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左宗棠在甘肃导论左宗棠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位非常重要但又颇有争议的人物。他举办洋务事业、推行社会改革、一举收复新疆，功勋卓著；他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捻军起义、西北回民起义，罪责难逃。左宗棠一生的活动内容是多方面的，活动范围遍及大江南北、塞外关内，但他在甘肃与西北的活动无疑在其一生中占有重要位置，对其一生评价影响大，对后世影响也大。

一、左宗棠在甘肃活动的概况

1.活动内容与地域

左宗棠从1869年奉调进入甘肃到1880年离开西北，主要从事的活动有镇压陕甘回民起义，在甘肃举办洋务事业，系统地对甘肃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生态环境进行治理与建设，收复新疆，奏请新疆建省，等等，内容非常丰富。

左宗棠在西北的活动虽遍及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五省区，但其治理与开发活动大多集中在甘肃进行。对于这一点，秦翰才早已有所认识：“依清代政制，陕西设有巡抚，本省政治，应由巡抚主持；文襄公虽为陕甘总督，不应多所干预。新疆则收复不久，文襄公即去任，又不及多所顾及。故文襄公对于西北政治，尽心力较多的，只限于甘肃。”^[1]而当时的甘肃，还包括了宁夏和青海的西宁府（主要是青海东部的河湟地区），以及新疆的镇迪道（即巴里坤地区和乌鲁木齐地区）。需要说明的是，新疆镇迪道虽归驻节兰州的陕甘总督统辖，但在左宗棠到西北之前，实际上长期由乌鲁木齐都统掌控，甘肃鞭长莫及；新疆收复之后不久又建省了，自成系统。所以本书名为《左宗棠在甘肃》，主要是指左宗棠在甘、宁、青三省的活动^[2]。

2.对左宗棠在甘肃活动的评价

如何评价左宗棠镇压陕甘回民起义，是研究左宗棠在甘肃活动时必须首先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镇压陕甘回民起义是左宗棠一生最大的罪过之一，应予彻底的否定。但由于甘肃多民族省份的特殊性与特别的历史现实环境，使一切与左宗棠有关的研究都须要十分慎重，以尊重广大回族同胞的感情与感受。为了解决好这一问题，本书在第二部分叙述左宗棠镇压甘肃回民起义和对回族群众的善后安置时，对左宗棠所犯的罪过进行了充分的分析与揭露。

此外，截取左宗棠在甘肃的活动作为研究对象，不仅在左宗棠评价与研究方面有其典型性与重要意义，而且对近代甘肃地方史的研究也具有重要价值。晚清时代的甘肃，虽早已设省，且已地处腹地，但仍被清王朝看做边地，行政设施侧重于军事管理，经济文化建设至为荒疏。加上深处内陆、交通阻塞、吏治腐朽、经济凋敝，鸦片战争前后盛行于东南沿海地区的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新因素在甘肃几乎近于无，且传统的农业与手工业亦大大落后于内地的其他省区。左宗棠为安定社会、恢复当地生产与生活秩序，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在甘肃兴办洋务——创办兰州机器制造局、甘肃机器织呢局、用凿井开河机器治理泾河等推进甘肃早期近代化的活动，恢复和发展甘肃固有农牧业、手工业以及振兴甘肃传统文化教育事业。这些活动构成了近代开发西北的第一次热潮的主要内容。虽然此后在清末新政和抗战前夕，由于民族危机的加深，晚清政府和国民政府相继发起过两次开发西北的热潮，但就治理与开发西北的影响和深度而言，都没有超过左宗棠的规模与程度。因此，从侧重于治理开发西北的角度来看待左宗棠在甘肃的活动，可以说他在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做法，显现了他作为近代洋务派巨擘所应有的远见卓识。从这一点来说，左宗棠是我国封建社会末期颇有作为的政治家和改革家，是具有强烈责任感的爱国者。左宗棠注定是一个不容易被历史忘记的人物，当西北边陲的国防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人们会记起他；当西北需要开发建设的时候，人们会记起他。这正是我有勇气研究左宗棠在甘肃活动的力量之源。

二、对研究状况的回顾

在诸多研究左宗棠西北事功的著述中，由秦翰才完成于抗日烽火年代的《左文襄公在西北》一书，具有学术奠基与开山之作的地位。在此书问世之前，以往史家对于左宗棠的事功并没有全面的记述，不是偏重于记载左宗棠的武功，如美国史学家W.L.贝尔斯著的《左宗棠：旧中国的军事家和政治家》^[3]，就是偏重于记载左宗棠的洋务事业，如陈其田所写的《左宗棠——中国现代造船厂和毛纺厂的开拓者》^[4]，更有一些是官样列传、别传、小传以及一些荒诞不经、错误众多的小说。且主要对左宗棠的一生进行论述，甚少专论其在西北事迹的著作。基于此，秦翰才在《左文襄公在西北》一书中，不仅主要写了左宗棠在西北的军事活动，更论述了其在西北的财政措施、民政措施、经济设施、教育设施。在以上每一个方面，作者条分缕析，评价甚详。如“民政设施”一节下，既论述了左宗棠的用人之道和整饬吏治、振作政风，也论述了荒政、禁烟和其他惠民之政。在“经济设施”一节下，不仅介绍了传统开发西北的举措如兴修水利、振兴农牧蚕桑，而且介绍了近代甘肃出现的新的经济因素即甘肃洋务运动的几项举措：左宗棠办甘肃织呢总局，用机械治理泾河，筹办祁连山机器采金(这些加上在“军事设施”一节下介绍的洋务军事工业——甘肃制造局的创办情况，就是洋务运动在西北的主要内容了)。对甘肃洋务活动的介绍，是秦翰才“意为之”，说明了他的史识。该书资料占有之详尽、问题研究之系统、观点提炼之深邃，令人敬佩与叹服。但也宥于时代之局限，有难以遮掩的缺陷，如称陕甘回民起义为“叛回”、采用资产阶级史学观等。该书只限于研究左宗棠在西北的活动，这既是其缺陷，也是其特点。这本书不仅是左宗棠研究和表述左宗棠在西北事功的经典著作，也是重要的研究资料集。

卢凤阁撰《左文襄征西史略》^[5]，系统扼要地记述了左宗棠督师“西征”，特别是收复新疆的全过程；戴慕贞的《左宗棠评传》^[6]和张振佩的《左宗棠》^[7]两书,重点也摆在以上方面。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一时期，由于国家政权尚为国民党所掌握，他们敌视人民革命，并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发动全面内战，而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中心陕甘宁边区，恰恰处在左宗棠长期活动过的大西北地区，因而，少数关于“边政”和经营西北的论著，又间或含有反共的内容。它们借古讽今，含沙射影地表示，要像当年左宗棠镇压陕甘回民起义那样，来对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这显然是荒谬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约30年间，由于存在把阶级斗争绝对化的倾向和历史虚无主义思想，学术界对左宗棠的评价是否定的或基本否定的，研究的人员较少，发表、出版的论著也不多，其间又经历了一段曲折的道路。新中国成立初，1951、1952年，东方书社先后出版了马霄石著的《西北回族革命史》^[8]和郭应德著的《维吾尔史略》^[9]。这两本书大体上都认为:阿古柏在新疆的活动，是一次“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而左宗棠督师西征，收复新疆，则是“不义战争”。特别是马著，将左宗棠作了这样的概括，“左宗棠是执行着满清封建思想的专制政策；依靠着帝国主义垄断资本家的侵略帮助，去实现大民族主义的大屠杀的大汉奸”，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阿古柏政权性质的讨论。通过讨论，多数人改变了对阿古柏政权的认识。在此基础上，1955年，范文澜在其《中国近代史》上册修订本中，对阿古柏政权和左宗棠西征收复新疆，作了新的评述:“阿古柏是侵入者，是英国侵略者的工具，是土耳其国王的臣仆，是新疆人民的公敌”；左宗棠出兵新疆，“在击败阿古柏这一点上，阻遏了英国及其附庸土耳其的侵略野心，挽救了祖国的一部分疆土和一部分人民，这个功绩是不可抹煞的”；在这一点上，他同曾国藩、李鸿章“应有所区别”。然而，在总体评价上，该书仍认为:“左宗棠是极端反动的屠夫”，“他出兵新疆，虎狼般杀害南北疆人民，同在关内一样，对人民犯了极大的罪行”^[10]，结论仍然是基本否定的。1957年，崔继恩在《史学月刊》第7期上，发表了《左宗棠述评》一文，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篇全面评述左宗棠的文章，也大体上持范著同一观点。文中认为:左宗棠率军扑灭阿古柏政权，“实际上也就阻止了英国变新疆为殖民地的阴谋”；他在新疆的开发，“对新疆社会前进，起了推动的作用”；但是，他镇压人民起义，犯有“严重罪行”，不能肯定他“是爱国主义者”^[11]。这些研究主要立足于对左宗棠的评价与定性，对其治理与开发甘肃涉猎较少。稍后，在十年动乱——“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左”的思潮极端发展，“批”字当头，左宗棠又在横扫之列，全盘否定，使研究者们不敢问津，造成左宗棠研究与左宗棠在西北活动研究的十年空白。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的发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进一步贯彻，左宗棠研究迅速出现了复苏的局面，并推向前所未有的高潮。研究者队伍逐步壮大，成果空前增多，争鸣气氛较浓，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也不断有所拓展。截至2000年即上世纪末，22年间，先后发表论文290余篇，出版专著10部^[12]。这些论著，与前一时期不同，除了大都对左宗棠作了肯定的或基本肯定的评价以外，特别是突出宣扬左宗棠的爱国主义思想，高度评价他收复新疆的历史功绩，以及他举办“洋务”的爱国、进步作用。其中，杜经国著的《左宗棠与新疆》^[13],系统地记述了左宗棠收复新疆、建设新疆的全过程和历史功绩，但在地域上仅限于新疆。

董蔡时著的《左宗棠评传》^[14]，杨东梁著的《左宗棠评传》^[15]，王天奖著的《左宗棠评传》^[16]，注重于对左宗棠的总体评价，对其在西北活动的记述与研究均较为简约。左宗棠的后裔左景伊著的《左宗棠传》^[17]，写得很有特色，高度赞誉左宗棠为“民族英雄”，但对左宗棠在甘肃与西北的活动的记述，只占了全书七十章中的二十章左右，且未作深入探讨。

最近出版的一本有关左宗棠的传记是沈传经、刘泱泱合著的《左宗棠传论》^[18]，该书不仅使用了一些新资料，而且传论结合、层次分明、内容全面、研究深入，是近年来少见的一部好的左宗棠传记。书中对左宗棠在西北的军事活动与经济社会政策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尤其对左宗棠创办西北机器工业的成绩与贡献，深钻细研，令人敬佩。但并未系统对左宗棠在甘肃的活动进行全面的记述。

在近年来出版的西北地方史著中，以丁焕章主编《甘肃近现代史》^[19]对甘肃回民起义发生原因、失败原由的探讨最系统也最具权威性，对左宗棠治理甘肃经济社会的措施与兰州“二局”的举办，亦有相当篇幅的论述。新近出版的《宁夏通史》（近代卷）^[20]和《青海通史》^[21]，主要记述了左宗棠镇压当地回族、撒拉族起义的经过，对左宗棠在本省的开发与建设活动记述与研究较少。

专题研究近代西北开发的专著，以魏永理等著《中国西北近代开发史》^[22]为代表，该书是目前近代西北开发研究中最系统、最全面的研究成果。其中在相关各章节，对左宗棠开发西北的思想、政策，从水利、工业、贸易、交通、文教等方面作了论述。内容涉及较广，但深度仍嫌不足，尤其没有把左宗棠对甘肃与西北的开发作为一个专题进行深入系统的探讨。

专门研究左宗棠在甘肃兴办洋务工业的论文有李守武的《洋务运动在兰州——兰州机器织呢厂历史调查报告》^[23]，主要论述了兰州机器织呢局办厂的历史。此类研究论文，以上世纪80年代发表最为集中，代表性的有林隆的《中国第一个机器毛纺织工厂是怎样创办起来的？》^[24]，杜经国、张建昌《左宗棠在甘肃经营的洋务事业》^[25]，魏丽英的《左宗棠与甘肃近代机器工业的开端》^[26]，石泰的《左宗棠经营西北农业问题述评》^[27]，张克非、杜经国《左宗棠在西北的有关经济政策对兰州机器织呢局的影响》^[28]等，主要研究左宗棠在甘肃举办洋务工业、恢复农业生产的贡献与得失。研究也达到了一定的深度，但可惜没有继续下去。

总之，检视近五十余年的研究成果，迄今尚无一部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专门论述左宗棠治理与开发甘肃的著述。这种空缺给我一种呼唤，加上受省内一些前辈学者的鼓励、指点，我便跃跃欲试了。具体做法是先列出提纲，然后分撰论文，三四年的时间累计发表论文三十余篇，使本书粗具规模。全书共分十个部分。第一、二部分简要介绍了左宗棠度陇之前的主要活动和镇压甘肃回民起义的过程，以此作为全书的开篇与铺垫。后九部分则分别从左宗棠与甘肃吏治的整饬、军制的改革、基础设施的建设、农业经济的恢复、机器工业的创办、经济社会环境的整治、文教事业的兴办、生态环境的治理、经验教训的总结等几方面，对左宗棠在甘肃的活动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探讨与总结。另附“大事记”作为了解左宗棠在甘肃活动内容的记年表。本书致力于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建树：

第一，在体例上，力求形成以治理与开发甘肃为重心的研究建构，力图揭示左宗棠治理与开发甘肃的程度与概貌。

第二，在内容上，分门别类，对左宗棠治理与开发甘肃的诸多领域从思想、政策、成效等方面，进行较为深入细致的梳理，力图进行理论化、系统化的分析，得出较为可信的结论。

第三，部分章节，如左宗棠对甘肃水利的建设、甘肃生态环境的治理、对开发甘肃经验教训的总结等内容，是作者近年辛勤研究的结晶，对当今西部大开发及甘肃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由于本书不是为左宗棠立传，对其一生进行评价，而是重点研究左宗棠治理与开发甘肃的贡献，因而在写作中，军事与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内容均有涉猎，但侧重于经济社会活动的研究。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左宗棠对甘肃的开发是其事功的重要方面，但左宗棠在甘肃办的事情很多，贡献是多方面的，不只限于开发活动。由于本书是在整合各专题研究论文的基础上形成的，较多地注意了各专题内部的逻辑联系与时空次序，总体上没有以时间递进为纲目进行写作，所以本书更像是一个专题研究文集，每章分开来可以单独成文。有些问题，比如左宗棠在甘肃兴修水利、栽种护路树、推行桑蚕业、推广植棉等，因有多重功效，在研究时，不同章节从不同的角度都有涉及，看似重复，实则不然，这正说明左宗棠治理与开发甘肃的许多项目具有综合效益。左宗棠的某些治理与开发政策，其活动重心虽在甘肃，但有时也推及新疆。研究时，虽主要着眼于甘肃，但也不能不提及新疆，因为不如此，就无法了解该项政策的全貌或看出在两地的差异，从而更好地看清左宗棠对甘肃的治理是否产生效果。

三、研究方法与资料的运用

1.研究思路与方法

就研究思路而言，本课题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系统研究论述了左宗棠自1869年到甘肃至1880年离开西北止的十二年间，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环境保护等方面所从事活动的思想与政策、经验与教训、政绩与影响等，剪影式反映洋务运动中前期甘肃的社会历史风貌、经济文化状况与民族宗教、生态环境等问题的截面与片段，深层揭示左宗棠开发甘肃的必要性与迫切性，描绘其开发甘肃的宝贵成就，探索其开发西北的轨迹与规律。

就研究方法而言，本书主要采用是传统的史料论证的方法，即尽量搜集历史文献与档案史料等较可靠第一手资料，进行分析考证，以探求历史的真相。有的地方采用历史地理学甚至计量史学的研究方法。当然，在现今的学术研究中，各学科间的交叉渗透趋势日益明显，学术创新需要借助多种思维视角与研究方法。具体到本课题，由于研究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民族、社会、生态环境等诸多领域，还要适时适当地吸收其他社会科学，诸如政治学、经济学、民族学、宗教学、社会史学等学科的成果与方法，来加强本课题的研究。

2.资料的运用

在基础资料的运用上，《左宗棠全集》是本课题研究的核心资料。研究中，采用了刘泱泱先生主编的目前收录文稿最全的《左宗棠全集》（共十五册）^[29]。其他基础资料有白寿彝主编《回民起义》（三、四）^[30]，张灏主编《中国近代开发西北文论选》（上、下册）^[3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32]，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下）^[33]，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1840—1911）》^[34]，钱基博著《近百年湖南学风》^[35]，马长寿著《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36]，袁林著《西北灾荒史》^[37]，曹树基著《中国人口史（清时期）》（第五卷）^[38]，刘锦藻编《清朝续文献通考》^[39]，《清实录·文宗实录·穆宗实录·德宗实录》^[40],奕讠斤等编《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41]，《清史稿·列传》^[42]，《曾国藩全集》（共三十册）^[43]，朱孔彰著《中兴将帅传》^[44]，《湘军志·湘军志平议·续湘军志》^[45]，王定安著《湘军记》^[46]，张集馨著《道咸宦海见闻录》^[47]，慕寿祺著《甘宁青史略》^[48]，等等。在基础资料上要超越前人，显然是有难度的。以《左宗棠全集》为例，尽管最新版的全集收录了许多散遗的奏稿、书信、批札（其中不少就是秦翰才辑录的）等，但要超过像秦翰才这样的前代学者，仍是很不容易的。因为秦翰才不仅使用已出版的萃文堂本《左文襄公全集》，而且他自己还广泛收集与搜求散佚于各处的左宗棠的各类手迹，在当时就已占有了较为丰富的左氏遗稿。因此要想在左宗棠有关西北活动的研究方面有所突破，在资料的使用上，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在地方史资料上寻求突破。广泛地搜罗秦翰才尚未使用过的各类方志，在这点上，应该感谢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编辑委员会所做的工作。他们编辑的《西北文献丛书》^[49]当中，收录了大量的同光以来编纂的各级各类方志，还有诸多平时稀见的相关文献。另如中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珍本汇刊，《中国西北稀见方志》^[50]中，也有一些可供使用的方志，如光绪《泾州乡土志》，光绪《陇西县志》，光绪《陇西分县武阳志》，光绪《肃州新志稿》，光绪《合水县志》等。另外，也要注意搜罗散见于地方上的一些重要资料，比如由经历过当时历史事件的惠登甲著的《庆防记略》^[51]，对研究当时陇东的社会历史，就很有价值。

第二，在档案资料上寻突破。直接与左宗棠治理甘肃有关的档案资料很少见，但可以找到许多间接的档案资料，比如，在甘肃档案馆可以查阅民国时期甘肃各级政府保护“左公柳”的相关档案资料。

第三，广泛收集近人的游陇行记、日记、考察报告、新闻通讯等。由甘肃人民出版社于2002年和2004年印行的“西北行记丛萃”系列丛书，已出两辑，其中诸如冯焌光著《西行日记》，裴景福著《河海昆仑录》，陶保廉著《辛卯侍行记》，阔普通武著《湟中行记》，袁大化著《抚新纪程》，林鹏侠著《西北行》，陈赓雅著《西北视察记》，高良佐著《西北随轺记》等书，可供参考。

第四，参考近年来海内外出版的有关研究左宗棠的论著，从中既可以搜求珍贵的资料，又可以收集研究信息，汲取研究经验，开阔眼界，拓展思路，从整体上提升本课题的研究层次。

[1] 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222页。

[2] 笔者在行文中如果没有特别指出，所说的“甘肃”即指甘肃、宁夏、青海三省区。

[3] （美）W.L.贝尔斯:《左宗棠：旧中国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上海凯利公司，1937年。

[4] 陈其田：《左宗棠——中国现代造船厂和毛纺厂的开拓者》（英文），北平，1938年。

[5] 卢凤阁：《左文襄征西史略》，陆军大学民国36年印行。

[6] 戴慕贞：《左宗棠评传》，重庆文化服务社，民国32年。

[7] 张振佩：《左宗棠》，中华书局，民国37年。

[8] 东方书社，1951年。

[9] 东方书社，1952年。

[10] 人民出版社，1955年。

[11] 崔继恩：《左宗棠述评》，《史学月刊》1957年第7期。

[12] 刘泱泱：《左宗棠平议》，《长沙电力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13] 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

[14]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15]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

[16] 河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

[17] 长春出版社，1994年；华夏出版社，1997年。

[18] 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

[19] 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

[20] 陈育宁主编：《宁夏通史》（近代部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

[21] 崔永红、张得祖、杜常顺主编：《青海通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22] 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

[23] 李守武等：《洋务运动在兰州——兰州机器织呢厂历史调查报告》，《甘肃师大学报》1959年第1期。

[24] 林隆：《中国第一个机器毛纺织工厂是怎样创办起来的？》，《兰州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

[25] 杜经国、张建昌：《左宗棠在甘肃经营的洋务事业》，《兰州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

[26] 魏丽英：《左宗棠与甘肃近代机器工业的开端》，甘肃《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

[27] 石泰：《左宗棠经营西北农业问题述评》，甘肃《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

[28] 张克非、杜经国：《左宗棠在西北的有关经济政策对兰州机器织呢局的影响》，《西北民族研究》1986年第1期。

[29] 岳麓书社，1996年。

[30] 神州国光社，1952年

[31] 兰州大学出版社，1987年

[32]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33] 科学出版社，1957年。

[34] 三联书店，1957年。

[35]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36]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

[37] 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

[38]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39] 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

[40] 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

[41] 中国书店，1985年影印本。

[42] 中华书局，1977年。

[43] 岳麓书社，1995年。

[44] 岳麓书社，1983年。

[45] 岳麓书社，1983年。

[46] 岳麓书社，1983年。

[47] 中华书局，1981年。

[48] 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九十六册第二一、二二卷），兰州古籍书店影印，1990年。

[49] 兰州古籍书店影印，1990年。

[50] 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4年。

[51] 庆阳县志编纂委员会，1986年内部刊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