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今日为什么要研究创造社

20世纪80年代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为动荡的时期。苏联的瓦解，柏林墙的倒塌等，象征着战后与欧美为中心的资本主义阵营进行抗衡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自马克思主义思想诞生以来，无数的左翼知识分子把“没有私有财产，平等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作为他们的理想而努力奋斗了一生。然而，他们的社会主义阵营，他们为了实现梦想中的大同世界，为此经历了无数次的浴血奋战，牺牲了难以计数的宝贵生命，终于形成的社会主义阵营，却于20世纪80年代，在无明显外在原因冲击的情况下，自行崩溃了。

1917年11月7日，当苏联向全世界宣告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成立的时候，激进的左派知识分子坚信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实践上的胜利。尤其在远东的中国和日本，苏联的成立，毋庸置疑，对两国的左派知识分子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因为两国都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压迫下开放门户，并迅速地进入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轨道，所以资本主义原始剥削的现象更为残酷，劳工们的处境更为悲惨。为了推翻这个不平等的社会，把工人和农民从暗无天日的非人生活中拯救出来，众多的知识分子前赴后继，进行了各种尝试和不懈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在苏维埃的胜利，无疑给了他们极大的鼓舞，使他们看到了美好的未来。

此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日本迅速传播，日本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研究也迎来了空前的高潮。1920年代初，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家以文学的形式迅猛地、广泛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数年后，马克思主义理论通过创造社后期成员的介绍，传播到中国文坛，不久就被看作是主导中国近代文学的唯一的艺术理论。中国共产党经过数十年的流血和斗争，终于在1949年10月1日迎来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成立，中国的左派知识分子终于实现了他们梦想中的大同世界。台湾的一位学者指出，国民党虽然掌握了“军权”(统治军队的权力)和“政权”，而共产党掌握了“笔权”(宣传的权力)，结果“笔权”打倒了“军权”和“政权”。共产党掌握“笔权”，是因为后期创造社提倡革命文学，换句话说，共产党的胜利与创造社在理论上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创造社对社会主义中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绝不是夸张的臆测。创造社的革命文学理论超出了文学的范畴，被纳入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建设，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文简称“讲话”)中提出，一系列的革命艺术理论并不是崭新的构思；“讲话”的艺术观在很大程度上参考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创造社的革命文学理论。例如，文学的阶级性，革命和文学的关系，革命文学家的立场和教养，还有文学家必须到工厂、农村、战场、革命现场去的理论，确实有很多是毛泽东从郭沫若等人处借来的。成仿吾在1927年提出的“我们只问谁是友人，谁是仇敌”的观点，也成了这个“讲话”的核心而被广泛宣传。“讲话”彻底批判了不符合革命主体即工农大众喜好的艺术观，就关于如何为劳动大众创造新艺术，决定了今后的艺术方针。

鲁迅曾经表示过怀疑，创造社的无产阶级文学理论只不过是日本的复制品，不仅与来自德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一样，也与俄国的经典著作不同，因而对于给它戴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桂冠颇有微词。然而创造社的新文学理论是否源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并不是鲁迅的忧心所在；使他感到深切不安的是当时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过激的性质，他担心深受这种过激性质感染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学会走上“歧途”。

抗日战争爆发后，大多数的文学家不问艺术理念和流派，都团结在抗日统一战线，开展了生动活泼的文艺活动。但是，在战争这种特殊的环境中，为了开展抗日宣传活动，艺术自身的特殊性被再一次否定了。郭沫若的以下言论代表了那个时代的艺术家们的观点：“抗战所必须的是大众动员，在动员大众上用不着有好高深的理论，用不着有好卓越的艺术——否则，理论愈高深，艺术愈卓越，反而愈和大众绝缘，而减弱抗战的动力。”当艺术家们在鼓舞工农大众和士兵们的士气时，他们似乎在煞费苦心地考虑怎样才能使得大众能够接受自己的艺术。在工农大众面前他们以往的艺术观受到了质疑，因为工农大众要求的是通俗易懂的艺术。因此郭沫若明确地规定了艺术的目的性和功利性，着重肯定了艺术的宣传功能。

考虑到抗战时期的极端状况，我们对郭沫若的说法难以提出异议。然而，战后这种状况依然没有改变。茅盾在20世纪80年代写的回忆录中深刻地指出：“三十年代的评论，纯属学术观点上的百家争鸣，谁都不把它放在心上；而六十年代的批判，却成了决定一个艺术家的政治生命和艺术生命的帽子和棍子。”

社会主义中国从建国的那天起，就宣誓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几代的革命家和知识分子用生命和浴血奋斗换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曾被很多人仰视为理想社会，社会主义中国与全世界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携手形成了对抗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社会主义强大阵营。然而今天，坚持社会主义的只有中国等几个少数国家。当年的知识分子为了实现平等的大同社会而进行的奋斗难道都毫无意义了吗？若要追寻这个问题的答案，首先我们不得不回顾一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走过的路程。

“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是以进化论为起点，追求激进的思想和彻底的革命。科学以及民主主义不是作为学问和思想，而是作为一种主义为人景仰，文学当然要被赋予重要的政治使命。初创期的创造社曾大力宣扬过艺术至上的文学非功利主义，但是在面对民族存亡的危机时，他们的非功利主义文学的幻想破灭了。与马克思主义的相遇更让他们认识到文学必须是阶级斗争的武器。经过激烈的革命文学运动，文学终于被纳入了政治话语系统，文学和艺术只能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意识形态的土壤中生存。创造社所走过的道路一如中国的激进知识分子所走过的道路的缩影。“五四”以后的中国知识分子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的道路，创建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是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也是创造社成员梦寐以求的理想。因此，在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逐渐低迷的今天对创造社进行研究，毋庸置疑，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在国际政治形势激烈的变化中，中国政治发展也面临着新的挑战，此时此刻，创造社研究具有更深刻的时代意义。鉴于创造社的特殊性质，对创造社的研究已经逾越了文学的范畴，受到了来自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艺术学、医学、考古学、文学、比较文学等其他学科的学者和专家们的关注。在这堆积如山的创造社研究的课题面前，如何从比较文学的视角，对它进行分析研究呢？对此，笔者确实有过深思和踌躇。

然而，笔者最终决心从创造社和日本文学的关系，尤其是创造社的创始人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和张资平四人，与他们和日本/日本文学的接点着手，开展研究。本著作尽量围绕着初期创造社的文学话语展开讨论，然而研究具有浓厚政治意向的创造社，要想避开他们的政治话语，几乎是不可能的。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中日两国文学家在苦恼的选择之中，努力奋斗，经历了多少荣光和败北，写下了历史一页；而这漫长而波折的历史，被创造社和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日本文学家，用文学的形式记录了下来。郁达夫曾经在《文艺鉴赏上的偏爱价值》一文中提及，“偏爱”往往产生于相近的价值观。而对创造社成员的文学，笔者显然产生了“偏爱”。在阅读他们的作品时，笔者几乎竭尽全部的情感和精力，时常能听到他们因焦虑而引起的心脏剧烈的跳动声，也常常看到他们如同修道者一样虔诚执着的身影。

二、创造社及其历史

创造社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文学团体。自1921年9月29日上海的《时事新报》刊载了《创造季刊的出版预告》开始，在经过三次大起大落后，到了1929年2月7日被国民党关闭为止，创造社总共走过了8年的历程。因为创造社创立的主旨是不问“主义”、“流派”，集合了一群气味相投的人，所以人数是变动的。据说先后有三四十人之多。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创造社之外的投稿人。

根据创造社的兴盛期和停滞期可将创造社分为前期、中期、后期三个阶段。从《出版预告》开始到1925年5月中旬《创造周刊》停刊为止的两年半称作为前期创造社。这个时期的主要成员几乎都是留日学生，所出版的刊物是《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和《创造日》。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郑伯奇、穆木天、陶晶孙、王独清、腾固、洪深、何畏、徐祖正等人是前期成员，在这个阶段，他们的艺术倾向着重于自我表现的浪漫主义。前半期尤其宣扬了艺术至上主义，这可以从他们的文学中看到来自日本和欧美的影响。中期创造社是从1924年8月20日《洪水周刊》的创刊，到1927年12月15日《洪水半月刊》终止的3年3个月的时间。这个阶段的成员除了前期的成员之外，还有被称为“小伙计”的周全平、倪贻德、敬隐渔、严良才、叶灵凤、周毓英、龚冰庐等人，他们成了活跃在创造社的主要成员。在这个时期发行的刊物有《洪水周刊》、《洪水半月刊》、《创造月刊》、《新消息周刊》、《A.11周刊》和《幻洲周刊》，然而除了《洪水》和《创造月刊》之外，其他都是仅发行了几个月的短期刊物。中期创造社的艺术观是最自由的，从中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流派，不过，革命写实主义的倾向表现得最为显著，可以说是这个时期的主流。后期创造社是从1928年1月的《文化批判月刊》创刊，到创造社关闭为止的一年多时间。以京都帝国大学的留学生李初梨、冯乃超、朱镜我为中心的新人成为后期创造社的核心成员，从此以后创造社全面地抛弃了浪漫主义，进入了倡导无产阶级文学创作和理论的阶段。

在文学团体中创造社的历史不是最长的，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难以撼动地位的最重要的团体之一。在中国的现代文学史上，创造社出版了第一本浪漫主义诗集、第一本短篇小说集、第一本长篇小说。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提倡浪漫主义，开展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讨论文学和阶级斗争的关系，提出社会主义写实主义理念等，皆是创造社率先而为。另外，在社会实践中，创造社成员参加了有名的北伐战争，加入了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党派，积极参加工农运动。创造社解散后，郭沫若、成仿吾和后期创造社的成员作为共产党的骨干投身于抗日战争，他们对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新中国建立后被重用，除了郭沫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长、政务院副总理，成仿吾成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之外，李初梨等人也都有重要的职位。在抗日战争中协助日军，参加所谓和平运动的张资平、徐祖正、周毓英、龚冰庐等人，在战后各领其罪，不仅被赶下了文学舞台，也从此葬送了政治生命。而郁达夫却在战争结束之际被日本宪兵杀害。从艺术至上主义出发的创造社成员，在广阔的文学舞台上，用形形色色的文艺思潮发挥了自己的文学才能，向人们展示了他们华丽的表演，然而最后成了被卷入政治漩涡中的人物，他们以各自的政治话语为自己的主张辩护，也自然成了各种不同政治主张的代言人。

解放后中国的文坛几乎全盘继承了后期创造社的艺术观，出现了社会主义写实主义一边倒的现象。后期创造社的意识形态给中国的政治形态带来了难以忽略的影响，从那些投身政治的成员中，完全听不到他们批判政府及政党的声音，而这种现象就成了退出文学舞台跃身为参政者的后期创造社成员的特征之一。然而，这些激进的革命者万万没有想到，他们居然被更加激进的“革命分子”——造反派——视为保守分子，受到了激烈的批判和攻击，他们和地主、资本家——他们从前的敌人——一起被赶下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创造社的另一个特征是与日本的关系密切。无论是前期成员还是后期成员，几乎都是留日学生。创造社与日本千丝万缕的关系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厘清的，从组织形态、艺术理念，到风格、方法等，创造社从日本文学借鉴的东西实在太多了。特别是前期成员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和张资平四人，当他们作为文学家从相同的出发点迈出第一步时，他们共同拥有的留日经历，他们耳濡目染的同时代的日本文学，自然而然地融入了他们的初期作品里。

可是，他们“为艺术而艺术”的理念，虽是同时代日本文学界最流行的一个口号，却难以经受中国现实社会的考验。此后，虽然他们按照自己的思想及追随的意识形态走上了不同的文学道路，对日本文坛的关注却是一如既往，特别是对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动态了如指掌。最初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学似乎是“复刻”了充满日本无产阶级文学“气息”的文学，虽然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在日本当局的镇压下“变节”了、“消失”了，但是它的种子却在中国文坛的土壤里生根发芽，并成为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一部分力量，茁壮成长起来。毋庸置疑，创造社和日本文学的特殊关系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走向有着很大的影响，然而，中国方面的研究却常常把着眼点放在创造社和西洋文学的关系上，研究者最关注的也不过是郁达夫与日本文学的关系，对于其他成员与日本文学的关系却没有表示出更大的兴趣，尤其是对汉奸张资平的研究基本上是一张白纸。笔者完全赞成导师杉野要吉的观点，“历史不应该有空白”，应该将张资平作为创造社的重要成员来进行研究。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20年左右，是中日两国交流以及摩擦频繁的时期。在文学领域活跃着的中日文学家们生活在这个时代，为这个时代的建设而竭尽全力。我们应该从他们的话语中去寻找那个时代的线索，去发现那个不只是由数字和事实构成的思维的世界。研究创造社和日本文学的关系是探索那个时代真相的重要方法之一，因此是研究中日现代文学史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而创造社的创建者——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和张资平——他们无论在政治、文化、文学，都有着与日本文化人交往的经历，也可以说象征性地体现了现代中日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

本书在第一章首先以创造社和日本文学的关系为主轴，进行概括性的论述。然后，沿着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和张资平与日本文学的接点，在之后的各章分别展开分析和论证。关于创造社，不只是在中国文学方面，即使在比较文学的领域里，也是广受关注的话题。日本学界也通过多年的收集，出版了由伊藤虎丸编辑的全十卷的《创造社资料》(1979)，及别卷《创造社研究》(1979)和《创造社补卷》(1981)。以这样珍贵的基础资料为依据，日本对创造社的研究是很广泛的。但是不可否认，对创造社的研究仍有很多空白。最近中国的研究者中出现了一种观点：应该以否定郭沫若在解放后的行为的方法来研究郭沫若。王建喜指出，文化大革命的悲剧不可能是毛泽东一个人所为，像郭沫若这样的知识分子不但没有坚持真理和正义，坚决反对个人崇拜，反而利用自己的知识将群众进一步带入了个人崇拜的泥沼。在提出“知识分子应该有自己独立的意识，应该与权力保持距离”的时候，他认为为了中国的未来，不但不能再培养像郭沫若那样的知识分子，还要严厉追究郭沫若的责任。王建喜的批判并不过分。晚年的郭沫若完全丧失了知识分子的正义感和责任感，就连怀疑的勇气都没有了，青年郭沫若为了实现世界大同，冒死与国民党当权者进行了殊死斗争，然而当他拥有了一定权力，就丧失了犀利的批判意识，站到了保护既成的制度和政治的立场上。因为对郭沫若的研究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而且在中国思想史上也具有重大的意义，所以笔者认为应该进一步加深对郭沫若的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协助战争而转向当权者的日本文人们犯有错误：在与当权者对立时，他们作为大众的代言人而勇敢地斗争；但是当日本政府将国内矛盾的排泄口移向国外时，这些文人失去了知识分子的正义和良心，协助了战争。本书并不是要提出追究战争的责任问题，而是想通过解读创造社这样一个文学团体的历史，来寻找知识分子的定义。根据不同的时代、环境以及意识形态，知识分子的定义是有所变化的，但是最让笔者深思的是这样的知识分子论：“知识分子是流亡者，是边缘人物，也是外行，而且是向权力讲述真实故事的好手。”这种知识分子论，与有着强烈“选民意识”的前期创造社成员的“少数派”意识大相径庭，也不同于自诩为民众代言人的后期创造社成员“为民请命”的话语。创造社的成员很多是“流亡者”，但绝不是社会的“边缘人物”。他们依靠自己的努力，建立起了自己梦想中的社会，然而却不是对“权力讲述真实故事的好手”；因为当时的中国没有建立起一个能够让他们讲真话的环境。创造社的成员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政治愚弄，当最后一丝知识分子的自尊心被毁灭时，他们也就完全丧失了精神上的独立。从无产阶级文学到左翼文学、社会主义文学，他们经过了各种各样的磨炼，为了实现梦想的大同世界，帮助了权力，并且默认了权力对他们的压迫。这是一场真正的悲剧，它发生在知识分子失去权力批判意识的社会里，从这个意义上说，创造社是这场悲剧的“导演”，也是它的“主角”。

三、比较文学在研究创造社中的历史和现状

创造社与日本文学的关系，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有趣的现象，很早就引起了中日文学研究者的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方面的中国文学研究会已经把郁达夫、郭沫若列为研究对象。《中国文学》刊载的竹内好的《郁达夫纪要》提到了郁达夫和佐藤春夫及葛西善藏的关系，就《沉沦》一文对郁达夫反世俗的伦理观表示了赞赏。竹内好对郁达夫给予了高度评价：“在广博上不如鲁迅，在深度上非常卓越，没有他就没有新文学。”虽说在那时竹内好并没有站在比较文学的视角来评论郁达夫，但是在比较文学上为郁达夫研究定下了基调。当时，不只是竹内好，他的同人们也经常向《中国文学》投寄一些评论郁达夫以及郭沫若的文章。他们中间的近藤春雄、实藤惠秀、冈崎俊夫、小野忍、松枝茂夫等人后来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翻译家，特别是《郭沫若选集》的积极推动者而广为人知。郁达夫和郭沫若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代表，经常被介绍给日本的读者。1969年东洋学文献中心出版了伊藤虎丸编辑的《郁达夫资料》，尤其是自小田狱夫的获奖作品《郁达夫传》(1975)出版以来，郁达夫成为创造社成员中最为日本研究人员关注的研究对象。此后东洋学文献中心出版了《郁达夫资料辅篇》(1973)、《郁达夫资料总目录·附年谱》(1989)共计4册。在该中心出版的中国研究资料中，郁达夫的资料多达5册，是最多的。日本对郁达夫的研究大概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达到最高潮。陆续出版的有稻叶昭二的《郁达夫——他的青春和诗》(1982)、铃木正夫的《郁达夫，悲剧时代的作家》(1994)、《大众的郁达夫》(1995)等有关郁达夫的传记。在日本，郁达夫成了仅次于鲁迅而广为人知的中国现代文学家。

然而，将整个创造社都纳入研究范围的恐怕是始于上文提到的伊藤虎丸编辑的《创造社资料》和《创造社研究》等。不过，他近几年来发表的有关创造社研究的论文，已经收于上述的《创造社研究》中，以《作为问题的创造社——从和日本文学的关系着手》的先驱研究为开端，初步奠定了创造社和日本之关系研究的基础。伊藤虎丸在把鲁迅的思想和文学的观念形态与前期创造社进行对照比较时，发现两者的文学不仅含有许多日本文化的素养，而且他们各自生活过的时代，对他们的文学理念和风格的形成也是一个难以忽视的因素。于是，他提出了鲁迅是“明治青年”，前期创造社的成员是“大正青年”的论说，他的说法意在表明现代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的近亲关系。这个明治青年和大正青年的说法，对理解鲁迅文学和前期创造社文学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也为我们了解中国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在文艺理念上的“为人生”与“为艺术”之争——也就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之争——的历史背景提供了一条清晰的线索。伊藤虎丸的研究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日本在创造社研究方面的里程碑。

1995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伊藤虎丸的《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这是一本中日比较文学研究方面的书，书中收集了作者以前在中国文艺杂志上发表的有关创造社的4篇论文。毫无疑问，对中国的创造社研究者来说，伊藤虎丸的存在是非常重要的。中方的《郁达夫研究资料》一书中，引入了大量的伊藤虎丸的观点，创造社前期成员是大正青年的观点即使在中国的创造社研究者中间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由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方对创造社的研究基本上没有什么进展，因此日方的研究成果在中方的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郁云的《郁达夫传》从伊藤虎丸、稻叶昭二、铃木正夫等处获得了许多史实和文献；关于郁达夫脱离创造社前后的资料也是由日本的铃木正夫整理和订正的；大陆、台湾、香港的研究者们常常参照日方的研究资料。

当然，中国文坛早就认识到创造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性。20世纪30年代初期，《郭沫若论》(1931)和《创造社论》(1932)、《郁达夫论》(贺玉波编，光华书局，1933)、《张资平评传》(史秉彗编，现代书局，1932)等有关创造社前期成员的评论相继出版。尽管同时代的评论家们没有从比较文学的视角来考察研究创造社和日本关系的意识倾向，但还是注意到留日经历对他们艺术观的形成和精神方面的成长有着非常大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对创造社的研究在台湾和大陆出现了不同的趋向。除了极个别的例子之外，相对于台湾方面对创造社持否定的看法，大陆方面却展示了肯定的态度。之所以形成这种对峙的局面，郭沫若的存在是决定性的因素。史剑的《郭沫若批判》(1954)，苏雪林的《二三十年代的作家与作品》(1979)，陈敬文的《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1980)，侯健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1974)，刘心皇的《现代中国文学史话》(1972)，金凯达的《郭沫若总论》(1987)等代表了台湾方面的创造社研究的主流，对创造社持否定态度，特别是对郭沫若的政治立场，他们始终表现出批判的姿态。而大陆方面的创造社研究，因为将郭沫若看作革命浪漫主义的先驱，对创造社的功绩主要是从政治角度予以评价的，所以没有对创造社进行客观研究的空间。20世纪80年代前后，伴随着《新文学史料》的创刊，出现了对“五四”运动以来的文学进行再研究的趋势，对创造社的研究也开始活跃起来，出现了从各种角度对创造社进行再研究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郁达夫传》(郁云，1984)、《郭沫若传》(龚济民、方仁念，1988)、《郁达夫：挣扎于沉沦的感伤》(袁庆丰，1997)、《张资平——人生的失败者》(鄂基瑞、王锦园，1992)、《在金钱和政治的漩涡中——张资平评传》(颜敏，1999)、《郁达夫新论》(许子东，1985)、《情绪：创造社的诗学宇宙》(朱寿桐，1991)、《别求新声于异邦》(黄淳浩，1995)、《郭沫若评传》(谢宝成，1995)、《郭沫若传：绝代风流》(唐先圣，1989)、《郭沫若》(黄侯兴，1998)、《郭沫若——“青春型”的诗人》(黄侯兴，1996)等研究成果相继出版，为创造社的研究吹来了一股新风。这些研究者为了填补因政治及意识形态的原因而产生的创造社研究的空白，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而且，基本上都对创造社持肯定的态度。当时兴起的创造社研究达到了一个顶峰，但近几年对新文学运动的评价有趋于冷静的动向。年轻的研究者们回顾了这数十年的历史，指出，中国文坛之所以成为荒芜之地，除了各种各样的客观原因之外，还由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抛弃了良知和自我，轻易地与所谓权力的主流言论融为一体，因此产生不了伟大的作家和思想家。他们甚至对五四时期的激进运动也进行了严肃的反思。虽说对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的批判并不一定客观，但不可否认这大大刺激了对创造社的研究。

总的来说，这些年在中国对创造社的研究，尤其是对郭沫若和郁达夫的研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但是从比较文学的视角来考察创造社和日本的关系的研究书籍很少。勒明全的《文学家郭沫若在日本》(1994)可以算得上是以郭沫若和日本的关系为主题的为数不多的一本比较文学书籍。而日本方面对创造社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从比较文学的视角展开的。《近代文学的中国和日本》(伊藤虎丸、祖父江昭二、丸山升编，1986)中收入的数篇研究创造社的论文，采用了既考虑到同时代日本的政治和文化背景，同时也研究创造社同人的文学、思想、艺术观的比较方法。日本方面对创造社的研究相当广泛，但不可否认这种研究有集中于郁达夫及郭沫若的倾向，对张资平的研究只有森美千代的《中日战争下的张资平》和松岗纯子的《关于张资平的<资平译集>》有少量涉及，对成仿吾的研究则只有在伊藤虎丸的《创造社研究》一书中能找到。

本书根据以上所述创造社研究的现状，主张不局限于作家个体，而是着眼宏大的现代问题，从大历史的视角，来全面地考察研究创造社和日本文学的关系，特别是迄今为止在比较文学领域中很少成为研究对象的成仿吾，以及因政治问题没有得到公正评价的文学家张资平，为唤起人们的关注，本书着以较大篇幅的笔墨，让人们认识到他们的重要性。

1. 1953年春，台湾的“联合国常任代表”蒋廷黻博士发表了这样的演说：“20年来，国民党握到的是军权和政权，共产党握到的是笔权，而结果是笔权打垮了军权和政权。”参见陈敬之：《文学研究与创造社》，台湾：成文出版社1980年版。
2. 陈敬之在《文学研究与创造社》中，对蒋廷黻的发言有着同感，指出“这话观点恰当意味深长”，此外他还说“共产党掌握笔权是自后期创造社倡导革命文学后开始的”。
3. 此“讲话”是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运动期间的发言。“讲话”由两部分组成：5月2日的“引言”和5月23日的“结论”。从此“讲话”成了中国的艺术方针。
4. 成仿吾：《读了<广州事情>》，《洪水》半月刊第3卷第28期，1927年3月。成仿吾在这篇文章中这样说：“……在我们的眼底只有两种人，第一种是我们的友人，第二种便是我们的仇敌。我们暂时不应该问是非，我们只问谁是友人，谁是仇敌。”
5. 《抗战与文化问题》，《自由中国》第3号，1938年6月。
6. 茅盾回忆录曾在《新文学史料》连载。本文所引用的部分载于《<春蚕>、<林家铺子>及农村题材的作品：回忆录(十四)》，《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1期，第12页。
7. 参见黄淳浩：《创造社：别求新声于异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
8. 原来的意思是小店员。当时在泰东书局帮忙编辑的几位青年人对文学的热情受到鼓舞，在工作之余，努力地创作。之后他们成了中期创造社的骨干。因为这些青年原来是泰东书局的店员，为表现对他们的亲密感情，文学界上称他们为“小伙计”。
9. 郭沫若诗集《女神》、郁达夫的《沉沦》、张资平的《冲积期化石》等，请参见第一章。
10. 在《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的交争》(杉野要吉编，三元社2000年版)的序《历史不应该有空白》中，杉野要吉认为通过重新捕捉“被有意识地排除在研究对象之外的，并被认为是完全没有历史价值的‘空白期’——沦陷时期——的北京文学的历史”，那么迄今为止被看作“无价值”的事实，从历史的视点无论怎么看，都有不可错漏的东西。
11. 《思想阳痿还是不传代的好——反思郭沫若》(丁东编，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是对郭沫若的思想和人格进行严厉批判的论文集。这些批判，在郭沫若研究者中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然而，台湾方面的研究者在此之前就有类似的批判。《郭沫若批判》(史剑，台北：亚洲出版社1954年版)有着如下的叙述：“他(郭沫若)终生不按自己的意志做事，总是被潮流左右。机会主义的观点使他毫无道理地改变方向。”现在，即便是在大陆也出现了把郭沫若看作机会主义者的观点倾向。
12. 大桥一洋译：《何谓知识分子》，平凡社1998年版，第20页。
13. 《中国文学》第2卷第22期，1937年1月。
14. 陈子善等编，花城出版社1985年版。此资料是以1982年天津出版社出版的同名书籍为基础的。
15. 都是由黄人影编，光华书局出版。
16. 《反思郭沫若》(丁东编，作家出版社1982年版)是一本反映了这种观点的论文集。
17. 《野草》第56号，1995年。
18. 《东京女子大学·日本文学》第83号·伊藤虎丸教授纪念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