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的研究与文艺理论的发展

为了纪念文学研究所成立50周年，《文学评论》编辑部约我写一篇短文。往事如烟，前尘依稀，我竟不知道应当写些什么，却想起多年来所内外研究古代文学的同行不时向我问起，文学研究所一成立就决定的由何其芳同志主编中国文学史著作的计划，缘何未能实现？这虽是一个具体问题，却涉及时势的变化，其间包括政治的压力与干扰和认识的坚持与转换，而认识上的坚持与转换又涉及文学史研究的重大目的，涉及有助于既成文艺理论的丰富和发展问题。作为一段历史，不妨记述。

我是在1955年10月到文学研究所的，那时文学史编写计划已经受到冲击。我到所后，听说何其芳同志曾经打算主持编写一部中国古代文学史，他带领了几位青年同志，并决心亲自深入地去熟悉材料，占有材料，从《诗经》《楚辞》开始，研究下去，写出一部文学史。但著书写史本身实际上还不是他的最终目的，1958年他在《论〈红楼梦〉序》中曾有所说明：“我之所以有志于研究中国文学史，最初的出发点倒是为了现在的。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以后，由于工作的需要，我放弃了我所比较熟习的创作，开始从事文学批评。后来深感到没有研究过我国的和世界的文学史，仅仅根据一些已成的文艺理论和当前的文学现状写批评文章，很难写得深入，很难对于理论有所丰富和发展。我又还感到我国文学史上的许多杰出的作品还不曾得到足够的估价，科学的说明；如果在这方面能研究出一些结果来，对于创作，对于文学爱好者，以至对于提高民族自信心，都会大有益处。我是抱着这样一些想法来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事实上，1952年他在《〈西苑集〉序》中已经说到他“对于文艺又缺乏经常的系统的研究”，是他从事理论批评工作的一个“限制”。

由于上面说到的原因，《论〈红楼梦〉序》中他没有重申他的愿望，那就是他在1955年写的《胡适文学史观点批判》中就提出的愿望：通过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特别是研究其中带有规律性的现象，作出科学说明，上升到理论，形成系统，就可能会丰富乃至发展已成的文艺理论。而这种愿望，他是不止一次在研究所内说过的。当然，这不仅是他一个人的愿望，也不只是文学研究所内与他同事的人和在他指导下工作的人的愿望，实际上应当是所有文学史研究者和文学理论研究者的愿望。

1953年2月文学研究所正式成立（1952年筹备成立）的时候，由于郑振铎所长身兼多职，不常在所，何其芳同志实是常务副所长。他要亲自参加写作，并且由他任主编的文学史写作计划当然也就是当时文学研究所的重要的乃至是列于首位的研究计划。

这个研究计划不久即被打破，这在《论〈红楼梦〉序》中也曾说到：“1953年2月到文学研究所工作的时候，我打算研究中国文学史。当时正准备纪念屈原，我就从研究他开始，写出了我的第一篇关于我国古典文学的论文。接着研究宋玉，但没有写文章。后来又研究《诗经》。历时数月，还没有把它的面貌和问题弄清楚，《红楼梦》研究批判就开始了。紧接着是批判胡适和胡风的运动。以后，我的研究计划改为研究清初的小说，写出关于《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的论文。”

到了1957年12月，文学研究所内部就所的方针任务展开了一场“群众性”大讨论，在讨论过程中，要求研究所工作重点放在研究和编写文学史和文艺学方面的呼声很高，这种呼声主要来自在讨论中被称作“系统派”的研究人员（我也属“系统派”）。但在最终的结论中，“系统派”被认为有脱离实际或者是有轻视当前文艺运动之嫌。这个结论是有来头的。尽管如此，在当时制定的十年计划中，研究并编写出一部包括新的研究成果和少数民族文学的多卷本的中国文学史仍列在第二位，它的主持人也就是主编还是何其芳同志。

到了1958年3月“厚今薄古”口号出来后，古典文学再一次遭到冷落，这在当时主要在高校开展的“学术批判运动”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从那年《文学研究》第3期发表的首篇文章《致读者》看，此时文学研究所受到相当大的压力，这种压力首先就表现在对文学研究所主办的刊物的批评上，那篇《编者按》中说到：“不少读者对本刊第三期（按：指1957年的第3期）特别不满意，这固然是由于当时全国学术界投入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组稿很困难；我们不得不把过去积存的一些关于我国古典文学的稿子都一起发表，以免脱期。今天看来，这样处理是不妥当的。”又说：“本刊过去存在的‘厚古薄今’的倾向也是这样来的。从我们的思想方面来检查，在‘厚今薄古’的方针提出之前，我们对于文学研究工作中这一问题的认识是不明确的。因此，在组织关于现代文学和当前文学理论问题的稿子方面，编辑部虽然也曾作过一些努力，但没有拿出更大的力量来作。”

从比较多地发表古典文学研究论文到侧重发表评论文学现状和研讨文艺理论的文章，这种转换乃至成为刊物改名的原因之一，1959年《文学研究》改名《文学评论》，第1期的《编后记》中说：“我们这个刊物这一期以《文学评论》的新名字和读者们见面了。《文学研究》为什么要改名《文学评论》呢？主要是为了使刊物的名称更符合它的内容。读者们大约还记得去年第三期上登过一篇编辑部的《致读者》罢。在那篇短文里我们曾谈到本刊的改进意见和具体要求，也还谈到本刊今后将以大部分篇幅来发表评论当前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问题的文章。这说明刊物的内容早已有了大的改变；现在来改名，就完全是必要的了。”

那年春节，我到上海探亲，王平凡同志嘱我去拜访已经决定调文学研究所工作的唐弢同志，交谈中说起刊物改名之事，唐弢同志说：其实也不必改名。他那时不可能了解研究所受到的压力之大。

正是在1958年8月写成的《论〈红楼梦〉序》中，何其芳同志对研究古代文学发展规律的问题的看法有了变化。他以前总是说，研究古代文学的发展规律，不仅有利于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还可丰富已成的文艺理论。这时他却说：“研究我国古代文学的结果，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学运动，到底还是只能作为借鉴。封建社会的文学发展的规律，并不适用或者并不完全适用于今天的文学。要找出能够指导我们今天的文学发展的规律，还是主要要研究‘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史，还是主要要总结无产阶级领导的文学运动的经验。”他之所以有这种改变，是受到当时批评“教育的主要规律是从教育史的研究中得出来的”观点的影响，那种批评意见认为，先前的教育规律不适用于今天。

到了1959年至1960年之际，在经历了“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政治运动后，何其芳同志在《欢迎读者对我们的批评》一文中，又一次重申了这种认识的改变，并且更明白地说明了改变的缘由。这时已是1960年初。就在这篇文章中，他追溯到1957年那次关于方针任务的讨论，文中说：“在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五八年的整风运动中，文学研究所讨论方针任务的时候，曾经批评了研究工作中存在的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的倾向，厚古薄今的倾向。正是为了改变这种错误倾向，在那次整风运动结束以后我们才组织了一些人来进行对于开国十年来的文学工作的研究。然而由于以前的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的倾向和厚古薄今的倾向的结果，加上在思想上这种错误倾向还没有彻底克服，我们在研究十年来的文学工作的时候就仍然抱有一些不正确的看法，而在写出的庆祝建国十周年的文章中就仍然暴露出来了以上的缺点和问题。在这次学习八中全会文件以后开展的整风运动中，我们更深入地检查了文学研究所的方针任务上的问题。我们相信，我们的研究工作中的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的倾向和厚古薄今的倾向，这一次一定能够得到彻底的克服了。”

《欢迎读者对我们的批评》是一篇在巨大压力下写出的文章，它同1959年文学研究所同人写的几篇文章有关。那年第5期的《文学评论》设有“庆祝建国十周年特辑”，共计五篇文章，它们是：《对十年来新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些理解》（毛星）、《十年来的古典文学研究和整理工作》（吴晓铃、胡念贻、曹道衡、邓绍基）、《十年来的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工作》（卞之琳、叶水夫、袁可嘉、陈燊）、《老舍近十年来的话剧创作》（邓绍基）和《试谈李季的诗歌创作》（卓如）。

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一特辑竟然引起一场风波，关于这场风波详细的来龙去脉（尤其是当时整风运动中批评我所的诸多内部情况），由于当时所内党和行政主要负责同志的陆续去世，今天已不可能详知，但从1960年第1期《文学评论》发表的两篇文章，也可窥知不少信息，那两篇文章是：《对〈对十年来新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些理解〉一文的意见》（少知）和《欢迎读者对我们的批评》（何其芳）。这两篇文章虽然并没有放置在显要位置，却也受人注意。“少知”是谁，当时和现在，我都不知道，而且我一直认为，那篇文章只是一个由头，我还一直认为，何其芳同志文章题目中“欢迎读者”的“读者”并不仅仅指读者，而且主要也不是指读者。何其芳同志文章中说：“在学习八中全会文件后开展的整风运动中，我们根据这位同志和其他一些同志对我们的批评，检查了我们去年写的几篇庆祝建国十周年的文章。”就我的理解，文中所说“其他一些同志”的含义虽不算广，但更为重要，更有来头，才是压力来源之因。何其芳同志文章中所说的“几篇庆祝建国十周年的文章”包括上述《文学评论》发表的五篇中的前三篇，加上1959年第10期《文学知识》上毛星同志执笔的《欢呼新中国文学的重大成就和发展》以及1959年第18期《文艺报》上发表的何其芳同志自己撰写的《文学艺术的春天》。

何其芳同志的《欢迎读者对我们的批评》一文中说：“我们写的几篇庆祝建国十周年的文章缺点大致就表现在这样三个方面：关于文学方面的形势的看法，对思想斗争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而且不适当地强调了反对简单化；关于十年来新中国文学的成就叙述不全面，肯定不够；对待文学遗产偏于强调继承而不强调批判。有的文章的缺点主要是在这一方面，有的文章的缺点又主要是在那一方面，情况并不一样。但综合起来，大致是这样。这都是一些重要的问题，原则性的问题。”

何其芳同志这篇文章在发表前曾在一部分同志中传阅。由于文章中说了“缺点”是“原则性的问题”，我当时是难以理解的，我认为为了强调提高质量而反对简单化，为了取法乎上，着重探讨经验，而不做不恰当的张扬，没有什么原则性的缺点问题。那时我只能就我参加执笔的那篇《十年来的古典文学研究和整理工作》来说，我并不认为它没有缺点，但我也没有发现它有“原则性”的缺点。那篇文章的第四部分（谈古典文学研究联系实际的问题）是我执笔的，第二部分（谈反倾向斗争）是我根据其他同志起草的稿子修改而成的。全文经过最后审定，交付编辑部发稿以前，由我最后通读，并酌情作了若干文字上的修改。如果今天再来审视这篇文章，斗争批判论说不少，时代痕迹十分明显，比如反倾向斗争那一部分，文中说到了两个方面：“这种批判和斗争有两个主要方面，即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斗争和对庸俗社会学、简单化的错误倾向的批判。”但是何其芳同志的《欢迎读者对我们的批评》一文却认为这种“并列”是不对的，“但不应该把这种缺点和这种倾向（按：指庸俗社会学和简单化）同资产阶级思想和修正主义思想等量齐观，或混为一谈”。由此他也检讨了他自己文章中的这种“并列”现象。还说：“和关于文学方面的形势的看法有联系的，是我们写的好几篇庆祝建国十周年的文章都不适当地强调反对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中的简单化，相对地减弱了或放松了对于文学上的修正主义和其他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又说：“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又向我们指出，对于实现继续跃进来说，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我们写的庆祝建国十周年的文章，忽视了这些指示，没有集中地去反对文学上的资产阶级思想，反对文学上的修正主义，反对文学上的右倾思想，却把反对简单化同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和修正主义并列，或者只是批评了简单化。”

据我当时的了解，当时文学研究所几位同志所写的上述纪念建国十周年的文章，在文艺界的一个会议上，几乎成了人人批判的靶子，最严厉的言词是：“党要反右，你们却反左！”正是从我当时了解的这种情况出发，我始终认为，何其芳同志的那篇《欢迎读者对我们的批评》是在政治压力下写成的。

我现在来回顾这件旧事，倒也并不仅仅为了在40年后说明一个政治压力左右学术探讨的事实——这样的事实在那个历史年代是并不罕见的。我更重要的目的还是为了说明，何其芳同志的这篇文章，再一次透露了一个信息：古典文学研究对社会主义文学和对文艺理论发展的重要意义又一次被忽视，遭打击。用今天的话语来说，那就是进一步边缘化。

何其芳同志在写《欢迎读者对我们的批评》的时候，早已不再兼任古代文学研究组组长，而且基本上不再研究古代文学史。这一年，当我被临时借调到其他一个单位工作期间，我闻知古代文学研究组的中、青年学人，强烈地要求编写一部三卷本中国文学史，这个计划落实了，但何其芳同志已不可能实现他早先的愿望，他不能亲自参加编写，不能当主编了。

如果就思想认识来说，上述那种把从教育史中研究得出的规律视为不适用于今天的观点，明显是有片面性的，何其芳同志受这种片面观点影响，改变自己的观点，也显然是不妥当的。但如果了解到那个历史时期的政治情况，就会对这种改变有切实的认识。关于这点，我在20世纪80年代初写的《建国以来继承文学遗产的一些问题》中有所说明，这里就不再多说了。

但何其芳同志很快又回到了原先的认识上去，1963年他再次坚持了1955年的观点。1997年，我在为《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一书所作的序文中说到：“我国各民族的古典文学凝结着古人的聪明智慧，而百年来的古典文学研究也昭示了后人的聪明智慧。前者是创造，后者实也是创造。文学研究决不是文学创作的婢女，实为至理名言。”我在写这几句文字之际，想起的是何其芳同志的《文学艺术的春天》一文中涉及古典文学研究的话语，他说：“文学研究并不是文学创作的‘婢女’。它本身是一种独立的科学。”又说：“真正科学地、细致地去研究我国古典文学发展的历史、解决一些在发展规律上和作家作品的评价上有争论的问题，并以研究的成果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这本是一篇在1959年至1960年之际受到过很多批评的文章，但作者在1963年修改以便结集时，并没有删掉这些话。可见，在政治压力的干扰下，他在研究文学遗产问题上的重要观点的转换，终究是暂时的。但1963年以后，整个文艺界行将迎来一场更大的灾难了，他当然不可能再来研究、编写中国文学史著作了。

最后，我要引录何其芳同志1955年撰写的《胡适文学史观点批判》中的一段话：

只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南，才有可能逐渐解决我国文学史上的许多复杂和困难的问题。我们的文学史上需要解决的问题是那样众多，以至我们粗粗一望，就象展开在我们的面前的许多地方都还是未曾开垦的土地。这需要长期的辛勤的工作。但这个工作做好了，却又可以反过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中国文学史上是有一些问题为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过去所不曾处理过的，深入地加以研究和解决，就必然不只是可以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的正确，而且能够以一些具体的内容来丰富它。比如，在欧洲的文学史上，封建社会的文学是不很出色的，而中国许多伟大的作家和作品却都产生在封建社会，这就是一个显著的差异。

像这样的在古代文学史研究上的战略观点，就它提出的时间来考察，具有一种十分重要的创意，因而也就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光阴似箭，如上所述往事见闻已经过去40余年。自我们的国家进入新时期以后的20多年来，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已经有了重大进展。为了古代文学学科的新发展和新建设，学人们结合中国古代的创作实际，同时结合传统的文学理论，正在进行着建立中国式的古典诗学、中国式的叙事学和中国式的阐释学等宏观系统理论的努力，这样的境界的出现，既是古代文学学科兴旺发达的一种重要标志，也说明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确实是翻开了历史新的一页。那么，我的这篇文章，就不只是沉重的回忆，也是兴奋的展望。

2002年11月2日

（原载《文学评论》200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