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传记、笔记与韩国古代汉文小说

第一节　史传与韩国古代汉文小说

韩民族具有偏重过去事实的经验主义倾向，又很早开始就积极接受了中国发达的史官文化，因此促成了韩民族历史意识的早熟。

在韩国，修史发轫于三国初期，比如高句丽建国之初就有自己的史书《留记》。至三国中后期，史官制度已基本确立。因此百济、新罗都分别拥有自己的官修史书，如百济的《书记》、新罗的《国史》等即是。统一新罗时期也出现了不少官撰史书，如在崔致远参与下编撰的《帝王年代历》等。到了高丽时期，还仿照中国宋朝的史官制度，设立了编修官史的机构，而史官的社会地位亦相当高，深受君王宠信。金富轼的《三国史记》就是这种史官制度的产物。《三国史记》作为官修正史，从体例到史观、史体均仿效司马迁之《史记》以来的中国纪传体史书。《三国史记》中最有文学价值的部分是“本纪”和“列传”，尤其是“列传”。《三国史记》中各色人物的传记，既有珍贵的历史价值，又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因而成为韩国古代传记文学的源流。

史书中记录人物一生经历的作品称为史传。韩国古代小说正式诞生之前，作为官撰正史的《三国史记》“列传”中的各色人物传记是最为标准的史传。如《都弥》、《薛氏女》、《金庾信》等人物传记具有鲜明的人物性格和比较完整的故事情节，有着较高的审美价值和较强的文学性。

《都弥》的传主“百济木匠都弥之妻”具有鲜明的人物性格。她虽为低贱木匠的妻子，但却对丈夫忠贞不二，不为百济君王的权威所吓倒，巧设妙计戏弄百济君王，并守卫自己冰玉般的贞操，最后丈夫被百济君王迫害致残，双目失明之后，仍初衷不改，和丈夫一起逃到国外。这种至死不渝的爱情，想必对韩国后世的名作《春香传》主人公春香性格的塑造产生过极大的影响。进入近现代以后，像朴钟和的短篇小说《阿娘的贞操》也是将《都弥》加工而成的，其主人公阿娘的性格就是“都弥之妻”性格的翻版。

《三国史记》中的人物传记的基本特征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第一，以历史人物为传主，所记述的人物和事件基本上符合史实，不存在大幅度的想象或虚构的因素；第二，一般来说传主的一生经历不具有完整性，有别于只录人物一事或数事的小品之类^〔1〕；第三，从文体上看，韩国古代史传采取司马迁《史记》以来的史传笔法，不尚铺张和雕饰，也不像传奇文那样援引或插入大量诗歌韵语。

我们从韩国古代小说的篇名，到结构和叙述、文体修辞等诸方面，均能发现史传的遗传基因，比如：韩国古代小说中以“传”为篇名的约占一半以上；按照自然时序将故事情节作纵向排列的所谓“一人一代记”式的情节结构模式、叙述者站在人物与事件之外作居高临下的叙述和评论的那种外视角，均与史传有关。

如果说西方的历史著作常常套用某种文学的叙事方法，那么，韩国的古代文学作品则常常套用历史著作中的某些叙事方法，显示出一种“拟史”的企图，比如包括汉文小说在内的整个韩国古代小说就具有浓厚的拟史倾向。究其原因不外有二：一为韩国古代史传的影响所致；二为中国古代史传传统以及受其影响的中国古代小说的影响所致。如上一章所述，尽管韩国古代小说与神话传说在深层结构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性，但在文体、体例等表层结构方面却没有直接的传承关系，在神话传说与小说的表层结构之间横亘着巨大的史传实体。

第二节　杂传与韩国古代汉文小说

徐师曾在《文体明辨》中，把传记分为史传、家传、托传、假传等四品。当然，这个四分法不能涵盖所有传记的种类，传记中还应包括自传等其他变体。本书将史传之外的所有传记作品统称为“杂传”。

在古代韩国除了史传以外，还有数量可观的“杂传”。所谓“杂传”包括史传以外的一切具有传记性质的作品，如托传、家传、自传、传状、假传等。在韩国，杂传是由史传派生的。它一经产生，就为许多文人学士所掌握，并被当作重要的叙事体裁之一，同笔记一起逐渐成为韩国古代小说的重要源流。纵观韩国古代叙事文学发展史，史传以及由此派生的杂传文学不是一种过渡性的体裁形式，而是贯通始终、经久不衰的体裁形式，其数量之多，延续时间之长，是其它体裁形式无法比拟的。从现存文献记录来看，公元8世纪新罗金大问的《鸡林杂传》、《高僧传》是最早的杂传集。到了高丽时期，随着汉文化的日臻成熟，杂传也随之繁盛。其中高丽初赫连挺的《均如传》是杂传向小说过渡的典型一例。朝鲜朝初期编选的《东文选》中收录了林椿、李奎报、李崇仁、郑道传等13人的29篇杂传，从中可以看到韩国古代小说正式诞生之前韩国古代杂传的风貌。

一、托传

托传为人物传记的变体。托传的记述者以回顾的方式为自己立传，但把自己的特征和思想倾向等人生的面貌寄托在客观对应物身上，即寄意于他物。在这一点上，托传带有托物寓意的寓言的因素。

1．《白云居士传》

《白云居士传》的作者是李奎报（1168—1241），此篇托传乃韩国古代托传之嚆矢，其内容大略如下：

白云居士家贫如洗，衣食无着，然而他倒也悠闲自适；他生性无检束，自觉得天地狭小，遂嗜酒如命，以陶渊明自诩，闲来抚琴、饮酒打发时光。

从《白云居士传》的上述内容来看，似乎真实地记述了作者李奎报直到中年为止的嗜好、个性和作为，凸现了他那恃才傲物的性格特征。

《白云居士传》不仅内容简单，而且在情节、结构等方面与小说相去甚远，然而毕竟是在韩国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托传作品，所以有一定的价值和地位。

2．《猊山隐者传》

《猊山隐者传》乃高丽忠烈王一忠惠王年间的崔瀣所作。崔瀣（1286—1340）字彦明，崔致远后裔，自幼聪敏，及第后，历任成均学官、艺文春秋检阅，注簿等官职。忠肃王时，在元制科中及第，被任命为辽阳路盖州判官，但因病未能赴任而归国。他才奇志异，生性豪放，以诗酒自娱，平生不治生业。无师友指点也能超然自得，异论纷纭时，能坚持真理，在先生宿儒面前亦不改初衷。其《猊山隐者传》内容如下：

隐者自幼天资超群，不久留一处而读书，一旦理解其内容就归来，因而未曾卒业。及长，他虽怀有功名之志，但世道不接纳他。这是因为他未能讨得上司的欢心，一旦喝酒之后喜欢分辨善恶是非。周围的人们，曾多次以忠言相劝，他始终听而不闻、置之不理。到了中年之后，他本人开始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然而世上早已认为他没有检束之性，不肯任用他。于是，他只好不以功名为念，租寺院的土地躬耕稼穑，自号猊山农隐。他为自己作了座右铭：我的农园是从三宝那里得到的恩惠，我将永世不忘。

从《猊山隐者传》的内容来看，猊山隐者的性格、一生经历与《高丽史》列传所载“崔瀣传”^〔2〕的内容相吻合，可见《猊山隐者传》是崔瀣对自己性格及一生经历的真实记录。

二、家传

家传是记述一个家庭或家族来历的一种传记形式，因此家传的传主不是一个个人而是一个群体，即一个家庭或家族。例如，高丽末士大夫文人李穑（1328—1396）的《郑氏家传》^〔3〕按时间顺序记述了从郑氏祖先到郑氏本人及其兄弟子侄历任的官职、发生的事迹等。李穑在谈及《郑氏家传》的写作动机时说，《郑氏家传》出现的人物中有些是和自己一起登第，又一起任过谏官的，因此不好意思推脱这些人的恳请。

高丽末——朝鲜朝初的文臣郑以吾（1347—1434）所撰《星主高氏家传》，则记述了自高氏氏族发源，其后孙高清渡海投奔新罗被封为星主，以至到了高丽朝其子孙继续建功立业，世世代代保全星主职位的漫长过程。

虽然频繁的内乱外侵所带来的动荡不安困扰着韩国历史，但构成韩国传统社会基石的以血缘纽带联系起来的家庭或家族却始终非常稳固。因此说即使有变化，也仅仅是一个旧家族的灭亡和随之而来的一个新家庭的诞生，就像万物有生有死一样。韩国的家族制度经过三国，高丽时期的发展，到了朝鲜朝时期随着朱子理学成为国家和社会的指导理念，韩国古代的家族制度愈来愈稳固。自朝鲜朝建国，韩国的豪门大族就十分重视家谱和族谱的编修，以致编修家谱和族谱成了一门学问，并逐渐成为韩国文化的一个重要传统。韩国的家族制度延续到朝鲜朝末期，甚至到了近代，也没有衰亡的迹象。高丽以来的洋洋大观的韩国家传正是这种长盛不衰的家族制度的产物。

自高丽时期以来，长久不衰的家传成为后世《蔷花红莲传》、《仁香传》等“家庭小说”乃至《三代录》、《李氏世代录》等“家门小说”的重要原型。

三、其他杂传

一般来说，《三国史记》、《高丽史》等官修正史中的列传传主，是根据当时的信史人物的人格、学问、行迹，由修史者按照当时官方认可的价值标准来选取的，所以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成为立传对象的。即，在正史列传中的传主通常是根据其学问、政治活动的比重来选取的。然而，其他杂传中的立传对象的选取标准不仅仅在于政治上的比重，只要他们的性格或行为有其独特之处，就可以成为立传的对象。例如，《东文选》所收录的15篇传记作品的传主大都是小吏、民间艺人、僧侣等，而其身份和性格则呈现出丰富性。

李奎报的《卢克清传》^〔4〕的传主卢克清是个小吏，因难以维持生计而想卖掉房子，其夫人趁他下地方之机，以高价出售了房子。克清回来后，得知此事，便找到买主，说此房子多年失修，只收了原来了房价，将多收的钱退还给了买主。

郑道传（1337—1398）的《郑沈传》^〔5〕的传主只是一个户长，他因公出差到了济州岛，不幸与倭寇遭遇。同行的人们因寡不众敌，劝他一起投降，然而郑沈独自一人与倭寇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射完最后一箭，视死如归地投海自尽。对于郑沈的英雄壮举，朝廷里无人知晓，亦没有任何文字记录。郑道传对忠义不彰深感悲哀，因此为这位无名英雄立传。国难当头之际，达官贵人殒命大都得以彰显，但像郑沈这样的小人物为国英勇捐躯却无人知晓，《郑沈传》是针对这种不公正的社会现象有感而发的。此外，正当郑沈的舍生取义之举被周围的同行者视作不明事理之举时，他却义无反顾地与倭寇展开了殊死的战斗。郑道传认为，郑沈为国英勇捐躯的壮举，能够给那些在倭寇屠刀面前苟且偷生、屈膝投降、干尽卖国勾当的人们敲响警钟。

权近（1352—1409）的《优人孝子君万传》的传主乃民间艺人。一天深夜，君万的老父被老虎叼走，第二天君万带弓箭上山，搜寻那只食人虎。正在吃人的老虎看到君万后从嘴里吐出了其老父的一些骨头与血肉。君万一箭射死那只老虎，并立即将老虎的肚子剖开，从中捡出老父的尸身，掩埋了老父。这篇传记是为了彰显孝行而作的。有趣的是，《优人孝子君万传》引出了另一个虎患故事，来与君万的孝行故事两相对照。这个故事是：有七个儿子的一位老翁身患重病，询问巫婆，那个巫婆说与七个儿子一起，在外边露宿，就可以治愈疾病。老翁就与七个儿子露宿在路旁，趁父子酣睡之机，老虎把那老翁叼走了。第二天拂晓，七个儿子发现老父不在，便急忙到处寻找，但却不见踪影。一位邻居告诉这七个儿子，他昨夜听到近处的树林里传来呼救的声音。于是，七个儿子来到树林中，发现了老虎没有吃完而剩下的遗体，便把那遗体拿回家中祭奠后埋葬在山里。然而，七个儿子谁也没有像君万那样，上山杀虎为父报仇。

高丽末期的文人李崇仁（1349—1392）之《裴烈妇传》的传主是位平民百姓出身的烈妇。裴烈妇为了躲避倭寇的烧杀抢掠，带着幼子避难之时，不幸与倭寇遭遇，裴烈妇知道已无法逃脱，便纵身跳进河里，倭寇用弓箭瞄准她，说要是她从水里出来就不射杀她。但裴烈妇宁肯被乱箭射死，也不肯受辱，至死也没有从河水中出来。

四、《海东高僧传》

《海东高僧传》的著者为高丽中期的高僧觉训（生卒年代不详）。觉训又名觉月，自号高阳醉髠。觉训年轻时，与李仁老（1152—1220）交情甚笃，可见他大约是12世纪后半叶至13世纪初的人物，著有《海东高僧传》、《禅宗六祖慧能大师顶相东来缘起》、《诗评》等。

《海东高僧传》是僧侣的传记，因此颇有宗教的神异性，不甚注重考证的精确性，可以看到力求形象化的痕迹。然而，仍未脱史传的窠臼，所以小说性因素相当微弱。《海东高僧传》中的很多传记遵照史传的记述原则，将重点放在按照时间顺序记录传主的一生经历和活动上，所以其内容中带有趣味性和故事性的成份很少。其中“朴猒触殉教”故事和“长臂”故事富于神异性和故事性，具有一些小说的意味。

1．“朴猒触殉教”故事

“朴猒触殉教”故事的时间背景是新罗法兴王（在位时间为514—540）年间，其故事梗概如下：

法兴王准备在新罗创建第一座佛寺，可是因群臣极力反对而未能遂愿。此时，朴猒触向法兴王上奏：自己假托王命让有司构建佛寺，必然引起群臣的激烈反对，就在此时由法兴王来追查盗用王命者，并给自己处以极刑则事情必然出现异变，那么群臣也不能继续持以往的强硬态度。起初，法兴王犹豫不决，可是朴猒触再三奏请，只好依了他的请求。正当刽子手用大砍刀猛力砍去的一刹那，从被砍掉头颅的朴猒触的脖颈里喷出像乳汁般的白色血液，于此同时突然变得昏天黑地，山崩地裂，见此情景，群臣们大惊失色，开始信奉佛法。

佛教作为外来宗教传入新罗的初期，同新罗固有的本土信仰之间出现了不少对立和冲突，“朴猒触殉教”故事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诞生的。就故事情节展开的过程而言，“朴猒触殉教”故事颇具悬念，当读者读到朴猒触向法兴王再三奏请的情节后，就自然带着焦躁和不安的心情急于读到下文。“朴猒触殉教”故事，在韩国人中间一般被称为“异次顿殉教”故事。《三国遗事》中的“厌髑灭身”^〔6〕说，厌髑为字，不是名；而在《海东高僧传》中则称朴猒触为异次顿或居次顿。尽管在传主人名的标记上存在着相当的差异，但其故事情节则与“朴猒触殉教”故事几乎完全一致。兹录《三国遗事》中的“原宗兴法·厌髑灭身”原文如下：

昔，在法兴大王垂拱紫极之殿，俯察扶桑之域，以谓：“昔汉明感梦，佛法东流，寡人自登位，愿为苍生欲造修福灭罪之处。”於是，朝臣未测深意，唯遵理国之大义，不从建寺之神略。大王叹曰：“於戏寡人以不德，丕承大业。上亏阴阳之造化，下无黎庶之欢。万机之暇，留心释风，谁与为伴？”粤有内养者，姓朴，字厌髑（或作异次，或云伊处，方音之别也），其父未详，祖阿珍宗，即习宝葛文王之子也。挺竹柏而为质，抱水镜而为志。积善曾孙，望宫内之爪牙；圣朝忠臣，企河清之登侍。时年二十二，当充舍人。瞻仰龙颜，知情击目。奏云：“臣闻古人，问策蒭荛，愿以危险罪启谘。”王曰：“非尔所为。”舍人曰：“为国亡身，臣之大节；为君尽命，民之直义。以谬传辞，刑臣斩首则万民咸伏，不敢违教。”王曰：“解肉枰躯，将赎一鸟；洒血摧命，自怜七兽；朕意利人，何杀无罪？汝虽作功德，不如避罪。”舍人曰：“一切难舍，不过身命。然小臣夕死，大教朝行；佛日再中，圣主长安。”王曰：“鸾凤之子，幼有凌霄之心；鸿鹄之儿，生怀截波之势。尔得如是，可谓大士之行乎！”於焉大王权整威仪，风刁东西，霜仗南北，以召群臣乃问：“卿等於我欲造精舍，故作留难。”於是群臣战战兢惧，倊侗作誓，指手东西。王唤舍人而诘之，舍人失色，无辞以对，大王忿怒，敕令斩之。有司缚到衙下，舍人作誓，狱吏斩之，白乳涌出一丈。天四黯黪，斜景为之晦明；地六震动，雨花为之飘落。圣人哀戚，沾悲泪於龙衣；冢宰忧伤，流轻汗於蝉冕。甘泉忽渴，鱼鳖争跃；直木先折，猿猱群集。春宫连镳之侣，泣血相顾；月庭交袖之朋，断肠惜别。望柩闻声，如丧考妣，咸谓子推割股，未足比其苦节。弘演刳腹，讵能方其壮烈。此乃扶丹墀之信力，成阿道之本心，圣者也。遂乃葬北山之西岭。^〔7〕

从文体和修辞层面看，这篇高僧传用通俗骈文写就，受唐代变文影响较明显。此篇故事情节动人心魄，人物个性鲜明，颇有小说意味。

2．“长臂故事”

《海东高僧传》中的“长臂故事”亦颇有小说味道，其故事梗概如下：

圆光法师（555—638）年轻时，入三岐山修道，有一个比丘也入山营造了一处道场。一天深夜，神人显现，向圆光法师说道：“那个比丘会妨碍你的修行，有碍于我的行路，你去告诉那个比丘，让她搬到别处去，不然就会招惹灾祸。”第二天，圆光去拜访那个比丘，传达了神人的话，但是那个比丘听而不闻，说一介妖怪的浪说，何足惧怕？执意不肯搬走。那天深夜，神人又出现在圆光法师眼前，询问比丘之事，圆光法师回答道：“我还没有跟那个比丘说过话，只要晓之以理，那个比丘也许会听从我的劝告。”听完圆光法师的话后神人说道：“我早就知道，那个比丘压根没听从你的劝告，过几个时辰你会亲眼目睹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光景！”当晚雷声大作，第二天早晨圆光法师出去一看，山崩塌下来，淹没了道场。其后，圆光法师听从那个神人的劝告，赴中国求法，归国后那神人又出现在他面前，并要求受戒。等那个神人受戒后，圆光法师向神人要求看一看他的原形，那神人便说道：“明天早晨，你要仰望东边的天空。”第二天，圆光法师正在仰望东边的天空之时，那神人的胳膊一直延伸到天边。稍后，那神人出现在圆光法师面前说道：“你看到了我的长臂了吗？”那神人看到圆光法师点头称是，便继续说道：“尽管我拥有这样的身躯，但终究免不了一死，某日是我的死期，某地是我的葬身之所。”等到那一天，圆光法师寻访某地，发现一只黑色的豺狼死在那里。

《三国遗事》中也有“长臂故事”，与上面介绍的故事基本一致，其原文如下：

古本《殊异传》载《圆光法师传》曰：法师俗姓薛氏，王京人也。初为僧学佛法，年三十岁，思静居修道，独居三岐山。后四年，有一比丘来，所居不远，别作兰若，居二年。为人强猛，好修咒术。法师夜独坐诵经，忽有神声，呼其名：“善哉善哉，汝之修行，凡修者虽众。如法者稀有。今见邻有比丘，径修咒术而无所得，喧声恼他静念，住处碍我行路。每有去来，几发恶心。法师为我语告，而使移迁。若久住者，恐我忽作罪业。”明日，法师往而告曰：“吾於昨夜有听神言，比丘可移别处，不然应有余殃。”比丘对曰：“至行者为魔所眩。法师何忧狐鬼之言乎？”其夜神又来曰：“向我告事，比丘有何答乎？”法师恐神瞋怒而对曰：“终未了说。若强语者，何敢不听。”神曰：“吾已具闻，法师何须补说，但可默然见我所为。”遂辞而去。夜中有声如雷震，明日视之，山颓填比丘所在兰若。神亦来曰：“师见如何？”法师对曰：“见甚惊惧！”神曰：“我岁几於三千年，神术最壮，此是小事，何足为惊？但复将来之事，无所不知；天下之事，无所不达。今思法师唯居此处，虽有自利之行，而无利他之功，现在不扬高名，未来不取胜果。盍採佛法於中国，道群迷於东海。”对曰：“学道中国，是本所愿。海陆逈阻，不能自通而已。”神详诱归中国所行之计，法师依其言归中国，留十一年，博通三藏，兼学儒术。

真平王二十二年庚申，法师将理策东还，乃随中国朝聘使还国。法师欲谢神，至前往三岐山寺，夜中神亦来，呼其名曰：“海陆途间，往还如何？”对曰：“蒙神鸿恩，平安到讫。”神曰：“吾亦授戒於神。”仍结生生相济之约。又请曰：“神之真容，可得见耶？”神曰：“法师若欲见我形，平旦可望东天之际。”法师明日望之，有大臂贯云，接於天际。其夜，神亦来曰：“法师见我臂耶？”对曰：“见已，甚奇绝异。因此，俗号臂长山。”神曰：“虽有此身，不免无常之害。故吾无日月，舍身其岭。法师来送长逝之魂。”待约日往看，有一老狐黑如漆，但吸吸无息，俄然而死。^〔8〕

这篇“长臂故事”内容离奇，其结构亦有不少疏漏之处，然而情节安排比较紧凑，又颇有趣味性，可谓有一些小说的意味。

第三节　假传与韩国古代汉文小说

高丽中期以来，“杂传”中又派生出了一个特殊的新品种——“假传”。所谓“假传”是采用拟人化的表现手法，并假托传记的形式，为动植物、日常用品等立传的一种虚拟传记。因此，朝鲜学界把“假传”改称为“拟人传记体散文”。

“假传”的传主往往是酒、钱、竹器、乌龟、螃蟹、拐杖、纸、镜子之类的东西，它的题目虽带有“传”字，但实际上是一种虚拟的传记。因此，“假传”就自然带有虚构性，在这一点上，“假传”与“史传”大异其趣。下面介绍几篇有代表性的“假传”。

一、林椿的《麴醇传》、《孔方传》

《麴醇传》、《孔方传》乃高丽中期文人林椿所作。林椿是高丽毅宗年间文人，因缺少有关文献现在我们已经难于把握他的经历、性格等，只能通过与他同时代的文人李仁老的传记来了解其点滴行迹。

椿，字耆之，西河人。以文章名世，屡举不第，郑仲夫之乱，阖门遭祸，椿脱身仅免，卒穷夭而死。仁老集遗稿为六卷，目曰：‘西河先生集行于世’”。^〔9〕

由此可见，林椿是一个不得志、英年早逝的文人，但颇有文名。因此，他与当时的文坛巨擘李仁老是诗友，李仁老“日与西河耆之、阳世才辈约为金兰，花朝月夕未尝不同，世号竹林高会。”^〔10〕可见，林椿也是以李仁老为核心的“竹林高会”的重要成员之一。

《麴醇传》的传主是被拟人化的酒，写的是酒对人的道德生活所起到的负面作用。麴醇以卑微的才德获取郡王的欢心，成为郡王的宠臣，从此郡王无心于朝政，使国家误入歧途，因此而遭到忠臣们的非议，但郡王仍然执迷不悟。麴醇暗指当时高丽朝廷的奸臣，作品旨在讽刺和鞭挞误国的郡王和朝廷的奸臣。^〔11〕

《孔方传》的传主是被拟人化的铜钱，写的是金钱对人的道德生活所起到的负面作用，其原文如下：

孔方，字贯之，其先尝隐首阳山，居崛穴中，未尝出世为用。始黄帝时，稍采取之，然，性强硬，未甚精炼于世事。帝召相工观之，工熟视良久曰：“山野之质，虽磊苴不可用，若得游于陛下之造化炉，垂间而刮垢磨光，则其宝质当渐露矣。王者，使人也器之。愿陛下无与顽铜同弃尔。”由是，显于世，后避乱，徙江浒之炭炉，因家焉。父泉周大宰，掌邦赋，方为人，圆其外，方其中，善趋时应变，仕汉为鸿胪卿。

时，吴王濞骄僭专擅，方与之为利焉。虎帝时，海内虚耗，府库空竭。上忧之，拜方为富民侯，与其徒党盐铁丞仅同在朝。仅每为家兄不名，方性贪污而少廉隅，既总管财用，号权子母轻重之法。以为便国者，不必古在陶朱之术尔。遂与民争锱铢之利，低昂物价，贱谷重货，使民弃本逐末，妨于农要。时谏官多上疏论之，上不听。方又巧事权贵，出入其门，招权鬻爵，升黜在其掌。公卿多扰节事之，积实聚敛，券契如山，不可胜数。其接人遇物，无问不肖。虽市井人，苛富于财者，皆与之交通。所谓市井之交者也，时或从闾里恶少，以弹棋格五为事。然颇好然诺。故时人为之语曰：“得孔方一言，重若黄金白金。”

元帝即位，贡禹上书以为“方久司剧务，不达农要之本，徒兴管权之利，蠹国害民，公私俱用，加以贿赂狼藉，请谒公行，盖负且乘致寇至，大易之明戒也。请免官以惩贪鄙。时，执政者有以谷粱学进，以军资之将立边策，疾方之事，遂助其言。上乃领其奏，方遂见废黜，谓门人曰：“吾顷遭主上，独化陶钧之上，将以使国用足而民财阜而已。今以微罪，乃见毁弃，其进用与废黜，吾无所增损矣。幸吾余息，不绝如线，苟括嚷不言，容身而去，以萍游之迹，便归于江淮别业，垂缗若冶溪上，钓鱼买酒，与闽商海贾，拍浮酒船中，以了此生足矣。虽千钟之禄，五鼎之食，吾安肯以彼而搏此哉，然，吾之术，其久而当复兴乎。”晋和峤闻其风而悦之，致赀巨万，遂爱之成癖。故鱼峤褒著论非子，以矫其俗，唯阮宣子以放达不喜俗物，而与方之徒杖策出游。至酒垆辄取饮之。王夷甫口未尝言方之名，但称阿堵物耳，其为清义者所鄙如此。

唐兴刘晏为度支判官，以国用不赡，请复方术，以便于国用。语在食货志。时，方没已久，其门徒迁散四方者，物色求之，起而复用，故其术大行于开元天宝之际。诏追爵方，朝议大夫少府丞。乃炎宋神宗朝，王安石当国，引吕惠卿同辅政，立青苗。时，天下骚然大困。苏轼极论其弊，钦尽斥之，而反为所陷，遂贬逐。由是朝廷之士不敢言。司马光入相，奏废其法，荐用苏轼，而方之徒稍衰减而不复盛焉。方子轮，以轻薄获讥于世，后为水衡令，赃发见诛云。

史臣曰：“为人臣而怀二心，以邀大利者，可谓忠乎？方遭法遇主，聚精会神，以握手丁宁之契，横受不赀之宠，当兴利除害，以报恩遇，而助濞擅权，乃树私党，非忠臣无境外之交者也。方没，其徒复用于炎宋，阿附执政，反陷正人，虽修短之理，在于冥冥。若元帝纳贡禹之言，一旦尽诛则可以灭复患也。而止加裁抑，使流弊于后世，岂先事而言者，尝患于不见信乎。”^〔12〕

此篇并没有局限于传主孔方一生经历的简单叙述，而是以粗线条勾勒了从孔方的肇祖到历代后裔的漫长的兴衰浮沉史，其主旨在于向人们揭示金钱对人的道德生活乃至社会生活的负面作用。这个主旨在结尾的使臣论评里显露无遗。作者没能够以辩证的思维方式正确地对待货币在社会生活中的双重作用，只是片面否定货币在社会生活中的负面作用，没有看到货币以及货币经济是社会进化的结果。一个个体的人往往很难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局限，作者的这种价值观是“以农为本”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产物，我们在此不能苛求中古时期文人的思想认识水平达到今天的高度。

尽管如此，《孔方传》表现出了作者不愿和武臣跋扈的污浊的社会现实相妥协的高洁情怀，并极具惩世戒人的讽喻性，因而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

二、李奎报的《麴先生传》、《清江使者玄夫传》

《麴先生传》、《清江使者玄夫传》乃高丽中期文坛巨擘李奎报所作。李奎报（1168—1241），字春卿，号白云居士，骊州人。他23岁及第，但未能做官。24岁父母双亡，遂寓居天摩山，自号白云居士，期间著有《白云居士语录》、《天士传》，次年创作了长篇史书诗《东明王篇》。他的诗文得到了崔氏政权的认可，32岁始初入仕途，66岁时官至尚书，70岁致仕，74岁与世长辞。李奎报具有牢固的国家观和民族意识，富有爱国精神。他的文学作品具有奔放、崇高雄壮的阳刚之美，在诗歌创作上强调气骨和意格，注重新奇和创意，在散文创作上力求借鉴唐宋散文。他的假传《麴先生传》、《清江使者玄夫传》在韩国古代散文乃至小说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麴先生传》的传主也是被拟人化的酒，其梗概如下：

麴圣，字中之，酒泉人。其远祖原来定居温，后迁至酒泉。到了他的父亲之时才初入仕途，并与谷氏喜结良缘，生贵子“圣”。圣襟怀坦白，肚量颇大，深受周围邻里的青睐，还与刘伶、陶潜结下了莫逆之交。后来，他经公卿们的推举，招至宫廷，被封为国子祭酒，每到宗庙祭奠之际，往往与国君意气相投，深受礼遇。然而，圣有三子，个个都恃宠骄横，遭到毛颖弹劾，一子自杀，圣则贬为庶人。

圣辞官归田后，突然天下群盗蜂起，至此国君重新封圣为元帅，讨伐群盗，圣不费吹灰之力，一举平定叛乱。为此，圣被封为湘东侯。后来，圣辞退官爵隐退，寿终正寝，其诸子饮桃花汁成仙。^〔13〕

此篇和林椿的《麴醇传》一样，采用拟人化手法，套用史传的格式和笔法，记叙了麴圣（即酒）的一生经历，其间大量援引中国信史中的人物和事件，是一篇典型的托古寓意之作。在素材的选择方面，李奎报也许受到了林椿《麴醇传》的影响，但在对酒的态度上却不尽相同。即，林椿的《麴醇传》通篇都否定了酒，但此篇则不然，它肯定了酒所具有的双重效用，尤其是充分肯定了酒所具有的正面效用。在这个意义上，此篇可谓是一篇“酒德颂”。这可能与作者李奎报一向嗜酒不无关系。

李奎报的《清江使者玄夫传》也是重要的“假传”之一，其梗概如下：

玄夫不知何许人，只知他以占卜为业，他的远祖文甲曾是尧公时之人，曾祖曾背负“洪范九畴”献与禹公，祖父自若和父亲日子重光生而左肋刻有文字。玄夫生来就沉着老练，城府幽深，并能预见阴阳、寒暑、风雨、灾祥、祸福。他恃才傲物，甚至国王召唤也不理睬，一年四季披甲防备。宋元王之时，玄夫不幸被豫且抓住，不得已谒见国王，却一跃而升任大使令。从此，国王凡是遇到大事小事无不过问大使令，然后才裁决。玄夫之子元绪不知安危，随处而走，被人烹死，玄夫的另一个儿子元宁被称为洞玄先生。玄夫的后裔中，有一些人或得道而寿至一千岁，或入仕宦之途而英年早逝。^〔14〕

此篇的传主是乌龟，与其他假传一样，亦是托物寓意之作。玄夫——乌龟实际上是封建社会隐士的象征。玄夫作为隐居清江的学识渊博的文人，甚至国王想任用他，也在清江里自得其乐、恃才傲物而绝不入世，但因被人抓住而不得已入世后，反而倍受达官贵人们的尊崇。然而，入世并非全是春风得意、一帆风顺，而是时时刻刻都面对着危险和杀机。不情愿地入世后，玄夫的儿子被人所擒，不得善终。

李奎报在武臣跋扈的黑暗时代曾经有过修学、隐遁、出仕等复杂的人生经历，因而他也许在入世与出世这两条人生道路的选择上，与当时大多数的文人学者一样经历了矛盾、困惑、彷徨的过程。笔者认为，李奎报的《清江使者玄夫传》或许就是作者本人的这种心路历程的隐喻性的写照。而且，“身在江湖，心存魏阙”不仅是中国封建社会士大夫文人的矛盾心理，也是属于儒家文化圈的韩国封建社会士大夫文人的常规心理，因此，李奎报在《清江使者玄夫传》里所表现出来的矛盾心理同时也是东亚传统社会知识分子的共同的文化心理。

三、《竹夫人传》等假传作品

1．《竹夫人传》

《竹夫人传》是高丽后期文人李谷的假传作品。李谷（1298—1351），字中父，号稼亭，高丽忠烈王、忠定王时期文人。他23岁及第，赴元大都应试，登制科第二甲，被任命为翰林国史院检阅官。常往来于元大都与高丽开京之间，积极参与外交和文化交流活动。李谷文采超迈，元朝文人对他甚为嘉许，平等地与他交游酬唱。他还同李齐贤一道参与了《编年纲目》的撰修，有《稼亭集》20卷行世。

《竹夫人传》的传主是被拟人化的竹器——“竹夫人”。中国江南的炎炎夏季，人们喜欢竹席卧身，用竹编织的“竹夫人”是热天消暑的清凉之物。常置备于眠床之上，可拥抱，可搁脚。“竹夫人”长约米许，是用竹篾编成的圆柱形物，中空，四周有竹编网眼，根据“弄堂穿风”的原理，供人取凉。这种低级的“空调器”在热浪灼人的夏季贴近人们的消夏生活，深为人们所喜爱。

《竹夫人传》梗概如下：

竹夫人的祖先原来专司音乐歌舞，后来掌管文籍，立下了很多功绩。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竹夫人的家势渐趋衰微。自从楮生登场以后，秉性刚直的竹氏家族，不幸被天性柔软的楮生取而代之。后来，竹氏家族的后裔分流为文武两类，一类以礼乐为业，另一类则以制造武器为业。

竹夫人自幼气节刚直，贞洁自守，任凭盖世威武也不能侵犯。长大成人后，竹夫人与松大夫结为伉俪，使得她的性格更加刚毅，是非之心更加分明。竹夫人的高风亮节，人们竞相仰慕，好事者们喜欢描绘其容貌姿态，视如珍宝。自从松大夫得道成仙，长年不归故里以来，竹夫人独守空房，渐渐嗜酒，得了枯渴病。孤独成疾以来，竹夫人只好依赖于人，但她晚节益坚，倍受众人称颂。^〔15〕

此篇借竹子的挺直有节，来歌颂贞女节妇坚持操守的品格，并以其丈夫“松大夫”衬托其坚贞和清高不凡。丈夫不在身边时，虽寡居痛苦，但“晚节益坚”。作者最后以“史氏”的口吻，赞扬了她的贤惠，并为她无子而叹息，认为“天道无知”之说确非虚言。作者为行善者却不得善报而鸣不平，反映了作者对当时世道的看法。

此篇的主旨是通过贞女节妇的寓意性形象——竹夫人，宣扬“烈女不更二夫，忠臣不事二主”的封建礼教。但笔者以为，这不过是此篇的表层主题而已，其深层主题则是对高丽后期社会政治生活的讽喻。

由于元朝廷的过分干涉，高丽王权日益旁落，国家纪纲日渐衰颓，官场腐败，奸臣当道，民生凋敝……作者面对这种暗淡的社会现实遂有此作。在这种情况下，宣扬“烈女不更二夫，忠臣不事二主”的封建礼教，是有着作者独特的立意和目的的。

当然，此篇与中国的同类作品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互文性”，文中可以看到北宋张维桢的假传《竹夫人传》的影子。不过，高丽后期文人李毂的《竹夫人传》对后世韩国小说所给予的影响是超乎想象的，崔是的《竹尊者传》、丁寿岗的《抱节君传》、李德懋的《管子虚传》等，都是以竹子为传主的假传作品。

2．《楮生传》

《楮生传》的作者李詹是高丽末——朝鲜朝初期文人。李詹（1345—1405），字少叔，号双梅堂。高丽恭愍王（1352—1374）时应武科及第，作为朝廷的谏官他主张将权臣李仁任处以极刑，后来失败被罢黜官职，发配边地。李成桂建立朝鲜后，他曾作为登基使之一赴明，还曾参与过《三国史略》的编修工作。朝鲜朝太祖7年（1398），任吏曹典书，后升任艺文馆大提学。李詹擅长诗文，著有《双梅堂集》，《东文选》收录其诗文凡130篇。

《楮生传》梗概如下：

楮生是蔡伦的后裔。他生来洁身自好，不喜赳赳武夫，常与高雅文人交游。楮生尤其喜欢毛学士，虽然毛学士每日都来弄脏自己的面容，但他一次也没有抹掉墨迹，因而天文、地理、诸子百家之书，都能看得一清二楚。他减轻了竹简和绸缎所带来的不便，所以能够统帅万字军。另一方面，他掌管记账，支出时用朱笔，收入时则用墨笔，使得收支明确，颇受人们称赞。至唐“贞观之治”时，与褚遂良等人一起参与朝政，立下了汗马功劳，后又致力于联络诸儒的文明之治。至宋代，司马光还曾征求过楮生的高见，因此为编修《资治通鉴》亦助了一臂之力。王安石当政时，楮生遭到贬黜。到了元代，楮生荒废了本职，常在市井里转悠，专心于买卖，有不少人把楮生看作鄙陋之人。然而到了明代，楮生复倍受欢迎，其子孙或成为史家或成为诗人。^〔16〕

表面上看，《楮生传》的主旨似乎是表彰纸的功绩，但纸实际上是封建时期士大夫文人的象征性形象，因而其寓意比较深刻。正如中国各历史时期，文人群体的社会地位发生一系列变化一样，文人个体在其一生中也必然经历沉浮荣辱。例如，游牧民族统治中国的元代，儒生的社会地位就排在娼妓之后、乞丐之前，位列“第九”，文革时斥知识分子为“臭老九”盖源于此。

中国清代张潮的《楮先生传》、闵文振的《楮侍制传》亦以纸为其传主，也是讽世喻人之作，其主旨、结构、表现手法等方面与李詹之《楮生传》颇相类似。

3．《竹尊者传》

《竹尊者传》乃高丽明宗——高宗时高僧慧谌（1178—1234）所作，是高丽假传中出现得比较早的作品。慧谌，俗姓崔，罗州人，他是继承韩国曹溪宗第一代普照国师知讷衣钵的第二代高僧，法名慧谌，字永乙，号无衣子，圆寂后被追封为真觉国师。

慧谌年幼时，已立志出家为僧，但因寡母反对，遂学于儒门，23岁时司马试及第，入太学研习儒家经典。作为僧侣的慧谌之所以擅长诗文，与他年轻时刻苦攻读儒家经典并长期积累汉文修养有着直接关系。寡母见背后，慧谌不改初衷，至普照国师掌门的曹溪山佛寺，为寡母举行过营斋后，即削发为僧。修行期间，还曾周游全国各地，知讷圆寂后，他继承其衣钵，成为大禅师。此后，慧谌编撰了集禅书之大成的《禅门拈颂》，并撰写了很多其它书籍，有《无衣子诗集》2卷传世。

《竹尊者传》作于他48岁（1228年），其梗概如下：

竹尊者父母的贯乡虽不得详考，但他乐于在渭水和湘水流域的山坡上游玩，时常陶醉在山水风月里，在风霜严寒中茁壮成长。因此，竹尊者气骨冷峻，精神清爽，品格高迈，与众多文人学士结下了深厚的友情。竹尊者四海为家，普降施舍与教化的甘霖。然而，他又时刻不离崇德寺，所以人们称他“尊者”。^〔17〕

此篇旨在宣扬佛法玄妙的思想和他所在的崇德寺的神圣性。

4．《冰道者传》

《冰道者传》亦为慧谌所作，其创作年代无考。文中说：冰道者，姓阴氏，名凝净，字皎然，原籍水乡，通体犹如玻璃一般透明光亮，其品质犹如铁石一般硬朗。据此可以判断，冰道者系指冰。作品梗概如次：

因为冰道者自幼隐居在风穴寺，无人知晓他的存在。无衣者初次与之相逢，便觉得新奇，荐举他为僧人，从此有了“冰道者”这样的号。时光荏苒，冰道者名声鹊起，太阳寺的主持便邀请他。然而，冰道者婉言谢绝，由此他门下信徒日众，真可谓门庭若市。^〔18〕

文中，开法堂时来访的信徒们的提问和冰道者所做出的回答，以及冰道者对周围的人们讲的一系列言谈，几乎都是禅语。冰道者说自己一辈子都不吃不喝也并不觉得饥渴，一辈子都不洗澡也没有污垢灰尘。表面看来，这是要凸现冰的特性，实际上是要借此来表现作者或某一高僧的冰玉般的人格魅力。

5．《丁侍者传》

此篇为释息影庵所作。释息影庵，生卒年代不详，是崔氏当政时的僧侣，善诗文，与当时的士大夫文人交游频繁。《丁侍者传》收录于《东文选》卷101，是一篇以手杖为传主的“假传”。其梗概如下：

某年冬至，释息影庵正在庵中的禅房里打瞌睡时，奇形怪状的丁侍者来到门外求见。释息影庵问丁侍者来求见的缘由，丁侍者便自我介绍：自己的父亲为伏羲，母亲为女娲，自己出生后被遗弃在树林之中，幸亏受风雨的恩宠，得以茁壮成长，后来成为范氏的家臣，又转为赵老的侍者。

丁侍者接着说道：自己的职责是充当别人的侍从，然而只有有资格的人才能使唤自己，只可惜自己还没有发现有资格使唤自己的人，因此自己迄今还在到处流浪。上天可怜他的尴尬处境，让他到花山侍者处投身，因此要释息影庵千万接纳自己。

释息影庵听完丁侍者的一番诉说之后，对丁侍者的性格和行为大加赞赏并回答他道：您老是古圣人转世，其德贤明，我自己与您交朋友都没有资格，哪敢当您的师父呢？况且，华都里有一座山名叫‘花山’，那里有一位德高望重的高僧，您应该到那里侍奉那位高僧才对。^〔19〕

《丁侍者传》的主旨比较难把握，理解上存在不少歧义。有的书上分析：“此篇旨在赞扬扶持他人的手杖所具有的不分职业贵贱的观念”。其实仔细一分析就知道作者并非此意。考虑到当时武臣专横跋扈，文臣普遍遭到打压而出现万马齐暗的社会政治环境，释息影庵也许想通过“丁侍者”这样一个对社会现实愤懑不平的形象，来抒发自己心中深藏着的“国中无人”的感慨。

一般说来，“假传”虽然大都采用叙述文体，但却很难发现出场人物之间的对话。《丁侍者传》则是个例外，人物间对话颇多。

四、假传与韩国古代汉文小说关联之宏观描述

高丽时期“假传”的特征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第一，具有浓厚的寓意性和拟人性。

高丽时期的“假传”还没有直接虚构人物，而是以比拟的方法写出寓言式的故事。众所周知，西方中世纪文学中，“寓意文学（allegory）”相当繁盛。如法国的《列那狐传奇》、《玫瑰传奇》等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这些作品中的行为主体也都是动植物，甚至是“勇气”、“爱情”、“羞耻心”、“德行”、“恶”、“智慧”等人的思想观念，而且也采用拟人化的表现手法，把这些有生命的有机体或抽象的思想观念转换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这些寓意文学具有二重结构，即表面的形象与背后隐含着的精神的、道德的意义共容共存。高丽时期的所谓“假传”在本质上就是这种“寓意文学（allegory）”。

第二，素材，背景以及用事方面的特征。

“假传”中绝大部分的人物和历史时间均来自中国典籍，几乎看不到以韩国为背景的作品，或从韩国典籍中援引的人物和历史事件等。

第三，与史传之间的密切的互文性

“假传”情节简单，其格式则模拟史传，往往从祖辈出身写起，一直到传主的一生经历，最后以“史氏”的口吻加以议论。语言不生动，性格描写也较呆板，遣词造句没有摆脱史传的笔法。

尽管有以上缺点，但它已经多少具备了小说的某些特征，可以看成小说的一种萌芽和雏形。从整体来看，高丽时期的“假传”与“新罗殊异传”相比较，已经超越了搜奇记异的简单采录，表现出了作家普遍的创作意识，使得韩国叙事文学中出现了真正的作家书面创作文学。

“假传”并非出自韩国的独创。这种带有寓言性质的“假传”很早即见于唐代韩愈（768—824）笔下的《毛颍传》、《河间传》等。在中国文学史上，《毛颍传》之类的假传是一个不为人们所重视的文类，通常视之为“以文为戏”的产物，而且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也不大。然而，这些“假传”东渐朝鲜半岛后反响却很大，高丽时期的文人竞相效法，使得高丽汉文学中“假传”叠出，呈现出“假传”繁盛的局面。不仅如此，高丽“假传”对后世小说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使得朝鲜朝时期寓言小说格外繁荣。在朝鲜朝时期，“假传”逐渐向更广阔的领域发展，除了采用列传体的叙事模式外，还采用纪传体和编年体史书中的各种文体和样式创作了规模较大的寓言小说，如林悌（1549—1587）的《花史》和《愁城志》、郑琦和（1786—1840）的《天君本纪》、朝鲜朝中期无名氏的《女容国传》、朝鲜朝后期无名氏的《滴传》等等。

总之，高丽时期的“假传”其数量虽然不多，但它在韩国古代小说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却不容忽视。

第四节　笔记与韩国古代汉文小说

一、“笔记”的概念及韩国古代笔记概观

“笔记”既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一个特定的体裁，也是韩国古代汉文学中的一个特定的体裁，因此要界定韩国古代汉文学中的“笔记”的概念，就不妨借用现今中国权威辞书里对“笔记”概念的界定。《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对“笔记小说”的概念作了如下界定：

文言小说体裁。作品大多以随笔记录见闻的短文组成。以“笔记”为书名，始于宋代的宋祁。笔记小说常以“笔记”为名，例如旧题苏轼的《仇池笔记》、陆游的《老学庵笔记》；也有称笔谈、随笔、笔丛、笔余者，例如沈括的《梦溪笔谈》、洪迈的《容斋随笔》、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薛冈的《天爵堂笔余》，更多的则以杂录、杂记、漫录、谈丛、丛说等为名。这些作品，书名虽不同，按其内容则可统归于笔记小说类。主要特点是：内容驳杂，短小精悍。^〔20〕

由此可见，笔记小说虽不能排除文学小说的因素，但大量的则是广义上的文化小说。在宋代笔记小说的影响下，高丽时期出现了一种被文学史家称之为“稗说”或“稗官小说”或“稗官文学”或“杂录文学”的体裁，实际上就是“笔记小说”或“笔记”。

韩国古代汉文学史上的所谓“稗说”之名称，始于高丽末李齐贤的《栎翁稗说》，但韩国文学史著作中常常把李仁老（1152—1220）的《破闲集》视为韩国笔记的嚆矢。此后，李奎报的《白云小说》、崔滋（1188—1260）的《补闲集》、李齐贤的《栎翁稗说》等相继问世。上面的这些笔记起初主要是围绕着诗句叙述有关诗人的异闻逸事及其出处来历等，也有一些对诗的品评，即以诗话、诗评为主要内容。其后，它发展到记录文人感兴趣的一切日常琐事、传闻、民间故事，甚至还有小品文，于是乎变成一种“杂录”。尽管韩国的“稗说”与中国的“笔记”不完全相同，但大体上相同，所以，本书就借用中国“笔记”的名称和概念。

到了朝鲜朝，笔记所涉及的题材范围进一步扩大化。如果说高丽朝的笔记偏重于诗话、诗评的话，朝鲜朝以来的笔记虽也包括诗话、诗评，但更多的则是与诗话、诗评无关的内容，如名人轶事、传闻、游记、日记、随笔、寓言、笑话，乃至天文地理、风俗民情、域外见闻等等，无所不包，驳杂无比。仅就朝鲜朝初期代表性的笔记而言，就有徐居正（1420—1488）的《太平闲话》、《笔苑杂记》、《东人诗话》、姜希孟（1424—1493）的《村谈解颐》、李陆（1438—1493）的《青坡剧谈》、姜希颜（1417—1467）的《养花小录》、南孝温（1454—1492）的《秋江冷话》等。

笔记既孕育了韩国古代汉文小说，又与汉文小说相始终，是几乎贯穿整个韩国古代汉文学史的一种体裁。到了朝鲜朝中后期，笔记日臻成熟，其发展势头也更猛，出现了大量的笔记作品。如，宋世琳（1479—？）的《御眠盾》、鱼叔权（生卒年代不详，约16世纪中后期文人）的《稗官杂记》、郑眉寿（1456—1512）的《闲中启齿》、柳梦寅（1559—1623）的《於于野谈》、成汝学（生卒年代不详）的《续御眠》、车天辂（1556—1615）的《五山说林》、章敦复（生卒年代不详）的《鹤山闲言》、郑载苍（生卒年代不详，约18世纪后期文人）的《公私见闻录》，到了19世纪又出现了《海东野书》、《记闻丛话》、《青丘野谈》等。由此可见，韩国古代笔记传统源远流长。

实际上，金时习的《金鳌新话》以来的汉文短篇小说中的很大一部分是从笔记中分流而出的，所以韩国16世纪中后期的文人鱼叔权在谈到朝鲜朝初期汉文小说时曾说：“东国少小说……我朝姜希颜的《养花小录》、徐居正的《太平闲话》、姜希孟的《村谈解颐》、金时习的《金鳌新话》、李陆的《青坡剧谈》……行于世。”^〔21〕可见，当时的文人把《金鳌新话》之类的传奇与笔记等量齐观，没有像现代的文学史家们那样把两者加以区别。这固然可以归咎于鱼叔权模糊的小说观，但事实上在两者之间划一条界限分明的边界是很困难的。因为两者之间的疆界不是不可穿透的墙壁或不可逾越的鸿沟，而是一种现象向着另一种现象过渡的边缘地带。

二、《破闲集》

《破闲集》乃高丽中期文人李仁老（1152—1220）所作，是韩国古代笔记之嚆矢。

李仁老，字眉叟，号双明斋。早失双亲，而聪明绝顶，儿时已熟读诸子百家。19岁时，“郑仲夫之乱”中其家族几乎被杀绝，他只身避难于山寺，等到政局安定之后还俗。29岁时，他考取状元，后来他的三个儿子也先后登第，为时人传为美谈。

纵观整个高丽时期，李仁老所生活的那个时期是优秀文人辈出的时代，其中李仁老的诗文最为著名，因而他与李奎报一起，成为当时文坛的两位巨擘。不过，与李奎报相比，李仁老生活在内忧外患、内政和外交都十分混乱的时期：从外部来看，因为金与元的侵略不断，致使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从内部来看，因为武臣的政变接连不断，许多文臣惨遭杀害。自从崔忠献父子掌权以来，尽管对文臣的打压有所收敛，但武臣们对文臣群体的态度并没有根本的改变。在武臣专横跋扈的恐怖年代，文人们或惨遭杀戮或被逐出朝廷，只好彷徨于官场之外，或隐遁山野，以诗酒抒发内心的愤懑，李仁老就是这种文人的代表人物。他仿效中国晋代的“竹林七贤”，联络一些和自己意气相投的文人组织了“竹林高会”，而他是这个“竹林高会”的核心人物。

李仁老被排斥在官场之外，这对他的文学创作活动而言，或许是一种福音。因为对恐怖政治的愤怒，对自己社会处境的不满，全都化作了李仁老文学创作的最重要的动力。以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不平则鸣”来解释李仁老的文学创作是最合适不过的。由于以上原因，李仁老一生著述宏富，其代表有《银台集》（20卷）、《银台后集》（4卷）、《双明斋集》（3卷）、《破闲集》（3卷）等。可惜的是，传至今日的只有《破闲集》（3卷）。

如上所述，高丽时期出现的诸多笔记中，除了《破闲集》之外，还有不少。然而，从作者的出生年代来看，可以推断李仁老的《破闲集》创作年代最早。因为李仁老长李奎报16岁，因此《破闲集》的创作年代早于李奎报的《白云小说》是完全可能的。据此，我们认定李仁老的《破闲集》是韩国古代笔记之嚆矢。

《破闲集》分上、中、下三卷。李仁老未曾表白过自己的写作动机，但李仁老的儿子李世黄在《破闲集》“后尾”里曾对此加以说明：李仁老认为，前代的名诗应该现在抄录下来并加以妥善保存，不然就会湮灭。为此，李仁老精选前代的名诗并加以简单的解释和品评，题名为“破闲集”。李世黄接着说明了“破闲”的涵义，其原文如下：

名之曰“破闲”。又谓侪辈曰：“吾所谓‘闲者’，盖功成名遂，悬车绿野，心无外慕者；又遁迹山林，饥食困眠者。然后其闲可得而全矣。然，寓目於此，则闲之全可得而破也。此夫汨尘劳役名宦，附炎借热、东骛西驰者，一朝有失，则外貌似闲，而心中汹汹，此亦闲为病者。然，寓目於此，则闲之病亦可得医也。若然则不愈於博弈之贤乎！”^〔22〕

由此可见，李仁老《破闲集》的写作动机在于：一是保存前代的诗歌遗产；二是为那些有闲暇或因闲而得病的人们提供“破闲之资”。

由于《破闲集》的写作动机不在于阐明一个真理或记叙一件事实，因此其结构和章法比较散漫，没有一定之规。《破闲集》全篇既没有“分章表目”，又没有在特定部分里另立体系。就其内容而言，主要记述了诗歌创作过程中发生的鲜为人知的诗话，以及对诗歌的品评，即诗评。此外，还收录了一些身边琐事以及与诗歌有关联的古老故事，因此很难界定《破闲集》的属性。《破闲集》之主要内容是诗话和诗评，但还有一部分是与诗话、诗评无关的内容，所以就很难把它归于诗话集或诗评集，也很难把它归之于散文集。

《破闲集》里也有一些带有叙事文学性质的故事，但大都与诗歌有关，如有关凤城北洞安和寺的故事即是。该故事说的是相国彦颐齐梦中与学士胡宗旦进行诗会的事。这个故事先描写了安和寺的美景等，最后写道：

昔相国彦颐齐宿于是，梦见学士胡宗旦，乘一叶扁舟而来，会紫翠门，作一绝云：“五云深处是吾乡，烟鏁楼台日月长。回首昔年交伴者，如今役役梦魂场。”寺有紫翠门。

因为是以诗话为中心的笔记集，所以写到了梦中作诗的内容，有明显的诗话性质。

《破闲集》中还有一则记载，李仁老去世时，其孙女曾梦见15个青衣童子前来，她们走后，李便殒命。接着，李仁老写道，这可能是召唤自己死后升天去撰写《玉楼记》。从这则故事可以看出，李仁老表现出自己想具有超人能力的意图，这种表现手法对韩国后世的小说创作具有很大的启发。

如前所述，笔记不像其它体裁，本身就具有模糊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李仁老的《破闲集》是名副其实的笔记样式。对后世的叙事文学乃至小说文学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三、《补闲集》

《补闲集》乃高丽中后期文人崔滋（1186—1260）所作，是李仁老《破闲集》的补遗之作。

崔滋，字树德，号东山叟，“海东孔子”崔冲之六世孙。他既有文才又有吏才，为官颇多政绩。当崔怡问李奎报：“谁能步公之后尘，以继任文衡？”对此李奎报答曰：“非崔滋莫属。”其文才超群可见一斑。崔滋编修《补闲集》亦是应崔怡之命而完成的。

崔滋得到崔怡的宠爱，曾任中书平章事，时当蒙古铁骑进犯高丽。面对蒙古铁骑兵临城下的危机，朝廷里的主战派与主和派争论不休，崔滋作为主和派力陈江都之易攻难守的理由，主张出海岛向蒙古铁骑投降。可见，崔滋的价值观是实用主义的。不过，若要考虑当时蒙古铁骑与高丽国力、武力对比极为悬殊的现实情况，崔滋的主张也无可厚非。据载，崔滋著有《家集》十卷，但已失传，后人只能通过《补闲集》来管窥他的诗学观。

崔滋在《补闲集·序》里阐明了自己的写作动机：

古今诸名贤编成文集者，唯止数十家，其馀名章秀句，皆湮灭无闻。李学士仁老略集成编，名曰：“破闲”。晋阳公以其书未广，命予续补，强拾废忘之馀，得近体若干联，或至於浮屠儿女辈，有一二事可以资於谈笑者，其诗虽不嘉，并录之。共一部分为三卷。”

由此可见，崔滋的《补闲集》确为李仁老《破闲集》补遗之作。不过，在选诗方面却并非局限于少数名家，而是将遴选范围扩展至僧侣及女性，使得后人能够更广泛而全面地了解前人的诗歌创作。

《补闲集》分上、中、下三卷，其编撰体例与《破闲集》相比，别无二致，既没有分章表目，亦没有整体结构上的细心考虑，只是不同事实的连缀性的记录。从整体内容上看，《补闲集》无疑是诗话集，只是在上卷的开头称颂了高丽太祖、光宗、成宗致力于文治的功绩，这些赞美之辞为《破闲集》所无有。

即便是同类的诗话集，由于编撰者的诗学观不同，因此在诗歌作品的选择上亦不尽相同。《补闲集》与《破闲集》、《白云小说》相比，三者问世的年代相差并不甚大。学界一般认为，高丽时期的诗歌风格深受宋代诗风之影响。然而，从《补闲集》来看，唐诗对高丽诗风的影响亦不能忽略。在高丽时期文人的诗文集大都已失传的情况下，《补闲集》中保存下来了不少珍贵的汉诗作品以及对这些汉诗作品的品评，这对韩国古代汉诗发展史及韩国古代诗论史的理解、梳理、构建等均有极为重要的美学价值及史料价值。

《补闲集》并非清一色的诗话和诗评，亦夹杂着不少与诗话、诗评无关的内容，在这一点上它与《破闲集》颇为相类，尤其下卷里此类内容甚多。如，“义犬故事”、“老虎故事”、“默行者故事”等，即是当时流传在高丽的民间故事，其中“义狗故事”是在东亚诸国分布颇为广凡的“狗耕田型故事”的一个亚类型。其原文如次：

金盖仁居宁县人也。蓄一狗甚伶，尝一日出行，狗亦随之。盖仁醉卧道周而睡，野烧将及，狗乃濡身于旁川。来往环绕以润著草茅，令绝火道气尽乃毙。

盖仁既醒，见狗迹悲感，作歌写哀，起坟以葬。植杖以表之。杖成树，因名其为獒树，乐谱中有犬坟曲是也。

后人作诗云：人耻呼为畜，公然负大恩，主危身不死，安足犬同论。晋阳公命门客作传记行于世，意欲使世之受恩者，知有以报也。

韩国的这个“义犬救主型”故事的原型在中国《搜神记》所载同类故事中可以发见：

昔，吴王孙权时，有李信纯者，襄阳纪南人也。家养一犬，字曰黑龙，爱之惟甚，行坐相随，饮馔之间，皆与分食。

忽一日，於城外饮酒大醉，归家不及，卧草中，时过太守邓瑕出猎，见田草深，不知在草中醉眠，遣人纵火爇之。

信纯卧处，恰当顺风，犬见火来，乃以口拽纯衣，纯亦不动。卧处比有一溪，相去三五十步。犬即奔往，入水湿身，走来卧处，週迴以身湿之，火至湿处即灭，获免主人大难，犬运水困之，至毙于侧。

俄而，信纯醒来，见犬已死，遍身毛湿，甚讶其事，因观四迴，覩火踪迹，因尔恸哭。闻于太守，太守悯之，曰：“犬之报恩甚于人，人不知恩，岂如犬乎。”即命具棺椁衣衾，葬之。今纪南有义犬塚，高十余丈。

义犬救主故事在后世的韩国以及东北亚诸民族的民间故事文学中流传甚广，而《补闲集》中的义犬救主故事则成为韩国同类故事文学中的最早的原型。

四、《白云小说》

《白云小说》乃高丽中期文坛巨擘李奎报所作，是韩国古代汉文学史上颇为重要的笔记作品。

李奎报（1168—1241），字春卿，号白云居士，自幼聪敏不俗，时人呼为“奇童”。14岁始修学，弱冠时文名鹊起，但因性格豪放，不拘泥于科业，遂屡试不中，年23方及第，后始为进士。尽管其年轻时并没有被弥漫于社会上的虚无主义和隐遁主义所迷惑而颇想谋取功名，但一直到三十过半亦未能得到一官半职，至40岁以后才得到崔忠献父子的赏识，步入仕途并历任朝廷的许多显职。

李奎报所处的时代正是武臣多次发动宫廷政变，对文臣大开杀戒，崔忠献实行长期武断统治的黑暗年代，当其时文人倍受打压，身家性命亦难以保全。在此严酷之政治环境中，李奎报除了在草拟对蒙外交文书方面有所作为以外，在朝政上不可能发挥自己的才干。再者，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中，作为个体的士大夫文人屈服于武臣的淫威也是情有可原的。因此，文学史家应该注重评价他作为文人在文学创作上建树的功绩，而不应该过分计较他作为官僚在政治生涯上的功过。

李奎报在论诗歌创作时，非常强调“新意”，主张诗人要在自己的诗作中赋予前人所没有领略过的崭新的诗意。在高丽时期文学中，相对于散文创作，诗歌创作之繁荣是无以伦比的。因此，高丽时期的文人大都长于诗歌创作，李奎报亦不例外。此外，李奎报在散文创作上也表现出了卓越的才华。他的散文主旨明确，笔锋犀利，善于运用托物寓意的表现手法，现在读来也发人深省。李奎报同时代的文人学士中虽不乏诗文兼备的杰出的大手笔，然而李奎报的诗文犹如泰山北斗，标志着高丽文学的最高水平。李奎报的文集在他晚年卧病之时，才开始着手编撰，其“前集”与“后集”在他死后才得以刊行，现存《东国李相国集》乃“前集”与“后集”之合集。

李奎报在《白云小说》里，以“小说”一词来为个人作品集题名，这在韩国文学史上是第一次。不过，这里的“小说”一词与近现代的小说概念相距甚远，它实际上是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说过的“小说”，即稗官们根据“街头巷语，道听途说”编造出来的那种小说。当然，这是李奎报的自谦之语。不过，个别的故事还是颇有小说之意味，这里仅举一例：

余梦游深山迷路，至一洞，楼台明丽颇异。问旁人：“是何处也？”曰：“仙女台也。”俄有美人六、七人，开户出迎，入座因请诗。余即唱云：“路入玉台呀碧户，翠娥仙女出相迎。”诸女颇不肯之，余虽不知其故，遽改曰：“明眸皓齿笑相迎，始知仙娥亦世情。”诸女请续下句，余让于诸女。有一女续之云：“不是世情能到我，为邻才子异于常。”余曰：“神女亦误押韵耶？”遂拍手大笑，因破梦。余追续之曰：“一句才成惊破梦，故留余债拟寻盟。”^〔23〕

李奎报说自己梦游深山而迷路，来到一个山洞，发现里面的建筑和庭院都很华丽而奇异，旁人告诉他这是仙女台。有六七名美女将之迎入洞中会诗，他作上句让仙女应对，当他指出仙女韵脚有误时，因拍手大笑而梦醒。这个故事情节完整，从“余梦游深山迷路，至一洞”的入梦，到与仙女们对诗的梦中经历，再到“拍手大笑，因破梦”的梦醒，已具备了“入梦——梦中——梦醒”这一梦游作品的基本结构特征，可以看作后世“梦游录小说”之原型。

《白云小说》亦和《破闲集》、《补闲集》一样，没有一定之规，记叙相当随意。在开头有这样的一段记叙：韩国的文献记录始于箕子东来之后，接着简单论评了高句丽的乙支文德致隋将于仲文诗。此外，还论评了高丽时期“竹林七贤”之一——吴世才的诗，对自己诗作的议论则占有相当比重。《白云小说》的主要内容是诗话和诗评，所以，虽冠以“小说”一词，但其并非小说而只是一种笔记样式。

五、《栎翁稗说》

《栎翁稗说》乃高丽后期士大夫文人李齐贤所作。李齐贤（1247—1327），字仲思，号益斋，又号栎翁。他是高丽后期最重要的汉文学家，不仅在诗文而且在词创作方面也有很深造诣。李齐贤所处的时代是高丽与元朝之间的关系极为复杂的历史时期，他凭借自己出众的才华，在处理高丽与元朝之间外交关系方面，发挥了卓越的才能，这使他在中国也享有较高的声誉。李齐贤15岁时，应成均试和大试，都顺利考取进士。当时，高居铨衡之位的权溥非常赏识他的才华，便选他为东床。

李齐贤在仕途上崭露头角之时，正是高丽曾坚持40多年的对蒙抗争化为泡影，沦落为元帝国的驸马之国，连内政也遭到武断干涉的黑暗时代。因此，高丽朝廷自然分化为反元派与亲元派，而亲元派又分为两派：一派丧失民族自主性，一味讨好元朝统治者并依仗其势力为非作歹；另一派则不得已与元朝统治者妥协，但并没有丧失民族自主性，尽可能把两国关系处理得当。李齐贤对元朝统治者的态度和立场即属于后者。

高丽忠宣王让位后，在元大都建“万卷堂”，与那里的文人学士交游之时，看到高丽文士不能匹敌，就从高丽召来了李齐贤。此时，李齐贤年方27岁。他多次赴元大都并在那里长期逗留，走遍了中国各地，因而他的文集里有不少在中国创作的纪行诗。

李齐贤在《栎翁稗说·序》里透露了自己的创作动机：

至正壬午，夏雨连月，杜门无跫音，闷不可祛，持砚台承檐溜，联友朋往还折简，遇所记，书诸纸背，题其端曰：“栎翁稗说”。

于此可见，李齐贤从元大都归国后，为了打发无所事事的无聊时光而撰写了《栎翁稗说》。那么，李齐贤归国后“打发无所事事的无聊时光”的原因何在？对此，高丽末期文坛巨擘李穑在李齐贤的墓志铭中说出了原委：“既还，群小益煽，公屏迹不出，著《栎翁稗说》。”不管怎样，李齐贤在撰写《栎翁稗说》之时，似乎没有担当什么朝廷要职。

《栎翁稗说》在文章体制方面，与《破闲集》、《补闲集》、《白云小说》相类。全篇分为前集、后集。如前所述，《破闲集》等以诗话、诗评为主，相比之下，《栎翁稗说》里诗话、诗评不多，而其它具有一定叙事性的内容则占不少比重。如，《栎翁稗说·后集序》就记述了祖宗的世系：“前所录，述祖宗世系之远，名公卿言行，颇亦载其间，而乃以滑稽之语终焉。^〔24〕可见，《栎翁稗说》所录之事虽并非“有意为小说”的文字，但逸闻轶事占较大的比重。李齐贤并没有停留在对逸闻轶事的简单介绍上，而是对一些以讹传讹的逸闻轶事详加考辨，使读者分清其是非与真伪。

传至今日的高丽时期的笔记作品只有以上四篇，高丽中期的《破闲集》、《补闲集》以诗话、诗评为主，而高丽后期的《栎翁稗说》则以逸闻轶事为主。这显示了韩国古代笔记从议论到叙事的回归，而以叙事为主的这一特征在朝鲜朝初期的笔记文学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六、笔记与韩国古代汉文小说关联之宏观描述

笔记与神话传说、史传共同构成韩国古代汉文小说的三大源流。然而，笔记与神话传说、史传相比，有着自己独具的特征。

笔记作品与史传等传记作品在各个方面都迥然不同，这两者的差异首先表现在思想内容方面。如果说史传（也包括家传、托传、假传等）是国家意识、家庭意识等群体意识的天然载体的话，那么笔记则是封建知识分子的个体意识的载体。读笔记作品，很难找出对于人情世态的臧否判断，但却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某种充实的主体精神。笔记对人情世态的记录，实则包含着文人的修养和自我确认，它品格悠然淡泊，在渐进延续之中凝聚着深刻的人生体验。显然，这跟史传那种处处强调正统道德伦理，时刻不忘劝善惩恶的思维法则迥然相异。其次，艺术形式方面二者的差异更为鲜明。史传有“定型的套式”，要求完整地记叙一个人或一个家庭乃至更大群体的一生或历经几代的历史。于此相反，笔记则不拘一格，灵动活泼。表面上的散漫、随意、信手拈来，实际上隐含着饱经沧桑而又恬淡自适的心境。

笔记是汉文笔记小说的孕育者，所以，笔记的文体特征就是汉文笔记小说的文体特征。愚见以为，笔记在文体形式上有如下特点：一、对客体的有限描叙，往往表现出主体的自我体验和人格意味，所以，其文体短小精悍；二、因为笔记是封建时期知识分子（其中有不少是韩国的文化精英）主体意识的载体（或者说个体意识的载体），所以以第一人称的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创作的作品不乏其例；三、笔记的内容往往是不符合大道的传闻、故事等，而且写作动机和目的也不在于对人进行道德教育，所以“劝善惩恶”、“苦尽甘来”等思维方式就很难看到；四、由于笔记在题材与形式上不拘一格，所以，叙述方式亦灵活多样，有日记、游记、对话、框架故事等；五、由于笔记的作者往往把奇闻轶事当作事实来记录，所以往往以“纪实”为前提。

从笔记分流而出的韩国古代汉文笔记小说自然也具有以上诸般特点。

注释

〔1〕当然，《三国史记》中如《百结先生》、《阶伯》等，只录传主的一事或数事来突出其性格的某一方面，这实际上是人物的异闻逸事，因而这些传记不具备传主一生经历的完整性。

〔2〕参见：《高丽史》列传，卷二十二，“崔瀣”。

〔3〕《东文选》卷一百一，“郑氏家传”。

〔4〕《东文选》卷一百。

〔5〕《东文选》卷一百一。

〔6〕一然《三国遗事》卷第三，“兴法第三”，“原宗兴法·厌髑灭身”。

〔7〕一然《三国遗事》卷第三，兴法第三，“原宗兴法·厌髑灭身”。

〔8〕一然《三国遗事》，卷第四，义解第五，“圆光西学”。

〔9〕《高丽史》列传，卷十五，李仁老传。

〔10〕李仁老《破闲集》卷末，后叙。

〔11〕参见林明德编著《韩国汉文小说全集》六卷，国学资料院，第137—138页。

〔12〕引自林明德编著《韩国汉文小说全集》六卷，国学资料院，第133—134页。

〔13〕参见林明德编著《韩国汉文小说全集》六卷，国学资料院，第119—120页。

〔14〕同上书，第86—87页。

〔15〕参见林明德编著《韩国汉文小说全集》六卷，国学资料院，第117—118页。

〔16〕参见林明德编著《韩国汉文小说全集》六卷，国学资料院，第135—136页。

〔17〕参见林明德编著《韩国汉文小说全集》六卷，国学资料院，第112—113页。

〔18〕同上书，第131—132页。

〔19〕参见林明德编著《韩国汉文小说全集》六卷，国学资料院，第129—130页。

〔20〕《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笔记小说”，中国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第13页。

〔21〕鱼叔权《稗官杂记》卷四。

〔22〕李仁老《破闲集》“后尾”，李世黄。

〔23〕李奎报《白云小说》第十八话。

〔24〕《栎翁稗说·后集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