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体芳故居

黄体芳手迹

《钱虏爰书》书影一

《钱虏爰书》书影二

前言

一

黄体芳（1832—1899），字漱兰，号循引、莼隐，别署瘦楠、东瓯憨山老人，浙江瑞安人，人称瑞安先生。咸丰元年（1851）举人，同治二年（1863）进士，选庶吉士，后授翰林院编修，历任詹事府司经局洗马、左春坊左庶子、少詹事、詹事，曾任福建、山东、江苏学政，累官至内阁学士、兵部左侍郎。

黄体芳与宝廷、张佩纶、张之洞四人，时称“翰林四谏”，有大政事，必具疏论是非，与同时好言事者，又号“清流党”，此乃时人公论，亦为《清史稿》本传的定论。黄体芳仕宦生涯的转捩点，即为光绪五年（1879）四月的《遵议已故主事吴可读〈请预定大统之归折〉折》。这里稍稍介绍其背景，为读者理解黄体芳之一助。光绪五年，吏部主事吴可读趁下葬同治皇帝之机，服药殉葬，遗折中指责“两宫皇太后”不为死去的同治皇帝立嗣，反而为咸丰立嗣，违反了“祖宗家法”，要求“将来大统”仍归同治之后。这一“将来大统之归”的尸谏，实际上威胁着“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的合法性，因为如果当时的皇帝是同治之后，而非同治的平辈，那么“两宫”就不是“皇太后”，而是“太皇太后”，也就失去了垂帘听政的资格。故“两宫皇太后”着“王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将吴可读原折妥议具奏，希望群臣为之辩解。黄体芳在“议承大统”中脱颖而出，不但很有逻辑性地为“两宫皇太后”脱困，还辞严义正地对吴可读尸谏引起的社会舆论作了引导。

此前，光绪四年时，黄体芳弹劾董恂“荒政”，却被斥为“信口诋斥，措辞殊属过当”而“交部议处”，事后虽然得到宽大处理，但黄体芳的窘境可想而知。黄体芳上《遵议已故主事吴可读〈请预定大统之归折〉折》前后，即由翰林院侍讲学士转为侍读学士，并于十一月迁詹事府少詹事，次年简放江苏学政，虽谈不上实质性的快速升迁，但这些人事变动，至少可以说黄体芳已经摆脱了之前的窘境。所以这道奏折是黄体芳仕宦生涯的转捩点，而《清史稿》以此折为黄体芳本传的主体，既表明了此折对于黄体芳的意义，也点明了他在这一事件中的作用。

黄体芳曾任福建、山东和江苏三地学政，选拔人才，为时人所称道，尤其是任江苏学政时，为当地的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首先是创办了南菁书院，《吴县志·名宦传》称：“体芳创建南菁书院于江阴，选各府州县学高材生肄业其中，延南汇张训导文虎、定海黄教授以周，迭主讲席，以经、史、古学，分门月课，一时士风丕变，皆务为有用之学。”其次，光绪九年，“准国史馆文移访求积学笃行及立官清廉、政绩卓著者，备儒林、文苑、循吏、孝友四传之选”，黄体芳为汇存一地文献，共札知各府县近四十次，三次汇送国史馆。这四十馀篇相关文牍（即《江南征书文牍》），乃是后人了解国史馆工作方式及江苏人文盛况的重要文献。

黄体芳善文翰，尤精骈体，从本书所收录“律赋”一卷及寿序、祭文等，可见其娴熟于遣辞造句、排偶对仗，寿文、祭文情文并茂，音律谐协，琅琅上口。至于状物之赋，用典使事之富，足见其腹笥之广，展现了黄体芳宏博深厚的文学修养。这大约得益于他早年的八股文训练，邑人张就说“其八股试帖，久已推重艺林”。黄体芳不以诗名，时人以其诗章罕见为憾，但敦崇气节，时流露于篇什间，比如《二木叹》一诗，锄奸砭顽，时人号为“诗史”。

二

关于黄体芳的生命历程，可以参见本书附录诸传及年谱，这里不再重复。黄体芳并非枢译两署的重臣，也不是封疆大吏，其历史地位并不显赫，但因为他是清流的重要人物，所以对晚清史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黄体芳的兄长体正由举人拣选知县，兄体立由进士官刑部福建司主事，子绍箕、侄绍第皆入翰林，五黄一门在科举时代，应该是瑞安一邑的重要家族，而且还与孙衣言、孙诒让家族互有往来，所以黄体芳对于了解晚清瑞安更具重要意义，从家族文化研究角度看，黄体芳一族也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因此，整理黄体芳诗文集是这些研究的基础，然而黄体芳博学而罕有著述，更无全集刊行，学者引以为憾。

后人整理刊行的有以下五种：一、《江南征书札》，光绪十一年刻本；二、《江南征书文牍》附《司铎箴言》，民国黄群《敬乡楼丛书》排印本；三、《漱兰诗葺》，曾刊于《瓯风杂志》，后有民国林志甄《惜砚楼丛刊》本；四、《醉乡琐志》，民国杨寿枬铅印本；五、《钱虏爰书》，1958年聂崇岐收入《金钱会资料》。

另有稿钞本五种，温州市图书馆藏有《黄漱兰先生奏稿》《黄漱兰先生赋钞》《黄漱兰先生寿文祭文钞》三种钞本，原瑞安玉海楼藏有《黄体芳文牍稿本》《漱兰诗葺补》两种抄本。

2004年瑞安俞天舒先生搜集整理出版了《黄体芳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俞编《黄体芳集》收录了上述除《钱虏爰书》外的成稿，还从民国时期《瑞安县志·诗文征》、孙延钊《瑞安五黄先生系年合谱》、杨绍廉《瓯海集内编》等文献中辑出若干诗文，计奏疏九件、诗二首、联语十八对、律赋三篇、序跋十七篇、书简八通。

此次增订就是在俞编本基础上进行的，一是辑佚，计辑得奏疏八件、文牍一篇、序跋四篇、记文一篇、传记一篇、寿文一篇、祭文两篇、墓志一篇、墨卷一篇、书简三十八通、诗三题、联语四对；二是增补俞编《黄体芳集》因体例限制而未收的《钱虏爰书》；三是增辑附录，如黄体芳的传记和关于黄体芳著述的题跋等；四是修订年谱，俞先生整理本附录的年谱已经较为完备，但有一些零星的材料，有助于对黄体芳生平及相关事件的理解，理应增补和修改；五是核对底本、校订俞先生整理本的文字及标点；六是增加注释，除说明文献来源外，部分还提示异文；七是重新对部分文章作了编排，如恢复了律赋的编排次序，以呈现《黄漱兰先生赋钞》的原貌。

限于条件，此次整理尚不全面。奏疏的数量，与黄体芳的“翰林四谏”之目尚有一定的距离，实在遗憾。搜集佚文时，部分文章只能使用今人整理本为底本，从文献整理的角度看，这是无奈的选择。笔者学识疏浅，错误遗漏之处在所难免，祈请高明赐教指正。

此次受温州市图书馆的委托，承担增订工作，负责搜集佚文和编次，并承卢礼阳先生审校。在此感谢俞天舒先生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也感谢卢礼阳先生、俞先生家属、陈盛奖先生、胡秋霞女士和温州市图书馆对此修订工作的推动和帮助，另外还要感谢陈圣争和张晓欢两位先生的具体建议。

潘德宝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二日

1. 赵尔巽等《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第124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