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大革命前后的生活与创作

第一节 革命与文学活动

早在一九二〇年末，茅盾便参加了上海马克思主义小组的活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就积极从事党所领导的社会斗争。一九二三年，由于商务印书馆老板对于改革后的《小说月报》不满意，使茅盾不得不换了工作，转到国文部去整理古籍，《小说月报》改由郑振铎编辑。

然而，工作的变动并没有使茅盾的生活埋在故纸堆中，暗暗地消去；相反，他不仅以充沛的精力从事译著，撰写文艺论文，编选《庄子》、《楚辞》、《淮南子》、《墨子》等作品，并且还积极地投身于党所领导的社会革命活动。

一九二四年左右，中国共产党创办了上海大学，作为培养革命干部和知识青年的革命阵地。瞿秋白、邓中夏、恽代英等同志都参加了工作。茅盾也参加了党所创办的上海大学的教学工作。他义务地担任《小说研究》课程，为革命造才。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爆发。茅盾直接参加了这次运动，在党的领导下指导青年进行反对英、日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斗争。因此，茅盾受到了“官厅”的注意和监视。“五卅”惨案爆发后，文学研究会曾和许多团体在一起，发表了《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宣言》，抗议英帝国主义的罪行，并要求惩办肇事凶手。在这一事件的过程中，茅盾与郑振铎、叶圣陶等合编的《公理日报》，迅速地反映了“五卅”事变。这时期，茅盾并以《五月三十日午后》、《暴风雨》和《街角的一幕》为题，连续在《文学周报》上写下了许多杂文，和敌人进行短兵相接的斗争。

在这几篇杂文里，茅盾以愤怒的感情，记下了帝国主义血腥的罪行。他写道：“谁肯相信半小时前就在这高耸云霄的‘太太们的乐园’旁曾演过空前的悲壮热烈的话剧？……谁还记得在这里竟曾向密集的群众开放排枪！谁还记得先进的文明人曾卸下了假面具露一露他们的狠毒丑恶的本相！”对此，茅盾认为我们只有一个办法，这便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斗争！作品也以憎恶的感情，记下了在这血的事件中，那些“艳冶夏装的太太们”、“晃着满意的红喷喷大面孔的绅士们”，以及那些洋奴买办“翘着八字须”的先生们的无耻卑贱的嘴脸，他们的善于在“歌吹作乐”中的忘却和“嗡嗡地”发一通“东方精神文明”的议论。作者写道：“我祈求热血来洗刷这一切地强横暴虐，同时也洗刷这卑贱无耻呀！”

作者在这一组杂文中，有所鞭挞，也有所歌颂。他以充沛的革命感情来歌颂那些勇敢斗争的战士。他向那些勇于斗争，并以自己的热血把“这块灰色的土地染红”的工人、店员和青年学生们，向他们致以敬礼！他歌颂一个人倒下了，千百个承继者挺起胸膛走向斗争的趋势。在《暴风雨》的命题中，他写下了那些在长街小弄里冲出来的人群，那此起彼应的口号声，那满街飞舞的传单。作者在潮水一般涌进的人流中，看到他们“眼光里射出坚决的意志”和“勇敢的战士第一次临阵时所有的一种表情”。作者在具有代表性人物的身上，感受到“那一种慷慨热烈的气概即使是铁汉见了也要心抖”的精神状态。这些杂文记录了革命的重大事件，也反映了这时期茅盾的革命精神。

“五卅”运动，掀起了全国革命的高潮，激发了群众的革命斗争。一九二五年的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九日间，上海商务印书馆展开了一场罢工运动。这次罢工，包括编译、印刷、发行三个部门，是一次最早的、规模最大的出版业的罢工运动。这次斗争是在党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茅盾作为编译所的代表和职工们在一起进行了不懈地斗争。他起草文稿，和资方进行交涉，直到资方屈服，胜利复工为止。至今在商务印书馆的《罢工案专卷》中，仍然保留着这些可贵的资料。例如工会交涉代表的名单中，便记录着：

王景云（外栈房） 黄雅生（分庄科）

章柳庵（分庄科） 沈雁冰（编译所）

陈醒华（排字部） 乐诗农（俱乐部）

丁晓先（排字部） 孙琨瑜（发行所）

乌家亮（绘石部） 郑振铎（绘石部）

徐新之（绘石部） 胡允甫（制造部）

冯一先（会计科）

这次斗争虽然还局限在经济斗争，但是它检阅了阵容，团结了内部，统一了工会及职工会的组织形式，使其迅速发展壮大，成为后来上海四大工会之一。在后来上海三次起义的革命斗争中，印刷业工人也是一支骨干力量。

这时，国共已经合作，结成了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于一九二五年七月，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在广州成立了国民政府，并且胜利地进行了东征和南征，击溃了陈炯明、邓本殷的反动武装，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工农群众运动更加广泛地开展起来。于是茅盾于一九二六年一月离沪去粤，参加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任秘书。不久，蒋介石阴谋策划的“中山舰事件”爆发，茅盾辞职，返沪担任“国民通讯社”主编。一九二六年底北伐军攻下武汉后，茅盾即抵武昌，先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任教官，不久任《民国日报》主笔，兼任武汉中山大学文学院教授。这时他以极大的热忱从事革命活动。后来他写道：“那时我的职业使我接近文学，而我的内心的趣味和别的许多朋友……则引我接近社会运动。”

然而，北伐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致使革命的基础并不牢固。随着革命的胜利，工农群众运动的发展，潜藏在革命阵营中的国民党反动派便日益露出其反动的面目。又由于当时共产党领导者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路线，未能及时组织革命力量坚决抗击反动派的进攻，因而在帝国主义的策动下，一九二七年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从此，迅速发展的革命运动遭受失败，全国陷于白色恐怖之中。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他们高举起革命的大旗，举行了武装的抵抗，在中国的广大区域内，组织了人民的政府，实行了土地制度的改革，创造了人民的军队——中国红军，保存了和发展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

这种血与火的斗争生活，是茅盾早期生活中十分重要的一个阶段。在纷纭复杂的现实革命斗争中，他开始接触群众的斗争，触及到生活中错综复杂的矛盾。他说：“这期间，我和当时革命运动的领导核心有相当的接触，同时我的工作岗位使我经常能和基层组织与群众发生关系。”基于这种原因，使他洞察到更为复杂的情况。他写道：

一九二七年上半年我在武汉又经历了较前更深广的生活，不但看到了更多的革命与反革命的矛盾，也找到了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尤其清楚地认识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这大变动时代的矛盾，而且，自然也不会不看到我自己生活上、思想中也有很大的矛盾。

这样，剧烈的复杂的现实革命斗争，各阶级、阶层人物在大变动时代中的精神状貌，现实中涌现的种种问题，都逼使每一个人作出正确的判断和明晰的答案。这现实，锤炼着人们的思想，也为作家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成为茅盾的思想和创作发展的基础。

“七一五”武汉的汪精卫集团公开叛变革命后，茅盾被迫离汉，准备去南昌不成，经牯岭回到了上海。仅用约一年的时间，便连续地完成了三部曲《蚀》（《幻灭》、《动摇》、《追求》）的创作，开始用茅盾的笔名在《小说月报》上陆续发表。从此，便开始了他的职业的写作生活。在谈及创作生活时，茅盾说：“我是真实地去生活，经历了动乱中国的最复杂的人生的一幕……而尚受生活执著的支配，想要以我的生命力的余烬从别方面在这迷乱灰色的人生内发一星微光，于是我开始创作了。”

第二节 三部曲《蚀》

三部曲《蚀》在《小说月报》发表后，便引起了社会上的注意和评论。后来，作者也曾严肃地谈过这部作品以及写作时的思想弱点。茅盾认为，这部“试作”是不成功的。

《蚀》创作于一九二七年九月至一九二八年六月。这正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经历着深入的革命发展的历史时期。这时期，“革命文学”的口号被视为中心议题而提了出来。在革命文学的倡导下，也出现了一些作品。这些作品注意描写工农民众的武装斗争，阶级搏战的重大题材，为题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大抵由于缺乏深厚的生活基础和血肉丰满的人物，因此不能留下深刻的印象。有的作品，则脱不开“革命+恋爱”的公式，以浪漫蒂克的想象，硬凑故事，因而不能赋予作品以充实的社会内容。鲁迅批评说，“上海去年嚷了一阵的革命文学，由我看来，那些作品，其实都是小资产阶级观念的产物，有些则简直是军阀脑子”。

《蚀》的创作，自然不是那种观念化的硬凑的东西。作者也“不是为了要做小说，然后去经验人生”的，而是真实地经验了纷纭复杂的斗争生活后，有许多感触而发的。因此，当作者命笔之际，“凝神片刻，便觉得自身已经不在斗室，便看见无数人物扑面而来”，这样便赋予作品中可能落于陈套的故事以现实主义的内容。《蚀》的题材，也写了革命与恋爱的生活，并在一些章节中流露出感伤、阴暗的情绪，但是作者力图从大时代的变化中，揭示生活和斗争的复杂性，反映各阶级、阶层人物的精神状态的用心，是分明可见的。钱杏邨在评论《动摇》时说：“……把印象慢慢的伸张开来，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到整个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人物的全部缩影。”

一、《蚀》的思想意义

这部带有连续性的小说，是以大革命前后的生活为基础写成的。作品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上，揭示了革命生活中的矛盾。诸如，地主劣绅和人民群众的矛盾；革命营垒中的分化和矛盾，特别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大变动的革命浪潮中的矛盾，成为作者注意的中心。在谈到三部曲的思想内容时，茅盾告诉我们，他是在写“青年在革命壮潮中所经过的三个时期：①革命前夕的亢昂兴奋和革命既到面前时的幻灭；②革命斗争剧烈时的动摇……③动摇后不甘寂寞尚思作最后之追求”。由此可以说，大革命时代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精神状貌及其在革命风浪中阶级弱点的展示，构成了作品的主要思想内容。

大革命的浪潮，曾激起了广大的被压抑、被损害，处于黯淡无光、苦闷生活中的知识分子对革命的向往和要求。一般来说，他们厌恶旧制度、旧秩序，倾慕革命。富于追求光明的冲动与热情，不愿在自己狭小的天地中，过着苟安的庸俗的生活，于是他们由衷地投向了革命。其中有的知识分子，由于火热的人民革命斗争的冶炼，有可能斩断旧阶级旧思想的束缚，在变革现实中改造了主观世界，而成为先进的革命战士。但也有些知识分子，并不是那么识时务、明方向的。在其未和民众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民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因而，他们虽然有革命的要求，但常以个人得失、爱憎为前提。崇尚空谈，充满幻想，每遇实际困难或在尖锐的斗争中，则表现得脆弱无力、幻灭动摇、颓唐、堕落，显露出形形色色的病象。《蚀》就反映了这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面貌，借助各种类型人物的形象，映现了他们倾向革命的冲动热情和脆弱的动摇的阶级特质。

《幻灭》的主人公静女士，便是大革命时代小资产阶级女性之一。她有着空幻的向往光明和圣洁的理想，在母亲的万分爱怜和静美的家庭生活中，又养成她怯弱、游移、多愁的性格。因此，那种仿佛明天就是黄金世界的“革命”理想，一触到纷纭复杂的现实，便立即破灭。静女士在故事开始时便来到了上海，但这之前还在外省的时候，就一度经历了“幻想破灭”的悲哀。在省里的女校她曾闹过风潮，这自然不失为一种“革命”行为，可是据说因为许多同学都丢开了闹风潮的真正目的而去交际，因之她对这些活动产生了极端的厌恶。现在她固然讨厌乡下的固陋、呆笨，死一般的寂静；也讨厌上海的喧嚣和它的拜金主义化。她觉得这里求知还方便，于是她对老友慧女士说：“我现在只想静静儿读一点书。”这自然也不失为一种探求，但是说到“读书”两个字她会脸红，会觉得这句话“太正经”，可见“读书”也只是她借以自慰的“兴奋剂”而已。在两性关系上，静女士是一向躲在庄严、圣洁的锦障后面的。她想恋爱，但又不敢挑开这锦障的一角；而恋爱时又凭感情的冲动。因此当她突然发现闯进她生活中的抱素竟是一个卑劣的暗探时，这短暂的情爱也只能幻灭了。为此，她不断地在追求，又不断地处于幻灭的悲哀中。

茅盾在作品中曾不止一处地展示出静女士内心交战的细微的思绪。过去的创痛仿佛俨然地对她说：“每次希望，结果只是失望；每一个美丽的憧憬，本身就是丑恶。可怜的人儿呀，你多用一番努力，多做一番你所谓的奋斗，结果只加多你的痛苦失败的记录。”但是新的理想却又委婉然而坚决地反驳道：“没有了希望，生活还有什么意义呢？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就因为人知道希望。既有希望，就免不了有失望。失望不算痛苦，无目的无希望而生活才是痛苦呀！”

这样在情节的更迭中，一个小资产阶级女性的脆弱性格，她的苦闷和矛盾便合乎情理地展现出来了。静女士的形象，揭示出那些抱着空幻的理想投身革命，而又不敢正视现实，从而锻炼自己的知识分子的劣根性。像鲁迅说的：“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浪漫……所以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谛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

“矛盾哪，普遍的矛盾。”在生活的矛盾和斗争中，本来蕴藏着前进和倒退不同的道路，可以在矛盾中向不同的方向转化。然而，静女士终竟未能跨出狭小的个人天地。对于本阶级的依恋，割不断的千丝万缕的旧的藤葛，使她走上了以强烈的性爱为人生归宿的道路。如此，静女士的形象，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空幻的理想，又不敢正视现实，从而克服自己劣根性的矛盾；反映了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客观要求的莫大距离。就此说来，静女士的矛盾和幻灭是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和社会意义的。

《动摇》是在一九二七年春夏之交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茅盾说，这是“武汉政府”蜕变的前夕，发生在湖北地区的矛盾和斗争。那时候湖北地区虽然还维持着统一战线的局面，可是反革命势力已经向革命势力发动反攻，而且越来越猖獗。“马日”事变后，“武汉政府”终于抛却假面目，走上反革命的绝路了。《动摇》相当真实地反映了这个历史事变的许多侧面。它描写了觉醒起来的民众昂扬的斗志，也揭示出土豪劣绅的猖獗反扑，以及各种人物的精神状态。《动摇》写的是湖北地区一个小县城的风云变化，但是许多事件都是和整个革命形势息息相关的。茅盾说，“小说的功效原来在借部分以暗示全体”，《动摇》以比较充实的内容展现出历史的缩影。

革命是群众的节日。作品以具体的描绘表现出民众在革命年代的昂扬斗志和英武的群像。那蓝衣的纠察队、黄衣的童子团、掮着梭标的农民自卫军，他们一旦觉悟起来，就坚决地要求主宰历史的命运。作品写道：

方罗兰和三位女士走了十多步远，便遇见一小队童子团，押着一个人，向大街而走；那人的衣领口插着一面小小的白纸旗，大书：“破坏经济的奸商”。童子团一路高喊口号，许多人家的窗里都探出人头来看热闹。几个小孩子跟在队伍后面跑，也大叫“打倒奸商”。

那边又来了四五个农民自卫军，掮着长梭标，箬笠掀在肩头，紫黑的脸上冒出一阵阵的汗气；他们两个一排，踏着坚定的步武。两条黄狗，拦在前面怒嗥，其势颇不可蔑视，然而到底让他们过去，以便赶在后面仍旧吠。他们过去了，迎着斜阳，很严肃勇敢地过去了；寂寞的街道上，还留着几个魁梧的影子在摇晃，梭标的曳长的黑影，像粗大的栋柱，横贯这条小街。

无疑的，这是用赞美的情怀，描绘出的明朗的画面。从这步武堂堂的形象中，我们仿佛听到了民众前进的脚步声！但与此同时，作家也以现实主义的笔触揭示出敌人的投机钻营和破坏活动。投机的劣绅胡国光便是典型的人物之一。这个“积年老狐狸”，在革命的浪潮中，虽然“心里乱扎扎”的，但终于窥探门路，钻进革命的阵线来。这时候，他俨然成为“激烈派”的代表、全县的要人，于是借机弄权，演出“解放”婢妾等丑戏。茅盾说：“像胡国光那样的投机分子，当时很多！他们比什么人都要左些，许多惹人议论的左倾幼稚病就是他们干的。”“本来可以写一个比他更大更凶恶的投机派。但小县城里只配胡国光那样的人，然而即使是那样小小的，却也残忍得可怕：捉得了剪发女子用铁丝贯乳游街然后打死。”革命群众的昂扬斗志和敌人的险恶破坏，构成作品中尖锐的阶级搏战的景象。

在这种斗争情势中，方罗兰的形象是具有典型意义的。“方罗兰不是全篇的主人公”，然而却揭示出在剧烈的革命斗争中某些“革命者”的精神特质。或者说，这形象反映着革命形势瞬息万变，革命与反革命处于生死相搏中，某些所谓“革命家”的动摇性和妥协性，以及他们的阶级的软骨症。这个平时自命为稳健的“左派”，并且充当着县党部委员和商民部长的重要人物，在民众运动高涨，反革命伺机反扑，“人人预觉到这是大雷雨前的阴霾”的气氛里，他的面目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了。

他想起刚才街上的纷扰，也觉得土豪劣绅的党羽确是布满在各处，时时找机会散播恐怖的空气……他不禁握紧了拳头自语道：“不镇压，还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