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成就、走势与思考

王卫平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

一

中国当代改革开放的起点时间是1978年12月18～22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会议决定中国开始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对内改革先从农村开始，时间是1978年11月，安徽凤阳小岗村实行“分田到户，自负盈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大包干），拉开了对内改革的大幕，到如今整整40年。这40年的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翻天覆地的巨变。1978年，全国的GDP是3650亿元，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率是17%。到2017年，全国的GDP是82万亿元，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率是57%。教育改革发展的时间节点是1977年11月的恢复高考。我们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研究的新起点是1979年1月。当时，教育部于北京召开的一次中国现代文学教材审稿会上，与会代表倡议并组成筹委会，决定成立全国高等院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选举王瑶担任会长，决定创办《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该《丛刊》于1979年10月正式刊出第一辑，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印数3万册。从1980年开始，改为季刊。1985年，改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仍为季刊。1989年，获得国内统一刊号。2004年，获得国际刊号。2005年，改为双月刊。2011年，改为月刊，同时，打通“现代”与“当代”，明确把当代文学研究的论文也纳入刊发的范围。一个刊物的发展，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反映着整个学科研究的发展、走势。与此时间相仿，很多重要学术期刊也不约而同地改版为月刊，像《中国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战线》《文艺研究》《文艺争鸣》等，这也是适应学术快速发展的需要，尤其反映了研究文章在数量上的急剧膨胀。

在研究生的培养上也反映了本学科在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势头。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一个二级学科，从1978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81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1984年第一届博士生毕业，只有王富仁一人。到2017年，我国共有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点67个。每年招收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二级学科的博士生有数百人。^[1]

从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来看，在设立之初的1994年，“中国文学”学科共立项34项，其中，属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只有12项。到2017年的国家社科基金立项中，“中国文学”学科共立项418项（包括重点、一般、青年、西部、后期资助、外译等，下同），其中，属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共有105项，较1994年增长近8倍。

研究论文的发表和学术专著的出版，在改革开放的40年里更是迅猛发展，尤其是数量上的膨胀。改革开放之初的1981年，各种报刊上发表的有关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性论文400多篇，另有研究著作近20种。^[2]而1980年，出版的研究著作只有10余种。^[3]35年后，按照丁帆、赵普光文章的统计，2015年8月～2016年7月，这一年间，“公开发表的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术论文1282篇”（不包括各类报纸上的论文），“公开出版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专著74部”。^[4]从个案作家的研究成果来看，以鲁迅研究为例，据不完全统计，1949～1966这“十七年”，“国内报刊共发表关于鲁迅研究的文章3206篇”，出版“著作共162部”。而“文革”结束到1980年短短几年，“国内共发表关于鲁迅的研究文章2243篇”，出版著作134部。整个20世纪80年代，“国内共发表鲁迅研究文章7866篇”，出版著作373部。整个90年代，文章4485篇，著作220部。21世纪头10年，文章7410篇，著作431部。这样累加起来，1977～2010年这33年中，共发表鲁迅研究的文章22004篇，平均每年666篇；著作1158部，平均每年35部。2010年一年，“国内共发表关于鲁迅的文章977篇”，出版著作37部。^[5]这样算起来，改革开放40年，国内共发表有关鲁迅研究的论文大约30000篇，出版著作大约1450部。这个数字是庞大的，是其他任何一个作家研究都不可比拟的，它是鲁迅崇高地位、威望和影响力的反映。从以上的数字来看，改革开放40年，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成就便可见一斑。

不管从哪个方面说，改革开放40年，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都创造了辉煌的业绩。这40年研究成果的取得，体现在各个方面：从作家全集、文集的编撰出版（像《鲁迅全集》《茅盾全集》这样卷帙浩繁的文本都不止一个权威版本），到史料的发掘、研究资料的汇编、作家日记、回忆录、书信等的出版；从作家传、评传、年谱的出版，到作家手稿、日记、书法等的研究；从最传统意义的作家、作品研究，思潮、流派（社团、群体）、现象研究，各体文学研究，文学类型（文体）研究，中外古今比较研究，到新兴的文学报刊研究、文学出版研究、文学广告研究、文学制度研究、文学教育研究、文学与高等教育研究等；从对文学本体（内部）的研究，到对文学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哲学、宗教、生态（外部）等的关联研究；从原有的文学史研究，到后来的学术史、接受史、传播史、编年史研究等；均取得了可观的学术成果，研究视野、研究领域、研究方法不断地在拓宽和更新。

二

回顾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40年的发展历程，其基本走势大体可以分为前20年和后20年，以世纪之交为分界，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总结其基本走向，这里，仅就笔者的一孔之见，谈几点发展变化。

首先，从研究选题来看，从微观、中观走向宏观、宏大。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者多选择一个作家作为研究对象，形成鲁、郭、茅、巴、老、曹、艾、丁、赵等以作家个案为研究重点的格局，这种研究，成就了很多学者的学术地位，也使作家个案研究走向了深入。随着研究的深入，要求研究者要拓宽视野，由一个作家的研究到两个作家、三个作家展开比较，如杨义撰写的《茅盾、巴金、老舍的文化类型比较》^[6]，或者是一个流派、一个作家群体、一个文学社团、一种文学体式、一种文学思潮的研究。这样，就从微观走向了中观。而随着90年代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设立，特别是到了21世纪以后，立项的数量和经费的投入逐年增加，达到可观的数量、规模和种类，形成了强大的项目拉动，各大学又均把它作为考核教学科研人员的重要指标，于是，就出现了科研的“项目化生存”，尽管温儒敏教授等对这种“项目化生存”提出过批评意见，但仍有增无减。“项目化生存”无疑迫使研究者在选题上追求宏观，甚至宏大，否则，将难以获批。于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中国当代文学中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编年史”“数据库”“多卷本”这些宏观、宏大的选题屡见不鲜。这样的选题，在显示重要、重大研究价值和意义的同时，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空洞、空泛、无物。不少问题落不到实处，仿佛悬在“半空中”。有的选题，架子拉得很大，里面却没有多少内容，要研究什么，要解决什么问题，并不明确，边界也不清楚。除了项目的拉动外，有些学术刊物，特别是大型、高端学术刊物，以发表宏观研究的论文作为自己刊物的定位，比如，《中国社会科学》多年来只发表宏观的“大文章”，这也推动了宏观研究的发展。如今，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多数研究者不像20世纪80年的学者那样，以研究一个作家为主，而是将研究触觉伸向了很多领域，研究的问题越来越宽广，甚至我们很难说清某某学者是研究什么、专攻什么的。

其次，从研究内容来看，从中心走向边缘。什么是中心？对于我们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来说，中心无疑是指支撑这个学科大厦的“四梁八柱”，即大作家、名作家的作品、重要的现象、思潮、流派以及文学史的一些重要问题。随着研究的持续进展和不断深化，对于这些名家名著等重要问题的研究已取得了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的课题几乎挖掘殆尽，或者说越来越走向了“高原”，再向前发展已非常艰难。从学术创新这一根本点考虑，促使研究者在研究内容的选取上，不得不从学科的中心走向边缘，边缘化问题的研究就成了学科发展的必然走向。翻开近些年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在选题上的一个鲜明倾向是对边缘性问题的研究，从边缘性的作家、作品到边缘性的报纸、杂志，从边缘性的研究角度到一些不显眼的问题，都成了研究者关注的对象。这种研究走向优劣同存，利弊互见。正如丁帆、赵普光在文中所指出的那样：

因为现当代文学研究过于拥挤，一些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寻找新的领地，挖掘新的现象。其中，一些以前不太为人所注意的期刊，已经开始引起学者的兴趣，如《〈古今〉杂志的编辑理念及其他》《审美趣味与历史抉择间的游移——论〈天下〉的文学观》等，还有一些被遗忘和忽略的文类现象，也被重识。如现代文学广告的研究。^[7]

除此而外，还有新近出现的作家的日记研究、手稿研究、书法研究、楹联研究等。对于边缘性问题的研究，专家认为：

应该辩证地去看待。第一，真正有价值的边缘史料、现象的新发掘，确实能够扩充现代文学研究，使其更加丰富、多元。第二，应该看到，这些边缘研究，在给予现代文学研究在“量”的扩大和积累的同时，并未能实现“质”的突破，还都是在一个平面上扩充，毕竟只是起到查漏补缺的作用。第三，更有甚者，如果研究者只知沉溺于无关宏旨的材料的搜罗，会有碍于新的大格局意识的产生。比如，前几年小报小刊等研究风气日炽，这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目前研究体制的偏失。小报小刊等文学史边角料的无限挖掘，看似很有新意，是对文学史的补充，但如果从宏观的文学史视野来看，这些挖掘很可能是无效的，没有价值的。^[8]

这道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边缘性课题的研究不仅要有新意，而且要有价值。边角余料的课题与内容本身，其研究的价值就容易让人产生怀疑，如果不考量它的研究价值与意义，就可能陷入这种“无用功”，值得警惕。当然，从中心到边缘的研究走向，不光我们现当代文学学科，古代文学、外国文学也是如此。屈原、李杜、苏辛、四大名著、荷马、但丁、莎翁、歌德、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狄更斯等常常被“悬置”起来，较少看到新的研究成果，原因是难以出新。

再次，从研究侧重来看，从重观点、重方法到重理论、重史料。改革开放之初，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研究者急于提出新观点、发表新见解。后来曾出现过“方法热”“文化热”“思想史热”“史料热”等现象。在改革开放初期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西方的新的研究方法在中国流行起来，从现代、后现代到后殖民；从系统方法到结构原则；从形式主义到新批评；从精神分析到女权主义应有尽有，的确给文学研究带来新鲜，带来活力，“方法”的创新成为学术创新的重要体现，以至于后来把1985年称为“方法年”。但方法的创新是有限度的，当人们普遍运用以后也就不新了。而过度使用西方的新名词、新术语，不顾所研究的对象的实际，必然是生吞活剥，于是，“新方法”的运用开始式微，文学的文化研究、思想史研究受到研究者的青睐，理论创新、思想深度、哲学高度成为新追求。观念的创新、宏大的理论预设成为新时尚。这种重理论、重观念、重思想，重的是谁的理论、观念、思想？主要还是西方。它在给我们的文学研究带来广度、深度和高度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话语霸权，出现了强制阐释、过度阐释等偏颇。于是，研究者开始清算这种“西方中心主义”，开始挣脱西学话语体系的藩篱。而文学的思想史研究、文化学研究又可能存在偏离文学的审美诉求和消解文学性的危险，也可能造成文学研究的空洞和大而化之。这一点，温儒敏教授当年就曾撰文指出，予以纠偏。2001年在南京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传统”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温儒敏在提交的论文中就提出“思想史能否取代文学史”的问题。文中指出：“当今的现代文学研究似乎越来越往思想史靠拢的趋向。”“在一些大学，最热衷于谈论思想史、哲学史和文化史的，是中文系的师生，反而不是哲学系和历史系的。看看每年的博士论文，许多做文学思潮、社团、流派和作家的，自觉不自觉地都往思想史方面靠，有的已很少谈文学，即使有一点文学也往往做成了思想史的材料。”“这已经是近年来学界的一种景观。”“思想史能否取替文学史？”温儒敏认为，显然不能。他觉得不能忘记文学的审美诉求。“现代文学史写作就不应当只谈论‘思想’，也要兼顾到‘情感’、‘心理’，当然还有更重要的就是艺术审美；即使谈论思想，也主要探讨用文学形式表达的‘思想’，这和思想史、哲学史乃至文化史的关注层面与方式都会有区别。”^[9]在另一篇文章中，温儒敏指出，文化研究和思想史研究，在给现当代文学研究带来新的视野和活力的同时，也容易造成研究的空洞化现象。“我们看到不少对文学进行文化研究的文章被人诟病，最主要的毛病就是随意抽取和罗列一些文学的例子，去证明诸如‘现代性’、‘消费主义’、‘全球化’、‘后殖民’、‘民族国家想象’之类宏大的理论预设。”^[10]这种贪图“大”和理论“炫耀”，总有乏力的时候，总有匮乏的时候。所以，最近若干年，理论匮乏了，思想匮乏了，“史料热”兴起了。尤其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抢救史料、做作家口述史、年谱编撰的呼声日烈，史料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不少学者从过去的理论研究转向史料实证研究，吴秀明、程光炜等知名学者多次呼吁史料的抢救刻不容缓、拖延不得。^[11]吴秀明还主编了《中国当代文学史料丛书》^[12]，程光炜先后主持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当代文学史资料长编”（2011）、重点项目“莫言家世考证”（2016）。编年史的编撰出版已有多个版本，金宏宇教授的版本学研究卓有成就。众多研究论文都非常重视资料的引证，甚至一篇文章引证多达上百条。

怎样看待这种“重史料”或者说“史料热”？有人认为“眼下学术界对史料的重视却并非出自史料自觉，而是源于某种无奈，是理论、思想、观念、方法匮乏的产物”。是“应急之策”，是“逃避理论匮乏的避难所”^[13]。这种看法有点儿极端，可能把重视史料的动机看低了。应该说，对史料的重视既是出于学科的自觉、创新的需要（因为任何学科、任何问题的研究都离不开史料，有了史料，才能言之有据），也是“学界对过去当代文学研究重理论、重思想、重观念和重方法的纠偏”，以达到史料和理论的新平衡^[14]，这是学术发展的必然要求。当然，把史料当作目的，不是手段，从而“玩史料”“拼史料”“堆史料”也是值得注意的，史料的挖掘对一个学科创新的推动力和对学术研究发展变革的推动力同样是有限度的。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改革开放40年，现当代文学研究所走过的正是上述这种从重观点、重方法到重理论、重材料的历程。

最后，从研究的领域来看，从重现代到重当代。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特殊性之一是它分为现代和当代，有起点而没有终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学科向下无限延伸，具有开放性。从时间来说，自然是先有现代文学，后有当代文学。新中国成立之初，本学科刚成立的时候，自然是只有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刚刚开始。王瑶先生编写《中国新文学史稿》的时候，自然也是只有现代文学。所以，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比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长，再加上现代文学名家辈出，研究者自然重视，成果也相对丰硕。因此，新中国前期30年，研究的重心主要在现代文学，它占有绝对优势。这种传统的惯性，延续到之后的20年仍然如此。不少人认为，当代文学离我们太近，没有经过时间的沉淀，不宜写史，谈不上研究，只是批评、评论。然而，随着现代文学这座“富矿”被挖掘、开采得几乎殆尽，随着当代文学的不断延伸和作品的丰富，研究的重心由现代转向了当代，这在改革开放的后20年表现得越发明显。站在今天的时间节点来看，现代文学若以严家炎等主张的起点（1890年），接近50年；若以丁帆等主张的起点（1912年），则是37年。而当代文学发展到今天，接近70年。这样来看，研究当代文学的论著多于现代文学也属正常。按照丁帆、赵普光的两次统计，2014年1月～2015年7月、2015年8月～2016年7月，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研究成果的数量分别占40%和60%左右^[15]。以笔者近20年所指导的硕士生和博士生的毕业论文选题来看，也能大体反映出选题的走向和趋势，开始时选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研究题目几乎各占一半，后来，当代文学占到了2/3，如今，当代文学的研究的选题已经占了全部，而且集中在新时期和新世纪。从总体来看，应该说，现代文学研究相对成熟、规范，基础研究做得较好。当代文学研究相对混乱、无序，不少问题还处在“众声喧哗”的状态，很多基础性的研究尚未完成。这给研究者留下的研究空间还是比较大的，绝大多数青年研究者把研究精力主要放在了这里。这就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现代文学研究群体逐渐老龄化，其研究越来越弱化，发展后劲令人担忧。

三

回顾过去、反思现在是为了更好地面向未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还要继续向前发展，还要再出发，还要创造新的研究成果，迎接新的辉煌。那么，今后的研究该如何发展？朝哪个方向发展？应该注意什么？这是更为复杂的问题。每个研究者可能都有自己的设想和努力方向，但从总体来看，以下几点是否值得注意？

首先，回到基础，回到原点，不忘初心。所谓回到基础，回到原点，就是要回到现当代文学的基础问题、核心问题、重要问题的研究上来，不能在边缘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适当的时候要注意回归。也不能一味地追求宏观、宏大，要适当地收缩一下视野和聚焦，这样才能更看清问题，避免大而空。所谓不忘初心，就是要不忘文学研究的本意、本体和本行，不能过分地“越界”，不能强调了文学的文化性、思想史而忘记了文学的语言、艺术、审美以及它所应该承载的内涵。早在21世纪初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术生长点研讨会”上，严家炎教授就曾谈到“不能一提到生长点就立刻认定是要去重新开辟什么前人未曾涉足的新领域、提出闻所未闻的新话题，其实，已有的、即使哪怕是很熟的研究对象，也仍然是有新的问题可供挖掘、新的意义可供揭示的”。钱理群教授对此深表赞同，认为“在那些支撑现代文学大厦的重要作家作品上还有许多‘生长点’有待我们去开发”。王嘉良教授也认为，“从以往的研究现状看，从‘老话题’中寻找生长点不唯可能，而且非常必要”。朱德发教授认为，“经典文本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术生长点的源头活水，只有重新解读经典文本，并从中重新发现创意、重新开掘史实、重新评估其意义和价值，才是重写现代文学史之关键所在”。^[16]几位教授的意见，今天看来也不过时，这已在很多名家、名作的解读和阐释上得到了验证。比如对鲁迅及其经典文本，不断有人在重读、新论、再解读、再评价，依然能产生新成果。一些基础性的研究工作虽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仍有加强和完善的空间，特别是当代文学，像名家、名作、精品、经典的遴选，作家全集、文集的整理出版，作家年谱、研究资料的编撰，口述史料的搜集等都是基础性的，也是重要的甚至是迫切的研究任务，不少有识之士已经看到了这一点。现代文学的基础性研究工作同样需要完善。近几年来，我们欣喜地看到，像《台静农全集》《蒋光慈全集》《冯雪峰全集》《李劼人全集》《朱湘全集》等都得以整理出版，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还有像张资平、无名氏、刘呐鸥的全集至今在大陆没有整理出版。有些作家，过去虽有年谱出版，但时间较早，疏漏较多，新文献、新资料又不断被发掘，也需要补充、修正和完善，如茅盾年谱。当代作家年谱、研究资料的整理要做的工作就更多。现代作家、社团等的研究资料过去虽有出版，且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又以《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为名，重新再版，或新版（共81种），但仍有很多作家没有纳入其中，已经纳入的作家，其研究文献、目录索引均截止到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40年研究成果的突飞猛进没有得到反映，这是一个很大的缺憾。“当代卷”至今还没有问世。

其次，注意解决研究领域不平衡的问题，使之相对平衡发展。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科特点，使之处在不断变化之中。以前只有“纸质文学”，现在是“纸质文学”“网络文学”两分天下。在“纸质文学”时代，又可分为“纯文学”（高雅文学）和“俗文学”（通俗文学），在研究层面，以前，我们只注重纯文学的研究，而轻视俗文学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大陆对通俗文学的解禁，随着思想解放的推进，港台通俗小说（像琼瑶、三毛、金庸、古龙、梁羽生、梁凤仪等）大量涌入，培养了大量的大陆读者。到90年代以后，大陆本土通俗小说形成气候。与此同时，通俗文学的研究提到日程，特别是苏州大学范伯群教授带领的研究团队，在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研究、通俗文学史写作方面卓有成就，使通俗文学能够登堂入室，形成体系，成为“显学”，使文学史形成多元格局。如今，研究者已普遍认为通俗文学和纯文学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知识精英文学与大众通俗文学不是对立，而是互补。尽管如此，在研究实践中，通俗文学的研究仍需加强。在“纸质文学”研究中，小说研究最受重视，特别是在90年代文学研究和21世纪文学研究中占有最大的份额。这主要源于90年代以来在“纸质文学”创作中，小说越来越成为主宰，甚至是一统天下，一提创作成就，就以小说为例，尤其是长篇小说，数量逐年激增，形成了庞大的创作总量。反映在文学史中，小说成为主体，占有绝对优势，其他文体如诗歌、散文、纪实文学、戏剧等成了“边角余料”，点缀一下而已，或者完全缺失。反映在研究论著中也是如此。这是需要纠正的，小说研究当然是重要的，但如果偏执于小说的研究，而忽略了其他文体，势必使丰富、多元的文学研究格局走向窄化，难以形成丁帆、赵普光在文中所强调的“大的格局意识的建立”^[17]，从而不仅难以反映文学创作的丰富多彩，也难以实现文学研究格局的大突破。事实上，诗歌、散文、戏剧、纪实文学等文类创作不是没有成就，只是相对零散，影响力有限，这恰恰需要研究者慧眼识金，遴选精品。比如戏剧，各大院团、各大剧院的舞台演出，应该说是精彩纷呈，好戏不断。但对它们的评论、研究严重滞后，甚至缺失。文学史中“戏剧”所占的空间越来越小，不少文学史对戏剧的言说止于20世纪80年代的“探索话剧”“实验话剧”，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下册）^[18]甚至对改革开放以来的戏剧创作只字未提，完全空缺。

在“纸质文学”中，对纪实文学的研究也明显薄弱。新时期以来，中国纪实文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繁荣，尤其是近20年来，不但每年以数以万计的作品问世，而且体裁、形式、风格等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在报告文学、纪实小说、史传文学、人物传记、影视纪实文学等多个领域和类别都产生了大量优秀作品，其社会影响力和“正能量”的发挥也不可小觑。甚至有人认为，新时期以来的纪实文学创作，无论在成就、地位、影响、贡献还是在大家云集、“经典”纷呈等方面，都不亚于虚构文学。然而，对纪实文学的研究却明显轻视、缺位，究其原因，文学观念的问题恐怕是症结所在。也正像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长期以来，我们流行的认识是文学等于虚构，非虚构不能称其为文学；“艺术真实”高于“生活真实”；纪实文学不属于“纯文学”，自然就被轻视。今天看来，这也应该纠正。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现状以及未来的“纸质文学”格局恐怕应该是“三分天下”：纯文学、纪实文学（介乎雅俗之间）、通俗文学。因此，纪实文学研究理应占有一席之地。

在“纸质文学”以外，还有一个新崛起的“网络文学”，其发展势头超乎人们的想象，甚至有人预言其将取代“纸质文学”。2011年，批评家汪政、晓华撰文说当今文坛是“三足鼎立的小说天下”，即“传统的、经典的长篇小说”“畅销小说”“网络小说”，这“三股力量”构成“三分天下”^[19]。如今，前两股力量加在一起也没有网络小说力量强大。据官方媒体报道：“从《第一次亲密接触》发表至今，20年来，中国网络文学迅猛发展，留下一长串令人炫目的数字：截至2017年12月，网络文学用户3.78亿，手机网络文学3.44亿；国内45家重点文学网站的原创作品总量达1646.7万种，其中签约作品达132.7万种；出版纸质图书6492部，改编电影1195部，改编电视剧1232部，改编游戏605部，改编动漫712部；网络文学的创作队伍非签约作者有1300多万人，签约作者约68万人。”^[20]这样庞大的作者群、庞大的受众群体、庞大的作品总量以及对影视、游戏、动漫等的强劲辐射，令研究者感到眼花缭乱，更感到无能为力。网络作品的种类繁多，武侠、言情、青春、职场、悬疑、侦探、玄幻、盗墓、穿越应有尽有。仅网络玄幻小说就有50万部。这就是网络文学20年的辉煌。尽管网络文学研究已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和重视，并创办了《网络文学评论》（广东省作协主办）、《华语网络文学研究》（浙江文艺出版社）、《网络新观察》（上海）（电子刊），编辑出版了《中国网络文学年鉴（2016）》（中南大学），中国作协先后成立了网络文学委员会、网络文学中心等，但是，网络文学研究和创作相比还是相当滞后，如何解决这一研究短板，仍然是摆在研究者、批评家面前的严峻课题。

最后，有关研究史、学术史、年鉴的编撰也应该得到重视、得到加强。一个学科的发展与成熟，不能没有学术史的积累和建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在总体的研究史建构上，起步于21世纪初。在此之前，已经有黄修己著的《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21]。但最早的研究史应该是徐瑞岳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纲》（上下册）^[22]。紧接着是尚礼、刘勇主编、刘勇撰著的《现代文学研究》^[23]和洪子诚主编、周亚琴、萨支山撰著的《当代文学研究》^[24]。然后是温儒敏等著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25]，该书既介绍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学科，也属于“研究之研究”。再次是阎浩岗主编的《中国现代小说研究概览》^[26]。黄修己、刘卫国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上下册）^[27]，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的结项成果，是相对最完备、篇幅也最长的研究史。之后，是杨义主编、江腊生执笔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1949～2009）^[28]和邵宁宁、郭国昌、孙强著的《当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1949～2009）》^[29]。新近又有刘卫国独著的《中国新文学研究史》^[30]等。这些研究史著作，其开拓之功不容抹杀。但有的限于篇幅，只能是择其要而述论，缺乏体系性和全面性，而且亟须与时俱进，向当下延伸。我们既可以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继续撰写总体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史》，也可以分作家、分类别、分时段撰写各分支的研究史，尤其是作家个案的研究史。现在，似乎只有鲁迅研究史较为完备。尽管如此，据悉，鲁迅研究名家张梦阳先生正在着手重新撰写《中国鲁迅学百年史（1919～2019）》。鲁迅以外的其他一流作家，乃至二流作家也都应该有研究史。研究史的撰写，学术史的梳理绝非易事，它要求研究文献资料的翔实、全面和对已有研究成果的准确把握、生动描述和犀利的眼光。两方面缺一不可，它是功夫和智慧的结合。面对浩如烟海的论文和五花八门的著作，既要尊重前人的劳动，又不能一味歌功颂德；既不能断章取义，又不能为贤者讳。要做到实事求是，实话实说，着实不易。所以，与其评说别人的研究，不如自己研究，这也许是研究史的成果相对较少的原因所在。在这个领域，需要集体攻关，团队合作。

至于年鉴的编撰，尽管目前已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编撰的《中国文学年鉴》，但它是涵盖创作和多个学科研究的“大杂烩”。我们应该有自己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年鉴》，积累我们自己学科的学术史料，这样才算是一个成熟的学科。

（原载《文艺争鸣》2019年第1期）

[1] 根据洪亮辑录的《1984～2012年中国现代文学博士论文题名一览表》（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7期）的统计，1984～2012年共产生中国现代文学博士学位论文1763篇，这还不包括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一年产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就有93篇，这还不包括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审批的“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就有25个，其中有的原来没有“中国现当代文学”二级学科博士点，也可增加招生了，因此新招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生还会增加，这些新招的博士生，到2012年还没有毕业，不在洪亮辑录的范围之内。这样来看，现在每年毕业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生一定有数百人。

[2] 参见张建勇、刘福春、辛宇《1981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述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2年第2期。

[3] 参见张建勇、辛宇《1980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述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1年第3期。

[4] 丁帆、赵普光：《中国现代（百年）文学研究现状的统计与简析（2015.8-2016.7）》，《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1期。

[5] 以上关于发表鲁迅研究文章、出版鲁迅研究著作的统计数字，均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中国鲁迅研究名家精选集”前言《薪火相传：百年中国鲁迅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丛书编委会）。

[6] 杨义：《茅盾、巴金、老舍的文化类型比较》，《文艺研究》1987年第4期。

[7] 丁帆、赵普光：《中国现代（百年）文学研究的统计与简析（2014.1-2015.7）》，《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12期。

[8] 丁帆、赵普光：《中国现代（百年）文学研究的统计与简析（2014.1-2015.7）》，《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12期。

[9] 温儒敏：《思想史取替文学史？——关于现代文学传统研究的二三随想》，见温儒敏《文学课堂：温儒敏文学史论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第423～427页。

[10] 温儒敏：《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空洞化”现象》，《文艺研究》2004年第3期。

[11] 参见吴秀明《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程光炜《当代作家年谱的编撰拖延不得》，《光明日报》2017年9月4日第12版。

[12] 吴秀明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料丛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13] 周保欣：《重建史料与理论研究的新平衡》，《学术月刊》2017年第10期。

[14] 周保欣：《重建史料与理论研究的新平衡》，《学术月刊》2017年第10期。

[15] 参见丁帆、赵普光《中国现代（百年）文学研究的统计与简析（2014.1～2015.7）》，《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12期；《中国现代（百年）文学研究现状的统计与简析（2015.8～2016.7）》，《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1期。

[16] 王嘉良、范越人整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术生长点研讨会”综述》，《文学评论》2002年第1期。

[17] 丁帆、赵普光：《中国现代（百年）文学研究的统计与简析（2014.1～2015.7）》，《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12期。

[18]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19] 汪政、晓华：《三足鼎立的小说天下》，《上海文学》2011年第4期。

[20] 王国平：《“有力量的文字像钉子”——文学界把脉网络文学发展现状与未来走向》，《光明日报》2018年5月23日第9版。

[21]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22] 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

[23] 北京出版社，2001。

[24] 北京出版社，2001。

[25]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6] 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

[27] 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

[28]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29]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30]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