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支援地方文化建设，1954年初，西南军区文化学校抽调优秀教员奔赴西南各地。

倪为公脱下军装，来到了古宋粮食局，担负起粮食系统的文化教育和宣传工作。办板报、出专栏、写文章宣扬党的政策，融入社会主义建设的大潮之中。

倪为公自幼打下的文学、书画底子，得到充分发挥。西南军政大学、西南人民革命大学以及西南军区文化学校学习、执教期间的本领，在地方显现得耀眼夺目。很快，他得到了大家的尊敬。在办板报、出专栏全用手写的年代，倪为公那手漂亮的书法赢得了众多的赞誉。他偶尔出手的油画毛泽东主席画像，更让人们对他刮目相看。

合作化运动高潮迭起，而立之年的倪为公意气风发，投身于合作化的浪涛之中。1955年冬，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他以《巨浪》为题，为合作化讴歌：

巨浪

巨浪，巨浪，

合作化的巨浪。

涌进城市，

涌入村庄。

千万颗心在激荡，

千万万人民欣喜若狂。

从北京直到遥远的山庄，

处处绽放社会主义的光芒。

报喜的队伍声势浩荡，

迈开大步，挺直胸膛。

他们去迎接富裕，

他们给贫穷送葬。

巨浪，巨浪，

合作化的巨浪，

谁敢阻挡，

谁就灭亡！

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革命青年、地下工作者倪为公，一腔热血，为新中国建设而淌。

每年清明，为烈士扫墓时节，在古宋香水山烈士陵园，总会出现倪为公凝重的身影，人们每每看到他眼中闪烁的泪花。他是在追缅过去，他是在怀念战友，他更是在为牺牲了的烈士们祈祷。

1956年清明节，伴着烈士陵园的瞻仰人群，倪为公心潮起伏，思绪万千。扫墓结束，回到简陋的宿舍，他奋笔疾书：

我真不明白

——在烈士墓前

一提起坟墓总使人觉得恐怖阴森，

然而，我来到这里都怀着异样心情。

我真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对墓中躺着的人，

感觉可敬可亲？

乌鸦和猫头鹰是坟墓的象征，

然而，这里却飞翔着白色的鸽群。

我真不明白，为什么白鸽这般留恋，

塔顶的那颗红星？

清明时节，扫墓的亲人稀稀零零，

然而，来这里瞻仰的人们却结队成群。

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人们对安息墓中的陌生人，

脱帽献花默哀致敬如此虔诚？

博大胸襟，诗人情怀，一览无遗！

天有不测风云。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公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撰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要求认清阶级斗争形势，注意右派的进攻。从此，大规模的反击右派的斗争开始了。

倪为公所在的古宋粮食局，一个小小县城的部门，由于受到反右扩大化的影响，在“大鸣大放”时期，发动群众给领导提意见，耿介率真的倪为公在给粮食局局长交谈时，说：“局长啊，解放前你家里穷，没学到文化知识，现在解放了，条件这么好，你还是该好好学学文化，党交给你的工作才能干得更好！”

第二天，莫名其妙地，倪为公成为古宋粮食局第一个右派分子。

降职降薪、劳动改造接踵而至。

不许写字，不许画画，不许读书，不许看报，劳动改造，天天检讨……

从此，香水山林场的山间小路上，多了一位背柴、挑粪的青年“农民”——一个右派改造分子。

翌年夏，改造态度良好的右派分子倪为公被发配到邻县叙永水尾区粮管站做了一名仓库保管员。

保管员倪为公工作主动，认真负责，将粮管站保管工作做得井井有条，深得领导信任，虽头戴“右派”高帽，仍然赢得了同事们的好感。站里的专栏也让他刚劲有力的字迹占据了一席之地，废旧纸张又成了他练习书法的好材料。有字可写，倪为公心情极为舒畅。工作之余，水尾河边的茅室中时常有他临窗挥毫的剪影。多年随身携带的几册古代碑帖，一直跟随他走过人生风霜雨雪，如今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1959年6月中旬，好事临门。

经人介绍，34岁的倪为公结识了在泸州胡市粮站工作的女青年李鱼莲。21岁的李鱼莲端庄秀丽，为人正派，心气高洁。在叙永县城和倪为公见面后，对仪表堂堂的“右派分子”倪为公产生了好感。不久，她同时收到了两位追求者的情书，其中一封便出自倪为公之手。“倪为公的字写得漂亮、优美，文采也很好，所以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他。”谈起与倪为公相识相恋，倪为公夫人至今还是滔滔不绝。

相恋并非一帆风顺。李鱼莲父母知道倪为公的右派身份后，坚决反对，父亲甚至出手打了女儿一巴掌。性格倔强的李鱼莲对父母说：“你们越是反对，我越要跟他。他是好人！”不顾家人反对，当天就跑到了水尾，与“右派分子”倪为公再次相见了。

此次相见，倪为公感觉到人间的温暖，爱情的甜蜜。李鱼莲走后，他诗兴大发，专门找粮管站支书要来两张信笺，写下《送行》：

送行

下放青年身在僻地

为他心爱的姑娘送行。

他是多么兴奋，但又有些担心，

她面带微笑，却又脉脉含情。

他们沿着河边漫步，不响不声，

姑娘忍不住了，欲言又止。

最后说出两个字——

“放心！”

听了姑娘的话语，

青年心跳得实在不能安宁。

想了半天，嘣出口也是两个字——

“一定！”

特殊年代，还有如此诗篇，何等浪漫，何等柔情。

从此书来信往，感情弥深。

经中间人成人之美，李家父母终于知道了倪为公这个未来女婿虽是右派分子，确也曾是革命青年、地下工作者。通过接触、了解，他们终于相信，右派分子中也有有知识、有文化的好人，况且还写得一手那么漂亮的书法！

1961年元旦，相恋一年多的倪为公、李鱼莲结为连理。

1966年，风云突变。

“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

狂涛骇浪滚滚而来，右派分子再次被打入另册，被革命小将和各种派别的造反者重新清算历史“罪行”和“反动”言论。

地处川南叙永北部的水尾粮管站，右派分子倪为公也未能幸免，又一次被卷入“文革”的滔天浊浪之中。

从此，厄运降临。

一次次无休止的批斗；

一番番游街示众；

一轮轮捆绑毒打；

一回回画花脸、剪头发……

1969年6月的一个下午，自诩革命的造反派组织“红总司”一百余人又从叙永、兴隆、天池等地蜂拥到水尾，将水尾粮管站围个水泄不通。他们声称要彻底清算右派分子倪为公的滔天罪行，挖出其反革命的历史罪证。有过地下工作经验的倪为公在维护他的粮管站支书的掩护下，从其宿舍的后窗越窗而出，却不幸摔折了脚踝，终被造反派揪住，于傍晚时分立即押往一个牛棚关押，并准备当晚动刑拷打，突击审问。

好在，已于当日上午赶到水尾的倪为公夫人李鱼莲见势不妙，带着2岁多的儿子跑到区武装部部长处求情、哭诉、申辩，甚至以死相胁，才使被关押的倪为公免遭毒刑……

当天晚上的审讯中，造反派硬生生将“反革命”的帽子扣在了倪为公的头上，并说他是“托洛茨基分子”，要他承认自己的反革命行为，交代与苏联敌特的关系。较量中，倪为公给审问他的人大讲特讲马列主义和革命道理，反将审讯他的造反派头目问得哑口无言。

但从此，倪为公头上又无中生有地多了“反革命”、“托派”两顶帽子。

皮肉之苦和莫须有的罪名，倪为公都不在乎，当造反派把他隐藏在床底的破旧毛笔和残缺的碑帖付之一炬，他才感到了真正的痛彻心扉。

新的一轮批斗，游街，戴尖尖帽，理阴阳头又开始了……

1970年初，倪为公再次被流放到了更为偏远的山乡小镇——凤凰。

这里与贵州赤水毗邻，是川黔交界的一个边鄙小镇。小镇上也有一个粮管所，倪为公流放到此，还是做他的保管员。

这里交通闭塞，煤油灯照明，粮管所设在镇上，农民们交公粮全靠肩挑背扛，保管员倪为公到得镇上，把收公粮的工作做得有条不紊。每年收割季节，公粮的等级全靠他亲自检视、口嚼而定。凤凰乡的农民们从未对他定的等级有过异议，都觉得他公正无私。

远离了“文革”的喧嚣，远离了造反的声浪，无人问津的倪为公把凤凰视作他的避难地，过起了他的隐匿生活。有人探得了他是“右派分子”、“反革命”、“托派”，但并未见他有反革命言行，左邻右舍倒也愿意与其来往。而最让他舒心的是，在小镇上居然买到了毛笔和墨水，镇上小学里学生们的废旧作业本和公社的废旧报纸可以当作宣纸练习书法了，这让他找到了心灵的慰藉，实在开心！

1974年春节前，小镇赶场，街上来了位摆摊写对联的青年人，摊子铺好，有人要写春联拿回家贴门上过年，青年人裁好红纸，用行书写了幅“春风放胆来梳柳，夜雨瞒人去润花”，乃是郑板桥的句子。倪为公站在一旁看了青年人的字，开口道：“字有功底，但你的执笔方法不对，行笔也有些问题。”青年停笔，看了看说话的人，气度不凡，双目炯炯，不由心中一惊：如此偏远的山乡，此人是谁？互相交谈后，才知评价他写字的人叫倪为公，粮管所的保管员。青年人名叫王宽位，老家在邻乡向林，当地人称“王九儿”，常在相邻乡镇赶场写对联、花圈之类，以此为生。

谈起书法，两人亲近起来。倪为公邀请王九儿到粮管所其宿舍中喝茶。说到书法，倪为公又激动起来，他铺开一张旧报纸，写了几行行书，当场向王九儿讲解执笔、行笔的要领。

倪为公告诉王九儿，自己打小就喜爱书法，也临过很多碑帖，小伙子你才18岁，有书法禀赋，好好习练，大有前途……

回到向林家中，王宽位心中久久不能平静。凤凰粮管所的倪为公给他的印象太深了，自己上学时虽然学过几年颜体，但离书法的距离却相差十万八千里。如能拜倪为公先生为师，该有多好！

此后隔三岔五，王宽位便从相距二十多公里的向林往倪为公家中跑，因倪为公家属子女远在泸州胡市，其独自一人生活在凤凰。王宽位端茶递水，殷勤备至，渐得先生喜爱。看先生写字，与先生交流倒有些时日了，但拜师一事，始终未敢提起。

直到1978年初，22岁的王宽位才大胆恳请倪为公收其为徒，成为倪为公第一位弟子。其时，“文革”已结束，倪为公先生夫人及儿女也来到凤凰。

80年代初，王宽位结束赶场生涯，回到向林开店设摊，为乡人书对联，写书信，一手好书法已崭露头角，横绝乡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