的态度和表情里有一种令人作如是思的闲适。阴霾之下高高耸立的中国式亭子，下陈一湾病态的绿色水池，以及斜斜地注入这池中的隆隆的一条小便——这不单单是一幅忧郁可爱的风景画，同时又是我们老大之国辛辣可怖的象征。我痴痴地望着这位中国男子，凝视良久。然而不巧的是，似乎在四十起氏看来，这也算不得值得感慨的、新奇的景致。

“请看这儿，这路石上流着的，这些全是小便哟。”

四十起氏面露苦笑，三步并作两步，拐过池边去了。如此说来，果不其然空气之中洋溢着一股郁闷的尿臭。刚一感觉到这尿臭，魔术旋即破败了。湖心亭到底是湖心亭，而小便毕竟是小便。我踮起鞋尖，匆匆地追随四十起氏而去，哪得闲沉醉于荒唐的嗟叹。

七 城内（中）

然后往前走了几步，路旁坐着一个盲目的老乞丐。本来所谓乞丐，原是一个罗曼蒂克的存在。何谓浪漫主义？这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但至少其特色之一，似乎在于永远憧憬着诸如中世纪、幽灵、非洲梦，或是女人的道理之类不可知的某种东西。由此看来，乞丐要比公司里的白领阶层来得罗曼蒂克，应是理所当然。然而中国的乞丐，其不可知则远不只一种两种而已。或是躺在雨水霖霖的大道旁，或是只着一身旧报纸为衣，或是舐着腐烂如石榴般的膝头——要之，罗曼蒂克得令人不无惶惑。读中国的小说，颇多浪子与神仙变化为乞丐的故事，那是由中国的乞丐自然而然地发达起来的浪漫主义。日本的乞丐不具备中国式的超自然的不洁，故而产生不出那类故事来，充其量不过是向将军家的坐轿放放火绳枪，或是邀请柳里恭到深山之中喝杯茶水之类，便算是极尽能事了。这话拉扯得太远了。这位盲人老乞丐的模样，也活脱是赤脚大仙或铁拐仙人幻化的。尤其是他身前的路石上，只见用白墨整齐地书写着他那凄惨的身世，字与我相比似乎也要漂亮几分。我心中忖道，究竟是谁，为这乞丐代书身世？

走到前面的小弄堂，这下又排列着多家古董行。家家店内千篇一律地杂然充斥着铜香炉、陶土马、景泰蓝、龙头瓶、玉文镇、螺钿橱、大理石砚屏、剥制的雉鸡、令人提心吊胆的仇英之类，口衔水烟袋、身着中式服的店主人，悠闲自适地等待着客人上门。我顺便逛了一下，就算是五成谎价，价钱仍不能说特别便宜。此话是回到日本后香取秀真氏取笑我时说的：要买古董，与其去中国，未若到东京的日本桥仲大街去徜徉为佳。

穿过林立的古董行，来到一座大庙前。这便是在彩色明信片上早已熟识的、名闻遐迩的城隍庙。庙里香客络绎不绝地前来叩头。当然，那烧香的，还有那烧纸钱的，人数之多也超乎想象。大约得怪那烟熏火燎吧，梁间的匾额、柱上的对联，悉皆异样地油光锃亮。尚未遭熏黑的东西，兴许就只有那从天棚上垂下来的金银二色的纸钱与螺旋状的线香了吧。单单是这些，就已然如同方才的乞丐一般，足以让我联想起昔日曾经读过的中国小说了。更何况那左右两排雁翅儿一般坐着的大概是判官像，抑或是端坐在正面的大概是城隍像，简直就与看着《聊斋志异》啦《新齐谐》啦一类书的插图一般无二。我大为敬服，置四十起氏的困惑于不顾，流连久久，不肯离去。

八 城内（下）

此事如今已毋庸多言：在鬼狐传奇闳富的中国小说里，自城隍起，其麾下杂役如判官鬼隶，亦皆不得闲。这边厢城隍为在庑下借宿一夜的书生辟启运遇，那边厢判官便把扰害街坊的贼人吓得一命归西。——如此说来似乎尽是好事了，却又听说还有那只消供上一盘狗肉便会为恶人帮凶的贼城隍，而因穷追有夫之妇而遭到报应、被折了手臂砍了脑袋、将丑态公之于天下的判官鬼隶，也为数不少。仅仅靠书本知识，总不免有难于理解的地方，就是说情节尽管能够领会，却毫无真情实感。这正是令人徒唤无奈之处。而今亲眼得睹这城隍庙，便觉得无论中国的小说写得何等荒唐无稽，其想象得以产生的因缘，则一一可以肯首。像那位红脸判官，也许真会仿效恶少的行径亦未可知。而那位美髯的城隍，似乎也很适合在威风凛凛的卤簿仪仗拥卫下，飞升夜空巡游。

如此胡思乱想之后，我与四十起氏一道逛了逛设在庙前的形形色色的货摊。有卖袜子的、卖玩具的、卖甘蔗的、卖贝壳制的纽扣的、卖手巾的、卖花生的……此外还有许多脏兮兮的食品摊儿。当然这里的游人之多，则与日本的庙会无异。迎面刚走来一个身穿华丽的条纹西服、佩紫水晶领带夹的时髦的中国人，背后又上来一位手腕上带着银手镯、缠足的小鞋只有两三寸的旧式妇人。《金瓶梅》中的陈敬济，《品花宝鉴》里的奚十一——如此众多的人群中，没准就有这般豪杰。然而诸如杜甫，诸如岳飞，抑或王阳明、诸葛亮似的人物，则踪影也无。换言之，当代的中国，并非诗文中所描绘的中国，而是猥亵、残酷、贪婪的，小说中所刻画的中国。欣赏陶瓷的亭台、睡莲、刺绣花鸟的廉价的伪东方主义，便是在西洋也逐渐不再时兴。除却《文章轨范》与《唐诗选》，便不知道别有中国存在的汉学趣味，在日本也大可以休矣。

接着我们掉转头来，从刚才那座坐落于池畔的大茶楼边走过。伽蓝似的茶馆里，顾客并不拥挤。可是，正欲入内时，云雀、绣眼儿、文鸟、鹦哥——满天下的小鸟的啼声，犹如肉眼看不见的骤雨一般，一齐向我的耳朵袭来。定睛望去，微暗的梁头上，吊满了鸟笼。中国人的爱鸟，我并非时至今日才知道。但是如此将鸟笼排列成阵，如此以鸟的鸣叫声一决胜负，却是做梦也不曾想到的事实。身临此境，甭说爱怜鸟鸣了，首先我就不得不慌忙塞起两只耳朵，以免鼓膜被震破。我逃命也似的一面催促四十起氏，一面拔步便从这充满刺耳叫声的、令人毛骨悚然的茶馆飞奔而出。

然而小鸟的啼声，并非仅限于茶馆之内。我好不容易逃出茶馆，可从狭窄的街道两侧并排悬挂着的众多鸟笼中，鸣啭声片刻不停地倾泻下来。不过，这可不是闲汉们为了取乐而让它们啼叫的。那比邻相连的，全是专售小鸟的店家（说实话，我至今仍未弄明白那些究竟是鸟店还是鸟笼店）。

“稍等片刻，我去买只鸟儿来。”

四十起氏对我说着，走进了其中的一家。往前稍走几步，那儿有一家油漆涂壁的照相馆。我在等待四十起氏的时候，端详着橱窗正中放着的梅兰芳的照片，一面想象着等候四十起氏归来的孩子们。

九 戏台（上）

在上海，仅有过两三次观赏戏剧的机会。我之成为速成的戏通，乃是去了北京之后的事。然而在上海看过的演员中，武生有名重一时的盖叫天，花旦则有绿牡丹、筱翠花等，总之都是当代的名伶。不过，在说论演员之前，倘不先介绍戏园子的光景，恐怕读者不清楚中国的戏剧究竟为何物，难以彼此沟通。

我所去过的戏院中，有一家号天蟾舞台。这是一座新建的白色三层建筑。其二楼三楼为半圆形，装有黄铜制的栏杆，不待言，这一定是对当代流行的西洋风格的模仿。天顶上吊着三盏辉煌的大电灯。观众席里铺着地砖，上面排列着藤椅。然而既然是在中国，哪怕是藤椅也不可掉以轻心。曾几何时，我与村田君往这藤椅上一坐，便被畏惧已久的臭虫在手腕上叮上了两三处。不过在观戏过程中，大体没感到有什么不快，称之为整洁亦无碍。

舞台两侧各悬着一只大时钟（不过其中一只停了）。下面则是香烟广告，铺陈着浓艳的色彩。舞台上方的横楣上，白石灰雕塑的牡丹与叶形装饰中，大书着“天声人语”四字。舞台也许要比有乐座宽敞。这里已经有了西洋式的脚灯照明装置，而帷幕——说起帷幕，在区别一场戏与另一场戏时，全然不用帷幕，却在更换背景时，毋宁说作为背景自身，会拉下苏州银行和三炮台香烟即Three Castles的低劣的广告幕布来。帷幕好像不论在哪儿，一律是由中间拉向两侧。不拉幕时，背景便将后方堵住。背景大多为油画风格的幕布，描绘室内或室外的景色，新旧杂陈，其种类仅有二三种，因此姜维走马也好，武松杀人也罢，背景却一成不变。舞台的左端，守候着手持胡琴、月琴、铜锣等乐器的伴奏者，其中还可以看到一两位头戴鸭舌帽的先生。

顺便交代一句看戏的程序。不管是一等还是二等，径直入场便可。在中国，惯例是先入座，后买票，这一点甚为便利。一旦坐定，便有热水浸过的毛巾上来，活版印刷的节目单上来，茶当然也用大壶送来。此外西瓜子和廉价点心之类，只管“不要不要”即可。毛巾也自从目击邻座一位仪表堂堂的中国人拼命擦毕脸后又用它大擤鼻涕以来，目下也暂定“不要”。费用连同付给招待的小费，一等记得好像大抵在两元到一元五角之间。说“记得好像”，是因为我自己从未付过钱，总是由村田君代付的。

中国戏剧的特色，首先在于其响器的喧嘈远在想象之上。尤其是演武戏，即武打场面居多的戏时，好几个大汉仿佛是动了真刀真枪一般，睨视着舞台的一角，没命地敲打着铜锣，怎么也算不得“天声人语”。实际上，尚未习惯时，我也是用双手紧掩耳朵，方才能坐得住。可是据说我们的村田君在响器平静时却会嫌不过瘾。非仅如此，即使身在戏园之外，只需听听这响器的声音，据说便大抵明了上演的是何种戏目。我每听到此君说“那喧嘈声可真有味儿啊”，心中便疑惑不已，弄不清此君是否精神正常。

十 戏台（下）

反之，在中国的戏园里，不管是在观众席大声说话也好，小孩子哇哇大哭也好，众人却并不特别以为苦。只有这一点是便利至极。因为是中国的事情，也许就好比看客不安静也于听戏无碍一样，这等响器也正因为如此才得以诞生亦未可知。君不见，我自己就在一幕戏之间接二连三地又是向村田君请教故事情节，又是打听演员姓名，又是询问唱词意思，而左邻右舍的谦谦君子们，却一次也不曾流露出不耐烦的神色。

中国戏剧的第二特色，是极度不使用道具。诸如背景之类这里也有，然而这却不过是近来的发明。中国原来的舞台道具，只有椅子、桌子和帷幕。山峰、海洋、宫殿、道途——无论是表现何种光景，除了布置这几样之外，连一根树干也不曾用过。演员做出拉开沉沉的门栓的动作时，观众纵然不情愿也只得承认那片空间里存在着一扇门。而当演员意气风发地挥舞着带穗的鞭子，就应当认定那演员的胯下有一匹骄矜不驯的紫骝之类正在引项长嘶。好在，日本人由于通晓能剧，立刻即能理解其窍门，将椅子、桌子堆积起来，说是山，咄嗟之间即能领悟。演员微一提足，告诉说此处有分隔内外的门槛，也并非难以想象。不唯如此，甚至会在这与写实主义有着一步之隔的、约定俗成的世界里发现意外的美。说至此想起一件至今未忘的事来，筱翠花在演《梅龙镇》时，扮作旗亭少女的他每跨过门槛时，必定要从黄绿色的裤子底下一闪即逝地亮一亮小小的靴底。而那小小的靴底之类，若非这虚构的门槛，断然不能令人萌生那怜香惜玉的心情。

这种不用道具的特色，大致如上所述，在我们而言，毫不为苦。我所退避三舍的，毋宁是盘子碟子手镯之类，普通小道具的处理太过随便敷衍。譬如刚才提及的《梅龙镇》，据我仔细查阅《戏考》，并非当世的故事。说的是明武宗微行途次，对梅龙镇旗亭少女凤姐一见钟情的旧事。而那少女手中的盘子，竟是绘有玫瑰花纹、描着银边的瓷器，一望便知那一定曾经在某家百货店的货架上放过无疑。倘使梅若万三郎身穿和服而腰挎西式佩剑登台的话，其荒诞不经，自然不言而喻。

中国戏剧的第三特色，是脸谱的变化多端。据辻听花翁说，仅曹操一人的脸谱，居然有六十余种之多，终非市川流所能比拟。又其甚者，将红、蓝、赭石各色一股脑儿涂在脸上，寸肤不留。初一望去，无论如何也不觉得是化装。我自己看武松戏，当蒋门神慢吞吞地走将出来时，任村田君再三说明，依然以为那只是假面。倘若一望之下，便能看破所谓的花脸不是假面，则此人必定近乎千里眼无疑。

中国戏剧的第四特色，是武打极其地猛烈。尤其龙套，与其称之为演员，未若称之为杂技师更妥。他们或从舞台的一端，一串空心跟头翻到另一端，或从垒得高高的椅子上，头朝下笔直地跳将下来。这批人大抵下穿红裤，上身赤裸，益发让人以为他们是马戏师傅、踩球艺人的亲戚。当然上乘的武戏演员也确如成语所形容的，一把青龙刀耍得虎虎生风，自古武戏演员便以膂力强健著称，一旦失去膂力，赖以为生的买卖便做不成了。然而武戏的高手，除却一身武艺，毕竟还有其不同凡响的气品。其证据便是盖叫天扮武松，装束宛如日本的人力车夫，穿着紧腿裤，比起舞弄大刀来，倒是举手投足间无言傲立，雄视对手时，远为威风凛凛，更像行者。

当然这些特色只是中国旧戏的特色。而新戏，既不打脸谱，也不翻跟头。然而若问是否万事皆新，则未必尽然。在亦舞台上演的叫作《卖身投靠》的戏中，演员手持的蜡烛并未点燃，观众却要想象那蜡烛是亮着的，亦即是说旧戏的象征主义在舞台上依旧存在。新戏除了在上海之外，后来还曾看过两三次，在这一点上，遗憾的是，只能说是伯仲难分。至少下雨、闪电、黑夜之类，全赖观众想象。

最后谈谈演员。盖叫天、筱翠花等等，既已引作例证，似无再多言的必要。而我唯一想写下来的，是后台的绿牡丹。我拜访他，是在亦舞台的后台化装室。非也，与其说后台化装室，未若说是舞台的后侧，也许更贴近实际。总之那是在舞台的后面，墙壁剥蚀，蒜臭扑鼻，极为惨淡黯然。据村田君说，梅兰芳来日本时，最让他震惊的，便是后台化装室的整洁。与这种后台相比，果然帝剧的化装室之类，无疑要整洁得令人惊叹。更有甚者，中国的后台游荡着众多演员，衣着污秽，唯有脸上照例勾着脸谱。这样的人在电灯光下，沐浴着尘埃，忽而来忽而往，这景象几乎就是一幅百鬼夜行图。就在这帮家伙穿行出没的通道旁阴影处，抛置着中式提包等物。绿牡丹将假头套卸在其中的一个中式提包里，依然一付妓女苏三的打扮，正喝着茶。舞台上看来细长姣好的面庞，此刻望去出乎意料地并不纤细。毋宁说是个颇为性感、发育良好的青年。个子与我相比，也要高出半寸左右。这天夜里和我一道的村田君，一面将我介绍给他，一面与这位看似十分伶俐的旦角互叙久阔。据闻此君从绿牡丹还是默默无名的童角时代，便是一个非他便夜不安寝、昼不安食的狂热仰慕者。我向他表示说《玉堂春》十分精彩，不料他出乎意料地竟说了句日语：“阿里嘎道。”然后——然后他做了何事？为了他自己也为了我们的村田君，这种事情我本不愿公然写出来。然而既然专门介绍他，倘若不写，则将无端失真。如此又将极度地对不起读者。因此斗胆援秉正笔——只见他略一偏过头去，翻起大红底锈银丝美丽的水袖，以手加鼻，精彩地将鼻涕擤在了地板上。

十一 章炳麟氏

在章炳麟氏的书斋里，不知是出于何种趣味，有一条巨大的鳄鱼标本匍匐在墙上。不过这个为书卷所埋没的书斋正如成语所形容的：寒冷彻骨，让人觉得鳄鱼仿佛是个讽刺。固然那一日的天候借用俳句的季题，正是春寒料峭的雨天。何况那间铺着地砖的房间里既无地毯，又无暖炉。而坐席当然也是不铺坐垫、棱角分明的紫檀交椅，加之我身上穿的是件薄薄的哔叽夹衣。至今想起坐在那间书斋里时的情形，我依然认为自己未染感冒完全是个奇迹。

然而章太炎先生却身着深灰色大褂儿，外加一件厚毛皮里子的黑色马褂儿，自然不冷。何况先生的坐席是铺着毛皮的藤椅。我听着先生的雄辩，连香烟也忘了吸，面对先生暖洋洋地悠然地伸着的双腿，徒然感到艳羡不已。

风传章炳麟氏向以王者师自任。又说一度曾选中黎元洪为其弟子。如此说来，桌子侧面的墙壁上，在那条鳄鱼标本的下面，当真悬着一条横幅，上书“东南朴学 章太炎先生 元洪”。不过说句失礼的话，先生尊容却绝不够伟岸。皮肤几乎是黄色的，唇髭与颌须少得可怜。额头突兀耸起，令人误以为是个瘤。唯有一双细如丝线的眼睛，在文雅的无边眼镜后面永远冷然的眼睛，确乎非同寻常。为了这双眼睛，袁世凯竟会让先生受囹圄之苦。同时也是为了这双眼睛，他虽然一度将先生监禁起来，却终于未敢加以杀害。

先生的话题彻头彻尾，全是以当代中国为中心的政治、社会问题。除了“不要”、“等一等”之类对付车夫的熟语之外，对中文一窍不通的我，自然无由听懂。我之所得以了解先生的论旨，甚至还不时向先生发出些狂妄的提问，全赖周报《上海》主笔西本省三氏之功。西本氏在我的邻座，挺胸端坐，无论议论何等烦琐，一一热心地为我做翻译。（尤其当时正值周报《上海》截稿日迫在眉睫，我愈加得感谢他的苦劳不可。）

“遗憾的是当今的中国政治堕落，不正之风公然横行，比起清朝末期来，也许更为猖獗。而在学问艺术方面，尤其窒闷沉滞。然而中国的国民性原本不喜走极端，只要这一特性存在一日，中国的赤化便不可能。诚然，部分学生欢迎工农主义。可是学生并不等于就是国民。而即便是他们，哪怕赤化了，有朝一日也一定会抛却其主张。这是因为国民性，热爱中庸的国民性，远要强于一时之感激的缘故。”

章炳麟氏片刻不停地摇晃着留着长指甲的手，滔滔不绝地阐述着独家学说。而我——只觉得冷。

“那么要复兴中国，采取何种手段为佳呢？这一问题的解决，不论具体如何去做，纸上谈兵是无济于事的。古人也曾道破，识时务者为俊杰。不是从一个主张去演绎，而是从无数的事实来归纳，此即为识时务。识时务而后定计划。所谓因时制宜，归根结蒂，无非便是这个意思……”

我一面侧耳倾听，一面不时地眺望着墙上的鳄鱼，并且胡思乱想着与中国毫不相干的事情——那条鳄鱼，无疑熟知睡莲的气息、太阳的光线与温暖的水。如此看来，现在我的寒冷，肯定与那鳄鱼最能相通。鳄鱼哟，被剥制成标本之前，你是幸福的。怜悯我吧，怜悯这依然活着的我。

十二 西洋

问：上海并不单单是中国，同时在另一面也是西洋，这一点应多加留意。单是公园，我看就比日本要进步许多。

答：公园也大体都游了一遍。法国公园和极司菲尔公园，是散步的绝好去处。尤其是在法国公园，嫩叶初生的法国梧桐间，西洋人母亲或乳母让孩子嬉戏玩耍，这情形非常之美。但我看并不见得比日本进步多少，只不过这里的公园是西洋式的吧。未必但凡是西洋式的，便是进步的呀。

问：去过新公园么？

答：当然去过。不过那儿难道不是运动场么？我觉得不像公园。

问：公家花园呢？

答：那公园可真好玩。外国人进出自由，中国人却一个也不得入内。而且还号称“公家”，占尽了命名之妙。

问：可是漫步街头，见到那么多的西洋人，感觉不是挺好吗？这也是在日本见不到的。

答：如此说来，我上次看到过一个没鼻子的西洋人。那种老外要碰上一个，在日本也许倒不容易。

问：那个人么，那是赶上流感时，最先抢戴口罩的家伙。不过漫步街头，比起西洋人来，日本人到底显得寒碜。

答：穿西服的日本人诚如所言。

问：穿和服不更糟么！日本人对肌肤暴露于大庭广众，竟毫无所谓！

答：如果有什么所谓的话，那不过是有所谓的人自己心存猥亵罢了。久米仙人不是因此而从云端摔落下来的么？

问：那么说，西洋人是猥亵的啰？

答：当然，在这一点上是猥亵的。不过，遗憾的是风俗这玩意儿是多数说了算。所以现在不是日本人也觉得光脚外出是下流的事了吗？就是说渐渐地变得比从前猥亵了。

问：可是日本的艺伎之类白昼堂堂竟阔步街头，咱们在西洋人面前也挺不好意思的。

答：哪儿的话。这种事尽管安心，西洋的艺伎也一样阔步街头的，只是你辨认不出罢了。

问：这话说得可有点儿冲。法租界也去了吗？

答：那片住宅区倒很愉快。杨柳如烟，鸠鸣幽微，桃花未谢，中式民宅犹存——

问：那一带差不多就是西洋啊，红瓦、白砖。西洋人的住宅不也很好吗？

答：西洋人的住宅大抵都不怎么样。至少我看到的洋房全是蹩脚货。

问：你居然如此厌恶西洋，我可做梦也没想到……

答：我倒并不厌恶西洋。不过是厌恶俗不可耐的东西罢了。

问：这点我当然也一样。

答：胡说八道！你是宁愿穿洋服，不肯穿和服；宁愿住板搁篓，不肯住高门楼；宁愿吃通心粉，不肯吃刀切面；宁肯喝巴西咖啡，不肯喝山本山——

问：晓得了晓得了。不过墓地总不坏吧，那静安寺路的西洋人墓地？

答：竟然问起墓地来，君亦穷矣。不错，那墓地也很俏皮。不过相比之下，与其躺在大理石的十字架下，我更情愿睡在土馒头里。更别说奇形怪状的天使之类的雕像下面，那更是敬谢不敏了。

问：如此看来，你对上海的西洋丝毫不感兴趣啰？

答：恰恰相反。我极感兴趣。因为诚如所言，上海一方面的确是西洋。无论如何，看到西洋总不失为一件趣事吧？只不过，此处的西洋，便是在不曾见过真正西洋的我看来，也像是赝品。

十三 郑孝胥氏

坊间风传，谓郑孝胥氏悠悠然独处清贫。然而某一阴霾密布的上午，与村田君、波多君一同乘车驶至门前一望，其独处清贫的住所，却远超出我的预想，是一座雄伟的、涂成深灰色的三层楼房。门内满院黄竹，雪球花儿芳香扑鼻。便是我，这样的清贫，无论何时去独处，也可以做到毫无怨言的。

五分钟后，我们被领入客厅。这里除却墙上挂着的书画，几乎别无陈设。不过壁炉台上，左右一对瓷花瓶里，小小的黄龙旗儿垂着尾巴。郑苏戡先生不是中华民国的政治家，而是大清帝国的遗臣。我望着这小旗，忽然想起了依稀记得的某人品评郑氏的一句话：“他人之退而不隐者，殆不可同日论。”

恰在此时，一位略胖的青年悄无声息地走了进来。这便是曾经留学日本的、先生的公子郑垂氏。与之交情甚好的波多君，立刻为我做了介绍。郑垂氏擅长日文，与之交谈，无须烦劳波多村田两先生通译。

身材高大的郑孝胥氏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是稍后不久的事。先生血色极佳，一见之下全不似垂暮老人。眼睛亦有如青年一般，朗若曙星。尤其是胸膛挺得笔直，说话眉飞色舞的样子，反而显得比郑垂氏还要年轻。他身着黑色马褂儿，配以略带靛蓝的浅灰大褂儿，不愧是当年的才子，处处显得风采不凡。非也，即使赋闲归隐的今日，尚且泼辣如此，想当年以康有为为中心，宛然如戏剧一般的戊戌变法之际，扮演辉煌角色之时，更是何等地才情焕发，自是不难想象的。

加上郑氏，我谈论了一会儿中国问题。自然，我也大言不惭地高谈阔论起新借款团成立之后，中国的对日舆论如何如何之类甚不相称的话题来。如此道来，似乎极不认真，但当时我倒并非姑妄言之，而是极为认真地披露自己一家之见的。然而现在反思起来，当时的我似乎多少有点走火入魔。固然这涌血冲头的原因，除了我自己轻薄的根性外，当代中国本身的确也应负一半的责任。倘以为是虚言，不论是谁只管去中国一睹即可。肯定不出一月，便会莫名地想谈论起政治来。这无疑是当代中国的空气中孕育着二十年来之政治问题的缘故。而不敏如我，竟而至于在游历江南一带期间，这股狂热始终未能降温。而且并无人强迫，却整日思考起与艺术相比远为下等的政治来。

郑孝胥氏在政治上，对当代中国是绝望的：中国只要执迷于共和，便永无宁日。然而即便实行王政，倘要突破眼前的难关，也唯有等待英雄出现而已。而这位英雄身处当代，也只得面对利害错综的国际关系。由此看来等待英雄的出现，不啻等待奇迹的出现。

交谈之间，我衔起一支香烟，先生迅即立起身来，将点燃的火柴移至我的烟上。我大为惶恐，一面寻思，看来于待人接客之道，与邻国的君子相比，日本人似乎最为笨拙。

品过红茶后，我们在先生的引导下，来到宽敞的后花园。美丽的草坪四周，栽着先生购自日本的樱花和树干为白色的松树。庭院对侧另有一座涂成深灰的三层楼房，却是最近新建的郑垂氏一家的居所。我漫步园中，眺望着一丛竹林上方阴霾散尽后终于露出的蓝天，再次忖道：如此清贫，我也愿独处一番。

就在撰写这篇原稿时，恰好裱画店送来了一幅挂轴。挂轴上裱贴的，是二度拜访时，先生写给我的七言绝句：“梦奠何如史事强，吴兴题识逊元章。延平剑合夸神异，合浦珠还好秘藏。”面对这龙飞凤舞的墨痕，便觉得犹然怀念与先生相处的那几分钟。在那几分钟里，我并非仅仅面对一位前朝遗臣名士，其实也亲聆了中国现代诗宗、《海藏楼诗集》著者的馨咳。

十四 罪恶

拜启者：

据说上海是中国第一“罪恶渊薮”。要之各国人种麇集于斯，恐怕自然而然地更容易如此吧。仅我所见所闻，风教确乎恶劣。比如中国的黄包车夫会摇身一变成为劫匪，这类新闻报上时有报道。又据说坐在人力车上时，被人从背后抢去帽子，在此地也是家常便饭。最为恶劣的是，为了抢夺耳环，甚至不惜撕裂其耳朵。这种行径与其说是偷盗，也许毋宁是某种Psychopathia Sexualis作祟。在这类犯罪中，有一桩叫作莲英命案的，数月之前，还被写进了戏剧与小说。该案是此地一个唤作拆白党的少年流氓集团成员，为了抢夺钻石戒指，而杀害了一个名叫莲英的妓女。其作案手法，是将被害者骗上汽车，带至徐家汇近旁后勒杀，总之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新花招。而世间舆论则如同在日本亦时有耳闻的那般，认为是侦探片之类的电影带来了坏影响。不过那名叫莲英的妓女，据我所见到的照片，便是出于情面也不能说是美人。

当然卖淫也很兴旺。走到青莲阁之类的茶楼，将近薄暮时分，便可看见无数卖笑女麇至于此。这些人被称作“野鸡”，粗粗看去，似乎没有一人超出二十岁。一见到日本人便口念“阿拿他、阿拿他”，蜂拥而上。除了“阿拿他”，这帮人还会说“撒以狗”。这“撒以狗”是什么意思呢？听说原来日本的军人在日俄战争出征期间，抓住中国妇女往附近的高粱地里拖时，口中所说的“撒，依靠”，便是其滥觞。了解了词源后，会觉得有如相声，然而对我们日本人来说，似乎并非是桩名誉的事体。此外四马路一带总有许多“野鸡”，坐在人力车上，流连徘徊。据说这帮人一旦揽到客人，便让客人坐在车上，而她自己则走路，将客人领回家去。不知出于什么心思，她们大抵戴着眼镜。或许在当今中国，女人戴眼镜是一种流行时尚亦未可知。

鸦片也半公开地到处有人吸。我前去参观的鸦片窟里，便有一位卖笑妇，伴着客人，拥着一盏幽幽的小灯，衔着柄儿长长的烟管。此外据闻还有什么磨镜党、男堂子之类，都是了不得的去处。所谓男堂子，系男人向女人货媚；而磨镜党则为女子以淫戏飨客。耳闻这类故事，便会觉得通衢大道上熙来攘往的中国人中，仿佛有着众多Marquisde Sade，而且实际上恐怕也确有其人。据某位丹麦人说，他在四川、广东等地待了六年，从未听说过尸奸的流言，而在上海只待了三个星期，便目睹了两桩实例。

更有甚者，最近从西伯利亚一带，似有一批形迹可疑的西洋男女大举进军此地。我自己就在与朋友一道漫步于公共花园时，曾被穿着粗俗的俄罗斯人穷追不舍，索求金钱。那人大约仅仅是个普通的乞丐吧，但那份滋味委实不大好受。不过，工部局颇感自疚，故上海也似乎大体会逐渐风纪转好起来。其实在西洋人方面，什么爱尔多拉多，巴勒莫之类低级趣味的咖啡馆业已关闭。不过，远在邻近郊区的代尔·蒙台一代，依然有大批做生意的联袂前来。

Green satin，and a dance，white wine and gleaming laughter，with two nodding earrings—these are Lotus．

这是蒂金斯吟咏沪上名妓阿莲（Lotus）诗中的一节。“醇启笑颜”——这不单是阿莲一人，混迹于印度人之间，倾听着交响乐队演奏的女人们，终究不出其外。

谨此。

十五 南国美人（上）

在上海，我见到了许多美人。不知是何种因缘，与她们相见总是在小有天酒楼。据说此处是近年物故的清道人李瑞清捧红的。甚至留下“道道非常道，天天小有天”这么一副妙联，可想而知其捧场实非寻常，而是热心投入。只不过这位著名文人据说拥有非同凡响的胃囊，一次能吃下七十只螃蟹。

总之，上海的饭馆并非惬意的去处。包房之间的隔墙就连小有天也是极伤风雅的板壁。而桌上摆放的器物，甚至以讲究著称的一品香，与日本的西菜馆也无甚差别。此外如雅叙园、杏花楼，乃至兴华川菜馆，除却味觉的满足以外，其他方面与其说是差强人意，未若说是处处让人感到惊愕。尤其是有一次波多君在雅叙园赐宴，我向跑堂的打听便所在何处，他居然要我在厨房的清洗池里解决。而其实在我之前，已经有一位满身油腻的厨子为我示范了先例。令人退避三舍而犹恐不及。

然而菜肴却要比日本美味。恕我摆出行家的面孔高谈阔论，我去过的上海菜馆，要逊于诸如瑞记、厚德福之类的北京菜馆。可是尽管如此，倘与东京的中餐馆相比，便是小有天也要远为美味。而价钱之便宜，只是日本的五分之一。

离题太远了，我所见过的美人之多，莫过于同神州日报的社长余洵氏会餐之时。如前所述，那也是在小有天的楼上。那小有天原来竟坐落于在夜上海也算闹猛非常的三马路上，栏杆外车水马龙，闹声片刻不绝，而楼上自然也是笑语、歌声、伴奏的琴声沸反盈天。我置身于这喧嚣之中，一面啜饮着玫瑰茶，一面望着余君谷氏在局票上笔走龙蛇，仿佛自己不是来到了菜馆，而是坐在邮局的凳子上等候，顿生匆忙之感。

局票是在洋纸上用红字蜿蜒地印着“叫××速至三马路大舞台东首小有天闽菜馆××座侍酒勿延”的字样。好像雅叙园的局票上一隅印有“毋忘国耻”，排日的气焰逼人，所幸此处的未见这类句子。（局票好比大阪的“逢状”，是传呼校书的用笺。）余氏在其中一张上写好我的姓，再加上了“梅逢春”三字。

“这就是那个林黛玉，已经行年五十八了。熟知最近二十年政局秘密的，除了大总统徐世昌，就数此人了。算是你叫的，做个参考吧。”

余氏微微笑着，又写起另一张局票来。余氏日语娴熟。据云尝用日中两种语言发表席间致词，竟令座上宾客德富苏峰氏感服不已。

未几，我们——余氏及波多君、村田君和我，围桌落座，最先到来的是名叫爱春的美人。这是一位看上去聪明伶俐、多少与日本的女学生相仿佛、风度甚佳的圆脸姑娘。上着带有白色织纹的淡紫衣裳，下穿青瓷色的裤子，上面也有花纹。头发梳成辫子，上端扎着青色发绳，长长地垂在脑后。额前留着刘海，也与日本的少女无异。此外胸佩翡翠蝴蝶，耳坠金子与珍珠耳环，手带金表，一律熠熠生辉。

十六 南国美人（中）

我倾慕不已，甚至在挥动长长的象牙筷子之际，也目不转睛地望着这位美人。然而珍馐佳馔源源不断地运上桌来，美人也陆续迤逦到场。终究不是只对爱春一人大发感叹的场合。我又端详起第二位走进来、名唤时鸿的姑娘来。

这位叫作时鸿的姑娘，并不比爱春出落得更美，然而却长着一副颇具特色的面庞。整体上格调甚强，带有莫名的田园气息。除去梳成辫子的头发上扎的头绳是桃红色的以外，一身穿戴与爱春无异。衣服则是深紫色的缎子上，镶着银色与蓝色交织、宽约五分的边。据余君谷氏的说明，该伎出身江西，打扮也不刻意追逐时流，古风犹存。虽说如此，胭脂白粉也极浓艳，远胜以素面自许的爱春。看着她的手表，左胸前的钻石蝴蝶，硕大浑圆的珍珠项链，右手上镶着两颗宝石的戒指，我暗加赞许，心想纵然是新桥的艺伎，打扮得如此灿烂的，恐怕一人也无。

时鸿之后进来的——如此一一写下去的话，连我自己也要疲倦不堪了，其余的姑且割爱，只对两位略作介绍吧。其中一人名叫洛娥，眼见就要与贵州省长王文华结婚了，王却在此时遭人暗杀，因此直至今日还在操艺伎营生，真是红颜薄命。她身穿一袭黑缎子衣裳，仅插了一朵香味好闻的白兰花，此外别无修饰。年纪轻轻却穿戴朴素，一双明眸澄若秋水，给人以淡雅的印象。还有一位，是年仅十二三岁的温顺的少女，连金手镯、珍珠首饰，由这位艺伎戴起来，看上去也仿佛玩具一般。而且有人打趣时，便如同世间寻常处子一样，露出害羞的神情。更奇妙的是——倘是日本人，定会令人忍俊不禁，她是“天竺”这一名字的主人。

这些美人们按照局票上写的客人姓名，依次在我们身旁落座。然而我所传请的那位一代娇名盖世的林黛玉，却久久不露尊容。这时一位名叫秦楼的姑娘，手夹着吸了一半的纸烟，悠扬婉转地唱起了西皮调的《汾河湾》来。姑娘演唱时，一般似乎都有胡琴伴奏。拉胡琴的男子不知何故，拉琴时大都戴着大煞风景的鸭舌帽或礼帽。胡琴多系在竹筒做成的琴体上，绷上蛇皮制成。秦楼一曲唱毕，这次轮到了时鸿。她不用胡琴伴奏，而是自弹琵琶，唱了一支凄婉的曲儿。江西，她的故乡，正是浔阳江上的平野。倘像中学生似的沉湎于感慨，则枫叶荻花瑟瑟之秋，令江州司马白乐天泪湿青衫的琵琶曲，恐怕就是这样的曲调亦未可知。时鸿唱完又是萍乡唱。萍乡唱毕，村田君突然起立，“八月十五月光明”，唱起西皮调的《武家坡》来，让我大吃一惊。当然若非如此灵慧，恐怕也不易做到像他那般通晓中国生活的里里外外。

花名林黛玉的梅逢春终于姗姗驾临时，已经是桌上的鱼翅汤残羹狼藉之后了。她比我想象的更近于娼妇类型，是个丰腴浑圆的女人。其容貌如今望去已不美丽，尽管涂脂抹粉，但唯一能令人想象其往年丽色的，是细眼中娇艳的目光。不过想到她的年龄——说是行年五十八岁，便总觉得难以置信。乍一看去，至多不过四十岁。尤其是她的手，就像孩童一般，手指根处的关节，深深陷入胖乎乎的手背里。装束是镶了银边的兰花黑缎衣裳和相同质料万字花案的裤子。耳环、手镯、垂在胸前的坠件，全系金银制的底座上整面地镶嵌着翡翠与钻石。尤其是戒指，那钻石大如雀卵。这副装扮，本不应在通衢大道旁的饭馆里看到，这是让人联想起罪恶与奢靡交织的，诸如《天鹅绒之梦》那种谷崎润一郎小说世界的装扮。

然而尽管年事已高，林黛玉毕竟是林黛玉。她是何等地才情过人，只需观其言谈举止，便可想象，不仅如此，几分钟后，她合着胡琴与笛子唱起秦腔时，与歌声一起迸发出的力量，的确压倒了群芳。

十七 南国美人（下）

“怎么样，那林黛玉？”

她离席而去后，余氏向我问道。

“女中豪杰呀，没想到居然那样年轻。”

“听说她年轻时一直吃珍珠粉。珍珠是长生不老的灵药嘛。如果不抽鸦片，她还会更加年轻呢。”

此时，林黛玉空出的座位上，已坐上了新来的姑娘。这是一位肤色白皙，身材娇小，颇具大家闺秀风范的美人。身穿百宝图案的淡紫缎子衣裳，耳戴水晶耳环，都凸现了这姑娘的品位。我赶快请教芳名，答曰花宝玉。花宝玉——这位美人说出这个名字的发音时，宛然如鸠鸣莺啼。我取烟递去，想起了杜少陵“布谷处处催春种”的诗。

“芥川先生。”

余洵氏一面以老酒相劝，一面难言似的呼唤我的名字。

“怎么样，中国的女人？喜欢吗？”

“哪儿的女人我都喜欢，中国的女人也很漂亮啊。”

“你觉得什么地方好？”

“这个嘛，我觉得最美的地方恐怕是耳朵。”

实际上，我对中国美人的耳朵颇怀敬意。日本女人在这一点上到底非中国人之敌。日本人的耳朵太平板，而且肉厚者居多。其中有不少与其称作耳朵，未若说是出于某种机缘而长在头上的菌菇似的物事。按此与深海之鱼盲目失明同。日本人的耳朵自古以来一直藏身于涂抹了发油的鬓发之后，而中国女子的耳朵不仅一直处于春风吹拂之下，而且还郑重其事地饰以宝石耳环之类。因而日本女子的耳朵便像今天这般堕落了，而中国人的耳朵则自然而然保养甚佳，十分美丽。眼前这位花宝玉，便生着一双有如小贝壳似的、特别可爱的耳朵。《西厢记》中的莺莺所谓“他钗亸玉斜横，髻偏云乱挽，日高犹自不明眸，畅好是懒、懒。半晌抬身，几回搔耳，一声长叹”，一定也是这样的耳朵。笠翁昔日曾详细论述中国女子的美（《闲情偶寄》卷三“声容部”），却未尝有一言提及这耳朵。就这一点而言，伟大的戏曲十种的作者，也只能将这发现的功劳，让与在下芥川龙之介。

辩完耳朵论之后，我同其他三君一道，吃了放有砂糖的粥。然后走到熙攘的三马路上，去参观妓馆。

妓馆大体都在大道左右石块铺路的小巷两侧。余氏引导着我们辨读着门灯上的名字前行，须臾来到一家门前，排闼而入。进门处是萧索的未铺地板的房间，几个穿戴粗陋的中国人有的在吃饭有的在干活。倘非事先知道，谁也不会相信这便是妓女的住宅。然而沿着楼梯一登上二楼，却是小巧玲珑的中式沙龙，里面明亮的电灯光辉灿然。紫檀椅子排列成行，巨大的镜子矗立一角，毕竟还是一流的妓馆。贴着青色壁纸的墙上，一溜排悬挂着好几只玻璃镜框，里面装着南画。

“在中国要做艺伎的娇客，并不是一桩容易的事。你瞧连这些家具之类的，也都得替她买齐了才行哪。”

余氏一面同我们喝茶，一面将各种嫖界的规矩娓娓道来。

“而且像今晚来的这几位姑娘就更了不得啦，要想做她们的娇客，起码也得要五百块钱。”

这时候，刚才的那位花宝玉，从隔壁房间打了个照面。中国的艺伎出局陪酒，往往只坐五分多钟便打道回府了。刚才还身在小有天的花宝玉，此刻已回到此处亦非不可思议。非但如此，在中国做娇客的人——以下请参照井上红梅氏著《中国风俗》卷之“花柳语汇”好了。

我们和两三位姑娘一起，吃吃瓜子，抽抽香烟，聊了会儿闲话。当然，说是闲话，而我却与哑巴无异。波多君手指着我，告诉一位看上去似乎挺调皮的年幼姑娘说：“他不是东洋人，是广东人。”姑娘便问村田君此话当真？村田君也说：“是的，是的。”我一面听着他们言来语往，一面独自漫然思索着无关紧要的事——日本有支歌曲叫作《讨考冬雅来哪》，那句“冬雅来哪”没准就是由“东洋人”变来的也未可知……

二十分钟后，少许感到有些无聊的我，在屋里踱来踱去，顺势向隔壁房间偷觑一眼。不承想竟看见温柔可人的花宝玉和肥胖的阿姨一起围着餐桌吃夜饭。桌上只摆着一个盘子，而那盘子里盛的只有一味青菜而已，花宝玉却依然吃得津津有味。我不由得面露笑意。出局来到小有天的花宝玉，也许不愧为南国美人。然而这位花宝玉——咬着菜根的花宝玉，却是超然于任荡子玩弄的尤物之上的某种存在。直到此时，我才首次对中国女子产生了理所当然的亲近感。

十八 李人杰氏

“与村田君访李人杰氏，李氏年方二十有八，以信条言系社会主义者，上海‘青年中国’代表之一人也。途中电车窗外见街树青青，既迎夏日，天阴，稀有日色。风起而尘不扬。”

这是拜访李氏后，我信手写下的札记。现在打开手册看时，潦草的铅笔字有不少快要湮灭了。文章自然是芜杂的。然而当时的心情或许反而正清晰地表现在这芜杂之中也未可知。

有僮，即引予等至客厅。有长方形桌一，洋风椅子二三，桌上有盘，盛陶制果物。梨、葡萄、苹果——除此自然之拙劣模仿外，另无装饰，足慰客目。然室内尘埃不见，满溢简素之气。愉快。

数分后，李人杰氏来。身材瘦小之青年也。发略长，细面，血色不甚佳。双目炯炯，才气焕发。手小。态度颇真挚。其真挚同时又令人察知其锐敏之神经。刹那之印象不恶。如触细且强韧时钟之弹机也。隔桌与予相对。氏着鼠色之大褂儿。

李氏曾在东京大学里待过，日语极其流畅。尤其是烦琐的大道理，也能让对方明白领会，这手本事，在我的日语之上亦未可知。另外笔记上虽未有记录，在我们被让进的客厅里，通往二楼的楼梯牢牢地扎根于一隅，因而有人走下楼梯来时，客人首先看见的是脚。李人杰氏亦复如是，我们最先看见的，是中国布鞋。除了李氏之外，任何天下名士，我还不曾有过先从足尖看起的经验。

李氏云，现代中国应将如何？此问题之解决，不在共和亦不在复辟。此种政治革命于中国改造之无力，过去既已证明之矣。现在亦复将证明之。然吾人之当努力者，唯社会革命一途而已耳。此乃宣传文化运动之‘青年中国’之思想家尽皆呼号之主张也。李氏又云，欲兴社会革命，须赖普罗帕刚达。故此吾人事者述焉。且觉醒之中国士人，于新知识并不冷淡。非也，乃饥渴于知识也。然可充此饥渴之书籍杂志匮乏，如之奈何？予为君断言：刻下之急务在著述。或如李氏言耶。现代之中国无民意。无民意则革命不生，况其成功乎？李氏又云，种子在乎，唯惧万里之荒芜，或吾力之不逮也。是以不得无忧，吾人之肉体堪此劳任否。言毕颦眉。予同情之。李氏又云，近时所应注目者，中国银行团之势力也。姑不问其背后势力若何，北京政府为中国银行团所左右之倾向，乃难以打消之事实。此亦不必悲哀也。何者，吾人之敌——吾人当集中炮火以轰击之标的，定为一银行团可也。予云，予失望于中国之艺术，予目之所及，小说绘画，不足以共而谈之。然观中国之现状，期待斯土艺术之兴隆，期待者毋宁似误也。除宣传手段以外，问君有无顾及艺术之余裕乎？李云，几近于无。

我的笔记到此为止。不过李的言谈举止煞是爽快利落，致令同行的村田君浩叹“此君脑子极灵”，亦非不可思议。不唯如此，李氏留学期间还曾读过一两篇我的小说，无疑此事也的确增加了我对他的好感。连我这样的正人君子都不能免俗，可见小说家便是虚荣心旺盛如许的人种。

十九 日本人

应召去上海纺织会社的小岛氏处赴晚宴时，见他住所前的院子里，栽着小小的樱树。于是同行的四十起氏叹道：“看呀，樱花开了。”而且其声调之中蕴藏着一种莫名的欣喜。而迎迓至门口的小岛氏，形容得夸张点的话，也满面仿佛是从美洲大陆归来的哥伦布炫示海外奇珍似的神情。然而那樱花却只不过是在瘦弱的细枝上绽开贫瘠的几朵罢了。我当时对这两位先生何以如此欣喜若狂，内心颇觉得不解。然而在上海逗留余月后，方才明白这并非仅限于他们两位，原来人尽如此。日本人是何许人种，这远非我所能够知晓。然而来到海外以后，便是不问重瓣也罢单瓣也罢，总之是只要能看到樱花，遽尔便感到幸福的人种。

*

前往同文书院参观时，走在学生宿舍的二楼，望见了走廊尽头窗外青青的麦海。那麦田里，随处点缀着平凡的油菜花丛。最后，在这一切的背后，低矮的屋顶在远处连绵成片，上空是一面巨大的鲤鱼旗。鲤鱼在风的吹拂下，矫健地上下翻腾。只这么一面鲤鱼旗，便令景致顿改。竟以为自己并非身处中国，而是在故国日本。然而走近窗际望去，眼底下的麦田里，中国的农夫正在劳动。这莫名其妙地让我生了一种岂有此理的感觉。我眺望着遥远的上海天空的日本鲤鱼旗，同样也多少感到快慰。也许并无资格嘲笑别人的樱花亦未可知。

*

我曾接到过上海日本妇女俱乐部的邀请，地点好像是坐落于法租界的松本夫人邸第。铺着白布的圆桌，桌上的千日菊、红茶、点心、三明治……围桌而坐的夫人太太都比我预想的还要温良贤淑。我和这些夫人太太们谈论着小说戏剧，于是一位夫人这样向我说道：

“这个月《中央公论》上您写的小说《乌鸦》非常有意思。”

“不，不，拙劣得很。”

我谦虚地答道，心想真该让《乌鸦》的作者宇野浩二听听这段对话。

*

听南阳号船长竹内氏说，在汉口的滨江路上，曾看见不知是美国还是英国的船员和日本女人坐在一起。那女人一看便知其职业。据说竹内氏看到这情形颇觉不快。听到这段故事后，我走在北四川路上时，见对面驰来的汽车上，三四个日本艺伎拥着一个西洋人，频频相戏，然而并未像竹内氏那样感到有什么不快。但其觉得不快，亦未始不可理解，甚至毋宁对这种心理油然产生兴趣。在这一场合仅仅是心情不快罢了，若将之扩大，则何尝不就是爱国义愤呢？

*

据说有一位叫作X的日本人。X在上海住了二十年，婚是在上海结的，孩子也是在上海生的。因而X对上海怀有热烈的眷恋。偶尔有客人自日本来，便总要将上海夸耀一番。建筑、道路、饮食、娱乐——哪一样日本也比不了上海。上海同西洋一般无二，与其蹇滞在日本，还是尽早到上海来吧——他甚至这样敦促客人。这位X死时，取出他的遗嘱一看，却出人意料地写道：“遗骨无论如何必须埋葬在日本……”

一日我在宾馆的窗边，口衔哈瓦那雪茄，想起了这段故事。X的矛盾是嘲笑不得的。我们在这一点上，大抵都与X难兄难弟。

二十 徐家汇

[明万历年间。墙外。处处绿柳垂荫。墙内遥见天主堂的屋脊，顶上的金十字架在落日下闪闪发光。一云游僧与村童上。

僧：徐公府第是那里么？

童：就是那儿——爷叔你去那儿也没得斋饭吃的，老爷顶讨厌和尚了。

僧：好好好，这个我晓得。

童：晓得了就勿要去了呀。

僧：（苦笑）这孩子好厉害的嘴。我不是要去挂锡，我是来跟天主教的和尚理论的。

童：是？那你就随便吧，吃了家人们揍也没人管的噢——

[童奔下。

僧：（独白）那边厢就看得见教堂屋顶，可门又在哪儿呢？

[一红毛传教士骑驴而过，后一仆从之。

僧：喂，请问……

[传教士止住驴。

僧：（勇敢地）从何处来？

传教士：（莫名其妙地）我刚从教友家回来呀。

僧：黄巢过后还收得剑否？

[传教士呆若木鸡。

僧：还收得剑否？道来！道来！若不道来……（僧手挥如意，欲打传教士。仆将僧推倒。）

仆：他是个疯子。甭理他，您老请回吧。

[传教士等去。僧起。

僧：可恨的外道，连如意也折断了，钵儿弄到哪儿去了？

[墙内响起赞美诗。

*

[清雍正年间。草原。处处绿柳垂荫。其间可见荒废的礼拜堂。村姑三人，皆手挎竹篮，在摘艾蒿。

甲：云雀的叫声响得烦煞人。

乙：是的呀。——哟，讨厌的蜥蜴。

甲：你阿姐还没出嫁吗？

乙：大概要到下个号头吧。

丙：啊哟，格是啥物事呀？（拾起一个沾满泥土的十字架。丙为三人中最年少者。）上面还雕着人像呢。

乙：啥物事？让我看看。格物事叫作十字架呀。

丙：十字架是啥物事？

乙：是天主教的人拿的东西。格是金子的？

甲：勿要瞎讲。拿着那种物事，弄不好又要像老张一样，被人家把脑袋斩下来。

丙：格么再把它照老样子埋埋好好？

甲：对对，格楞样子最好。

乙：是的。格楞样做好像勿会有问题。

[众村姑下。数小时后，暮色渐临。丙与一盲目老者上。

老：那就赶快找吧，有人来打搅就麻烦了。

丙：啊，格得，是格物事不是？

[新月的清辉。老者手擎十字架，缓缓地垂头默祷。

*

[中华民国十年。麦田中央有花岗石的十字架。绿柳上方，可见天主堂的尖塔屹立，上摩云端。日本人五，迤逦穿过麦田。其中一人为同文书院学生。

甲：那座天主堂是何时建造的？

乙：据说是道光末年。（翻开旅游指南）进深二百五十英尺，宽一百二十七英尺，那座塔高度是一百六十九英尺。

学生：那是墓。那个十字架——

甲：果不其然，看这些残存的石柱石兽，恐怕从前更加壮观吧。

丁：那是一定的喽，大臣的墓嘛。

学生：这砖砌的底座上不是镶嵌着石碑吗？这就是徐氏的墓志铭。

丁：写的是“明故少保加赠太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徐文定公墓前十字记”。

甲：另外还有别的墓吗？

乙：这个么，恐怕有吧……

丙：（自远处高呼）请站好别动，我来拍张照片。

[四人立于十字架前。数秒不自然的沉默。

二十一 最后一瞥

村田君与波多君去后，我衔着香烟，走上凤阳号的甲板。灯火通明的码头上人影已稀。对面的大街上，三四层高的红砖建筑耸入夜空。这时一个苦力身后拖着鲜明的影子，走过眼底下的码头。倘随着那苦力一起前行，便可自然来到上次曾去取过护照的日本领事馆门前。

我沿着静静的甲板，向船尾走去。从这里向下游望去，外滩大道上点点灯光灿若星汉。横跨苏州河口、白昼里车马不绝的花园大桥能看得见不？桥下那座公园虽看不出嫩叶的翠绿，但依稀可见的，仿佛正是那片树林。上次去游玩时，白茫茫的水柱高高涌起的喷水池畔草坪上，一个身穿S．M．C．红色号衣、伛偻病人似的中国人在拾着烟蒂。那座公园的花坛上，郁金香和黄水仙现在依旧在电灯光下灿烂开放么？穿过公园走到对面，便可看见庭院深深的英国领事馆和正金银行。从侧畔沿着江岸前行，再向左转，小巷里便是Lyceum Theatre（兰心剧院）。那入口处的石阶上，Comic Opera（喜歌剧）的彩色大海报牌虽然还立在那儿，大约已经杳无人迹了吧。这时一辆汽车沿着江边疾驰而来。蔷薇花、丝绸、项链上的琥珀——这些东西在眼前一晃而过。那一定是赴Calton Café（加尔顿咖啡馆）跳舞去的。随后，阒然静寂的大道上，有人哼着小调，靴声跫然地走过。Chin Chin Chinaman（中国佬）——我将香烟屁股扔进了昏暗的黄浦江水中，缓缓地走回大厅。

大厅里也杳无人迹。唯有铺着地毯的地板上，盆栽兰花的叶子熠熠生辉。我倚在长椅上，漫然沉湎于回忆之中——拜会吴景濂氏时，吴氏剃成平头的硕大脑袋上，贴着紫色的膏药。并且一边虑念着患部，一面愤愤地说：“生了个疖子。”那疖子痊愈了没有？——与醉步蹒跚的四十起氏走在昏暗的街道上，恰好在我们的脑袋上方，有一正方形的小窗。窗子朝着雨云密布的天空，斜斜地射去一道光芒。而窗口处一位年轻的中国女子仿佛小鸟一般，俯视着眼底下的我们。四十起氏指着她告诉我：“那就是了，广东妞儿。”今天晚上那女子也许还会在那儿，探出脸来。——树木成荫的法租界，马车轻快地向前疾奔。远处，一个中国马夫牵着两匹马儿，其中的一匹不知何故突然躺倒在地上。于是同乘的村田君说：“那马是因为背上痒了。”消除了我的疑念。——我一面想着这些事，一面伸手在夹衣口袋里摸香烟，然而拿出来的，不是黄色的埃及烟盒，而是前天晚间放在里面的中国戏单。同时什么东西从戏单里滚落在地板上，那东西——一瞬之后，我拾起了一枝枯萎了的白兰花。我嗅了嗅那朵白兰花，却已经连香味也荡然无存了，花瓣变成了褐色。“白兰花、白兰花。”这叫卖声曾几何时也变成了追忆而已。凝望这花儿在南国美人的胸前飘溢芳香，如今也恍若梦境。我发觉自己有可能堕入肤浅的感伤的危险，遂将枯萎的白兰花掷在地板上，点燃了一支香烟，开始读起了临行前小岛氏馈赠的梅丽·斯托普斯的书来。

1. 长野守敬（1885—1949），号草风，日本画家，曾于1923年、1925年两度来华。
2. 门司，福冈县一港市，今为北九州市。
3. 实际上的登船日期应为三月二十九日。
4. 玄海，即玄海滩，指福冈县西北方海域。
5. 芥川的确收藏有这样一只钵。
6. 日本阿尔卑斯，本州中部的山脉，由英国人高兰德仿照欧洲的阿尔卑斯山脉命名。
7. 初代彭她，明治（1868—1912）末期的名妓，美貌善舞。
8. 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1813—1883），德国作曲家。
9. 《佛里根德·何尔兰德尔》（Derfliegende Holländer），即瓦格纳的歌剧《漫泊的荷兰人》。
10. 村田孜郎，号乌江，大阪每日新闻社驻沪记者。
11. 未详，当为大阪每日新闻社记者。
12. 时任路透社驻沪记者，在东京任上与芥川曾有交往。
13. 江户，东京旧称。
14. 三四层楼房，在当时的日本颇少见，只有东京的银座之类繁华街区可见到。红砖建筑在木屋为主的日本更是维新后的新事物，具有象征先进文明的意义。
15. 金玉均（1851—1894），朝鲜李朝末期政治家。因亲日立场受批判曾亡命日本，后在上海遭暗杀。
16. 东亚洋行，日本人经营的旅馆，位于四川北路。
17. 泽村幸夫，大阪每日新闻社职员，后做过驻沪记者。
18. 万岁馆，主要接待日本人的旅馆，位于西华德路（今东长治路）。
19. 谢法德，即英文shepherd（牧羊人）的音译。
20. 日本邮船株式会社，成立于明治十八年（1885年），当时是日本最大的远洋海运公司。
21. 南京米，指中国产、黏质较弱的籼米。
22. 久米正雄（1891—1952），小说家，剧作家。芥川的同学、好友。
23. awfully sentimental，英语甚为感伤意。
24. 咖啡巴黎将，法文Café Parisien的译音，意即巴黎人咖啡厅。
25. 浅草，东京地名，集中了多家面向普通市民的娱乐场所。
26. 奥诺雷·杜米埃（Honoré Daumier，1808—1874），法国讽刺漫画家。
27. 薄田淳介（1877—1945），诗人，号泣堇。时为大阪每日新闻社学艺部长。
28. 西村贞吉，芥川在东京府立第三中学时代的同学。
29. 岛津长次郎（1871—1948），俳号四十起。1900年来沪，直至日本战败投降。其间业余从事俳句创作，但芥川在致友人函中却称他“既不懂俳句也不懂和歌”。
30. 井川氏，芥川一高时的挚友井川（后入赘恒藤家，随妻姓）恭之兄，时在南满州铁道株式会社（满铁）工作。
31. 弗里德里希·拉·莫特·福凯（Frie drichdela Motte Fouqué，1777—1843），法裔德国浪漫派诗人。
32. 蒂金斯（Eunice Tietjens，1884—1944），芝加哥出身的美国女诗人，曾在中国生活两年，代表作为诗集《中国侧影》（Profiles from China，1917）。
33. 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英国外交官，汉学家。
34. 王次回，即王彦泓（1593—1642），字次回，明诗人，金坛人，诗多艳体。
35. 菊池宽（1888—1948），小说家、剧作家。
36. 后架，日文，意为厕所。
37. 与谢芜村（1716—1783），江户中期的俳人，画家。
38. 松尾芭蕉（1644—1694），江户前期的大俳人。
39. 疑指陈炯明。
40. 日英两国曾于1901年缔结同盟，维护其在中国的利益，1922年被废除。此处指主张继续维持同盟的见解。
41. 柳泽淇园（1706—1758），名里恭，字公美，江户中期的文人画家。昔日的日本文人每每将姓按中文的习惯去读，如此处将“柳泽”缩为“柳”。
42. “令人提心吊胆”云云，是说仇英的画乃赝品。
43. 香取秀真（1874—1954），名秀治郎，歌人，工艺家。与芥川同住东京田端，有交往。
44. 有乐座，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建于东京千代田区有乐町的剧院，毁于关东大地震。
45. 能剧，日本的传统歌舞剧之一种。
46. 《戏考》，王大错撰，京剧台本集，全四十集，上海中华图书馆出版。
47. 明武宗，明朝第十一代皇帝，1506—1521年在位，年号正德。
48. 梅若万三郎（1868—1945），能剧名优。
49. 辻武雄（1863—1931），号听花，汉学家，通京剧。
50. 日本的歌舞伎演员多以市川为姓，故借指歌舞伎，并无市川这一流派。
51. 编者注：亦舞台，京剧剧场，原为1912年创办的中华大戏院，1917年改名。
52. 帝国剧场，位于东京中央区丸之内，当时日本最先进的西式剧院。
53. 日文“谢谢”的发音。
54. 季题，同“季语”。写俳句时必须用一表现季节的词语，称“季语”。
55. 法国公园（Jardin de France），今复兴公园。
56. 极司菲尔公园（Jessfield Park），今中山公园。
57. 新公园，即虹口公园，今鲁迅公园。
58. 公家花园（Public Garden），今黄浦公园。
59. 久米仙人，日本传说中的仙人，有神力，能驾云飞天。因看见洗衣女子的小腿而神力顿消。
60. 板搁篓（Bungalow），孟加拉式带平台的木制平房。
61. 山本山是东京日本桥的一家百年老店，以卖茶叶著称。此处用作日本茶的代称。
62. 郑孝胥，字苏戡，中国近代政治人物、书法家。
63. 1920年10月15日，英国汇丰银行、法国印支银行、日本正金银行、美国摩根银行同与当时的北洋政府缔结了贷款协议，新借款团便是指这几家银行。
64. Psychopathia Sexualis，拉丁文，指变态性欲。
65. “阿拿他”，日文，意为“小亲亲”。
66. “撒，依靠”，日文，意为“快走呀”。
67. 萨德侯爵（Marquis de Sade，1740—1814），法国小说家，善描写倒错变态性爱。
68. 疑即后文《长江游记》中出现的芦丝。
69. 爱尔多拉多（El Doraolo），西班牙文，意为“镀金物”。传说中盛产黄金的理想国，在美国北部。
70. 巴勒莫（Palermo），西西里岛西北部的港市。
71. “绿袖舞翩跹，醇启笑颜。摇摇双耳坠，袅袅是阿莲。”见Profilesfrom China，p．74。
72. 李瑞清（1867—1927），字仲麟，号梅庵、梅痴、清道人。光绪进士，书画家。张大千曾师事于他。
73. 德富猪一郎（1863—1957），号苏峰。政治家、记者，创立民友社，主宰《国民新闻》。曾数度来华，著有《中国漫游记》等。
74. 新桥，东京地名，往年是与柳桥、赤坂齐名的艺伎街。
75. 天竺，系印度古称。
76. 《汾河湾》，京剧剧目，说的是薛仁贵还乡的故事。
77. 《武家坡》，或名《五家坡》，又名《平贵回窑》，又名《跑坡》，唱的是薛平贵和王宝钏重逢的故事。
78. 谷崎润一郎的短篇小说，以杭州为舞台，表现了谷崎的所谓“中国趣味”。
79. 谷崎润一郎（1886—1965），小说家。写过一些中国题材、具有神秘风格的小说。
80. 李渔（1611—1679），字笠翁，明末清初的剧作家，《闲情偶寄》为其随笔集。
81. 南画，即南宗画，山水画两大流派之一，被认为源自唐代王维、五代巨然、宋代米芾等。
82. 井上红梅，日本汉学家，著有《中国风俗》一书，1921年5月出版。
83. 普罗帕刚达，即英文“propaganda”的音译。
84. 同文书院，日本人在上海设立的四年制大学，主要目的是为“大陆经略政策”培养人才。
85. 鲤鱼旗，用布做成筒状，绘以鲤鱼纹的旗帜，用以祝福男儿健康成长。
86. 《中央公论》，日本综合杂志。当时设有文艺栏，发表小说等文学作品。
87. 宇野浩二（1891—1961），日本小说家，本名格次郎。
88. 北四川路，即今四川北路。
89. 徐公，指徐光启（1562—1633）。
90. 花园大桥，即外白渡桥，当时洋人呼为Garden Bridge。
91. S．M．C．，英文Shanghai Management Committee的缩写，即工部局。
92. 正金银行，日本银行名，全称为横滨正金银行，1880年设，专事外贸金融。今东京银行（现与三菱银行合并，称东京三菱银行）的前身。
93. 梅丽·斯托普斯（Marie Carmichael Stopes，1880—1958），英国节制生育的先驱，以《婚后之爱》（Married Love，1918）等著作享有盛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