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寿桐

创造社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特立独行的文学社团，无论是在新文学创作之初，还是在新文化运作之中，甚至是在社会革命的浪潮之下，都充任了重要角色，制造出许多世纪性的学术话题。于是，创造社研究较之所有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研究，是最为热门的选题，拥有最丰富的成果，也往往最具有学术影响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周海林的《创造社与日本文学》就不是一个取巧的选题，它即便是在21世纪初，仍然面临着许多同类选题及其相应成果的沉重压力。

然而，周海林无须忌惮这样的压力，她一方面聪明地通过回避某些话题而减轻类似的压力，另一方面又勇敢地面对另一些话题，进行有力道的学术论辩，有效地排解了这些压力。这使得她的研究始终保持着她自身的优势。她生长于上海，留学于日本，对创造社主要的活动空域有着深入的知性了解和切身的感性体验。更重要的是她对于研究对象能够入于其中而不“溺”，出于其外而不“隔”，对创造社与日本文学的关系这样一个足够复杂和深刻的学术命题，把握得游刃有余，作为研究者，其自身的优越感和自由度在整个学术阐述中都显得相当突出。显然，这一选题的研究过程也许非常艰苦，甚至痛苦，但撰述过程却相当轻快，甚至愉快。这样的快感并不因日语写作而有丝毫减损，即便是一个日语的初学者，也能隐约地感受到作者使用外语进行学术写作时那种跃然纸上的快感。

当然，这些都是外在的判断，这些判断的内容与这本书的学术建树确有一定的关系。作为一个曾经涉历创造社文学研究的同好者，我对书中围绕着创造社研究所提供的有一定新颖度的学术拓展，甚至可能开辟了有一定深度的理论，留有相当的印象。

创造社与日本文学的关系，原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有关研究应该说相当充分，在这方面的拓展对于任何研究者来说都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但本书却将一个显得有些老套的话题，在自然质朴、舒徐自在的论述中，缓缓道出学术资源开拓的某种路径，给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些继续深入的可能性。

创造社几乎所有的重要成员，都留学甚至长期生活在日本，他们受到当时日本文化氛围的熏染，这使得他们较多地浸淫于日本文学。对此，人们一般都能获得统一的总体印象，但很难对成员个体进行深入细致、具体独到的学术把握。周海林这本书以较为广阔的学术视野透视创造社作家与日本文学和文化的紧密关系，从文化背景、文学影响、写作策略和语言策略的选取等宏观和微观方面，全面、系统地揭示了这样的情形：创造社文学之涌现与创造社作家之长成，在许多方面和诸多层次上得益于对日本文学和文化资源的觅取与开发。至于郭沫若的诗歌构思和平明宁静的风格与日本俳句之间密切的联系，郁达夫与佐藤春夫等日本文学家的交往，都是周海林详尽考察的内容。这些考察都已从文化的较深刻的层次和较广阔的立面取视创造社作家与日本文学的联系，为郭沫若研究以及创造社文学研究开辟了新的学术路向。

关于郭沫若所受外国文学和文化的影响，人们热衷于研究同时也是印象最深的，往往是歌德、尼采、惠特曼、泰戈尔，以及浪漫主义、泛神论等固定的对象，很少在这样的话题上关注到日本文学和文化。即便是对于创造社的研究也是如此。在人们的心目中，除了周作人、田汉对日本俳句有着深刻的体验与热烈的激赏，并在文学理念和创作中较多地融进了日本俳句的影响，除了郭沫若、郁达夫等人的作品与日本的私小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除了鲁迅与厨川白村的文学思想有诸多相通之外，其他的日本文学因素和日本文化因素，似乎都与包括创造社作家在内的中国现代留日文学家没有多少关系。中国现代作家即便是在留日学习的背景之下，也只不过将日本文化视为跳板，通过它直接摄入西方文学和文化。这样的理解使得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创造社文学，在与外国文学和文化的关系上拥有了难以置信的“仙气”——几乎是隔空对接似地拥入了西方文学和文化。

其实，一个文学家和一群文学家甚至是一代文学家，在文学兴趣的养成、文学道路的选择、文学倾向的修炼和文学风格的构建等方面，都会融合诸多因素，其中必不可少的因素便是文学与文化的“地气”——文学现场氛围的影响。郭沫若以及创造社作家多是在日本养成了文学兴趣，选择了文学道路，修炼了文学倾向，构建了文学风格，他们的文学营养中不可能缺少这样的“地气”。只不过是我们的研究者对研究对象长期处于疏隔状态，对于“地气”因素，缺少深入的了解和准确的认知，只好凭着某种想象以及不无谬误的知识认定其大而化之的“仙气”因素，对具体而微的“地气”因素则不甚了了。例如在创造社文学研究中，创造社作家的文学“地气”因素之一，其与日本文学的联系反倒是较为薄弱的学术研究环节。周海林的研究因此具有特别值得重视的价值。

对于成长于日本文化氛围中的创作社作家而言，所谓“地气”就是由一定的代表作品所构成的日本文学和文化传统的精气神。在这方面，《源氏物语》特别重要。它是日本文学经典中的经典，是日本文学和日本文化的重要资源。但有关这部经典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留日学生为主体的创造社文学的影响，学界一向缺少全面、深入的研究。周海林的《创造社与日本文学》触及了这一话题，很可能意味着开始了一项有价值的学术开发。并不是说郭沫若等创造社作家直接从《源氏物语》中摄取了多少精神营养，而是说，他们从中感受到了强烈的日本文化“氛围气”，也就是“地气”。不仅是郭沫若，其实长期生活、学习于日本的中国文学家，如果在日本养成自己的文学兴趣并选择文学道路，则不可能不与这部文学经典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日本文学资源性的“地气”因素。一个学者或文学家，除了本国文化的资源性修养，如能在异国他乡养成自己的文学趣味，培养自己的文学爱好，则异国文学和文化同样构成某种资源性的意义。这样的文学和文化资源同样构成了一定的背景与“地气”。而在这种资源性“地气”中，异国文学当时的时尚性因素，以及决定这个国家文学基本传统样貌的经典性因素，是两种必不可少的——尽管在不同的接受者那里有时候可能是倚重倚轻的——基本要素。创造社文学家如郭沫若等，既受到当时较为时尚的日本文学家的影响，如厨川白村的理论，佐藤春夫的创作，也受到日本文学和传统文化的熏陶。在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等创造社小说家的笔下，主人公常处在放逐的状态，处在性苦闷的迷乱之中，这其实与《源氏物语》及其所构成的日本文学文化传统大有关系。这部古典小说的主人公源氏就是一个在长期的放逐生活中体验人生真味，在普遍的乱伦状态下实现爱的要求的角色。因此，在创造社研究中常被忽略的《源氏物语》，其实对创造社作家文学趣味和文学风格，甚至文学题材的影响都相当普遍并有相当的深度，其学术容量足以构成一部类似于《<源氏物语>与创造社文学》的专著。只有凭着接“地气”的意识和毅力，才能较为全面而深刻地揭示出日本文学和文化的这种传统资源之于创造社作家的影响。周海林的这本书在这方面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一定时代的流行文学和文学时尚，无疑会构成足以影响外来者的重要的文化氛围、文学背景和文学资源。分析创造社与日本文学的关系，理所当然地需要充分考虑这种资源性因素的影响力。本书在这方面同样有充满“地气”的拓展。厨川白村的文学理论对鲁迅兄弟的影响广为人知，但对郭沫若等创造社作家的影响则经常被忽略。以“灵肉冲突”为关键词的文学理论，确实对郭沫若、成仿吾等创造社文学批评乃至对郭沫若、郁达夫的文学创作都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周海林在本书中类似的学术揭示，不仅为创造社研究拓展了资源，也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某种启迪：作为一种富有“地气”的文学和文化资源，日本文学中的某些富有影响力的因素对中国留日文学家来说，不会是一种单一关系，而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复合关系；不同背景甚至不同倾向的文学家都可能对日本一种时尚文化和文学构成较为普遍的接受关系。这样的情形当然不仅限于厨川白村，而是包括私小说在内的所有重要的日本文学现象。

此外，郁达夫与葛西善藏的关系，张资平的通俗小说与佐藤红绿的联系，以及《梅岭之春》等作品与岛崎藤村作品《新生》的承继关系，都是创造社与日本文学关系的重要话题。其中，周海林对张资平的研究表现得尤为突出。张资平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非常特别的地位，他几乎可以说是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开拓者，他的《冲积期化石》受到日本“早稻田文学”作家!田秋声、田山花袋、正宗白鸟、小川未明的直接影响。他在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其中长篇小说创作还开创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畅销书模式。新文学的兴起正是以抵御和抗击畅销书和通俗文学开始的，为什么作为新文学家的张资平仍然会开创畅销书的写作模式？周海林的研究揭示出，是因为日本通俗文学的基因造就了张资平，佐藤红绿、池田小菊等人的创作以及自然主义思潮涌动下的日本通俗文坛，构成了张资平文学趣味的文化资源。

以前的研究，对这些问题往往泛泛而谈，大而化之，缺乏深入详实的论证和解析。周海林的研究对此都有所推进，使得创造社文学与日本文学的关系真正在与日本文化的“地气”连接中得到了揭示。

周海林的研究还揭示出，日本文学和文化对创造社作家的影响，并不仅仅体现在这些具体而微的对应关系上，更体现在许多文学乃至文化理念的调适方面，即体现在一些宏观的理论框架上。一种文学和文化的资源的作用，在具体创作中固然会有迹可寻，可更深刻的体现还在一些理念的调整和价值观的形成方面。日本文学和文化的资源对于创造社文学的影响力，需要从这种更深层面进行解析。于此，周海林令人折服地分析道，留日学生大多带着那个时代的“中国梦”——富国强兵的梦想，远走他邦，试图为解救苦难深重的国家和民族而寻求可行的道路。就创造社作家而言，除了田汉、郑伯奇选择了文学艺术而外，大多数人都选择了富国强兵之道的学问：郭沫若像鲁迅一样选择了医学，郁达夫选择了经济学，张资平选择了矿物学，成仿吾选择了造兵科。但他们都无法抵挡当时最为活跃的日本文坛的影响与召唤，都纷纷倒向了文学。这固然与这些文学家自身的修养和文学潜质有关，但他们那样决绝地放弃了或者放下了那么沉重的科学救国梦想，转向文学，难道与日本文坛的时尚，与日本文化在那个时代形成的“氛围气”没有关系？虽然周海林的研究对这一问题的阐析仍未达到相当的学术深度，但这一问题的揭示与提出本身就非常有学术力量。这提醒研究者，无论面对怎样的研究对象，都须充分考虑到当时文化环境的因素，甚至须考虑到这种因素的决定性作用，这就是接“地气”的学术。

饶有兴味的是，周海林还从“创造体”白话文的形成史和风格论中联系到日本文化的“地气”因素。一般认为，汉语白话文受近代以来“吾手写我口”的启蒙传统的影响，受民国初年文明戏运动和白话报章的影响，受胡适等人白话文倡导的影响。难道创造社作家的白话文运用就是受来自国内的这种单一“地气”的影响？实际上，日本文化的“地气”照样对他们的语言选择具有很强的影响力，他们的白话文乃是受到了国内和日本双重“地气”的影响。只要仔细阅读郭沫若的传记和自述就能发现，郭沫若在日本写作白话诗的时候，并不知道汉语白话如何运用于诗歌，也未见过胡适的“尝试”体以及康白情等人的白话诗，不过他在与佐藤富子热恋的时候写出的那些白话诗，难道真的无师自通？真的是那么凭空吟咏就达到了对汉语新诗语言和体格的“顶层设计”境界？双重“地气”的文化现象让我们明白，其实，日本文学诸如俳句之类就已经有了用白话入诗的成熟经验，对于熟悉日本文学和日本诗歌的汉语文学家来说，用白话写作原不是什么冒险的事情。这只是诗歌的语言运用问题，其他文体的现代语言运用在创造社作家这里也同样因获得了日本文坛的“地气”而显得简单、早熟。周海林分析道，诸如语言风格，郭沫若的激情、郁达夫的忧郁、成仿吾的清纯、张资平的明快，都与日本文坛早已解决了的文学语言白话化传统积淀有关系。一方面，自《源氏物语》以降，日本叙事文学就已经广泛采用白话叙事，这一点比中国传统小说更加彻底也更加到位；另一方面，近代以来日本文坛也曾酿起“言文一致”运动，这一运动顺应着日本社会文化改革的潮流，也体现着日本语的发展趋势。此外，日本近代以后自然主义文学的繁盛，要求文学语言贴近真实的人生，不厌其烦甚至絮絮叨叨也在所不惜，这样的文坛风尚对现代白话体文学的锻造很有助力。创造社作家在这样的文学“地气”中运用汉语，很容易形成了“创造体”白话的纯熟风格。

当然，强调日本文学对于创造社文学的这种资源性的“地气”影响力，必须重视其“复合地气”的因素，充分关注和估价创造社文学现象形成中的中国因素甚至是创造成分，这样可能免于学术资源上的偏至偏废。明白了这一点，就会避免类似的表述，如将鲁迅和创造社对普罗文学的某些理论阐述，描述为模仿了日本的“复制品”。如果从“复合地气”中的中国因素和汉语文化因素去考察，相信会得出有所不同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