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游记

一 海上

就在即将启程离开东京的当日，长野草风氏前来话别。原来长野氏也打算半个月后动身赴中国旅行。其时，长野氏好意地将一道晕船药传授给了我。可是自门司买舟，只需二昼夜甚至更短，即可径抵上海。充其量无非两昼夜的航海罢了，便要带上晕船药之类，长野氏的怯懦亦可知也。——作如是思的我，在三月二十一日午后登上筑后号的舷梯时，望着风雨中波澜起伏的港湾，再次怜悯起长野草风画伯的恐海症来。

然而轻侮故友即遇天罚。船刚一驶至玄海，眼见着海面就恣肆暴虐起来。我与同舱的马杉君坐在最高层甲板的藤椅上，撞击在舷边的浪沫，不时劈头盖脸地浇将下来。大海自然是变成了浑白一片，轰轰隆隆，兜底朝天地翻腾上来。远处隐约浮现出岛屿的影子，原来却是九州本土。只见惯于乘船的马杉君怡然地吞云吐雾，全无不适的神色。我将外套领子竖起，双手插在口袋里，不时含上几粒仁丹。——要之，心里由衷地佩服长野草风氏：备下晕船之药，实在是贤明之举。

曾几何时，身旁的马杉君去了酒吧或是何处。我依旧悠悠自得地靠在藤椅上。在旁人看来是一副悠悠自得的架势，而其实我脑中的不安却远不是那么回事。只要身体稍微一动，便头晕目眩，并且胃囊之内似乎也不稳妥起来。眼前一位船员不停地在甲板上来回踱步，后来才得知，他其实也是一位可怜的晕船病患者。那眼花缭乱的徘徊，令我特别地不快。此时远方的浪涛之中，一艘拖网渔船喷吐着细细的烟，几乎将船身淹没，惊险万分地行进着。究竟有何必要非在滔天巨浪中航行？这艘船当时也是令我怨愤不已的家伙。

因此我一心一意地去思考愉快的事，以期忘却眼下的痛苦。孩子、花草、涡型福字纹钵、日本阿尔卑斯、初代彭她……其他尚有什么就记不清了。对对，还有好像是瓦格纳年轻时，乘船横渡英吉利海峡，遇上过疯狂的暴风雨。而当时的经验，在日后写作《佛里根德·何尔兰德尔》时，发挥了重大作用。如此等等，浮想联翩，而脑袋却益发飘飘忽忽起来，腹内依旧倒海翻江。最后终于忍不住咒道：什么瓦格纳砖格纳的，统统喂狗去吧！

约莫过了十来分钟，躺倒在铺位上的我的耳中，传来了杯盘刀叉之类一齐从餐桌上滚落到地板上去的声响。然而我煞费苦心地强忍着，固执地不让胃里的东西夺口喷出来。当时之所以能够那等英勇，乃是因为担心染此晕船病的，或许仅为自己一人而已的缘故。虚荣这玩意儿，在这种时候，出人意料地似乎竟可以取代武士道的功用。

然而到了翌晨，至少一等船客中，听说由于晕船，除了一位美利坚人外，竟无一人光顾餐厅。而且，那位非同凡响的美利坚人饭后还独自一人坐在轮船的客厅里打字。听到这话，我陡然心情舒畅起来。同时又觉得那美利坚人仿佛是个怪物。事实上，遭遇如此的惊涛骇浪而泰然自若，实非凡胎肉体之所能。那位美利坚人倘去做体格检查，没准会发现生有三十九颗牙齿，或是长着条小小尾巴，诸如此类意外的事实亦未可知。——我照旧与马杉君半躺在甲板的藤椅上，漫无边际地胡思乱想。大海却似乎将昨日的暴戾忘却得一干二净，郁郁苍苍平静如镜的右弦边，济州岛的影子遥遥在望。

二 第一瞥（上）

刚一步出码头，突如其来地，好几十个黄包车夫便将我们包围了。所谓“我们”指的是报社的村田君、友住君、国际通讯社的钟斯君和我四人。说来车夫一词给日本人的印象绝非邋遢的模样。其气宇轩昂，不无江户气派，令人频生好感。然而中国的车夫，即便说他是不洁的化身，也不为夸张。而且乍一看去，人人长得奇模怪样，这样的家伙前后左右团团围上来，伸出形形色色的脑袋，大声地吼着什么，刚刚上岸的日本妇人之类，自然显得颇为惊惶。就连我自己，在被其中一人扯住袖子时，竟也不由自主地差点儿退却到人高马大的钟斯君背后去。

我们在冲破这黄包车夫的包围之后，终于成为了马车的乘客。谁知马车刚一启动，那马便冒冒失失地一头撞上了街角的砖墙。年轻的中国驭者怒气冲天，噼噼啪啪地猛揍马儿。那马鼻子抵在墙上，徒然地抖动着屁股。马车自不待言几将倾覆。大街上迅速挤满了围观者。看来在上海倘无决死的气概，甚至连马车也坐它不得。

俄顷，马车再次启动，驶抵架有铁桥的河边。河面上中国式的驳船密集如云，连河水都看不见。河沿上好几辆绿色的电车平稳地滑动。举目四下里望去，全是三四层的红砖建筑。柏油大道上，西洋人与中国人过往匆匆。而这万国民众，却在头裹红巾的印度巡捕指挥下，规规矩矩地为马车让出路来。交通治理得井然有序，任如何以偏袒的眼光去看，也远非东京、大阪之类日本都会所能比拟。被黄包车夫和马车的勇猛弄得不无惊悸的我，望着这晴朗的景色，心情逐渐欢畅起来。

未几，马车停在了昔日金玉均遭暗杀的、唤作东亚洋行的宾馆前。于是率先下车的村田君给了驭手几文钱。可是，驭手似嫌不足，轻易不将伸出的手缩回去，并且口角飞沫，喋喋不休地申诉着什么。然而村田君却充耳不闻，管自拾阶而上，直奔大门。钟斯、友住二君也毫不理会驭手的雄辩。我颇为这个中国人感到歉疚。不过，心想也许在上海流行这做派，于是也跟随其后匆匆走入门内。回头一望，驭手却似乎什么也不曾发生过似的，恬然坐在驭手座上。既然如此，又何必那般大嚷大闹呢。

我们立刻被领到一间微暗却装潢得花里胡哨、阴阳怪气的客厅。果不其然，这种地方即便不是金玉均，不知何时也会吃上一粒窗外射来的手枪子弹亦未可知。我正暗地里这么胡思乱想时，身着洋服、雄赳赳的老板，足趿啪啪作响的拖鞋，急匆匆地走将进来。据村田君说，将这家宾馆定作下榻之处，原是出自大阪报社泽村君设计的方案。然而这位精悍的老板大约是以为借宿与芥川龙之介，倘遭暗杀，颇不合算，于是便称除了正门前的房间外，别无空房。走到那个房间一看，床不知何故竟有两张，而且墙壁发黑，窗帘陈旧，连椅子也没有一把像样的——要之，倘不是金玉均的亡灵，绝非可安居之所。于是无奈，泽村君的原意只得化为乌有，在与其他三位商量后，移师至距此处不远的万岁馆。

三 第一瞥（中）

是晚，我与钟斯君一道去一家名叫谢法德的餐馆用餐。这里的墙壁也罢餐桌也罢，还算赏心悦目。跑堂的悉数为中国人，而左近的就餐客人中却不见一张黄色的面孔。菜肴比起邮船会社的船上来，也至少要高级三成。我有钟斯君做伴，“噎死”（Yes）、“闹”（No）地说着英语，心情多多少少变得愉快起来。

钟斯君悠然地吞食着南京米做的咖喱饭，一面叙述别后的情形。其中有这么一段故事，说是某日晚上钟斯君——名后加上“君”字，便到底缺了朋友的感觉。他本是英吉利人，在日本前后住过五年。我于这五年之间（虽然吵过一次架）始终与他过从亲密。我们一起去站席看过歌舞伎，一起在镰仓海边游过泳，也曾几乎彻夜在上野的青楼里杯盘狼藉。那时他身穿久米正雄唯一一套做客穿的和服，猛然跃入旁边的池塘里。对于他而称君，首先便是对他不起，附带再说明一句，我之与他亲密往来，乃是他的日语高明的缘故，并非因为我英语说得高明。——说是某日晚间钟斯君去某处的咖啡馆喝酒，店里只有一名日本女招待，呆呆地坐在椅子上。此君平素一直像口头禅一般，口口声声嚷着说中国是他的喜好（hobby），而日本是他的酷爱（passion）。尤其当时是迁居上海不久，一定更是分外地怀念在日本度过的时光。“什么时候来到上海的？”“昨天刚到。”“那么不想回日本吗？”女招待被他这么一说，猝然眼泪汪汪地答道：“好想回去哇。”钟斯在英语句子中穿插进“好想回去哇”，还重复了一遍。随后微微一笑。“连我听她这么一说，也变得awfully sentimental起来。”

用毕晚餐，我们在热闹的四马路散步。然后前往咖啡巴黎将去觇窥一下跳舞。

舞池相当宽敞。然而伴着管弦乐队的乐声，电灯光线忽红忽绿，变幻着色彩，这一点却酷似浅草。只是管弦乐队的巧拙，则浅草根本不在话下了。尽管这里是上海，但毕竟是西洋人的舞厅。

我们坐在角落里的桌子旁，一面啜着茴香酒，一面观赏一袭红衣裹身的菲律宾少女和身着洋服的美利坚青年欢快地联袂起舞。记得是惠特曼还是谁的短诗里说，年轻男女固然美，而上了年纪的男女的美则别有一番韵味。我一视同仁，当一对肥胖的英吉利老夫妇舞至近前时，便不由得浮想起这诗来，觉得言之有理。可是告诉了钟斯后，我这特特的浩叹，却被他付之嘻嘻一哂。据说他看到老夫妇跳舞，不问其肥胖还是瘠瘦，总也难禁喷笑的诱惑。

四 第一瞥（下）

走出咖啡巴黎将时，宽广的大街上行人已稀。拿出表来一看，才刚刚过了十一点不久。上海这座城市出乎意料地早睡。

然而那令人生畏的黄包车夫，却依然有好些在街头游荡。而且他们只要看到我们，必定要吆喝声什么。白天我跟村田君学了一句中国话：“不要！”不要自然就是用不着的意思。所以我但见到黄包车夫，立即便像念咒驱魔似的，连呼“不要不要”。这是自我口中发出的值得纪念的第一句中国话。我是何等欣欣然地将这句话抛向黄包车夫们，个中消息读者倘不理解，那他一定从未有过学习外语的经验。

我们靴声大作，走过寂静的街道。那街道左右两侧，三四层的红砖高楼几乎遮蔽了满天星斗。忽然街灯的光亮，凸现出写有笔画粗犷的“当”字的当铺白壁。有时走过头顶上方荡着女医生如何如何的招牌的人行道，有时又走过贴着南洋烟草招贴的白灰斑驳的墙壁。可是走了很久，却总也到不了下榻的旅馆，而大约是茴香酒作祟，喉咙变得干不可耐。

“喂，有什么地方好喝上一杯？我渴得要死。”

“前边就有一家咖啡馆。再忍它一忍。”

这家咖啡馆看来远较咖啡巴黎将之类低档。涂成粉红的墙边，梳着分头的中国少年，在敲击着一架大钢琴。而咖啡馆的中央，三四个英吉利水兵，与面颊抹得通红的女人们捉对跳着吊儿郎当的舞。最后在入口处玻璃门旁，一个叫卖玫瑰花的中国老妇人，在吃过我的“不要”之后，茫然地眺望着舞蹈。我觉得仿佛是在观看一份绘图小报上的插画，画的标题当然就叫作“上海”。

正在这时，从门外吵吵嚷嚷地又闯进来了五六个水兵。此刻最倒霉的，要数立在门边的老妇人了。醉醺醺的水兵们粗暴地排闼而入时，老妇人挎在手臂上的花篮被撞翻在地。然而那帮水兵却毫不理会，早已与正跳着舞的同伙们一起，疯狂地乱舞起来。老妇人口中嘟囔着什么，弯腰去拾落在地板上的玫瑰。然而拾着拾着，这些花却已被水兵们的军靴碾为粉……

“咱们走吧。”

钟斯似乎有点儿畏葸，无言地抬起庞大的身躯。

“走吧。”

我也立即站起身来。我们的脚下，玫瑰点点斑斑散了一地。我一面移步向门，一面想起了杜米埃的画。

“唉，人生哪。”

钟斯向老妇人的篮子里扔了一枚银币，扭头问我：

“人生怎么啦？”

“人生便是撒满玫瑰花的路嘛。”

我们走出咖啡馆。门外照例停着几辆黄包车，等待客人。车夫一看见我们，便从四面争先恐后蜂拥而上。黄包车夫自然“不要”。可此时我发现除了他们之外，另有一位劲敌盯了上来。在我们身旁，不知何时那个卖花老妇絮絮叨叨地申诉着什么，乞丐似的伸着手。看来老妇人在得到银币之后，似乎还打算让我们的钱包再次大张海口。我怜悯起被这贪得无厌的人所叫卖的、美丽的玫瑰花来。这位厚颜的老妇人和白天乘坐的马车的驭手——当然这并非上海首日见闻的全部，但令人遗憾的是，这又的的确确是我在中国的第一瞥。

五 医院

翌日起，我躺倒了。而且又过了一日后，住进了里见先生的医院。病名据说是干性肋膜炎。既然患上了肋膜炎，纵是特特筹划的访华，也只得暂且宣告中止亦未可知。想到此，大觉心虚。我迅速致电大阪的报社，汇报住院的消息。于是报社的薄田氏回电道：“安心静养。”话虽如此，倘若在医院里住上它一两个月，报社方面肯定也很为难。接获薄田氏的回电，我虽然暂时放下了心，但一考虑到游记写作的任务，仍不由得心虚不已。

所幸在上海，除去报社的村田君、友住君外，还有钟斯和西村贞吉等几位学生时代的友人。这些友人不顾繁忙之身，始终前来探视。而且我多少负着作家云云的虚名，托其福每每有些素昧平生的客人送来鲜花水果之类。眼下枕头边这不就陡然摞满了饼干罐子，颇难处置。（而这时前来济困扶危的，依然是我所敬爱的诸位贤友知己。诸君在我这病人看来，人人健谈得不可思议。）不唯辱承惠赐，最初素不相识的客人里，一来二往之间竟有二三人成了无所不言的知交。俳人四十起君即为其中一人，石黑政吉君也是一位，还有上海东方通信社的波多博君。

然而三十七度五分的热度却轻易不肯退去。由此看来，不安依旧是不安，每每青天白日的，竟会突兀地害怕起死来，坐卧不宁。我一心要摆脱这神经作用的作祟，白天将满铁井川氏及钟斯好意借我的二十来册洋文书籍，逐一读破。拉·莫特的短篇，蒂金斯的诗，翟理斯的评论，都是这一时期读的。而夜里——此事连里见大夫也不得而知，我因为过于担心不眠，每晚坚持不懈大吞安眠药。即便如此还是常常在天明之前就会醒来，百般无奈。好像是王次回的《疑雨集》中有“药饵无征怪梦频”之句。这并非诗人有疾，而是咏叹其细君重病的诗，但是用来吟咏当时的我，可谓字字不虚。“药饵无征怪梦频”，我躺在床上，口中不知将这句子吟了多少遍。

其间，春天毫不留情地迅速老了去。西村说起了龙华的桃花。蒙古风运来满天的黄尘，遮云蔽日。似乎已经到了游览苏杭最好的季候。里见大夫隔日给我注射一针碘化钾。我却左思右想，何日才能从病床上起来？

（追记） 住院期间的事，倘要写，也许还有许许多多可写。因与上海似无太大干涉，姑且付阙。但有一点想补充，那就是里见大夫还是位新倾向的俳人。顺便举其近诗一例：

且加炭，围炉闲话胎动。

六 城内（上）

去上海城内一游，系由俳人四十起氏引道。那是云暗天低的下午。马车载着二人，沿着熙攘的街道，纵蹄直奔。两旁有满堂高悬紫砂色烤鸡的店铺，有令人生畏地陈列着形形色色煤油吊灯的商号。既有精致的银器光芒灿烂、富丽堂皇的银楼，也有“太白遗风”的招牌已然陈旧、模样寒酸的酒栈。我正欣赏着中国式的铺面陈设，马车跑上宽阔的大街，猛然放缓了速度，钻入了对面的一条小巷。据四十起氏说，从前这条宽阔的大街上，曾经矗立着城墙。

下了马车，我们随即又拐进了细细的横街。与其说横街，或许应称之为小弄堂方更恰当。窄窄的小径两侧，鳞次栉比排列着众多的小店，有卖麻将用品的，有卖紫檀器具的。狭仄拥挤的屋檐下，遮天蔽日地吊满了无数的招牌。人来人往，摩肩接踵。正窥觇着店头陈列的廉价印石，不留神便撞上了什么人。而且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行人，大抵是中国的平民。我尾随着四十起氏，几乎是目不斜视，战战兢兢地踏着路石前行。

顺着小弄堂走到尽头，便望见了传说中每有见闻的湖心亭。湖心亭听上去似乎很堂皇，其实却是个倾圮在即、荒废之至的茶楼。而且看看亭外的水池，也浮着苍苍的水藻，以至辨认不出池水的颜色。水池的四周有石砖垒成的稀奇古怪的栏杆。恰好在我们走到池边时，经过一位身穿淡青布衫、辫子长长的中国人。这里稍微提一句，依菊池宽之说，我屡屡在小说里使用诸如“后架”之类下等的词汇，并说是因为爱作俳句，自然而然受了芜村的马粪、芭蕉的马尿感化的缘故。我固然并非不欲倾听菊池宽之说。然而事涉中国游记，倘不时时突破礼节，则不可能有泼辣的描写。倘以为是胡言，无论何人，试请他来写写看便知。言归正传。那位中国人悠悠地冲着水池撒起小便来。管他陈树藩扯旗反叛也罢，风靡一时的白话诗低迷不振也罢，日英续盟论甚嚣尘上也罢，如此种种于这位男子而言，一定全然不成其为问题。至少这位男子的态度和表情里有一种令人作如是思的闲适。阴霾之下高高耸立的中国式亭子，下陈一湾病态的绿色水池，以及斜斜地注入这池中的隆隆的一条小便——这不单单是一幅忧郁可爱的风景画，同时又是我们老大之国辛辣可怖的象征。我痴痴地望着这位中国男子，凝视良久。然而不巧的是，似乎在四十起氏看来，这也算不得值得感慨的、新奇的景致。

“请看这儿，这路石上流着的，这些全是小便哟。”

四十起氏面露苦笑，三步并作两步，拐过池边去了。如此说来，果不其然空气之中洋溢着一股郁闷的尿臭。刚一感觉到这尿臭，魔术旋即破败了。湖心亭到底是湖心亭，而小便毕竟是小便。我踮起鞋尖，匆匆地追随四十起氏而去，哪得闲沉醉于荒唐的嗟叹。

七 城内（中）

然后往前走了几步，路旁坐着一个盲目的老乞丐。本来所谓乞丐，原是一个罗曼蒂克的存在。何谓浪漫主义？这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但至少其特色之一，似乎在于永远憧憬着诸如中世纪、幽灵、非洲梦，或是女人的道理之类不可知的某种东西。由此看来，乞丐要比公司里的白领阶层来得罗曼蒂克，应是理所当然。然而中国的乞丐，其不可知则远不只一种两种而已。或是躺在雨水霖霖的大道旁，或是只着一身旧报纸为衣，或是舐着腐烂如石榴般的膝头——要之，罗曼蒂克得令人不无惶惑。读中国的小说，颇多浪子与神仙变化为乞丐的故事，那是由中国的乞丐自然而然地发达起来的浪漫主义。日本的乞丐不具备中国式的超自然的不洁，故而产生不出那类故事来，充其量不过是向将军家的坐轿放放火绳枪，或是邀请柳里恭到深山之中喝杯茶水之类，便算是极尽能事了。这话拉扯得太远了。这位盲人老乞丐的模样，也活脱是赤脚大仙或铁拐仙人幻化的。尤其是他身前的路石上，只见用白墨整齐地书写着他那凄惨的身世，字与我相比似乎也要漂亮几分。我心中忖道，究竟是谁，为这乞丐代书身世？

走到前面的小弄堂，这下又排列着多家古董行。家家店内千篇一律地杂然充斥着铜香炉、陶土马、景泰蓝、龙头瓶、玉文镇、螺钿橱、大理石砚屏、剥制的雉鸡、令人提心吊胆的仇英之类，口衔水烟袋、身着中式服的店主人，悠闲自适地等待着客人上门。我顺便逛了一下，就算是五成谎价，价钱仍不能说特别便宜。此话是回到日本后香取秀真氏取笑我时说的：要买古董，与其去中国，未若到东京的日本桥仲大街去徜徉为佳。

穿过林立的古董行，来到一座大庙前。这便是在彩色明信片上早已熟识的、名闻遐迩的城隍庙。庙里香客络绎不绝地前来叩头。当然，那烧香的，还有那烧纸钱的，人数之多也超乎想象。大约得怪那烟熏火燎吧，梁间的匾额、柱上的对联，悉皆异样地油光锃亮。尚未遭熏黑的东西，兴许就只有那从天棚上垂下来的金银二色的纸钱与螺旋状的线香了吧。单单是这些，就已然如同方才的乞丐一般，足以让我联想起昔日曾经读过的中国小说了。更何况那左右两排雁翅儿一般坐着的大概是判官像，抑或是端坐在正面的大概是城隍像，简直就与看着《聊斋志异》啦《新齐谐》啦一类书的插图一般无二。我大为敬服，置四十起氏的困惑于不顾，流连久久，不肯离去。

八 城内（下）

此事如今已毋庸多言：在鬼狐传奇闳富的中国小说里，自城隍起，其麾下杂役如判官鬼隶，亦皆不得闲。这边厢城隍为在庑下借宿一夜的书生辟启运遇，那边厢判官便把扰害街坊的贼人吓得一命归西。——如此说来似乎尽是好事了，却又听说还有那只消供上一盘狗肉便会为恶人帮凶的贼城隍，而因穷追有夫之妇而遭到报应、被折了手臂砍了脑袋、将丑态公之于天下的判官鬼隶，也为数不少。仅仅靠书本知识，总不免有难于理解的地方，就是说情节尽管能够领会，却毫无真情实感。这正是令人徒唤无奈之处。而今亲眼得睹这城隍庙，便觉得无论中国的小说写得何等荒唐无稽，其想象得以产生的因缘，则一一可以肯首。像那位红脸判官，也许真会仿效恶少的行径亦未可知。而那位美髯的城隍，似乎也很适合在威风凛凛的卤簿仪仗拥卫下，飞升夜空巡游。

如此胡思乱想之后，我与四十起氏一道逛了逛设在庙前的形形色色的货摊。有卖袜子的、卖玩具的、卖甘蔗的、卖贝壳制的纽扣的、卖手巾的、卖花生的……此外还有许多脏兮兮的食品摊儿。当然这里的游人之多，则与日本的庙会无异。迎面刚走来一个身穿华丽的条纹西服、佩紫水晶领带夹的时髦的中国人，背后又上来一位手腕上带着银手镯、缠足的小鞋只有两三寸的旧式妇人。《金瓶梅》中的陈敬济，《品花宝鉴》里的奚十一——如此众多的人群中，没准就有这般豪杰。然而诸如杜甫，诸如岳飞，抑或王阳明、诸葛亮似的人物，则踪影也无。换言之，当代的中国，并非诗文中所描绘的中国，而是猥亵、残酷、贪婪的，小说中所刻画的中国。欣赏陶瓷的亭台、睡莲、刺绣花鸟的廉价的伪东方主义，便是在西洋也逐渐不再时兴。除却《文章轨范》与《唐诗选》，便不知道别有中国存在的汉学趣味，在日本也大可以休矣。

接着我们掉转头来，从刚才那座坐落于池畔的大茶楼边走过。伽蓝似的茶馆里，顾客并不拥挤。可是，正欲入内时，云雀、绣眼儿、文鸟、鹦哥——满天下的小鸟的啼声，犹如肉眼看不见的骤雨一般，一齐向我的耳朵袭来。定睛望去，微暗的梁头上，吊满了鸟笼。中国人的爱鸟，我并非时至今日才知道。但是如此将鸟笼排列成阵，如此以鸟的鸣叫声一决胜负，却是做梦也不曾想到的事实。身临此境，甭说爱怜鸟鸣了，首先我就不得不慌忙塞起两只耳朵，以免鼓膜被震破。我逃命也似的一面催促四十起氏，一面拔步便从这充满刺耳叫声的、令人毛骨悚然的茶馆飞奔而出。

然而小鸟的啼声，并非仅限于茶馆之内。我好不容易逃出茶馆，可从狭窄的街道两侧并排悬挂着的众多鸟笼中，鸣啭声片刻不停地倾泻下来。不过，这可不是闲汉们为了取乐而让它们啼叫的。那比邻相连的，全是专售小鸟的店家（说实话，我至今仍未弄明白那些究竟是鸟店还是鸟笼店）。

“稍等片刻，我去买只鸟儿来。”

四十起氏对我说着，走进了其中的一家。往前稍走几步，那儿有一家油漆涂壁的照相馆。我在等待四十起氏的时候，端详着橱窗正中放着的梅兰芳的照片，一面想象着等候四十起氏归来的孩子们。

九 戏台（上）

在上海，仅有过两三次观赏戏剧的机会。我之成为速成的戏通，乃是去了北京之后的事。然而在上海看过的演员中，武生有名重一时的盖叫天，花旦则有绿牡丹、筱翠花等，总之都是当代的名伶。不过，在说论演员之前，倘不先介绍戏园子的光景，恐怕读者不清楚中国的戏剧究竟为何物，难以彼此沟通。

我所去过的戏院中，有一家号天蟾舞台。这是一座新建的白色三层建筑。其二楼三楼为半圆形，装有黄铜制的栏杆，不待言，这一定是对当代流行的西洋风格的模仿。天顶上吊着三盏辉煌的大电灯。观众席里铺着地砖，上面排列着藤椅。然而既然是在中国，哪怕是藤椅也不可掉以轻心。曾几何时，我与村田君往这藤椅上一坐，便被畏惧已久的臭虫在手腕上叮上了两三处。不过在观戏过程中，大体没感到有什么不快，称之为整洁亦无碍。

舞台两侧各悬着一只大时钟（不过其中一只停了）。下面则是香烟广告，铺陈着浓艳的色彩。舞台上方的横楣上，白石灰雕塑的牡丹与叶形装饰中，大书着“天声人语”四字。舞台也许要比有乐座宽敞。这里已经有了西洋式的脚灯照明装置，而帷幕——说起帷幕，在区别一场戏与另一场戏时，全然不用帷幕，却在更换背景时，毋宁说作为背景自身，会拉下苏州银行和三炮台香烟即Three Castles的低劣的广告幕布来。帷幕好像不论在哪儿，一律是由中间拉向两侧。不拉幕时，背景便将后方堵住。背景大多为油画风格的幕布，描绘室内或室外的景色，新旧杂陈，其种类仅有二三种，因此姜维走马也好，武松杀人也罢，背景却一成不变。舞台的左端，守候着手持胡琴、月琴、铜锣等乐器的伴奏者，其中还可以看到一两位头戴鸭舌帽的先生。

顺便交代一句看戏的程序。不管是一等还是二等，径直入场便可。在中国，惯例是先入座，后买票，这一点甚为便利。一旦坐定，便有热水浸过的毛巾上来，活版印刷的节目单上来，茶当然也用大壶送来。此外西瓜子和廉价点心之类，只管“不要不要”即可。毛巾也自从目击邻座一位仪表堂堂的中国人拼命擦毕脸后又用它大擤鼻涕以来，目下也暂定“不要”。费用连同付给招待的小费，一等记得好像大抵在两元到一元五角之间。说“记得好像”，是因为我自己从未付过钱，总是由村田君代付的。

中国戏剧的特色，首先在于其响器的喧嘈远在想象之上。尤其是演武戏，即武打场面居多的戏时，好几个大汉仿佛是动了真刀真枪一般，睨视着舞台的一角，没命地敲打着铜锣，怎么也算不得“天声人语”。实际上，尚未习惯时，我也是用双手紧掩耳朵，方才能坐得住。可是据说我们的村田君在响器平静时却会嫌不过瘾。非仅如此，即使身在戏园之外，只需听听这响器的声音，据说便大抵明了上演的是何种戏目。我每听到此君说“那喧嘈声可真有味儿啊”，心中便疑惑不已，弄不清此君是否精神正常。

十 戏台（下）

反之，在中国的戏园里，不管是在观众席大声说话也好，小孩子哇哇大哭也好，众人却并不特别以为苦。只有这一点是便利至极。因为是中国的事情，也许就好比看客不安静也于听戏无碍一样，这等响器也正因为如此才得以诞生亦未可知。君不见，我自己就在一幕戏之间接二连三地又是向村田君请教故事情节，又是打听演员姓名，又是询问唱词意思，而左邻右舍的谦谦君子们，却一次也不曾流露出不耐烦的神色。

中国戏剧的第二特色，是极度不使用道具。诸如背景之类这里也有，然而这却不过是近来的发明。中国原来的舞台道具，只有椅子、桌子和帷幕。山峰、海洋、宫殿、道途——无论是表现何种光景，除了布置这几样之外，连一根树干也不曾用过。演员做出拉开沉沉的门栓的动作时，观众纵然不情愿也只得承认那片空间里存在着一扇门。而当演员意气风发地挥舞着带穗的鞭子，就应当认定那演员的胯下有一匹骄矜不驯的紫骝之类正在引项长嘶。好在，日本人由于通晓能剧，立刻即能理解其窍门，将椅子、桌子堆积起来，说是山，咄嗟之间即能领悟。演员微一提足，告诉说此处有分隔内外的门槛，也并非难以想象。不唯如此，甚至会在这与写实主义有着一步之隔的、约定俗成的世界里发现意外的美。说至此想起一件至今未忘的事来，筱翠花在演《梅龙镇》时，扮作旗亭少女的他每跨过门槛时，必定要从黄绿色的裤子底下一闪即逝地亮一亮小小的靴底。而那小小的靴底之类，若非这虚构的门槛，断然不能令人萌生那怜香惜玉的心情。

这种不用道具的特色，大致如上所述，在我们而言，毫不为苦。我所退避三舍的，毋宁是盘子碟子手镯之类，普通小道具的处理太过随便敷衍。譬如刚才提及的《梅龙镇》，据我仔细查阅《戏考》，并非当世的故事。说的是明武宗微行途次，对梅龙镇旗亭少女凤姐一见钟情的旧事。而那少女手中的盘子，竟是绘有玫瑰花纹、描着银边的瓷器，一望便知那一定曾经在某家百货店的货架上放过无疑。倘使梅若万三郎身穿和服而腰挎西式佩剑登台的话，其荒诞不经，自然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