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记：驿路忆语

逃难

记得那是1937年12月20日前后，全家正在吃晚饭，在南京做店员的小叔突然仓皇地闯了进来，说：不得了啦，日本鬼子在南京杀了好多人，老板一家都被杀了，我幸亏逃了出来。看来蚌埠也保不住了，我们赶快逃难吧。

果不其然，元旦刚过，风声越来越紧，日本军队已经占领滁州，正沿着津浦线北上，滁州一带的难民已经向明光、蚌埠涌来。消息传来，人心惶惶。蚌埠已危在旦夕。父亲忙和邻里亲友商议，决定先逃难到徐州，再从陇海路去郑州。没几天后的一个傍晚，父亲就带着母亲、小叔、我和妹妹，背着行囊，挤上了一列去徐州的铁皮车。车上都是逃往徐州的难民，挤得透不过气来，等到火车启动，才感觉舒服点。之所以选择晚上动身，也是为了躲避日机的轰炸。

到了徐州，全家住在云龙山下为难民临时搭的帐棚中。生活无着，父亲和小叔就每天出去打零工，挣一点糊口钱。每天早晨和下午，母亲都给我一个小碗，要我到附近的难民救济点，排队领小米粥，并嘱咐我领到后自己先吃一碗，然后再排队领一小碗，带回来给妹妹吃。每天我领了第一碗小米粥后，赶快跑到另一边，匆匆忙忙地喝完香甜的小米粥，将碗边四周仔仔细细舔干净，然后再跑去排队，领到另一碗小米粥后，小心翼翼地捧着回去给妹妹吃，妹妹吃剩后，母亲再喝完。徐州几个月，这就是我每天最重要的任务。那一年我刚满五岁，妹妹还不到一岁。

在徐州一待就是三个多月，每天饥一顿饱一顿，生活极为困苦。父亲原拟带全家去郑州再转后方，无奈徐州聚集的难民太多，陇海铁路又时断时续，全家又买不起高价火车票，就困守在徐州了。直到这年5月，陇海路已被日本军队切断，去郑州已无望。5月10日以后，日军企图包围徐州，整日几十架上百架飞机对徐州狂轰滥炸，军民死伤无数，夜晚到处烈火熊熊。徐州再也待不下去，全家决定逃回蚌埠去。我们逃出徐州是5月17日，这一天正是小叔的生日，所以我印象很深。现在从史料上才知道，我们逃出徐州后，5月19日国民党守军就全部撤离，5月20日日军侵占了徐州。而我的家乡蚌埠，早在2月1日就已被日军占领。

逃回家乡的路上是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

我们是天还没有亮就整理好行装，住在附近帐棚中的几家乡邻互相打了招呼，就一齐出发了。这支队伍共有六个家庭几十号人组成，都是邻里乡亲，有的本来就熟识。大家结伙一起走，主要是为了路上安全，也好有个照应。逃出徐州城，只见人如潮涌，到处是扶老携幼的难民，还有从徐州撤离出来的国民党军队，只听到呼儿喊娘，人嘶马叫，乱成一团。我们一伙赶忙折向东南方，向蚌埠进发。因日本飞机不断轰炸扫射，大家不敢沿津浦铁路线走，也不能走大路，只好选离铁路线较远的小路。小路坎坷难走，父亲和两三个叔叔经常跑在前面探路，再引导大伙走下去。看到很多国民党士兵都在快要成熟的麦田里践踏行进，我们有时也学样走在麦田里。因青纱帐般的麦苗十分浓密，日机来袭时可以掩蔽。我当时个子小，麦穗正好碰到眼睛，一天走下来，我的眼睛都被麦芒戳的又红又肿，痛得直淌眼泪。

从徐州到蚌埠沿铁路线计程约二百公里（走小路要远一些），我们竟然走了近一个月。我们这支队伍每天行程不过二三十华里，走得很慢。一是因为老人、小孩都走不快，有的老人腿脚不便，行路很吃力；像我这样五六岁的孩子从未经过长途跋涉，走走就没力气了。二是不少妇女都曾裹过脚，像我母亲一辈的人不少都是解放脚，她们年龄都在三十岁左右，走起路来还好些；还有两位奶奶辈年龄的人，脚已裹成三寸金莲，走起路来一摇三摆，相当艰辛。所以队伍只好走走停停，等到掉队的人跟上来了，队伍才向前移动。加上小路坑坑洼洼，雨天的阻滞，日机的不断骚扰袭击，行程也无法快起来。就这样，有着小脚奶奶的两家，还是跟不上队伍的步伐。为了不拖累大家，两天后，他们就和大家珍重道别，分头逃难了。这支队伍也由六家一下子减为四家。

逃回家乡的路上，可以说是步步惊心，日日惊心。天上不时有日机飞来低空扫射轰炸，我们时时都要提高警觉，行路时都要注意周边有没有可以掩蔽的麦田和树丛，经过开阔地时都是一阵小跑通过。日机疯狂地轮番扫射轰炸，不断造成军民伤亡。军人受伤还有救治，死亡的尸体也有人就地掩埋，但死伤的难民则无人处理，死者陈尸田间野地，伤者流着血，发出痛苦的沉吟，慢慢地死去。我亲眼看到一位受伤的叔叔，家人满脸痛苦地守着他，无法救助。还有一天，在一片开阔地上，看见一位妇女被日机机枪扫射而死，身上地上都是血，一个两三岁的幼儿还爬在她的身上哭着喊妈妈。

我们这一路上看到的都是这种惨烈的景象：沟渠田野里到处丢弃的都是箱笼、铺盖、独轮车；被炸死难民和骡马的尸体，暖风一吹，散发出阵阵难闻的恶臭；被丢弃的婴儿，有的已经死去，有的还发出微弱的哭泣声；走不动的老人，坐在小树下，默默地看着这个世界，似乎在质询苍天为何这般残忍。

天上日机肆虐，地上也并不安全。我们还要防备国民党残兵游勇和土匪的攻击掠夺。这些人手中都有枪，他们不时窜出，逼迫难民交出细软钱财，甚至辱骂追打，强抢强夺。我亲眼看到一伙土匪，都穿着黑府绸衣裤，身上挎着盒子炮，骑着自行车从高岗上飞驰而下，将难民团团围住，逼大家交出财物。有一个土匪竟然将一年轻媳妇的金耳环从耳朵上生生地撕拉下来，妇女两耳鲜血直流，痛得又哭又叫。我偷偷地爬在麦地里，看着这一切，心里又害怕又难过。

除了大人承受的这些苦难外，我作为一个五岁多的小女孩，所受的磨难并不比大人轻。刚出徐州城，看到兵荒马乱，难民如潮涌，父亲就塞给我两块钱，告诫我要紧跟着队伍跑，跑不动，走散了，你就自投生路吧；这两块钱，省着点用，买点吃的吧。所以每天我都处在恐惧之中，生怕迷路走失，再也找不到父母。每天我都睁大着眼睛，看着前面的队伍，小跑着向前赶。有时队伍看不见了，就紧张得要命。有时刚赶上队伍，坐下来喘口气，队伍又出发了。好心的小叔怕我走失，每到岔路口，都要等我一下，给我指引前行的方向。这样一天走下来，脚上全是血泡，一坐下来就钻心的痛。夜晚休息时，脚上的血泡连着血泡都磨破了，沾在袜子上，连袜子也不敢脱。第二天起来又要赶路时，起始很痛，但走走也就麻木了。如此日复一日，一个月我就未曾脱下袜子。这一路上，我们风餐露宿，有时还可以在乡镇上买些吃的，多数时候是到村庄上乞讨。善良的爷爷、奶奶、叔叔、姑姑看我年纪小，总会给我些剩饭剩菜，有时还会给我一两个棒子面的窝窝头，那已是最好的口粮了。我们夜晚休息时，有时能住到农民家的堂屋间，但多数是在牛棚、猪圈、草垛中过夜的。一天的艰险奔波，只有到晚上和家人团聚在一起，睡在母亲的怀抱中，拉着妹妹的小手，才安然、沉沉地睡去。

逃难途中，我们这支队伍发生的几件辛酸事，在我的记忆中永远也磨灭不掉。

一是妹妹差点被丢弃。逃难第四天，母亲背着妹妹艰难地在麦垄间走着。母亲是解放脚，三天走下来脚上全是血泡，走着走着就摔倒了。父亲见此情景，扶起了母亲，突然从母亲背篼里拽出了妹妹，狠心地扔在麦田里。父亲说，不能因这个累赘影响大家逃难，并喝令大家向前赶路。母亲被邻家的阿姨架着向前走，伤心得直哭，我也哭着要妹妹。走了几十米还听到妹妹撕心裂肺的哭声，这时小叔突然将背上的行囊一丢，快步跑回去将妹妹抱了回来。从此小叔负责背妹妹，妹妹才捡回了一条命。

二是二大爷投河自尽。二大爷七十多岁，为人慈祥，乐于助人，对孩子们特别好，我们小孩子常常围着他转，要他讲故事。二大爷腿脚不好，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很吃力，很慢。每晚他总是拖着病腿最后一个挨到大家休息的地方，无力地躺下。出事的那天，我已经赶到了休息地，到了天完全黑下来，仍未见他过来。父亲和他的儿子不放心，就一起回头去迎候，走了很长的路，也不见二大爷踪影。后来从难民口中，获知二大爷在前面一个河口已投河自尽，人也被大水冲走了。两人哭着回来讲述了这一不幸消息，大家都难过得伤心落泪。这一夜，我们住地的空气好像都凝结了。

三是同龄小姐妹吓破胆夭亡。邻家小姐妹玲玲，还未满五岁，我俩很能玩得来。但她身体弱，胆子小，走路也不如我。每当日机来袭时，她都吓得脸色煞白，牙齿打战，爬在地上直哆嗦。开始两天她还能走一些路，以后再也走不动了，就由她父亲吃力地背着，走走停停。再以后她就有些迷糊，不思饮食，夜晚睡觉时身体抽搐，常发出惊叫声。父母愁苦无奈，但最终还是将她带回到蚌埠家中。快到蚌埠时，我们一家先在郊区吴台子父亲出生地住了几天，和玲玲一家分手。等到我们返回蚌埠时，听说玲玲已经死了。母亲说，她是吓破了胆死的。

这就是我一个五岁多小女孩在抗战初期所经历的一段逃难生活。

但是劫难并没有完。抗战八年，我在日本统治区过了七年多不顺心的“顺民”生活。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百姓欢腾，原指望可以为胜利好好庆祝一番，谁知灾难又降临到头上。当时驻蚌埠日军竟丧心病狂地在百姓吃的河水、井水中撒上伤寒菌，不少百姓都染上了可怕的伤寒病死去。那些天蚌埠市街头里巷、左邻右舍，都不断传来痛失亲人的哭声，郊外野地里增添了无数垒垒新坟。我也在劫难逃，不幸感染了严重的斑疹伤寒。仅仅两三天，已是气息奄奄，处于半昏迷状态。当时西医已宣布不治，母亲背着我去一位老中医小刘先生家求治，小刘先生看看我，搭搭脉，摇摇头说：“不行了，回去吧。”母亲跪在医生面前，哭求他救救孩子。医生说：“我先开三服‘虎狼药’试试，扳回来，是孩子的命大，扳不回来，也不要怪我。”果然，三服药吃下去，我奇迹般地慢慢好了。为此，母亲特地送上锦旗，感谢小刘先生的救命大恩。

从童年到少年的这些磨难，让我懂得了国破家亡的况味，懂得了什么是爱恨情仇，我好像一下子长大了。

2011年7月7日

“倚梅有所思”——怀念张汝梅师

六十多年来，我总有个心结：每当南大校园和紫金山麓梅花绽放时，每当我绘作梅花时，都会想起我的启蒙老师张汝梅女士。

那还是1946年，我因为伤寒病辍学一年，近十四岁才考入蚌埠崇正中学女生部。崇正中学是所教会学校，校风、学风都很严谨。我一入学，看什么都感到新鲜，都想学。但如何学，如何适应新的学习环境，则很朦胧。幸运的是，恰在这时，汝梅师闯入了我的生活。

张汝梅是我一年级的国文老师和图画老师，又兼班级监学（类似今天的班主任）。第一天上国文课，她戴着礼帽，穿着整洁的长衫，跨进了教室。脱下礼帽放在教桌上，才发现她是一位二十来岁的女老师。她这一身装束和当时女校的其他老师很不一样，我们都感到很新奇，都瞪大小眼注视她，听她上课。她作了简短的开场白，就开始上第一课。她的课讲的字正腔圆，内容丰富，生动有趣，语速不快不慢，容易领悟，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位老师。

汝梅师的国文课教学很有特点。每讲一篇课文，她都先将全文朗诵一遍，让大家了解课文的内容主旨；再分段讲，了解全文的篇章结构；最后再细讲每一段的字、词、句和语法，分析作者遣词造句的好处，有时还会设问这里如果改用别的词、语行不行。如此几周下来，她都用这个套路细致生动地讲析每一篇课文。几周过去后，她了解我们已经基本掌握了阅读理解课文的方法，就进而要求我们每篇课文必须提前预习，上课时，先提名学生朗读课文，进行课文的分析讨论，再由她点拨总结。她还要求学生背诵一些课文，写出读后感。她的这种循循善诱的方法，使我一下子开了窍，一学期下来，我的阅读理解水平就有了很大提高。汝梅师告诉我们：学好国文的诀窍就是要多读多写，除课本外，还要多读课外书，多写一些读书心得体会。她建议我们写日记、写周记，每两周还出一道命题作文，给我们仔细评改。我虽然没有写日记，但每周都记周记，命题作文总是认真地写。我的作文每次都受到她的褒许，有时还拿到班上朗读。也是在汝梅师的启迪下，我想方设法找课外读物，诸如鲁迅、茅盾、巴金、冰心、徐志摩、朱自清的作品，《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西游记》、《聊斋志异》、《红楼梦》、《茶花女》、《鲁滨孙漂流记》，乃至张恨水的小说、福尔摩斯探案等，还喜读报纸的副刊，虽然很杂，有的只是囫囵吞枣，但也大大增长了知识，开阔了视野，也领悟到一些写作门径。初一下学期，我曾将练笔的一组小散文给汝梅师看，她看后说可以投到报社去。在她的鼓励下，我诌了一个“珮琳”的笔名，投给了当地的报社。不想这些散文不久都陆续刊登了，报社还通知我与他们联系并领取稿酬。当时我因为年纪小，怕报社不相信文章出自我的笔下，未敢与他们联系。这次尝试，更激发了我读书写作的热情。

比起国文课来，汝梅师的图画课更引起了我浓厚的兴趣。我从小就喜欢涂鸦，随处乱画，纸上，地上，墙上，课本的天头地脚，都有我画的小人、小动物和花花树树。小学时的绘画课，老师只是拿出图片教我们临摹，或鼓励我们发挥想象乱画一通。没有人指点迷津，总感到不得要领。如今有了自己喜爱的老师来指导绘画，怎不令人心花绽放。

汝梅师的绘画课真是教得好。第一节课，她就开宗明义地说：绘画课为什么又称美术课，就是要用你们的眼睛发现美，用你们的笔画出美来，如何才能发现美画出美，这没有什么诀窍，就是要勤学勤练。汝梅师第一学期讲铅笔画、水彩画，第二学期讲国画。她根据我们的特点，从学画的初阶入手，第一步介绍各个画种的基本知识和工具材料，第二步才教绘画技法和注意事项。讲铅笔画时，她先让我们准备好硬铅、软铅两种铅笔及绘画纸，准备好写生的拍纸簿和速写夹。她由浅入深，从临摹到写生到速写到创作，从静态到半动态到动态，让我们掌握两种铅笔的不同性能和使用方法；还讲了透视法和男女人体比例及结构特点，让我们逐步掌握形体造型。她还带我们到校园学习素描写生，学习捕捉动态形象的速写方法。她说铅笔画是学好绘画的基础，一定要把基本功打好。在讲到水彩画时，她也先让我们准备好水彩笔、一盒十二色水彩颜料及调色盘，主要讲了十二色水彩的用法，介绍了红、黄、蓝三原色，介绍什么是间色、复色，哪些是暖色、冷色，哪些是对比色、调和色，在色彩与色彩之间如何使用过渡色使之柔润自然。她的讲授和示范，使我们一下子就掌握了色彩的用法。一学期下来，我的绘画兴趣也由自发转向了自觉。

第二学期，汝梅师开始讲授国画。她先介绍了国画的分类，介绍国画的工具和材料：笔、墨、纸、砚、颜料、调色盘、笔洗等，笔分大小狼豪（硬笔）、大小羊豪（软笔）、兼豪；墨包括墨汁、墨碇；纸为宣纸，有生宣（供写意画用）、熟宣（供工笔画用），初学者可用毛边纸及一般纸张练笔；国画十二色颜料分水色、石色两种，名称与水彩颜料有别，如红色称曙红，黄色称藤黄，蓝色称花青等。这些介绍完后，她就要求我们准备好工具和材料，正式开讲国画了。令我们意外的是，她只用了半节课的时间，对山水画、花鸟画、人物画作了简要介绍，对工笔画、写意画的特点作了一些对比，然后就将重点转向了花鸟画中的梅花，介绍如何以写意手法画水墨梅花和着色梅花。她说国画品类繁多，她只想通过水墨梅花和着色梅花的画法，让大家掌握国画的运笔、用墨、调色、造型、构图的基本方法，这样举一反三，以后在画其他类型国画时也就有了路径。

老师的名字叫“汝梅”，也许她对梅花情有独钟吧，整整一学期，她就教我们画梅花。她依次讲了梅干、梅枝、梅朵的形态结构和绘画方法。讲苍劲如虬龙的老干时，她介绍了墨线勾勒法和一笔完成的没骨法。讲挺拔如剑戟的梅枝时，主要介绍了从粗枝到细枝到嫩枝到横枝到断枝留白的不同笔法，介绍了“女”“戈”“之”“丫”“S”形等造型特点。讲千姿百态的梅花时，介绍了梅花全开、半开、含苞、残落时的不同特点；梅花有单瓣（写意画多画之）、复瓣（工笔画多画之），全开单瓣梅花为五瓣，内有七茎花芯，中茎长，六茎短，瓣底有花托；梅花开在梅枝的正、反、侧、背等不同部位，也就有了不同姿态。讲梅花时，她还介绍了红梅、绿梅、粉梅的着色方法。学期快结束时，汝梅师拿出她画的几幅不同构图的梅花，从主次、疏密、浓淡、虚实、层次等方面讲了梅花的构图要领，讲了点苔、运染在布局中的作用。当时我们还不会题款，也没有印章，但作为一幅画的有机组成部分，她也作了简单介绍。汝梅师在讲解以上内容时，始终将运笔用墨贯穿其中，如何起笔、行笔、收笔，如何由侧锋转中锋、或由中锋转侧锋，如何用浓墨、淡墨、焦墨，如何掌握笔头、笔腹、笔根的含水量，如何皴、擦、点、染等等，不一而足。汝梅师讲梅花有一个特点，每次上课时，她都是将事先画好的一两幅梅花挂在黑板上，以此为样本，只选取其中局部，重点讲一两个内容；有时边讲边拿出纸笔画出所讲内容，进行现场示范；讲完后就要求我们按照她所讲的内容在课桌上反复练笔。汝梅师讲梅花时，恰逢校园中几株春梅绽放，她花了一节课时间，带我们去校园实地观摩，形象地介绍了梅树的生态和形态特点，鼓励我们仔细观察，认真写生。汝梅师一再强调，绘画课主要是一门实践课，老师讲的绘画知识、绘画技法，只有在不断练习中才能体认掌握，只有勤学苦练，才能画出好的作品。正是在汝梅师的感染下，我对画梅产生了浓烈的兴趣，一学期下来，几乎沉迷在画梅中。我曾多次去观摩校园中的那几株梅花，拿出铅笔在小本本上画素描稿，下午放学回家后，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笔墨纸砚，对照素描稿反复练笔，先画在废报纸上，画在毛边纸上，最后才小心翼翼地画在裁成小幅的宣纸上。认为比较满意的，就带到学校找汝梅师看，她看后一边赞许，一边也指出很多不足之处，如枝稍虚尖，没有回收；有的画面太死板，是因为握笔过紧，手腕不够灵活，顿挫转折就没有力度。她要我大胆地画，不要怕犯错误。她还手把手地教我如何皴染，如何画出飞白，如何藏锋和回锋。我开心的发现，在汝梅师的鼓励和指导下，一学期下来，我的画艺真是与日俱进，提高得很快。

汝梅师不仅是我们的课业老师，还是我们的人生老师。她英挺俊俏，豪爽有男子气，但感情丰富细密，对学生十分关爱，从不疾言厉色。作为班级监学，她针对女孩子的特点，常在班级活动中，向我们灌输爱的教育和励志教育。她推荐冰心的《寄小读者》及其散文，要我们从小就要有爱人之心。她给我们讲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讲秋瑾女侠的故事，讲法国抗英民族英雄“圣女”贞德的故事，当讲到秋瑾题写“秋风秋雨愁煞人”诗句，在轩亭口刑场就义时，讲到少女贞德被判火刑、慷慨赴死时，她都激情难抑，声泪俱下，极大地震撼了我们幼小的心灵。她说女子的智慧和才能并不比男子差，女孩子要自尊自重，现在好好读书，学好本领，将来成为有用之才。汝梅师所讲的秋瑾和贞德的故事，常常萦绕在我的心头，大学工作后，我恭读了秋瑾的诗文，更加敬佩她冲决网罗、投身革命的果毅精神。在秋瑾冥诞100周年时，我曾虔诚地绘制了一副秋瑾的画像，参加了学校画展，作为对一代女性楷模的纪念。

汝梅师还经常进行家访。记得第一次家访时，母亲吓了一跳，以为我带来了一位男老师。由于我国文、绘画两门课学的都比较好，常受到老师的青睐，汝梅师来我家的次数也要比别的同学多些。汝梅师来家访时，总喜欢和我促膝谈心，了解我的家庭情况、学习情况、绘画情况，她总是鼓励我多看多写多画。她说你喜欢画梅花，就应该学习梅花坚贞高洁的精神品格，女孩子要自立自强，不要做男人的花瓶。她常和我的父母说，这孩子聪明，天分高，要好好培养。进入中学后，我的求学之路并不平坦，父亲是生意场上人，思想上重男轻女，总是说女孩子只要能看报写字，学会打算盘，嫁个好人家就行了，不必读那么多书。他对我喜欢绘画更不以为然，说现在都有照相馆了，学画画有什么用。所以每到开学缴学费时总是不爽，都是经过母亲的劝说抗争才能拿到学费钱。但自从汝梅师和父母交流后，以后再缴学费就顺利多了。另外，汝梅师是教会大学的高材生，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她对我学习外语也十分关注。她跟我说：教会学校的学生，一定要把外语学好，才能进一步深造。你语感好，发音好，学好外语是有条件的。正是在她的鼓励下，初中三年我打下了较好的英语基础。

想起来，我真是个幸运儿，在我人生刚刚开始起步时，有幸遇到了张汝梅这样好的良师，她不仅在国文教育和绘画教育方面将我引入美的殿堂，而且在做人方面也给我指引了前行的方向，我以后的人生轨迹似乎正是遵循着汝梅师的教导走下去的。初中毕业时，恰逢蚌埠解放，真如同拨云见日，心头的阴云一扫而空，从此我的命运不再受家庭的羁绊了。进入高中，我成为学校第一批团员，成为学生会主席，努力吸纳新知，认真学习工作，但我的兴趣点仍然在文学和绘画两个方面，为文作画，乐此不疲。高中毕业后，我考取了南大中文系，并终身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一名耕耘者，行有余力，我总喜欢拿起画笔作画，尤其是绘写梅花成为我的最爱。我总是全身心地投入创作，力求把梅花的气韵风骨熔铸于笔下。只是由于笔力不济，无法将梅花的意态精神表达得至臻至美，有愧于老师的期望。

我跟汝梅师学习、交往虽然只有一年，但她对我一生的影响是深刻的。一年后，可能是她那种卓尔不群的做派不为主校者所喜吧，她悄然离开了学校，听说去了南京，以后又去了南方。我虽经多方打听，也未能获得她确切的行踪下落，令人抱憾。但我对恩师的感念之情始终如一。

又是一年一度的南京梅花节。今年3月3日，女儿开车带我和老伴去梅花山观赏梅花，当我站在梅花谷“梅后”旁，又油然想起了汝梅师，从心里升起了无穷的感念和丝丝惆怅。

汝梅师，您在哪里？您在哪里？您能听到学生的呼唤吗！

2014年3月4日

我与张宽师的画缘

六十年前，自1950年至1952年夏，我在蚌埠三中（原崇正中学）读高中，当时美术课是由张宽师执教。我自幼酷爱绘画，对美术课自然特有兴趣。因此，课内课外与张宽师经常有接触。在我的记忆中，他是一个极谦和又敬业的人，对学生耐心热诚，循循善诱。可令人感叹的是，亲历的往事，竟随无情岁月流逝殆尽，仅留下几个难忘的镜头在闪烁。如今只有撷取这些片段来表达我对老师永久的缅怀……

蚌埠解放以后，崇正中学改为蚌埠三中，张宽师和当时担任三中学生会主席的我，同时选为蚌埠市人民代表，出席市各界人民代表大会。老师利用休会间隙忙着画人物速写，我在一旁观摩。他见我对绘画很有兴趣，便将人物速写的方法讲给我听，同时也为我画了一幅速写。画得很传神，我爱不释手地将它小心保存起来。后来我考上了大学，离开了家，竟遗失了这幅难得的画。为此，我耿耿于怀，引为憾事。但老师速写人物的技法要领一直启迪我，让我懂得对人物形象特点观察的方法，并努力在绘画时加以学习运用。

读高中时，我一度对油画产生了浓厚兴趣，总想亲手尝试一下。但苦于当时既无钱买油画笔与颜料，更无钱买画布、画板，只好穷想办法，采用马粪纸涂油漆来替代。可油漆也无钱买，最后多亏一位好心的同学，她向亲戚讨来一些油漆送给我，才成全了我渴望作画的心愿。当我兴冲冲拿起笔，面对马粪纸与油漆却无从下手时，就找张宽师讨教。他笑着鼓励我大胆地画，不用怕。要我把油漆颜色调配好，画错了再改，定会画成功。就这样，我终于煞费苦心地涂画出了一幅西洋美女头像。张宽师大加称赞，把它选入全校画展。老师的激励，犹如春风化雨，点点入心。我对绘画也更加酷爱了。没料到，这幅画得到同学的青睐，不少人向我讨要，都被我一一婉拒了，这可是我的第一张油画处女作，怎能不宝贵啊！可令人郁闷的是，这张油画竟在画展时不翼而飞，被人“偷”走了。据女同学提供的“情报”，可能是几个捣蛋鬼男同学干的。我为此既伤心又无奈。几十年后，每当拿起油画笔，总会想起在张宽师启蒙鼓励下作画的情景，不胜感慨系之。

记得张宽师的家，就在蚌埠三中校内。我从家里步行上学，就可经过老师的门口。有一次路过他家，见老师正在做活。地上摆着工具、材料，散放着各种石膏像，这些新奇的玩意儿，立即吸引了我驻足观赏。老师看见我很高兴，特意要我把一只手放进模子，他用石膏翻做成一个手的石膏模型。我才明白，原来他所制作的各式各样石膏模型都是作为写生教具，专供学生练习素描使用的。老师为我制手模的趣事，引起了我对各种艺术门类的兴趣，在以后的岁月里，一有机会就去尝试不同的艺术表现方法，成为我业余生活的最大乐趣。

1952年夏，我高中毕业，面临高考选择专业的关口。我徘徊在美术与中文的十字路口，不知所从。此时，张宽师极力地鼓励我报考美术。他说：“你很有绘画天赋，千万不要错过时机，要进美术学院深造，将来肯定能成为有前途的画家。”老师的这番话与我心有戚戚焉。我思忖自己在读小学时就与同桌的女孩志同道合，不高兴听课时就偷偷地画画，几本教科书的空白处都画满了美女像。读初中时，遇到了一位既教语文又教美术的良师，她把两门课都传授得出神入化，把我引进了美的殿堂。她的名字叫“汝梅”，专教中国画，特别是“梅”花。为了跟她学画，我把所有的零花钱，有时甚至连早点钱都省下来去买毛边纸，偶尔也“奢侈”地买一张宣纸，裁成小块，用来练笔作画。她常常把学生的好作文、好绘画在课堂上展示，用以嘉奖。我的作文与绘画总是名列前茅。进入高中，在美术上又得到张宽师的器重与指引，他对我择专业的规劝令我终生难忘。

在当时美术这一行当是不受重视的，语文老师力主我考中文。他说：“你很有文学才能，千万要读大学中文系，将来才能成为有名的作家。”我向他流露想学美术，他反驳道：“当个穷画家有什么出息！你喜爱画画，可以作为业余爱好嘛，不必作为终身职业。你一定要把握好人生方向，学中文，当作家，才有大前途。”听了这番话，我又思忖：是啊，我酷爱文学，初中一、二年级时就用笔名在《皖北日报》副刊上发表散文，初、高中时屡屡在全校、全市的作文比赛中获奖，照这样如进大学中文系深造，将来还愁当不上作家呦！读中文专业，把绘画作为副业，两者兼顾吧。如此权衡，便改变了初衷，放弃了学美术。择专业的拉锯战也就告一结束。记得离开三中时，我曾怀着愧疚之情向张宽师去告别。

一跨进南京大学中文系，新生入学第一课便是端正专业思想。系主任严肃地告诉大家：“中文系培养目标是语言文学教学与研究工作者，而不是作家。”包括我在内的很多新同学的作家梦，就像五彩的肥皂泡一样，立刻被击得粉碎。我从中文系毕业后，免试读了古代文学专业的副博士研究生，随即留校任教，从助教升到教授，直到退休，在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我一直对绘画情有独钟，念念不忘绘画，与画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与张宽师的启迪引导是分不开的。

在史无前例的大灾难岁月里，年过而立已有两个女儿的我，说服了母亲与先生，奋然投身南大“红画笔”。着一身旧军装，爬上高高的脚手架，画领袖像与各种应时应景的宣传画，办墙报，画漫画，写画评，还被派往大别山下城西湖军垦农场作画。除油画、水墨画外，还兴味盎然地尝试过捏泥塑、电烫画、版画、水印木刻、剪纸等等，花样翻新，不一而足。算来约历时三年多与画为伴，好比是进了一所特殊的自修美术大学。以致校内校外很多不认识我的人，竟把我当成了美术公司来南大服务的画工。若不是后来“复课闹革命”，当时的我真想改行到无锡惠山泥人厂去从头学艺。

粉碎“四人帮”后，1982年学校派我去美国内布加拉斯州立大学讲学，教授中国古代文学。也是机缘巧合，当地正在组织画展，我应邀画了两幅水墨花鸟画，又制作了一幅电烙人物画参展，得到主办方与观众的一致好评。也因此机缘，退休后南大海外教育学院（原留学生部）特地聘我为各国留学生开设“中国书法绘画”课，将中国传统艺术的精华传播给海外学子。不少留学生对中国书画既好奇又有兴趣，他们的书画作品曾多次在校内外展出，上了电视，并在比赛中获奖。我也在多年的教学中获得了极大收益与乐趣。绘画已成为我最大的业余爱好，成为我生命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饮水思源，应感谢读高中时曾受到张宽师的引导教育。

时过境迁，每逢读到王维“宿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偶然作》其六）诗句，心头总会漾起阵阵难以平息的涟漪。“文章冠世画绝千古”的王维，竟把当一名“画师”看得比“词客”要重得多。可见从古到今，人人心中都有一个天平，可检测出自己情感爱好的倾斜重量。我不禁联想到自己，当初如果进美院当专业“画师”，与今天的专业“教授”相比，轻重究竟会如何呢？有时冥想“前身”未能成为“画师”，如果有来世“后身”，再争取一试如何？

从1952年考入南大，直到1985年张宽师到南京博物院举办个人画展，暌别三十三年的师生才得以重逢。我和先生满怀盛情邀请老师和蒋向红先生来寒舍就餐叙谈，才稍稍得知老师的不幸遭遇。噩梦醒来是早晨，老师焕发艺术青春，在绘画领域大展蓝图，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我们由衷地为他感到骄傲。老师得知我喜爱画水墨梅花，特地赠送两幅墨宝，一幅红梅，一幅绿梅。我们一直珍藏至今。睹物思人，我与张宽师的画缘正如画中的梅花一样，灿烂绽放，永不凋谢！

2011年1月16日

收入《砚墨醉人——张宽艺术人生》，安徽省文史研究馆编，2011年7月。

心碑——忆郭影秋校长

确诊癌症之后，我常常喜欢与老伴在郭影秋校长塑像周边徜徉，做做六字诀，练练郭林气功。塑像的右前方小礼堂，是郭校长经常接待师生的场所，也是我和老伴五十多年前举行简约婚礼的地方。塑像和小礼堂正好形成一个完整的景观。这里环境幽美，空气清新，苍松、绿竹、红枫和各色花卉，映衬得塑像更加肃穆亮丽，令人起敬。我们做完活动后，习惯在塑像前的石凳上小坐一会。仰视着郭校长的塑像，许多往事又鲜活地浮现在眼前。

那是1957年11月中旬的一个晚上，郭校长摸黑来到中文系小楼（今赛珍珠纪念馆），那晚中文系教工党支部正在过组织生活，当时中文系研究生只有我和谭优学两名党员，也归属教工支部一起过组织生活。支部会的主题是反省反右以来自己的认识和言行，也有一些相互间的批评。郭校长听说楼上在开支部会，就悄悄地走上来，搬了一张凳子坐下。我们发现校长来了，发言停顿了一下，他笑着说：我顺便走走，和你们一起过组织生活，请大家继续发言。会议快结束时，他作了简短的发言，大意是：这次突如其来的反右运动，大家没有思想准备，特别是年轻党员没有经历过，有一些认识上的偏差甚至错误是难免的，认识了改正了就是好同志。他还联系自己，说自己在革命斗争中也犯过错误，但只要有坚定的革命信念，从错误中汲取教训，就能更好地前进。郭校长情真意切的话，打开了大家的心结，说得我们心里都暖暖的，久久不能平静。而这一天距离郭校长辞去云南省省长来南京履新才一个多月。

到了这一年12月，反右刚刚结束，恰逢我系胡小石、陈中凡、汪辟疆三位名教授的七十寿辰。在郭校长的倡议下，学校党委和行政决定为三老举办祝寿活动。郭校长特意于12月30日设家宴为三老祝寿，他亲自斟酒敬酒，感谢三位老教授潜心治学，辛勤耕耘，为国家培养人才作出的贡献。郭校长为三老祝寿的消息在校园不胫而走，传为美谈。我作为小石师的研究生，内心十分振奋。隔了一天，正逢元旦，我和老伴去看小石师，当谈及祝寿会时，小石师仍十分激动，说这样的校长有魄力，懂教育，懂得知识分子的心。

反右之后，学校的氛围并不好，广大师生仍心存疑虑，处在迷惘中。正是以三老祝寿为契机，郭校长带领领导班子成员，为谋划南大发展，向全校师生望闻问切。他频频登门拜访知名教授，召开各种类型的教师座谈会，倾听对办学的意见；他常常走进学生宿舍，坐到学生支农的田头，站在大炼钢铁的小高炉旁，了解学生的心声。他敏锐把握变幻时期大学教育规律的脉动，始终坚持学校的重中之重就是教学、科研和教师队伍。他排除大跃进对教学秩序的干扰，铿锵提出：学校毕竟要以教学为主，教学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要求学生“坐下来，钻进去，认真读书”，要求老教授和有经验的教师上教学第一线，把书教好，为国家培养优秀人才。他提出“教学为主，突出科研”的口号，要求加强学科建设，确立尖端的、重大的科研项目，协作攻关，为国家作出贡献。老南大人都知道，我校有名的科研硕果“五朵金花”就是在这时奠定基础绽放开来的（南大科研的“五朵金花”为：金属缺陷研究、分子筛研究、华南花岗岩及其成矿研究、内蒙草原综合考察、大米草的引进与推广）。他尊重和爱惜人才，努力改善教师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以“抢救遗产”的急迫心情，主张为学有专长的老教授配备助手，“对号入座”，老中青传帮带，形成合力，多出成果，多出人才。这些举措，有力地促进了教师业务水平的提高，很多年轻教师较快地成长为学术接班人和学科带头人。“两弹一星”元勋程开甲先生，就是在这个时候受到学校表彰，成为教师的杰出代表。郭校长还亲力亲为，亲自为学生授课；亲自指导学生论文；利用夜晚时间，钻研他钟爱的南明史，写出颇具功力的专著《李定国纪年》，为学术界所称道。

为了办好学校，郭校长殚精竭虑，宵衣旰食。他不为三年自然灾害所困扰，号召全校每个共产党员和各个党支部都要发扬矿坑的“坑木”精神，顶住压力，克服困难，为党和国家分忧。这一时期的他体弱水肿，长期失眠，但他仍神采奕奕地活跃在校园各个角落，身体力行关心群众的疾苦。他亲自去学校食堂帮厨，要求食堂员工尽最大可能做好饭菜，保证师生的健康。我系师生在江宁湖熟劳动，他来看望大家，当听到一位同学患了急性肠炎腹泻不止时，立即要这位同学乘他的小车回校医治。一天夜里，他的夫人突然生病，他不愿影响校车司机休息，就自己背扶着夫人去医院就诊。从他住的汉口路71号小楼（今爱德基金会）到鼓楼医院急诊室，路虽不算远，但护送时步履的艰辛可想而知。他严于律己，与学校师生同甘共苦。学校配送给他的副食品，他拒绝收受，要求送给身体不好的同志。国家发给他的副食品优惠券，他也一概不用，调离南大时，工人在他的桌子抽屉里还发现一大沓优惠券。他的这些好品德好作风，赢得了全校师生员工的好口碑。

回顾郭校长主校的六七年，可以说是南大的黄金期。他营造了诚朴厚重敢为天下先的好校风。整个学校生机勃勃，活力四射，校园里弦歌阵阵，学生刻苦攻读，教师挑灯夜战，物质生活虽然匮乏，但精神生活充实，心胸和畅，全校师生员工凝心聚气，都在为振兴南大尽责尽力。好的努力自然结出好的果实，1960年6月，全国文教群英会上，南大荣膺全国高校先进单位。同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增补南大为全国直属重点高校之一。南大从此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跻身于全国名校的前列。

郭校长英俊挺拔，走起路来，如玉树临风，气度不凡。他总是阳光拂面，充满自信。虽是戎马倥偬几十年的老战士，但身体里仍然氤氲着芬芳的书卷气。这是一个具有坚定信念和丰富精神世界的人。正是这种人格魅力和亲和力，征服了南大人。几十年来，他在南大的业绩和风范，始终为南大人所铭记、感念。

青松翠竹长随影

一代学人永忆秋

2009年8月19日，我在郭校长塑像前漫步流连时，即景生情，口占了这副嵌字联，现记下，作为奉献给郭校长的心香一瓣。

2013年5月20日校庆111周年

刊《南京大学报》2014年5月30日（总1128期），又刊于《南大校友通讯》2014年秋季版（总第64期）

独向深山深处行

——忆胡小石师

恩师胡小石先生是学术界的一代宗师，学问渊博，兼为文字学家、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他于古文字、声韵、训诂、群经、史籍、诸子百家、佛典、道藏、金石、书画之学，以至辞赋、诗歌、词曲、小说、戏剧，无所不通，尤以古文字学、书学、楚辞、杜诗、文学史最为精到。面对这片学术海洋，我无法全面记述，只能从亲身经历中撷取几桩印象最深的，宛如大海中的几朵浪花，奉献给大家。

我是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后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回想起来真够幸运，当时给我们开蒙授课的，多是全国知名教授，如中文系胡小石、陈中凡、方光焘、罗根泽、陈瘦竹，历史系王绳祖、蒋孟引，外文系范存忠、商承祖、陈嘉，还有南京师院的唐圭璋、孙望等等。其中，最令我终生难忘的就是小石师，是他，以古典诗歌精深微妙的无比魅力震撼了我，启迪了我这个懵懵懂懂的学子，对古典诗歌产生了浓厚兴趣。1956年大学毕业后，我有幸成为老师门下的一名副博士研究生，在他的亲切教诲下走上古典诗歌的教学与研究之路。

一、独会灵均九死心的“楚辞专论”

大学三年级时，小石师为我们开设了一门选修课——“楚辞专论”，我任课代表，常有机会与他接触，向他讨教。我当时怀着敬重、好奇、渴求的心情认真聆听每一堂课。

为时一年中小石师结合史学、经学、文学三方面讲授楚辞，其中对《离骚》讲解尤详，几乎花去大半时间。他以史学家的卓识、经学家的谨严、文学家的别具会心，给我们生动刻画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心路历程。聆听他的点拨，犹如醍醐灌顶，领悟到很多从未知晓的道理与方法。老师讲《招魂》，不仅根据《史记》屈原传赞来纠正王逸以来认为是宋玉所作的错误看法，断定为屈原所作，并从考古学角度列举楚墓的大墓群新出土的精美绝伦文物加以印证，由此推知诗中所写楚国贵族生活确有现实依据，并非虚饰夸张，不是过之而是不及。诗中所描绘的魂归来后在生活上所享受的那种豪华侈靡、铺张排比程度在人世间最高，只有像大领主身份的楚王才有资格享用，而像屈原这样身份是担承不起的。因此老师认为《招魂》主旨是屈原招楚怀王之魂，非楚国之魂，亦非自招。

老师对“九歌”的研究，自出手眼，独创新说。他否定胡适、陆侃如等主张“九歌”为屈原以前民间歌曲的说法，也否定“九歌”为楚人祀神之诗的说法。他认为“九歌”中的大部分诗篇是屈原个人的抒情诗，写的是人神恋爱，写人追求神或神追求人。如《云中君》、《湘君》、《湘夫人》、《东君》、《山鬼》、《河伯》、《大司命》、《少司命》都是写追求爱情遭致失败的悲剧，这与《离骚》写追求神女不成的爱情悲剧是一样的。其实老师早在1921年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讲楚辞时，即用人神恋爱的新说来解释楚辞中的爱情描写，他在七十多年前就把楚辞的研究工作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此功实不可没。

小石师对名物训诂极为重视，他说读楚辞必须懂得其中香草美人的比兴象征含义，所谓“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他运用清代乾嘉学者的研究方法，结合自己早年学习生物学的深博学养，重调查，讲实证，对诗中很多名物训诂作出新的阐释。为便于我们认知，往往随手画在黑板上，准确，形象，使人一目了然。例如讲到车制，他便画了多幅古代车形图，正面、侧面、俯视、局部的都有。讲到宫室制度，他便依据《仪礼》推测画出墙院、门、庭、堂室的图形，并将古代房屋结构一一剖示。明乎此，我们对《国殇》中敌我双方兵车激战的场面，《离骚》中驾飞龙远逝，《东皇太乙》的祭祀，《湘夫人》的“筑室兮水中”都有了形象化的感知与理解。

为使我们清晰了解屈原的遭际，老师特在黑板上绘出屈原的流放图。下课后，他把此图原稿给了我。我一直夹在楚辞书里，保存至今。这是一张练习本大小的白纸，上面用黑铅笔画了洞庭湖和周围的水系，写上地名，再以红铅笔画出三次流放与东行的路线，最后以蓝黑钢笔标上醒目的“一放”、“再放”、“三放”、“东行”的字样。如今悠悠岁月已把白纸浸染成黄色，周边因变脆而破损。但留在纸上的那些畅美线条与遒劲文字，一点一画都富有生命活力，历历照见出小石师对教育事业殚精竭虑、一丝不苟的宝贵精神。

小石师更以诗人的慧眼会心对楚辞的诗美绝胜之处往复咏叹，心驰神往。记得他讲授《湘夫人》吟诵到“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时，竟忘情地赞叹：“啊，这两句太好了，好得无法形容。”从老师的赞叹声中，我们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文学最忌抽象的表现，贵乎用一种形象的语言。与其空说春景明媚，不如说“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与其空说秋容惨澹，不如说“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他激情难抑，一连串背诵了很多由此诗句变化出的名篇佳句，如谢庄《月赋》的“洞庭始波，木叶微脱”，柳恽《衣诗》，以及一些唐诗、宋词等精彩篇章，将我们引入胜境。

“楚辞专题”课为我们打开了一座由楚辞所营造成的辉煌无比的艺术殿堂，我们这些年轻学子无不为之惊诧，折服，久久留连忘返……小石师在给予我们强烈艺术感染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往我们年轻的心灵中注入一种为坚持理想、献身祖国“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屈原人格精神力量。这一点，直到我在以后几十年的人生风雨征途上，才逐渐领悟到老师的苦心孤诣。铭记老师的教诲，我始终对《离骚》情有独钟，不仅熟读，背诵，在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一次次费时费力地向大学生讲授全篇，要求他们明其幽奥，取其神髓。冥冥之中仿佛是出于一种对老师的缅怀与报答。

“谁会灵均九死心？”（《十七夜楼对月》）小石师在他的诗中如此感喟、发问。“谁”？首先是他自己。他不仅对“灵均九死心”的内在艺术世界剖析得独到、透辟，给人以深刻的艺术启迪，他更以自己刚正不阿、光明磊落的一生，印证了他是一个真正理解屈原，并将其人格精神付诸实践的人。

二、最后一次讲座——专精独擅的“杜诗学”

除屈原以外，小石师最喜爱与崇敬的诗人就是杜甫。试看他在抗战时期写的诗歌，那激荡在其中的哀民生之多艰、感时伤世、愤乱疾邪的思想感情，无不深受屈原与杜甫的影响。

小石师称赞杜甫是一位“诗国革命家”，作诗总是以求新为贵，他学习许多的古人，但同时又推翻他们。因为在杜甫看来，从来没有一家不好，同时又没有一家尽好。老师概括杜诗特点有三。一是用字上极重锻炼工夫，特别是注重动词的创造运用。二是内容上大大开拓了诗歌领域。杜以诗描写时事，为诗之历史化；以诗发抒议论，为诗之散文化。杜诗不愧为“诗史”称号。至于老杜冲决旧藩篱，化赋为诗，文化挹注转换，局度弘大，在诗史上独辟一途，是前所没有的。三是声调上变化创新，用一调即变一调，力避前人走过的老路。

早在1921年，小石师就给北京女子高等师范的学生讲授杜诗。他的当时学生、今上海华东师大教授程俊英回忆说：“胡老师最喜欢杜甫，谈起他的经历及诗作，感情充沛，眉飞色舞。下课后，冯淑兰（沅君）笑着说：‘胡老师可能受元稹‘自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一语的影响吧。’我点点头。”

事实的确像程、冯二位教授所说，小石师对杜甫的挚爱是深厚而绵长的。距1921年整整四十年之后，在老师离开人世的前一年，也就是1961年五月，在南京大学纪念校庆举办的讲座中，他以七十三岁高龄的抱病之身，走上讲台，满怀激情地把自己最喜爱的诗人杜甫及其诗作精华《北征》与《羌村三首》介绍给广大师生。老师一生南北主讲席者达到五十三年之久，这次是他生前所作的最后一次讲座，是他留给我们的最后一笔精神财富，弥足珍贵。讲座的听众很多，除中文系师生外，还有外系师生，整个大教室内座无虚席。当时南大校长郭影秋、副校长范存忠、南京师院名教授段熙仲等，都专诚来听课，就坐在我的前一排，我见他们一直兴味盎然，专注聆听。

小石师首先结合诗作的时代与区域，在黑板上画出地图，勾勒出杜甫由长安→奉先→白水→鄜州→长安→凤翔→鄜州的行踪，然后把《北征》与《羌村》作了比较，说：这两首诗写作时间紧相连接，《北征》稍后，要互相参看。在杜诗中，《北征》最长，《羌村》较短。从剧本说，《北征》是连台本戏，《羌村》是折子戏。从演员说，前者是长靠戏，有套数；后者是短打戏，折子。以诗而言，长诗波澜起伏，有张有弛，结构上未必段段精彩，而是有些精彩处，也有可以唬得过去的地方。而短诗则是集中、精练、吸摄人心，精彩处可使人易于感到，表现出来。《羌村三首》每首各从不同的角度着笔，每首都很精彩。

小石师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以丰富的材料逐字逐句分析了二诗的思想与艺术成就。他讲《北征》时，自谦是对这首大诗作一点“小笺”，一是小考证，小的修饰技术，具有特色者；二是杜为什么作此诗，主旨何在，提出己见。他以走路为喻，生动地说明唐代文学的发展趋势。初唐文学是走在长门闾巷；盛唐文学是乘着高车驷马在康庄大道上奔行，旁若无人，壮阔无前（如李、杜二公）；中唐文学有的是在园亭中休息（大历十才子），有的是爬山，走险峻羊肠小道（韩、孟、贾），有的是在大平原上兜圈子（元和诸公）；晚唐文学是离开陆地走水路，舍车而乘舟了（小令、词应运而生）。

《北征》为杜诗中大篇之一，结合时事，加入议论，将诗与散文融合为一；波澜壮阔，前所未见，且影响深远，为后来古文运动家以“笔”代“文”者开其先声。《北征》结构出于赋，既兼有众长又独抒己见，可谓古为今用。在风格上不近于国风而近于小雅。含有小雅的怨悱，但表现得隐微，难以看出，因为作者受到“温柔敦厚”诗教的影响。

对诗中的警策处，老师一一点评阐发。例如“旌旗晚明灭”不言日，只描写旌旗，而斜晖与晚风都依稀可见。“我仆犹木末”，人非猿猱，怎能行于树杪？原来诗人写景，往往只取片时的感觉印象，不加任何说明，此是一种手法，乍看似无理，而奇句却由此而生。诗要通，又要不通，要不通之通。诗的好处就在于此，如果全写通，就索然无味了。“天吴及紫凤，颠倒在短褐”，天吴短褐，正以两者不伦而相聚为奇。如《水浒传》：“拳头脚尖一齐下，打得大王叫救人。”以大王之威而呼救，其妙也在不伦。古人多有这种手法。诗中“瘦妻”，本是前年“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诗中人。今写其瘦，正见安禄山乱事之惨酷，反映直至妇女颜面上。人生一枝一叶，无不与时代社会息息相关，等等。

篇末“凄凉大同殿，寂寞白兽闼”二句，自宋以来注家皆未注意，也未得其解。老师据史料进行分析，精辟指出：此为一篇主旨所在。原来杜甫早于灵武擅立、成都内禅之日，已预见玄、肃将来父子关系必至恶化，因此不待南苑草深，秋梧叶落，便开始感叹上皇暮境有悲凉之感。诗用意深微曲折。

老师又举杜甫《奉先咏怀》与《写怀》二诗作比较，见出中晚岁思想的极大质变。杜历事既久，阅事转深，有鉴于玄、肃宫廷骨肉政争之酷烈，悟出礼为忠信之薄，孝慈生于六亲之不和。因此举出平日所受诸儒家之信条，及认为所以维系封建统治之纲常名教，全部付之粉碎虚空。此对杜甫思想内涵剖析得切中肯綮。

小石师对《羌村》也作了精彩评析。他说《羌村三首》小诗所写情景，多可补《北征》中所未及道者，篇幅虽小，而天宝末年之大乱，人民所受之痛苦，皆反映于字句中，并非仅为诗人自己的发愤抒怀。

前辈诗人在技术上有一控制世间万象的武器，就是动词。动词的选择与烹炼，须求其生动，深刻，新颖而又经济，可谓煞费苦心。如诗中“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的“怪”用得好，因兵荒马乱，妻子以为丈夫已死了，疑怪丈夫还活着，故用“怪”字。如用“喜”字反而肤浅了。“定”一作“走”，后者不通，因为夫妻之情，不会见丈夫“怪”而“走”开的，必然是用“定”字。

小石师就诗中“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二句引发开来说，看来这像是大白话，字面上什么也没有，清汤白水，其实它是极经济的，炼而又炼的。正如我们搞基建，打地基很花钱，大家看不到，看到的则是地面上的东西。讲到“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歔郗”时，他赞叹说：这二句好得很。一是表明哭声来得突然，来不及由门而入。二是门久不开，雀儿满门，不便行走。三是唐代墙头很短，邻舍多团集，故言满。但言“满墙头”，不更详说，以急迫之笔写出，与当时情景正相应。就在我们看不出有诗的地方，他却能探其微妙，开掘出深长浓郁的诗味来，这正是小石师诗学的专精独擅之处。

结合《羌村》所写的“酒”，小石师从科学史上将我国酒的历史变化作了生动的考证与论述。原来酒有两种，一是淡酒，一是烧酒。元代以前，中国只有淡酒，叫做“醴酒”，等于今天的酒酿。它又分清、浊，滤去滓的谓“清”，有滓的谓“浊”。这类酒可以多饮，因此“千盅”、“百觚”、“斗酒”的记载屡见不鲜。烧酒最初发源于阿拉伯，由蒙古人传入中国内地，从元代开始，中国内地人才饮用烧酒。此酒是“蒸熬取露”，用蒸馏法制成，味甘辣，不能像淡酒那样多饮。

小石师说读诗需要细心观察、比较，了解作者的习惯、性格，以推知其为人。他举例说，杜甫对待动物的感情不一样，厌恶鸡、虫，喜爱鹰、马。鹰和马是神骏的动物，由此可知杜甫是“神骏者”而非“酸丁”。他谈到唐宋人有一不同处，即宋人喜老，并以此命名，如商老、渭老、铉翁、了翁之类，其名少时即如此，由此可见宋朝的不振。唐人喜欢年轻，反映出国力的强大。老师说他一向喜欢唐人，不喜欢宋人。

小石师对杜诗含英咀华，深得其中三昧，多发前人所未发。他讲起课来，纵横开阖，触类旁通，既放得开又收得拢，既有文学家的激情想象，又有科学家的冷静严谨。他不论谈什么问题，哪怕是一个看来枯燥的考据，都能引人入胜。那次讲座真是满堂生辉。他自始至终抓住听众的心，与之交流，共鸣，与之一道去感受杜甫“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脉搏跳动。

那天发生的一桩趣事至今犹在眼前。

小石师是海内著名书法家，他的书法讲究用笔、结体、布白，有血有肉有感情，一点一画都具有破空杀纸的强劲弹力。大家对他的书法非常珍爱，一边听一边欣赏。当板书需要更换时，有位同学上前帮忙去擦黑板——突然，听众中响起一片“不”的反对声，一时间那位同学手持板擦不知所措，后来还是忍痛擦去了一小片。小石师见此情景，不禁哑然失笑。

小石师讲毕，领受这次难得的高层次艺术洗礼的听众，仍然端坐未动，一个个沉浸在诗美的回味之中。这时，郭校长走到台前，作了简短发言。他说胡老的诗学造诣如此精深，就在于他书读得多，学问做得好，知识渊博，生活体验丰富深刻。他要求在座师生都要向胡老学习，努力攀登科学知识的高峰。

讲座结束之后，我特地写了一篇专题报道，题为《胡小石谈欣赏古诗》，刊载在《光明日报》上。

三、学子的好导师 艺人的好知音

小石师是一位传道、授业、解惑的好导师。他为我们研究生亲自讲授多门课程，都是他多年研究的心血成果。其中有《说文部首》，他不同于一般学者简单地将《说文》看成是一部字书，而是强调文字、声音的统一。他强调《说文》是一部声书，讲课时始终贯穿“以声求义”这一原则。讲《甲骨文例》课，他以客观的态度，从许多例句的分析排比和词汇在句中的地位，来说明词汇的性质，对甲骨文字的诠释多所发现。《甲骨文例》早于1924年写成，在甲骨文语法的研究上，有先导之功。这一科学的研究方法，有力地纠正了当时一些人以武断想象来解释甲骨文的错误。此外还给我们讲过《考工记》中的专题以及“楚辞”等课。记得有次在讲《湘君》、《湘夫人》时，老师顺带说了这么一句：从二诗内容的分析比较看来，也不排除有可能是写同性恋的。当时，我听了这话，大为震惊不安。小石师虽是年近古稀的老人，但思想活跃，性格开朗，接受新事物快，各种各样的新书都读得很多。他这一看法显然是受到西方文化人类学著作的启发。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他的这种说法是极其大胆又冒风险的，若张扬出去，弄不好就会被扣上“资产阶级腐朽观点”大帽子的。

小石师从没有门户之见，总是鼓励我们“转益多师”。他特地请来南京图书馆研究员陈方恪（系陈三立先生第七子）为我们讲《目录学》课，陈先生是近代有名的诗人、才子，学识渊博，对晚清文坛的掌故逸事了如指掌。他的课堂上，我们获得很多在书本上学不到的、活的文史知识。为了给我们打好扎实的史学基础，老师专程派我们去上海华东师大历史系跟束世澂教授进修古代史，为时两个月。

老师一贯诲人不倦，平时对学生既严格要求又热情关怀。学生遇有问题向他讨教时，他总是非常高兴，喜欢用明快、生动的语言来拨开迷障，让你豁然开朗，每次都会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记得有一次，我问他有关古诗的格律问题，他解答完后，又补充告诉我“格”与“律”的不同。他幽默地说：“格可变，律不可动。就好比每人脸上都有两眼一鼻一口，这是不变的律。但每人的眼口鼻都有长短、高低、大小之分，这是可变的格。”听了这一妙喻，我顿时感到昭昭然，至今仍牢记不忘。还有一次，我问他关于汉赋的问题，其中我谈到汉赋字汇难认，有点可怕。他听后笑着说：“别怕，别怕。汉赋字汇像恶花脸一样，看起来可怕，其实是纸老虎，你可以用同声来推求，这样就能解释开了。”听他说这话，我想起老师在教我们楚辞及其他课时，常常运用清代朴学家“声有不通以义求之，义有不通以声求之”的方法来解决书中的疑难问题，便照搬这个方法去试读汉赋，果然字汇就不那么可怕了。

我们做他的研究生特别值得庆幸的是，小石师给我们传授知识是没有“课堂”界限的。一遇有机会，他就兴致勃勃地带我们去接触外面的精彩世界。方式多样，不拘一格，或是看戏曲演出，或是去踏访古迹（秦淮河一带历史踪迹、六朝石刻等），或是邀我们去城南城北一些老字号的菜馆，一边品尝传统佳肴，一边谈今论古……就这样，使我们在赏玩活动中得到点拨，不断地开拓了知识领域，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了艺术素养。小石师对我们的这种亲切关怀与培养，当时曾引起我们专业以外的研究生们羡慕不已。

小石师一生酷爱昆曲。当时中央正积极贯彻民族戏曲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1956年在北京满城争说昆曲《十五贯》，因为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记得老师对此非常兴奋，特地带我们去看昆曲《游园惊梦》，对省苏昆剧团新秀张继青的技艺、唱腔极为赞赏，并为我们细加评说。他曾多次向我们述说昆曲界的悲惨往事：抗战前苏昆剧班来宁演出，卖座有时不到一成。他每场必往，并与黄侃先生合买数十张戏票，邀学生一道去看。然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剧班演毕，几乎无钱买车票回苏州。抗战期间，剧班更加潦倒，傳字辈艺人有的甚至因冻饿而死于街头。……老师说到当前，脸上焕发出光彩；如今南昆北昆都重新获得生命。南昆傳字辈艺人都归回本行，登场演出，并培育后进，世字辈与继字辈的优秀者接踵而起。老师为此特别欣喜，逢人便称道。南昆艺人很敬爱小石师，称他是昆剧的“保护人”。

在老师的熏陶下，我对昆曲也产生了兴趣，当文史馆邬铠老曲师来校开设昆曲课时，我每课必到，学会了一些昆剧名著的唱段，懂得了一些昆曲的音律与剧种特点，欣赏水平也得以提高。

除昆曲外，小石师对其他剧种与演员，也积极扶植，热情关怀，常常带我们去观摩。他曾带我们听苏州评弹，对当时的评弹新秀杨乃珍赞不绝口，提携有加。汉剧名角陈伯华来宁演出《宇宙锋》，他邀我们前去观看，使我们大开眼界。观后，老师写诗赞之：“宛转歌喉一串新，汉滨如见弄珠人。乍逢赵女来秦殿，何减梅家有洛神。面凄凉传古恨，批鳞慷慨奋微身。繁灯急管移情地，莫向遗编问假真。”将“赵女”（陈伯华）、“梅家”（梅兰芳）相提并论，足见他对陈伯华才艺的倾倒之情。京剧著名武生张桂轩，年八十六犹登台饰演赵云斩五将。张老尤擅演《翠屏山》中之拼命三郎石秀，持重数十斤的真钢刀登台，运转如飞，令人惊叹。老师对其甚为钦佩，我们也随之欣赏了这位老前辈的精彩表演。老师写两首《赠张桂轩》诗，其中一首曰：

薄海同欢春色回，孤花憔悴也重开。

翠屏千尺松林路，灯影刀光见汝来。

四十年后的今天，展读此诗，张老饰演石秀的英武雄姿犹宛然在目，小石师诗笔点睛的超轶才情，更令人拍案叫绝。

这里，我特别要提一下小石师与艺人董娘之间的珍贵友谊。据老师的高足、原南京博物院院长曾昭燏忆述，董娘（莲枝）抗战前在南京唱梨花大鼓，声音高绝，尤善“闻铃”、“悲秋”诸曲，师笃好之，每登场必往。曾赋绝句曰：

四座无声弦语微，酒痕护梦驻春衣；

年年花落听歌夜，雨歇灯残不忍归。

抗日战争爆发，董流徙于武汉、重庆，仍以演艺为生，师于颠沛流离之中，亦时往听之，曾赋五绝曰：

听汝秦淮碧，听汝汉水秋，

听汝巴峡雨，四座皆白头。

又曾与友朋在重庆同听董歌，赋三绝句曰：

巴蜀谁言是比邻，江楼邂逅乍眉伸；

君看急鼓凄弦里，尽是亡家破国人。

水阁秦淮灯万里，董娘秋老唱《闻铃》；

郎当此日同为客，夜雨千山忍泪听。

望江峡里悲江令，念孔桥西遇柳生；

桑海徵歌莫辞远，曲中犹有太平声。

师于艺人，爱之重之，视若门生、友朋，与当时之徵歌品色者截然不同，故董亦视师如前辈。1939年，师居重庆，慈母去世，师扶榇葬于重庆南岸。董所居距葬地不远，时盛暑，知师将过，与其夫陈君于路旁张盖设茶水以待。师甚感之，云：饮此一杯水，胜于富家珍馐百味万倍也。

我从小石师现存的诗作中检寻，他为董娘所赋之诗有八首之多，首首精彩动人，皆是由肺腑中流泻出的真情心语，饱含着对董娘才艺的爱重、对祖国民族兴亡命运的深深忧虑。除上述五首外，现将另三首也一并抄录如下：

解唱《霖铃》是董娘，流人一听鬓如霜。无端今夕沙头月，又逐歌声入夜郎。（《闻董莲枝赴金城江》）

弦急灯残梦影微，《淋铃》听罢泪沾衣。天涯犹是秦淮月，留照歌人缓缓归。（《四月十六夜，昆明遇董娘，为吾唱〈闻铃〉也》）

直到小石师晚年，一次偶过秦淮旧楼，触景伤怀，又写下最后一首忆董诗：

小鼓双铧夙定场，烽烟飘泊向蛮荒。《淋铃》一曲肠堪断，何处天涯问董娘？

“何处天涯问董娘？”这一绝唱永远给后人留下了不尽的怀想与惆怅。董娘不过是旧社会一名地位低贱的艺人，而身为名教授名学者的小石师对其艺技、人品如此珍爱、尊重，与她结为莫逆之交，几十年来不断为她赋诗，仅此一端，已足可揭示小石师人格的高尚，感情的率真。

四、吾生譬行文 安问淡与绚

小石师曾在《即事次韵》一诗中写道：“吾生譬行文，安问淡与绚？”言为心声，诗如其人。他一生淡泊名利，为人正直峻洁。在新中国成立前目睹外患日深，生民涂炭，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深为痛恨，曾公开拒任中央大学校长，并与学生一道游行请愿，险遭不测。新中国成立后日月重光，老师备受党和政府的敬重，在政治、文教各领域都担当重任。他老而弥坚，志在千里，誓以其毕生贡献给祖国人民。综观老师的一生，不正像是一篇写得既平淡又绚烂、自然而瑰伟的好文章吗。

小石师一生在学术上有自己的执着追求，用他的话说是“前不同于古人，自古人来，而能发展古人；后不同于来者，向来者去，而能启迪来者。”这话可以概括他一生治学作文的宗旨。作为一代宗师的小石师，其毕生治学的最大特点即在于独出手眼，有自己的真知灼见，决不俯仰随人，亦步亦趋。正像他在《中国文学史讲稿》中所说：“凡是真正特立杰出之人物，决不屑走人家已走过之旧路。”也正像他在一首题为《岳麓山中》诗中所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