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马克思主义方向，推进古代文学研究

古代文学的研究无疑是中国传统学术的重要内容之一，换一种当前流行的说法，是“国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五四”以来，古代文学的研究一方面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学术的优点，特别是“知人论世”的方法和乾嘉学者重实证、重考据的学术精神；另一方面，也始终受到域外思想文化特别是欧美思想文化的深刻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古代文学研究的现代化，并不仅仅只是传统学术自身的演进，也是在人们通常说的“西学东渐”的历史潮流中呈现出来的一种历史图景。

作为一种最值得重视的学术现象，也是最需要发扬的历史经验，尽管西方学术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但纵观近百年来古代文学的学术史，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古代文学学术史，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内的全面贯彻，及其指导地位的确立，对于古代文学研究的现代化历程而言，起到了事关全局的重要作用。

大凡了解中国现代学术史的人都知道，“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曾经发生过如何对待和研究古代文学的争论，如果说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是引起如何对待传统文学这一争论的导火线，那么胡适提倡的整理国故引出的争论就更多地涉及研究古代文学的观点和方法问题。大凡了解中国现代学术史的人也都知道，“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在整理、研究古代文化和古代文学时最初采用的“新武器”主要是进化论及其派生和引申出的文学进化观念。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后十来年，在古代文学研究中才出现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呼声和实践。人们通常说，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唯物史观进入文学研究领域，同时也就进入古代文学研究领域。这种现象是有历史原因的，既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同时也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正是1928年左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兴起，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被更多地介绍到中国，人们在对待传统文化问题上的看法有了新的进展。1930年鲁迅在《〈浮士德与城〉后记》中论到卢那察尔斯基的文艺思想时，用他自己的语言，叙述了列宁《青年团的任务》中关于建设新文化必须继承传统文化的著名论点。鲁迅在《题未定草》中提出来“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联系鲁迅当时的整个思想倾向，这种分析法已经不完全是孟子的“知人论世”了，而是渗透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他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深刻阐述了文学史现象与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精神风尚之间的关系，也明显地注入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精神，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在古代文学研究历程中的一个典范之作。

鲁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后来“左翼”文艺运动的先驱者。另一位先驱者郭沫若也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努力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和古代文化的，他后来在《十批判书》后记中说：“尤其是辩证唯物论给了我精神上的启蒙，我从学习了使用这个钥匙，才认真把人生和学问上的无门关参破了。我才认真明白了做人和做学问的意义。”郭沫若是最早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我国古代史和古代文学的专家之一，他在这方面的实践是很具代表性的。

正是在20世纪30年代，不仅有提倡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研究文学史的方法的文章，还有旗帜鲜明地应用历史唯物论来编写文学史著作的实践。但这些早期的著作也明显地表现出不成熟的现象。

由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即使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在继承文学遗产问题上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以后，一些研究家即使开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工作实践以后，整个“左翼”文艺运动在实践上却并没有很重视这项工作，或者说是在实践上并没有对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在这个领域中真正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方向。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达到成熟的伟大标志是毛泽东同志的革命理论。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解决了我们革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找到我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毛泽东同志应用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艺学说，从而创造性地提出了完整的文艺理论和方针，其中包括对待文学遗产的理论和方针是在1938年以后，他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新民主主义论》《反对党八股》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著作集中地表达了他接受历史遗产的重要理论和方针。

众所周知，正是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毛泽东同志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这一著名的论断，这实际上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著名论断。正是在这样的宏观和战略前提下，他说到了总结历史遗产的重要性，他说：“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他还说：“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这里所说的帮助，就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帮助，实际上也就是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帮助。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方法就是指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正是因为有了“五四”以来在继承文化遗产问题上的历史经验，正是有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同志又提出了若干重要方针，加上中国无产阶级在全国取得政权的历史环境又给研究文化遗产带来了以前所不可能有的有利条件，使这方面的工作出现了一个空前的规模，并且逐步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最重要的收获是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做研究工作的人越来越多，还出现了一大批新生力量，这就在实际上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方向，也在实际上形成、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队伍和学术范式。

马克思主义是在继承人类文化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创立的先进思想理论，是一个精深、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又是不断创新的科学体系，是不断发展的思想理论。1985年，邓小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同样的道理，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指导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既可以把研究事业推向前进，也可以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身。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古代文学研究家何其芳同志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坚持和维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等马克思经典作家关于批判地接受文化遗产的学说，为此，还对各种错误倾向做了不懈的斗争；同时，他又结合我国古代文学和古代文学研究的实际，不止一次在全局的问题上提出了重要的观点。例如，他曾在《文学艺术的春天》一文中深刻指出，文学遗产研究要“真正科学地、细致地去研究我国古典文学发展的历史，解决一些在发展规律上和作家作品的评价上有争论的问题，并以研究的成果来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此外，在谈到我国文学理论批评遗产的研究时，他曾说：“但我们的研究目的到底还并不在于证明我们今天的许多文艺观点古已有之，而在于发掘我们的祖先根据古代的创作和他们的智慧概括出的经验和见解，特别是那些具有独特的创造性的经验和见解，用它们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

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指导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并以此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既成理论，既是一般的学术原则，也是可以贯彻到具体的研究领域和对象之中的。现在，有些学人特别强调古代文学研究的真实性、客观性，强调要“还原历史”，对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指导，有意地或无意地持一种回避的、或者漠视的态度。这种现象的出现有其历史必然，它本身也是一种值得分析的历史现象。我认为，如果将这种客观性、科学性的追求强调得过分，显然也是失之偏颇的。实证研究固然在历来的古代文学研究中占据突出地位，古代文学作为“过去式”的历史文化现象，对它进行重新审视的时候，确实离不开作家生平、作品本事、文集流播、版本异同等实证研究，但实证研究并不等于纯然的客观主义，刻意“求实”的客观主义并不能代表古代文学研究的基本方向。

我们对于历史现象的阐释，总是需要有一定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作为支撑、作为“平台”的，而且文学材料与一般的历史材料相比，或许又更多地显示出个体性和主观性。因此，“史料”和“史观”的相互统一，在文学史研究中就尤其重要了。文学史研究固然和一般的历史研究一样，需要对史料、文献的基础性进行考辨，但文学现象毕竟不是社会现象的直接的镜像式的反映，因此，文学史研究就不是一般历史研究的附属物，不是为其他学科的研究简单地提供材料。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其实更需要关注古代作家、作品更为内在的、独特的精神世界，而这就离不开美学的阐释和理论的总结，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曾深刻地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古代的文学创作也是如此，作为一个时代的精神文化现象，它们总是在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总体关系”和“历史语境”中出现的，因此，对于古代文学的理解和阐释，就不会是纯然的客观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一方面为整体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同时也为古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所揭示的人类社会的某些基本原理，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意识形态的复杂性、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和发展阶段、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人类历史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等，这些基本原理，既是我们从事一般的历史研究所必须坚持的，也为我们的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指导性原则。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古代文学研究之所以能出现新的风貌，能够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正有赖于这一原则的确立。事实上，通观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种文学史著述，特别是高校中文系教材，尽管在史料的取舍、篇幅的多寡、作家作品的定位等方面，存在着千差万别，但一部公认为好的或者比较好的文学史，必然会在整体上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立场、观点、方法。

我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语言学家王力、文学史家王起和萧涤非、文艺理论家徐中玉、民间文学家钟敬文等多位老一辈专家，曾在教育部召开的一次学科评议会议上指出，解放后的许多论文分析阐述问题的精深、条理逻辑的严密，远非解放前所能比拟，而这一成绩的取得，主要是因为新一代的研究者有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指导，对我国古代的语言文学遗产就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特别是对某些问题的研究能够上升到宏观的、规律性的层面。为此，他们还对部分古代文学研究者为考证而考证、为辑佚而辑佚的倾向，提出了善意的批评。1981年8月8日光明日报上曾经有所报道。时过30年，我认为，这些前辈专家的法言忠告，依然是非常值得重视的。

我们都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建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学说，还依据文学艺术的特点确定了文学艺术的性质及其作用。我们也都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不仅是在宏观的、根本的原则、方法上，对于如何研究过去的文化遗产、文学遗产提出过有指导性的意见，而且，他们还将这种方法、原则，运用到具体的对象中。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在给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拉萨尔的两封信中，精辟地比较分析了莎士比亚和席勒戏剧创作的不同，并进而在分析文学遗产的基础上，提出了一条重要的美学原则——“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这两封信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文献，不仅受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视，也受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视。又如，列宁论列夫·托尔斯泰的系列文章所体现出的唯物辩证法、阶级分析法，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古代的很多伟大和杰出作家的世界观和创作，依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古代文学的研究工作，和整个文学研究领域一样，从全局来说，为了坚持正确的方向，不断地取得进展和繁荣，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就具体的研究方法来说，又需要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实行多样化。

具体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途径的多样化也是学术研究工作中的规律性现象，它也不以哪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在这同时，又必然要吸收和借鉴新的观念和方法，环宇举目，注意更新，而不是闭关锁户，故步自封。这也是一种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同样也不以哪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毋庸回避的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过程中，我们也曾出现过不少错误和偏差，既出现过“左”的倾向和庸俗社会学的倾向，也出现过忽视马克思经典作家相关论述的具体文本语境，以至于出现过将某些概念、话语和方法生硬“误植”、强行“嫁接”的现象。这些曲折经历说明，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深化，不断融会，不断提高。事实上，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方向，才能不断地发现、纠正和克服种种错误和偏差。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的国家进入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蒸蒸日上，空前繁荣，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下，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在马克思主义指导和统领下，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业。2004年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明确指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又指出：“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迫切需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还指出：“努力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