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蓄意挑起全面侵华战争

在“九一八”事变后的短短几年中，尤其是东条英机就任关东军参谋长、宪兵司令和警务部长之职以后，日本人就在东北建立了殖民统治。所谓的“满洲国”完全成了日军统治东北的工具，“执政”溥仪也不过是日本关东军手中的一颗棋子罢了。

然而，日本人的胃口大得很，他们的目标并不仅仅是东北，而是全中国，乃至整个东亚。按照既定的“大陆政策”，日本人在控制东北之后即开始加紧策划内蒙“独立”。早在1935年7月，关东军参谋部就提出《对内蒙措施要领（绝密）》，鼓吹扩大和加强对内蒙的工作，“使内蒙脱离中央”。

随后，日本政府暗中以利诱、威逼、欺骗等卑劣的手段胁迫华北五省（察哈尔、绥远、河北、山东、山西）的军阀，企图实现所谓的“华北五省自治”，将中国华北地区变成“张作霖时代之东北”。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又通过外交手段，不断向中国国民政府施压，逼迫蒋介石就范。软弱无能的国民政府先后与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造成了华北地区“特殊化”的既定事实；另外，日军积极扶植汉奸、蒙奸，成立了所谓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蒙古军政府”。

指挥察哈尔作战时的东条英机

对国民政府而言，华北的政治局势着实堪忧。不过，和军事形势相比，险恶的政治形势就算不了什么。到1937年初的时候，日伪军已对平津地区完成了战略包围态势。北宁路沿线，西起丰台东到山海关一带均有关东军的部队驻扎，北平东面有汉奸“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北面和西北面均有被日军收买的敌伪军（“蒙古军政府”）。唯有西南面尚在国军宋哲元部第二十九军的控制之下，其中包括位于平汉铁路线上的卢沟桥。古城北平已然成为了抗战的前线。

自1932年的“五一五事件”迫使日本政党内阁倒台之后，日本军内法西斯分子就分裂成了“皇道派”和“统制派”。两派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互相攻讦，甚至使用暴力手段暗杀对方的领袖。

日本陆军少壮派军官发动兵变，刺杀了81岁的藏相高桥是清、内大臣斋滕实海军大将、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等人，并占据了陆军省、参谋本部、国会大厦和首相官邸等政治、军事中心。这场兵变就是日本历史上有名的“二二六事件”。

皇道派宣称，他们发动兵变的目的是“尊皇攘奸”，实际上却是打击统制派的势力，企图进一步控制政权，巩固军国主义独裁统治。

事件爆发的第三天，东京已经归于平静。第四天，昭和天皇下了一道圣旨，开始镇压叛乱。统制派趁机攻击皇道派，以便剪除异己，控制政府。在“二二六事件”后成立的广田内阁，正是在这一形势下出现的军部傀儡。陆军和海军的首脑们通过一纸恢复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的法令，从而掌握了挑选每届内阁陆相和海相的特权。如此一来，一旦高级将领对内阁不满，便可以通过召回陆相和海相的办法，搞垮内阁。

广田内阁上台伊始，为服从法西斯的意志，加快对外扩张的步伐，于8月通过了《帝国国防方针》和《国策基准》，确立了“在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地位的同时，向南方发展”的根本国策。紧接着，广田内阁又于11月和德国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迈出了和德国法西斯结盟的第一步。

欧洲方面的局势对中国也十分不利。由于希特勒在欧洲肆虐，英法等国小心翼翼地实行着绥靖政策，对德国违反《凡尔赛和约》的行为一再忍让，唯恐引起新一轮的世界大战。在这种情况下，英法根本不顾及到中国的利益。

而美国这个号称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则因为和平主义和孤立主义思潮泛滥，使得时任总统罗斯福不得不采取相对保守的外交政策。这种局势无疑对日本军国主义起了纵容的作用。

在中国国内，虽然国共两党已在西安事变（1936年12月12日）后达成和解，决定停止内战，构筑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日，但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两面派做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未得到切实有效的巩固和广泛的发展。另外，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也十分激烈。这也给了日本军国主义以可乘之机。

不少日本人都认为，全面进攻中国的时机已经成熟，无须等待了。东条英机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他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尽早对中国发动大规模的入侵“最为上策”。1937年6月9日，东条英机在以关东军参谋长的身份写给日本大本营的奏折中提出：“从准备对苏作战的观点来观察目前中国的形势，我们相信：如为我武力所许，首先对南京政权加以一击，除去我背后的威胁，此最为上策。”

对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本军部内部分为两派，一派为强硬派，一派为不扩大派。强硬派认为，中国不堪一击，日本应在积蓄力量对付苏联和美国（苏联乃是日本传统的敌对国，美国则是日本称霸西太平洋地区的主要障碍）的同时，顺便彻底解决中国问题。不扩大派的人则认为，中国看似不堪一击，但地大物博，将其消灭绝非一朝一夕之事。当前，日本应该全力以赴地执行“五年战备”计划（即积蓄力量，全力对付苏美），不能将力量消耗在中国战争的泥潭中，而给美苏以可乘之机。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结束了日本军部内部的纷争。

“卢沟桥事变”也拉开了日军全面侵华的序幕，同时也标志着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开始。也有历史学家将这一事件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事的开端。

“卢沟桥事变”震惊世界。中国共产党发表抗日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蒋介石也提出了“不屈服、不扩大”和“不求战、必抗战”的方针。他电令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和副军长兼北平市长秦德纯：“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卢沟桥、长辛店万不可失守。”

“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东京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感到异常兴奋，气焰十分嚣张。他们狂妄地宣称：“战争终于开始了！越大越好！国内动员的声势，或者满载兵员的列车一通过山海关，中国方面就会屈服。”稍稍保守一些的人也认为，“充其量不过是进行一次保定会战就万事大吉了。”他们根本没有把中国人民强大的抗日意志和国共两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放在眼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