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茅盾的生活与创作 - 第一章早期的思想和文学活动

第一章早期的思想和文学活动

第一节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生活

一、家庭和少年时代的生活

茅盾原名沈德鸿，乳名燕昌，字雁冰。“茅盾”是从发表《幻灭》时起用的笔名。这位未来的作家，于一八九六年七月四日生于浙江桐乡的乌镇。

他的故乡，是一个古老的有着悠久文化历史传统的市镇。据说远在唐代便已设镇了。现在的乌镇，系由青镇（在东面，原属桐乡）和乌镇（在西面，原属吴程）两部分合并成的。解放后始定名为乌镇。关于自己的故乡，茅盾有过这样的记述：

故乡！这是五六万人口的镇，繁华不下于一个中等的县城；这又是一个“历史”的镇，据《镇志》，则宋朝时“汉奸”秦桧的妻王氏是这镇的土著，镇中有某寺乃梁昭明太子萧统偶居读书的地点，镇东某处是清朝那位校刊《知不足斋丛书》的鲍廷博的故居。现在，这老镇颇形衰落了，农村经济破产的黑影沉重地压在这个镇的市廛。

这个小镇在旧中国的忧患、破产、日益衰落的景象，后来在茅盾的作品中有着深切地反映。事实上，在茅盾诞生的时候，祖国和家乡已经处于内忧外患、百孔千疮的境地。

茅盾生长在民族和阶级的矛盾日益深化的革命年代。这时期，一方面是帝国主义的凶残侵略，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使得中国社会急速变化，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濒于风雨飘摇的境地；但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寻求真理，拯救国家的危难，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历史年代。在茅盾诞生的前两年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一八九五年四月中国战败，被迫签订了《马关条约》，于是帝国主义瓜分侵吞中国的势力继鸦片战争之后更加接踵而来。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的维新运动，是在民族危难深重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个运动代表着这个时期从地主官僚转化过来的资产阶级政治倾向，因而它只能是一种软弱的改良主义运动，是脱离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运动。但是，“同康有为一派改良变法运动的同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和其他几个革命派的运动发展起来了”。这个时期在文化思想战线上便是所说的新学与旧学，即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主义的旧文化的斗争。毛泽东同志说：“那时的所谓学校、新学、西学，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代表们所需要的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基本上，是说那中间还夹杂了许多中国的封建余毒在内）。在当时，这种所谓新学的思想，有同中国封建思想作斗争的革命作用。是替旧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因此，它颇吸引了一些人们的注意。

茅盾的父亲沈永锡是一位秀才，通晓中医，在当时便属具有开明思想的“维新派”人物。他颇重视新学，酷嗜算学，曾自修到微积分的地步。据茅盾回忆，“那时他卧病在床已经两年了，还常常托人去买了新出的算学书来，要母亲翻开了竖着给他读，因为他患的是风湿病，手不能动”。这位老人对于进步的社会科学书刊，也是颇为重视的。茅盾写道：

那年春天，他已自知不起，叫我搬出他的书籍和算草来整理；有十几本《新民丛报》，几套《格致汇编》，还有一本《仁学》。他吩咐特别包起来，说：“不久你也许能看了。”特别是那本《仁学》，他叮嘱我将来不可不读。他似乎很敬重这位“晚清思想界的彗星”谭嗣同先生。

看来，茅盾父亲的思想似乎和谭嗣同那样的新派人物有些相近。不幸的是，在茅盾的少年时代他的父亲便去世了，终年仅三十四岁。茅盾的母亲陈爱珠是一位通文理有远见而性格倔强的妇女。在茅盾的童年时代，她就把文学和地理、历史等知识教给孩子们。茅盾说，“我的第一个启蒙老师是我的母亲”（《回忆录》）。她勤俭刻苦，不避乡里的非议，以有限的财产供给儿子受教育。茅盾后来说，“在二十五岁以前，我过的就是那样在母亲‘训政’下的平稳的日子”。茅盾的启蒙教育开始得比较早，进小学以前便读过家塾。按照父亲的意愿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学实业的，所以念过《三字经》后，便读起澄衷学堂的字课、图说和《正蒙必读》里抄下来的《天文歌略》、《地理歌略》一类的“新书”。不过，这些书并不怎么引起少年时代茅盾的兴趣。他记述说：“那时父亲还没病倒，他每天亲自节录四句，要我读熟，他说：‘慢慢地加上去，到一天十句为止。’可是我却慢慢地缩下来，每天读熟两句也还勉强。这一件事，也曾惹起父亲十分的烦恼。这使得我那时幼稚的头脑对于所说的‘新学’者，既害怕而又憎恶。”茅盾的小学生活是在两个学校度过的。最初入的是立志小学。大约是民国前八九年，茅盾的家乡又开始创办了一所植材小学校，茅盾就是这所高级小学校的第一班学生。在文章里他不只谈到了修身、国文、历史和算学等教科书，而且对绘画课程也产生了兴趣。他说：“我在小学的时候，最喜欢绘画，教我们绘画的先生是一位六十多岁的国画家。……他教我们临摹《芥子园画谱》，于是我们都买了一部石印的《芥子园画谱》。他说：‘临完了一部《芥子园画谱》，不论是梅兰竹菊，山水，翎鸟，全有了门径。’”这位老先生给茅盾的印象是很深的。

可能也是由于对图画和书籍插图的兴味，使茅盾和小说发生了因缘。那时在一般守旧人的老眼光里，小说之类尚被称为诲淫诲盗的“闲书”，是不准孩子们看的，但在茅盾的家里，竟得了明达的父母破格的允许。茅盾说：

……木板的“闲书”中就有《西游记》。因为早就听母亲讲过《西游记》中间的片段的故事，这书名是熟悉的，可惜是烂木板，有些地方连行款都模糊成一片黑影。但也拣可看的看下去。不久，父亲也知道我在偷看“闲书”了，他说：“看看闲书，也可‘把文理看通。’”就叫母亲把一部石印的《后西游记》给我看，为什么给《后西游记》呢？父亲的用意是如此：为了使得国文长进，小孩子看“闲书”也在所不禁……后来茅盾告诉我们，“小时看的第一部‘闲书’，就是《西游记》，现在我要手头别无他书而只有一部《西游记》时，看上了还是放不落手的”。此外，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等，都成为他这时期“爱读的书”。

二、中学时代及其后

茅盾的中学时代是在浙江三府的三所中学度过的。最初他入的是浙江省立湖州第三中学堂，以后转入省立嘉兴第二学堂，后来又进入杭州的安定中学学习，并在那里毕业。看来中学时代的生活并不使茅盾满意，他忆及起那古旧的生活是，“书不读秦汉以下，骈文是文章之正宗，诗要学建安七子，气度要清华疏旷”，这一切在茅盾的忆念中是“平凡的”、“灰色的”、“窒息的”。他说，“那样的陈腐闭塞几乎将我拖进了几千年的古坟里去”。于是，他忙于读小说，几乎把课余时间全部消费在看小说上。在赴南京参观的时节，他在书坊中买到一部《世说新语》，便在归途中反复地读起来。他后来回忆说：“我这才知道历史上有这样隽永的小故事。”古典的小说不仅启迪了他的文思，而且在文章的格调上也显现出它的影响来。国文教师对他文章的评语是“文思开展”，但又不满意地认为，“有点小说调子，应该力戒”。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了。这是在中国近代史上比较具有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曾激荡起青年的奋发之心，给予人们积极的振奋力量。中学时代的茅盾也自然地卷入革命的浪潮中。他写到，“武昌起义”的消息把他兴奋得不得了。他无条件地拥护革命，毫不犹豫地相信革命会马上成功。“……为什么我们那样盲目深信？我们并不是依据什么理论，更不是根据什么精密研究过的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的对比；我们所以如此深信，乃是因为我们目击身受清政府政治腐败，民众生活痛苦，使我们深信这种贪污腐化的政府，一定不能抵抗顺应民众要求的革命军”。所以在学校临时放假的时期，茅盾便以“深通当前革命形势的姿态”，做起革命党的义务宣传员来。但是这次革命，中国的无产阶级还没有作为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舞台，终于因为敌人的强大和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及其脱离民众而宣告失败了。这次革命在茅盾的家乡的情况是：

那时我的家乡的官是一个旗人，因而绅商们觉得不免要流点血。幸而那个武官“深明大义”，加之商会里也筹得出钱，于是平安无事就挂了白旗。那位旗人官呢，“护送”出境了事。

跟着，老百姓忙的是剪辫子的“仪式”。有人主张先剪一半；有人主张四边剪去，只留中间一把，依旧打辫子，盘起来，藏在帽子里；更有人主张等过了年看个好日子再剪，然而也有爽爽快快变成和尚头的。

这记述是深切的。“民族史上这一件大事”，在茅盾的记忆中，“除了可以不必再拖一条辫子以及可以不必再在做国文的时候留心着‘仪’字应缺末笔，此外实在什么也没有，于是乎我之不免于失望，又是当然的事”。这以后“庙是不曾动过，菩萨却换过多次”。可是纵然如此，当学校复学后，那个新来的学监却宣布要“整顿”校风了。这不能不引起学生的激愤。于是中学时代的茅盾便和几个“不安分”的同学，在学校里闹起“小小革命”，以讽刺诗抨击了那个不得众望的学监，因而被嘉兴府的中学给以“除名”的处分，只好转入杭州的安定中学就学，并在那里毕业。

一九一三年北京大学在上海招考预科学生。十八岁（实足的年龄当为十七岁）的茅盾结束了中学时代的生活。他离开了浙江，报考了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这第一类，将来是进文法商三科的。一个月后被录取。他来到了北京，住进了译学馆。茅盾说，“这时我的不能遵照父亲遗嘱立身，就是母亲也很明白晓得的了”。预科三学期满后，由于家庭经济生活的窘迫，茅盾便走上了工作岗位。

一九一六年八月，茅盾被一个亲戚介绍到了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开始是在编译所英文部设立的“英文函授学校”修改学生们寄来的课卷。这种机械式的改卷工作没做多久，便被分配去和孙毓修老先生合作译书。这以后便是翻译卡本脱著的《衣》、《食》、《住》的问世。继之，又编纂出版了《中国寓言初编》。一九一七年的八月，茅盾回到了家乡。茅盾的母亲显得特别高兴。茅盾回忆说：“母亲当时的愉快心情，我是理解的。第一，她觉得我在商务编译所的前途是有希望的，我翻译的《衣》、《食》、《住》，已经排好，我编辑的《中国寓言》已经出版。她料想我此后可以一帆风顺了。第二，泽民居然考取……而且据说这个学校是当时（北洋政府）开办的全国第一所这类的专门学校……毕业后学校负责介绍工作，不用你自己操心。”这里谈及的泽民，便是茅盾的弟弟沈泽民。他在这一年考进了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学习，后来曾和茅盾一起从事译著和其他社会活动。

不久，茅盾的工作又有了变动。他一面编辑《中国寓言续编》，一面帮助《学生杂志》的编辑朱元善去审理稿件。这样，工作的范围逐渐扩展开来。译科学小说，作社会论文，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作品，迎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潮，开始了他早期的文学和革命活动。

第二节早期的社会思想和文艺思想

茅盾的文学活动，是在我国社会从旧民主主义革命推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历史年代展开的。

一、“五四”和文化革命运动

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是这一伟大革命历史的转折点。这个伟大的革命运动，是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无产阶级政治力量的壮大、长成，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发生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也使得中国革命“起了一个变化”。在这以前，是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这个革命“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这以后，由于中国无产阶级已经迅速地成为一个觉悟的政治力量，走上了政治舞台，这个革命的领导者已经不是中国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了，这个革命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毛泽东同志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自有科学的共产主义以来，人们的眼界是提高了，中国革命也改变了面目。”一九二一年伟大的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从此，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展开了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

“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大革命，同时也是伟大的文化革命运动。这个文化革命运动是以《新青年》等杂志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在“五四”运动以前，这个文化革命运动还没能脱离出资产阶级文化运动的范畴。但它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的旧思想旧教条，宣扬了进取的乐观的人生理想，起了传播新思想的作用，为“五四”运动做了思想准备和启蒙工作。“五四”运动爆发后，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摆脱了旧的范畴，迅速地走上了崭新的阶段，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五四”文化革命，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是整个革命运动的一种表现形式。

在“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中，茅盾是以一个新文化战士的姿态出现的。他参加商务印书馆的工作后，便积极地致力于新思想新文化的倡导和翻译介绍工作。一九一六年他开始了翻译工作。一九一七年作《学生与社会》，继之又写下了《一九一八年之学生》等文章。这些著述无疑都是作家早期试作的东西，但是它所反映出作者的社会思想，是和当时以《新青年》杂志为阵地的进步社会思潮相应合的。“五四”运动前后，“随感录”（或称杂文）应社会的需求，更加迅速强烈地出现在许多刊物上。当时，李大钊、鲁迅等新文化战士，都曾以得心应手的笔，对社会现象迅速地表露自己的见解，“随感录”便成为社会评论的锐利武器。茅盾在现实斗争中充分地注意到杂文的战斗作用。他以玄珠、雁冰等署名，在《时事新报》、《小说月报》、《妇女杂志》、《学生杂志》等许多报刊上，写起“随感录”、“社评”或称作“随笔”的文章来。这些社会评论和随笔所触及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广泛而又深刻。大则谈时代的趋向、国家的命运；小则谈及失业、恋爱、离婚、自杀等等社会问题，常常从具体问题出发反映着社会人生的某个侧面；同时，也立意分明地反映出作者的社会见解和思想。这便是茅盾后来肯定的“俗的议论”或“赶任务”工作的开始。茅盾认为这任务是值得赶、应该赶的。

二、早期的社会思想

从茅盾早期所写下的社会评论中可以看出，他对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的关注是深切的，他的反帝反封建的精神表现得十分强烈。他和当时许多先进的中国人一样，为了使国家复兴，千辛万苦地寻求革命的真理。他生长在国家和民族的危难日益深化、“黑影沉重”的年代，经历了辛亥革命的希望与失望的幻变，在“五四”前夕新文化思潮的激荡下，爱国主义的思想便愈益深厚。他在第一篇论述《学生与社会》的文章中，便深切地注意到“国势穷蹙”的现实。一九一八年，在写《一九一八年之学生》时，更激昂慷慨地指出：

……反观吾国，则自鼎革以还，忽焉六载，根本大法，至今未决。海内蜩螗，刻无宁晷；虚度岁月，暗损利权。此后其将沦胥而与埃及、印度、朝鲜等耶？抑尚可自拔而免于亡国之惨耶？非吾侪所忍言。

他直面现实，有感于“海内蜩螗，刻无宁晷”的局面，主张富国兴邦的思想。一方面，他承认在二十世纪全世界的民族，莫不随文明潮流而急进，如果“陈旧腐败”、“抱残守缺”、不谋急进，必不能立于世界；同时，也反对机械地模拟西方国家。他说：“我国自改革以来，举国所事，莫非模拟西人。然常此模拟，何以自立？”他主张有所学习，也应该有所创造。只有以革旧更新、勇于创造的精神，才会振兴邦国。自然，这时期的茅盾，还没有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力量，正如早期的鲁迅一样，他把希望和社会的动力，寄托在青年的身上。他热情地鼓动着“呜呼，浩浩黄胄。其果有振兴之日耶？暗暗社会，其果革新之望耶？会当于今日之学生觇之”。他号召青年学生“鉴于国内之情形，鉴于世界之趋势，亟当振臂而起，负父老之望，而涤虚生之耻”。

后来谈到这时的状况，茅盾说：“解放后许多作者论述我早年的思想，都提到这两篇东西，认为我这时期是进化论思想。进化论，当然我研究过，对我有影响，不过那时对我思想影响最大，促使我写出这两篇文章的，还是《新青年》。而《新青年》那时还没提到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思想方法。”如果我们历史地分析茅盾的思想，便不难看出，他在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年所提倡的“革新思想”、“创造文明”和“奋斗主义”精神，是体现了进步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这思想和以《新青年》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的潮流是呼应的。它反映着时代的进取精神和革命的倾向，也反映了当时的历史弱点。

“五四”运动后，在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中，茅盾对“国势穷蹙”的因由的认识便逐渐地体会得深刻了。如果说，他最初的两篇社会论文还失之空泛和模糊，那么现实的革命运动，给予茅盾的是愈加具体而明晰的认识。一九二四年，他指出：“当此内忧外患交迫，处在两重压迫——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军阀专政——之下的时候，唯一的出路是中华民国的国民革命……”这精神和党在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中，对中国人民基本任务的分析，以及后来国共合作进行国民革命的形势是吻合的。茅盾主张，要以“人家用机关枪打来，我们也赶铸了机关枪打回去”的革命精神，才能拯救国家。

“五四”运动，是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运动，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文化战线上的大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在文化思想战线上，茅盾对传统的封建的旧秩序、旧道德、旧礼法，对于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是彻底否定的。他和当时先进的文化战士在一起，力张科学和民主的思想。他说：“我们现在所切要的，是道德的改革，家制的改革，女子在社会上地位的改革。这些我以为是根本的改革。”谈到妇女解放，他认为“剪发”、“易装”等，都是枝枝节节不关重要的事，以文化事业而论，“女性要在此时发下大宏愿，将来的文化决定要由女性参加进来尽一份推进的力了”。只有自觉地参加到社会解放的运动中来，才不至于“筑屋在河滩上，外头体面，脚下不牢”。针对当时社会上一些守旧的伪道德家，挑剔妇女的种种“弱点”，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敢问女子底人性的损坏难道不是因为数千年处于被压迫着地位的影响么？如今有许多人，做出一脸的仁义道德之心来，说‘妇女正应该解放，但……程度不配’，这批人真比那些直接奉敬国粹，死也不说妇女应当有人权的人们，更可恶些！”在许多问题上，茅盾这时期表明了激进的思想解放与社会解放的观点。

随着“五四”运动的发展，在思想界中“劳工神圣”的问题提出来了。人民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成为这时期的重要议题之一。诚如李大钊所说：“现代的经济组织，促起劳工阶级的自觉，应合社会的新要求，就发生了‘劳工神圣’的新伦理，这也是新经济组织上必然发生的构造。”但是从不同的阶级利益出发，对于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的解释，并不相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者、文人，曾极力掩盖历史的真相，把文明乃至历史奉为少数天才的创造，视群众为庸人。与上述情况相反，当时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革命的进步知识分子，则注意到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指出历史发展的动力，“只能在人民群众本身的性质中去寻”。他们也认为“个人在团体生活中，实亦有其相当的影响”，但是所谓英雄豪杰，只有当他们适应社会生活的要求，反映了劳动人民的利益，才能对历史、社会有所贡献。

在茅盾这时期的“随笔”中，关于个人和群众的关系、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问题，是有所触及有所探察的。在这方面，他同样反映了唯物主义的进步的社会思想。在《活动的方向》一文中，借一个朋友乘车时的感悟写道：

……火车向前去，道旁看者只见几个在窗洞口露脸的人罢了，车子里成千上万的人，却都不看见。这火车的进程自然可和人类的进程相比。人类进程中也只不过有几个人露脸罢了。不曾露脸的人恒河沙数；然人类的进步却不仅是这几个露脸者的功劳，许许多多不露脸者的功劳，也未可一笔抹杀。这几个露脸者也不是因为他们自己真是“得天独厚”，“天之骄子”，什么“贤人”，什么“圣哲”。他们亦不过是境遇碰到他要露脸，所以就不期然而然地露脸了，他们的露脸正是不得已呀！

茅盾在当时自然还不能以阶级观点、以历史唯物主义来认识和剖析这些问题，但是他却敏锐地感受到，在历史中确有许多“自己要‘露脸’而‘露脸’的人”，然而这种“露脸”是以大多数人的牺牲为基础的；像卖国的人，也“想把自己的浪花起得特别高一点”，耽于自我主义的艺术家亦何尝不是“浪花特别起得高一点”呢？所以前者是人人得而骂之，后者则人人得而非笑之。在当时的茅盾看来，人们向上发展自己是好的；但须认清方向，明确目的。如果方向是反乎“人类社会进化”常轨的，目的是忘了“人类全体”的，那这活动和自己的发展就成为自私的、害人的了。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茅盾在“五四”时期，便是以革命的民主主义者的立场参加到文化思想战线上来的。他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有着改变中国“黑暗社会”的决心，并力图谋求拯救中国的途径；他倡导科学和民主，反对旧道德、旧秩序，并且依据他当时的社会思想，探索着社会力量，以及个人和群众、历史发展等重大问题。特别是“五四”以后，在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现实中，有着明显的进展。茅盾的这种进步的思想是与时代、社会的思潮密切联系着的，他从人民革命的土壤中不断地吸取了力量。

在探讨茅盾早期的社会思想时可以看出，他是接受了进化论的思想影响的。他吸取了进化论中进取的发展的观点作为观察社会现象的思想武器。他认为时代是进化的，社会是发展的。“二十世纪之时代”，便是“一文明进化之时代也”。因此必须“向光明”，向上发展。如果“抱残守缺，不谋急进是甘于劣败而负此生也”。茅盾对于道德伦理和文学的看法也是如此。依据进化论的发展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前数十年，蓄妾不为不道德。再前，叫人殉葬不为不道德。……道德标准是随时无形中迁移的。”谈到文学，他说：“我以为新文学就是进化的文学。”他甚至认为“自然派作家大都研究过进化论和社会问题”，“我们应该学自然派作家，把科学上发见的原理应用到小说里，并该研究社会问题，男女问题，进化论种种学说。”显然，进化论的观点，是他这时观察和认识社会问题的一种武器。而从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出发，吸取其中发展的进取的思想。这对于当时灾难深重的祖国，对于古旧停滞的封建伦理道德和载封建之道的旧文学来说，是具有进步的冲击力量的。茅盾和他同时代的一些人物，确实以它为武器在一定的历史时期进行过战斗。自然，也不可讳言，进化论的思想是有偏颇的。诸如，它看重进化，相信光明，却未能认识到革命变革在社会发展中的意义（事实上，生物的进化也包含着质的飞跃）；强调“全人类”的进展，同情于“第四阶级”，却不能透过新旧冲突现象看到阶级对立现实的本质，甚至他信赖光明，但这光明的前景，也是朦胧的。这自然是进化论的思想所难于解决的。

一定的思想，总是一定时代的社会生活在人们头脑中反映的结晶。一个时代的社会思潮，有它的激流，也有它回旋的弱波。“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了科学和民主，带来了社会主义的新思潮；但也夹杂着一些没落的甚至是反动的社会思想。这对于“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的人们来说，是难于辨识的。这种时代的历史的情况，在茅盾的思想中，也同样留下了投影。茅盾，作为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战士，为了改变祖国现状，希望人民大众“早日出陷坑”，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新知识”，便迫不及待地吸取着。从茅盾早期的社会论文来考察，似乎他当时对于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费边社会主义”（当时译作“反屏主义”、工团主义等等），还分不大清楚。因此，他曾认为这“费边社会主义”，只是“社会主义之多派”，其差别在于“方法不同”而已，这自然是错误的。可见，茅盾在急迫地学习西方新道理新知识时，有些没落的、反动的东西，也曾不同程度地对他起过作用。其他如“个性之解放”、“人格之独立”等等思想武器，也曾缺乏分析地加以运用过。作者后来说，这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还不是马克思主义……”

第三节文学理论的倡导

在文学战线上，茅盾是以文学理论的倡导，以及文学批评和翻译工作展开他终生的文学活动的。在这个方面，他配合了新文化旗手鲁迅，共同致力于新文学的创始、发展、繁荣的事业。在茅盾的文艺思想中，不只可以看到同时代同方向的作家一些共同的特点，同时也历史地反映出他艰辛的探索的印迹。

作为上层建筑现象的文艺，总是为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基础服务的。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载封建之道，宣扬绝对主义的封建道德、伦理和教义，乃其表现形式的文言文，是君临一切的统治形态，是被统治阶级及其代表人物视为正宗的。甚至民国以后，封建军阀和保皇主义者，仍拟以孔教为大教，编入宪法。他们倡言“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认为失此，“则于人之一身举动行为，人伦日用，家国天下，皆不知所持循”。毛泽东同志说：“那时的统治阶级都拿孔夫子的道理教学生，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做文章的人都用文言文。总之，那时统治阶级及其帮闲者们的文章和教育，不论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八股式的，教条式的。”至于小说这种文学样式，在统治阶级及一些守旧人们的老眼光里，是难能登大雅之堂的。他们不仅视小说为“闲书”，甚至加以“诲淫诲盗”的罪名。在这一点上，《小说林》的《发刊词》倒是可以参考的。其中说：“昔之于小说也，博弈视之，俳优视之，甚且酖毒视之，妖孽视之。言不齿于缙绅，名不列于四部。私衷酷好，而阅必背人，下笔误征，则群加嗤鄙。”到了晚清末年，一些进步的社会人士虽有所提倡，但并未根本改革。

“五四”文学革命，是彻底的革命运动，是整个革命阵线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高举革命大旗，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群众运动。它开始就提出了文艺为人民为社会利益服务的写实主义的原则。经过几次较量，作为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虽然陷于奄奄一息的境地，其最初的代表人物林琴南等，也声称“明知口众我寡不必再辩”，但它作为一种反动的社会力量，回光返照之势，仍然是猖獗的。据茅盾在《四面八方的反对白话声》里记述：河南省长李倬章出巡到南阳，在某中学演说中，仍认为“白话文简直胡闹”；江西督理蔡成勋用一百元做奖赏，让学生作文言文；而东三省奉天省长竟令教育厅，“全省小学以上禁用白话文”。这时，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滩上，没落的封建文化和买办的思想结合起来，一面宣扬复古读经的旧调，一面也利用色情文学、黑幕小说，以人生为游戏的文学来麻痹和腐蚀群众，和文学革命运动抗争着。

然而，正如鲁迅所说，封建统治阶级及其代表人物，虽然将满车“祖传”、“老例”、“国粹”堆在道上，也难能阻挡历史前进的道路。

一、茅盾与文学研究会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文学团体和文学刊物蓬勃地发展起来。据统计，一九二一年后到“五卅”运动时期，全国范围内出现的大小文艺团体有一百多个，出版的刊物也在三百种以上，同时数量众多的创作和翻译书籍也相继出版了。茅盾等发起组织的“文学研究会”和郭沫若等组织的“创造社”，以及稍后出现的“语丝社”、“莽原社”等，都是这时期有重大影响的文学团体。

文学研究会是由茅盾、郑振铎、叶绍钧、许地山等发起组建的。一九二一年一月四日正式成立于北京，后来主要活动的基地在上海，会员经过登记的有一百七十二人。关于文学研究会发起的宗旨，成立宣言中说：“将文学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已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终身的事业，正同劳农一样。”文学研究会的主要代表人物茅盾等，都是“鼓吹着为人生的艺术，标示着写实主义的文学的；他们反抗无病呻吟的旧文学，反对以文学为游戏的鸳鸯蝴蝶派的‘海派’文人们。他们比《新青年》更进一步揭起了写实主义的文学革命的旗帜”。

但也正如鲁迅所说：“文学团体不是豆荚，包含在里面的，始终都是豆。”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语丝社、莽原社等同样，是属于同人性质的散漫的组织。文学研究会宣言中的思想不仅笼统，而且同人中的思想也并不一致。这就必然地孕育着分化和斗争。后来，周作人便从所谓“动物进化的”、“人的文学”等主张，日益堕落，竟至走上汉奸的道路；而茅盾等则坚定地沿着现实主义的道路前进。

一九二一年，在文学研究会成立时，由茅盾接编并且革新了旧《小说月报》杂志，作为该会的机关刊物，成为南方突起的文学革命阵地之一。

《小说月报》创刊于宣统庚戌年（1910）七月，到一九三二年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印刷所被毁于战火，《小说月报》终刊止，刊行凡三十余年。但其在文学历史上的业绩，仍在改革后刊行的时期。改革前的《小说月报》是一向控制在鸳鸯蝴蝶派手里的。一九二〇年左右，商务印书馆的董事中间的进步派，感于新文化运动发展的趋势，乃同意由茅盾接编这个刊物，“编辑方针不受馆方的约束”，但是《小说月报》的革新，终于引起了顽固派的攻击和维护封建道德的保守的董事的不满意。徐调孚在《〈小说月报〉话旧》中说，这是资本主义企业出版的刊物，它的目的是“撄取利润”，因此，它需要“八面玲珑”、“面面俱到”。最忌的是得罪人，其结果就是鲁迅所描述的：“我不知道他们用的是什么方法，到底使书店老板将编辑《小说月报》的一个文学研究会会员撤换，还出了《小说世界》，去流布他们的文章。”所以到了一九二三年，茅盾便不能再编辑《小说月报》，而改换为郑振铎了。纵然如此，这个文学革命的阵地，仍然被扶持发展起来。正是在这前后，茅盾连续写下了大量的文学理论建设、文学批评的论文，对封建复古派、鸳鸯蝴蝶派以及形形色色的文学主张展开了彻底的斗争。

二、文艺理论的倡导与发展

继承“五四”文学革命的精神，茅盾在他早期的文艺论文中，就提出了“为人生的艺术”的主张。他坚持并不断完美地发展着文学为社会利益服务、为人生服务的现实主义原则。在他一九二〇年写的《新旧文学评议之评议》中，便提出了为人生的新文学的三个要素来：

……一是普遍的性质；二是有表现人生指导人生的能力；三是为平民的非为一般特殊阶级的人的。唯其是要有普遍性的，所以我们要用语体来做；唯其是注重表现人生指导人生的，所以我们要注意思想，不重格式；唯其是为平民的，所以要有人道主义的精神，光明活泼的气象。

可见，茅盾开始就坚持文艺要“表现人生指导人生”的准则。他认为，文艺必须从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中解脱出来；文学，应该反映时代、反映社会，人们怎样生活、社会怎样情形，文学就把那种种反映出来。当然，要表现怎样的人生在茅盾早期的思想中还是比较含混的。他时而主张要使文学“更能表现当代全体人类的生活，更能宣泄当代全体人类的情感，更能声诉当代全体人类的苦痛和期望，更能代替全体人类向不可知的命运作奋抗与呼吁”；时而主张表现“平民的”人生，和少数的“特殊阶级”对立起来。但是“当时的所谓‘平民’实际上还只能限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即所谓市民阶级的知识分子”。随着现实革命运动的发展，在文学理论的探讨中，茅盾对于人生的内容才更为具体和深化了。他认为在“兵荒屡见”的乱世，文学当反映“民众”的苦痛和期望，揭露社会的黑暗，以人道主义的精神同情和爱怜“被损害与被侮辱者”，同情于“第四阶级”，即劳动阶级。

文艺要真实地反映人生，就必须严肃地对待生活。离开了对现实生活的深切体察，不熟悉人生，是难于创造出真实感人的艺术形象的。鲁迅在一九一三年写下的《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中，便指出文艺创作，“一曰受，二曰作”，没有所受所感，便难于有所作的深切道理。在“五四”文学革命的创始期，茅盾也是以这个思想为起点，来探求文艺与生活的关系的。他当时的一些文章，固然有着过分强调生活的“真”的价值，而流露出艺术似乎只是生活的摹写的倾向，但是从艺术来源于生活出发，从而强调作家必须观察社会、观察人生的见解，还是应该肯定的。他说：

新思想要求他们注意社会问题，同情于第四阶级，爱“被损害与被侮辱者”，他们照办了，他们要把这精神灌到创作中去，然而他们对于第四阶级的生活状况素不熟悉；勉强描写素不熟悉的人生，随你手段怎样高强，总是不对的，总要露出不真实的马脚来。

国内创作小说的人大都是念书研究学问的人，未曾在第四阶级社会内有过经验，像高尔基之做过饼师，陀斯妥夫斯基之流过西伯利亚。印象既不深，描写如何能真？

一九二一年在他所写的评价创作的文章里，也从这一尺度出发，大声疾呼：

我对于现今创作坛的陈条是“到民间去”，到民间去经验了，先选出中国的自然主义文学来。否则，现在的“新文学”创作要回到旧路。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茅盾在理念上虽然提倡所谓“全人类”性的文学，但是当他具体注视人生时，就不能不把目光落到被损害、被侮辱的“第四阶级”的生活中去了。他感到了那些“念书研究学问的人”对于“被损害与被侮辱者”的不熟悉，因此认为要想创造出有“生气”的作品，要“到民间去”！这些见解，都是很好的。可见在茅盾早期的文艺思想中，是把严肃地对待生活的问题作为创作真实的艺术作品的先决条件来考察的。自然，文艺作品的真实，取决于作家对生活体察的深度与广度。同时，更取决于作家观察、体验和研究生活的思想和态度。同样对人生进行观察，基于立场、思想感情的不同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果来，这是为许多文学史实所证实了的。所以毛泽东同志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这个重要的关键的问题，在“五四”时期的理论建树中，还未能解决。茅盾的见解，自然也不能例外。

茅盾认为，新文学不仅要“表现人生”，而且要“指导人生”。他充分重视文学的积极社会作用。他主张文学不仅应该以人道主义的精神，同情“被损害与被侮辱者”，揭示社会和人生的病苦，而且更当发挥它“激励人心的积极性”，“应该把光明的路，指导给烦闷者”。他说，要“隐隐指出未来的希望，把新理想新信仰灌到人心中，这便是当今创作家最重大的职务”。据此，他认为，对于现实的反映，固当揭示民众的苦痛，也应揭示出“国民性”的美来。他说：

我相信一个民族既有了几千年的历史，他的民族性里一定藏着善美的特点；把他发挥光大起来，是该民族不容辞的神圣的职任。中华这么一个民族，其国民性岂无一些美点？从前的文学家因为把文学的目的弄错了，所以不曾发挥这些美点，反把劣点发挥了。

显然，文学的社会积极作用，在茅盾的见解中是很明确的。他深切地希望，文学不只揭示社会病苦，同时要揭示出中华民族的善和美来。他希望“文学能够担当唤醒民众而给他们力量的重大责任”，以“不求近功信托真理的精神，去和黑暗奋斗”。到了一九二三年，和《中国青年》杂志关于革命文学的探讨相呼应，茅盾赞助并肯定恽代英的见解。主张“新文艺要能激发国民精神，使他们从事民族独立与民主革命运动”。这在当时无疑是很激进的思想。

“五四”文学革命，是彻底的反对封建思想的运动，也是文学形式上的大革命。“五四”时期一些代表人物，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对于君临一切的封建文学及其表现形式的文言，给予了一个致命的打击，而把接近或比较接近人民生活和人民语言的文学作品，放到了正宗的地位，从内容到形式革新了中国的文学，这是“五四”文学革命的伟大功绩。

茅盾不仅十分重视文学内容的革新，同时也是艺术形式、文学作品语言的革新者。他强调文学的积极社会作用，但是并不因之而忽视各种艺术样式、艺术特点的探求。他提倡小说创作，同时也和陈大悲、欧阳予倩在一起，组织“民众戏剧社”，创办《戏剧》杂志，介绍戏剧理论和艺术。在小说的评论中，茅盾曾不止一次地批评“五四”初期创作中忽视艺术技巧或艺术技巧拙劣的现象。借助外国的文艺经验，他深感到“文学作品虽然不同纯艺术品，然而艺术的要素一定是要具备的”。

关于短篇小说的创作问题，茅盾这样认为：“近代的短篇小说的主要点，不在表面的形式，而在内面的精神；这所谓精神就是一篇短篇小说所叙述虽祗大千世界的繁杂生活中的一片，而其所表现的，却是这生活的全部。”这种借一斑而窥全豹、以一当十的见解，不仅吻合短篇小说的创作特点，而且是和文学创作的典型化的原则联系着的。茅盾在这时期的文章中对于文艺的民族特色、作家的“神韵”等问题都有所触及和探索。

在文学革命的运动中，文言文与白话文的论争，构成保古派与革新派斗争的重要内容之一。在这方面，茅盾同样和鲁迅等先进战士在一起，与保古派进行了斗争。茅盾不只主张白话文应该成为传播新思想的语言形式，而且主张文学创作的语言，应该到民众中去找，到生活中去找。他说：“我们做白话文的，遇着有这不尽意的时候，应该就民众的日常话语中找求解决的方法，不应该到文言中找求；青年有作不好白话的，应该留心别人的谈话，和自己的谈话，细细体察一般人说话的时候遇到这种难关时是怎样解决的。”

应该指出的是，茅盾在“五四”时期写下的这些充满了不调和精神的论文，都不是凭空而发的。他和“文学研究会”的成员在一起，坚持为人生的艺术，掀起写实主义的文艺大旗，是和一切封建复古派的旧文学，和颓废、没落的文学倾向，毫不相容的。

这其中也包括和以文学为消遣和游戏的通俗文学的关系。“鸳鸯蝴蝶派”和“黑幕小说”是晚清末年到“五四”前后流布在文坛上的一股文化流脉。他们以“十里洋场”的上海滩头为大本营，以《小说月报》（1910）、《游戏世界》（1912）、《礼拜六》（1914）等刊物为阵地，宣扬游戏、消遣之类的趣味主义思想，在群众中是有一定影响作用的。在他们出版的刊物的《宣言》、《例言》乃至广告上，便宣称要“以诙谐之笔，写游戏之文”，“无论文言俗语，一以兴味为主”。在《游戏世界》的广告上，宣称该杂志是“诸君排闷消愁一条玫瑰之路”。说它的内容是什么“甜甜蜜蜜的小说、浓浓郁郁的谈话、奇奇怪怪的笔记、活活泼泼的游戏作品”，但是其中的进步作品，仍不失为新文学潜在的同盟军。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海上花列传》与《青楼梦》、《九尾龟》的品评，便可得见端绪。鲁迅指出三者都写妓女，但在写法上凡三变：前者，有好有坏，较近于写实；后者有些溢美，“并非写实的，而是作者的理想”；“临末又溢恶”。鲁迅批评《九尾龟》的“溢恶”，《青楼梦》的“溢美”；同时也肯定《海上花列传》的“平淡而近于自然”。认为这部作品，“记载如实，绝少夸张，则固能自践其‘写照传神，属辞比事，点缀渲染，跃跃如生’之约者矣”。对于宋以来的市民小说，鲁迅也是有所分析的。他认为“虽亦间参训谕，然主意则在述市井间事，用以娱心”。也许正是基于母亲的阅读习惯和通俗作品可以“娱心”的目的，鲁迅在三十年代里，曾不止一次地为母亲购取张恨水等人的小说。从鲁迅的书信中可见一斑。这些与文学研究会的一些文化战士是有所不同的。

至于当时的文艺志士，则有所不同了。正如郑振铎在《“五四”以来文学上的论争》中所说，“那些‘五四’人物的活动，确可使我们心折的。……他们的言论和主张，是一步步的随了反对者们的突起而更为进步、更为坚定；他们扎硬寨，打死战，一点也不肯表示退让。他们是不妥协的”。这“扎硬寨”、“打死战”，确实道出了历史上新文学的不妥协精神。茅盾说：“一个新时代决不是容容易易造就得成的，我们希望在进行时遇着极坚强的阻挠物，我们希望这阻挠物决不退避，好让我们将彼打碎。”针对着“文以载道”的封建复古思想以及游戏、消遣的文学观，茅盾当时剖析说：

中了前一个毒的中国小说家，抛弃真正的人生不去视察不去描写，只知把圣经贤传上朽腐了的格言作为全篇“注意”，凭空去想象出些人事，来附会他“因文以见道”的大作。中了后一个毒的小说家本着他们的“吟风弄月文人风流”的素志，游戏起笔墨来，结果也抛弃了真实的人生不察不写，只写了些佯啼假笑的不自然的恶扎；其甚者，竟空撰男女淫欲之事，创为“黑幕小说”，以快其“文字上的手淫”。

茅盾的许多文章，正是直面当时文学上的各种现象；反击把人生当作游戏、玩弄、笑谑，杜绝“凭空想象”、“向壁虚造”的恶劣倾向，而寻求的医治手段。但就现实的复杂情境来说，茅盾的运作却有失历史的辨析的宽容的态度。

应该指出，茅盾这时的文艺思想，并不是完整无缺的。这里，也分明地反映着茅盾早期文艺思想的复杂因素。在他许多具有批判作用的论文中，我们既可看出革命的现实和欧洲进步的文艺思想对他的影响，也可以看出资产阶级没落时期文艺思想的印迹。珠玉和泥沙混杂之处是存在的。他的现实主义精神，对于封建、买办的文艺观念说来，是具有战斗的冲击作用的，但同时也感到它的局限。例如，他推崇并肯定文艺是属于民众的，但同时又和空泛的“全人类”的概念混同起来。他主张文艺要真实地反映人生，同情与爱怜“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同时又主张“要没有一毫私心，不存一毫主观”地反映人生。这样，在茅盾的文艺思想体系中就构成了矛盾。这矛盾反映着作家尚不能以无产阶级的文艺观和革命的批判精神来阐释文艺的社会地位和作用时的一些弱点。

茅盾早期的文艺思想，是受过自然主义的美学影响的。茅盾自己曾说过：“我现在最信仰泰纳的纯客观的批评法。此法虽有缺点，然而是正当的方法。”他在《文学与人生》中所提倡的人种、环境、时代等要素以及“没有一毫私心，不存一丝主观”的“客观的态度”，是与泰纳的自然主义有某些联系的。但是从不同的社会现实和思想基础出发，却不能不赋予各自的文艺观以不同的内容。诚如马克思所说：“同一个对象在不同的个人身上会获得不同的反映。”因此，我们不该简单地把茅盾评断为自然主义的信奉者。众所周知，在欧洲的十九世纪后半期，自然主义是服务于资产阶级现存秩序的一种文艺思潮。艺术中的自然主义是与哲学中的实证主义紧密联系着的。实证主义的奠基人奥古斯特·孔德的社会学便是把生物学的自然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混合在一起的。实证主义在哲学上企图“超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个派别，实际上是“用似乎唯物主义的术语，来掩盖唯心主义”，在干着“调和派的骗人把戏”。实证主义美学理论在法国的代表人物是泰纳。对于社会和人的生物主义观点是泰纳的自然主义美学的一个重要特点。他极力倡言，艺术当精确地描写和模仿现实。在他作为艺术指南的“种族——环境——时机”的公式中，力图阉割艺术作品的社会内容，把艺术作品的意义归纳为反映生物状态的种族和固定的自然环境以及孤立、偶然时机下人们的精神状态。从而把思想性、艺术的社会内容，排除于艺术之外。他要求艺术家研究生理学、生物学，就是不要研究真正的社会的人，从而掩盖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斗争，抵制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

与上述情况不同，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茅盾，在“五四”时期虽然借用过泰纳的某些论点来解释文艺现象，但他是从反对封建买办的文艺出发，是企图使艺术为民众服务、为社会利益服务的。因此，这种借用便会不断地摆脱生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束缚，而充实以现实的社会内容。茅盾曾以“人种、环境、时代”等，来解释文学与人生的关系。但是民族危难的关头，引起他瞩目的是民族的疾苦、时代和社会的罪恶。在《社会背景与创作》中，他不能不认为：“现在社会内兵荒屡见，人人感到生活不安的痛苦，真可以说乱世了，反映这时代的创作应该怎样的悲惨动人啊！”可见，置身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和民众命运相关联的进步作家是与维护资产阶级社会秩序的泰纳不同的。诚然，茅盾这时期并不是一个阶级论者，他开始还不能认清社会人生的复杂现象。例如，同样是“为人生的艺术”，可以反映少爷小姐的人生，也可以反映劳苦大众的人生；而且从不同的社会观点、阶级立场出发，作者对于他所描写的对象的爱和憎、褒与贬的感情、态度，又总是千差万别的。所以他在具体地探讨文艺为人生的时候，便不能不使他从空泛的“全人类性”中走出来，面向“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人生。这一点，也是不能和诽谤劳苦大众，公开维护贵族、资产阶级反动统治利益的泰纳同日而语的。

还应当指出，茅盾在他早期的文艺思想中，对于“自然主义”和“写实主义”的理解是有一种错觉的。在他的文章中，不仅名词概念常相混淆，在内容上似乎有时也分辨得不清楚。如在《小说月报》上向读者介绍西洋小说历史时，曾把果戈里、巴尔扎克（当时译为巴尔萨克）、福楼拜（当时译为佛罗贝尔）等都推为自然派（自然主义）的作家；同样，在介绍日人岛村抱月的《文艺上的自然主义》一文时，则认为“自然主义不妨看作写实主义的一部分”。在他看来，“描写黑暗专制，同情于被损害者”，自然主义是最确切的方法，而运用“新浪漫主义”，则等于“向瞽者夸彩色之美”。可见，他在早期文学理论倡导时期，有时是把“自然主义”和“写实主义”混同起来，有时虽借用了自然主义的概念，却是在探索着现实主义的道路。

茅盾的文艺思想，是在革命现实的影响下不断前进的。“五四”以后的文化思想战线，由于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其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英勇的进攻”。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更加强了对文化战线的领导。一九二三年，党整顿出版了《新青年》季刊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以革命的批判的精神，“以改造社会的真理而与各种社会思想的流派辩论”。在《新青年之新宣言》中指出：

一切文学艺术思想的流派，本没有抽象的“好”与“坏”，在此中国社会忙于迎新送旧之时，《新青年》应当分析此等流派之渊源，指出社会情绪变动的根由，方能令一般的意识渐渐明晰，不至于终陷于那混沌颟顸等于飞蛾投火的景象；再则，现时中国文学思想——资产阶级的“诗思”，往往有颓废派的倾向，此旧社会的反映，与劳动阶级的心声同时并呈，很可以排比并观，考察此中的动象：亦可以借外国文学相当的各时期之社会的侧影，旁衬出此中因果。尤其要收集革命的文学作品，与中国麻木不仁的社会以悲壮庄严的兴感。

《新宣言》中，以革命的批判精神指出，作为意识形态的社会科学，归根结蒂都是社会的阶级思想的反映。“人既生于社会之中，人的思想不能没有反映社会中阶级利益的痕迹；于是社会科学中之各流派，往往各具阶级性。比自然科学中更加显著”。因此，当以阶级分析的方法做根本上的考察。积聚人才力量，向帝国主义、封建军阀以及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进行斗争。如此，在党的领导和革命现实的影响下，新文学的理论日益健康地发展起来。

正是在这个时期，茅盾不仅接受了恽代英等的革命文学主张，同意文艺应从事“民族独立和民主革命运动”，而且提出了革命文学发展的许多重要问题。一九二五年五月，茅盾应艺术师范学校的邀请所做的《论无产阶级艺术》的报告，标志着他的文艺思想的新发展。

《论无产阶级艺术》仿佛是茅盾早期文艺思想的小结一样，以鲜明的阶级观点，克服、澄清了那些笼统的空泛的文艺观念。他指出：“在我们的世界里，‘全民众’将成为一个怎样可笑的名词？我们看到的是此一阶级和彼一阶级，何尝有不分阶级的全民众？”他指出过去及现在的世界是由资产阶级支配统治的，因此文化艺术只是“资产阶级独尊的社会里的孵化品”，是“治者阶级保持其权威的一种工具”。所以“我们便不能不抛弃了温和性的‘民众艺术’这名儿，而换了一个头角峥嵘，须眉毕露的名儿——这便是‘无产阶级艺术’”。

茅盾在文章中充分地阐明了无产阶级艺术的革命性质。他宣称“无产阶级艺术对资产阶级即现有艺术而言，是一种完全新的艺术”。它应以无产阶级的精神，“创造一种适应于新世界的艺术”。这种无产阶级的“亢热的革命精神，与勇敢无畏的气概”，“是从认识了自己的历史的使命而生长的，是受了艰苦的现实的压迫而迸发的”。因此，它不仅和“知识阶级所有的个人自由主义”绝缘，同时也“没有农民所有的家族主义和宗教思想”。无产阶级的艺术目标，“应当助威无产阶级达到终极的理想”。

针对当时文艺发展中种种谬误认识，茅盾指出“无产阶级艺术”并非“即劳动文艺”，“并非即是描写无产阶级生活的艺术之谓”；同时对于社会主义表同情，或对“资产阶级表示极端之憎恨者，未必准是无产阶级艺术”。他认为，无产阶级不但要描写无产阶级的生活和斗争，而且应当不断地扩展题材的范围以丰富它的内容；这种艺术并非只在破坏，而且贵在建设和创造；它不但执着现实，且具有高远的理想。在茅盾看来，“无产阶级艺术必将如过去的艺术以全社会及全自然界的现象为吸取题材之泉源”，这实在是理之固然，不容怀疑的；但是它和其他阶级艺术虽取材相似，然而观点和解决方法却不同，这正是无产阶级艺术大异于旧艺术之所在。

如上所述，在这篇论文中，茅盾系统地阐述了无产阶级艺术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它以明晰的见解，较早地为革命文艺运动充实了深刻的内容。如果就茅盾的文艺思想的脉络来说，从文艺宣传“全人类”的感情，以至同情“被损害与被侮辱”者，到无产阶级的艺术的提倡，无疑地标志着作家思想的迅速发展，反映了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光照下所取得的成就；就整个文学运动的发展来说，它和郭沫若、恽代英等的革命文学理论在一起，构成了革命文学运动的前奏。自然，理论上的认识和真正遵循无产阶级文艺方向前进，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说，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其间自然也包含着曲折的艰辛的途程。

“既然这是正确的道路，就应当这样走！”——这是茅盾以坚实的行动给予人民的回答。

第四节文学评论和翻译工作

一、文学评论工作

“文学艺术的创作，是一切文学艺术活动的主体，缺乏作品或缺乏好作品的文学艺术战线，就如同缺乏武器，或缺乏好武器的军队一样。”

“五四”文学革命的初期，虽然有如鲁迅等伟大作家，以他“表现的深切，格式的特别”的创作，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在读者中激起热烈的反响；但是就整个的创作来说，毕竟还处于一个创始的发展的阶段。据茅盾考察，一九一八年，当鲁迅的《狂人日记》在《新青年》杂志出现的时候，“还没有第二个同样惹人注意的作家，更其找不出同样成功的第二篇创作小说”。一九一九年《新潮》杂志发刊后，小说创作的“尝试者”渐渐多了，然而亦不过三数人。一九二一年《小说月报》改革后作者仍不过十数人，至于青年们的作品，“大多数很幼稚，不能发表”。在这种情况下，积极扶植、鼓励创作，帮助有才干的作者走上健康的道路，把文艺逐步地引向繁荣发展的境地，便成为一切关心并从事新文艺实际工作者迫切的重要的任务。

茅盾开始文学活动后，便致力于文学评论工作。他是新文艺创作最早的扶植者和评论者之一。在他主编的《小说月报》上为了扶植创作，从十二卷一号革新起，便增设了“创作”栏目。在《改革宣言》中说：“同人以为国人新文学之创作虽尚在试验时期，然椎轮为大辂之始，同人对此，盖深愿与国人共勉，特辟此栏，以俟佳篇。”在编辑工作中，他为扶植创作辛勤地劳动着。这时期，在给友人的信件中，记述那时工作情况是：“……整天疲于批阅投稿及作复信，思想不活泼极了。”与此同时，更以精确调查，时时提出一些新的问题，肯定优秀的创作，批评不良的现象，促进文艺创作的发展。

茅盾的文学批评，是从创作的实际出发的。他说：“我们知道文学的作品与批评常相生相成的，某一派文学之完成与发展，固需要批评以为指导；但是反过来，亦必先有了多了某一派的文学作品，然后该派的文学批评方才建设得起来。譬如好手的厨子自然应该常听吃客的批评以改良他的肴馔，但是吃客先须有好肴馔来尝，方才能够做出一本‘食谱’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批评材料缺乏，虽天才的批评家恐亦难以见好，何况浅陋如我呢！”据此，他精细地考察文坛创作的情况，作为“研究的基础”。他的《春季创作坛漫评》、《评四五六月的创作》，便以这样的特点，而成为文学革命初期创作概况的重要历史资料。

茅盾的文艺批评是他文艺思想的具体体现。在文艺批评中，他时刻注意着文学创作的倾向，注意文学与人生、社会的关系，注意反映劳苦大众生活的作品，并且也努力把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统一起来加以考察。试以《评四五六月的创作》为例。这篇文章是依据一九二一年三个月中已发表的一百二十余篇小说写成的。作者“类别这三个月里的创作”，显示出所描写的社会背景，然后“再考察同属于一类的创作有什么共同的色彩与中心思想，描写的技术可有几个不同的格式”，然后认定“切切实实描写一般社会生活的还是少数”。“最少的却是描写城市劳动生活的创作，只有三篇；描写农民生活的创作也只有八篇”；“描写男女恋爱的小说占了百分之九十八”。由此，茅盾得出结论说，大多数作家对于农村和城市劳动者生活是很疏远的。“知识阶级中人和城市劳动者还是隔膜得厉害，知识界人不但没有自身经历劳动者的生活，连见闻也有限，接触也很少”。借助具体的分析，茅盾鼓励作家，应该描写劳苦大众的生活，关注、考察社会问题，并且应该去“经历劳动者的生活”。与此同时，他也十分注意创作技巧的运用，他确切地指出当时创作技术的幼稚和观念化的倾向。

对于一个文学评论者说来，能够发现创作中的问题，诚然是必要的；但是更当以敏锐和准确的鉴赏能力，发现创作中新的倾向、新的东西，并且热情地肯定它、支持它。好的评论者会在作家与群众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成为作家创作的贴切的解释者，也以艺术的批评和欣赏培育广大群众的正确审美情操。自然，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鲁迅就曾说过：“看人生因作者而不同，看作品又因读者而不同。”这当然不是说，文学作品的评价可以失去客观的准则；倒是可以说基于人们的阶级立场乃至文艺批评的审美标准的不同，从而出现的千差万别。事实上，在文学发展的历史上，或则由于鉴别不清，或则由于阶级的意欲和偏见，妨碍新生事物的成长，或指香花为毒草的事实是存在的。别林斯基在讲述普希金出现在俄国文坛的情况说：“一切稀有的才能底出现，都在读书界和著述界引起冲突和纷争。如果这样的奇才出现在尚未立定脚跟的文学底早期，它就一方面遭遇到狂欢的呼号，过分的赞美，另一方面则是无条件的责难，无条件的否定。”普希金时期俄国的情况是这样，在“五四”文学革命初期，对于鲁迅创作的评论也有相近的情况。不用说，鲁迅的作品的出世，在当时的反响是迥然不同的。那些保古、复古的老先生和现代评论派的陈源者流，自然是无条件的责难，无条件的否定；甚至他们认为这些有失其尊严的作品，是“看过了就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才好。不仅鲁迅的小说、杂感被敌视之，甚至鲁迅编的《莽原》等刊物，也畏之如“洪水猛兽”，看成是“社会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公允的切实的批评，该是多么迫切而可贵的工作。鲁迅说，文学是战斗的！这自然也包括文学的批评。

在“五四”文学革命初期，茅盾是鲁迅创作最早的介绍者和热情的肯定者之一。一九二一年八月，鲁迅的《故乡》在《新青年》杂志发表不久，茅盾便撰文说：“过去三个月中的创作我最佩服的是鲁迅的《故乡》。”“我觉得这篇《故乡》的中心思想是悲哀那人与人中间的不了解、隔膜。造成这不了解的原因是历史遗传的阶级观念。《故乡》中‘豆腐西施’对于‘迅哥儿’的态度，似乎与‘闰土’一定要称‘老爷’的态度，相差很远，而实则同有那一样的阶级观念在脑子里。不过因为两人的生活状况不同，所以口吻和举动也大异了。”一九二三年，鲁迅的第一本小说集《呐喊》出版了。正是在“狂欢的呼号，过分的赞美”和“无条件的责难，无条件的否定”中，茅盾写下了《读〈呐喊〉》的文章。这文章的内容，今天读起来，可能个别之处未必完美，但是就整篇而论，它历史地以切实的现实主义批评准则，把读者引向了体验的深处。茅盾指出：一九一八年发表的《狂人日记》，“它的题目，体裁，风格，乃至里面的思想，都是极新奇可怪的”。读《狂人日记》，“只觉得受着一种痛快的刺戟，犹如久处黑暗的人们骤然看见了绚丽的阳光”。文章谈到《阿Q正传》时，认为这篇小说“给读者以难于磨灭的印象”。茅盾不仅热切地肯定了鲁迅作品的内容，同时指出：“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如此，茅盾在“五四”新文学的创始期，以态度分明的现实主义批评准则，努力发掘新的思想、新的风格的作品。为青年寻求可兹借鉴的范本，为捍卫新文学的健康发展而坚实地工作着。正因为这样，在读者中不能不留下深刻的印迹。读者张维褀在一篇通讯中写道：“我看到了你底《春季创作坛漫评》一篇文字，觉得很欢喜：因为这种评论，很可以引起现在一般作者底兴趣，是可以热闹中国文坛的一种方法；使得他可以蓬蓬勃勃地旺兴起来。虽然觉得现在一般作品，有许多甚属幼稚；正是为了这一层，所以我们大家越是要勉励自己，鼓励大家！”

二、对世界进步文学的介绍

在探索茅盾的文学活动时，他对世界进步文学的翻译和介绍工作，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

按照茅盾的忆述，他的翻译工作是开始得很早的。他说：“我在上海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做了四五年，一向是‘打杂’——又编又译，亦中亦西……业余时间译点欧洲近代小说，投给当时的革新了的《时事新报》的副刊。”这结果便是俄国作家契诃夫的《在家里》、印度作家泰戈尔的《髑髅》、法国作家巴比塞的《为母的》等译作的陆续发表。待《小说月报》改革后，在茅盾等人的倡导和努力下便相继刊出了《俄国文学研究》、《被压迫民族文学》专号，由俄国文学而扩展到介绍一切弱小民族的作家和作品。俄国作家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安得列夫；挪威作家般生、哈姆生；波兰作家显克微支；英国的拜伦；法国的巴尔扎克、左拉等，一批一批地出现在读者面前。在后来结集出版的译作《雪人》的《自序》中，茅盾记述说：“三四年来，为介绍世界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之热心所驱迫，专找欧洲的小民族的近代作家的短篇小说来翻译。当时的热心，现在回忆起来，犹有余味……”

可以看出，茅盾辛勤的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的工作，始终不渝地是为了充实和增长新文学的力量，为新文学寻求可兹借鉴的范本，扩展读者特别是青年作者的眼光而献身的。他反对创作中的模仿，鼓励创造精神，但同时也极力推荐世界进步的文学作品，作为借鉴。他认为研究文学的人，应先从介绍入手，“取西洋写实自然的往规，做个榜样，然后自己着手创造”。

正是从这个意旨出发，在文学作品的借鉴中，他十分重视作品的思想倾向。他说：“介绍西洋文学之目的，一半是欲介绍他们的文学艺术来，一半也为的是欲介绍世界的现代思想——而且这应是更注意些的目的。”于是在翻译介绍工作中，他立意鲜明地选择欧洲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俄罗斯文学以及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文学作品。他以敏锐的洞察力指出，近代俄国文学的特色是为“平民的呼吁和人道主义的鼓吹”；而欧洲弱小国家的文学，则是“被损害的民族的要求，正义要求，公道的呼声，是真的正义公道”的声音，这些作品中被损害的灵魂不仅感动着我们，而且可以使我们“更确信人性的砂砾里有精金，更确信前途的黑暗背后就是光明”。

不难看出，茅盾的译作中是深切地体现着自己文学见解的，他始终关注并赞扬俄国文学或欧洲弱小民族的文学认识人生的意义。他写道：“俄人视文学较他国人为重。他们以为文学这东西不单怡情之品罢了，实在是民族的‘秦镜’，人生的‘禹鼎’；不但要表现人生，而且要用于人生。”对于被压迫民族文学的介绍也是如此。注意它们在风格、色彩上的不同，但尤其注意的是它对人生的态度。《雪人》结集时，经过选择收入了代表十二个民族十九个作家的作品。然而，译者认为，“这些色彩不同的作品，无论如何有一个基调是相同的。便是对人生意义的追寻，及追寻未得或所得太少的幻灭的悲哀”。如此，茅盾以鲜明的“为人生的艺术”的现实主义文学准则，精心地选取，为新的文学创作提供可以借鉴的版本，促进新文学的成长。

应该指出，在黑暗的旧中国，对于人民切实有益的翻译工作并不易做，因为它是一种别样的战斗。也许正是基于这个缘故，鲁迅认为这工作是“不可缓”的。鲁迅曾不只一次地把介绍进步的文学作品喻为普罗米修斯偷火给人类的工作，或者说，有如私运军火给造反的奴隶。因此，它必然地要遭到许多“文人学士”的讨伐和围攻。他们之中，“有的主张文学的‘崇高’，说描写下等人是鄙俗的勾当，有的比创作为处女，说翻译不过是媒婆，而重译尤令人讨厌”。

茅盾进行翻译、介绍外国文学工作的境遇，也并不好些。他在统治者和卫道者造谣诽谤、摇头叹气、把进步的文化视为“洪水猛兽”的情况下，坚持了这一严肃的工作。在他主编的《小说月报》上，不仅经常介绍各种流派、思潮的代表作家作品，并且注意介绍俄罗斯和苏联的文艺发展动态。在《最近俄国文坛的各方面》中，他驳斥说：“现在很有些人诽谤俄国待遇艺术家苛薄，这些是谎言。”他以各方面的资料证明：“赤化后的俄国，更能促进艺术的进步，滋长新艺术的产生。”在另一篇文章里，他详细地介绍说：“劳农俄国现在对于文艺的注意，简直要比俄皇时代加上万倍。他们对于文学家艺术家的优待姑不必说，他们又将从前藏于皇宫及富室巨阀家的艺术品都收集在一处，开放给民众看。”针对某些人士“对于社会主义下艺术能否兴盛的疑问”，他指出“现在已经证明其确能比资本主义治下好得多了”。茅盾当时曾高度评价列宁所领导的苏联无产阶级的艺术界，认为这是“开始艺术史的一页新历史的先声”。

这些工作，从现在的情况看来，也许是不足为道的事，但在那时却包含着对于事实的敏锐的辨识能力；对于真理的勇于负责精神；和对敌人的敢于挑战，对于进步的革命的文化热切的肯定和赞颂的可贵精神。

为了避过国民党反动派的耳目和工作方便起见，茅盾用过许多笔名，如玄珠、方璧、止敬、蒲牢、郎损、形天、谢芬等等，茅盾是他经常使用的笔名之一。关于这笔名的来历，可参看《茅盾文集》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431页。
据茅盾说，这只是当年一种普遍的说法，但实际的人口可能不足五六万人。
《茅盾文集》9卷，127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39页。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657页。
《茅盾全集》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489页。
茅盾：《我的小传》，《文艺月报》创刊号。
茅盾：《我的小学时代》。
茅盾：《我曾经穿过怎样紧的鞋子》，载《我与文学》。
茅盾：《我的小学时代》。
《茅盾文集》10卷，145页。
茅盾：《我的中学生时代及其后》。
茅盾：《我的中学生时代及其后》。
茅盾：《回忆辛亥》。
《茅盾文集》10卷，38页。
《茅盾研究资料》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44页。
参看《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生活之一》、《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生活之二》，《新文学史料》1978年版第1、2辑。《中国寓言初编》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社于1917年10月出版。
参看《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生活之一》、《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生活之二》，《新文学史料》1978年版第1、2辑。《中国寓言初编》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社于1917年10月出版。
《毛泽东选集》2卷，638页。
《毛泽东选集》4卷，1476页。
《毛泽东选集》2卷，657页。
《毛泽东选集》2卷，666页。
两篇文章分别发表于《学生杂志》1917年4卷12号、5卷1号。
《学生杂志》1918年5卷1号。
《学生杂志》1918年5卷1号。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生活之二》，《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辑。
茅盾：《对于泰戈尔的希望》，《觉悟》1924年4月14日。
《毛泽东选集》2卷，671页。
茅盾：《评女子参政运动》，《解放与改造》1920年第2卷4号。
茅盾：《女性的自觉》，《觉悟》1921年8月6日。
茅盾：《弱点》，《觉悟》1921年8月6日，署名冰。
《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301页。
李大钊：《史学要论》，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17页。
上海《时事新报·学灯》1921年7月11日。
茅盾：《一九一八年之学生》，《学生杂志》1918年5卷1号。
茅盾：《人格杂谈》，《觉悟》1921年7月24日，署名冰。
茅盾：《新旧文学评议之评议》，《小说月报》1920年11卷1号。
茅盾：《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小说月报》1922年13卷7号。
“费边主义”是1884年在英国形成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集团，他们感到社会变革的不可避免，又害怕阶级斗争和工人革命，因此主张逐渐扩大参政权并且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反地租和利息转交给政府，主张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合作”的基础上，使资本主义逐渐和平进入社会主义等等，以此调和阶级矛盾、取消阶级斗争。
茅盾：《IWW究研》，《解放与改造》1920年2卷7号。
《毛泽东选集》3卷，832页。
《小说林·发刊词》1907年第1期。
《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署名玄珠。
创造社成立于1921年，由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人组成。语丝社成立于1924年，莽原社成立于1925年，后两者是鲁迅支持或直接参加工作的文学团体。
《文学研究会宣言》，《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集》。
郑振铎：《五四以来文学上的论争》，《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
《人的文学》，《新青年》1918年5卷6号。
《小说月报》1920年11卷1号。
《小说月报》1920年11卷1号。
茅盾：《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小说月报》1921年12卷2号。
《毛泽东选集》2卷，660页。
茅盾：《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小说月报》1922年13卷7号。
茅盾：《社会背景与创作》，《小说月报》1921年12卷7号，署名郎损。
茅盾：《评四五六月的创作》，《小说月报》1921年12卷8号，署名郎损。
《毛泽东论文学和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64页。
茅盾：《创作的前途》，《小说月报》1921年12卷7号。
茅盾：《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小说月报》1921年12卷2号。
茅盾：《创作的前途》，《小说月报》1921年12卷7号。
〗茅盾：《杂感》，《文学论争集》二集。
茅盾：《杂感》，《文学论争集》二集。
茅盾：《杂感》。
《游戏报·告白》，阿英《晚清文艺报刊述略》，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58页。
《小说大观》，《例言》1915年第1期。
《鲁迅全集》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264页。
茅盾：《介绍西洋文艺思潮的重要》，《觉悟》1922年11月19日。
茅盾：《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
茅盾的话。见于《通信》，《小说月报》13卷。泰纳（1828—1893），法国自然主义理论家。著有《艺术哲学》、《艺术的理想》和《英国文学史》等。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卷，8页。
奥古斯特·孔德（1798—1857），法国实证主义哲学的奠基人，著有《实证哲学教程》等。
《列宁全集》14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348、359页。
见茅盾的《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推荐谢六逸的〈西洋小说发达史〉》等文章。
《毛泽东选集》2卷，669页。
《新青年》季刊，第1期，1923年6月15日。
发表于《文学周报》1925年172、173、175、196期。
《茅盾文集》2卷，501页。
《文艺方针政策学习资料》，吉林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426页。
茅盾：《现代小说导论》（一）。
茅盾：《致陈望道信》，《觉悟》1922年11月19日。
茅盾：《论无产阶级的艺术》，《文学周报》172期。
两篇文章分别发表于《小说月报》1921年12卷4号、8号。
茅盾：《评四五六月的创作》。
茅盾：《评四五六月的创作》。
《鲁迅全集》7卷，78页。
《别林斯基选集》2卷，时代出版社1952年版，177页。
陈源：《致志摩》，《关于鲁迅及其著作》，末名社1926年版，36页。
《鲁迅全集》7卷，99页。
发表于1921年1月。
茅盾：《评四五六月的创作》。
茅盾：《读〈呐喊〉》，《关于鲁迅及其著作》。
《小说月报》1921年12卷8号。
茅盾：《关于文学研究会》，《文艺报》1959年8期。
发表于《时事新报·学灯》1919年8月20—22日。
发表于1920年的《东方杂志》，原译作台藕尔，即泰戈尔。
茅盾、沈泽《雪人》，开明书店1928年版。
茅盾：《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
茅盾：“被损害的民族文学专号”《引言》，《小说月报》1921年12卷10号。
茅盾：《俄国近代文学杂谭》（下），《小说月报》1920年11卷2号。
《雪人》的《自序》。
《鲁迅全集》4卷，352页。
茅盾：《劳农俄国治下的文艺生活》，《小说月报》1921年12卷1号。
茅盾：《劳农俄国治下的文艺生活》，《小说月报》1921年12卷1号。
茅盾：《俄国戏院近况》，《小说月报》1922年13卷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