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拍摄无偿献血和有偿献血

我20世纪80年代中期喜欢上摄影，1992年参加了《大连日报》的新闻摄影学习班，从此走上摄影之路。“无偿献血”是我亲身经历的事物，是我“身边的题材”，同时又是亟待宣传的新生事物，因此引起我的拍摄欲望。

1998年5月8日，我早上7点多就赶到血液中心，早早献完血之后就在那里拍了一上午。这一天来献血的人很多，我拍了3卷多胶片。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感觉好极了，许多不敢想象的地方也进去了……”由于我刚献了血，与医护人员自然有了亲切感，他们对我的拍摄给予很大照顾，使我行动自由。我拍下了大连无偿献血的前辈马逢援老师、于淑英老师，拍下了军医学校的学员和戴发卡的女兵，拍下了安全局的警官和税务局的干部。当献血的高峰过后，我又拍下了血液中心医护人员献血的镜头。与此同时，大连电视台的记者也在采访拍摄，难能可贵的是，记者卢壬子完成任务后，放下摄像机也参加了献血。而他献血的情景，被我收入了镜头。

1998年5月8日，广播电视大学的马逢援老师在献血

1998年5月8日，泰山小学的于淑英老师在献血

这一天的拍摄，收获极大，许多照片记录了历史，后来在多个场合被使用。其中有一张血液中心医护人员献血的瞬间，拍得最好，那种“我健康，我献血，我快乐”的精神状态表现得淋漓尽致。此后多年，献血照片我拍了无数，也没有拍出超越那张的。

1998年5月8日，血液中心医护人员在献血，充满兴奋与自豪

1998年5月8日，大连电视台记者卢壬子完成采访任务，放下摄像机献血

《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在1998年元旦前夕公布了，将在这年10月1日开始实施，《献血法》明确规定了今后将实行无偿献血制度。但那时大连的临床用血主要是来自单位动员的“义务献血”，完全自愿的无偿献血还不够规模，有偿献血也同时存在。

3月的一天，我在血液中心遇到负责宣传的李雅杰，日记中记载了那天的收获：“……对我拍摄无偿献血非常支持，求之不得。提供了两个信息，一是大型采血车即将购入，二是个人‘卖血’每周三和周日进行，是行将消亡的事物，要赶快拍……”我立刻觉得我有这个“责任”，应该把这即将消逝的事物记录下来，也就是记录了历史。这责任感来自两方面，一是对无偿献血的热衷，二是摄影人的纪实意识。我有多年献血的经历，对血液中心也比较熟悉，拍这个有一定的有利条件，另外我家离血液中心也很近，周日我休息。尽管对这一事物还没有深入的了解，但应该先拍下来再说，对于它的思考和评说可以是以后的事。就这样我从3月到6月，去拍了四五次，每次都差不多一头午。这些“卖血者”有的衣着光鲜，有的不修边幅，有人年逾五旬，也有人正值花季。我试图用长焦距镜头远距离拍摄特写，探寻他们的内心世界，但很难。这些人的心理设防很重，目光总是躲闪的，终于有一天把某人拍烦了。我也知道这个涉及个人隐私，不能发表。后来报上用的都不涉及个人，但我拍摄的这些影像资料，还是可以成为那一历史事物的一个佐证。

周日早上，“卖血者”趋之若鹜

“卖血”是隐私，不愿被拍

频繁献血逃不过老护士长的眼睛

当时400毫升血的报酬是200元，与单位的重金动员反差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