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笔从戎入新军

陶家齐家境优裕，又是家中独子，父亲希望他日后能接手自己的医馆，把这份家业传承下去。他哪里知道，儿子的心思早已不在湖熟这个江南名镇，他早就在谋划到外面去闯世界。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陶家齐终于决定要离开家乡了。他对父亲说：“现在国家面临内欺外侮，百姓居无定所，我有责任和义务为国家和百姓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我想趁着年轻，出去闯一闯。”陶家齐的这番话让父亲有些震撼，他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与自己朝夕相处的儿子思想已开始成熟，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儿子竟有这般远大的志向。他既无奈又欣慰，无奈是因为他对儿子的疼爱和不舍，不知道儿子这一走要走多久，他们何时才能再见；欣慰的是儿子竟有了兼济天下的胸襟和气度。他陷入长时间的沉默中，一遍又一遍仔细地看着儿子，想把儿子此刻的模样全部记在心底，留着在看不见的日子里想想。他拍拍儿子的肩膀，坚定地说：“我的好儿子，爹支持你出去好好闯荡，闯出一片天地来。”陶家齐深情地看着父亲，他觉得父亲此刻的形象在他心里比以往更加高大。

1905年秋，陶家齐收拾了几件换洗的衣服，带了一些盘缠，告别了泪流不止的母亲和低头不语的父亲，便独自踏上去南京的行程。清末，南京不仅是江苏的政治中心，也是东南地区的政治中心和军事重镇，在全国政局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陶家齐来到这里，开启了他人生的新旅程。

新军第九镇统制徐绍桢

当年7月，两江总督周馥奏拟在南京操练新军，“暂编南洋陆军第九镇，步队名为暂编第十七、十八等协，第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等标，马炮工程辎重各队补足后名为暂编马队炮队第九标，工程队辎重队第九营”。经练兵处核议照准“暂编陆军第九镇”番号。10月，周馥保荐苏松镇总兵徐绍桢为第九镇统制。

筹建新军第九镇伊始，徐绍桢就定下一个原则：实行征兵制，招收有文化、头脑新的青年入伍。他还制订士兵入伍优待办法，规定士兵入伍后与秀才享有同等待遇。当时科举制度甫停，一般读书的士子大都没有出路，这一优待办法吸引了不少爱国青年投笔从戎。陶家齐作为他们中的一员，积极投入第九镇的征兵潮。

在第九镇新兵入伍考核时，陶家齐虽是第一次经历这种考核，但他沉着镇定，应对自如，侃侃而谈。他向徐绍桢及其他考官介绍了自己年少时读私塾、跟父亲从医的经历，还讲述了自己的理想抱负。徐绍桢问他：“你家境殷实，为什么不留在家乡继承家业，却选择背井离乡来从军呢？”陶家齐回答：“如今国家内忧外患，如果人人都只顾自己的小家，那么谁来管国家的安危？所以我不能守在乡野默默无闻，我要到外面闯世界，为国家安定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只有国家安定了，我的小家才会更好。”徐绍桢和其他考官对他的回答十分满意，都点头表示赞许。就这样，陶家齐正式踏入第九镇，开始了艰苦的军旅生涯。

第九镇有步、骑、炮、马、辎、工等兵种以及卫生、气球、军乐、电讯队。建制序列为镇、协、标、营、队、排、棚，相当于今天的师、旅、团、营、连、排、班。编制基本采用日本陆军编制，以镇为基本战略作战单位。全镇有官长及司书人等748名，弁目兵丁10436名，夫役1328名，共计12512名。武器装备方面，步兵的枪支多半购于外国，有日本三八式、德国毛瑟式，还有为数不多的汉阳造。大炮有日本平射炮和德国管退炮。

1905年，第九镇司令部、步兵第十七协司令部及所辖第三十三标、三十四标、马标、炮标、工、辎、宪兵各营均驻南京城内，步兵第十八协司令部和所辖第三十五标驻镇江，第三十六标驻江阴。

初进军营，陶家齐被编入步兵第十七协第三十三标。步兵日常除学习军事文化知识外，最艰苦的就是军事训练。到盛夏时节，骄阳似火，酷热难挡，陶家齐每日都要和战友在烈日下练拳，一练就是一个时辰。常常是刚开始练一刻钟，就汗流浃背，粗布军装湿了又干，干了又湿，一天下来，衣服上凝结出一层白白的盐霜，透着一股汗酸味。除了练拳，还有做操、打靶等等，训练单调乏味，沉闷艰苦，一些吃不了苦的士子选择脱下戎装回家种田。陶家齐却不在乎，他觉得，堂堂七尺男儿吃这点苦算不得什么。他也经常告诫那些整日叫苦叫累的少数步兵：“今日大家的训练是为日后上战场打基础的，如果连这么点苦都吃不了，以后还怎么杀敌？恐怕早就被敌人碎尸万段了，就是有几百条命也不够死的。”经过两年的艰苦磨练，陶家齐养成不服输、肯吃苦的品格，逐步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步兵。

新军操练图

1907年，时值第九镇炮标在军中选拔、吸收优秀士兵。由于陶家齐在日常训练中表现突出，且文化素养较高，第三十三标标统赵声向炮标标统极力推荐他。炮标首领找到陶家齐，问他是否愿意加入炮标，成为一名炮兵？陶家齐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在他看来，如有机会加入炮标，便能接触学习大炮等先进的武器，这不仅能提升自己，日后在战场上也多一个克敌的机会。经过层层选拔和考核，陶家齐终于成为一名炮兵。

在炮标，各项训练的艰苦程度一点不比步兵弱，且军事文化知识课程比重加大。这些课程所用教材多是西方教本翻译而来，涉及大量艰涩难懂的专业术语。陶家齐学习起来勤奋刻苦，遇到不懂的就问战友，请教教官或自行查阅。长此以往，他的基础知识根基打得很牢固，在历次军事文化知识考核中，他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此外，在实战训练中，他根据平时掌握的理论知识，首先熟悉了大炮，进而知晓大炮的每一个零部件，直到掌握每一步操作规范。经过多次实战训练，陶家齐操控大炮的技能逐步提高。然而在长期的训练和演练中，每一次大炮射击后发出的巨大声响震耳欲聋，陶家齐的耳膜经常受到炮声的振动，导致听力严重下降，但这并未妨碍他对大炮的热衷。

第九镇军纪严明，日常训练要达到考核指标，如不达标，就要加倍训练，直到达标为止。规定星期天放假之日，外出官兵必须午后归营。由多名标统、管带带员外出巡查，一旦发现有军官和士兵逛妓院、上戏园，冶游滋事，就立即抓回营地惩办，以肃军纪。这种严格的军纪，不仅稳定了军心，更在很大程度上锻炼了这些初入新军的年轻士兵。在这里，陶家齐不仅学习了专业的军事知识，在个人素养上也得到良好的培养。

1905年至1910年，陶家齐在第九镇待了6个年头，从15岁到20岁，这是他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在这里他结识了许多思想进步的革命党人士，有第三十三标标统赵声、第三十六标标统林述庆，同盟会骨干柏文蔚、倪映典、冷遹、熊成基等等。他们都是激进的革命分子，每逢在讲堂上课或野外演习时，都热血沸腾、慷慨激昂地痛陈革命反清的道理。他们的演讲深入人心，时常激起军中年轻士兵的斗志，在他们的影响下，年轻士兵们的反清思想一触即发，时刻准备着战斗号角吹响的神圣时刻。陶家齐作为他们中的一员，不仅有这些年轻士兵们随时走上战场的澎湃激情，更有理性的思考，他从没忘记自己保家卫国的理想和抱负。

在第九镇从军岁月中，有三个人对陶家齐的影响很大。第一位就是第九镇统制徐绍桢。他编练有绩，治军有方，在第九镇被称为“新军模范”。他十分重视新军官兵的思想文化教育，力求打造一支文武兼备的军队。处于成长期的陶家齐正是受到他的影响，选择加入第九镇，继而从步兵第三十三标转入炮标。第二位是第九镇炮标队官、同盟会骨干倪映典。倪映典工于辞令、善于鼓动。他将岳飞、韩世忠、“扬州十日”及“嘉定三屠”等历史人物和故事编印成册发给士兵们看，士兵们备受教育。他还以读书会的名义，在军中散发《革命先锋》《立宪问题》《外交问题》等宣传革命的小册子。在倪映典的教育下，许多新军士兵争相要求加入同盟会，并奉他为“革命大师”。陶家齐喜欢听他娓娓道来那些振奋人心的历史名将故事，并时常翻阅那些宣传革命思想的小册子。陶家齐在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下接受了革命的洗礼和教育。第三位是第九镇第三十三标标统赵声，他是同盟会长江（流域）盟主。赵声十分重视新兵的思想教育，他在军中设阅书报社，把一些进步书刊及小册子给士兵们阅读，并亲自讲解。他经常向年轻士兵们发表演说，宣传反清革命思想；给士兵讲洪秀全领导太平军起义的故事，并痛斥曾国藩镇压太平军的暴行。他的宣传鼓动激发了陶家齐和一众士兵们的爱国激情以及为拯救民族而甘洒热血的斗志。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驻上海的同盟会中部总会机关和武昌革命政府不断派员秘密来南京宣传鼓动，联络新军起义。在革命浪潮的冲击下，陶家齐同战友们心情振奋，紧握拳头，随时准备举起刀枪，向清政府进攻。

1911年10月30日，在时任两江总督张人骏的强制命令下，徐绍桢无可奈何，将第九镇驻南京各标、营编成一战时混成协，计5000多人，随即率部离开南京开赴秣陵关。陶家齐跟随大部队赶往秣陵关。这里距离他的家乡湖熟只有不到20公里路程，因战事紧张，陶家齐放弃了探望父母的念头，坚守自己的阵地。

新军整装待发图

11月初，第九镇抵达秣陵关驻地后，发生了一系列震惊全国的事件：张人骏派间谍刺探情报、谋刺徐绍桢、监视第九镇……陶家齐同第九镇全体官兵群情激愤。他们觉得革命的时机到来了！于是他和战友们不待上级命令，即自发行动，积极准备起义。与此同时，陶家齐和战友们不断到第九镇司令部，要求徐绍桢“请速举事”。11月3日，徐绍桢召开部署起义会议，会上决定：“以第九镇主兵力，经马家桥袭取雨花台炮台，使孙铭先占领镇江，分遣三十五标经龙潭夹攻朝阳门；粮秣之购自里下河者，由下蜀、句容河道运送，购自芜湖者，由大胜关起陆；弹药则俟上海军民领有制造局后，由宁沪铁道越汤水密运补充。并约不得劫商民，不得侵外人，不得伤将军总督。”

11月8日，根据战略部署，陶家齐和战友们佯作演习，然后至距南京城南门外十里远的姑娘桥宿营。待晚上三点钟内应一起，立即进城。当时，城中发生了苏良斌等人的起义。由于城中风云突变，徐绍桢下令立即起义。他命令兵分三路，以第十七协统领沈同午为总指挥，率主力部队进攻雨花台，为中路军；由朱元岳率右路军向通济门进击；由傅鑫带领左路军直取汉西门。是日午前，各路进攻部队均到达无名河南岸高地。午后，中路先遣队到达花神庙北端，遇城内起义而被击溃之督辕卫队，误以为内应军队已成功，即扬白旗。事为清政府江南提督张勋的清军江防营雨花台守军发现，新军当即遭炮击。陶家齐随同新军大部向前跃进，猛攻雨花台，守军炮弹密如雨注，当冲至炮台前1公里处，子弹已打光，他们只得隐蔽在田埂后。此时，先锋队长唐有泰中弹牺牲。夜里，陶家齐和一众战友在弹尽援绝、牺牲严重的情况下，誓死不退，以血肉之躯，奋夺雨花台炮台。前敌指挥官朱履先，挥动指挥刀，多次率众冲锋拼杀，均未成功。第三十四标敢死队决心与敌人血战到底，“尽脱装具袒而前，攀登东雨花台，徒手夺其机关枪二门，辄以友军失联络，不能守。队官汉铭等四十七人死之。”总指挥沈同午见此情形，立即决定：“不可为矣！弹药愆期，中必有变。兵力已不堪近战，久伏突击阵地，天明必陷于全灭，不如背进镇江以图再举。”于是，次日晨，部队在大雾的掩护下向后转移，由秣陵向镇江方面退却。

“计是役，马队伤亡十余名，三十四标死百余名，三十三标廿余名，炮标十余名，连工程、辎重，共计不下二百余名。而防军亦死亡一百余名。”第九镇新军秣陵关起义虽然失败，但是他们响应武昌起义、高举义旗、敢于反戈一击的斗争精神，揭开了光复南京的序幕，有力地推动了全省的光复。随后，陶家齐跟随徐绍桢的大部队退到镇江，徐绍桢收容整顿新军队伍，准备东山再起。

在这次起义中，陶家齐认识了湖熟老乡李应彪。李应彪，原名荣生，江宁湖熟后胡村人。其父李长林原是太平军战士，后战死沙场。他继承父亲遗志，参加新军第九镇，任警卫营管带。他积极响应革命，参加了秣陵关起义。在起义中，陶家齐和李应彪同仇敌忾，相互鼓励、打气，相互扶持、照顾，在战斗中结下了深厚的兄弟情谊。他比陶家齐年长9岁，看起来却十分老成，身材高大魁梧，皮肤黝黑，国字脸，浓眉大眼，目光如炬。他处处提携、关照陶家齐，把他当做自己的亲弟弟来看待。

新军第九镇进攻南京失败后，徐绍桢转赴上海，与上海都督陈其美等江浙沪起义将领商洽，决定组织江浙联军，会攻南京。会议推徐绍桢为总司令，司令部设镇江，总兵站设上海。11月11日，徐绍桢在镇江成立江浙联军总司令部。之后，江苏、浙江、吴淞、沪、镇江还有扬州、江阴等军纷纷加入联军，联军总兵力达到1.4万余人。11月16日和11月20日，徐绍桢两次在镇江召开商讨会攻南京方略会议，会议决定以主力部队攻打天保城，另以南北两路并进，双管齐下。攻击任务分配如下：浙军任攻中坚，由麒麟门进占紫金山；苏军任攻南路，进占雨花台；淞军任攻北路，收复乌龙、幕府两山；镇军任攻天保城。陶家齐被编入镇军，他和战友们认真听取了会攻南京的部署，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誓死攻下天保城前沿阵地孝陵卫，进而攻入南京。

江浙联军炮标

11月23日，江浙联军“各路军队渐向战地出发，冒雨行师，分途猛进，士气踊跃，众志成城”。24日，联军总司令部发布总攻令，各路军队向指定目标发起猛攻。24至25日，淞军与浙军一部先后占领乌龙山、幕府山两地炮台。25至26日，中路浙军主力与镇军、苏军各一部经东流市，越麒麟门，向马群前进，途遇5营约2000名清军组织的4道防线，张勋亲自坐镇指挥，拼死抵抗。联军经数小时激战，突破防线，进至孝陵卫，杀伤清军1000余人，并击毙统领王有宏，清军士气受到沉重打击。

在孝陵卫战斗中，李应彪请命率敢死队强攻敌结合部，陶家齐请命加入敢死队，跟李应彪同进退，展开了顽强的进攻。陶家齐与李应彪拼命冲杀，遭到清军的强烈阻击。李应彪试图穿过敌人的枪林弹雨，不幸腹部中弹，血流不止，一旁的陶家齐即刻上前掩护他，将他扶到一边的埋伏沟里，劝他撤退。李应彪一把扯下绑腿带，绕着腹部的伤口处缠了几圈，最后打了个死结，便再次冲上战场。在与清军的厮杀中，他的腹部不幸再次中弹，顿时血流如注，将他的绑腿带染成了鲜红色。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李应彪仍不顾汩汩流出的鲜血，与敌人拼杀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壮烈牺牲时年仅30岁。这一切，陶家齐都看在眼里，他咬着牙，擦干眼泪，继续战斗。他不顾身负多处刀伤，撕毁衬衣包扎伤口，又挥刀奋力和敌军拼搏。

28日晚，在徐绍桢的指挥下，江浙联军各路军队同时向南京城发起总攻，但遭守城清军顽抗，城墙上的机枪队弹如雨下，富贵山、狮子山、天保城的大炮轰击不停。联军部队苦战一夜未能奏效，退回原地。

整休中的江浙联军

攻城失败后，江浙联军总司令部进行了总结，认为：“……天堡（保）城者……，我军若不夺取此地，南京不可得而下也。”据此，徐绍桢命令镇军、浙军和洪承典的沪军联合进攻天保城。11月30日至12月1日，陶家齐随联军大部队冒死向前，蜂拥直上，主攻天保城，战斗极为激烈。清军凭借有利地形负隅顽抗，战斗持续一昼夜。在他和战友们的顽强拼杀下，12月1日清晨6时，江浙联军全歼守敌，占领天保城。攻下天保城后，江浙联军凭借有利地形，炮击太平门清军瞭望台和北极阁张勋指挥所，于12月2日攻克南京。

南京光复了，清政府终于寿终正寝。此时的陶家齐，伤痕累累，疲惫不堪。12月的初冬，冷风阵阵，寒意渐浓。在病榻上养伤的陶家齐辗转反侧，思绪良多。他想到这些年为了理想抱负，背井离乡，从未回去看望年迈的双亲，内心十分愧疚。每每想到父亲给他的家书中时常提到“想儿”“念儿”，陶家齐唏嘘不已。在经过一场腥风血雨之后，此时的他只有一个念头——回家。

到陈记烟馆学徒

1911年12月底，陶家齐回到家乡湖熟，在家待了两个多月。这段日子里，他时刻陪伴着双亲，帮他们洗衣、做饭、打扫屋子，享受和双亲在一起的美好时光。这一年，陶家齐已经21岁了，和他年纪相仿的儿时小伙伴们早已娶妻生子，孩子满地跑了。陶家齐却不以为意，他总以自己年纪还轻、还未立业为由，百般推脱娶妻成婚之事。但父母总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训告诫他，加之陶家家境殷实，他又是从军归来，远近几个村子的人都想把自己的女儿嫁到陶家，一时间，上门说亲的媒婆几乎踏破了陶家的门槛。父母之命难违，媒婆攻势强烈，他只好答应选一户好人家的女儿，完成婚姻大事。最后，他选择了邻村一户家境普通、但性格温婉、接受过一点私塾教育的姑娘王秀荣为妻。婚后，夫妻俩举案齐眉，相敬如宾，日子过得十分幸福。父母对这种家庭状态十分满足，但陶家齐却不敢贪恋这种平淡安逸的日子，他想回第九镇，继续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

好男儿志在四方，父亲非常理解陶家齐的想法，但邻村李应彪战死沙场的事情让他惊骇不已。他和夫人老来得子十分不易，他不敢想象，如果儿子战死沙场，他将如何度过后半生，于是他坚决反对儿子重返第九镇。为此，父子俩展开了一番争论，陶家齐对父亲说：“父亲，7年前，您支持我闯荡，您鼓励我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来，而今，您怎么就变了呢？”“儿啊，不是我不支持你，现在时局太动荡，我们就你一个孩子，你若是出了什么意外，你让我和你母亲怎么活下去呢……”说到最后，父亲已经哽咽了。陶家齐无言以对，每每谈到这个话题，父亲就抛出这样的话，母亲便在一旁抹眼泪。但他终究不甘心永远待在湖熟，默默无闻，老死乡间。

在他的一再坚持下，父母终于妥协让他出去闯荡，但条件是不得重回第九镇。陶家齐答应了，但在去哪里的问题上，父亲希望陶家齐继续回到南京城，一来南京城毕竟离家较近，万一有什么事情，儿子来回也比较方便；二来陶家齐之前在城内待了7年，对南京城比较熟悉，寻求一条谋生之路相对容易一些；三来湖熟镇上有很多同乡也在南京城内，出门在外，有个同乡扶持、帮助，做起事来会更加容易些。父亲的想法不是没有道理，但陶家齐有着自己的打算。

陶家齐真正想去的地方是上海，20世纪初期的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1911年11月上海反清起义成功，结束了清政府在上海统治的历史，也极大地提高了上海在中国政治上的地位。孙中山曾说，武昌起义以后，纷起响应的全国各省市中，“最有力而影响于全国最大者，厥为上海”。辛亥革命的成功，激发了民族资产阶级兴办实业、发展经济的热情。由于国内政治经济条件的改善和资本家的积极活动，辛亥革命以后上海新开设的工厂、企业明显增多，工商业日渐发展繁荣。在江浙联军中，陶家齐接触过来自上海方面的沪军，也结识了几个沪军战友，和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闲暇时，战友们向他绘声绘色地描述上海的租界、港口。上海自鸦片战争后被帝国主义国家强行开辟为通商口岸，受到来自英、美、法等国家商业和文化影响，当时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这些对年轻的陶家齐来说，充满了诱惑，他对上海无限向往。在他的脑海中，上海就像是一个神秘藏宝地，他想去那儿探险，发掘那儿的金矿，体验另一种人生。

20世纪初期的上海街景

1912年，22岁的陶家齐在父亲友人的介绍下，离开家乡湖熟去了上海的一家烟土庄做学徒。父亲之所以这样安排，主要是因为当时上海除被英、美、法等多国占有租界，还据有多重帮派、会道门等等，社会形态较为混乱。儿子毕竟还年轻，父亲希望他在上海闯荡时，能有个熟识的朋友帮忙照看着，如此既能积累经验，又能保障儿子的人身安全。就这样，陶家齐来到了上海陈记烟馆。

当时上海贩卖鸦片的商行大致有四类：大同行、小同行、挑膏店和烟馆。大同行是专做印度烟土进口的英国洋行，其中又分三种，一是英国人开设的烟土商行，如怡和洋行；二是英籍犹太人开设的商行，如新康、老沙逊、新沙逊、哈同等洋行；三是英籍“白头行”即头缠白布的英籍阿拉伯人开设的商行，如八巴利洋行等。小同行如同二道贩子，它向上家大同行购得鸦片后，再行零售，或转批给内地商贩，从中牟利。挑膏店是专门熬制烟膏，零售给烟馆及鸦片吸食者的，如当时上海最有名的九江路广诚信挑膏店，据说这里煎熬的清膏大土，被视为烟中上品。至于烟馆，顾名思义，便是随时供人前来吸食鸦片的所在了。这一时期的上海租界，不问中外商人，均可公开贩卖鸦片，只是卖者得向租界当局缴付各种名目的捐税，并申领牌照。因此，当时租界内外烟毒泛滥，走在路上，抬头可见挑膏店与烟馆。坐落在公馆马路（今金陵东路）江西路口装饰华丽的南诚信烟馆，在那时是著名的，至于福州路上的“阆苑第一楼”，还有“小广寒”等，则是书场兼烟馆。

鸦片行业在上海聚集了大量财富，尽管吸食鸦片被明令禁止，但官员并不急于执法。1906年9月，清政府颁布法令，禁止种植罂粟。1909年2月1日，在上海召开万国禁烟会，会议通过了禁毒决议。租界内的1436家鸦片烟馆分批停止营业。公开挂牌的烟馆不见了，然而，隐蔽私设的低级烟馆应运而生，挑膏店和土行依然如故。鸦片行情反而大俏。1912年3月2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发布《严禁鸦片通令》。同时，沪军都督府发出《禁吸鸦片告示》。

陶家齐所在陈记烟馆是一间隐蔽私设的低级烟馆，俗称“燕子窠”。其得名，是因为燕子喜欢衔泥土筑巢穴，而瘾君子们也整天烟土不离口，如燕子一般奔波于寓所与烟馆之间，故称吸烟场所为“燕子窠”。陶家齐在这里的学徒生活十分艰苦，主要是做伙计，帮人打下手，每天凌晨四点多钟起床，下门板、生炉子，收拾铺盖、打扫卫生，倒便器、买东西、做早饭……他不仅要伺候老板，还要照看抽鸦片的烟客。从早到晚每天要干近20个小时，睡觉时间很少。一个月后，老板见他做事勤快踏实，为人诚恳老实，反应比较快，很会跟人相处，还写得一手好字，便不再让他打杂，而要他担任记账先生，还让他接触鸦片颗粒的具体制作，这是当时各家烟馆的“核心技术”。

和陶家齐同在烟馆学徒的伙计们闲时也会偷偷地抽几口鸦片解解乏闷，但他从不加入其中。有几回，伙计们拿他起哄，硬逼着他“抽一口玩玩”，陶家齐不惜和他们翻脸。在这里，他亲眼目睹吞云吐雾的瘾君子枯瘦如柴、浑身无力的样子，时常看到妻离子散、父子断绝关系的人间惨剧，以及这些瘾君子为了能抽一口鸦片，丧尽天良，在大街上暗窃明抢，甚至卖掉自己的妻女。在这里待了一段时间，陶家齐觉得待在这里和自己到上海学做生意的初衷实在相悖，他不想再看到这些惨景，更不想在这种乌烟瘴气的环境中工作。半年之后，他谢绝了老板的再三挽留，毅然离开了烟馆。

与人合开中药铺

1912年以来，上海步入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不久便一跃成为中国第一大都市，不仅是重要的航运、贸易、金融和信息中心，也是一个国际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地方，陶家齐在这段时期开始了他的创业生涯。

受父亲的影响，陶家齐粗识中医药知识，他想着在上海开办一间中药铺子，既能看病救人，又能挣钱养家。于是，他找了几个朋友一起合伙，在他们的帮助下，他找到了合适的铺位，谈妥了租金，并利用父亲在上海雷允上的关系疏通了批发中药材的渠道。

陶家齐和朋友开办的中药铺子名为陶记中药铺，这里不仅卖药，还坐堂为人看病，遇到重病患者家属前来请求出诊的，他经常步行去大街小巷上门为病人看病，有时甚至要走十几里路。

陶家齐的药铺开业之初，由于他比较年轻，阅历较浅，一些病人对他并不十分信任。他写信将此事告诉父亲，父亲在信中教导他说：“你过去读过的书，只不过知其大概；能看的病，也不过是一般常见的。你现在行医时，必须将读过的书反复温习，结合临证深入领会，坚持数月之后，就能够融会贯通。遇到难治之症且疗效不佳时，你必须立即查阅文献，反复思考，找出对症的治疗方法。凡是遇到一个疾病，你没能治好，别人却治好了，就说明你学术不够，应该引为内疚！”陶家齐谨记父亲的教训。他白天看着药铺，晚间挑灯夜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再次念熟了儿时曾跟父亲学过的《药性赋》《汤头歌诀》《濒湖脉学》和《医学三字经》；他还细心阅读了汪昂的《素灵类纂约注》，徐大椿的《难经经释》《医学源流论》，张仲景的《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宗的《温热经纬》，王肯堂的《证治准绳》，清代国家编纂的《医宗金鉴》及沈金鳌的《沈氏尊生书》。这些煌煌巨著，内、外科具备，是陶家齐案头的参考及研习书目。其他如本草、方书、医案、笔记等，他也带着浏览，以扩大见闻。

当时上海租界人口密集，卫生条件差，流行病多发，大部分病人症重而险。陶家齐知道，像他这样的青年中医，如果不能掌握流行病的治疗要领，是难于立足的。所以每每遇到这类病人，包括脑炎、麻疹、天花、霍乱等等，他在认真诊治的同时，常常反复阅读以往读过的几部医疗典籍，仔细推敲这类病的传播和重病的抢救方法，长此以往，他逐步掌握了治疗规律和应急措施。

陶家齐自坐诊、出诊以来，非常敬业。他平易近人，热情认真，做到：急病随诊，不使久待；午后出诊，先赴乡郊；计划路程，以重病为先，不以诊金之多少为别。在当时，很多药铺看病都以诊金的多少来决定看病的次序，诊金多的先看，诊金少的后看。陶家齐则打破了这一时弊，这一举动被很多病患称道。遇到因病情严重而不能来铺就诊的病人，他亲自到病人家中诊视，不避污秽，不嫌烦琐，详询病症，根据症状仔细分析判断，然后悉心治疗，时常得到病人家属的酬谢，但他除收取普通的诊金和基本的药钱外，从不多收。

陶家齐在乡间出诊时，了解到多数病患经济条件差，生计困难，因此，他用药时都选取效好而价廉的药材。上海的乡间有一段时间脑脊髓膜炎十分流行，很多中医会给病人选取犀角、羚羊等名贵药材入药，一剂药往往要数十元，这个价钱几乎让普通家庭倾家荡产，但疗效却不显著。在这方面，陶家齐小心谨慎，能不用犀、羚、珠、黄等贵重药品解决问题时，就坚决不用。还有很多居于乡郊的农民，一般小病多不求医，只有到高烧不退或脘腹剧痛，才想着找医生看。每每遇到这种情况，陶家齐都当机立断下药，及时控制病人危急的病情并化险为夷。

陶家齐时常跟打下手的伙计分享自己治病救人的心得。他说，要想治好病人的病，必须具备三方面的条件：首先是病人对医生的信任，要遵照医嘱执行药方，特别是慢性疾病，要坚持按药方服药，日积月累，方能见效。其次是医者对待病人必须不分亲疏，如待亲人，认真负责，悉心治疗。医者对病人要怀有悲悯之心，遇到疑难杂症，要将病症引起的各种不良反应委婉告知病患或病患家属，并小心安抚患者情绪，鼓励他们积极乐观地接受治疗。如果在治疗过程中取得一定疗效，不要夸大矜功，要以古代名医扁鹊“此能自活而越人使之起耳”的态度，去对待“生死人而肉白骨”的过誉。第三是治疗方案周密，能针对病情，起到逆转危候的作用。以上三者缺一不可。最后，医者的专业素养也非常重要，要结合实际病症，博览群书，深入钻研。

1912年至1915年，陶家齐的陶记中药铺开了3年时间。期间，他潜心苦读医书，凭借刻苦钻研的精神一步步提升了自己的医术，治愈病人无数，为许多病家称颂。但好景不长。1914年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国家忙于战争无暇顾及中国市场，暂时放松了对华经济侵略。这一时期，上海的华商药厂得到发展，国产药品投放市场开始增多。尤其战后，上海药房数量迅速增加。一些大药房不仅直接向国外厂商订货或向药行进货，而且自己也设厂制造本牌药品，以市内外中小药房和西药行为主要批发对象，也向全国各大医院、军队单位、市内烟纸店批售。这种制药间向工厂制药的过渡发展阶段，使得像陶家齐这样的中小药铺受到极大的排挤，陶家齐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虽然有时他靠着出诊能赚一些小钱，但到他药铺看病的人多数是穷苦百姓，陶家齐牢记父亲告诫他对待病人要慈悲为怀的教诲，很多时候遇到来看病的穷苦百姓，他只象征性地收取一点药费，有时甚至还要倒贴。长此以往，他经营药铺赚的钱只够付铺子房屋租金和伙计工钱，有时甚至入不敷出。不得已，他只能和友人商量停办这间中药铺，改做其他事情。1915年秋，陶家齐召集药铺的伙计们，宣布了停办陶记中药铺的决定，并给每人多发一个月工资，随后结束了药铺的经营。此后，他留在上海另谋他业。

陶家齐自1911年底和陶王秀荣成亲后，女方迟迟没有生育。以后他常年待在上海，较少回家。父母一方面着急陶家子嗣的事情，另一方面也担心他一人在上海打拼，身边没个照应生活起居的人，于是常常写信给他，让他在上海遇到合适的人，可再成家。但陶家齐全身心地投入中药铺的生意，几乎无暇顾及其他事情。约1922年初，陶家齐在上海闯荡已经10年了，他利用年关时间返乡探亲。回到家中他才知道，父母早已为他物色了一户好人家的女儿——李贤贞，要他完成娶妻生子的大事。李贤贞家住湖熟范区李村，是陶家齐大夫人陶王秀荣的表妹，知根知底。她秀外慧中、温良贤淑。在与陶家齐相处的不长时间里，她的质朴善良与和顺勤快都深深打动了陶家齐，他愿意娶她为妻，与她生儿育女。于是，在父母的主持下，由大夫人陶王秀荣为二人操办了婚事。婚后不久，陶家齐便赶回上海，二夫人李贤贞则留在家乡，和大夫人一起操持大家庭。

陶家齐在上海闯荡期间，因经营需要，经友人介绍结识了苏兰。她于1901年出生在南京一户小康家庭，苏家生有二女，她是长女，从小家里就把她当成男孩来抚养。她性格比较刚强，在初婚育有一女及丈夫早逝后，想外出谋生。苏兰聪明能干，遂成为陶家齐的帮手。苏兰爱慕陶家齐的意气风发和品质为人，知道他已有妻室，仍一意以心相许。1924年一个吉日，陶家齐和苏兰结成夫妻。婚后，苏兰按照旧俗更名为陶苏兰。由于西方国家商品业态的不断入侵，加上商业大户的排挤，陶家齐的生意每况愈下，不久就停业关门。不得已，陶家齐把陶苏兰送回家乡，自己继续打拼。

此后七八年，陶家齐一直在上海闯荡。他与友人先后在租界开过箱包店等。由于当时军阀混战，上海社会动乱，陶家齐经营的小本买卖经不起风浪的吹打。且在上海这座大都市里，要想做成生意，必须心狠手辣敢于剥削，而拥有一颗慈悲心的陶家齐总是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每每遇到穷苦百姓顾客，他总是让利少收钱。如此一来，他经营的生意几乎赚不到钱，且时常濒临破产。生意虽然屡屡不顺，家乡却不时地传来喜讯，继大夫人陶王秀荣为他诞下长子陶和庆后，二夫人陶李贤贞为他诞下次子。三夫人陶苏兰先为他诞下一女，排行第三，取名陶和凤；又诞下一子，排行第四，取名陶和麟。他的次子于4岁时不幸夭折，二夫人陶李贤贞又为他诞下小女儿，排行第五，取名陶和英。刚过不惑之年的陶家齐，已是多个孩子的父亲，他心地善良，珍爱妻儿，肩上的担子明显加重了。

还在1930年，陶家齐加入上海特别市区（即租界）市民联合会，并被编入第二区分会。联合会初期是由上海各租界的华人商家、店铺、自由职业者为伸张华人权益，以租界各马路为单位成立的马路商界联合会。在这里，陶家齐积极参加各类维护华商利益的活动，并动员华商为上海生活困难的百姓募捐筹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