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星集 - 散记：驿路忆语

散记：驿路忆语

逃难

记得那是1937年12月20日前后，全家正在吃晚饭，在南京做店员的小叔突然仓皇地闯了进来，说：不得了啦，日本鬼子在南京杀了好多人，老板一家都被杀了，我幸亏逃了出来。看来蚌埠也保不住了，我们赶快逃难吧。

果不其然，元旦刚过，风声越来越紧，日本军队已经占领滁州，正沿着津浦线北上，滁州一带的难民已经向明光、蚌埠涌来。消息传来，人心惶惶。蚌埠已危在旦夕。父亲忙和邻里亲友商议，决定先逃难到徐州，再从陇海路去郑州。没几天后的一个傍晚，父亲就带着母亲、小叔、我和妹妹，背着行囊，挤上了一列去徐州的铁皮车。车上都是逃往徐州的难民，挤得透不过气来，等到火车启动，才感觉舒服点。之所以选择晚上动身，也是为了躲避日机的轰炸。

到了徐州，全家住在云龙山下为难民临时搭的帐棚中。生活无着，父亲和小叔就每天出去打零工，挣一点糊口钱。每天早晨和下午，母亲都给我一个小碗，要我到附近的难民救济点，排队领小米粥，并嘱咐我领到后自己先吃一碗，然后再排队领一小碗，带回来给妹妹吃。每天我领了第一碗小米粥后，赶快跑到另一边，匆匆忙忙地喝完香甜的小米粥，将碗边四周仔仔细细舔干净，然后再跑去排队，领到另一碗小米粥后，小心翼翼地捧着回去给妹妹吃，妹妹吃剩后，母亲再喝完。徐州几个月，这就是我每天最重要的任务。那一年我刚满五岁，妹妹还不到一岁。

在徐州一待就是三个多月，每天饥一顿饱一顿，生活极为困苦。父亲原拟带全家去郑州再转后方，无奈徐州聚集的难民太多，陇海铁路又时断时续，全家又买不起高价火车票，就困守在徐州了。直到这年5月，陇海路已被日本军队切断，去郑州已无望。5月10日以后，日军企图包围徐州，整日几十架上百架飞机对徐州狂轰滥炸，军民死伤无数，夜晚到处烈火熊熊。徐州再也待不下去，全家决定逃回蚌埠去。我们逃出徐州是5月17日，这一天正是小叔的生日，所以我印象很深。现在从史料上才知道，我们逃出徐州后，5月19日国民党守军就全部撤离，5月20日日军侵占了徐州。而我的家乡蚌埠，早在2月1日就已被日军占领。

逃回家乡的路上是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

我们是天还没有亮就整理好行装，住在附近帐棚中的几家乡邻互相打了招呼，就一齐出发了。这支队伍共有六个家庭几十号人组成，都是邻里乡亲，有的本来就熟识。大家结伙一起走，主要是为了路上安全，也好有个照应。逃出徐州城，只见人如潮涌，到处是扶老携幼的难民，还有从徐州撤离出来的国民党军队，只听到呼儿喊娘，人嘶马叫，乱成一团。我们一伙赶忙折向东南方，向蚌埠进发。因日本飞机不断轰炸扫射，大家不敢沿津浦铁路线走，也不能走大路，只好选离铁路线较远的小路。小路坎坷难走，父亲和两三个叔叔经常跑在前面探路，再引导大伙走下去。看到很多国民党士兵都在快要成熟的麦田里践踏行进，我们有时也学样走在麦田里。因青纱帐般的麦苗十分浓密，日机来袭时可以掩蔽。我当时个子小，麦穗正好碰到眼睛，一天走下来，我的眼睛都被麦芒戳的又红又肿，痛得直淌眼泪。

从徐州到蚌埠沿铁路线计程约二百公里（走小路要远一些），我们竟然走了近一个月。我们这支队伍每天行程不过二三十华里，走得很慢。一是因为老人、小孩都走不快，有的老人腿脚不便，行路很吃力；像我这样五六岁的孩子从未经过长途跋涉，走走就没力气了。二是不少妇女都曾裹过脚，像我母亲一辈的人不少都是解放脚，她们年龄都在三十岁左右，走起路来还好些；还有两位奶奶辈年龄的人，脚已裹成三寸金莲，走起路来一摇三摆，相当艰辛。所以队伍只好走走停停，等到掉队的人跟上来了，队伍才向前移动。加上小路坑坑洼洼，雨天的阻滞，日机的不断骚扰袭击，行程也无法快起来。就这样，有着小脚奶奶的两家，还是跟不上队伍的步伐。为了不拖累大家，两天后，他们就和大家珍重道别，分头逃难了。这支队伍也由六家一下子减为四家。

逃回家乡的路上，可以说是步步惊心，日日惊心。天上不时有日机飞来低空扫射轰炸，我们时时都要提高警觉，行路时都要注意周边有没有可以掩蔽的麦田和树丛，经过开阔地时都是一阵小跑通过。日机疯狂地轮番扫射轰炸，不断造成军民伤亡。军人受伤还有救治，死亡的尸体也有人就地掩埋，但死伤的难民则无人处理，死者陈尸田间野地，伤者流着血，发出痛苦的沉吟，慢慢地死去。我亲眼看到一位受伤的叔叔，家人满脸痛苦地守着他，无法救助。还有一天，在一片开阔地上，看见一位妇女被日机机枪扫射而死，身上地上都是血，一个两三岁的幼儿还爬在她的身上哭着喊妈妈。

我们这一路上看到的都是这种惨烈的景象：沟渠田野里到处丢弃的都是箱笼、铺盖、独轮车；被炸死难民和骡马的尸体，暖风一吹，散发出阵阵难闻的恶臭；被丢弃的婴儿，有的已经死去，有的还发出微弱的哭泣声；走不动的老人，坐在小树下，默默地看着这个世界，似乎在质询苍天为何这般残忍。

天上日机肆虐，地上也并不安全。我们还要防备国民党残兵游勇和土匪的攻击掠夺。这些人手中都有枪，他们不时窜出，逼迫难民交出细软钱财，甚至辱骂追打，强抢强夺。我亲眼看到一伙土匪，都穿着黑府绸衣裤，身上挎着盒子炮，骑着自行车从高岗上飞驰而下，将难民团团围住，逼大家交出财物。有一个土匪竟然将一年轻媳妇的金耳环从耳朵上生生地撕拉下来，妇女两耳鲜血直流，痛得又哭又叫。我偷偷地爬在麦地里，看着这一切，心里又害怕又难过。

除了大人承受的这些苦难外，我作为一个五岁多的小女孩，所受的磨难并不比大人轻。刚出徐州城，看到兵荒马乱，难民如潮涌，父亲就塞给我两块钱，告诫我要紧跟着队伍跑，跑不动，走散了，你就自投生路吧；这两块钱，省着点用，买点吃的吧。所以每天我都处在恐惧之中，生怕迷路走失，再也找不到父母。每天我都睁大着眼睛，看着前面的队伍，小跑着向前赶。有时队伍看不见了，就紧张得要命。有时刚赶上队伍，坐下来喘口气，队伍又出发了。好心的小叔怕我走失，每到岔路口，都要等我一下，给我指引前行的方向。这样一天走下来，脚上全是血泡，一坐下来就钻心的痛。夜晚休息时，脚上的血泡连着血泡都磨破了，沾在袜子上，连袜子也不敢脱。第二天起来又要赶路时，起始很痛，但走走也就麻木了。如此日复一日，一个月我就未曾脱下袜子。这一路上，我们风餐露宿，有时还可以在乡镇上买些吃的，多数时候是到村庄上乞讨。善良的爷爷、奶奶、叔叔、姑姑看我年纪小，总会给我些剩饭剩菜，有时还会给我一两个棒子面的窝窝头，那已是最好的口粮了。我们夜晚休息时，有时能住到农民家的堂屋间，但多数是在牛棚、猪圈、草垛中过夜的。一天的艰险奔波，只有到晚上和家人团聚在一起，睡在母亲的怀抱中，拉着妹妹的小手，才安然、沉沉地睡去。

逃难途中，我们这支队伍发生的几件辛酸事，在我的记忆中永远也磨灭不掉。

一是妹妹差点被丢弃。逃难第四天，母亲背着妹妹艰难地在麦垄间走着。母亲是解放脚，三天走下来脚上全是血泡，走着走着就摔倒了。父亲见此情景，扶起了母亲，突然从母亲背篼里拽出了妹妹，狠心地扔在麦田里。父亲说，不能因这个累赘影响大家逃难，并喝令大家向前赶路。母亲被邻家的阿姨架着向前走，伤心得直哭，我也哭着要妹妹。走了几十米还听到妹妹撕心裂肺的哭声，这时小叔突然将背上的行囊一丢，快步跑回去将妹妹抱了回来。从此小叔负责背妹妹，妹妹才捡回了一条命。

二是二大爷投河自尽。二大爷七十多岁，为人慈祥，乐于助人，对孩子们特别好，我们小孩子常常围着他转，要他讲故事。二大爷腿脚不好，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很吃力，很慢。每晚他总是拖着病腿最后一个挨到大家休息的地方，无力地躺下。出事的那天，我已经赶到了休息地，到了天完全黑下来，仍未见他过来。父亲和他的儿子不放心，就一起回头去迎候，走了很长的路，也不见二大爷踪影。后来从难民口中，获知二大爷在前面一个河口已投河自尽，人也被大水冲走了。两人哭着回来讲述了这一不幸消息，大家都难过得伤心落泪。这一夜，我们住地的空气好像都凝结了。

三是同龄小姐妹吓破胆夭亡。邻家小姐妹玲玲，还未满五岁，我俩很能玩得来。但她身体弱，胆子小，走路也不如我。每当日机来袭时，她都吓得脸色煞白，牙齿打战，爬在地上直哆嗦。开始两天她还能走一些路，以后再也走不动了，就由她父亲吃力地背着，走走停停。再以后她就有些迷糊，不思饮食，夜晚睡觉时身体抽搐，常发出惊叫声。父母愁苦无奈，但最终还是将她带回到蚌埠家中。快到蚌埠时，我们一家先在郊区吴台子父亲出生地住了几天，和玲玲一家分手。等到我们返回蚌埠时，听说玲玲已经死了。母亲说，她是吓破了胆死的。

这就是我一个五岁多小女孩在抗战初期所经历的一段逃难生活。

但是劫难并没有完。抗战八年，我在日本统治区过了七年多不顺心的“顺民”生活。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百姓欢腾，原指望可以为胜利好好庆祝一番，谁知灾难又降临到头上。当时驻蚌埠日军竟丧心病狂地在百姓吃的河水、井水中撒上伤寒菌，不少百姓都染上了可怕的伤寒病死去。那些天蚌埠市街头里巷、左邻右舍，都不断传来痛失亲人的哭声，郊外野地里增添了无数垒垒新坟。我也在劫难逃，不幸感染了严重的斑疹伤寒。仅仅两三天，已是气息奄奄，处于半昏迷状态。当时西医已宣布不治，母亲背着我去一位老中医小刘先生家求治，小刘先生看看我，搭搭脉，摇摇头说：“不行了，回去吧。”母亲跪在医生面前，哭求他救救孩子。医生说：“我先开三服‘虎狼药’试试，扳回来，是孩子的命大，扳不回来，也不要怪我。”果然，三服药吃下去，我奇迹般地慢慢好了。为此，母亲特地送上锦旗，感谢小刘先生的救命大恩。

从童年到少年的这些磨难，让我懂得了国破家亡的况味，懂得了什么是爱恨情仇，我好像一下子长大了。

2011年7月7日

“倚梅有所思”——怀念张汝梅师

六十多年来，我总有个心结：每当南大校园和紫金山麓梅花绽放时，每当我绘作梅花时，都会想起我的启蒙老师张汝梅女士。

那还是1946年，我因为伤寒病辍学一年，近十四岁才考入蚌埠崇正中学女生部。崇正中学是所教会学校，校风、学风都很严谨。我一入学，看什么都感到新鲜，都想学。但如何学，如何适应新的学习环境，则很朦胧。幸运的是，恰在这时，汝梅师闯入了我的生活。

张汝梅是我一年级的国文老师和图画老师，又兼班级监学（类似今天的班主任）。第一天上国文课，她戴着礼帽，穿着整洁的长衫，跨进了教室。脱下礼帽放在教桌上，才发现她是一位二十来岁的女老师。她这一身装束和当时女校的其他老师很不一样，我们都感到很新奇，都瞪大小眼注视她，听她上课。她作了简短的开场白，就开始上第一课。她的课讲的字正腔圆，内容丰富，生动有趣，语速不快不慢，容易领悟，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位老师。

汝梅师的国文课教学很有特点。每讲一篇课文，她都先将全文朗诵一遍，让大家了解课文的内容主旨；再分段讲，了解全文的篇章结构；最后再细讲每一段的字、词、句和语法，分析作者遣词造句的好处，有时还会设问这里如果改用别的词、语行不行。如此几周下来，她都用这个套路细致生动地讲析每一篇课文。几周过去后，她了解我们已经基本掌握了阅读理解课文的方法，就进而要求我们每篇课文必须提前预习，上课时，先提名学生朗读课文，进行课文的分析讨论，再由她点拨总结。她还要求学生背诵一些课文，写出读后感。她的这种循循善诱的方法，使我一下子开了窍，一学期下来，我的阅读理解水平就有了很大提高。汝梅师告诉我们：学好国文的诀窍就是要多读多写，除课本外，还要多读课外书，多写一些读书心得体会。她建议我们写日记、写周记，每两周还出一道命题作文，给我们仔细评改。我虽然没有写日记，但每周都记周记，命题作文总是认真地写。我的作文每次都受到她的褒许，有时还拿到班上朗读。也是在汝梅师的启迪下，我想方设法找课外读物，诸如鲁迅、茅盾、巴金、冰心、徐志摩、朱自清的作品，《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西游记》、《聊斋志异》、《红楼梦》、《茶花女》、《鲁滨孙漂流记》，乃至张恨水的小说、福尔摩斯探案等，还喜读报纸的副刊，虽然很杂，有的只是囫囵吞枣，但也大大增长了知识，开阔了视野，也领悟到一些写作门径。初一下学期，我曾将练笔的一组小散文给汝梅师看，她看后说可以投到报社去。在她的鼓励下，我诌了一个“珮琳”的笔名，投给了当地的报社。不想这些散文不久都陆续刊登了，报社还通知我与他们联系并领取稿酬。当时我因为年纪小，怕报社不相信文章出自我的笔下，未敢与他们联系。这次尝试，更激发了我读书写作的热情。

比起国文课来，汝梅师的图画课更引起了我浓厚的兴趣。我从小就喜欢涂鸦，随处乱画，纸上，地上，墙上，课本的天头地脚，都有我画的小人、小动物和花花树树。小学时的绘画课，老师只是拿出图片教我们临摹，或鼓励我们发挥想象乱画一通。没有人指点迷津，总感到不得要领。如今有了自己喜爱的老师来指导绘画，怎不令人心花绽放。

汝梅师的绘画课真是教得好。第一节课，她就开宗明义地说：绘画课为什么又称美术课，就是要用你们的眼睛发现美，用你们的笔画出美来，如何才能发现美画出美，这没有什么诀窍，就是要勤学勤练。汝梅师第一学期讲铅笔画、水彩画，第二学期讲国画。她根据我们的特点，从学画的初阶入手，第一步介绍各个画种的基本知识和工具材料，第二步才教绘画技法和注意事项。讲铅笔画时，她先让我们准备好硬铅、软铅两种铅笔及绘画纸，准备好写生的拍纸簿和速写夹。她由浅入深，从临摹到写生到速写到创作，从静态到半动态到动态，让我们掌握两种铅笔的不同性能和使用方法；还讲了透视法和男女人体比例及结构特点，让我们逐步掌握形体造型。她还带我们到校园学习素描写生，学习捕捉动态形象的速写方法。她说铅笔画是学好绘画的基础，一定要把基本功打好。在讲到水彩画时，她也先让我们准备好水彩笔、一盒十二色水彩颜料及调色盘，主要讲了十二色水彩的用法，介绍了红、黄、蓝三原色，介绍什么是间色、复色，哪些是暖色、冷色，哪些是对比色、调和色，在色彩与色彩之间如何使用过渡色使之柔润自然。她的讲授和示范，使我们一下子就掌握了色彩的用法。一学期下来，我的绘画兴趣也由自发转向了自觉。

第二学期，汝梅师开始讲授国画。她先介绍了国画的分类，介绍国画的工具和材料：笔、墨、纸、砚、颜料、调色盘、笔洗等，笔分大小狼豪（硬笔）、大小羊豪（软笔）、兼豪；墨包括墨汁、墨碇；纸为宣纸，有生宣（供写意画用）、熟宣（供工笔画用），初学者可用毛边纸及一般纸张练笔；国画十二色颜料分水色、石色两种，名称与水彩颜料有别，如红色称曙红，黄色称藤黄，蓝色称花青等。这些介绍完后，她就要求我们准备好工具和材料，正式开讲国画了。令我们意外的是，她只用了半节课的时间，对山水画、花鸟画、人物画作了简要介绍，对工笔画、写意画的特点作了一些对比，然后就将重点转向了花鸟画中的梅花，介绍如何以写意手法画水墨梅花和着色梅花。她说国画品类繁多，她只想通过水墨梅花和着色梅花的画法，让大家掌握国画的运笔、用墨、调色、造型、构图的基本方法，这样举一反三，以后在画其他类型国画时也就有了路径。

老师的名字叫“汝梅”，也许她对梅花情有独钟吧，整整一学期，她就教我们画梅花。她依次讲了梅干、梅枝、梅朵的形态结构和绘画方法。讲苍劲如虬龙的老干时，她介绍了墨线勾勒法和一笔完成的没骨法。讲挺拔如剑戟的梅枝时，主要介绍了从粗枝到细枝到嫩枝到横枝到断枝留白的不同笔法，介绍了“女”“戈”“之”“丫”“S”形等造型特点。讲千姿百态的梅花时，介绍了梅花全开、半开、含苞、残落时的不同特点；梅花有单瓣（写意画多画之）、复瓣（工笔画多画之），全开单瓣梅花为五瓣，内有七茎花芯，中茎长，六茎短，瓣底有花托；梅花开在梅枝的正、反、侧、背等不同部位，也就有了不同姿态。讲梅花时，她还介绍了红梅、绿梅、粉梅的着色方法。学期快结束时，汝梅师拿出她画的几幅不同构图的梅花，从主次、疏密、浓淡、虚实、层次等方面讲了梅花的构图要领，讲了点苔、运染在布局中的作用。当时我们还不会题款，也没有印章，但作为一幅画的有机组成部分，她也作了简单介绍。汝梅师在讲解以上内容时，始终将运笔用墨贯穿其中，如何起笔、行笔、收笔，如何由侧锋转中锋、或由中锋转侧锋，如何用浓墨、淡墨、焦墨，如何掌握笔头、笔腹、笔根的含水量，如何皴、擦、点、染等等，不一而足。汝梅师讲梅花有一个特点，每次上课时，她都是将事先画好的一两幅梅花挂在黑板上，以此为样本，只选取其中局部，重点讲一两个内容；有时边讲边拿出纸笔画出所讲内容，进行现场示范；讲完后就要求我们按照她所讲的内容在课桌上反复练笔。汝梅师讲梅花时，恰逢校园中几株春梅绽放，她花了一节课时间，带我们去校园实地观摩，形象地介绍了梅树的生态和形态特点，鼓励我们仔细观察，认真写生。汝梅师一再强调，绘画课主要是一门实践课，老师讲的绘画知识、绘画技法，只有在不断练习中才能体认掌握，只有勤学苦练，才能画出好的作品。正是在汝梅师的感染下，我对画梅产生了浓烈的兴趣，一学期下来，几乎沉迷在画梅中。我曾多次去观摩校园中的那几株梅花，拿出铅笔在小本本上画素描稿，下午放学回家后，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笔墨纸砚，对照素描稿反复练笔，先画在废报纸上，画在毛边纸上，最后才小心翼翼地画在裁成小幅的宣纸上。认为比较满意的，就带到学校找汝梅师看，她看后一边赞许，一边也指出很多不足之处，如枝稍虚尖，没有回收；有的画面太死板，是因为握笔过紧，手腕不够灵活，顿挫转折就没有力度。她要我大胆地画，不要怕犯错误。她还手把手地教我如何皴染，如何画出飞白，如何藏锋和回锋。我开心的发现，在汝梅师的鼓励和指导下，一学期下来，我的画艺真是与日俱进，提高得很快。

汝梅师不仅是我们的课业老师，还是我们的人生老师。她英挺俊俏，豪爽有男子气，但感情丰富细密，对学生十分关爱，从不疾言厉色。作为班级监学，她针对女孩子的特点，常在班级活动中，向我们灌输爱的教育和励志教育。她推荐冰心的《寄小读者》及其散文，要我们从小就要有爱人之心。她给我们讲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讲秋瑾女侠的故事，讲法国抗英民族英雄“圣女”贞德的故事，当讲到秋瑾题写“秋风秋雨愁煞人”诗句，在轩亭口刑场就义时，讲到少女贞德被判火刑、慷慨赴死时，她都激情难抑，声泪俱下，极大地震撼了我们幼小的心灵。她说女子的智慧和才能并不比男子差，女孩子要自尊自重，现在好好读书，学好本领，将来成为有用之才。汝梅师所讲的秋瑾和贞德的故事，常常萦绕在我的心头，大学工作后，我恭读了秋瑾的诗文，更加敬佩她冲决网罗、投身革命的果毅精神。在秋瑾冥诞100周年时，我曾虔诚地绘制了一副秋瑾的画像，参加了学校画展，作为对一代女性楷模的纪念。

汝梅师还经常进行家访。记得第一次家访时，母亲吓了一跳，以为我带来了一位男老师。由于我国文、绘画两门课学的都比较好，常受到老师的青睐，汝梅师来我家的次数也要比别的同学多些。汝梅师来家访时，总喜欢和我促膝谈心，了解我的家庭情况、学习情况、绘画情况，她总是鼓励我多看多写多画。她说你喜欢画梅花，就应该学习梅花坚贞高洁的精神品格，女孩子要自立自强，不要做男人的花瓶。她常和我的父母说，这孩子聪明，天分高，要好好培养。进入中学后，我的求学之路并不平坦，父亲是生意场上人，思想上重男轻女，总是说女孩子只要能看报写字，学会打算盘，嫁个好人家就行了，不必读那么多书。他对我喜欢绘画更不以为然，说现在都有照相馆了，学画画有什么用。所以每到开学缴学费时总是不爽，都是经过母亲的劝说抗争才能拿到学费钱。但自从汝梅师和父母交流后，以后再缴学费就顺利多了。另外，汝梅师是教会大学的高材生，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她对我学习外语也十分关注。她跟我说：教会学校的学生，一定要把外语学好，才能进一步深造。你语感好，发音好，学好外语是有条件的。正是在她的鼓励下，初中三年我打下了较好的英语基础。

想起来，我真是个幸运儿，在我人生刚刚开始起步时，有幸遇到了张汝梅这样好的良师，她不仅在国文教育和绘画教育方面将我引入美的殿堂，而且在做人方面也给我指引了前行的方向，我以后的人生轨迹似乎正是遵循着汝梅师的教导走下去的。初中毕业时，恰逢蚌埠解放，真如同拨云见日，心头的阴云一扫而空，从此我的命运不再受家庭的羁绊了。进入高中，我成为学校第一批团员，成为学生会主席，努力吸纳新知，认真学习工作，但我的兴趣点仍然在文学和绘画两个方面，为文作画，乐此不疲。高中毕业后，我考取了南大中文系，并终身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一名耕耘者，行有余力，我总喜欢拿起画笔作画，尤其是绘写梅花成为我的最爱。我总是全身心地投入创作，力求把梅花的气韵风骨熔铸于笔下。只是由于笔力不济，无法将梅花的意态精神表达得至臻至美，有愧于老师的期望。

我跟汝梅师学习、交往虽然只有一年，但她对我一生的影响是深刻的。一年后，可能是她那种卓尔不群的做派不为主校者所喜吧，她悄然离开了学校，听说去了南京，以后又去了南方。我虽经多方打听，也未能获得她确切的行踪下落，令人抱憾。但我对恩师的感念之情始终如一。

又是一年一度的南京梅花节。今年3月3日，女儿开车带我和老伴去梅花山观赏梅花，当我站在梅花谷“梅后”旁，又油然想起了汝梅师，从心里升起了无穷的感念和丝丝惆怅。

汝梅师，您在哪里？您在哪里？您能听到学生的呼唤吗！

2014年3月4日

我与张宽师的画缘

六十年前，自1950年至1952年夏，我在蚌埠三中（原崇正中学）读高中，当时美术课是由张宽师执教。我自幼酷爱绘画，对美术课自然特有兴趣。因此，课内课外与张宽师经常有接触。在我的记忆中，他是一个极谦和又敬业的人，对学生耐心热诚，循循善诱。可令人感叹的是，亲历的往事，竟随无情岁月流逝殆尽，仅留下几个难忘的镜头在闪烁。如今只有撷取这些片段来表达我对老师永久的缅怀……

蚌埠解放以后，崇正中学改为蚌埠三中，张宽师和当时担任三中学生会主席的我，同时选为蚌埠市人民代表，出席市各界人民代表大会。老师利用休会间隙忙着画人物速写，我在一旁观摩。他见我对绘画很有兴趣，便将人物速写的方法讲给我听，同时也为我画了一幅速写。画得很传神，我爱不释手地将它小心保存起来。后来我考上了大学，离开了家，竟遗失了这幅难得的画。为此，我耿耿于怀，引为憾事。但老师速写人物的技法要领一直启迪我，让我懂得对人物形象特点观察的方法，并努力在绘画时加以学习运用。

读高中时，我一度对油画产生了浓厚兴趣，总想亲手尝试一下。但苦于当时既无钱买油画笔与颜料，更无钱买画布、画板，只好穷想办法，采用马粪纸涂油漆来替代。可油漆也无钱买，最后多亏一位好心的同学，她向亲戚讨来一些油漆送给我，才成全了我渴望作画的心愿。当我兴冲冲拿起笔，面对马粪纸与油漆却无从下手时，就找张宽师讨教。他笑着鼓励我大胆地画，不用怕。要我把油漆颜色调配好，画错了再改，定会画成功。就这样，我终于煞费苦心地涂画出了一幅西洋美女头像。张宽师大加称赞，把它选入全校画展。老师的激励，犹如春风化雨，点点入心。我对绘画也更加酷爱了。没料到，这幅画得到同学的青睐，不少人向我讨要，都被我一一婉拒了，这可是我的第一张油画处女作，怎能不宝贵啊！可令人郁闷的是，这张油画竟在画展时不翼而飞，被人“偷”走了。据女同学提供的“情报”，可能是几个捣蛋鬼男同学干的。我为此既伤心又无奈。几十年后，每当拿起油画笔，总会想起在张宽师启蒙鼓励下作画的情景，不胜感慨系之。

记得张宽师的家，就在蚌埠三中校内。我从家里步行上学，就可经过老师的门口。有一次路过他家，见老师正在做活。地上摆着工具、材料，散放着各种石膏像，这些新奇的玩意儿，立即吸引了我驻足观赏。老师看见我很高兴，特意要我把一只手放进模子，他用石膏翻做成一个手的石膏模型。我才明白，原来他所制作的各式各样石膏模型都是作为写生教具，专供学生练习素描使用的。老师为我制手模的趣事，引起了我对各种艺术门类的兴趣，在以后的岁月里，一有机会就去尝试不同的艺术表现方法，成为我业余生活的最大乐趣。

1952年夏，我高中毕业，面临高考选择专业的关口。我徘徊在美术与中文的十字路口，不知所从。此时，张宽师极力地鼓励我报考美术。他说：“你很有绘画天赋，千万不要错过时机，要进美术学院深造，将来肯定能成为有前途的画家。”老师的这番话与我心有戚戚焉。我思忖自己在读小学时就与同桌的女孩志同道合，不高兴听课时就偷偷地画画，几本教科书的空白处都画满了美女像。读初中时，遇到了一位既教语文又教美术的良师，她把两门课都传授得出神入化，把我引进了美的殿堂。她的名字叫“汝梅”，专教中国画，特别是“梅”花。为了跟她学画，我把所有的零花钱，有时甚至连早点钱都省下来去买毛边纸，偶尔也“奢侈”地买一张宣纸，裁成小块，用来练笔作画。她常常把学生的好作文、好绘画在课堂上展示，用以嘉奖。我的作文与绘画总是名列前茅。进入高中，在美术上又得到张宽师的器重与指引，他对我择专业的规劝令我终生难忘。

在当时美术这一行当是不受重视的，语文老师力主我考中文。他说：“你很有文学才能，千万要读大学中文系，将来才能成为有名的作家。”我向他流露想学美术，他反驳道：“当个穷画家有什么出息！你喜爱画画，可以作为业余爱好嘛，不必作为终身职业。你一定要把握好人生方向，学中文，当作家，才有大前途。”听了这番话，我又思忖：是啊，我酷爱文学，初中一、二年级时就用笔名在《皖北日报》副刊上发表散文，初、高中时屡屡在全校、全市的作文比赛中获奖，照这样如进大学中文系深造，将来还愁当不上作家呦！读中文专业，把绘画作为副业，两者兼顾吧。如此权衡，便改变了初衷，放弃了学美术。择专业的拉锯战也就告一结束。记得离开三中时，我曾怀着愧疚之情向张宽师去告别。

一跨进南京大学中文系，新生入学第一课便是端正专业思想。系主任严肃地告诉大家：“中文系培养目标是语言文学教学与研究工作者，而不是作家。”包括我在内的很多新同学的作家梦，就像五彩的肥皂泡一样，立刻被击得粉碎。我从中文系毕业后，免试读了古代文学专业的副博士研究生，随即留校任教，从助教升到教授，直到退休，在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我一直对绘画情有独钟，念念不忘绘画，与画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与张宽师的启迪引导是分不开的。

在史无前例的大灾难岁月里，年过而立已有两个女儿的我，说服了母亲与先生，奋然投身南大“红画笔”。着一身旧军装，爬上高高的脚手架，画领袖像与各种应时应景的宣传画，办墙报，画漫画，写画评，还被派往大别山下城西湖军垦农场作画。除油画、水墨画外，还兴味盎然地尝试过捏泥塑、电烫画、版画、水印木刻、剪纸等等，花样翻新，不一而足。算来约历时三年多与画为伴，好比是进了一所特殊的自修美术大学。以致校内校外很多不认识我的人，竟把我当成了美术公司来南大服务的画工。若不是后来“复课闹革命”，当时的我真想改行到无锡惠山泥人厂去从头学艺。

粉碎“四人帮”后，1982年学校派我去美国内布加拉斯州立大学讲学，教授中国古代文学。也是机缘巧合，当地正在组织画展，我应邀画了两幅水墨花鸟画，又制作了一幅电烙人物画参展，得到主办方与观众的一致好评。也因此机缘，退休后南大海外教育学院（原留学生部）特地聘我为各国留学生开设“中国书法绘画”课，将中国传统艺术的精华传播给海外学子。不少留学生对中国书画既好奇又有兴趣，他们的书画作品曾多次在校内外展出，上了电视，并在比赛中获奖。我也在多年的教学中获得了极大收益与乐趣。绘画已成为我最大的业余爱好，成为我生命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饮水思源，应感谢读高中时曾受到张宽师的引导教育。

时过境迁，每逢读到王维“宿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偶然作》其六）诗句，心头总会漾起阵阵难以平息的涟漪。“文章冠世画绝千古”的王维，竟把当一名“画师”看得比“词客”要重得多。可见从古到今，人人心中都有一个天平，可检测出自己情感爱好的倾斜重量。我不禁联想到自己，当初如果进美院当专业“画师”，与今天的专业“教授”相比，轻重究竟会如何呢？有时冥想“前身”未能成为“画师”，如果有来世“后身”，再争取一试如何？

从1952年考入南大，直到1985年张宽师到南京博物院举办个人画展，暌别三十三年的师生才得以重逢。我和先生满怀盛情邀请老师和蒋向红先生来寒舍就餐叙谈，才稍稍得知老师的不幸遭遇。噩梦醒来是早晨，老师焕发艺术青春，在绘画领域大展蓝图，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我们由衷地为他感到骄傲。老师得知我喜爱画水墨梅花，特地赠送两幅墨宝，一幅红梅，一幅绿梅。我们一直珍藏至今。睹物思人，我与张宽师的画缘正如画中的梅花一样，灿烂绽放，永不凋谢！

2011年1月16日

收入《砚墨醉人——张宽艺术人生》，安徽省文史研究馆编，2011年7月。

心碑——忆郭影秋校长

确诊癌症之后，我常常喜欢与老伴在郭影秋校长塑像周边徜徉，做做六字诀，练练郭林气功。塑像的右前方小礼堂，是郭校长经常接待师生的场所，也是我和老伴五十多年前举行简约婚礼的地方。塑像和小礼堂正好形成一个完整的景观。这里环境幽美，空气清新，苍松、绿竹、红枫和各色花卉，映衬得塑像更加肃穆亮丽，令人起敬。我们做完活动后，习惯在塑像前的石凳上小坐一会。仰视着郭校长的塑像，许多往事又鲜活地浮现在眼前。

那是1957年11月中旬的一个晚上，郭校长摸黑来到中文系小楼（今赛珍珠纪念馆），那晚中文系教工党支部正在过组织生活，当时中文系研究生只有我和谭优学两名党员，也归属教工支部一起过组织生活。支部会的主题是反省反右以来自己的认识和言行，也有一些相互间的批评。郭校长听说楼上在开支部会，就悄悄地走上来，搬了一张凳子坐下。我们发现校长来了，发言停顿了一下，他笑着说：我顺便走走，和你们一起过组织生活，请大家继续发言。会议快结束时，他作了简短的发言，大意是：这次突如其来的反右运动，大家没有思想准备，特别是年轻党员没有经历过，有一些认识上的偏差甚至错误是难免的，认识了改正了就是好同志。他还联系自己，说自己在革命斗争中也犯过错误，但只要有坚定的革命信念，从错误中汲取教训，就能更好地前进。郭校长情真意切的话，打开了大家的心结，说得我们心里都暖暖的，久久不能平静。而这一天距离郭校长辞去云南省省长来南京履新才一个多月。

到了这一年12月，反右刚刚结束，恰逢我系胡小石、陈中凡、汪辟疆三位名教授的七十寿辰。在郭校长的倡议下，学校党委和行政决定为三老举办祝寿活动。郭校长特意于12月30日设家宴为三老祝寿，他亲自斟酒敬酒，感谢三位老教授潜心治学，辛勤耕耘，为国家培养人才作出的贡献。郭校长为三老祝寿的消息在校园不胫而走，传为美谈。我作为小石师的研究生，内心十分振奋。隔了一天，正逢元旦，我和老伴去看小石师，当谈及祝寿会时，小石师仍十分激动，说这样的校长有魄力，懂教育，懂得知识分子的心。

反右之后，学校的氛围并不好，广大师生仍心存疑虑，处在迷惘中。正是以三老祝寿为契机，郭校长带领领导班子成员，为谋划南大发展，向全校师生望闻问切。他频频登门拜访知名教授，召开各种类型的教师座谈会，倾听对办学的意见；他常常走进学生宿舍，坐到学生支农的田头，站在大炼钢铁的小高炉旁，了解学生的心声。他敏锐把握变幻时期大学教育规律的脉动，始终坚持学校的重中之重就是教学、科研和教师队伍。他排除大跃进对教学秩序的干扰，铿锵提出：学校毕竟要以教学为主，教学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要求学生“坐下来，钻进去，认真读书”，要求老教授和有经验的教师上教学第一线，把书教好，为国家培养优秀人才。他提出“教学为主，突出科研”的口号，要求加强学科建设，确立尖端的、重大的科研项目，协作攻关，为国家作出贡献。老南大人都知道，我校有名的科研硕果“五朵金花”就是在这时奠定基础绽放开来的（南大科研的“五朵金花”为：金属缺陷研究、分子筛研究、华南花岗岩及其成矿研究、内蒙草原综合考察、大米草的引进与推广）。他尊重和爱惜人才，努力改善教师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以“抢救遗产”的急迫心情，主张为学有专长的老教授配备助手，“对号入座”，老中青传帮带，形成合力，多出成果，多出人才。这些举措，有力地促进了教师业务水平的提高，很多年轻教师较快地成长为学术接班人和学科带头人。“两弹一星”元勋程开甲先生，就是在这个时候受到学校表彰，成为教师的杰出代表。郭校长还亲力亲为，亲自为学生授课；亲自指导学生论文；利用夜晚时间，钻研他钟爱的南明史，写出颇具功力的专著《李定国纪年》，为学术界所称道。

为了办好学校，郭校长殚精竭虑，宵衣旰食。他不为三年自然灾害所困扰，号召全校每个共产党员和各个党支部都要发扬矿坑的“坑木”精神，顶住压力，克服困难，为党和国家分忧。这一时期的他体弱水肿，长期失眠，但他仍神采奕奕地活跃在校园各个角落，身体力行关心群众的疾苦。他亲自去学校食堂帮厨，要求食堂员工尽最大可能做好饭菜，保证师生的健康。我系师生在江宁湖熟劳动，他来看望大家，当听到一位同学患了急性肠炎腹泻不止时，立即要这位同学乘他的小车回校医治。一天夜里，他的夫人突然生病，他不愿影响校车司机休息，就自己背扶着夫人去医院就诊。从他住的汉口路71号小楼（今爱德基金会）到鼓楼医院急诊室，路虽不算远，但护送时步履的艰辛可想而知。他严于律己，与学校师生同甘共苦。学校配送给他的副食品，他拒绝收受，要求送给身体不好的同志。国家发给他的副食品优惠券，他也一概不用，调离南大时，工人在他的桌子抽屉里还发现一大沓优惠券。他的这些好品德好作风，赢得了全校师生员工的好口碑。

回顾郭校长主校的六七年，可以说是南大的黄金期。他营造了诚朴厚重敢为天下先的好校风。整个学校生机勃勃，活力四射，校园里弦歌阵阵，学生刻苦攻读，教师挑灯夜战，物质生活虽然匮乏，但精神生活充实，心胸和畅，全校师生员工凝心聚气，都在为振兴南大尽责尽力。好的努力自然结出好的果实，1960年6月，全国文教群英会上，南大荣膺全国高校先进单位。同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增补南大为全国直属重点高校之一。南大从此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跻身于全国名校的前列。

郭校长英俊挺拔，走起路来，如玉树临风，气度不凡。他总是阳光拂面，充满自信。虽是戎马倥偬几十年的老战士，但身体里仍然氤氲着芬芳的书卷气。这是一个具有坚定信念和丰富精神世界的人。正是这种人格魅力和亲和力，征服了南大人。几十年来，他在南大的业绩和风范，始终为南大人所铭记、感念。

青松翠竹长随影

一代学人永忆秋

2009年8月19日，我在郭校长塑像前漫步流连时，即景生情，口占了这副嵌字联，现记下，作为奉献给郭校长的心香一瓣。

2013年5月20日校庆111周年

刊《南京大学报》2014年5月30日（总1128期），又刊于《南大校友通讯》2014年秋季版（总第64期）

独向深山深处行

——忆胡小石师

恩师胡小石先生是学术界的一代宗师，学问渊博，兼为文字学家、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他于古文字、声韵、训诂、群经、史籍、诸子百家、佛典、道藏、金石、书画之学，以至辞赋、诗歌、词曲、小说、戏剧，无所不通，尤以古文字学、书学、楚辞、杜诗、文学史最为精到。面对这片学术海洋，我无法全面记述，只能从亲身经历中撷取几桩印象最深的，宛如大海中的几朵浪花，奉献给大家。

我是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后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回想起来真够幸运，当时给我们开蒙授课的，多是全国知名教授，如中文系胡小石、陈中凡、方光焘、罗根泽、陈瘦竹，历史系王绳祖、蒋孟引，外文系范存忠、商承祖、陈嘉，还有南京师院的唐圭璋、孙望等等。其中，最令我终生难忘的就是小石师，是他，以古典诗歌精深微妙的无比魅力震撼了我，启迪了我这个懵懵懂懂的学子，对古典诗歌产生了浓厚兴趣。1956年大学毕业后，我有幸成为老师门下的一名副博士研究生，在他的亲切教诲下走上古典诗歌的教学与研究之路。

一、独会灵均九死心的“楚辞专论”

大学三年级时，小石师为我们开设了一门选修课——“楚辞专论”，我任课代表，常有机会与他接触，向他讨教。我当时怀着敬重、好奇、渴求的心情认真聆听每一堂课。

为时一年中小石师结合史学、经学、文学三方面讲授楚辞，其中对《离骚》讲解尤详，几乎花去大半时间。他以史学家的卓识、经学家的谨严、文学家的别具会心，给我们生动刻画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心路历程。聆听他的点拨，犹如醍醐灌顶，领悟到很多从未知晓的道理与方法。老师讲《招魂》，不仅根据《史记》屈原传赞来纠正王逸以来认为是宋玉所作的错误看法，断定为屈原所作，并从考古学角度列举楚墓的大墓群新出土的精美绝伦文物加以印证，由此推知诗中所写楚国贵族生活确有现实依据，并非虚饰夸张，不是过之而是不及。诗中所描绘的魂归来后在生活上所享受的那种豪华侈靡、铺张排比程度在人世间最高，只有像大领主身份的楚王才有资格享用，而像屈原这样身份是担承不起的。因此老师认为《招魂》主旨是屈原招楚怀王之魂，非楚国之魂，亦非自招。

老师对“九歌”的研究，自出手眼，独创新说。他否定胡适、陆侃如等主张“九歌”为屈原以前民间歌曲的说法，也否定“九歌”为楚人祀神之诗的说法。他认为“九歌”中的大部分诗篇是屈原个人的抒情诗，写的是人神恋爱，写人追求神或神追求人。如《云中君》、《湘君》、《湘夫人》、《东君》、《山鬼》、《河伯》、《大司命》、《少司命》都是写追求爱情遭致失败的悲剧，这与《离骚》写追求神女不成的爱情悲剧是一样的。其实老师早在1921年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讲楚辞时，即用人神恋爱的新说来解释楚辞中的爱情描写，他在七十多年前就把楚辞的研究工作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此功实不可没。

小石师对名物训诂极为重视，他说读楚辞必须懂得其中香草美人的比兴象征含义，所谓“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他运用清代乾嘉学者的研究方法，结合自己早年学习生物学的深博学养，重调查，讲实证，对诗中很多名物训诂作出新的阐释。为便于我们认知，往往随手画在黑板上，准确，形象，使人一目了然。例如讲到车制，他便画了多幅古代车形图，正面、侧面、俯视、局部的都有。讲到宫室制度，他便依据《仪礼》推测画出墙院、门、庭、堂室的图形，并将古代房屋结构一一剖示。明乎此，我们对《国殇》中敌我双方兵车激战的场面，《离骚》中驾飞龙远逝，《东皇太乙》的祭祀，《湘夫人》的“筑室兮水中”都有了形象化的感知与理解。

为使我们清晰了解屈原的遭际，老师特在黑板上绘出屈原的流放图。下课后，他把此图原稿给了我。我一直夹在楚辞书里，保存至今。这是一张练习本大小的白纸，上面用黑铅笔画了洞庭湖和周围的水系，写上地名，再以红铅笔画出三次流放与东行的路线，最后以蓝黑钢笔标上醒目的“一放”、“再放”、“三放”、“东行”的字样。如今悠悠岁月已把白纸浸染成黄色，周边因变脆而破损。但留在纸上的那些畅美线条与遒劲文字，一点一画都富有生命活力，历历照见出小石师对教育事业殚精竭虑、一丝不苟的宝贵精神。

小石师更以诗人的慧眼会心对楚辞的诗美绝胜之处往复咏叹，心驰神往。记得他讲授《湘夫人》吟诵到“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时，竟忘情地赞叹：“啊，这两句太好了，好得无法形容。”从老师的赞叹声中，我们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文学最忌抽象的表现，贵乎用一种形象的语言。与其空说春景明媚，不如说“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与其空说秋容惨澹，不如说“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他激情难抑，一连串背诵了很多由此诗句变化出的名篇佳句，如谢庄《月赋》的“洞庭始波，木叶微脱”，柳恽《衣诗》，以及一些唐诗、宋词等精彩篇章，将我们引入胜境。

“楚辞专题”课为我们打开了一座由楚辞所营造成的辉煌无比的艺术殿堂，我们这些年轻学子无不为之惊诧，折服，久久留连忘返……小石师在给予我们强烈艺术感染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往我们年轻的心灵中注入一种为坚持理想、献身祖国“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屈原人格精神力量。这一点，直到我在以后几十年的人生风雨征途上，才逐渐领悟到老师的苦心孤诣。铭记老师的教诲，我始终对《离骚》情有独钟，不仅熟读，背诵，在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一次次费时费力地向大学生讲授全篇，要求他们明其幽奥，取其神髓。冥冥之中仿佛是出于一种对老师的缅怀与报答。

“谁会灵均九死心？”（《十七夜楼对月》）小石师在他的诗中如此感喟、发问。“谁”？首先是他自己。他不仅对“灵均九死心”的内在艺术世界剖析得独到、透辟，给人以深刻的艺术启迪，他更以自己刚正不阿、光明磊落的一生，印证了他是一个真正理解屈原，并将其人格精神付诸实践的人。

二、最后一次讲座——专精独擅的“杜诗学”

除屈原以外，小石师最喜爱与崇敬的诗人就是杜甫。试看他在抗战时期写的诗歌，那激荡在其中的哀民生之多艰、感时伤世、愤乱疾邪的思想感情，无不深受屈原与杜甫的影响。

小石师称赞杜甫是一位“诗国革命家”，作诗总是以求新为贵，他学习许多的古人，但同时又推翻他们。因为在杜甫看来，从来没有一家不好，同时又没有一家尽好。老师概括杜诗特点有三。一是用字上极重锻炼工夫，特别是注重动词的创造运用。二是内容上大大开拓了诗歌领域。杜以诗描写时事，为诗之历史化；以诗发抒议论，为诗之散文化。杜诗不愧为“诗史”称号。至于老杜冲决旧藩篱，化赋为诗，文化挹注转换，局度弘大，在诗史上独辟一途，是前所没有的。三是声调上变化创新，用一调即变一调，力避前人走过的老路。

早在1921年，小石师就给北京女子高等师范的学生讲授杜诗。他的当时学生、今上海华东师大教授程俊英回忆说：“胡老师最喜欢杜甫，谈起他的经历及诗作，感情充沛，眉飞色舞。下课后，冯淑兰（沅君）笑着说：‘胡老师可能受元稹‘自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一语的影响吧。’我点点头。”

事实的确像程、冯二位教授所说，小石师对杜甫的挚爱是深厚而绵长的。距1921年整整四十年之后，在老师离开人世的前一年，也就是1961年五月，在南京大学纪念校庆举办的讲座中，他以七十三岁高龄的抱病之身，走上讲台，满怀激情地把自己最喜爱的诗人杜甫及其诗作精华《北征》与《羌村三首》介绍给广大师生。老师一生南北主讲席者达到五十三年之久，这次是他生前所作的最后一次讲座，是他留给我们的最后一笔精神财富，弥足珍贵。讲座的听众很多，除中文系师生外，还有外系师生，整个大教室内座无虚席。当时南大校长郭影秋、副校长范存忠、南京师院名教授段熙仲等，都专诚来听课，就坐在我的前一排，我见他们一直兴味盎然，专注聆听。

小石师首先结合诗作的时代与区域，在黑板上画出地图，勾勒出杜甫由长安→奉先→白水→鄜州→长安→凤翔→鄜州的行踪，然后把《北征》与《羌村》作了比较，说：这两首诗写作时间紧相连接，《北征》稍后，要互相参看。在杜诗中，《北征》最长，《羌村》较短。从剧本说，《北征》是连台本戏，《羌村》是折子戏。从演员说，前者是长靠戏，有套数；后者是短打戏，折子。以诗而言，长诗波澜起伏，有张有弛，结构上未必段段精彩，而是有些精彩处，也有可以唬得过去的地方。而短诗则是集中、精练、吸摄人心，精彩处可使人易于感到，表现出来。《羌村三首》每首各从不同的角度着笔，每首都很精彩。

小石师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以丰富的材料逐字逐句分析了二诗的思想与艺术成就。他讲《北征》时，自谦是对这首大诗作一点“小笺”，一是小考证，小的修饰技术，具有特色者；二是杜为什么作此诗，主旨何在，提出己见。他以走路为喻，生动地说明唐代文学的发展趋势。初唐文学是走在长门闾巷；盛唐文学是乘着高车驷马在康庄大道上奔行，旁若无人，壮阔无前（如李、杜二公）；中唐文学有的是在园亭中休息（大历十才子），有的是爬山，走险峻羊肠小道（韩、孟、贾），有的是在大平原上兜圈子（元和诸公）；晚唐文学是离开陆地走水路，舍车而乘舟了（小令、词应运而生）。

《北征》为杜诗中大篇之一，结合时事，加入议论，将诗与散文融合为一；波澜壮阔，前所未见，且影响深远，为后来古文运动家以“笔”代“文”者开其先声。《北征》结构出于赋，既兼有众长又独抒己见，可谓古为今用。在风格上不近于国风而近于小雅。含有小雅的怨悱，但表现得隐微，难以看出，因为作者受到“温柔敦厚”诗教的影响。

对诗中的警策处，老师一一点评阐发。例如“旌旗晚明灭”不言日，只描写旌旗，而斜晖与晚风都依稀可见。“我仆犹木末”，人非猿猱，怎能行于树杪？原来诗人写景，往往只取片时的感觉印象，不加任何说明，此是一种手法，乍看似无理，而奇句却由此而生。诗要通，又要不通，要不通之通。诗的好处就在于此，如果全写通，就索然无味了。“天吴及紫凤，颠倒在短褐”，天吴短褐，正以两者不伦而相聚为奇。如《水浒传》：“拳头脚尖一齐下，打得大王叫救人。”以大王之威而呼救，其妙也在不伦。古人多有这种手法。诗中“瘦妻”，本是前年“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诗中人。今写其瘦，正见安禄山乱事之惨酷，反映直至妇女颜面上。人生一枝一叶，无不与时代社会息息相关，等等。

篇末“凄凉大同殿，寂寞白兽闼”二句，自宋以来注家皆未注意，也未得其解。老师据史料进行分析，精辟指出：此为一篇主旨所在。原来杜甫早于灵武擅立、成都内禅之日，已预见玄、肃将来父子关系必至恶化，因此不待南苑草深，秋梧叶落，便开始感叹上皇暮境有悲凉之感。诗用意深微曲折。

老师又举杜甫《奉先咏怀》与《写怀》二诗作比较，见出中晚岁思想的极大质变。杜历事既久，阅事转深，有鉴于玄、肃宫廷骨肉政争之酷烈，悟出礼为忠信之薄，孝慈生于六亲之不和。因此举出平日所受诸儒家之信条，及认为所以维系封建统治之纲常名教，全部付之粉碎虚空。此对杜甫思想内涵剖析得切中肯綮。

小石师对《羌村》也作了精彩评析。他说《羌村三首》小诗所写情景，多可补《北征》中所未及道者，篇幅虽小，而天宝末年之大乱，人民所受之痛苦，皆反映于字句中，并非仅为诗人自己的发愤抒怀。

前辈诗人在技术上有一控制世间万象的武器，就是动词。动词的选择与烹炼，须求其生动，深刻，新颖而又经济，可谓煞费苦心。如诗中“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的“怪”用得好，因兵荒马乱，妻子以为丈夫已死了，疑怪丈夫还活着，故用“怪”字。如用“喜”字反而肤浅了。“定”一作“走”，后者不通，因为夫妻之情，不会见丈夫“怪”而“走”开的，必然是用“定”字。

小石师就诗中“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二句引发开来说，看来这像是大白话，字面上什么也没有，清汤白水，其实它是极经济的，炼而又炼的。正如我们搞基建，打地基很花钱，大家看不到，看到的则是地面上的东西。讲到“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歔郗”时，他赞叹说：这二句好得很。一是表明哭声来得突然，来不及由门而入。二是门久不开，雀儿满门，不便行走。三是唐代墙头很短，邻舍多团集，故言满。但言“满墙头”，不更详说，以急迫之笔写出，与当时情景正相应。就在我们看不出有诗的地方，他却能探其微妙，开掘出深长浓郁的诗味来，这正是小石师诗学的专精独擅之处。

结合《羌村》所写的“酒”，小石师从科学史上将我国酒的历史变化作了生动的考证与论述。原来酒有两种，一是淡酒，一是烧酒。元代以前，中国只有淡酒，叫做“醴酒”，等于今天的酒酿。它又分清、浊，滤去滓的谓“清”，有滓的谓“浊”。这类酒可以多饮，因此“千盅”、“百觚”、“斗酒”的记载屡见不鲜。烧酒最初发源于阿拉伯，由蒙古人传入中国内地，从元代开始，中国内地人才饮用烧酒。此酒是“蒸熬取露”，用蒸馏法制成，味甘辣，不能像淡酒那样多饮。

小石师说读诗需要细心观察、比较，了解作者的习惯、性格，以推知其为人。他举例说，杜甫对待动物的感情不一样，厌恶鸡、虫，喜爱鹰、马。鹰和马是神骏的动物，由此可知杜甫是“神骏者”而非“酸丁”。他谈到唐宋人有一不同处，即宋人喜老，并以此命名，如商老、渭老、铉翁、了翁之类，其名少时即如此，由此可见宋朝的不振。唐人喜欢年轻，反映出国力的强大。老师说他一向喜欢唐人，不喜欢宋人。

小石师对杜诗含英咀华，深得其中三昧，多发前人所未发。他讲起课来，纵横开阖，触类旁通，既放得开又收得拢，既有文学家的激情想象，又有科学家的冷静严谨。他不论谈什么问题，哪怕是一个看来枯燥的考据，都能引人入胜。那次讲座真是满堂生辉。他自始至终抓住听众的心，与之交流，共鸣，与之一道去感受杜甫“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脉搏跳动。

那天发生的一桩趣事至今犹在眼前。

小石师是海内著名书法家，他的书法讲究用笔、结体、布白，有血有肉有感情，一点一画都具有破空杀纸的强劲弹力。大家对他的书法非常珍爱，一边听一边欣赏。当板书需要更换时，有位同学上前帮忙去擦黑板——突然，听众中响起一片“不”的反对声，一时间那位同学手持板擦不知所措，后来还是忍痛擦去了一小片。小石师见此情景，不禁哑然失笑。

小石师讲毕，领受这次难得的高层次艺术洗礼的听众，仍然端坐未动，一个个沉浸在诗美的回味之中。这时，郭校长走到台前，作了简短发言。他说胡老的诗学造诣如此精深，就在于他书读得多，学问做得好，知识渊博，生活体验丰富深刻。他要求在座师生都要向胡老学习，努力攀登科学知识的高峰。

讲座结束之后，我特地写了一篇专题报道，题为《胡小石谈欣赏古诗》，刊载在《光明日报》上。

三、学子的好导师艺人的好知音

小石师是一位传道、授业、解惑的好导师。他为我们研究生亲自讲授多门课程，都是他多年研究的心血成果。其中有《说文部首》，他不同于一般学者简单地将《说文》看成是一部字书，而是强调文字、声音的统一。他强调《说文》是一部声书，讲课时始终贯穿“以声求义”这一原则。讲《甲骨文例》课，他以客观的态度，从许多例句的分析排比和词汇在句中的地位，来说明词汇的性质，对甲骨文字的诠释多所发现。《甲骨文例》早于1924年写成，在甲骨文语法的研究上，有先导之功。这一科学的研究方法，有力地纠正了当时一些人以武断想象来解释甲骨文的错误。此外还给我们讲过《考工记》中的专题以及“楚辞”等课。记得有次在讲《湘君》、《湘夫人》时，老师顺带说了这么一句：从二诗内容的分析比较看来，也不排除有可能是写同性恋的。当时，我听了这话，大为震惊不安。小石师虽是年近古稀的老人，但思想活跃，性格开朗，接受新事物快，各种各样的新书都读得很多。他这一看法显然是受到西方文化人类学著作的启发。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他的这种说法是极其大胆又冒风险的，若张扬出去，弄不好就会被扣上“资产阶级腐朽观点”大帽子的。

小石师从没有门户之见，总是鼓励我们“转益多师”。他特地请来南京图书馆研究员陈方恪（系陈三立先生第七子）为我们讲《目录学》课，陈先生是近代有名的诗人、才子，学识渊博，对晚清文坛的掌故逸事了如指掌。他的课堂上，我们获得很多在书本上学不到的、活的文史知识。为了给我们打好扎实的史学基础，老师专程派我们去上海华东师大历史系跟束世澂教授进修古代史，为时两个月。

老师一贯诲人不倦，平时对学生既严格要求又热情关怀。学生遇有问题向他讨教时，他总是非常高兴，喜欢用明快、生动的语言来拨开迷障，让你豁然开朗，每次都会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记得有一次，我问他有关古诗的格律问题，他解答完后，又补充告诉我“格”与“律”的不同。他幽默地说：“格可变，律不可动。就好比每人脸上都有两眼一鼻一口，这是不变的律。但每人的眼口鼻都有长短、高低、大小之分，这是可变的格。”听了这一妙喻，我顿时感到昭昭然，至今仍牢记不忘。还有一次，我问他关于汉赋的问题，其中我谈到汉赋字汇难认，有点可怕。他听后笑着说：“别怕，别怕。汉赋字汇像恶花脸一样，看起来可怕，其实是纸老虎，你可以用同声来推求，这样就能解释开了。”听他说这话，我想起老师在教我们楚辞及其他课时，常常运用清代朴学家“声有不通以义求之，义有不通以声求之”的方法来解决书中的疑难问题，便照搬这个方法去试读汉赋，果然字汇就不那么可怕了。

我们做他的研究生特别值得庆幸的是，小石师给我们传授知识是没有“课堂”界限的。一遇有机会，他就兴致勃勃地带我们去接触外面的精彩世界。方式多样，不拘一格，或是看戏曲演出，或是去踏访古迹（秦淮河一带历史踪迹、六朝石刻等），或是邀我们去城南城北一些老字号的菜馆，一边品尝传统佳肴，一边谈今论古……就这样，使我们在赏玩活动中得到点拨，不断地开拓了知识领域，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了艺术素养。小石师对我们的这种亲切关怀与培养，当时曾引起我们专业以外的研究生们羡慕不已。

小石师一生酷爱昆曲。当时中央正积极贯彻民族戏曲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1956年在北京满城争说昆曲《十五贯》，因为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记得老师对此非常兴奋，特地带我们去看昆曲《游园惊梦》，对省苏昆剧团新秀张继青的技艺、唱腔极为赞赏，并为我们细加评说。他曾多次向我们述说昆曲界的悲惨往事：抗战前苏昆剧班来宁演出，卖座有时不到一成。他每场必往，并与黄侃先生合买数十张戏票，邀学生一道去看。然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剧班演毕，几乎无钱买车票回苏州。抗战期间，剧班更加潦倒，傳字辈艺人有的甚至因冻饿而死于街头。……老师说到当前，脸上焕发出光彩；如今南昆北昆都重新获得生命。南昆傳字辈艺人都归回本行，登场演出，并培育后进，世字辈与继字辈的优秀者接踵而起。老师为此特别欣喜，逢人便称道。南昆艺人很敬爱小石师，称他是昆剧的“保护人”。

在老师的熏陶下，我对昆曲也产生了兴趣，当文史馆邬铠老曲师来校开设昆曲课时，我每课必到，学会了一些昆剧名著的唱段，懂得了一些昆曲的音律与剧种特点，欣赏水平也得以提高。

除昆曲外，小石师对其他剧种与演员，也积极扶植，热情关怀，常常带我们去观摩。他曾带我们听苏州评弹，对当时的评弹新秀杨乃珍赞不绝口，提携有加。汉剧名角陈伯华来宁演出《宇宙锋》，他邀我们前去观看，使我们大开眼界。观后，老师写诗赞之：“宛转歌喉一串新，汉滨如见弄珠人。乍逢赵女来秦殿，何减梅家有洛神。面凄凉传古恨，批鳞慷慨奋微身。繁灯急管移情地，莫向遗编问假真。”将“赵女”（陈伯华）、“梅家”（梅兰芳）相提并论，足见他对陈伯华才艺的倾倒之情。京剧著名武生张桂轩，年八十六犹登台饰演赵云斩五将。张老尤擅演《翠屏山》中之拼命三郎石秀，持重数十斤的真钢刀登台，运转如飞，令人惊叹。老师对其甚为钦佩，我们也随之欣赏了这位老前辈的精彩表演。老师写两首《赠张桂轩》诗，其中一首曰：

薄海同欢春色回，孤花憔悴也重开。

翠屏千尺松林路，灯影刀光见汝来。

四十年后的今天，展读此诗，张老饰演石秀的英武雄姿犹宛然在目，小石师诗笔点睛的超轶才情，更令人拍案叫绝。

这里，我特别要提一下小石师与艺人董娘之间的珍贵友谊。据老师的高足、原南京博物院院长曾昭燏忆述，董娘（莲枝）抗战前在南京唱梨花大鼓，声音高绝，尤善“闻铃”、“悲秋”诸曲，师笃好之，每登场必往。曾赋绝句曰：

四座无声弦语微，酒痕护梦驻春衣；

年年花落听歌夜，雨歇灯残不忍归。

抗日战争爆发，董流徙于武汉、重庆，仍以演艺为生，师于颠沛流离之中，亦时往听之，曾赋五绝曰：

听汝秦淮碧，听汝汉水秋，

听汝巴峡雨，四座皆白头。

又曾与友朋在重庆同听董歌，赋三绝句曰：

巴蜀谁言是比邻，江楼邂逅乍眉伸；

君看急鼓凄弦里，尽是亡家破国人。

水阁秦淮灯万里，董娘秋老唱《闻铃》；

郎当此日同为客，夜雨千山忍泪听。

望江峡里悲江令，念孔桥西遇柳生；

桑海徵歌莫辞远，曲中犹有太平声。

师于艺人，爱之重之，视若门生、友朋，与当时之徵歌品色者截然不同，故董亦视师如前辈。1939年，师居重庆，慈母去世，师扶榇葬于重庆南岸。董所居距葬地不远，时盛暑，知师将过，与其夫陈君于路旁张盖设茶水以待。师甚感之，云：饮此一杯水，胜于富家珍馐百味万倍也。

我从小石师现存的诗作中检寻，他为董娘所赋之诗有八首之多，首首精彩动人，皆是由肺腑中流泻出的真情心语，饱含着对董娘才艺的爱重、对祖国民族兴亡命运的深深忧虑。除上述五首外，现将另三首也一并抄录如下：

解唱《霖铃》是董娘，流人一听鬓如霜。无端今夕沙头月，又逐歌声入夜郎。（《闻董莲枝赴金城江》）

弦急灯残梦影微，《淋铃》听罢泪沾衣。天涯犹是秦淮月，留照歌人缓缓归。（《四月十六夜，昆明遇董娘，为吾唱〈闻铃〉也》）

直到小石师晚年，一次偶过秦淮旧楼，触景伤怀，又写下最后一首忆董诗：

小鼓双铧夙定场，烽烟飘泊向蛮荒。《淋铃》一曲肠堪断，何处天涯问董娘？

“何处天涯问董娘？”这一绝唱永远给后人留下了不尽的怀想与惆怅。董娘不过是旧社会一名地位低贱的艺人，而身为名教授名学者的小石师对其艺技、人品如此珍爱、尊重，与她结为莫逆之交，几十年来不断为她赋诗，仅此一端，已足可揭示小石师人格的高尚，感情的率真。

四、吾生譬行文安问淡与绚

小石师曾在《即事次韵》一诗中写道：“吾生譬行文，安问淡与绚？”言为心声，诗如其人。他一生淡泊名利，为人正直峻洁。在新中国成立前目睹外患日深，生民涂炭，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深为痛恨，曾公开拒任中央大学校长，并与学生一道游行请愿，险遭不测。新中国成立后日月重光，老师备受党和政府的敬重，在政治、文教各领域都担当重任。他老而弥坚，志在千里，誓以其毕生贡献给祖国人民。综观老师的一生，不正像是一篇写得既平淡又绚烂、自然而瑰伟的好文章吗。

小石师一生在学术上有自己的执着追求，用他的话说是“前不同于古人，自古人来，而能发展古人；后不同于来者，向来者去，而能启迪来者。”这话可以概括他一生治学作文的宗旨。作为一代宗师的小石师，其毕生治学的最大特点即在于独出手眼，有自己的真知灼见，决不俯仰随人，亦步亦趋。正像他在《中国文学史讲稿》中所说：“凡是真正特立杰出之人物，决不屑走人家已走过之旧路。”也正像他在一首题为《岳麓山中》诗中所写：

独向深山深处行，道人拥帚笑相迎。

清丝流管浑抛却，来听山中扫叶声。

我很喜爱这一首诗。乍看上去，它是写诗人独行深山深处即兴而生的一种感受体验，细细品味，此诗是老师对人生，对治学作文的独特感悟与追求。他不屑去蹈袭人们走过的平坦旧路，偏向人迹罕至的深山深处去独辟蹊径，去寻求新的发现。在他看来，深山深处拥帚道人的“扫叶声”竟比尘世间的“清丝流管”音乐更加美妙动听。这是一种何等特立杰出的新境界，小石师毕其一生执意追求的正是这种新境界。

小石师曾说：学有造诣的人应兼具“儒林”、“文苑”之所长，既能搞研究，也要懂创作，在知识领域内，要达到既深且广。他自己正是如此。对于古典诗词，他不但致力研究，而且付诸实践，成为一位著名诗人。他一生所写诗词甚多，惜在十年浩劫中毁没殆半，后经吴白匋教授多方搜辑，始汇集为《愿夏庐诗词钞》计有诗二百五十一首，词十九阕，约存全貌之半，令人痛惜至极。小石师早年拜陈三立先生受诗学，由专习唐人七绝入手，而后兼习各体。因此老师生平讲诗学，最长于剖析唐人七绝，曾著有《唐人七绝诗论》。他所作绝句，指趣神妙，风调隽美，直追中晚唐。陈三立先生赞其诗：“仰追刘宾客（禹锡），为七百年来罕见。”今人钱仲联教授主编的《近代诗钞》录入小石师诗作达八十多首，称其风格独特，“玄思窎想，百锻千炼”，足见老师诗作在近代诗坛上的地位。

值此小石师冥诞一百一十周年之际，让我借用曾昭燏先生所写小石师墓志铭的两句结语，来表达我这个晚期弟子对先师的诚挚悼念之情：

千秋万岁，发潜德之幽光；

秋菊春兰，寄哀思于泉埌。

1998年7月2日

初刊于《胡小石研究》，南京博物院《东南文化》1999年增刊。先后收入《中华学苑随笔·走近南大》（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学苑奇峰——文史学家胡小石》（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金陵书坛四大家——胡小石》（南京出版社2003年版）。

忆子铭二三事

我们与叶子铭两家可算得上是“世交”了。我、王立兴与叶子铭、汤淑敏是相识相知达半个世纪的老友、好友。我们的女儿海若与他们的女儿雪泥二人同一年出生，又同在南京四中同班读书，结为同窗好友。两个孩子之间有很多惊人的巧合之处：同龄，同学，1990年先后获得奖学金赴美读研，毕业后都留在美国工作，先后结婚，又于同一年各添得贵子，都拥有温馨美满的小家庭。如今，又都在各自的事业领域拼搏着，书写人生的新篇章。

回忆起与子铭五十年来的交往，历史积淀叠印的镜头多得不可胜计，真不知从何说起。这里只好撷取几件印象较深刻的事来表述一下。

“我一定要回来”

子铭于1953年考入南大中文系，他比我们低一班。学生时代的他全面发展、品学兼优，一直担任班级干部，当过系学生会主席，喜爱打球，曾被学校评为乙级优秀生。读大学期间我们和他很熟悉。

1957年夏天，正值他大学毕业前夕，政治风云突变，同班三位同学在“大鸣大放”中被划为“右派分子”，当时身为团支部书记的他对此想不通，仗义执言，为同学鸣不平，并对历次政治运动按比例划分反革命分子的做法提出不同意见。这种“异端”言论在当时无异于以卵击石，惹来横祸，在党内遭到了严厉批判，并受到了推迟分配、延长党员预备期一年的双重处分。同学们都分配了工作，纷纷离校，他却被滞留学校一个多月，心情沉重，写诗吐诉道：“人尽室空，残笺狼藉；墙上孤灯，旧影难忘；同窗四载，一旦云别；此情此景，忆痕重重。”足见他当时的伤痛之情。子铭非常热爱母校，渴望留在南大优越的学术环境中继续深造。眼看当时班上很多同学（包括他的同乡同窗好友黄景欣）都被分配留校工作，他感慨万千，心潮翻腾，如果不因受处分，他这位优秀学子肯定也会留在南大，实现自己的愿望，如今只好由命运之神安排了。随后他被分配去苏州医学院当院刊编辑。领导答应他可以报考研究生，他便白天上班夜晚苦读备考。果然皇天不负有心人，第二年3月他考回了南大，成为陈中凡教授的研究生。当时我是胡小石教授的研究生，大家同属于古典文学专业，又同在一个研究生党支部，彼此的共同语言很多，相处得很好，无话不谈。一次在谈心时，他向我坦言：“当年我不愿离开南大，分配工作时，我内心非常痛苦，特地准备了一把小刀，临走前在老图书馆门前的一棵树干上刻下了‘我一定要回来’六个字，如今总算实现了……”这时的他洋溢着战胜噩运的喜悦，充满了对光辉明天的憧憬。他还向我透露出一个“秘密”，在苏州医学院工作期间，有位很好的姑娘见他夜以继日地工作、苦读，对他特别关切，并真诚地向他示爱。他很感动，但最后还是婉拒了，因为他一心要回到母校来，他不愿意为了恋爱停滞了自己的前进脚步，干扰了自己所追求的人生目标。

子铭回来了，回到他日夜思念的母校，回到他酷爱的文学园地上进行自由耕耘了。从此他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茅盾研究、文艺理论研究事业，并做出了卓越成绩。他一生也为母校研究生培养、学科建设以及全国汉语言文学学科学位制度的建设与完善，竭尽全力，做了大量工作。这些都为大家熟知并给予了高度评价。

这里想补充的一点是，子铭早期所涉及的文学领域是很宽泛的，这为他后来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例如他在进大学之初，曾一度迷恋诗歌创作，悄悄编成《沉思集》、《随意集》、《故乡行》等诗集，以后也有感而发，写过一些诗篇，但一直秘藏不示人。如今展读这些诗篇，青春时代清新之气扑面而来，字里行间都是从肺腑中流泻出的汩汩真情，亲切感人。

在大学时代，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大量中外文学名著，中国古典文学方面他涉猎过古代神话、陶渊明、唐传奇小说，并产生过浓厚的兴趣。1959年3月，研究生尚未读完，新来的系主任俞铭璜鉴于系里教师断档，青黄不接，决定将四个研究生（叶子铭、周勋初、侯镜昶、我）提前毕业，留系充实教师队伍，全部分配在古典文学教研室，担任教学任务。子铭和我除白天在学校上课外，每周还要到鼓楼职工夜大学去讲授中国文学史，我教先秦至隋唐部分，他教宋元明清部分，大家经常在一起切磋，互相帮助。他在做研究生时对代表北宋文学最高成就的大文豪苏东坡特别推崇爱好，平时着力搜集有关苏东坡文艺思想的各种资料。有一次他带着一包资料来到我们家，与立兴饶有兴味地谈论他对苏东坡文艺思想发展的研究心得，并征求我们的意见。当时我开玩笑地说：你对茅盾四十年的文学道路走通了，又要来打通苏东坡的文学道路了。他笑着说：不错。我是想从这位继往开来的大家苏东坡的创作道路下手，把整个宋代文学拎起来。当时他已写有《论苏东坡创作道路》书稿提纲五万字，已列入中华书局出版计划，可惜他之后因任务转移而未能最后完成此书，书稿在“文化大革命”中烧毁。为此他一直引以为憾。

他不适合做官

80年代中期，子铭被教育部特批为教授、博士生导师，又被委任为国务院学位办学科评议组中文组第一召集人。校内外繁重的教学科研与社会工作担子都压在他那瘦弱的肩膀上，他又是一个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人，为了完成任务，他放弃了个人的休息娱乐，成天夜以继日地苦干，殚精竭虑，呕心沥血。每次相遇，总见他双眉紧锁，大谈任务重、工作忙、会议多、上下人际关系复杂、难以处理协调，等等，连声叫苦不迭。我们听后很同情，但也无良策可献，只有劝他多关注健康，要他每天尽量抽出点时间锻炼一下身体。经立兴的再三动员，在淑敏的带领下，他一度加入了我们的晨练大军，每天在学校大操场上转悠几圈。但只坚持了十多天，便因为太忙，出差，开会，开夜车，长期养成的晚睡晚起习惯，从此偃旗息鼓，不见了人影。我嘲笑他不是“一曝十寒”，而是不“曝”只“寒”了。

有一件旧事，不妨在这里重提一下。

有一天，当时担任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的孙家正同志给我们打来电话，说是马上要来我们家面谈一件事。我们便在家等候。家正是中文系科班出身，在大学时代就是品德与业务兼优的好学生，一直在师生中有很好的口碑。在“文化大革命”的腥风血雨中，我们这些教师们一个个都变成了“牛鬼蛇神”或“准牛鬼蛇神”，往往会遭到造反派学生的白眼、辱骂，甚至棍棒相加。而家正在当时则截然相反，每每见到老师，仍一如既往地向老师有礼貌地打招呼。仅这一小小举止，就彰显出他不随波逐流的可贵人品，令老师们感动不已。那一天家正来我家谈的事是有关子铭当“官”的事。家正说省委领导根据不少同志的推荐，考虑把德才兼备的子铭列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人选，他特为这事来征询我俩的意见。他说：你们与叶老师私交很好，对他很了解，请谈谈你们对此事的看法。

我和立兴都摆出了自己的看法：子铭不适合做官。

我们认为子铭是个秉性淡泊名利、不求飞黄腾达的人。早在大学时代因研究茅盾而与茅盾这位文坛泰斗有较多个人交往，但他从来没有以此作为资本来炫耀过自己。毕业后留在系里工作，子铭与景欣两人分别在全国文学、语言学研究领域崭露头角，他俩的论著引起了学术界的瞩目，也因此受到当时的中文系主任俞铭璜同志的激赏。俞主任多次赞扬叶、黄，有意将他俩树为青年教师学习的榜样，一时引起“诗必盛唐，言必叶黄”的议论。当时的子铭并未因受到表扬而骄傲自满，也未因遭到议论而消沉气馁，他总是保持平常的心态，兢兢业业埋头苦干自己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低调对待外界繁杂的人事纷争。1961年春子铭曾被借调到华东局宣传部协助工作，去后不久即被以群同志邀去编写文科新教材《文学的基本原理》，书出版后被很多高校用作教材，起了广泛的影响。此时，组织上曾动员子铭留在上海，调华东局宣传部文艺处工作。可是他一心眷恋自己的学术事业，执意返回母校任教。这是他不求为官闻达，只求过学术生涯的最好证明。

把子铭放在什么岗位上最能发挥他的作用？我们认为他最适合的就是目前的岗位，在南大做教授，兼任些有关业务的社会工作，干这种工作不是当“官”，顶多是兼职的“学官”，不是脱离他的学术专业改行去做的党政官员。后者的“官”，他肯定是不愿意做、不会做也做不好的。为了避免两败俱伤，我们劝家正还是另觅人选为好。家正笑着点点头，说回去再研究研究吧。

事情过后，我们和子铭、淑敏谈及此事，开玩笑说我俩堵了子铭升官的路。他俩笑道：好，好，太好了。到底是老朋友，最了解、最帮忙了。

前几年在子铭的赠书上读到他十九岁时写的一首《无题》诗：“我来到这世界上，不是为了无忧无虑地吃喝，不是为了虚幻的荣誉与赞美；我要寻找那真正的歌，捕捉那飘忽于宇宙的音符。他告诉了我：人生是什么？”诗言志，诗如其人，从中照见出青年学子子铭追求人生理想的一颗纯朴赤诚的心。“虚幻的荣誉”早早就被他摒弃了。

美利坚感恩节之夕

那是1996年11月，我们正在美国探亲，住在女儿家，印第安纳州首府印第安纳波利斯市郊。很巧，当时子铭应邀去香港讲学并到美国探亲。他和淑敏住在麻州女儿家，跟我们通了电话。得悉他们夫妇俩同时来美，我们特别高兴，大家相约在感恩节时见上一面。按原定计划他俩本拟去爱荷华写作中心，可是子铭执意要到印地来看我们，于是便由他儿子星辰（时在伊里诺伊大学读研）驱车从芝加哥赶来。为迎接他们的到来，我忙把家里内外拾掇了一通，并在我刻画的一幅克科贝里（美国先民崇拜的象征生育、收获、幸运的神人图像）上加写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欢迎字样。当晚宾主共度感恩节，女儿按美国习俗烤了一只大火鸡（肚里塞满了各色美味配料），还准备了红酒与几样菜肴。既为过节，又为子铭一家三口接风洗尘。晚宴的气氛特别温馨、欢快。大家一边分食火鸡、喝酒，一边侃大山。只见子铭消退了多年来的“苦”相，由平时常见的内敛、凝重、不苟言笑的他，还原为青年时代的他：开朗、热情，妙语连珠，笑声不断——我和立兴深深被他多年来从未显现的真情性所打动，连他的夫人与儿子事后也跟我俩说：真难得，很久很久都没有看见他这么真正开心地谈笑了……记得他正在滔滔不绝时，突然戛然停住，沉吟不语，接着以严肃的神情望着我说：“吴翠芬，你还记得1966年9月有一天你叫我向造反派请假的事吗？”我当时听了一怔，被他问得一头雾水，什么“请假”？我摇摇头，说一点也不记得了。因为当时子铭正戴着“走资派黑标兵”、“30年代文艺黑线吹鼓手”、“新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等大帽子被打进“劳改队”在校园内进行改造。有很多次与他不期而遇时，他为了怕连累我们这些朋友，总是佯作未看见，故意扭头避开。可每次遇到他，我偏要停住脚步，大声唤住他，给他打气，劝他要咬牙挺住，一定要等到水落石出、冤情昭雪的那一天。因为好多次遇到他，总是我说他听，他很少讲话。我实在想不起他提出这件“请假”的事了。他见我一脸茫然的表情，便一字一顿地说：“这——件——事，我——一辈子——也——忘——不掉。当时淑敏快要临产，你在中文系小楼旁边的小路上遇到我，问我有没有向造反派请假，回家照顾一下淑敏？我说没有。你当时很急，说一定要请假，生孩子是人生大事，你必须亲自照料才行。如果你害怕去请假，我就代你去请假！我当时点头答应自己去请假。你当时的这些话我一直到今天都记在心里，永远也不会忘记……”饭桌上原先的热闹空气突然冷凝了起来，大家都为子铭的这一席话动容。我万万没有料到，几十年前发生的、早从我记忆中抹去了的一件小事，竟在他的内心世界里烙下了如此深的印痕，足见他为人的恳挚，对友情的真诚。我被深深地震撼了。事后我和立兴谈起此事，感到世界上真正的友谊是无价的精神财富，君子之交淡如水，历时弥久情愈真，确是颠扑不破的人生之理。晚宴渐进入到高潮，大家的谈兴愈来愈浓，山南海北、古今中外地侃个不停。一向谨言慎行，口不臧否人物的子铭，也打开了紧闭的心扉，畅怀放言，指点江山，评说是非，和大家一直聊到深夜。——1996年美利坚感恩节之夕，“酒逢知己千杯少”的难忘之夜啊！

“利剑不在掌，交友何须多。”印地感恩节之夜，子铭动情地吟诵了曹植的这两句诗，淋漓道尽了我们彼此肝胆相照的情怀。是的，人生在世最难得的是葆有真正的朋友。愿两代的情谊，雪洁海深。（“雪”和“海”取各自女儿名字中的一个字）

收入《别梦依稀——叶子铭教授纪念集》，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1月。

忆郭老

弹指一挥间，六十年如白驹过隙。追忆与郭老的相识相知，浮现于脑海中的一些镜头总是那样鲜活……

我和王立兴于1952年考进南大中文系。在迎新会上第一次见到高两班的郭老（维森），他为新同学朗诵了自己的诗作，结尾两句至今还大体记得：“让我们铺设一条轨道，通向共产主义的天堂！”只见他仰天挥臂，以豪迈的姿势定格于会场中心。自此我认定这位学长是个激情四射的诗人。第二年，他提前毕业，担任了我班辅导员，在不多的接触中又感到他竟是个温吞水的迂夫子。记得有一次全班同学都买了票要去看下午场的电影，他偏偏在此当口召开班会，慢条斯理地作关于人生观的大报告，同学个个如坐针毡，心急如焚，催班长速写告急字条递上，大家才获得“大赦”，一路狂奔而去。

1956年我大学毕业后在胡小石师教导下读研，郭老是助教，也一起听课。后来我提前毕业留系任教，与郭老成为同专业的同事。熬过了“十年浩劫”，又一起在程千帆先生领导下的梯队里共同培养研究生。多年来和谐共事，密切联系，无所不谈，深感郭老是一个真诚可靠的良友，在任何情况下他绝不会背弃你。

提起“郭老”这个称号，倒是我给他起的，当时是出于一种亲切的玩笑。由于这个称号很切合他为人的率真、迂憨特点，很快得到大家的认同而流传开来。竟未料到，在“十年浩劫”中惹出了祸端。一次系里全体教师开会批判“五一六”（郭老当时也遭诬陷被隔离审查），久违晤面，我情不自禁地顺口唤了一声“郭老”，哪知他怒气冲冲地发火：“郭老——就是你第一个叫起来的！今天这里是什么场合，你还郭老不郭老呢……我已经为这个挨批了，批我妄自尊大，居之不疑呢！”听了这话，我大吃一惊，“郭老”二字竟害得维森背上了黑锅，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这个始作俑者实难脱罪责啊！直到郭老莫须有的“五一六”罪名抹除前，我都为此有点惴惴不安。

实际上，郭老并非书呆子、迂夫子，而是密切关心祖国命运、时事政治，善于明辨是非，疾恶如仇的性情中人。每每谈及社会上的歪风邪气与官场的贪腐丑闻，他就义愤填膺，挥舞起老拳，一如当年朗诵诗时的激情四射。直到晚年沉疴不起，他依然时时关注社会民生种种问题，令我自然联想到九死犹存报国哀民之心的屈原来。须知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正是郭老一生用力最勤的人物，也是对郭老精神影响最大的楷模啊！

郭老富有才情，他的文章不是作（做）出来的，而是写出来的。他不愿作质木无文的高头讲章，喜爱随意书写自己读书的特有心得感悟，因此他的著作文章往往透出个人的灵气与才气。这里我特别要着重提及的，郭老还是一个不为人知晓的出色抒情诗人。我与他几十年交往从来没有过一次诗作赠答，可是2009年8月初，突然收到他送给我与立兴的一首诗。诗上题写“每日徜徉于校园偶有所感草呈一律谨呈王、吴二位方家请予指正”：

六十年来著履痕，一花一树总相亲。

频繁噩梦惊风雨，亦有朝阳伴好春。

逝水滔滔恩和怨，浮云片片悔与欣。

星空仰望无限远，方悟刹那一粒尘。

洗砚斋主人敬呈

接读此诗，既欣喜地击节赞赏，又感到些许不安。近年来他身患重症，日渐羸弱，诗中以噩梦、风雨、逝水、浮云种种无常变幻的意象寓寄、追忆六十年来的人生辛酸，以无垠星空与渺小尘粒的对比，感叹宇宙永恒与人生短暂，透发一袭悲凉之气，流露出深沉的感伤情怀。显然这样的心态极不利于他病体的康复。当时的我，对此特别敏感，心尤戚戚。因为四个多月前，即当年3月底，我突然被查出癌症（晚期），并被告知生命大限只有四至六个月！一时间天昏地暗，有如五雷轰顶，肝肠撕裂，直感震悚，剧痛……背着全家亲人，我号啕大哭了一场，决心置之死地而后生，要为爱我的人与我爱的人活下去！很快我就在精神上挣脱出癌魔的掌控，在亲人们悉心呵护关爱下，经中西医综合治疗，终于攻破了“生命大限”，安然度过了三年。每一天醒来，总满怀着生之希望，和相依为命的老伴一起迎接温煦的晨曦……接到赠诗，念及老友的身心病痛，我赶快提笔劝慰：

打油一首答老友洗（脂）砚斋主人

每人都是一粒尘，何须为此徒伤情。

噩梦风雨等闲过，恩怨悔欣一抹平。

一花一草生机旺，赖有朝阳暖在心。

躲进书斋成一统，自找乐子得安宁。

南秀村民敬复

我没有什么“雅”号，几十年来一直住在校区南秀村大院，便因地制宜拈出个“俗”号——“南秀村民”。看来我的“打油”起了点作用，他后来出书将结句“方悟刹那一粒尘”，改为“多彩人间何处寻”，惜与原诗意味情韵难以水乳交融。

之后，又收到了他的两首赠诗，一首是为我所画的“垂枝梅”题写的：

柔条似柳，

繁华如星。

清韵悠然，

可付流莺。

读后我大喜过望，想不到郭老还是个赏画高手呢。他以诗人独具的慧眼与灵敏的通感升华了拙画的意境与韵味。画者未必然，观者未必不然啊！记得一次小聚聊天，郭老打趣说是我绘画的“粉丝”，在座的淑敏也称是“粉丝”。真焉？假焉？“荣幸”突然而降！大家相互调侃了一阵子。

另一首是郭老、学梅同贺我们金婚之禧的：

疑是梅恋柳，

又似柳慕梅。

不效风逐沙儿缠绵舞，

不羡蝶绕花儿蹁跹飞。

本非并蒂莲荷枝连理，

天意同根醒梦情相随。

这首诗托物寄情，浮想联翩，将梅与柳的真诚恋慕区别于风与沙、蝶与花的轻佻追逐；以“天意同根”巧喻我与老伴的青梅竹马结合；“醒梦情相随”又由梅柳引发出《牡丹亭》醒梦生死情缘，表达了对我们金婚的赞贺与祝愿。构思巧妙，丝丝入扣，蕴含隽永。老友的用心何其良苦！我们为之深深感铭……

遗憾的是我患病后，三年来为寻医问药一直不停地往返沪宁，行色匆匆，未能与郭老常晤面，更无闲情与他谈诗论画，听取他那精到的感悟了。

去年5月23日我们自沪回宁，第二天郭老因病情加重住进了省中医院。6月1日老伴特地去医院探询病况。19日我俩一起去探望。我坐在他病榻旁，与他交谈了足足有五十分钟。他患重症，我患绝症，同遭不幸，更易相怜。我敞开心扉现身说法，力图化解他内心的纠结，并激励他奋起与病魔进行殊死斗争。只见他频频点头，有时又轻轻叹气。我说的多，他回应的少，我提出要和他一起比赛，力争多活若干年。他苦笑笑同意说：“好啊，努力吧……”当谈到住院现状，他紧锁眉头，连声叹息，有时又冒出几句颓丧的话来。我随之劝慰了一番。临别时，我以玩笑口吻警告他：你可别胡思乱想去“从彭咸之所居”啊！

不久听说他从省中医院转到脑科医院，后又转到了省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8月6日从学梅处得知郭老病情恶化，经我们坚决要求，才设法以家属身份于当天下午进入监护室探视，限时三分钟。只见郭老闭目静躺在白色病榻上。我们拉着他的手，呼唤“郭老！郭老！”他毫无反应，我们泪水夺眶而出……第二天下午郭老终于解脱了病痛之躯，驾鹤西去了。

老友走了，但六十年叠印的影像仍历历在目，他的音容永远存活在我们心中。祈愿他在那极乐世界中安享永恒的康乐幸福！

逝水滔滔入沧海，心路遥遥上云天。阿门！

2012年3月27日于南秀村

刊《南京大学报》2014年4月20日（总1124期），后收入《郭维森先生纪念文集》，凤凰出版社2014年版。

三代儿孙载不尽您的恩情

母亲在一个静谧的秋夜安详地走完了人生旅程，如今入土为安，静卧在雨花功德园的草坪之中。母亲虽然走了，给三代儿孙留下的是无尽的哀婉与思念……

母亲识字不多，不会讲什么大道理，但心智极高，通晓事理，思想开明。她常说：“我没有儿子，只有女儿，在我眼里，男女都一样，女孩子照样能有出息。”有时，母亲坐在我身边语重心长地说：“孩子，不吃馒头也要给妈争口气啊！”她对我施行的是“放鸭式”开放教育，给了我极大的民主自由，尊重我的意愿、爱好和选择，只要我在读书、写字、画画，做任何事，就神圣不可侵犯，油瓶倒了也不用去扶。而她则包揽一切大小家务活，吃苦耐劳，甘之如饴，一生无怨无悔。在母爱的呵护下，我成为南京大学的一名教师。同样，她也用“放鸭式”的“不管”教育法，一手带大了我的两个女儿以及女儿的女儿，把她们放飞在自由的天地中，将她们一一打造成了“有出息”的女孩。

作为女儿，此生此世我最难忘的是母亲曾用伟大的母爱拯救过我一度垂危的生命。1945年，侵华日军行将崩亡之际，这伙丧心病狂的强盗在各地饮水河井内撒下了致命的伤寒病菌，致使大批无辜百姓中毒死亡。当时年幼的我也不幸中毒，感染上严重的斑疹伤寒，一直发高烧昏迷得不省人事。西医已宣判了我的“死刑”，母亲日夜抱住我哭泣，并不停地念叨：“上帝啊，老菩萨啊，保佑我可怜的孩子吧！”一天在迷迷糊糊之中，母亲背着我来到一名中医家，双膝跪地，恳求这位小刘先生收治濒临死亡的我，哪知他给我把脉、望诊后直摇头，拒绝医治。经母亲苦苦哀求，他表示只好“死马当活马医”了，便冒险开了三服“虎狼药”，说如能好转是天命，否则只有办后事了。结果吃了他的三服药，我全身都出了小粒疹，好像是撒满了小米似的，我竟死里逃生地得救了！母亲欣喜若狂，抱着我喜极而泣，特地借钱买了一面锦旗送给这位救命的神医。

母亲生性乐观开朗，坚毅顽强，再大的磨难痛苦也击不倒她。1970年“文革”期间，母亲不幸患上了宫颈癌，当时我和先生都在南大溧阳分校搞“斗批改”，按规定运动期间一律不准请假回家，我心急如焚，和工宣队军宣队领导大吵了一架，才批准我一个星期的假，回家来探望母亲一趟。她独自一人含辛茹苦，拖着孱弱的身体抚养着两个年仅四岁、十二岁的外孙女，每天操持着繁忙的家务，还要定时挣扎着来回挤公共汽车去江苏医院（今省肿瘤医院）做放疗。放疗的负面反应很大，母亲强忍着身心的剧痛与癌魔做拼死斗争。当时我们收入低、生活拮据，有时靠卖书借贷度日，拿不出多余的钱给她买贵重的药品和营养品，她就到处打听偏方，吃些廉价的药物和食物。有些民间偏方的用料与服法很稀奇古怪，我们怕它有毒副作用，多次劝阻母亲不能食用，可她不听，说与其让癌害死，不如大胆尝试偏方，以毒攻毒，果不其然，和母亲同时生病的病友纷纷谢世，而她终于以顽强的生命力战胜了癌魔，夺回了健康，又幸福地和亲人共同生活了三十五年，创造了生命的奇迹。为此，省肿瘤医院把母亲列为治愈成功的范例，每年都进行跟踪调查，寄来表格，逐项填写她的健康状况。母亲的抗癌成功，足显她旺盛的斗志，她的精、气、神是何等了得！

母亲除了抗癌，还一直与高血压、糖尿病做斗争。可她哪里像个病人，成天忙里忙外，还自得其乐。在身体硬朗时，也爱热闹，爱交游，打打麻将，哼哼小曲，拉拉家常，与重外孙女嬉戏一团……母亲九十岁高龄时不慎摔断了大腿，在鼓楼医院住了半年，在吊腿牵引治疗时整整三个月不能动弹，可她却以非同寻常的毅力忍住剧痛，骨折终于痊愈，可以用助行器行走自如。连医生也赞叹，“如此高龄能抗住牵引折磨，并能重新行走，实在不容易。”之后，她住进老年康复中心。直到突然去世的前三天，母亲仍在坚持锻炼，用助行器在长廊不停走动。

母亲虽年事已高，体弱多病，但关爱儿孙们的亲情依旧炽热如火。在生命垂危之际，她紧紧拉住我的手说：“你们不要为我担心，我一点也不害怕，93岁了该走啦，你们老是盼着我活到100岁，如果到那时瘫在床上，不省人事，活着受罪，倒不如趁早平平安安地走了为好。”在最后的日子里，她特别关心两个外孙女的小家庭，一再问到重外孙女庭庭明年考大学的事，一心挂念远隔重洋的美国外孙女和她三岁半的儿子小丁丁。母亲说：“可惜我未能带过小丁丁一天，未能给他缝过一针一线，也未能为他花过一分钱……”母亲弥留之际唸叨的不是自己，而是家中第四代小成员，她最心爱的重外孙辈。母亲一生总是心系亲人，甘愿为儿孙做无私的奉献，把她宽厚博大的爱洒向一代又一代，为儿孙们耗尽自己最后一滴心血。母亲，您在儿孙们心中留下的是永不磨灭的印记，取之不尽的无价财富。

母亲啊，“殷殷寸草心，难报三春晖。”三代儿孙们的生命之舟永远永远承载不尽您的如山重恩，如海深情！

刊《现代快报》2005年12月4日

圆梦——美国讲学记

初中时，我曾有过出国梦。当时进的是教会学校，学校对英语课抓得很紧，教师教得也好。教师教育我们把英语学好，将来可以进一步深造，甚至出国留学。在老师的鼓励下，我对英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初中三年打下了较好的基础。但当时的出国梦也只是小孩子的一种遐想。高中时家乡解放，英语课停摆，进了大学学的是俄语，做研究生时学的是日语。文革劫难，蹉跎了十年最美好的时光，搅得心灰意冷，所学外语都荒废了，出国梦想也不用想，早已成了泡影。

斗转星移，一声春雷，炸烂了“四人帮”，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中国大地又在扬帆前行了。1979年邓小平访美后，开启了中美文化教育交流的大门，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我校也积极行动起来，开始筹划中美校际之间的学术交流，英语培训班也就在这时应运而生。

1980年暑假刚改完高考语文试卷，我系总支书记找我和另外两位教师，告知学校为了接待外宾和出国的需要，将开办暑期英语口语短训班，为期一个月，系里决定我们三人参加。听到这一消息，我有些犹疑，暌别了三十二年的英语，如今还能再捡起来？但这也重新燃起了我的出国梦，在家人的支持和友人的鼓励下，我终于决定参加。短训班从7月24日至8月25日，外文系的四位老师轮番授课，个别辅导，强化口语训练。不到一个星期，我系另外两位教师就自动放弃，不再来上课了。我起始学口语对话时也张不开口，想打退堂鼓。总支书记特地找我谈话，说你不能再退学，否则中文系要吃批评了，为此我只好硬着头皮学下去。顶酷暑，战高温，苦学苦练，一个月下来，阅读、听力都有了不少进步，我又重拾起学习英语的自信。在结业时，大家都用英语汇报了自己的收获，外文系罗长炎老师最后总结时，用英语说了“有志者事竟成”（Where there is a will，there is a way．）来激励大家，使我信心倍增。

学期一开学，学校又决定继续开办英语提高班，为期三个月。因大部分学员都有工作和教学任务，改为每周两个晚上上课，课程仍由罗长炎等老师执教。老师抓得很紧，讲授、习题、提问、背诵、默写、对话，这种强化训练，大家一刻都不敢懈怠。三个月学习结束，老师突然宣布，学校将举办两期出国师资培训班，每期3—4个月，由外籍教师任教。现拟从提高班推荐一部分学员，经外籍教师口试通过后参加学习。我也在被推荐之列，有些胆怯。罗老师鼓励说，你语感好，发音好，定能成功。12月11日外教口试时，居然顺利过关。12月18日培训班开学，主管文科的范存忠副校长和教务长出席，勉励大家学好英语，不辜负学校的期望。从这日起至5月9日，跟着外教学习了四个多月。从5月10日至7月7日，因奉命去北京入闱参加高考语文的命题工作，中断了一段学习。返校后，为了巩固学习成果，又到外文系旁听有关英语课程，直到1982年上半年。

这两年来，除了教学任务和必要的社会工作外，我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英语学习上，原拟的科研课题只好搁置在一边。毕竟年纪大了，记忆力大不如前，口舌也不如以前旋转自如，不加倍努力不行啊。为了训练口语和听力，我每天都跟着录音磁带反复练习，和小女儿用英语对话，还买了一台收音机，收听美国之音。为了帮助记忆，我对英语语法、句型、短语、词汇、俚语谚语，分门别类做了几十本小笔记，还阅读了一些英语小说，连日记也改用英语写。攻克英语，痛并快乐着，其中的甘苦得失，只有自己清楚。当时曾有人友情地提醒，说你刚刚提升副教授，主攻的应该是科研，现在如此辛苦地学外语，是否得不偿失。友人的劝导我是感激的，但为了梦想，我又怎能放弃呢。为此我用英语写下了“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Nothing in the world is difficult for one who sets his mind to it.），放在案头，每天看一看，鞭策自己。

1982年9月开学不久，在教育部的牵线下，我校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立大学达成了双方互派访问教授去对方讲学的协议。内大派一地质系教授来我校地质系讲学，我校派我去内大英语系和现代语言系讲授中国古代文学。经与内大英语系联系，希望他们能将中国古代文学英译本教材寄来，以便做些准备。直到11月初，该系仅寄来了英译本教材上下册的目录，这给我的课程准备带来了很大困难。没法只好先将英文目录还原成中文，然后按图索骥，由老伴帮助搜集、复印、抄写有关材料，并借助我国专家翻译的《唐诗三百首英译本》、《中诗英译比录》等书作一些准备。但因未见到英译本教材，心中还是无底的。

带着一种使命感，12月26日离宁赴京，到教育部报到，办妥一切手续后，29日只身飞旧金山，1月3日由旧金山经丹佛飞抵内布拉斯加首府林肯市，入住内大校区附近的公寓。次日见了英语系正、副主任和秘书，领取了教材、有关用品及办公室钥匙。主任告知这是一门选修课，每周2学时，一学期3个学分，订于11日正式上课。由于我的英语还不能完全胜任中国古代文学的表述，系里特地为我配备了助教翻译徐隆先生，这为我上好这门课增添了很大信心。一个星期内我抓紧时间熟悉教材，并按照要求写出教学大纲，大纲包括每周的讲授内容、必读及参考材料、四次作业内容（paper）等，大纲要打印好发给每一位学生。在第一次上课时，我除了作了简短的自我介绍，概述了南京、南大、中文系的情况外，主要讲了这门课的目的要求，对英译本教材的看法，宣读了教学大纲。在翻译的客串下，学生提了不少问题和建议，气氛活跃。这门选修课正式注册生共16人，除英语系和现代语言系外，还有教育系、政治系、新闻系、计算机系的学生，大多是研究生，他们都是对中国文学有兴趣才来选修的。此外还有几位教授旁听，其中一位奥马哈分校的教授，每次都是开车一个多小时来听课；还有一位美籍菲律宾华裔女教授，每次都是等我下课后辅导答疑结束，陪我一道离开学校，有时还邀我共进晚餐。她像老大姐般的呵护，令人感动。

这门课从《诗经》到《红楼梦》，跨度大，选材内容多，要想在16周的时间内既要理清中国古代文学各个时期的概貌，又要选取其中代表作家作品作重点讲解，颇费思量。根据美国学生的特点和要求，我在教学中尽可能把时代背景讲清楚，把作家介绍清楚，把作品内容作重点提示，讲细讲透些。学生对时代和作家作品理解了，也就有了兴趣。在备课上，除了将中文讲稿写好事先交给翻译准备外，费时最多的，还是对英译本教材的熟悉掌握，因为课堂提问、讨论、答疑、小结、包括板书等环节，以及随时纠正教材译文中的一些错误，评改paper等，虽有翻译协助，但还得自我掌控。如何让中国古代文学（尤其是诗词）这杯浓洌美酒不致因为几经转译变成淡而无味的半盅白水，如何让学生了解作家作品的杰出成就、人文内涵和美学价值，这是我在教学中考虑最多的问题。

早在上课前，我就从翻译和留学生中获悉，美国教学不能满堂灌，而是要采取教师讲授、课堂提问、师生讨论等方式。入乡就要随俗。为了适应新的教学模式，备课时诸多教学环节都要考虑周全。美国学生学习自觉，思想活跃，他们按照教学大纲的布置，事先阅读了有关材料，有备而来，总能提出很多问题，讨论热烈。如我在讲屈赋《湘君》、《湘夫人》时，点出两妃是女同性恋者，说明在2300多年前，中国文学中已有描写同性恋的作品。这引起了学生的浓厚兴趣，他们以弗洛伊德的性爱学说解释同性恋是自古就有的现象。就希腊神话中乱伦的故事情节，询问中国上古神话中有无这些描述。在讲嵇康和陶渊明时，我介绍了魏晋的名士风度：服药（五石散），嗜酒，女性化，行为奇特，不满现实又逃避现实。学生以中美文学作比较，说这和美国50年代“垮了的一代”的文学青年很相似，这些人吸食大麻，狂歌劲舞，行为古怪，反抗现实。他们认为竹林七贤是魏晋时期“垮了一代”的代表。对陶渊明的归隐田园，他们说美国“垮了的一代”也有类似情况，其领袖人物施奈德如今就在洛杉矶郊区过着陶渊明式的田园生活。有的学生还想就这一现象写出文章，进行探讨比较。学生还就《霍小玉传》中李益形象、《红楼梦》中王熙凤形象各抒己见，展开了热烈争论。有趣的是，旁听的菲律宾华裔女教授甚至以自己的恋爱经历，来说明小说对李益的谴责是对的。以上数例可以看到美国学生视野开阔，善于独立思考，即使对教师的讲课内容也不时提出不同观点。我深深感到，在美国课堂，教学相长，师生是平等的，教师既是老师，也是学生，从学生的提问和讨论中，真是获益多多。

另外，配合教学，我还运用了一些其他环节。如绘制图表，让学生对各个时期的文学发展脉络有清晰了解。运用我的绘画技艺，画了国画“屈子行吟图”、“太史公抒孤愤图”、“嵇康图”、“李白图”、“梅竹图”，以及烫画“湘云眠芍”等；选取“贵妃醉酒图”、“三打白骨精”等图片；播放《牡丹亭·游园惊梦》昆曲、“聊斋俚曲”等，这些对学生理解中国古代诗文小说和戏曲音乐也起了辅助作用。美国学生还希望我用幻灯配合教学，只是受条件所限，未能做到。

由于我在课程开始时即指出英译本教材在编排和译文方面的一些错误，校系领导甚为重视。英语系主任跟我说：伯奇（Birch）教授的《中国文学选》上册从1965年到1980年已发行了十三版，下册从1972年到1981年已发行了四版，学术界一直反映很好，很多学校都以此书作为教材。你发现的问题很重要，希望写成文章，我们将推荐你参加今年3月在加州圣·巴巴拉举办的“全美比较文学学术年会”。时间尽管很紧，但能有这样一次以文会友的机会，我还是欣然接受了。在写作过程中，我听取了一些教授的意见，他们说美国的评论文章，不是专揪辫子，而是以立为主，提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再归纳问题进行纠错。美国教授的友情建议，体现了一种很好的学风。吸取了这些意见，我花了半个多月的时间，完成了初稿，经过修改翻译打印后，于3月24日至26日参加了圣·巴巴拉的学术年会，并在会议首日上午宣读了论文，作了一次中西文学学术交流的尝试，对美国学术会议有了粗浅的了解。

按照美国学校规定，学期结束时学生要对任课教师进行背靠背的评议和评分，教师也要写出教学小结交给系里。我的“中国古代文学”课得到了好评与高分。大家写了很多热情、溢美的评语，有的学生在评议纸上写着，这是他们在内大英语系所上的最好的课程（这话只能看作对我这位外籍教师的特殊鼓励）。一些学生表示要好好学习汉语，争取到中国学习中国文学。英语系领导也对我在内大的工作作了总结鉴定，写信向中美学术交流负责人作了汇报，并将中英文汇报信件和学生的评议都复印了一份交我带回。学期结束前的最后一节课，我作了教学小结，重点总结了中国诗的特点。学生听说我即将离美回国，表达了惜别之情，纷纷为我饯行。对着碧眼黄发、闪烁着一双双好奇的渴求知识的学生们，眷恋之情流淌心间。想到能在美国传播中国文化的种子，感到无比的欣慰。

也许我是第一个来内大讲学的中国教授吧，我受到内大和当地的重视和关注。我飞林肯市时，内大副校长和秘书曾亲自去机场接机。到校不久，内大校长、副校长和主管中美学术交流的负责人亲自接见、宴请，我递上了我校郭令智校长给内大校长的亲笔信，双方都表达了进一步发展两校学术交流的愿望。三位领导还简要介绍了内大的情况，说在州政府的支持下，内大是最早和中国高校进行学术交流的大学之一。交谈中，校长特地向我校范存忠副校长致意，说他的英语极好。我也简单介绍了范老的情况。来内大伊始，《内大日报》的两位记者就来采访，并将采访内容和我的照片刊登于报纸头版，这下给我带来了很多社交活动，经常应邀参加校内外的各种宴请，连奥马哈分校也有约请。不少教授，尤其是女教授，以及曾去中国访问或即将去中国讲学的教授，都热情相邀。如即将去我校地质系讲学的Fagerstrom教授，就两次设家宴，一次请我参观他的实验室。一些华裔教授更是不止一次地宴请或参加他们举办的Party，如校长中文顾问、天文系梁鉴澄教授，教育系樊星南教授，美术系张汉平（女）教授，我校校友、金陵大学化学系1939年毕业的阎振华教授及其夫人陆澹如女士等，都是盛情款待。此外，教会在州长官邸举办的大型Party和宣讲会、内大音乐系举办的音乐会，也被应邀参加。我还为政治系师生作了“中国古代诗歌”的报告，为英语系教师介绍、座谈了“中国教育制度”。其间内大举办“国际艺术节”，我应邀作了三幅画（两幅国画、一幅烫画），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展出活动，受到欢迎和好评。我也抽空画了几十幅中国画，分送给校系领导和中外师生友人。这些活动虽然占去了很多时间，也很忙累，但彼此增进了了解，传播了友谊，增长了见识，内心是很愉快的。讲学期间，内大还破例资助我参加了圣·巴巴拉的“全美比较文学学术年会”，并先后去洛杉矶、华盛顿、纽约参观访学。学期结束后，我先后在公寓楼宴请了中美学术交流负责人，在湘川饭店宴请了校长、副校长，以表示我的谢意。他们赞许了我的工作，说接到Fagerstrom 来信，他对南大的安排很满意，一切顺利。校长说，现在两校交流已有了好的开端，希望交流持续发展下去，请南大再派教授来内大讲学，社会科学的欢迎（特别提到中文、历史），自然科学的也欢迎（可来内大讲学、进修、合作搞科研）。返校后，我向学校领导及外办转达了内大校长的意见，交上了“我在美国的工作简况”报告，并将内大校系领导对我的工作评估信件及学生对我教学评议的复印件，交给学校。随后我又赴京，向教育部作了汇报。

离国才知道国的重要，才真切感受到同胞间的骨肉深情。在美半年，曾得到我驻美华盛顿使馆、旧金山总领馆、纽约总领馆的帮助，每次入住使领馆，都有“家”的感觉。在林肯讲学时，更受到我国留学人员多方面的关怀。翻译徐隆先生在我抵达林肯市前就为我租好了公寓，抵达林肯时，徐隆和魏薇女士，以及我校校友王光信先生去机场接机，次日王光信又去机场为我领取大件行李。他们帮我办理有关手续，熟悉周边环境，介绍学校情况。生活上更得到无微不至的照顾，领我购物，指导使用各种电器，甚至我的衣着修饰也得到谋划指点。我们同一层楼的留学人员经常都是做好了饭菜在一起吃；每周二我下午去上课，返回时，总有人为我和翻译徐隆做好了饭菜，等我们共进晚餐；同样，徐隆中午十二时半听课回来，我也做好了饭菜等着他。大家真是情同手足，亲如一家。我在教学上，由于徐隆的协助和精心翻译，取得了圆满成功，大家都很高兴。内大有我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共三十人，他们或公派，或自费，都是改革开放后首批赴美的留学人员，大家都很珍惜这难得的机遇，学习、工作勤奋努力，快捷高效，受到美国教授们的好评。有位研究生仅用了一学期和一个暑假就拿到了硕士学位，得到了校长的赞扬，在内大传为美谈，连台湾留学生也很钦佩。我们和台湾留学生虽有些观点分歧，但他们对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是赞许的，希望祖国富强都是一致的。彼此求同存异，友好相处。当时王炳章、胡娜事件炒得沸沸扬扬，我国留学人员团结一致，同声谴责这些丑类，向美国友人和台湾同胞揭露他们的丑行，维护了祖国的尊严。个别台湾留学生悄悄地跟我们说，他们也鄙视这种人。另外，我在美国其他城市访学时，也是吉星高照，得到同胞和校友的帮扶。在洛杉矶，受到我校访问学者戴文麟、赵曙明先生和释照初校友的热情接待，妥为安排食宿。在纽约，受到我校访问学者李庆余先生的照料。在圣·巴巴拉参加学术会议时，一次迷路，一位二十岁的柬埔寨华裔姑娘刘婉嫦，得知我是祖国大陆来参会的学者，热情地把我领到她的家中，招待了点心饮料后，亲自将我送到住地。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都令我铭记于心。所谓家国情怀，同胞情缘，不出国是不会体认如此深刻的。

他山之石，可以镜鉴。在美半年，最大的收获，是打开了一片天，开拓了眼界和心怀，磨荡了固有的一些理念和思维模式。美国师生的自信自在、热情友好的生活态度，美国教学方式和学术研究的求实求新、尊重包容的科学精神，令人印象深刻，耳目一新。《易传》说得好：“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这不正是美国人也是我们所追求的境界吗。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接云帆济沧海。”乘着改革开放的云帆，凭着一股“痴”劲，“韧”劲和自信，我终于跨出了国门，圆了梦。

顺带记一笔。本来我还可以去美国北卡罗纳大学讲学，协议已签订，在即将成行时，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交流戛然中断。这不能不是一件憾事。

附记：

1983年我赴美国林肯市内布拉斯加大学讲学半年，回国后曾想把这一段美好的经历写下来。但当时怕有“露才扬己”之嫌，引起不必要的烦恼，写了个开头就搁下了。退休后，我和老伴多次去美探亲，访问不少美国大学和美国友人，重游了华盛顿、纽约、洛杉矶等地，这又燃起了我的写作冲动。我和老伴说：我已跳出三界外，现在可以自由自在地把那一段经历记录下来。借此对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对我国教育部和母校，对内布拉斯加大学的领导和师生，以及华裔友人和我国留学生、访问学者的关爱和帮助，表达我的感激之情。

写于2004年10月

刊《南大校友通讯》2015年春季版（总第66期）

陈香梅之女宣州访行记

1994年12月19日，我校聘请美籍华人、著名社会活动家陈香梅女士为名誉教授。在逸夫馆报告厅举行的受聘仪式上，陈香梅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当她提到女儿陈美丽三年前曾来南大访学、去宣州访行时，倏尔将炽热的目光投向坐在台下的我，说：“吴教授，我和您是两代情啊！”接着，她带着母亲的自豪告诉大家：女儿陈美丽今年荣获佛罗里达大学颁发的教学一等奖。顿时，全场激起一片热烈掌声……

1991年暑假中的一幕，在记忆荧屏上映现。

1991年7月20日，暑假开始不久，美国佛罗里达大学亚洲学系陈美丽教授——美国“飞虎队”队长陈纳德将军与美国政坛著名华人陈香梅女士的二女儿，应邀来南京大学访问三周，为她正在撰写的《谢朓研究》一书搜集资料、座谈交流与进行实地考察。日程安排得很紧，陈美丽教授分别与中文、哲学、历史三系的有关专家教授举行学术座谈，并参观了栖霞寺藏经楼、六朝萧憺墓石刻、石头城、中华门、夫子庙，以及渤泥王墓和南唐二陵，又在南大图书馆查阅了有关典籍，然后于8月5日至8日，由我与校外办小杜陪同，专程赴著名的历史文化古城——安徽宣州市，考察南朝齐代诗人谢朓的踪迹。多姿多彩的四天宣州之行，在今古相接、中外切磋中，摩荡出了种种事物，种种情思。它们大多像敬亭山上的流云，一片片在眼前飘忽过去，但也有几片竟飘驻到我的心头，飘落到我的笔端，于是挥洒而出，便缀成了这篇散记文字。

不解之缘

也许是因为陈纳德将军与陈香梅女士的传奇故事久久扣人心弦吧，当我在斗鸡闸外宾接待室第一眼见到陈美丽时，竟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这是她，雪秋雅·露薏丝。这个动听的英文名字，是陈香梅以自己姐姐的名字为女儿起的。中文名字“美丽”，则是蒋介石先生起的。望着她一双深凹、明亮的大眼睛，立即浮现出陈香梅描写陈纳德的字句：“这双深凹、敏捷、几乎像浓密的黑发一样乌亮的眼睛。”果然，我的联想有据，陈美丽告诉我，人们都说她长得像父亲。不过在我想来，女儿虽在体貌品性上秉承了父亲的特点，但在气质内涵上必然同样秉承母亲的禀赋。陈美丽得天独厚，出生于异族联姻的家庭，从不同种族、却同是极优秀人物的父母身上，兼得了两种血统，并接受了东、西方两种历史文化的哺育。陈将军生前教育自己钟爱的女儿必须牢记：“生命中确切的真谛——要品行端正，要诚实，忠贞，并以慈爱及于他人。生活不可过分奢侈，不要嫉妒别人，享人间生活的舒适以及不以匮乏为忧。”陈将军不幸于1958年患肺癌去世。之后，陈香梅身兼父职，茹苦含辛抚育两个未成年的女儿，历尽人世艰困。她对孩子特别注重心理教育，她写道：“适机教育她们，更要培养她们坚强的个性，能够让她们站得住，站得稳，只有自己自以为骄傲，才能在不同肤色、血统的社会中站起来，也只有自己觉得自己站得起来，别人才会尊重你，而接纳你。”陈香梅本人就是一个“站起来”的典范，为华人、也为女儿树立了学习榜样。她说：“我——一个年轻的中国女人到美国，到这个最现实的国家去打天下，的确是尝尽了人生的苦果。”而中华民族刻苦耐劳的天性，成为她一生不退缩、不气馁的支撑力。听听她那掷地有声的话语：“我要以我国悠久的文化为骄傲，以我的国家、我的种族为优越，我才能在平等的状况下参与。”“我们有天赋的优越民族性，有根于五千年的历史文化，本着这些，我们就可以挺起胸膛，昂首阔步地去参与他们的社会。”在双亲的言传身教下，陈美丽自幼品学兼优，1971年在美国韦尔斯利学院获学士学位，1979年在斯坦福大学获博士学位。她的导师是已故的著名汉学家刘若愚教授。当我问到她为什么选择谢朓作为研究课题时，她沉吟了一下，回答说：“在我攻读博士学位时，有一次读到《南齐书》列传部分，发现诗人谢朓少年好学，文章清丽，才华冠绝一代，可惜不幸被人诬陷下狱，年仅三十五岁便含恨而死。我感到小谢是个很值得同情与歌颂的人，便决意研究他。我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了导师，导师立即赞同，说小谢实在、自然，把小谢作为博士研究题目很好。”

从此，陈美丽就与诗人小谢，与自己有一半血统相连的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结下了不解之缘。由于这份“缘”，她来到了中国，由于这份“缘”，我和校外办小杜陪她来到了宣州——一千四百多年前小谢出任宣城太守的地方。

第一个考察小谢踪迹的人

一到宣州，便受到安徽省宣城行署外办的热诚接待。接待人员对陈美丽说：“你是第一个来专题考察小谢的人。”她听到这话大为困惑不解，问道：“我是洋人中的第一个？”“不，不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您都是第一个。”陈美丽惊诧地耸了耸肩，对我低语：“这太奇怪了。这怎么可能呢？”事实确实如此。以前来宣州的专家学者，多半是专门研究李白的，他们在考察李白行踪时，也附带涉及李白一生仰慕的前代诗人小谢，而专程为了研究小谢，到宣州来考察古迹、搜集史料的，国内国外应数陈美丽教授为第一个人。这“第一个”真是意味深长啊。

宣州是一块美丽动人的江南沃壤，古称“山水之郡”、“诗人之地”。自然景观美，人文景观更美，令人流连不已。

齐明帝建武年间（495—496），三十二岁的谢朓，在萧齐皇室争权夺位的血腥屠戮中，在仕途遭谗还都的惊悸痛楚中出守宣城，他既慨叹“皇恩竟已矣”，又自慰“赏心于此遇”，于是便寄情山水，以宣州的烟霞泉石来疗治自己灵魂的创伤。在短短一年中他创作了大量的山水诗，篇幅几占他留传到今诗歌的四分之一，且多为佳构名篇，在中国诗史上具有继汉开唐之功。李白“一生低首谢宣城”，杜甫自称“诗接谢宣城”，小谢地位与影响之巨可见一斑。

宣城的青山秀水，因小谢的吟咏而扬名海内，之后名士贤达纷纷慕名而来，吟诗怀古，游览风光，使宣城成为人文荟萃之地，赢得了“自古诗人地”的美誉。因此，历数宣州前贤，从来都是小谢位居第一。

我们置身宣州时，深深感受到：诗人谢朓与诗地宣城是血肉相连的。宣城是谢朓的别名，他的诗集称为《谢宣城诗集》。同时谢朓也是宣城的别名，如“谢朓城”、“谢公城”、“谢公郡”、“小谢城”等，在历代名人诗赋中均展卷可见。谢朓——宣城，人名与地名相互取代，这并非某个帝王的封赐授命，而是世代人们的推许共认。宣州的很多亭台楼阁都和小谢有血缘关系。或为追怀诗人而建立，如“谢朓楼”、“谢公亭”、“怀谢亭”等。或以谢诗而命名，如“绮霞阁”、“列岫亭”、“澄江亭”、“云乔阁”等。这些胜迹无不包含着深厚的民族历史文化底蕴。

在宣州考察时，陈美丽怀着极大的兴味一一记录、拍摄下与谢朓有关的传说与名胜古迹。她要在书中告诉人们，杰出的山水诗人永远属于美丽的山水之郡。当她听人讲“看门太守”民间故事时，十分激动。故事讲的是谢太守一次在城门上巡察，见到一骑驴恶少肆意欺凌一卖菜老农，他怒不可遏，马上下令将这恶少责打示众，全城百姓拍手称快，赞扬这位体察民情、惩恶扬善的太守为“看门太守”。直到如今宣州百姓仍在津津乐道这个故事。陈美丽全神贯注地聆听、记录，唯恐有字句遗漏，回到宾馆又与小杜逐字逐句地核对，她兴奋地说：这个民间故事太宝贵了，在美国是无法听到的。她说她将在书中告诉人们，为人们做过好事的官吏，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的政绩的。

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敬亭山。早从童提背诵唐诗时就熟悉了的山，如今正与我们亲切相望。

敬亭山，原名昭亭山，为避晋文帝司马昭名讳改“昭”为“敬”。此山位于宣州市北十华里，崛起于川原之中，高数百丈，山麓东西绵亘约百里，岗峦起伏，林壑幽深，东临宛句二水，南俯城郊市廛，横峙之状有如屏障，为宣州最雄秀的佳境。敬亭山虽拥有如此天然形胜，但一直湮没无闻，直到谢朓出任宣州，常游此山忘归，写了一首《游敬亭山》诗，才使敬亭山声名大振：

兹山亘百里，合沓与云齐。隐沦既已托，灵异居然栖。上干蔽白日，下属带回溪。交藤荒且蔓，樛枝耸复低。独鹤方朝唳，饥鼯比夜啼。泄云已漫漫，夕雨亦凄凄。我行虽纡组，兼得寻幽蹊。缘源殊未极，旧径窅如迷。要欲追奇趣，即此陵丹梯。皇恩竟已矣，兹理庶无睽。

诗全从敬亭山的高处着笔，凌霄摩空，移步换形，极写出诗人登山（“凌丹梯”）追寻奇趣的窅深情境心态，章法有序，用语清妙。“宣城谢守一首诗，遂使名气齐五岳”（刘禹锡《九华山》），自此慕名来敬亭山探幽访胜者络绎不绝。特别是后于谢朓二百五十多年的唐代伟大诗人李白，在国难深重、仕途蹭蹬之际，为了寻踪心中最仰慕的诗人小谢，一生七次来宣州漫游，登敬亭山，临风怀谢，吟出了千古绝唱《独坐敬亭山》：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诗人历尽世态炎凉，在宣州寻觅到了真正的知音——敬亭山。诗中所写的“人”“山”相看不厌的独坐孤寂之情，是对心中偶像小谢的感念追怀，是对恶浊现实的讥刺摈斥，也是诗人不摧眉、不折腰、傲骨嶙峋的形象写照。自此“谢朓青山李白楼”蜚声天下，敬亭山成为“吟无虚日”的江南诗山。孟浩然、白居易、刘禹锡、杜牧、欧阳修、苏轼、文天祥等三百余人在敬亭山留下了近千首（篇）诗词文章。

既然爱谢朓，自然爱谢朓青山。陈美丽如此，我和小杜也如此。我们陪陈美丽两次登上敬亭山。

第一次是雨中登山。

按说，“敬亭烟雨”本是宣州十景之一，在诗人笔下，“轻烟细雨添佳趣”：细雨靡靡，山色蒙蒙，满山烟云聚散，变幻万千；亭台楼阁，时隐时现……你可以想见，那烟雨中的敬亭，具有多么诱人的风采神韵！可惜我们无缘领略。登山的那一天，正值夏雨滂沱，一路忙不迭地躲风避雨，只顾脚下石级，遑顾左右山景。多亏盛情的主人冒雨相陪，一路热心指点，我们淋湿了衣鞋也全然不觉，身心都沉浸在主人所描述的如诗如画的春光里：行走在登山的“芬芳路”上，梨花如雪桃花如云，火红的杜鹃燃遍山野，放眼望去，红白相间，美不胜收。几十万年前幸存的两栖生物蝾螈，在潺潺溪水中悠然游动，“馥馥如花乳，湛湛如云液”的贡茶“敬亭绿雪”初绽雀舌，青翠欲滴。当地习俗，每逢阳春三月三日，宣州人成群结伴地登山踏青，观赏杜鹃花，每天可达数万人之多。安徽省有四大名山：雄奇甲天下的黄山，佛教胜地九华山，道教胜地齐云山，江南诗山敬亭山。宣州人有幸拥有四大名山之一，又有缘消受宣州特有的五“名”：上名山（敬亭），登名楼（太白），品名茶（绿雪），赏名花（杜鹃），怀名人（谢李），着实令外地人羡慕。我们来得不巧，时令已过，只能消受其中的四“名”，另一“名”杜鹃花早已凋谢。宣城不见杜鹃花，吟起“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诗句，未免令人怅然，愈发向往那春天的敬亭山。杜鹃，你这花中的精灵，安徽人把你选为省花，真是别具慧眼啊！

第二次是顶着烈日登山。

由于第一次登山不见敬亭真面目，宣州之行留下了一段空白，心中未免慊慊。看得出，陈美丽也同样。在离开宣州返回南京的那天中午，我们要求司机小郭帮忙填补这段空白。善解人意的小郭，顺道将车开到敬亭山麓，作一短暂停留，使我们获得二上敬亭的良机。

时值中午，赤日炎炎，但一进入山中，顿感溽暑消退，只见树林参天，竹海连绵，正如小谢诗里写的“夏木转成帷”，使人仿佛置身在一片清幽、静谧的青纱帐中。盈盈湖水，清清山泉，千岩万壑中悠然逐飞的闲云幽鸟，把我们的思绪引得很远、很远……陈美丽手提相机，一直在抓拍山景。渐渐地，我和小杜同她拉开了一段距离。只听见她边拍边说：“这说不定是谢朓当年上山的路吧！”这时，谁也不会去考证它是也不是。我和小杜赶忙避开她的相机镜头，好让她美美地拍下这条空悠悠的山路，留待她以后去寻踪追怀诗人小谢。时间太仓促，怕小郭在山下久候，我们一路匆匆巡礼而过。只在李白独坐楼前，对楚天吴地眺望了一会儿，不禁忆起小谢的“望山白云里，望水平原外”诗句来。一看时间不早，大家赶忙下山。我和小杜钻进了汽车，陈美丽还恋恋不舍地一步一回头，对着青山秀水不停地按动着相机快门。

别了，谢朓青山，我们心中的诗山。

“众鸟孤云宛如昨，相看不厌敬亭山。”明代诗人梅鼎祚吟出了无数观赏者（包括陈美丽和我这个安徽人）的心声。

扬子鳄——密西西比鳄的胞兄弟

参观“中国鳄鱼湖”给宣州之行增添了一种特别情趣。

提起鳄鱼，老实说我向来没有好印象。总记住韩愈《祭鳄鱼文》：“悍然不安溪潭”、“为害民畜”，认定这种动物是凶猛、丑恶的。感谢中国鳄鱼湖的工作人员，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纠正了我多年来对鳄鱼的无知偏见。

扬子鳄是我国特有的珍稀动物，古人称为“鼍龙”，当地群众称之为“土龙”。它源于中生代，与恐龙、翼手龙源出同祖。七千万年前，由于造山运动和冰山影响，恐龙、翼手龙相继灭绝，而扬子鳄却神奇般地逃过大灭绝时期的“鬼门关”，一直繁衍下来，至今已有两亿三千多万年历史。这一稀世珍宝是研究古生物的活化石，是供科学研究的活标本。

那天驱车来到宣州城南五公里处的夏家渡林场，一下车眼前就展现出一片幽美、开阔的湖光山色：湖水缭绕，山峦起伏，林木葱茏，鸟语花香。这就是驰名海内外的“中国鳄鱼湖”。

导游特地向陈美丽介绍说：中国的扬子鳄和美国的密西西比鳄是世界上仅有的两种生活在温带的淡水鳄，是形性相似的同胞兄弟。陈美丽格外高兴，她从佛罗里达来到中国宣州，正是从密西西比鳄的家乡走到扬子鳄的家乡。多巧的机缘啊！

扬子鳄仅分布在我国苏浙皖沿江局部地区，由于自然条件的变化和人们的捕杀，已濒于灭绝。1973年联合国将扬子鳄定为濒危种和禁运种，我国政府将其列为国家一类保护动物。扬子鳄养殖场于1979年建成，四面环山，绿树成荫，是扬子鳄最理想的生活乐园。1983年扩建成中国鳄鱼湖，面积为五万余亩，同时进行人工繁殖饲养的研究，使扬子鳄绝处逢生。至1990年人工繁殖扬子鳄已达3500余条，每年可繁殖幼鳄1000条以上。导游自豪地说：“像我们这样进行人工繁殖研究的鳄鱼湖，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

来自密西西比鳄家乡的陈美丽告诉我们，在她任教的佛罗里达大学校园内，有个养殖着密西西比鳄的湖，她在课余常和丈夫带着两个儿子到湖边散步，观赏鳄鱼。她说大家从不喂食，以免引起鳄鱼对人的亲近，发生意外伤害事故。这使我联想起柳宗元的《三戒》中麋与犬寓言故事，撇开“依势以干非其类”的讽刺寓意，故事告诫人们必须按自然规律行事的哲思，确实是精湛、透辟的。

大洋两岸一线牵。鳄鱼沟通了密西西比河与扬子江，中国主人与美国客人一下子拉近了。陈美丽今天来看望密西西比鳄的胞兄弟，中国鳄鱼湖的负责人前年曾专程赴佛罗里达看望扬子鳄的胞兄弟，对之进行考察研究。如今，他们的交谈中对佛罗里达鳄鱼湖、对中国鳄鱼湖，都怀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情。

但能凌白雪，贞心荫曲池

来去匆匆。

三周访学弹指即过。

从宣州返校后，陈美丽便打点行装准备回国了。她动情地对我说：“真没想到，宣州访行会有这么大的收获。回去后我力争早点写成《谢朓研究》，然后再到中国来。”

陈美丽情系这方土地，其来有自。

不仅是她的母亲陈香梅时时心系中国，对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情感，而且她的父亲陈纳德也是属于中国的。

在宣州时听人说：1990年夏天发大水，刮台风，从宁国县坍塌的泥土中发现有一架飞虎队飞机的残骸。据分析，可能是某个飞虎队队员在实战中机油耗尽，无法架机返航，只得迫乘降落伞着陆，飞机便由空坠落，扎入泥中。几十年来，飞虎队的这架飞机一直下落不明，直到今天才重见天日。

当年，陈纳德将军在抗日战争这场人类命运的大搏斗中，情系中国，曾亲自指挥飞虎队袭击日寇飞机，用炮弹保卫过这方土地。今天，女儿飞越浩瀚的太平洋来到这里，为的是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用笔杆子耕耘这方土地。

陈纳德曾说：“我虽然是美国人，但我和中国发生了如此密切的关系，大家共患难，同生死，所以我也算是半个中国人。”陈美丽同她父亲一样，也这样自称。在宣州时，陈美丽告诉我，她母亲喜欢吃茶，一定要买两罐“色澄秋水味兰花”的敬亭山绿雪茶带回去孝敬母亲。我们一道上街选购，在茶店遇到两个好奇的顾客，一个说她是洋人，一个说她不像洋人。陈美丽笑着告诉他俩：“我是半个中国人。”

“半个中国人”陈美丽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小家庭。丈夫是比利时人，和她同在一所大学执教。几年前全家曾一起来中国旅游，观光了很多地方。她丈夫很喜欢中国，特别爱听中国京剧，爱吃中国菜。她和丈夫都喜爱中国画，尤其是山水和花鸟。在南京访学时，她常抽暇去参观、物色中国画，特地选购了一幅山水画。她对中华水墨丹青的这份爱心，激起了我感情上的共振，我情不自禁地涂鸦相赠。我撷取小谢任宣城太守时所写的《秋竹曲》“但能凌白雪，贞心荫曲池”诗意，选用宣州的宣纸与宣笔，涂写了一幅墨竹，作为宣州之行的留念。

没料到她接到我的赠画，竟像个大孩子似的鼓掌雀跃起来。她说：“我最喜欢谢朓的这首《秋竹曲》，我也最喜欢诗中的这两句。”

几竿潇潇清竹，把我和她的心志情趣都熔铸进去了。

陈美丽曾送给我一张她上课的“广告”，上面印着：CHINESE LITERARY HERITAGE（中国文学遗产）：POETRY（诗）FICTION（小说）DRAMA（戏曲）。旁边印着郑板桥画的兰花与题画诗：“多买兰花要整根，根深土密自生孙。漫夸今岁花开好，更看来年花满盆。”这张“广告”竟一下子点亮了我：陈美丽矢志为之奋斗，以贞心长荫的“曲池”，不正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学遗产么！南齐诗人谢朓正是这“曲池”的一角。

在授聘仪式上，陈香梅女士说：“希望明年9月我回来颁发‘陈香梅教育基金’奖时，能和更多的同学交流、沟通。”我们期待她再次光临南大。同时也期待她的女儿陈美丽在不久的将来带着小谢研究的“花满盆”的成果，再来南大访学，再作一次美丽的宣州之行。

我们期待着。

本文写于1992年5月4日，原载《爱我中华》1993年9月号；后载《南京大学报》1995年3月20日（总第144期）

二文刊载时有删节，现根据原稿作部分复原。

爱在，希望在——遭遇癌症之后

感谢命运的眷顾，我居然得了癌症。

2009年3月下旬，我和老伴正准备去日本赏樱，签证已办好。3月27日早晨醒来，突然发现左侧锁骨上淋巴有一硬块，去了医院，医生要求立即住院。经过十多天的折腾，能用上的检查机器都用上了，最后一关是病理检查，终于确诊为非小细胞肺癌锁骨转移，已是癌症晚期。医生坦言：存活率只有4—6个月。这一判决如晴天霹雳，震悚心魄，我避开亲人，在病房里大哭了一场，诅咒命运的不公，释放胸中的不平。但如何治疗，如何战胜癌魔，心中却茫茫然。在家庭会议上，我主张化疗，以求迅速杀灭癌细胞，老伴和两个女儿都持反对态度，认为化疗副作用大，身体吃不消，两个女婿也都心存疑虑。恰在这时，江苏省人民医院肿瘤科卢凯华主任向我们建议：不要化疗，而是用生物靶向治疗，服用易瑞沙抑制癌细胞的生长，不需住院，也不会影响病人的生活质量和生存质量。小女儿这时也送来了上海中医药大学何裕民教授写的《癌症只是慢性病》一书，书中明确指出，癌症也和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等一样，只是一种慢性病。读后我们的思想观念有了很大改变，“恐癌”的心理不复存在。书中提出的中医治癌的十二字方针：“调整为先，零毒为佳，护胃为要”，也易于接受。为此，我们选择了一条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案，除每天服用一片易瑞沙外，采取中药调理的方法，服用何裕民、许国原教授开出的汤药方剂及埃克信片剂，配合饮食、运动，再加上亲人和社会的关爱，形成一种合力，终于打破了生命大限4-6个月的魔咒，从发现癌症那天算起，我已在这个世界上幸福地生活了四年多。这里除了药物治疗外，我深深地感到，最重要的一点，是人间的大爱，让我燃起了生的希望。

确诊癌症之后，老伴始终以一种超强的爱恋温暖着我的心。他放下了原定的研究课题，谢绝了本拟参加的学术活动，全身心地投入了这场抗癌的战斗。他到处求医问药，了解抗癌的前沿信息，钻研有关治疗癌症的各种书刊，以理性、科学的态度鼓励我与癌魔做斗争。4月下旬的一个清晨，我和老伴醒后，靠在床上，坦诚地谈到了生死问题。我们认为面对癌症，一方面要积极治疗，力争取得最佳效果；一方面也要坦然面对死亡。谈到了身后事，我们决定死后都葬在雨花功德园母亲身边，并共同拟定了我俩合葬墓墓碑上的对联：“今生今世情未了，来生来世未了情”，横批是“生死相依”。我满怀激情地说“爱在，希望在”，老伴补充说：“爱是责任”。当日，我就将这两句箴言分别用英语（love hope；love responsibility）写在纸板上，挂在卧室及客厅醒目的地方，以激励自己。这次对话，是一次精神上的涅槃，我很快就从低谷中走了出来，决心为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勇敢地活下去。

作为丈夫，老伴充分展示了他敢于担当的忘我精神。坚毅、沉稳、细致地安排好我的方方面面，保证我的生活质量不下降，让我快快活活地过好每一天。他整天忙里忙外，事无巨细都包揽在身，我何时服药，何时休息，何时听音乐，何时去校园活动，何时看书读报、作文作画，都有条不紊地安排好。光煎中药一项，就令人铭感。按照中医要求，中药汤剂煎服方法：每天早晨要用冷开水浸泡60分钟，然后煎50分钟，头浇药煎好倒出后，再用温开水煎二浇药30分钟，将两次药混合在一起，上下午各服一半。四年多来，无论是严冬酷暑，老伴总是亲自操劳，从不让我和女儿插手。汤药虽苦，但想到他如此用心，喝在嘴里，也就甜在心头了。

老伴十分用情。每当情人节和我的生日，他都会去花店选一束红玫瑰送给我。去年情人节，我将届80岁生日，他特地送了8支红玫瑰祝贺，并写上了“迈向期颐，爱是责任，安康快乐，永葆青春”祝福语，令我潸然泪下。老伴总是形影不离地陪伴着我，或在操场上快步走，或牵手在校园中漫步，或去郊外亲近大自然，我们的生活充满了情趣。今年8月，我的肺部开始出现胸腔积液，血象指标也极不正常，易瑞沙已产生耐药性，只好改用别的药品。老伴的焦虑我心知肚明，但他仍神情自若地百般呵护我。每晚休息时，他总会给我掖好被子，亲亲我的额头和脸颊，让我甜美安然地睡去，然后他才熄了灯，轻轻地躺在我的身旁。每当迎来又一个晨曦朝霞时，我的心头都溢满了感激之情。

我知道，老伴诠释的就是我俩青梅竹马、海枯石烂不变的爱。

生病后的第二个月，小女儿接我和老伴去上海，向上海中医药大学肿瘤专家何裕民教授求诊。一天晚饭后，七岁的小外孙问我：“婆婆，你生了很重的病吧，妈妈知道后哭得很伤心，我也哭了。”这种心脉相通的感情，出自小孩子之口，更令人痛彻肺腑。记得生病初期，在家庭会议上讨论治疗方案时，因易瑞沙费用昂贵，当时我和老伴每月的退休工资合起来只够买半个月的药品，我有些犹豫。大女儿、大女婿说：“就是卖房子也要把妈妈的病治好。”小女儿马上说：“姐姐的女儿正在美国读大学，负担重，医疗费用就由我承担了。”小女婿也说：“妈妈，经济问题不要再说了，你就安心养病吧。”这之后，医药用品、保健品、营养品，乃至我们的吃穿用行，都由两个小家庭包下了。惭愧的是，我们的银行存款不仅未见减少，反而增加了。

这几年，我和老伴得到了极大的精神慰藉。大女儿每天中午下班后都会来到身边，随时掌控情况，小女儿几乎每天都从上海打来电话，嘘寒问暖。每年母亲节和我的生日，两个小家庭都会送来鲜花、贺卡和礼品。我80岁生日时，两个小家庭筹办了隆重的祝寿会，邀请校内外和外地的学生参加祝寿活动，令人感动。我们常常穿梭于沪宁间，每逢周末和节假日，女儿、女婿都带我们游览最好的景点和展馆，还想方设法带我们去旅行。这几年，我们依次游览了新疆天山、青岛崂山、杭州、千岛湖和乌镇。2011年春节，小女儿一家带我们是在澳大利亚度过的；2012年春节，大女儿和女婿带我们是在越南岘港度过的。拥抱自然，观赏美景，领略每一处风习人情，享受美味佳肴，身心特别舒畅。我早已把疾病抛到了爪洼国。旅游可以疗疾，此话不虚。

这些年，我们沐浴在女儿、女婿的爱心和孝心中，我常和老伴说：这辈子，我们最大的成果是生了两个可爱、孝顺的女儿，又招来了（我有时开玩笑说，是“赚”来了）两个比儿子还亲的女婿，两个小家庭都很美满幸福。我们是有福之人，知足了。

外孙女从美国带回一件特殊的礼物送给我。小心地打开一层层严实的包装，竟是一个精致的瓷盘，并配有支架。瓷盘是椭圆形的，乳白色盘面并不大，容得下我的手掌。盘四周镶着灰绿色小叶状的凸形花边，显得很雅致。瓷盘上印满了咖啡色的英语箴言：

What Cancer Can't Do

It can't prevent Love

It can't conquer the Spirit

It can't silence Courage

It can't take away Memories

It can't weaken Faith

It can't defeat Hope

经一番推敲琢磨，我试译成下列中文：

癌症做不到的事

它阻断不了爱，

它摧毁不了精神，

它扼杀不了勇气，

它泯灭不了记忆，

它削弱不了信念，

它毁灭不了希望。

捧着这只来自太平洋彼岸的箴言瓷盘，我的心潮竟似海洋的波涛一样的翻滚着，激荡着，那就是与生俱有、生死与共、永远阻断不了的爱。

回想十九年前，外孙女两岁半时，即来到我们身边，进入了南大幼儿园，以后又入读力学小学，前后十年都和我们亲密接触。课余时间，我教她古诗文，教她写日记，并送她去幼儿英语班学习，公公则指导她阅读《西游记》、《水浒》、《红楼梦》和《聊斋志异》，在我们的熏陶下，养成了她认真读书、用心思考的习惯。考入南京外国语学校后，在良好的学习环境中，她进步神速，一飞冲天，高中毕业即被美国名校录取。“割爱放飞小蜻蜓，眼泪凝噎送爱孙。”三年半前我和老伴送她赴美深造，一方面十分欣喜，一方面也割舍不下。如今三年多过去了，她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并被美国一家大公司提前录用。我确诊癌症后，外孙女总是时刻关注着我的病情，以最大的爱心鼓励我与疾病作斗争。如今送来了这块瓷盘，更可见她的良苦用心。

播种爱，就收获了爱，也就收藏了希望，这种代代相传的爱的力量，成为我战胜疾病的有力武器。

除了家庭亲人的关爱外，社会、单位、亲友、学生的关爱也令人铭感。上海中医药大学何裕民、许国原教授以仁心仁术治病，何裕民教授南京工作室热情周到的服务，都给人如沐春风的感觉。单位领导、亲朋好友、学生也都伸出了援手。他们不仅从精神上鼓励我，还多方面访医问药，提供最佳的医疗方略。我和老伴的一些研究生、进修生还给予了经济援助，为此我和老伴、女儿一再谢绝，但是他们说：“我们就当是你们的儿女，如果是自己的儿女，你们拒收吗？”这种真挚的爱，使我既感动又不安，只好永志心间。

爱在，希望在。希望如歌，引人奋进。生病以来，我才真正感悟到人间大情大爱的真谛，感到爱和希望的力量。我会将厄运踩在脚底下，坚强地活下去。即使到了九霄之上，九泉之下，我也会感恩，感到幸福的。

2013年10月17日

《徐州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孙连仲、刘斐等著，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年版。
辛亥革命前后，不少妇女从小都裹过脚。民国后明令禁止妇女裹脚，要求已裹妇女放脚。这些人虽放了脚，但脚趾骨已受到损伤，行路已受到影响。
当时百姓对一种用木盒装手枪的称谓。
新中国成立后，我在南京大学求学和工作期间，曾和同学、同事谈及这一段劫难，他（她）们说，当时在南方的一些城市也发生过日军投降时喷撒各种有毒细菌造成百姓大量死亡的情况，看来这是当时驻华日军统一指挥的行动。只是由于当时国民党为了打内战、抢地盘，无暇追究日军的这些罪行。
屈原《离骚》。
《逝水滔滔，心路遥遥》为郭老回忆录书名。
当时将译文目录还原成中文时也遇到一些困难，如《西游记》选的目录是The Temptation of Saint Pigsy，意译为“圣猪的诱惑”，实为“四圣试禅心”；《红楼梦》选的目录是Ts'ao Hsǔeh-ch'in How To Be Rid of a Rival，意译为“一个竞争者是如何被去掉的”，实为“王熙凤计害尤二姐”，这些都经过反复推敲才还原了小说原意。
徐隆，上海人，在内大自费攻读英国文学博士学位。
黄月明教授，内大社会学博士，对青年工作和神族问题有深刻了解。1949年自菲律宾大学毕业后，曾参与多项国际性的青年工作，除组织亚洲地区青年工作外，曾任德、法、比利时和纽西兰等地区青年组织领袖。1964—1965年间，被委任为联合国Asian Youth Institude的总裁。在美研读硕士期间，获选为夏威夷大学女青年会总干事。任教内大之前，一直担任美国中部女青年会顾问。
如先秦文学，《诗经》选了《生民》、《七月》和几首爱情诗，《楚辞》选了《离骚》；两汉文学，选了司马迁《报任安书》及《史记·李将军列传》作重点讲解等。
湘君、湘夫人二妃为同性恋者，系根据我的导师胡小石先生的观点。
此论文中文稿回国后在《南京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发表，题目为“评伯奇主编的英译本《中国文学选》”。
除科研成果外，美国大学对教师教学背靠背评议和评分，是教师职称评定的主要依据之一。
内大英语系领导致中美文化交流负责人的汇报信（中文件）抄录如下：这封信是我们对1983年春季来内布拉斯加——林肯大学教学的访问教授吴翠芬共同渡过的一学期的小结。她通过研究生助教徐隆的翻译向英语系及现代语言系讲授中国文学课。我已看过学生的评价及这一课程的材料，学生们一致称赞这一课程及授课教师。他们唯一提出的问题是我们预见到的，这些问题是由语言和译文的困难所引起的——他们感到不能充分掌握吴教授的知识。但他们举例说明了她的耐心及热情、她的知识和组织能力、她对学生的关心。他们表达了对中国文化的热烈向往以及对教材的兴趣，有几个学生真希望自己把中文学好，能到中国去进一步学习中国文学。显然，吴教授是一个很能打动这些学生的教师。吴教授还就中国文学等专题向英语系及政治系学生作了公开演讲。我们还支持她和徐隆去参加“美国比较文学学术年会”，宣读了她的论文。她是一个使人感到可敬可亲的人，她对我系的学术活动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很难想象，一个这种方式的访问教授怎么能把工作干得这么出色。该信的复写本给了吴教授一份。
因当日丹佛暴风雪，从旧金山飞丹佛转林肯市的航班延误，而未接到。
内大已有一百多年历史，现有学生4万人，教师4千人，共有四个分校。林肯本部有学生2万4千人，教师1千8百人。
魏薇，北京人，在内大英语系自费攻读英国文学硕士学位。王光信，南京人，南京大学化学系1961届毕业生，在青岛工作，来内大攻读博士学位。
释照初，美籍斯里兰卡僧人，曾在南京大学进修，对南大很有感情。
《周易·系辞下》。
李白《行路难》三首（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