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左宗棠在甘肃序言在中国近代史上，左宗棠是与曾国藩、李鸿章齐名的晚清“中兴名臣”，同时又是与西北地区社会嬗变关系最为密切的人物之一。长期以来，无论从阶级分析，还是从民族关系角度考虑，左宗棠在西北尤其是甘肃的活动都是一个比较难以把握的棘手问题。这就造成在这一研究领域里存在一些非历史主义的倾向，对甘肃近代社会发展的关键性问题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近年来，学界对左宗棠的历史功过是非，做出了许多新的探讨，但具体到左宗棠在甘肃的活动问题，还是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发展，深入研究左宗棠整饬吏治和发展甘肃经济文化，特别是他主持的近代化事业，对于我们今天的西部大开发事业不无裨益。研究甘肃近代化的进程，不能不研究左宗棠在甘肃的思想和活动。正因为这样，陇东学院历史系马啸副教授的《左宗棠在甘肃（1869—1880）》一书的出版，就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双重意义。

《左宗棠在甘肃（1869—1880）》是马啸同志倾注数年的心力，在已发表的研究左宗棠在西北活动及影响的三十多篇文章的基础上凝练而成的，集中反映了作者对左宗棠1869—1880年十多年政治、军事、经济建设活动的深刻分析和思考。作者以平实的文笔，史论结合，将左宗棠在甘肃活动的几个重要横断面一一剖来，具有较高的学术性和可读性。

首先，对左宗棠在甘肃的政治、军事、经济、环保及文化活动做了全景式的描绘和评价，拓宽了研究视野。

作者在导论中提出，“在体例上，力求形成以治理与开发甘肃为重心的研究建构，力图揭示左宗棠治理与开发甘肃的程度和概貌”。从该书的结构来看，以导论和十一章正文构成中心内容，另有两个附录。导论分析了有关左宗棠在西北活动的研究状况、程度，对已有的研究成果做了简要的述评，客观地分析了以往研究中的缺陷，从而为本书的研究和撰述提供了现实依据。第一、二章分析了左宗棠度陇前的活动以及出任陕甘总督的历史背景，为后面的章节做好了铺垫。接着用八章的篇幅分门别类地对左宗棠在治理与开发甘肃的诸多领域的活动，从思想、政策、举措、成效等方面做了全方位、多层面的梳理，深入探讨了左宗棠对甘肃吏治的整饬，对军制的改革，对基础设施的建设，对农业、手工业的开发，对机器工业的创建，对甘肃社会环境的整治及对生态环境的治理，对甘肃文教事业的兴办等，基本上包容了左宗棠在甘肃活动的方方面面。第十一章重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这是十分必要的，能够体现历史研究为现实社会实践服务的明确主旨。各章节的内容之间既有区别，又有逻辑上的联系，配合默契，专指而不杂沓，细密而不烦冗。读了这部著作，也就能够对左宗棠在甘肃（当时的甘肃包括今甘肃、宁夏全境及青海、新疆部分地区）的活动情况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

其次，作者在有关史料的搜集、鉴别和运用上倾注了数年的心力，从而使该书的撰述建立在坚实可靠的资料基础上。

历史研究要尽可能地占有大量的原始资料，但更重要的是对这些纷繁杂乱，甚至相互矛盾的资料，进行辨伪存真的考证，以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的真相。《左宗棠在甘肃》所采用的资料非常广博，书后附录的《参考书籍及论文目录》所罗列的基础资料、传记资料、地方史志资料、研究著作、研究论文等共计一百五十余种（篇），举凡实录正史、笔记小说、方志文集、野史稗闻等无不涉猎，表现出严谨的学风和勇于探索的精神，这就为研究和撰述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左宗棠在甘肃》所取得的成果很大成度上取决于作者搜集和考订资料的素养。

历史研究忌伪贵真。判断真伪的途径之一，是要看所使用的材料是否丰赡可信。在研究上最忌讳的是孤证立说，在缺乏旁证材料的情况下轻信一家之言，妄下结论。要探讨一个问题最好能征引多种来源不同的材料，这样才更有说服力。《左宗棠在甘肃》在这一点上恪守史学研究的规范，探赜索隐，钩沉致远，注意从多种途径寻找原始材料，以大量的材料来说明问题。如在分析左宗棠的师友源渊时，引用了罗正钧的《左宗棠年谱》、秦翰才的《左文襄公在西北》、杨东梁的《左宗棠评传》；在分析清朝时期甘肃回汉民族因宗教习俗而导致冲突与纷争时，引用了一些珍贵的档案材料，如故宫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台北故宫博物馆藏《宫中档雍正朝奏折》，使其观点更加真实可信。可见，《左宗棠在甘肃》一书对左宗棠的研究，不是孤立地就事论事，而是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从理论的高度对左宗棠在甘肃的活动内涵及实质进行全面的透视。

第三，充分吸收和运用前人的研究成果。

作者站在学术前沿，广泛搜求国内外相关信息，在充分借鉴吸收前贤成果的基础上，将最新的学术信息、观点和自己的研究成果及时传递给读者。如导论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篇左宗棠研究状况述评。关于陕甘回民起义的性质，作者将各种不同的说法诸如双重性质说、农民反封建革命说、民族斗争说等，逐一列举和分析，然后提出：“不难发现，80年代以来在起义性质问题上的认识是进一步深化了。通过讨论，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回民起义的特殊性，比较多的强调其民族和宗教特色。并且有部分学者提出，应该注意到地域的不同对起义的影响，即便同为回族反清斗争，在不同的具体社会历史条件下，彼此亦有一定的差异，需要区别对待，细化研究，不可一概而论。”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在研究中借鉴和尊重他人的论著中所提出的观点，是学者应持的正确态度，也是促进学术研究不断进步的前提条件。《左宗棠在甘肃》不仅注意采铜于山，尽可能寻找第一手材料，而且努力汲取他人的研究成果，旁征博引，并且采用页下注的方式，将资料的出处做具体准确的说明，使自己的结论有理有据，也为对这些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做进一步探讨提供了资料线索。

第四，大胆提出自己的一系列新观点，并能言之成理。

历史研究要深入，切忌在别人的研究成果上翻筋斗。《左宗棠在甘肃》非常重视吸收别人的研究成果，但没有停留在重复别人的观点上，而是深入发掘原始材料，勇于创新，努力从实质上把握左宗棠在甘肃的活动。以前由于片面的阶级观念影响，人们对同治中兴的三位名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的历史作用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这是不科学的。最近，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大做翻案文章，过分肯定乃至任意拔高他们的历史作用，这同样是不科学的。作者对左宗棠在西北的活动做了具体的考察，不因他的功绩而掩藏其错误，也不以其错误而随意抹杀他的历史贡献：“收复新疆是左宗棠的一大功劳，镇压陕甘回民起义却是左宗棠的最大罪过，说左宗棠是为收复新疆而镇压陕甘回民起义是为左宗棠开脱，是以功掩过；同样，也不能以过掩功，左宗棠虽然镇压陕甘回民起义有罪，但他对开发与振兴甘肃经济社会有功。即功是功，过是过，评价功过是非应客观公正，不能随意取舍，功过相掩，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正是以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从事研究和撰述，才使得《左宗棠在甘肃》持论公允。如分析左宗棠为经营西北而借外债之举，历来人们以借外债为其败绩，但作者认为，“仅从其借债为维护西北边防、开发西北而言，其爱国性质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从事情的轻重缓急来分析，左宗棠举借外债有值得肯定的地方。近代中国的核心任务是救亡图存，凡是有利于巩固边防、维护全民族利益的行为都应当予以肯定，所以该书在依据大量的材料剖析了左宗棠整饬甘肃吏治活动后，提出了自己的认识：“他重视廉政建设，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和当地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他重视边疆地区的廉政建设，更有巩固边省、抵御外侮的爱国主义的一面，是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的。”历史是爱国心的源泉，发掘左宗棠治陇活动的爱国主义精神，对于我们搞好甘肃现代化建设无疑是有积极作用的。

历史上的一切杰出人物，都是时代的产儿，同时，他们又以不同的作为回报自己的时代。左宗棠生逢晚清大乱之际，危难之机受命管辖甘肃，他以自己的勤勉和智慧“引得春风度玉关”，为近代甘肃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对于我们今天西部大开发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左宗棠在甘肃》一书特别注意对左宗棠开发甘肃的现实借鉴意义的总结，在最后一章《左宗棠治理与开发甘肃的经验和教训》中，作者不惜笔墨，认真总结左宗棠治理与开发甘肃的历史意义、宝贵经验、深刻教训以及对西部大开发的历史启示。作者认为，左宗棠开发甘肃有成就也有许多不足，但我们不能苛求古人，还是应当看到他对甘肃历史发展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左宗棠对甘肃和西北开发与建设是初步的，低层次的，并有某些不足之处。但这是近代开发甘肃和西北的开端，在不少方面为继续对甘肃与西北的开发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左宗棠在甘肃》注意深化学术研究与服务社会实践相结合，因此，它的社会现实意义也得到了凸现。

是为序。

田澍

2005年8月于西北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