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文学史写作的观念悖论与实践反思

刘忠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文学与文学史是相互伴生的。与家喻户晓的文学作品相比，我国的文学史写作相对滞后。我们有悠久的史传传统，但文学史观念淡薄，文人们宁愿在诗词歌赋中挥洒才情，在经学注疏中倾注心智，也不愿意撰写一部哪怕粗略一点的文学史文本。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写作产生于20世纪初年，发展于三四十年代，学科化在新中国成立后。反帝反封建、欧风美雨等外在因素如同彗星长长的尾巴，拖拽着文学史家们的敏感神经，反复莅临的“重写热”给他们带来了无尽困扰，主体与客体、集体与个体、求真与互文、历史与审美之间悖论不断。

一 主体与客体：史料或史识

文学史与文学一样是一种客观存在，你写与不写、研究与不研究，它都在那里。由文学思潮、现象、作家、作品、传播、接受等组成的文学史客体，类同于康德所说的“物自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文学史写作是第二性的，是史家在一定观念指导下对文学史信息的编码、呈现过程。为了对抗遗忘，文学史写作肩负着用文字、图片、声音、电子等载体把文学史物化，防备其逃逸出人类的记忆网格的使命。无论是客观存在的文学史还是文学史家笔下的文学史，都是不可分裂的，它们将会在时间的远方握手言和。

不过，在文学史写作过程中，史家们常常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主体与客体不可避免地会纠缠在一起，观念、标准、方法都会影响人们对文学史客体的基本判断。文学史是过去的，但它时刻通过作品与今天的读者发生联系，具有当下性；文学史写作中，主体与客体的二律背反是一种客观存在，无论文学史家采用什么方法，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文学史都不可能是原汁原味的，而只能是循着史家意图建构起来的带有主观色彩的文本。一直以来，“信史”不仅是文学史文本的评价标准，也是文学史家的自觉追求；不过，事与愿违，还原历史始终处在一种延宕状态，很难兑现。

文学史写作是一个选择、编码、重构的过程。海登·怀特指出：“历史话语并非以一个形象或一个模式与某种外在‘现实’相匹配，而是制造一个言语形象、一个话语的事物，当我们把注意力集中于它并阐明它的同时，它又干扰着我们对其假定指称对象的知觉。”还原历史只是一个神话，绝对的客观是不可能的，我们所说的历史实际上是“语言的建构，是诗意地或修辞地‘发明’出来的幽灵般的、非现实的客体，它只存在于书本中”。^[1]作为一种历史叙述，文学史文本总是有主体介入的因素，写作行为本身就是按照一定方向与目标建构出来的。

从20世纪30年代起步至新中国成立，新文学史写作并没有产生影响深远的经典文本，仅在史料整理和史识认知方面做了一些铺垫工作。^[2]胡适、罗家伦、谭正璧、陈子展、赵家璧、朱自清、王哲甫、伍启元、周扬、李何林、任访秋、蓝海……一长串名字承载的是他们对文学史的认同与发掘。从进化论而阶级论，从启蒙文学而无产阶级文学，文学史写作和“新胜于旧”的朴素观念在一道生长。围绕进化论、革命论史观，文学史写作中的选择、加工、重构在所难免，如把以胡先骕、梅光迪、吴宓等为代表的学衡派，以苏汶、胡秋原为代表的第三种人视为阻碍“五四”新文学和左翼文学的逆流，戴上封建主义、资产阶级的帽子。《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王哲甫）、《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伍启元）、《中国新文学大系》（赵家璧主编）、《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李何林）等文本描绘新文学史的前行轨迹，梳理文学革命的发展历程，展现革命文学与左翼文学的内在关联……合力把新文学从中国古代文学的尾巴中“解放”出来，赋予其全新的内涵。当其时，新文学还没有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入大学课堂。学者们编写文学史大多出于自觉自愿，不是规定动作，较多地保留了各自的学术个性。王哲甫、李何林等人曾把保存史料作为写作的一个重要目的，亲自参与、经历过的文学事件还记录具体感受，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但正因为与史实太近，缺少宏观视野，主次不分，记流水账现象明显。

新中国成立后，新文学不仅取得与古代文学并行的资格，还忝列高等学校中文专业必修课，肩负宣讲无产阶级革命史、建构新意识形态的重任。王瑶、蔡仪、张毕来、刘绶松等自觉地把毛泽东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作为理论基石，编写“中国新文学史”教材，满足教学之需。新文学被认为是比古代文学高级、进步的文学，是新中国主流意识和国家意志的形象化体现，政务院教育部颁布的《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中对其内容做出明确规定：

运用新观点，新方法，讲述自五四时代到现在的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史，着重在各阶级的文艺思想斗争和其发展状况，以及散文、诗歌、戏剧、小说等著名作家和作品的评述。

革命性、阶级性、工农化构成“中国新文学史”的基本质素，政治运动的强行介入在消解编写者主体精神的同时，也以“主题先行”话语消泯了新文学史的客体性。“改写”“重写”是常有的事，今天是人民作家，明天可能就是人民的敌人，“胡风反革命集团”“丁陈反革命集团”就是典型个案。当时“革命”“反动”等标签满天飞，作家阵营分明，文艺斗争你死我活。新文学史写作被简单化为新民主主义的自证过程、无产阶级文学的生长过程，一旦偏离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路线斗争框架，就是“反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