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献漫议——以刘向、纪昀为中心

崔富章（浙江大学古籍所教授）

演讲时间：2013年6月14日

地点：宝山校区A602

主持：张寅彭教授

题目是《古典文献漫议》，太散漫了也不行，我想就以刘向、纪昀为中心吧。

我们中华民族有五千年以上的文明史，有丰富的文化典籍，涌现出许多优秀的文献学家。在这么多文献学家里边，如果来个排行榜，前十名，我想一定会有刘向和纪昀。前五名再排排看，他们两个也不大会落榜，我甚至想他们很可能排第一第二。这两个人相隔一千八百年左右，算起来多少代啦，但是仔细比较一下这两个人的经历，在他们的生命历程中，都有二十年左右的时段，他们所从事的工作，致力的事业，他们的工作流程，乃至成就业绩，都高度相似。这两个人缘分匪浅，所以我把两人连在一起向诸位报告一下。

刘向生活的年代，应该是公元前一世纪的后期，他是奉汉成帝的命令，领导整理国家藏书；纪昀是十八世纪奉乾隆皇帝的指令，主修《四库全书》。刘向、刘歆花了二十年时间，领导的一个专家组，整理校订了六百零三家著作。纪昀领导的专家组，校写、缮写入《四库全书》的是三千五百种左右吧，稍微不到一点，这个现在还没有确切的数据，因为学术界从陈垣先生开始统计《四库全书》有多少，到现在这个工作也没做好。刘向那个六百零三家著作，他校订的那些书，在我们今天看来，就有点像中国文化的基因库。纪昀主持纂修的《四库全书》，今天看来，学术界的评价还是正面的，它应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主体方面没有严重的失误跟遗漏。过去辛亥革命的时候，为了革命，要把清朝的一些东西说过头一些，这可以理解，后面的一些做法，夸大了清朝政府这些政策负面的东西。不过，现在已经在扭转了。

刘向、刘歆在完成几百部书的整理、校订，写出定本之后，每一部书都要附一篇报告呈送皇帝，这篇报告，刘向叫“录”，或称“书录”，体例是“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八字方针，后来叫“目录”。“目录”的“目”，也不是我们今天说的书目，侧重指篇目，一部书的篇目极为重要。纪昀选定一本书，缮写好之后，他也要写一篇报告呈送皇帝，这篇报告纪昀叫“提要”。“录”跟“提要”，名异而实同，体例性质是一样的，宋代有人叫“解题”，都是一样的，一个体例。

刘向又把六百多种书的录，单独抄出来集成一本，就是《别录》。在这个基础上再发展，就成《七略》，他的儿子刘歆后来也参加这项工作，六百多篇录都在《七略》里面。《别录》不会乱堆一气，是按部类来排，部类并非刘向、刘歆的发明，是西汉藏书的体系。在集成《别录》以后，因为有六部——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他就每一部每一略写一篇序，这篇序和今天说空话的序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比如说六艺略，写一篇序，就要把经部的学术源流考辨一番，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六部三十八类，每一部里面还要分类，像六艺略，有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有九类，每一类还要写一篇小序。六篇大序加上三十八篇小序，再加上六百余种书的录，各就其位，这就形成了《七略》。

到班固编《艺文志》的时候，因为他的《艺文志》是《汉书》的一部分，受体例的限制就把录给删掉了，并不是认为这个录不重要，保留了大序小序，每一部书的书名、卷数和作者。班固在删的时候笔下留情，有的有小字注，大家注意，那个小字注就是从《别录》里摘出来的。特别是有一些作者，司马迁《史记》里没有传的，班固就多摘了一点。像晏子，司马迁的《史记》是作了传的，那个传写的不行，太空，所以刘向写录的时候就把晏子的生平事迹写得比较详细，到班固要删的时候笔下留情，对晏子多留了几笔。《晏子》那一篇录还是流传下来了，我们可以比较。

纪昀把三千四百七十余种书的提要辑出来，他手头也留了一本“别录”。因为《四库全书》一进文渊阁，纪昀都不大容易进去。学者非常难进，得办审批手续，那个是内务府管的，十分繁琐。纪昀手头的“别录”——《四库全书》的提要，再加上存目的提要，总计一万多篇，分四部四十三类。四部，每一部写一篇总序，“撮述其源流正变，以挈纲领”。四十三类，每一类写一篇小序，每一部书写一篇提要。这个体例跟《七略》完全一样，说克隆过分了一点，但是非常相像，他们的心是相通的。像刘向写诸子略儒家类小序，说这个儒家学术非常好，很管用，笔锋一转，说邪辟之人也能通过乱解释来谋私，甚至为坏人张目，结果搞得整个儒家都倒霉。纪昀写诸子略儒家类的小序，大家注意看一看，他讲到哪个是儒家的正传，哪个不是正传，要区分，“无植党，无近名，无大言而不惭，无空谈而鲜用，则庶几孔孟之正传矣！”不要拉帮结派，不要争名夺利，不要说大话，说空话。刘向、纪昀相隔那么久，还是心心相印。

刘向和纪昀当年工作的程序，大致是相近的，但在文献整理阶段，两个人的侧重点不大一样。刘向生活在公元前，那时中国图书的主要载体是竹简，写在竹上面。这样一个载体，十篇就要十卷（捆），二十篇就要二十卷，像《太史公书》有一百三十卷，一百三十捆能放半个房子。这种情况下，读书人要收藏全本是非常难的，他往往就收藏一部分，张三收藏了几篇，李四收藏了几篇，甚至有人只收藏了一篇。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原是全的，但日久天长，许多也不完整。单篇流传是当时图书流传的一大特色。当然不一定都是单篇，但是这个现象比较多。当年刘向整理，以国家图书馆藏书为基地，把民间藏书都征集来，他要弄清楚这几十篇是哪一个书，大体有个框框，一篇篇去分析，重复的取一篇就可以。像《列子》，不重复的有八篇，他校写、校雠，先写到竹简上，校的时候错了就用刀刮掉，定好以后再转写到帛书上，所以他这个整理过程，占用了二十年的绝大部分时间。《列子》八篇，他还说明最后两篇定不下来，这两篇不太像列子的，但是丢掉又可惜，所以就附在后面。他这个话是告诉汉成帝，前面的六篇是很好的，你可以看的，后面的两篇你可以不看。刘向是功利性很强的，他是皇帝本家，胸怀大志，热心政治，他的整理过程花了很大精力。

到纪昀这时候就不同了，基本都是刻板印刷的书，都是纸本的，篇目基本完整，文字也基本稳定，因为版本问题也做一些校，不过难度和刘向那时候完全不同了。纪昀的精力主要花在哪里呢？他要把征集来的图书分等，一等二等三等，一等要全部缮写，辑入《四库全书》，二等叫存目，给它写个存目提要就行，三等废弃。他是根据乾隆皇帝的旨意来做的。这个方案是乾隆皇帝设想的，最初做《四库全书》就是用这个方案，后人多有微词，我们不去展开说，但是从总体上、大局上，我倾向于肯定他们选择的结果。因为中国文化的主要典籍基本上收录在《四库全书》里，其中有遗漏，有遗珠之憾，但并不是全局性的，这是后话，今天不讲这些。刘向、纪昀在整理阶段各有侧重，整理好之后，他们做了一项共同的工作，就是都要郑重其事地给皇帝写报告，刘向叫“录”，纪昀叫“提要”，最后形成了《别录》和《四库提要》。由《别录》发展到《七略》，由《四库提要》发展到《四库全书总目》，这个技术路线是一致的。这是我今天要给诸位汇报的第一点。

第二点是我由此引发开去的，就是刘向、刘歆的《别录》、《七略》的六略三十八类这个分类体系，我前面讲这个不是刘向、刘歆创造出来的。分类体系不可能由任何一个人创造出来，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在长期实践中约定俗成的。按照分类体系布局藏书，按照分类体系编目录，那都是公共产品，大家能用才行，老创新，大家看不懂有什么用？西汉的藏书体系就是这个体系。当然西汉藏书前面还有渊源，六艺略几百年前在孔子时代就形成了，源远流长。到纪晓岚，分经、史、子、集四部，四十三类。我发觉这四十三类与三十八类很接近。从刘向到纪晓岚，中国古典文献分类体系大局稳定，没有革命性巨变，都是渐变，变化也不是太大。

七略就是六部，辑略是不参加分类的，有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到了三国时期，郑默作《中经》，郑默是三国魏的秘书郎，他的出身是郑众的四世孙，书香门第。他在编国家藏书时搞成了甲、乙、丙、丁，甲就是《汉书·艺文志》的六艺，乙是诸子，丙是史部，丁是诗赋，丙（史部）是从六艺的春秋类分出来的。六艺的春秋类下面有《国语》、《世本》、《国策》、《太史公书》，这都是史书。班固编《汉书·艺文志》的时候，史书少，就包容在《春秋》类里面。经过东汉，到三国，史书大量涌现，书太多了，甚至要单独有个库房来存放了，郑默就把它划出来。东屋藏什么，西屋藏什么，南屋藏什么，北屋藏什么，就是书库。他不叫史部，他叫丙，后来《隋书·经籍志》叫史部。他那个乙是子部，诸子、兵书、术数、方技，统统汇总到一起，因为我们中国的诸子、兵书、术数、方技在先秦时期特别发达，书很多。从春秋战国到汉初之间老打仗，兵书就有市场，市场大就有人制作，可以谋生。汉武帝时就单独编过《兵录》，书多只好单独分开来。术数，天文历法，涉及农业生产，还有看风水、占卜，这些我们现在叫迷信，古人是相信的，现在信的人也蛮多，书多就单独有个库房，那就成一个部类。方技是医生看病，那时候叫巫医，偏方多，多得很，现在我们治癌的偏方也多得很，一个道理，治不了的病就偏方多。到了三国时期，这些书份额锐减，一个房子就放得下了，郑默就把它聚为乙部，一个道理。六略里面的诗赋略跟六艺里面的《诗三百》，是不是一类？从学理上讲，它们完全是一样的，诗赋、《诗三百》是一样的，为什么西汉就把它分出来了呢？就是因为汉代诗赋很发达，作品很多，在库房要占很大的位置，它在六艺的《诗》里面包不下了，就划出来独立了，虽然独立了，但是不能把《诗三百》也拉出来，这个《诗三百》还在六艺略里面。这实际上是个矛盾，学理上是不通的。所以中国的图书分类不能用科学的成分来解读，它既有学理的成分，又有实用的成分，还要照顾传统。把《诗三百》拉到诗赋里去，那六艺算什么，算五艺，再把《春秋》、《左传》拉出来，又变成四艺了。这当时的人接受不了，因为六艺从孔子开始就是六艺，人们接受不了，就要照顾传统。所以我想，如果哪一位大学者出来说我这个分类体系是完善的，是百分之百好的，那这个学者是自找麻烦，没有理想的完善的分类体系，世界上没有。经史子集去追究，跨部的东西多，扯不清楚的东西也很多，这是大致的划分。当然要有学理，有实用性，照顾传统，大家才能接受，有个词叫最大公约数，这个分类体系实际上就是个最大公约数。

接下来，东晋的《晋元帝书目》，也是甲乙丙丁，但是它把史部切换到乙去了，子部换成了丙，把次序翻过来了，这实际上就是后来的经史子集的顺序。到《隋书·经籍志》，魏徵明标经史子集。再到《四库全书总目》，经史子集。从这个简单的表，我们可以引申出好多的话，我首先想到的是分类体系基本稳定，六略是四部之根基。文献分类体系的稳定，实际上反映的是中国文化的高度成熟，成熟的比较早，分类体系是滞后于文化建设的实际的。你想，六百多种书绝大部分、核心部分都是先秦著作，所以我们中国文化在先秦时期已经很成熟了，特别是人文方面很成熟了。

举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周公制礼作乐。当然周公也不可能制得很完整，他是粗拟礼制、付诸实施，在实施过程中间逐步地完善，周公制礼作乐是中原文明成熟的标志，特别是周公强调礼的实行，重在实行，对中国文化影响太大了。我记得2002年，十多年前吧，我在台北会见一位朋友，他告诉我他到乡下去，他的母亲过世了，去葬母，他说那边是当地的长老来掌管丧礼的仪式。回到台北以后这个朋友就看《礼》书，看来看去，觉得跟书上说的很相似。他说这些长老不知道《仪礼》为何物，也不知道《礼记》为何物，怎么会如此相似呢？这就是仪式，重在实行，代代流传，身体力行，口耳相传，大人做的时候小孩子就看，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他不一定去读书，不一定有典籍。这不得了，周公的重在实行不得了。南宋的大学者朱熹，幼年丧父，他父亲的丧葬祭奠是由他母亲操持的，朱熹长大以后做学问读了《礼》书，他回忆起来母亲做的基本上和书上说的很相近，据说他母亲不识字，也不知道《仪礼》为何物。这段经历对朱熹的礼学思想产生了终身影响，所以他后来讲礼很重仪式，重视礼仪的实行，直到晚年作《仪礼经传通解》，还是强调“尤不可以为祝史之事而忽之也”。把礼学家分两派，一派义理派，一派仪式派，朱熹属于仪式派。这些都反映了中华文化的成熟。

有时候我会想，埃及人的古文明比我们还早，但是它中断了，中断的原因很多。我就想金字塔那么大的石头从很远的地方搬来，还要堆高，木乃伊裹了一层又一层，还有神庙，我觉得这些东西都远离平民的生活，脱离群众，它不可能在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里生根，不可能持续发展。当然可能还有别的原因，据说有别的民族入侵，但是入侵也不可能把原来的埃及人都杀光啊，这不可能。还有两河文明、恒河文明，都中断了，我怀疑他们原来文明的成熟度没有中华文明的成熟度高，经不住折腾。不过从来讲文明传承的人没有像我这么说的，这只是我个人的体会见解，仅供大家参考。

第三点我就得说到郑樵、章学诚。年轻的时候，我读太炎先生的书多一些，读章学诚的书，往往觉得他有许多话经不住推敲。比如说文献分类，传承性极强，刘向也是传承下来的，不可能有哪一个目录学家创新再创新，这完全脱离实际的。但是郑樵、章学诚对六略，多所指责，说了好多话，说的我们不太看得懂。我有一个学生，硕士阶段研治《汉书·艺文志》，也是跟着讲那些类例、义理的话。我跟他讲，你这个跟事实不对号。郑樵、章学诚把分类，把目录学神秘化，不可取。章学诚说刘向、刘歆这么了不起的人，《别录》、《七略》编了二十年以上。刘向、刘歆领导整理国家藏书是花了二十多年，但是说他们弄《别录》、《七略》也花了二十年以上，我不相信，因为他们绝大部分时间是在整理图书，百分之七八十时间是整理图书用掉了，把整理过程都说成是做目录的过程，这就不客观。章学诚的意思是说目录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刘向还要玩二十年，你哪里办得成，他是这个意思。

到后来，章学诚涉及目录就提校雠，所以我刚刚到杭大的时候，浙江本土的老师教目录就说校雠，我开始还弄不清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他们说的校雠就是目录。有一部书叫《校雠广义》，下面有个副题小字写“目录”，那本书实际是讲目录的，大题“校雠”，这是宗法章学诚。余嘉锡先生写《目录学发微》，已经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余先生的书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辅仁大学写的讲义，当年曾被人“屡抄不一抄”（启功先生记语），是高水平的目录学专著。1963年由周祖谟先生点校出版，后来又出了《余嘉锡论文献学》，《目录学发微》也在里面。但是我发觉似是而非的说法照样流传，做学问选书不可不谨慎，第一印象影响太大了。我写过《开卷未必有益》，发在《光明日报》，说的就是这个理。当然，郑樵、章学诚的著作自有其价值，但就目录学而言，肯定不是第一，荣列“第一方阵”的，是刘向、纪昀，还有余嘉锡诸先贤。

无论是郑樵还是章学诚，他们当然是学问大家，但他们的大学问并不在如何分类，而在另外一个层面。在古典文献分类体系基本稳定的情况下，要做文献分类的学问，可能做不出一流的学问，不要去误用聪明。图书馆的古籍部，还有博物馆的文献编目，非常细的小分类还是要讲究的，他的目标是编好目录，编好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供大家来用，那个是应该做的。事实上，图书馆出身的朋友，终身做图书馆工作、做图书分类的，做出大学问的有没有，我不知道。浙江图书馆早年有几位工作人员，童书业做出大学问了，研究先秦史，他有那个基础，在图书馆积累的基础，做出了大学问。王仲荦先生当年也是如此，读书跟着太炎先生，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做出了大学问。纯分类，技术成分比较大，学理的成分有，但不是太深，所以做不出大学问。这是第三点。

第四点我想跟诸位聊一聊《四库全书总目》的传本，跟诸位交代一下哪一本是最好的，哪一本是次好的。

前面我讲到《四库提要》写好以后，抄在每一部书的最前面，这个书就进入《四库全书》，大概是乾隆四十六年，第一部《四库全书》就编成了，入藏故宫的文渊阁。到乾隆六十年文澜阁《四库全书》还没发完，还没全，相隔了十五六年时间。文澜阁《四库全书》里面的《四库提要》，是不是跟文渊阁里面的《四库提要》照抄的呢？不是的，完全不是的。这十五年时间，纪昀手头那部“别录”，他是天天改，月月改，年年改，改了十五年，抄写越早的改得越少，越到后来改得越多。他一直在改，实际状况也需要改，《四库全书总目》里面有一万多种书的提要（《四库全书》有三千四百七十余种，还有存目），要做得完美几乎不可能，纪昀活到两百岁也做不完美。真的做不好，学术问题需要不断地修改，认识不断地提高，与时俱进。

还有政治问题，文化建设触及政治，部分图书被禁毁，马上就涉及《四库全书》、《四库提要》，得跟着改。禁毁一个人的书，会涉及好多人，其他人引用的，那也得删，一个人牵涉到上百。当年项羽坑杀二十万降卒，涉及上百万人家，那他在秦国地方还站得住脚吗？所以他跑回徐州，把楚怀王赶跑，背信弃义。同样，乾隆禁书涉及面很广，纪晓岚千方百计地清除影响，还是弄不光，被乾隆严厉地批评，记过，罚薪，他就一直改。他手头这部《四库全书总目》，一直改到乾隆六十年九月。原来乾隆召集内外大臣宣布，我三个月后下台。他说是立太子，实际上是立皇帝，明年就叫嘉庆元年了。乾隆下台，挑毛病的心劲也没有了。纪晓岚总算校勘完竣，赶快加紧刊刻，刷印装潢，到乾隆六十年十一月十七日，印成一百零四部，有一百部是装潢好的，“恭呈御览”。这是根据纪晓岚最后的稿本刻板印成的，质量很好。遗憾的是乾隆下台了，这一百部大书一千六百函，原来的计划是要赏赐大臣八十部，还有二十部是要陈设的。乾隆进了冷宫了，这一百部书也闭锁深宫，自生自灭。1986年夏天，我在国家图书馆书库里看过四部，故宫都没有了。

一百部，加印四部，是纪晓岚提的建议，加印四部分送北四阁，文渊阁、文溯阁、文津阁和圆明园的文源阁，一阁一部。大家注意，南三阁没有，纪晓岚忘了说了，他遗漏了。送到北四阁，那北四阁也是宫禁之地，读书人哪里进得去，只闻其名而不见其书。到光绪年间，福建广东先后翻刻武英殿本《总目》，这当然很好了，但是它不单独发行，是和一个很大的丛书，《武英殿聚珍版书》，一百多种，跟这个大书捆绑，读书人买不起，买了以后也放不起，房子没那么大。这么好的书跟学界隔阂，甚至在学界误传，把武英殿刻本的《总目》误传为武英殿聚珍版，聚珍版是活字排印，和刊版完全不是一种版本类别。

更大的误传是，说我们浙江杭州翻刻的《四库全书总目》，是翻刻武英殿本。从1895年开头，发展成20世纪学界的主流观点，至今不绝于耳。浙江翻刻《四库全书总目》，不是翻刻的武英殿本，它的底本是《文澜阁四库全书》里面的那个写本《四库全书总目》两百卷一百二十五册，每一册首钤“古稀天子之宝”，尾钤“乾隆御览之宝”，是官颁的，是正式的。乾隆原来有个设计，南三阁向学子开放，到文澜阁看书的人比较多，管理人员发现读者使用频率最高的就是《四库全书总目》，还要排队，又要看又要抄。浙江人敏锐察觉到商机、市场，立马集资，办审批手续，开工翻刻。

武英殿本非常好，但是藏在深宫人未识。我们浙江刻本，一开始就是走群众路线，民间发行，销售渠道广泛，影响很大。没有多少年，到道光年间，广东又翻刻浙本，到了光绪以后，石印、影印，还有排印，都出来了，都是浙本后裔。1965年，中华书局影印的也是浙本，缩小影印，当年我读的是精装一册，11元钱，非常方便，后来改装两册，多次翻印，浙本遍天下。张之洞说《四库全书总目》是“良师”，为《总目》赢得良师美誉的，就是我们浙江刻本，头号功臣。不过从善本本义来看，它不得不屈居第三，第一是纪晓岚的稿本，藏在国家图书馆，残存六十三卷，第二是武英殿刻本，第三是我们浙江翻刻本。老二老三之间的差别不是太大，没有很根本的差异，知识性小修小改比较多，所以浙本还是可以放心用。不要相信浙本是翻刻殿本。我写过文章，篇名《〈四库全书总目〉版本考辨》，1992年发表在《文史》杂志上。

讲到这儿，我想告诉诸位，浙本有殿本没有的东西。乾隆禁毁图书，这件事褒贬不一，学界基本上是否定的。武英殿本《总目》里面，凡是乾隆禁毁的，清洗的干干净净，浙本还是拖泥带水的，你说这是不好还是好啊？像周亮工的书全部禁毁，文渊阁《四库全书》里没有了，殿本《总目》里也没影了，文澜阁《四库全书》里面还有周亮工的书，很完整，提要也很完整，都有，不止一种。浙本《四库全书总目》里还多次引用到周亮工的言论，特别是他的文学批评，明人李日华《礼白岳记》，提要以周亮工评论为主体，才华横溢。所以有时候排行榜也不能太绝对了，也是大致说说。当然我这不是对浙本有偏爱，是实事求是，说实话。

我对它有感情也是真的，我在孤山上住了十三年，孤山上有个琉璃瓦大屋顶的房子，我就住在那里面，《四库全书》也在那里边。回忆起来，那十多年学问没做多少，书看的多。解放以后，《四库全书》不是放在文澜阁里，是搬到孤山最高那个房子里，叫杨虎大楼。杨虎这个人跟上海还是有渊源的，原来是国民党时期的上海警备司令，他的别墅就是孤山最高的房子，孤山的制高点。因为文澜阁里潮湿，保存的不好，搬到上面去。那个房子造得很好，是钢筋水泥建筑，后来修的时候拆出好多材料，所有材料都是美国进口的。1986年，我奉调杭州大学古籍所，到现在二十多年了，肚子里的书基本就是那个时候读的，靠的那时候的本钱。那时年轻，记性也好，吸收能力强，再加上专心，图书馆安静，没有干扰。

我是1973年从乡下调到浙江图书馆，那个时候有两个去向，我选了浙江图书馆古籍部，仿佛进入另外一个世界，很静，读书记得住。我说浙本翻刻殿本不对，因为我看到了文澜阁《四库全书》的《总目》抄本，我去比，去对。去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举办文献学研讨会，我因为晕车没去成，台湾大学一个教授参加会议，他的文章是写《四库全书总目》，对我还是有启发的，他基本上是肯定我的，也有不平，说这些文献资料不公布出来，别人看不到。那时候我在图书馆里很方便，住在孤山上，电灯黄卷，孤山不孤。近年报上登有位老先生也说这个话，我是处身其中，感同身受。

综上所述，我的意思就是，浙本《四库全书总目》是好的，可以用的。殿本《四库全书总目》，我只有排印本。听说网上有，电子版有没有？台湾影印的文渊阁《四库全书》网上有没有电子版？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的那一部《四库全书总目》，底本就是武英殿刻本，质量很好，是纪昀最后的稿本刻印的。文渊阁本来还有一部手写的《四库全书总目》，2002年我到台湾访学，询问故宫文献处的处长吴哲夫先生，吴先生说那部写本不见了，只有武英殿刻本《总目》，他们没有第二种。从文物角度看，那个失踪还是可惜的，从学术角度说，倒也没有啥，那是第一部，讹误多得很。

邵炳军老师：我现在用的《四库总目》就是您点校的那一本，中华书局上下两册，两大本。

崔老师：那个是排印本，中华书局排印殿本《总目》，加了点校，校语多引用余嘉锡先生的，胡玉缙先生的，也有我的《补正》，当然我不足以跟前面两位先生相提并论。大部分注出出处了，也有部分没注，学术为天下公器，大家方便就好。中间没有休息，劳累大家，今天就讲到这儿，谢谢。

张寅彭老师：谢谢崔老师。崔先生的报告深入浅出，把版本学、文献学、目录学，这样一些很重要的、深奥的内容都讲得非常好懂、亲切，这个主要是结合了崔先生一生的治学。我这里先讲一点自己的体会，讲错的话，崔先生在这里可以随时纠正。崔先生的治学，我自己的体会是非常强调日常的实用性，我觉得这其实是我们儒家文化最最核心的或者说是第一的价值观，它的日常性、实用性，我自己感觉把我们文献这样一门学问讲得非常之有用，日常可以用，这个是非常要紧的一条，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同意这样一个看法，不知道是不是崔先生原来的意思。另外我自己感到比较亲切的是对章学诚的一个纠正。校雠学和目录学，这里面有很多不能等同。刚才提到的《校雠广义》现在比较流行，我们不妨注意一下。拿我自己来说，章学诚《文史通义》里有一篇讲到诗话，也是影响很大，误导很厉害，把诗话的性质讲得偏了，二十世纪广为使用它的说法，一直到今天。我跟崔先生有同感，关于这个问题也写过很多文章，好像也没有被接受，还是敌不过章学诚的这样一个影响。崔先生刚才是就章学诚文献分类这部分提出了这样一个不同的意见，并不是说全盘否定章学诚。我不知道同学们注意到没有，不能以偏概全，同学们听的时候要非常仔细，这种论断的分寸，是很细微、很具体的。比如说今天没有媒体，有媒体的话，恐怕会有大标题“崔富章先生在上海大学说章学诚怎么怎么”，现在往往是这种方式。实际上崔先生刚才已经讲到是对章学诚文献分类这部分有不同意见，并不是对章学诚的全盘否定。这些地方我觉得在座的同学们要特别留意，刚才我也是说诗话的讲法，不是说全盘否定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校雠学跟目录学不能等同的这种意见，实际上我们在看书、听报告的时候，恐怕要特别留意这种分寸感。最后对这个报告感到非常亲切的是，我也在浙江的孤山上曾经度过半个月的时光，跟崔先生的十三年不能比，那个地方非常之好，风景好，环境好，书好，旁边还有一个“楼外楼”，那时候非常便宜，八九十年代。现在不便宜，味道也不对了。今天整个一个报告听得非常亲切，特别是崔先生刚才提到的《四库总目提要》的版本，我自己才知道用的是浙本，刚才已经下了一个论断，浙本还是好用的，虽然殿本是后出，但不见得完全可以代替，这样我也可以安心地继续用下去了。今天收获很大，非常感谢崔先生。下面还有时间，我们在座的老师、学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向崔先生当面求教。

唐宸：崔老师，您今天提到的目录主要是公家目录，私家目录您可能涉及的不多，我想提的问题是关于公私家目录之间的关系的。就是修《四库提要》的时候，其实也吸收了不少宋代、明代的私家目录的一些成果和传统，甚至还有清初一些私家目录的传统。而且《四库提要》修成之后，对清朝的一些私家目录的发展也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有不少考证的，还有在这个基础上对分类进行完善的，可以说私家目录在清朝也是比较发达的，这个跟《四库全书》也是有很大关系的。现在的问题就是进入民国之后，私家藏书可以说是越来越少了，从缪荃孙那个时候开始，就强调国家公立图书馆的作用，现在私家藏书基本上进入公立图书馆里去了，这是藏书的一个现状。在这样一个藏书分布的基础上，再加上西方的目录学进入我们中国之后，它的一些方法，比如字母排序比较普及，它的优点肯定是有的，您所说的中国的目录学尊重传统，但是也会导致一些弊端，西方的目录学在这方面可能会做得比较好，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中国目录学发展趋势您认为将是一个怎样的过程？我提这个问题的原因，也是因为您所说的目录学是实用性的，但是我们将来学目录学，不能只是看到以前的一些东西，我们还要结合以后几十年、几百年，我们要知道目录学当下的趋势，但是当下的藏书和当下的目录分类已经越来越公家藏书化和西方目录化，在这样一个情况下，目录学将来的发展趋势是怎样的，这是我提的问题，谢谢。

崔老师：好的。刘向、刘歆的《别录》、《七略》，纪晓岚他们的《四库提要》、《四库全书总目》，都是吸取了在他们之前的很多代人的成果而形成的，实际上是个集体成果。代表人物就是纪昀领导的专家组，刘向代表的专家组，实际上从先秦以来，陆陆续续有人管书，老子就是管书的，柱下史，图书馆长，这个书怎么管，怎么分类，他不会不理的。所以说是集体成果的积累。目录发展有两种类型，第一种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第二种是作为检索工具的目录。现在图书馆编的基本上是检索工具的目录，方便检索就行。书名索引，著者索引，读者用不着去看分类，可以用编号、四角号码等方式，所以书目的检索工具这一块可能会大发展。关于这个趋势，在余嘉锡先生的《目录学发微》里面已经讲到张之洞谓有藏书家书目，有读书家书目。余先生以为藏书家书目，“以便检索为主”；读书家书目以究源流为主，要“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细分类别，“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余先生说“分之愈细乃愈佳”，今所谓主题目录也。当然这个分层次，分类例，需要专家来分。郑樵把经部的易类分了二十三小类，余嘉锡先生承认他分得好，郑樵确实下了功夫，他是想做好这件事的。但是工作量太大了，郑樵在山沟里看到的书有限，生活条件也有限，直到晚年才从山沟里出来，到了杭州。他要读尽天下的书，用意很好，很用功，也有成绩，但就是计划太庞大，实际条件不具备，个人做不到。集体要做到那也得有专家，还得有权威的专家能把这个专家组抓起来，如刘向、纪昀这样的领军大家，这个操作起来很难。可能将来的发展趋势就是检索式，索引。

邵炳军老师：郑樵这个书里提到的好多书，实际上已经失传了，书目上还是有，我想他没看到书，还是靠文献底子。

崔老师：他倒是说明的，说亡佚的书也应该编到目录里来，他强调的，他有这个类例特色。我们研究古典文学、古典文献，像在座的诸位，跟古籍打交道，恐怕要把“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跟检索式的目录并用，两者并用，切合实际。

张寅彭老师：我是好多年前在上海图书馆曾经看过一部书，叫《我侬说诗》。“我侬”是一个人，《我侬说诗》我觉得在版本上一直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它是一个抄本，抄得非常之好，实际上是《四库》的规格了，而且上面有一个当时四库馆臣倪承宽的印，后来这部书不光是没有收到《四库》里去，连《存目》的提要也是没有的，现在上图把它作为善本来处理。像这种情况，比方在《四库》编纂的过程当中，不知道它是怎么一回事情，比如说正式抄好的，到后来没有收进去，如果说因为价值不高而废弃，它又原原本本抄了二十二册，很大的一个篇幅，非常的完整，而且盖了倪承宽的私人的收藏的印。

崔老师：四库的情况，当时从全国征集图书，根据《四库采进书目》的统计，总共采进了两万部左右，到了北京以后，翰林院里边按照乾隆的指令来划分，在鉴定上有反复，书也不是同时到的，陆陆续续到的，有早的有晚的，也有很晚的。操作过程中间发生偏差的情况也有的，有的抄写好的书没有来得及进去，就得考虑是不是乾隆中后期禁毁图书。馆臣要鉴别诗话里引用的有没有涉及被禁毁的人，比如像周亮工这样的人，有没有他们的色彩，馆臣到后来很警惕，因为这是政治问题。书可能是好书，没有进去的原因可能比较复杂，不一定是质量原因。

蔡锦芳老师：在四库里头，作者不明确的、没有署名的这种书，比如说清代当朝的不清楚作者的书，有没有收进去过？这种情况可能不多吧？

崔老师：作者不定的，有是有的，不过不多。这个书可以确定是四库采进本吗？一般要鉴定是不是采进本，前面有一个满汉合璧的翰林院的印，还有一个长条的，何时收到的收书印，有这两个东西，可以确定是四库采进本。没有这两个东西，就不能确认。

张寅彭老师：我那时有一个想法，会不会是倪承宽觉得很好，私下用当时四库的抄工给他抄了一部，自己留了下来，这种可能性有没有？

崔老师：这种有。开始抄北四阁的时候，乾隆找了有功名、没有官做的来抄书，不发工资，到“组织部”去备个案，三年之后派个官，事实上没有那么多官位。抄书的有好多是官宦子弟，就雇人来代抄，雇的这些人就是抄工。抄工不署名，责任心不是很强，常出错。到了南三阁的时候，政策有所变化，直接雇人抄，一两银子抄四千字，有价目的，发银子，质量就比北四阁好一点。但是管理也很难，抄工抄错了，校对的官员没有那么多精力，还有别的事，也不是太专心。抄书抄得准太难了，特别是雇人，量又比较大的时候，小还可以。姜先生的《楚辞通故》，“文革”期间私下雇人抄，浙江图书馆跟这些人有联系的，把他们找来抄。我们追的比较紧，抄完以后马上就校，质量就好一些。包括我们重印民国《浙江通志》，找了几十位抄工来抄，有几位老馆员盯在那里，质量也还好。抄本得讲质量，抄工里边三六九等相差太大。

张寅彭老师：我以前在越南看到，大概上世纪二十年代法国人请会毛笔的越南人抄书，抄得简直一塌糊涂。

崔老师：那肯定的，他们识汉字就很困难，在法国人看来，越南人就是专家了。

张寅彭老师：他们说抢救文献，因为那边很潮湿，现在留下来的都是这种抄本，都不能用，仔细一看有时当中漏一段，这种情况很多。

崔老师：遇到难抄的、不认识的，就丢掉不抄，文渊阁《四库全书》就有这个现象。他读了半天，还抄不来一页，赚不来几个钱，就越过去了，也不留空，校的人不认真还校不出来。后来乾隆大发雷霆，一直到晚年还有点恨恨不平，当时他处罚纪晓岚这些官员，他有几个儿子也在里面，也受处罚，我看得出来，乾隆是真生气，这个人是真想搞文化，不是假借文化搞政治，气魄很大，执行力也很强，像执行力这么强又重视文化建设的皇帝不大有。我很想为乾隆写点文章，但是现在年纪大了，精力不够了。

张寅彭老师：崔先生您讲到这里，我又多一个同感，就是对乾隆皇帝的一个评价。我们最近正好在编一个“乾嘉诗文名家丛刊”，也是觉得对乾隆、乾嘉盛世，实际上应该好好地从正面去把握，有很多正面的价值，从前史学界有很多好像是已经深入头脑的结论，其实有很多可以重新考虑的，这里边有很多题目。我是想同学们现在读书，有很多选题的机会，这里边都有很多有启发的，可以深入研究的，很有价值的，跟今天、跟现实未必没有关系的一些很大的空间。我想我们真的要向崔老师好好请教，像这样一个古代的、非常专业的题目，实际上跟现实联系得非常之紧密，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蔡老师：现在我们的同学不管是做博士论文还是硕士论文，最后的参考文献的排列的分类或者说顺序，差不多是人手一种。崔老师，您看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历史、古代汉语这几种专业用什么方式编排比较好一点？

崔老师：关于中国大陆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目录，问题挺多，五花八门，有些有一点道理，有些完全没有道理，就是乱。古典文学、古典文献，跟古代有关的，我倾向于按四部经史子集排序，操作起来有点难度，所以在浙江大学古籍所做那个文献目录样本的时候，最后还是没能采纳四部的排法。

蔡老师：四部分法通常经部那块就一丁点，有些同学《十三经注疏》朝上一列，或者偶尔牵涉到一本《易》或者一本《礼》，往那一列，经部只有一点点。

张老师：四部排列有一个问题，就是现代作者怎么办？参考现代的、民国以后作者的，怎么排，怎么弄到四部里面？

崔老师：这就是难题。浙江大学古籍所发布的规范最后采用音序索引，就是这个原因。

蔡老师：可否把它分成两段，古代的和现代的，古代的按经史子集。

崔老师：我看也有分开的，古代跟现代分开来的有，把著作跟论文分开的都有。

蔡老师：是的，我们这边更多的是古代一段，现代一段。现代的基本上著作一类，论文一类，有的按照作者的先后顺序，有的按照出版的顺序，这样来排，古代的很少有同学按照经史子集来排，大多数同学根据拼音字母，或者说作者的朝代先后来排，蛮乱的，很难按一个标准把参考文献排列下来。

崔老师：中国大陆博士论文的参考目录，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他列的目录里有很多书他没有用过，就往上堆，弄得很庞大，核心文献被淹没了，甚至丢失了。浙江大学艺术学院有一篇文章，讲碑学的，参考文献目录没有包世臣《艺舟双楫》、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有的是不得法，把二手、三手文献当正宗；有的是不认真，不知道参考文献目录是论文重要组成部分，评阅人先看这个目录，以确认本论题有否重要文献遗漏的。注水太多，眉目不清，怎么看得明白？一般的文献，脚注就可以了，进入最后的文献目录的应该是比较重要的部分，核心文献不会太庞大的。

蔡老师：我们在座的听了，还是尽量实事求是地在后面列参考文献。一般来讲，很严谨的学者看你的论文，肯定是要很认真地看你的参考文献的。如果你是实事求是地列你的参考文献的，那么审阅的学者就会给你指出，根据他的阅读经验，你还有哪些文献没有看到，就可能会给你指出这样的不足。如果你看过没看过的全部朝上面列，那么审阅的专家就没有办法看出你哪些到底认真看过，哪些根本没看过，在阅读书籍上就没办法给你提建议了，所以说不要自欺，也不要欺人，这个方面其实还是要严谨一些。

张老师：刚刚说没有能力来扭转，其实今天就是一个机会。关于列参考文献，实际上是有规范的，蔡老师刚才也说了，参考文献其实是你论文的一部分，你要把它看成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看你的参考文献的列法，就可以知道你的论文是怎么写的，你治学的态度是什么，这里边实际上都是有那个成分在的，可以看出来。当然这也不是给老师看，这是我们自己要注意的，如果你要做学问，或者不管你做哪一件事情，这都是一个有机部分，怎么样对待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部分，在我们现在成长过程当中是很要紧的。今天崔老师的报告，无论是大的方面，还是一些具体的方面，都是非常切实，是我们可以拿来就用的一个报告。

赖京：崔老师您好，刚才您提到刘向那本目录学的书，继承了前人的一些思想，是对传统的一个继承和发展的过程，我就想请崔先生谈一谈在刘向成书之前，汉成帝之前，包括先秦，哪些思想或者说哪些学派影响到他对这个目录的编订。我个人的观点就是书籍发展到刘向那个时段，大量涌现出来，在这之前应该是属于私家的一个小规模的范围，所以在我看来，我认为之前是没有一个比较系统的分类的，就是一堆书堆在一块。如果说有影响的话，想请崔先生介绍一下受了哪些学说或者说哪些人的影响，谢谢您。

崔老师：在刘向整理国家藏书的时候，说是一堆书堆在那边，这个不是事实。在《汉书·艺文志》开头一段序文里已经讲到，刘向领导专家组整理国家藏书是有分工的。刘向负责六艺、诸子、诗赋，请任宏校兵书，尹咸校术数，李柱国校方技。这就说明藏书是分类的，不分类怎么分工，《汉书·艺文志》里明确写了的，是分类的。分类必有道理，历代的收藏者一定有记录，在刘向之前的藏书文献里，文献残缺的太厉害。还有我们可以根据《兵录》，汉武帝时杨仆作的《兵录》，《七略》、《别录》的兵书一定是继承了的，而且特别要弄出兵书，就是从《兵录》来的。其他的呢，文献还值得期待。从老子开始管藏书，他们对于藏书体系没有什么设置，这不可能，这个有待文献的发掘。我们现在根据《汉书·艺文志》前面那一段话，可以确定的是，西汉的国家藏书体系就是分了六略，下面的三十八类，这个体系是有的，不是刘向、刘歆造出来的，如果他们真造出来也没有用，这个得公众承认，这是公共产品。公共产品注重它们的公共性，不是私人著作，就是私人编纂的目录，也要变成公共产品。

蔡老师：崔老师，我在上大给本科生上文献学，讲刘向、刘歆父子的时候，我说当时国家藏书就是一堆书堆在那，是刘向、尹咸、李柱国这些人做了分工，我在课堂上是这样讲的，今天听了您的讲座以后，我以后上课得纠正这个说法了。赖京，也不是说到了汉成帝的时候才有这么一大堆书在那，汉初汉文帝的时候就已经向天下征书了，那个时候其实朝廷里面的书就已经汗牛充栋。到了汉武帝的时候这些藏书又有不少的腐蚀、残缺，但是那个时候没有大规模的整理。到了汉成帝时杂乱无章、损失的情况又严重了，刚好又有刘向、刘歆，还有这么一批专家学者出来，汉成帝就请他们来整理书籍，情况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并不是说汉成帝之前，藏书只是零星的、小范围的，汉文帝的时候差不多该出来的书基本上就出来了。

唐宸：刚才那位同学说的问题，我可以跟大家讨论一下。那位同学先说的是先秦，有关先秦的这个问题，唐朝时就已有学者讨论过，在《隋书·经籍志·簿录类》的小序里说过“古者史官既司典籍，盖有目录以为纲纪，体制湮灭，不可复知”，唐朝学者修《隋书·经籍志》的时候，已经意识到《汉书·艺文志》对前朝的继承问题，给出的答案是上古时期书籍是归史官管理的，但是史官的体例并没有流传下来。这个其实在先秦史籍也记载过一些，比如说夏朝要灭亡了，夏朝的太史逃奔到商朝那里去了，商朝快要灭亡的时候，商朝的太史也跑到周朝那里去了，在先秦这几次换代的时候，都经历过史官的出逃。史官既然出逃了，书的编排方法自然就产生过一定的混乱，我觉得跟这个有关系，一些史学著作在强调上古史官重要性的时候也提出过，我觉得从侧面反映出史官制度确实是有的，不过没有流传下来而已。其实秦朝时也有图书管理制度，《史记》、《汉书》里记载刘邦进入咸阳时，原文说“何入秦宫室取图书”，秦朝是有专门的宫殿去存放图书的，秦朝时国力那么强大，阿房宫修得那么庞大，放书的地方肯定不会杂乱无章，秦朝时已有博士，博士的职责也包括管理图书。因为那个时候文献学没有形成一个学科，所以当时的学者并没有对这方面进行记载和研究，但是我们可以推测出来。

饶龙隼老师：赖京是我的学生，这里要批评他，我大概95年时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周代藏书考》，你做我的学生，我的东西你没读，这篇文章专门研究周代藏书，我就这个事情批评你。另外我补充一个材料，周代有一个专门的藏书机构，叫“象魏”，每年春天政府的各个机构把早一年的各种档案文书转移到象魏来收藏。象魏还有一个功能，就是每年春天在象魏门口发布来年官府重要的诏令。象魏的功能跟今天图书馆的功能有点不一样，负责周朝各个部门的档案文书，同时还有发布政令的功能，这是当时藏书的机构，这种机构比较专门。我想同学们研究学习的时候遇到这些问题，要查一查已经有过的研究的论著，这样知识就会慢慢地积累起来。

张老师：刚才赖京同学的一个问题引出了很多的讨论，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今天的讲座确实是非常的完满，现在时间好像也差不多了，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提问，那么就到这里结束，我们再一次谢谢崔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