稗史撷趣

隐语谏威王

郭灿金 许晖

齐威王这位国君有一项很奇特的爱好：喜欢说隐语。隐语就是有什么话不直说，非要曲里拐弯地用比喻的方式说出来。这项爱好给齐国的大臣们出了个难题，人人都得学习隐语，否则国君跟你说话你却听不懂，那岂不糟了？

淳于髡因为个子矮，只好入赘做了齐国的倒插门女婿。跟随齐威王时间久了，说隐语的本事练得比谁都强。

齐威王喜欢搂着后宫佳丽们彻夜饮酒作乐，白天躲起来睡觉，哪里有处理朝政的时间？上梁不正下梁歪，百官一看国君带头不上班，乐得清闲，也都躲在家里寻欢作乐。别的诸侯国趁机入侵，抢占了大片国土。眼看国将不国，又没有人胆敢给齐威王提意见，淳于髡于是挺身而出，给齐威王来了一段隐语：

京城出现了一头大鸟，

翩翩落到了大王的墙角，

三年不飞也不叫，

大王您说它是只什么鸟？

齐威王一听不甘落后，也应了一段隐语：

这头大鸟啊，

不飞则已，一飞冲天，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齐威王于是宣召全国七十二个县的县令入朝奏事，赏一个，杀一个，然后出兵向入侵的诸侯宣战。诸侯一看齐威王这只大鸟竟然飞起来了，赶紧归还了齐国的土地。齐威王一鸣惊人，从此横行了三十六年。

几年后，楚国发兵攻打齐国。齐威王给淳于髡置办了一百斤黄金和十辆四匹马拉的车子，作为礼物，派他去赵国求救兵。临出发前，淳于髡看到这些礼物，立马仰天大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笑得系帽子的带子都崩断了。齐威王被淳于髡笑得心中直嘀咕，问他：“你是嫌礼物太少吗？”淳于髡回答说：“不敢。”齐威王又问：“那你笑什么？”淳于髡强忍住笑声，回答说：“今天我从东边过来的时候，看见有个人在田里祈祷丰收，地上摆放着一只猪蹄和一杯酒，向天祈祷说：‘高地上打下的粮食装满篝笼，低田里打下的粮食装满大车；五谷繁茂丰熟，粮食堆满粮仓。’现在我想起来他祈祷得那么多，可愿意付出的才一只猪蹄一杯酒，就忍不住大笑起来。”

齐威王一听脸都红了，赶紧重新置办礼物，增加到一千镒黄金，十对白璧，一百辆四匹马拉的车子。淳于髡这才动身。赵王收到这么昂贵的礼物，大喜，二话不说借给淳于髡十万精兵和一千辆战车。楚国听到这个消息，连夜退兵而去。

齐威王这回心放到了肚子里，在后宫设宴，犒劳淳于髡。酒酣耳热，齐威王询问淳于髡：“你喝多少酒才能喝醉啊？”淳于髡回答：“我喝一斗就能喝醉，喝一石也能喝醉。”齐威王一听糊涂了，知道淳于髡肯定又在耍花招，问：“你喝一斗就醉了，怎么还能喝一石？你倒是说说看。”淳于髡说：“如果是大王赐酒给我，执法官站在旁边，御史站在身后，我胆战心惊，喝酒的时候头都不敢抬，不过一斗就喝醉了。如果是父母家里来了尊贵的客人，我作为晚辈，卷起袖子躬身侍奉客人饮酒，客人一高兴赏我几杯残酒，举杯向客人祝寿，也不过两斗就喝醉了。如果是多年不见的好朋友，久别重逢，互诉衷肠，大概五六斗就喝醉了。如果是乡里之间的聚会，男男女女杂坐在一起，随便喝，也没有时间的限制，再做一些六博、投壶之类的小游戏，呼朋引伴，握手言欢、眉目传情都没人干涉，哪怕美眉的耳环和发簪被我动手动脚地碰掉了也不会生气，这是我最快乐的时候，喝上八斗也不过才有两成醉意。天黑下来了，酒也快喝尽兴了，把剩下的酒宴合并到一起，男女同席，促膝而坐，醉意朦胧，搂搂抱抱，杯盘狼藉，继而散席，主人送走了别的客人，独独把我留了下来，派一个美眉陪我过夜，这时她已经解开了绫罗短袄的衣襟，身上的香味阵阵，只往我鼻子里钻，当此之时，我神魂颠倒，能喝一石酒而不醉。可见酒喝得太多了就会出乱子，乐极则生悲。世间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胜极则衰。”

说来说去，原来淳于髡还是在讽刺齐威王的长夜之饮。

齐威王这回服了，淳于髡的隐语简直无处不在，炉火纯青。于是齐威王从此后就取消了长夜之饮，封淳于髡为接待外国使节的宾礼官。

杨善决定吹一个牛

当年明月

明正德年间的右都御史杨善，是一个只要舌头在、还能说话，就有办法的人。在一次出使瓦剌时，宴会的接待人员、瓦剌首领也先的使者突然以傲慢的语气问了杨善一个极为让人难堪的问题：“土木之战，你们的军队怎么这么不经打？”

正在埋头大吃的杨善听见了这个故意找麻烦的问题，抬起头，直视对方那挑衅的眼神，开始了紧张的思索。

为了处理好这一复杂局面，既不丢面子维护国格，又不跟对方闹翻，杨善决定吹一个牛，虽然他之前可能吹过很多牛，但这次吹牛是最完美的。

杨善突然愁眉苦脸起来，他叹了口气，说道：“有些事情我原本不想说的，但到现在这个时候，还是告诉你们吧。”

这句话说得对方一愣，连忙追问原因。

杨善这才看似很不情愿地接着说了下去：“土木之战时，我们的主力部队不在京城，全部出征了（壮者悉数南征）。王振率军轻敌而入，才会失败，现在南征的部队已经全部回来了，有二十万人啊。再加上新练的三十万军队，全部经过严格的训练，随时可以作战！”

听完这番话，也先使者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凉气，可他们万万想不到，下面他们听到的话将更为耸人听闻，因为杨善先生吹牛的高潮部分即将到来。

六十多岁的杨善此时摆出了老奶奶给小孙子讲鬼故事的架势，绘声绘色地为瓦剌人描述了一幅可怕的景象。

“我们在边界埋伏了很多火枪和带毒的弓弩，你们被打中就必死无疑（百步外洞入马腹立死），而且我们还在交通要道上安放了很多铁锥（隐铁锥三尺），你们的马蹄会被刺穿，根本无法行动。”

估计杨善还是一个擅长编恐怖故事的人，他最后还煞有介事地对脸都吓得发白的瓦剌人说：“实话告诉你们，每天夜里你们睡觉的时候，我们派了很多刺客窥视你们的营帐，来无影去无踪，你们还不知道吧！”

就这样，杨善终于结束了他的牛皮，微笑着抬起头，看着对面那些吓得目瞪口呆的瓦剌人。

可光吓人是没有意义的，于是杨善继续了他的表演。

他脸色突变，换上了一副悲天悯人的表情，发出了一声叹息：“唉，可惜这些都没用了。”

瓦剌人刚刚被这位仁兄那诡异可怕的语气吓得不行，突然又看他态度转温，搞不懂他玩什么花样，便追问他为什么。

杨善这才说出了他最终的用意：“我们已经讲和，彼此之间就像兄弟一样，怎么还用得上这些！”

瓦剌人笑了，他们终于不用担心那些火枪、铁锥和刺客了，虽然这些东西并不存在。

杨善也笑了，因为他又成功地讲了一个动人的故事。

结束了这场饭局上的较量后，杨善动身去见也先。在那里等待着他的将是一场真正的考验：他只有舌战辩胜也先，才能把土木堡被俘的朱祁镇皇帝带回北京去。

郭崇韬的“贪污”妙法

余显斌

后唐灭梁后，郭崇韬功劳最大，是他建议奇兵偷袭，才得以灭掉后梁。因而，灭梁之后，郭崇韬被委任为枢密使，也就是国防部长，很得庄宗信任。

进了开封，郭崇韬就变了。

一直以来，郭崇韬以清廉著称，赢得了世人的尊敬，也赢得了皇帝的信任和同僚的敬佩。可是，自从进了开封，郭崇韬如突然换了一个人似的，让大家不敢相认了。

他大开府门，公然接受贿赂。

当时的后梁官员，人心惶惶。为了探听新朝对他们的态度，是惩处还是留用，大家都集拢来商量。有的人提议，找郭崇韬，给他行贿，买个平安。

这个建议，马上遭到反对：“听说郭崇韬那家伙十分清廉，油盐不进。”

大家一听，灰心丧气，不知怎么办好，甚至有人暗思，不行的话，就逃走，或者反抗。

也有人不死心，去了郭崇韬那儿，送了钱财。郭崇韬呵呵大笑着收了，不但收了，还笑容满面地把来人送出大门，很是客气。这一消息迅速在投降官员中播散开来。于是，后梁的降臣都看到了希望，一个个再也不用胆战心惊了，都拿着钱物去了郭府。

郭崇韬门前，一时车水马龙。

送了礼，这些官员的心静了下来：有郭崇韬撑腰，大家还害怕什么。

后唐的大臣们见了，都非常不满，心想，这个郭司令，刚进城，就被敌人的“糖衣炮弹”打趴下了，有的老战友实在看不过去了，就去劝：“您是朝廷大臣，圣上最信任的人，怎么能大受贿赂啊？”

郭崇韬捋着胡须笑笑，用外交辞令道：个中奥妙，无可奉告。

老战友长叹，心说，贪污，当然说不出个子丑寅卯了。

庄宗知道了，也很不爽，找来郭崇韬问：“吃饱了吗？”

郭崇韬听了，不慌不慢，告诉庄宗，后梁刚灭，大臣人心惶惶，此时行贿，是买一个平安。如果自己不收，他们就会更加惊慌不安，不知新朝会怎么处理他们，甚至可能激成变故。如今收了他们的钱财，他们不就安定了吗？

庄宗点点头，没说什么。

过了一段时间，后唐慢慢消化了后梁势力，局势渐渐平稳下来，敌我矛盾也慢慢缓和下来。这时，新的问题出来了，国家初创，连年战争，国库一贫如洗。庄宗想想，还是增加百姓的赋税吧。

郭崇韬拦住了，战乱之后，百姓一贫如洗，哪有钱粮？他让人到自己府上去，把收受的钱财全部上缴国库。同时，拿出一本账簿，告诉皇帝，这些都是当时后梁大臣们所送之物，他这样做，目的很简单，就是想解除国家财政困难。

后梁的那些大臣见了，又是惭愧，又是感动，心里真的彻底平静下来，而且，再也不敢以腐败官员的眼光看待郭崇韬了。

郭崇韬交出账本的同时，又上了一道奏折，请求皇帝降自己的职。原因很简单，作为大臣，私收别人的东西，无论如何都难脱受贿嫌疑。

庄宗听了忙劝告，你这都是为了国家，至于处罚嘛，我看就算了吧。

郭崇韬谢绝了皇帝的好意，义正词严地告诉皇帝，国法无情，怎可说算就算？

庄宗无奈，对郭崇韬当堂进行了降职处罚。

朝堂上的其他官员一见，大惊失色，自己尤其是过去看见郭崇韬受贿，也效仿受贿的官员，都纷纷拿出自己受贿的东西充盈国库，个个严格检讨自己，自请降职处分。

朝堂上，一时之间，风气一清。

郭崇韬受贿，一举三得：稳定人心；充实国库，减轻百姓负担；肃清贪污之风。

有忠贞爱国之心，再辅以灵活的方法、善良的本性、良好的愿望，后唐开局，赢得个满堂彩，实在离不开郭崇韬的“贪污”妙法。

“不倒翁”高允

王爱军

北魏历史上有个著名的“不倒翁”高允，他经历过五代君王，之所以会创造这个纪录，除了因为历代君王的器重与喜爱，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他足够长寿。高允信佛，他曾乐观地估计自己会有百岁的寿命，结果活到了98岁。回顾他的一生，他的长寿绝不是因为佛祖保佑，或是他研制出了独一无二的养生秘方，而是他生性豁达，总是把别人放在前头，而从不挂念自己，是个典型的利他主义者。

有一天文成帝召开朝会，发现著作郎高允已经27年没升过职，他本人居然从未提过这方面的要求，不由得大为感慨。他说：“你们这些人虽然每天手拿刀枪弓箭，在我一旁侍候，然后观察我高兴的时候向我乞求官职，这不过是站立的功劳，却得以封王封侯。高允用一支笔辅佐国家，他的部下已经有一百几十人都官至刺史了，他却一直在做郎官，你们难道自己不感到羞愧吗？”

大臣们听了面面相觑，没敢吱声。这时司徒陆丽上前禀告说：“陛下教训的是，高允虽然没少受皇恩的恩宠，但家中贫苦，妻子儿女没有家产。”

文成帝大为惊讶，马上命令起驾，亲自到高允家察看。

进得高允家的大门，只见院落荒疏，仅有草屋数间。屋里炕上的被褥都是用麻布做成。家人穿的都是用旧棉絮做的棉袍。厨房里只有一点食盐和青菜。文成帝看过，不住叹息：“古人的清贫也不至于到这步田地啊！”他招手让高允过来，询问原因。原来北魏的官吏都没有工资，他们的生活主要靠皇帝的赏赐，或者经营些田产取得收入。高允当年随太武帝南征北战，立下不少功劳，得到的赏赐无数，但都被他分给手下的士兵了，他自己则过得非常窘迫，以致有时无米下锅，只好经常让儿子们上山打柴采菜，以补贴家用，维持生活。

文成帝深受触动，当即下令赏给高允绢帛500匹，谷米1000斛，任命他的长子高忱为绥远将军、长乐太守。高允三番五次地上表推辞，称其不可当此大用，文成帝态度坚决，不予批准。

照说人要上了年纪，往往都爱考虑养老无忧和为子孙留点看得过眼的遗产，这些对高允来说都是易如反掌的事，但他却越发视富贵如云烟，依然一如既往地坚持有饭大家吃，有酒大家喝。孝文帝曾专门为高允颁布一道诏书，说：“高允年逾古稀，但家贫无储。命令主管宫廷音乐的太乐署，抽调10名演奏弦乐器和竹管乐器的艺人，每隔五天到高允家中演奏一次，使他心情喜悦。”不久又下诏令每天早晚为高允供应饮食，每月的初一和十五赠送给他牛肉和美酒，每年的春秋两季赠送给他各种山珍海味，还要按月发给衣服丝绵和绸缎。高允十分高兴，留下鼓乐，因为他特别喜欢听音乐，其余的赏赐又全部发给了亲属和故旧。

98岁那年，高允身体略感不适，孝文帝忙派御医登门探视，御医回宫秘密报告说高允气血有变化，恐怕情况不太好。孝文帝心里很难过，派使者赏给高允皇帝享用的各种精美食品，从美酒粮米到食盐肉酱，以及床帐、衣服、被褥、几杖等，非常齐备，总计有一百多种，都是当时的上等产品，把庭院堆得满满的。高允喜形于色，摸着这些东西说：“皇上认为我太老了，赏赐这么多东西，正可以分发给客人了。”

心中无我，唯有他人最为念：无欲无求，粗茶淡饭自心安。这就是高允的境界吧！高允曾作《征士颂》，回忆当年曾一起应诏出仕的那些人，感慨“往日的喜悦，变成今天的悲伤”。因为“朝廷中的官员都是晚辈，街坊邻里也看不到熟悉的面容”。98岁的高龄在那样一个不甚发达的时代实在是一个让人难以企及的高度，但那又何尝不是对他一生想别人多，想自己少的报偿呢？

曹操也是性情中人

易中天

曹操残忍却并不暴虐，冷酷却并非无情。残忍和冷酷不是他的天性，是他在残酷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中被逼出来的。因为他不残忍，别人就要对他残忍；他不冷酷，就战胜不了一个又一个凶险的敌人。他面对的是你死我活的斗争。然而，热爱生命，重于感情，又毕竟是他的天性。所以，他杀人不眨眼，却并不以杀人为乐；执法不讲情面，却又通情达理。

攻杀袁谭后，曹操曾下过一道命令：谁敢哭，连你老婆孩子一起杀！然而冀州别驾王修却公然违抗命令，赶到袁谭尸身边号啕大哭，还要求收葬袁谭的尸体。曹操故意默然。王修说：我受袁家厚恩，不能不报。让我收尸以后再死，我死而无憾！曹操大为感动，说：这真是个义士啊！不但不杀王修，还任命他为司金中郎将。孔融死后，许多原来和他交好的人都不敢去吊唁，只有京兆人习脂（字元升）去了，抚着孔融的尸体哭着说，文举呀文举，你舍我而去，我以后还和谁说话，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后来习脂见到曹操，向他认错，曹操却叫着他的字说：元升呀元升，你倒是个慷慨多情的人！又问他住在哪里。听说习脂刚搬了家，便马上让人给他送去一百斛谷子。

实际上曹操自己就是一个慷慨多情的人。郭嘉英年早逝，曹操悲痛得死去活来。他给朝廷上表，同荀攸等人议论郭嘉，每每痛哭流涕，声泪俱下。他说：奉孝年不满四十（实为三十八岁），和我在一起的时间就有十一年。那些艰难困苦的日子全都是他和我一起硬挺过来的。那都是千钧一发的艰险呀！我自己都拿不定主意，奉孝却当机立断。只有他，最知道我的心愿呀！诸位和我都是同辈人，只有奉孝最年轻，我原本是要把后事托付给他的，谁知道他竟先我而去呢？奉孝其实是知道危险的。他身体不好，南方又多瘟疫，因此常说要是到了南方，只怕就不能活着回来了。可是为了和我共渡难关，他还是硬挺着去了。这样一份情义，如何叫人忘得了！如今，我虽然为他请了功，讨了封，可这对一个死了的人来说，又有什么用，有什么用啊！天下相知的人是这样少，好容易有了一个又弃我而去。苍天哪，你叫我怎么办，怎么办呀！读着这样的文字，恐怕连我们自己也要为之感动的。

甚至对于背叛了自己的朋友，曹操也很看重当年的情谊。陈宫和曹操有过一段不平常的交往，曹操出任兖州牧，就是陈宫的功劳。后来，因诛杀边让一案，陈宫离开曹操，投奔了吕布，而且死心塌地地帮吕布打曹操，被俘以后，宁死不肯投降。曹操便叫着他的字说：公台，你死了不要紧，你的老母亲可怎么办呀！陈宫长叹一声说：陈某听说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亲，老母是死是活，全在明公您了。曹操又问：你的老婆孩子又怎么办呢？陈宫又说：我听说施仁政于天下者不绝人之后，老婆孩子是死是活，也由明公看着办了。说完，头也不回，昂首就刑。曹操流着眼泪为他送行。陈宫死后，曹操赡养了他的老母，还为他女儿出了聘，对他们家比当初是朋友时还要好。

最能体现曹操之重情的，大约还是在他临终之际。

公元220年，征战了一生的曹操一病不起。他留下了一份写得断断续续的《遗令》，算是最后的一个交代。然而，这个天才的杰出的政治家，却出人意料地不谈政治。对自己一生的功过得失也只说了一句话：我在军中执法，总的来说是对的。至于发的小脾气，犯的大错误，不值得效法。余下的篇幅，就是一些琐事的安排。比如婢妾和艺妓们平时都很勤劳辛苦，我死了以后让她们住铜雀台，不要亏待她们。余下的熏香分掉，不要用来祭祀，免得浪费。各房的女人闲着也是闲着，可以学着编丝带草鞋卖，等等，颇有些絮絮叨叨、婆婆妈妈。这就很让后世的一些人看不起。陆机是晋人，说得还算委婉，也说得文绉绉的：“系情累于外物，留曲念于闺房。”“惜内顾之缠绵，恨末命之微详。”（《吊魏武帝文》）苏东坡就不那么客气了。他说不管什么人，只有“临难不惧，谈笑就死”，才称得上是英雄。像曹操这样，临死之前，哭哭啼啼，“流连妾妇，分香卖屦”，算什么事呢？因此他撇了撇嘴说：“平生奸伪，死见真性。”（《孔北海赞》）意思也很明显：别看曹操平时人模狗样的，装得一副英雄豪杰气派，地地道道的一个奸雄，事到临头，还是露了马脚。

可是，曹操是病死的，不是拉到刑场上去砍头，你要他如何“临难不惧”？曹操并没有呼天抢地哭哭闹闹地不肯去死，又怎么不英雄？老话说：“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曹操虽非就义，但死得还算从容。能絮絮叨叨地安排这些后事，就是从容的表现。不错，与许多英雄人物临死前的慷慨陈词、豪言壮语相比，曹操这份《遗令》一点也不英雄，完全上不了台面，和普通老百姓没什么两样。但我以为这正是真实的曹操。他本来就是一个人，不是神。他本来就是一个普通人，不是（也不想做）什么超凡脱俗的“圣人”。而且，以他的身份地位，居然敢于把“凡夫俗子”的一面公开暴露出来，并不遮遮掩掩，装腔作势，正是曹操的过人之处和英雄本色。如果说，平时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他不得不把内心世界遮蔽起来（即所谓“平生奸伪”），那么，临死之前，就没什么顾忌了（即所谓“死见真性”）。曹操临终前的“善言”，流露出的是他对生活的眷恋和对亲人的感情。

曹操南征北战，戎马一生，享受天伦的时间不多，因此对家人的感情特别珍惜。他在临终前还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我一生所作所为，不觉得对不起谁，唯独不知到了九泉之下，如果子修向我要妈妈，我该怎么回答。子修就是曹昂，是曹操的长子。曹昂的生母刘夫人早逝，便由没有生育的正室丁夫人抚育，丁夫人视为己出。后来曹昂阵亡，丁夫人哭得死去活来，又常常哭着骂着数落曹操：把我儿子杀了，你也不管。曹操一烦，便把她打发回了娘家，因此去世前有这样的说法。

后来，曹操亲自到丁夫人娘家去接她，丁夫人却坐在织布机前织她的布，动都不动，理都不理。曹操便抚着她的背，很温柔地说：我们一起坐车回家去，好不好呀？丁夫人不理他。曹操走到门外，又回过头来问：跟我回去，行不行呀？丁夫人还是不理他。曹操没有办法，只好和她分手。以曹操脾气之暴躁，为人之凶狠，做到这一步已很不简单。何况曹操还让丁夫人改嫁，不让她守活寡。

曹操临终前放心不下的，还有小儿子曹干。曹干这时才五岁。三岁时，生母陈姬就去世了，于是曹操又专门给曹丕下了一道遗令：“此儿三岁亡母，五岁失父，以累汝也。”陆机对此也有一番议论：“伤哉！曩以天下自任，今以爱子托人。”一个把天下都背在身上的人，临死前却不得不把爱子托给别人（虽然这“别人”也是自己的儿子），说起来是有点令人伤感，但这又确是一个人的真情。

鲁迅先生说：“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曹操怜子，项羽别姬，他们都是性情中人，也都是真豪杰、大丈夫。

司马懿智取帅印

振 北

诸葛亮初出祁山伐魏，占天山诸郡，收服姜维，取得大胜，后因马谡失去重要战略要地街亭才被迫回川。数年后，经过休养生息，诸葛亮重聚大军兵出祁山，再伐中原。大军一路前行，势如破竹，并再次联络东吴，共伐曹魏。

在这紧急关头，大将军曹真却身染重病，魏明帝一时有些六神无主。就在这时，司马懿主动向魏明帝分析了形势，他认为蜀汉与东吴的联盟是貌合神离，所以这一路兵马不足为患，所忧的倒是陇西诸葛亮的一路军马。现曹军无主，得派得力之将前往迎敌，等蜀军粮草供应不济，定可反败为胜。

曹睿见司马懿分析得头头是道，鉴于曹真有病，就委派司马懿为都督，总领陇西各路军马，抵御蜀汉进攻。他还命人立即去曹真那里取帅印交给司马懿。

司马懿却说：“臣自去取帅印便可。”他来到曹真府上，先探病情，再告以前方军情。曹真不禁深感忧虑，便说：“现在国家如此危急，皇上为什么不拜你为都督，以退蜀军呢？”司马懿明明已经受封，却仍推辞说：“我才疏学浅，不堪重任。”曹真信以为真，忙叫人将帅印交给司马懿。司马懿仍是不住地推托：“帅印仍请大将军掌管，我一如既往，竭力辅佐。”曹真忙说：“现在国家正处于危险境地，军队怎么能没有统帅呢？我要抱病去向皇上保举你。”

此时，司马懿才说出实话：“皇上已有恩命，只是我不敢领受罢了。”曹真一听，高兴地说：“有你挂帅，蜀军可退了。”于是，司马懿拜谢再三，接过了帅印。

既然皇上有命，司马懿何必还要自取帅印？其实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他知道魏明帝命他挂帅是在紧急状况下做出的决定，一旦击退蜀军，帅印仍会回到曹真手中。再说曹真正在病中，被人取去帅印，心中必会不快，甚至会疑心司马懿从中作怪。现在司马懿亲往取帅印，而且再三拜辞，既可消除曹真的疑虑，也可长保帅印。

小时了了大未必佳

大 卫

学过《三字经》的都知道“融四岁，能让梨”，因为在家里排行老小，一家人吃梨时，孔融就知道拿小的吃。千百年来，孔融因让梨而博得美名。窃以为，以孔融之才智，他拿小梨，未必出于谦让，因为，梨小有小的好处，吃得快，换得也快。

孔融十岁时，随父亲到了洛阳。时任司隶校尉的李膺名气很大，孔融很想拜见。到李家门前，传达室不让进，他也没带神童证书、更没有名片，遂对看门的说：“我是李大人的亲戚。”看门人只好让他进去。见到孔融，李膺问：“你这个小屁孩，怎么会和我处上亲戚了？”孔融眼睛滴溜溜一转说：“老李你真贵人多忘事，过去我的祖先孔子曾经拜你的祖先李聃为师，多少辈子的亲戚关系了，可谓世交。”李膺和在座的宾客吃惊不小，过了一会儿，太中大夫陈韪也来李家做客，得知孔融刚才说的话，信口说了句：“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孔融哪给对方辩友喘气机会，一句话就把陈大夫呛到了南极——“窃以为，老陈同志小时候一定很牛。”众皆笑倒，唯陈大夫恨不得找个高楼跳下去。在魏晋这个水果摊上，孔融是一只非常优秀的梨——倘若不遇到曹操这把水果刀的话。曹操当时和袁绍两雄并立，孔融对这两只鸟都不大感冒，后来他发现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就对他没好脸色。孔融大概也看出了曹操这个软肋，就唱起了对台戏，比如曹操下禁酒令，孔融就强烈反对说：“天上有酒星，地上有酒泉，尧不饮干盅，无以成其圣？如果说酒能乱世，那么纣王因色失国，现在为什么只禁酒，不禁欲呢？”这让老曹很没面子，考虑到当时正延揽人才，孔融是社会名人，影响太大，也奈何他不得，咽咽唾沫，忍了。

曹操把袁绍拿下，他儿子曹丕纳袁绍漂亮的儿媳妇甄氏为妃，孔融看不下去，就对曹一哥说道：“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曹操以为孔融学问渊博，不知此话出于何典，就很虔诚地向他讨教。孔融双肩一耸，两手一摊：“以今度之，想当然耳。”

我们知道，魏晋时代极力倡导以孝治天下，王祥卧冰、郭巨埋儿事迹上了各大网站头条。但孔融却与当局不合作，他认为，所谓孝道也是不足守的，比如“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物寄瓶中，出则离矣。”这种离经叛道的言论，怕要把他的祖宗孔圣人气得肝颤。

孔融那张破嘴像个跑马场，兔子急了都咬人，何况当时的江湖一哥曹操。曹操后来找个借口把孔融杀了。孔融被杀后，曹操派人到其家，孔融的两个孩子正在玩游戏，一个九岁，一个八岁，面对带血的刀子，非常坦然，竟说出：“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其悲怆、镇静，让曹操大恐，斩草除根，一并杀之。

和那个时代许多耍嘴皮子的名士一样，孔融在生活上实在糟糕透顶，他在北海做官八年，愣是把那地儿整得民不聊生。袁绍的儿子袁谭攻打他所主持工作的北海，虽然“自春至夏，战士所余数百人，流矢雨集，戈矛内接”，但孔融却“隐几读书，谈笑自若”。后来北海城陷，孔融抱头鼠窜，竟抛妻弃子，结果，妻儿皆为袁谭所俘虏。

一个连自己的老婆孩子都可以不顾的人，大概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出来，孔融遭遇，正所谓现实版之“小时了了，大未必佳”。

聪明大臣饮酒不乱

姜铁军 姜书航

东晋时的晋文帝，很喜欢和手下大臣开玩笑。有一个大臣叫魏元孚，长得十分难看，个子矮，脸盘短，还秃顶，其貌不扬。晋文帝就问一个近臣：“魏元孚长得这么难看，怎么能在朝廷里做官呢？他凭什么做的官？”近臣回答：“魏元孚是先帝看中的，据说他博闻强识，懂得很多。”晋文帝说：“就是说魏元孚很聪明了？”近臣点头。晋文帝又说：“魏元孚应该有点本事，不然他也混不到现在。你知道魏元孚这个人的缺点是什么？”近臣想了想说：“魏元孚最大的缺点是喜欢喝酒，特别贪杯！”晋文帝点头道：“我知道了！”晋文帝叫人准备了酒席，请大臣们喝酒，其中也有魏元孚，又让太监准备了十几个酒坛子，都是矮粗的那一种，看上去就像魏元孚的脸，还在每个酒坛子上戴了顶帽子，叫人看了忍俊不禁。晋文帝叫人把这些酒坛子放到长条案子上，摆放在大殿中。

许多大臣都给魏元孚敬酒，想把他灌醉。魏元孚虽然不知道晋文帝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感觉苗头不对，于是他当面把酒喝下去，过一会儿假装上厕所，又全都吐了出来，回到酒席上再喝，假装喝醉了。喝完酒，魏元孚被宣上殿。魏元孚一上殿来，大臣们哄堂大笑，因为长条案子上放的那些酒坛子实在太像魏元孚了。晋文帝也被逗得前仰后合，大笑不止，想看看魏元孚到底怎么办。魏元孚走到长条案子前，停住了脚步，看着那些酒坛子，大声说：“哎呀，这不都是我的兄弟吗？你们真是大胆无礼，怎敢跑到大殿上排队站着，赶快跟我回家！”一边说一边把酒坛子搬走了。魏元孚的举动把晋文帝逗得合不上嘴，觉得他的确是个人才，把事情处理得滴水不漏。魏元孚把这些酒坛子拿回家后，就叫家仆四处放风，说皇帝赏赐魏元孚十几坛子美酒，魏元孚愿意把美酒换钱接济穷苦百姓，还说这都是晋文帝的功德。这事很快传进了晋文帝的耳朵里，晋文帝拍案叫绝：“魏元孚实在是太聪明了，人真是不可以貌相啊！”

从此以后，魏元孚便成为晋文帝最器重的大臣之一，晋文帝器重魏元孚的主要原因是“饮酒而不乱性，甚有分寸，九分清醒一分醉”。

刘邦咬牙封雍齿

闫 红

那时天下已定，刘邦一口气封了二十多个大功臣，剩下的人就比较难封了，他们白天黑夜争相说自己的功劳，让刘邦很是头疼，就想先放一放，不忙着揭开这个盖子。

这天他在洛阳南宫，站在高高的复道上朝下看，瞅见他的一堆武将坐在沙子里说话，刘邦感到很奇怪，问张良，这些家伙说啥呢？

张良说，陛下不知道吗？这些人在谋反呢！刘邦听不懂了：天下这才安定，他们谋什么反啊？张良说，陛下起自布衣，靠着大家才得到天下，您当上皇帝后，封亲信，杀仇人，现在军吏们计算功劳，认为即使把天下的土地都划做封国也不够封赏的了，他们对能否得到封赏非常怀疑，又担心因以前的过失而被猜疑乃至遭到诛杀，就聚集到一块打算造反了。

刘邦听张良说得好像有点道理，担忧起来，问，那怎么办呢？张良说，皇上平素最讨厌，而且大伙都知道的人是谁啊？

刘邦咬牙切齿地说，当然是雍齿这鸟人！他曾多次“窘辱”我，我早就想杀掉他，但因为他的功劳很大，所以才没下手。

张良说，那就赶快先封雍齿吧，这样一来，大家就确信自己都能得到封赏了。

刘邦依了他的话，大设宴席，把雍齿封为什方侯，酒宴结束后，大臣们个个欢天喜地，说，连雍齿都封侯了，我们还怕什么呢？

雍齿原是刘邦的老乡。那时刘邦是个吃快餐盒饭的小亭长，而雍齿则是当地豪强，拽得人五人六的。后来刘邦斩白蛇起义，雍齿也追随他而来，但对刘邦这个人并不是很服气，也难怪，雍齿太知道他的老底了。

但是没办法，雍齿想追随那样一种革命风潮，偏偏革命选择了刘邦，这叫形势比人强，雍齿再心不甘情不愿，也只得暂时在老邻居刘邦手下做个小弟。

在我们的印象中，故人仿佛是天然的同盟，同学啦，老乡啦，可以形成一个看不见的关系网，其实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比如说，同学分到一个部门，过几年，一个原地踏步，另一个提拔了，还是那一位的顶头上司，心气不平和的，就不服这个气了，看着对方在台上指手画脚，心里想的却是：嘁，当年你还抄我的试卷呢！而另一个呢，也未必能心平气和。意气风发夸夸其谈的时候，一眼瞥见下面那张似笑非笑的脸，记起自己的“微时”，顿时找不到感觉了。雍齿不知道其中利害，成日阴阳怪气的不说，关键时候还让刘邦后院起火。那一年刘邦出门打仗，让雍齿驻守丰城，他前脚刚走，魏国军队后脚就到了，魏军的头头周市带话给雍齿，你跟着刘邦混个什么劲啊，你要是投降我们，还让你守着丰城。雍齿一想也是，虽说魏王也不咋的，但总是个陌生人，不像刘邦，原本街坊邻居的，我还高他一头呢，现在倒在他手下听喝，不如投降了事！

那年月军阀大混战，大家分分合合是常事，投降过来投降过去的，各有各的利益盘算，也都能互相理解，但雍齿这么做，让刘邦难以理解，他投降的原因并不是不得不这样，而是瞧不起自个儿，且以故人的身份瞧不起自个儿，怎么能不让他胸闷到暗伤？

尽管后来雍齿又投降过来了，按照刘邦的说法，还立了大功，但是刘邦一看这个人就不舒服，恨不得杀之而后快。他不是一个擅长掩饰情绪的人，他手下的那帮人又都是那么贼，如此一来，一传十，十传百，人人都知道，雍齿是刘邦最讨厌的人了。

我很难想象此时雍齿的心情，不管怎样，他都没料到，刘邦把韩信彭越他们都给干掉了，居然容下了一个他，还咬牙切齿地封了个侯。

这正是刘邦的成功秘籍之一，窃以为比所谓擅长用人论来得更为重要。单听刘邦说话，那是非常的性情中人，基本上想哪儿说哪儿，不过大脑，但看他做事，却是另外一种风格。他把大我和小我分得很清楚，大我是一国之君，小我则是一个有着七情六欲的男人，他的小我看似张扬，内里却随时准备为大我让路。

对于韩信、彭越他们，他有感情，但就算那感情再深十倍，他照样得把他们杀了，因为他们触犯的是他的大我，使他隐隐感到不安全，这是利益之争。雍齿冒犯的，则是刘邦的小我，一个普通人被人尊敬看重的需求，这是意气之争。

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当然会把利益放在意气之上，所谓的仇恨说得很夸张，却并不真的当成自己的底线，雍齿被封侯之后，刘邦也没找过他茬子，他一口气活到汉惠帝三年，此时刘邦早已去世。

在追随刘邦的诸将里，这样的善终不算太多，个人因被憎恶而意外地获益，让人想破头，也参不透命运的禅机。

吕后很会做老婆

读书三味

年轻时的刘邦，好色、酗酒，口碑很不好，给人的印象就是个地痞无赖，所以，吕后的父亲吕公要把吕后许配给刘邦时，吕后的母亲吕媪坚决不同意。

丈夫给人的印象太坏，所以，吕后做的第一步，就是利用人们迷信的心理，为刘邦制造舆论、重树形象。

吕后的老爹好相面之术，或许从小耳濡目染，觉得这个东西很容易糊弄人吧。吕后找了个老头，可能就是花钱雇的托，假称相面的高人，说吕后和两个孩子将来都是大贵之人，刘邦更是贵不可言。啥叫贵不可言啊？就是能当上皇帝。因为一般老百姓要当皇帝，那是对现今皇帝的大不敬，是要杀头的，所以不能说出来。对此，刘邦还真就信了。从那以后，一些人对刘邦还真的就刮目相看了，连刘邦自己都变得自负了。

最有意思的是，有一次，吕后和亡命天涯的刘邦团聚后，刘邦很惊讶地问她为什么能找到自己，吕后竟然说道：“你藏的地方，上面经常有云气，我顺着云气找，就找到你了。”你看，这不纯粹大忽悠吗？

正是在吕后的忽悠下，刘邦的名气直线上升。先是沛县的子弟听说这种事以后，前来归附刘邦，后来，四面八方前来投靠的越来越多。所以，溯本求源，刘邦的发迹，实在也是得力于吕后重视舆论宣传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讲，吕后真可谓刘邦志同道合的好老婆。

刘邦做了汉王后，地位早已不是从前那个喝酒欠账的小股长了，这回无论干什么都有了经济基础和政治资本，于是，又讨了个小老婆戚姬。要说女人就是女人，她能容忍自己的男人吃，能容忍自己的丈夫喝，但最不能容忍的似乎就是别的女人剥夺丈夫对自己的爱。有了戚姬以后，刘邦到哪都带着她，吕后能不吃醋吗？吕后杀戚姬手段之残忍，前无古人。在这残忍的里面，固然不乏政治因素，不过，更多的是因为吃醋。作为老婆，吕后在政治上坚定地支持刘邦，在生活上也是个贤内助。刘邦没出道时，她和刘邦两地分居，老人、孩子都是吕后照顾，还要下地耕田，仅凭此一点，可见她做老婆贤惠的一面。

刘邦活着的时候，吕后谈不到干涉朝政，不过，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她与刘邦的性格互补，对于刘邦政权的稳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突出表现在杀韩信上。按照刘邦的意思，把韩信的权力收回来就算了，不必杀掉，怕落得个杀功臣的不义之名。吕后呢，心细、果断，再说了，女人嘛，就是把事儿办砸了又能怎么样？谁又能和一个女人计较这件事呢？真办砸了，也有兜后路、擦屁股的人嘛，还有刘邦给撑腰呢。所以，杀韩信除祸根这个艰巨的任务，只有吕后来完成。丈夫不好做的事，老婆来做，这种办事方式，现在不是有很多人还在用吗？虽然背上了不义之名，牺牲了自己的名誉，但根治了不稳定的因素，维护了老公的地位，吕后做得漂亮，做得值得。

如此看来，吕后确实是个好老婆，尤其是很会做老婆。刘邦娶了这么一个女人做老婆，真是三生有幸。

王安石赢得仇敌钦佩

王青笠

王安石还没死，有关他的奇谈怪论就沸沸扬扬，要是把这些传言归结到一起，那王安石的造型就像毕加索或者达利的人像绘画那样卓尔不群：鼻子长在额头上，大腿从肩膀上生出来。凭着这些鬼画符，没人知道王安石是什么人。可是不论怎么讨厌他，没人敢说王安石不是超级强人。

天赋禀异大家都说他能当宰相

王安石从出生到死亡，都被编撰成了各种稀罕故事，让他看上去更像个怪物。据说王安石降生时，有一只獾跑到他们家，之后就找不着了，因此他的小名就叫獾郎。按照古人的说法，这个异兆暗示王安石就是那只獾。

而且这只獾注定要当宰相。有一个叫李士宁的著名星象学家，节日期间跑到一个道观，瞪眼瞅着来烧香的士大夫们，忽然就盯着一个人喊：你不是獾郎吗？王安石一看是老熟人就过来行礼，李士宁告诉他：再过二十多年你就是宰相了。

另一个叫邵雍的神人，成天无所事事在洛阳游荡，听见杜鹃叫唤，马上长叹一声：天下要大乱了。人家问他为什么，这老兄说：洛阳从来没有杜鹃，现在忽然有了，预示不久南方人就要当宰相，会祸乱国家，大宋朝再没有安宁了。依据这位活神仙带有强烈地域歧视嫌疑的先见之明，王安石还什么都没干，就早晚是那个大乱天下的主儿。

王安石儿子早夭，有人奇怪王安石为什么绝了后。立刻有万事通说，王安石是天下的野狐狸，怎么会有后代？宋人的故事里，还有把猪叫做王安石的。这些人不管动物学上的基本常识，把王安石往各种动物上招呼，原因只有一个——烦他的变法。

但是，对王安石的能耐谁都认账。他进士考试的时候本来已经中了状元，晏殊女婿的弟弟发榜前走后门打听名次，听说自己排在第四很不爽，借着酒劲骂骂咧咧：哪个家伙把老子的状元撬走了？谁料皇帝老子看试卷的时候，觉得王安石有一句话犯忌，就把他和第四名调个儿了。所以王安石没当成考试冠军，却是真状元宰相，不过他自己不把这当回事，平生从来不提这个话茬。

当了宰相搞变法得罪了天下人

王安石是从地方干部起家的。从二十二岁开始，他先后在江苏、浙江、安徽任职，中间有人推荐他参加中央政府的干部考试，王安石拒绝了。之后，他又两次拒绝直接调任京城。本来这是向上爬的阳关大道，因此王安石的一反常态显得有点邪门，还成为一些人指责他沽名钓誉、居心叵测的证据。

王安石提出的理由是家庭经济负担沉重，京城物价太贵，自己住不起。但究竟他是怎么想的，没有人知道。在王安石三十九岁这年，中央再次让王安石报到，他又推三阻四一番，然后好像很不情愿地到了汴梁城。可到岗没多久，王安石就提出了著名的《万言书》，改革家的面目已经清晰了。

不过，这个时候没有人听他那一套，王安石只能碰运气。他的哥们儿韩维负责太子的教育，太子经常觉得韩维讲课很酷，韩维就告诉太子，这话是我兄弟王安石说的，王安石就这样成了太子的偶像。太子就是后来的神宗，神宗一即位，就升王安石为宰相，开始了注定失败的变法。

变法的初衷就是发展经济、强国富民，然而放眼望去，王安石看见的全是反对党。他的对付办法是把他们统统打倒在地，王安石和哥们儿韩维、朋友司马光、前辈欧阳修等全翻了脸，把大臣们基本上换了个遍。

王安石变法最奇特的地方，是不光当官的一律反对，据说广大群众也都怨声载道，而且老天也跟着作对，连着不肯下雨，这些罪过全栽在了王安石头上。神宗都开始发毛了，王安石依然信心满满：甭听那些歪经，相信我，没错的。最后连神宗的老娘都哭着跟儿子说，能不能差不多就得了？王安石一看玩不下去了，只能拍屁股走人。

不到一年，神宗把王安石又请回宰相的座位上，王安石还想再拼一回老命，但大势已去，他最终还是下课了。这一场战斗过于惨烈，王安石不但受到强烈的心灵创伤，唯一的儿子也在激战中丧生，他彻底蔫掉了。

不修边幅钓鱼却把鱼食吃完了

不洗澡不洗脸是王安石一大招牌，他不是一天两天不洗，而是一年不洗，衣服就更不用提了。后来王安石的两哥们儿每一两个月就带他去一次洗浴中心，然后在门口放一件新衣服，王安石洗完出来就穿上新衣服，也不问是哪儿来的。

皇帝请官员吃饭，让他们自己钓鱼，钓上来之后交给厨房去做。别人都在钓鱼，王安石却坐在那儿把一盆鱼食都吃光了。皇帝问他干吗跟鱼争食，可王安石心不在焉还不知道自己吃的是什么。

因为长期不和水亲近，王安石脸色黝黑。他家人以为是生病，请来了大夫，大夫说那哪是病，都是脸上的泥。家人给他端来水请他洗脸，王安石黑着脸说：老子天生黑，哪能洗白。经常不洗澡，难免会有点副产品。王安石向皇帝汇报工作，虱子爬到了胡须上，皇帝忍不住笑，他自己还不知道，出了门问同事：刚才皇帝干吗乐？同事告诉了他，王安石让手下把虱子抓走。同事说：这是宰相脸上的虱子，还被皇帝亲自鉴赏过，不能轻易抓走。王安石哈哈一笑也就罢了。

当时士大夫里面没几个没有小老婆的，但司马光和王安石两个人跟别着劲一样，都不讨小老婆。

王安石老婆给他买了个侍妾，他猛然看见眼前有一个生人，就问小妹妹是不是迷路走错门了，侍妾说是夫人命令来伺候大人的。王安石就问：你是谁家的妹妹？原来这个侍妾本来是某将军的老婆，她老公运送朝廷的公粮，糊里糊涂连船带粮全弄丢了，卖光家产还不够赔，就连老婆一起卖了还债。王安石把她老公叫来，让他们两口子回去，连带买人花的九十万全都白送。

脾气执拗常当面冲着皇帝发火

日常生活虽然马虎得很，但王安石的脾气却是出名的不好伺候，他的外号就是“拗相公”。

王安石和他后来的死对头司马光曾经都在包拯手下当差，赶上衙门里牡丹盛开，“包黑子”请弟兄们喝酒赏花。司马光不会喝酒，但是“包黑子”劝酒是老大的面子，不得不喝。王安石也不会喝酒，不管说什么死活一口不沾，一张铁面的“包黑子”也拿他一点辙没有。

皇帝任用王安石变法后，基本是王安石说了算。一次他拿了一份撤职查办官员的报告请皇帝签字，皇帝一看：这些缓缓。王安石又拿另一个报告上来，皇帝还下不了决心：这些再议。王安石一下就火了：老子辞职不干了。拔腿就往外闪人，皇帝老子留都留不住。

其实王安石性子虽拗倒也不怎么爱发怒，别人拿他开涮，他通常都不在意。王安石喜欢讲经济效益，有人拍马屁说：把梁山泊八百里水都放干，湖底就可以成为良田。王安石一听大喜，一会儿回过味来了：那些水弄到哪里去？著名痞子刘贡父在旁边插嘴：在边上再凿一个八百里的湖，就能装下了。王安石听了，一笑就过去了。

王安石下了课住在南京，经常带一跟班骑着驴子在外面闲逛。他早上出门的时候带几十个饼，到了饭点就和跟班、驴子一起吃饼。碰到干活的农民送点吃的，他们就来一顿绿色无污染农家饭。有人好奇他每天去哪里，他的手下说：要是跟班在前面走就听跟班的，要是驴子在前面就听驴子的。王安石漫无目的，走到哪里算哪里，但是一直带着书，有时在驴背上看，有时下来休息的时候看。

有人说王安石一辈子都是装的，是伪君子，可这样的伪君子普天下也找不出第二个。第二次辞去宰相职位的第十年，六十六岁的王安石离开了仍在不断诅咒他的世界。王安石死后，跟他干了半辈子仗的司马光上书朝廷，要求给予王安石优厚的追悼礼遇。

李广的性格难封侯

刘义光

汉武帝元光六年，李广与卫青、公孙贺、公孙敖各率部一万出击匈奴。结果是，卫青大胜，而公孙敖与李广大败，几乎全军覆没。李广自己也被俘，靠着过人的勇力和胆识，夺了匈奴白马小将的马，这才逃回来。依汉律，败军之将得处死，幸好汉武帝还有一个充满人性化的补充规定，只要出得起钱，可免死罪，贬为庶人。于是，公孙敖和李广都被削职为民。这样，李广就来到离长安不远的南山闲居，在那打了两年猎。

一次无聊，李广出门找朋友喝酒，还至霸陵亭，已是深夜。巧的是，霸陵尉那晚也喝得稀里糊涂，于是大声呵斥李广。因为根据汉律，任何人不得随便在暗夜行动，否则一律治罪。随从说：“这是故李将军。”霸陵尉也是酒壮贼胆：“在职将军尚不得夜行，何况是故的。”硬是不让他过去。李广无奈，只得屈尊在野外露宿一夜。当李广被重新起用为右北平太守时，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即请霸陵尉与俱，至军杀之。”

李广身为将军，自然应该做将军本分的事。而他竟因一点闲气，就直取人家的性命，其无量如此，自然也就无福消受侯位。

公元前119年，李广最后一次随大将军卫青出征。本来汉武帝不准备让李广出马，一来因为李广年老，二来因为李广的运气实在太差，屡战屡败。李广软磨硬泡，终于泡来了个前将军，他也把这次行动看作封侯的最后希望。可是卫青却把本来属于李广的前将军位置，调给了对他有救命之恩的公孙敖。被调为右将军的李广，本来就窝了一肚子火，偏偏又遇上迷路失期这档子事，按律又得贬为庶人。忙活了大半辈子，出生入死，血雨腥风，到头来还是一场空。李广思来想去，觉得冤屈得很，于是选择自杀。

李广的不得封侯与自杀，和他的个性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他的心胸确实不够开阔。南宋的黄震在《黄氏日钞》中说：“凡看卫霍传，须合李广看。卫霍深入两千里，声振华夷，今看其传，不值一钱。李广每战辄北，困踬终身，今看其传，英风如在。史氏抑扬予夺之妙，岂常手可望哉。”这个评价就相当中肯。

萧何的反思

沈 淦

“伴君如伴虎”。这句话既是历史真实的写照，也反映了两千多年封建王朝统治的残酷。

也许，只有在身陷囹圄之时，萧何才能对自己进行一番比较深刻的反思？

对于刘邦来说，无论比功勋、比忠诚、比资历，谁能与相国萧何媲美？他与张良、韩信同为汉初三杰，然而韩信不久就因“谋反”之罪而伏诛了，张良则声称要“从赤松子游”，跳出宦海，学习神仙之术去了。

正因为萧何的功勋、忠诚与资历都无与伦比，他才百思难解：皇帝为什么只为一句话，就将自己打入了天牢？

这件事得从公元前195年说起。那一年，淮南王英布造反，刘邦亲自率军征讨。戎马倥偬之际，刘邦还多次派人来询问留守关中的萧相国在做什么。萧何问心无愧，他和以往一样，把家财全都捐助军队，安抚勉励百姓，努力发展生产。可是，就在他廉洁奉公，一心一意要当一个“人民的好相国”时，一个门客警告他说：“您灭族的日子不远了。十多年来您深得民心，如今还是那么勤勉地做事。皇上之所以屡次询问您的情况，是害怕您震撼关中啊。您何不多买田地，采取低价、赊借等手段来败坏自己的声誉呢？这样，皇上才会安心。”萧何一听有理，为了保全自己这个有用之身，日后能更好地效忠皇上，更好地为民服务，他不得不昧着良心地照着门客说的去做。

刘邦平叛回来，民众拦路上书，说相国低价强买百姓田地房屋数量极多。萧何惴惴不安，生怕皇帝追究自己以权谋私的腐败行为。哪知刘邦一见到他，却笑嘻嘻地说：“你这个相国怎么竟与百姓争起田宅来？”然后把民众的上书都交给他，说：“你自己向百姓们谢罪吧。”萧何心中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门客的话果然不错。然而，他又趁这个机会请求道：“长安一带土地狭窄，上林苑中有很多空地，已经废弃荒芜，希望让百姓们进去耕种打粮，留下禾秆作为禽兽的饲料。”刘邦勃然大怒：“好你个萧何，一定是接受了商人的财物，竟然想占用我的上林苑！”立即传旨，将萧何披枷戴镣地关进了大牢。

萧何反思的结果，大概是悟出了这么几条：

既然天子姓刘，天下属刘，那么身为臣民，无论你资格多老，功勋多大，也无论你如何忠心耿耿，一旦拥有天下的天子对你起了疑心，就该你倒霉了，天王老子救不了你，功勋、资历与忠诚也救不了你，有时候甚至还适得其反——功勋越大、资历越深、忠诚度越高，越引起天子的猜忌。

作为皇帝来说，头等大事是如何维护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力，一切对此权力的觊觎者或者可能的觊觎者，都应属于消灭之列。韩信属于此列，彭越、英布也属于此列，自己差一点属于此列，张良如果不急流勇退，只怕也难逃此列。

作为皇帝来说，未必真正痛恨贪污腐败的大臣，也未必真正喜爱廉洁奉公的官员。有时候，廉洁奉公甚至会招来杀身之祸，就像有时候贪污腐败反而能保护自己一样。这一点，自己是最有切身体会的。

最后的结局是：萧何没有死。因为几天以后，有个姓王的卫尉劝刘邦道：“陛下抗拒楚军数年，又数次外出平叛。当时相国留守关中，他只要跺一跺脚，函谷关以西就不属于陛下了。相国既然没有趁那些机会为自己谋利，又怎会在今天贪图商人的钱财呢？”刘邦这才释放了萧何。老态龙钟的萧何蓬头垢面、光着脚板向刘邦谢罪。刘邦不耐烦地挥挥手，说：“相国算了吧！相国为民众请求苑林，我不答应，我不过是桀、纣那样的君主，而你则是个贤相。我之所以关你几天，就是想让百姓们知道我的过错，而成全你相国的好名声啊。”估计萧何走后，刘邦还会不屑地“嗤”一声：“王卫尉说得不错，这个糟老头子还能再活几年？哪有造反的能耐！嗯，我确实是多虑了，那就放他一马吧。”

刘邦带病征英布时，又受了箭伤，回到长安后不到半年就死了。他确实是多虑了，因为两年之后，萧何也一病而逝。

尉迟敬德居安思危

王觉仁

贞观六年（公元632年）九月的某一天，李世民在他的出生地武功的庆善宫赐宴百官。其时四夷宾服、海内晏安，君臣们自然心情舒畅，于是在宴席上奏乐观舞、饮酒赋诗，一派喜庆祥和之状。

但是觥筹交错、欢声笑语之间，却有一个人满面怒容。他就是尉迟敬德。从一入席，尉迟敬德的怒火就往上蹿。因为有某个功勋并不高的将领，此时此刻的座次却在他之上，尉迟敬德无论如何也吞不下这口气！

他越想越是火大，于是借着酒劲发飙，对那个将领怒喝：“你有何功劳，座次居然在我之上？”

对方慑于尉迟敬德的气势，也怕破坏宴会的气氛，只好低下头不敢吱声。坐在尉迟敬德下面的任城王李道宗见势不妙，赶紧过来打圆场，不住地好言劝解。没想到尉迟敬德突然怒目圆瞪，额头上青筋暴起，猛然挥出一拳砸在了这位亲王的脸上。李道宗当场血流如注，一只眼睛差点报废。

庆善宫的喜庆气氛在刹那间凝固。百官们目瞪口呆，搞不清这一幕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太宗李世民龙颜大怒，当即站起来拂袖而去。

宴席散后，李世民把尉迟敬德叫到了自己面前。此刻，尉迟敬德的酒早已醒了。他满心惶恐，意识到接下来要听到的，很可能是足以让他一辈子刻骨铭心的话。

果然，尉迟敬德听见李世民说：“朕过去对汉高祖刘邦诛杀功臣之事非常反感，所以总想跟你们同保富贵，让子子孙孙共享荣华、世代不绝。可是你身为朝廷命官，却屡屡触犯国法！朕到今天才知道，韩信、彭越之所以被剁成肉酱，并不是刘邦的过错。国家纲纪，唯赏与罚；非分之恩，不可常有！你要深加反省，好自为之，免得到时后悔都来不及！”

身为人臣，听见皇帝当面说这些话，尉迟敬德所感受到的震撼和恐惧是不言而喻的。

就是从这个时候起，这个大半生纵横沙场的猛将一改过去的粗犷和豪放，为人变得谨小慎微，事事唯恐越雷池半步。

尽管尉迟敬德从这件事后就学会了夹起尾巴做人，但李世民还是没有忘记随时敲打他。

有一天，照旧是君臣间在说话，李世民忽然冒出一句：“朕打算把女儿许配给你，不知贤卿意下如何？”

虽然这次不再是什么坏消息，而是天大的好事，可尉迟敬德所感受到的诧异和震惊却丝毫不亚于上次。

因为这一年，尉迟敬德已经五十五岁了，而太宗皇帝本人也不过才四十三岁，他的女儿能有多大可想而知。暂且不说皇帝的女儿身份如何尊贵，让人不敢高攀，单纯就年龄差异来说，双方的悬殊也实在太大了，简直大得离谱！

如此不可思议的恩宠，叫尉迟敬德如何消受？好在尉迟敬德仕途多年、经验丰富，闻言立刻跪地叩首，谢绝了皇帝的好意。他说：“臣的妻室虽然出身卑微，但与臣共贫贱、同患难已经几十年了；再者，臣虽然不学无术，但也知道古人‘富不易妻’的道理，所以迎娶公主一事，实在非臣所愿。”

李世民微笑颔首，没再说什么。此事就这样不了了之。

尉迟敬德很清楚，皇帝并不是真想把女儿嫁给他。之所以没头没脑地唱这么一出，无非是想表明对他的信任和恩宠罢了。所以，这种事千万不能真的答应，而应该婉言谢绝。

假如尉迟敬德不开窍，傻乎乎地应承下来，那等待他的很可能不是“抱得美人归”的美妙结局，而是“吃不了兜着走”的尴尬下场。尉迟敬德当然不会不明白这一点，所以他和李世民之间就配合得相当默契。

也许，就是在这种反复的君臣博弈之中，尉迟敬德居安思危的忧患之情越来越强烈，所以到了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五十九岁的尉迟敬德就不断上疏“乞骸骨”（请求退休），随后便以开府仪同三司的荣誉衔致仕。

比起历朝历代那些“功高不赏”、“兔死狗烹”的功臣名将，他实在应该感到庆幸了。就算是跟同时代的人比起来，他也远比后来因涉嫌谋反而被诛的侯君集、张亮等人聪明得多，也幸运得多。

程咬金的真面目

怀 人

《说唐》里最有知名度的人是程咬金。

即使没听过说书没看过戏曲的90后，也会对“半路杀出个程咬金”、“程咬金的三板斧”这两句俗谚耳熟能详。

《说唐》里的程咬金是个谐星，类似《西游记》里的猪八戒，《三国》里的张飞，《水浒传》里的李逵，性格缺陷或智力缺陷明显，但胜在纯良。传统传奇小说里都有此类的角色。

《说唐》里和男一号秦琼最亲密的是三个人：表弟罗成，干弟程咬金，巴弟单雄信。在“说唐”里程咬金和秦琼从小一起长大，秦琼的母亲也是程咬金的干妈，只是少年逃兵难时，与秦家失散，为了生计，程咬金做起了走私海盐的地下生意，类似当地黑社会的头目。后来干脆上山做了劫道的土匪。由于思维“不走寻常路”，老是“半路杀出”，虽然只会“三板斧”，却抢了令天下英雄觊觎的“皇纲”，引发了瓦岗寨英雄的聚义。

正史里的程咬金虽然与演义里身世相差甚远，但的确一直和秦琼在一起，不离不弃。

程咬金并不是书里说的贫寒出身，其实他祖上世代为官，父亲还出任过刺史，可谓是官二代。少年时善骑马、使长槊（并不是板斧，槊是专用对付骑兵的长枪），都不是贫寒人家能玩的。

隋末四海鼎沸，程咬金聚数百徒众，捍卫乡里，后来就投靠了李密，从此与秦琼同僚，虽不能与秦琼的威名相比，但非一般的骁勇。一次程咬金与裴行俨（第三条好汉裴元庆的原型）前去支援战斗中的单雄信，冲锋陷阵中，裴行俨中矢坠马，程咬金抢出，击退敌人，把受重伤的裴行俨抱上马，一骑双人回撤。敌人骑兵追击，由于马负重两人，速度不快，程咬金被追兵一槊洞穿其身（估计不是胸部等致命处），程咬金扭身生生把槊把折断，顺手一带把追刺他的兵士拉至近前，刀斩其首，后面追骑大骇，谁都不敢再近前，最终两个人平安归营。

后来李密兵败，程咬金和秦琼一起投奔了西域胡人出身的枭雄王世充，但发现这位胡人信仰萨满，决策常要跳大神，觉得不是明主，便在一次对阵李世民的阵前，一起冲出百余尺，突然拉转马头，面向王世充行礼，说：“蒙您厚待，极欲报恩。但您性多猜疑，身边又多小人，不敢在您身边久留，今谨奉辞！”言毕，与左右数十人跃马而奔唐军。王世充身后数万兵马，因惧怕秦琼程咬金的勇武，无一人敢蹑追其后。

跟了李世民后，秦琼逐渐病退，程咬金却参与了玄武门之变，升为右武卫大将军。贞观年间，改封卢国公，成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

在演义之中，程咬金是史上第一福将，而且特别长寿，活了一百多岁，在薛仁贵、薛丁山、薛刚三代人的故事演义里，依旧扮演重要角色，直至武则天政权垮台，被后世民间冠以福星之名供奉。

但事实是，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六十多岁的程咬金率兵讨伐突厥时，纵容手下杀降卒数千，瓜分其财物，最终事败而被朝廷免职，落了个晚节不保。

狄仁杰“认罪”度劫难

陈志坚

武则天起用狄仁杰为相，实在是因为朝中无人。就在天授元年、二年的这两年，被杀的宰相有七个，还有一个被流放。虽然还有武承嗣、武攸宁等做宰相，不过他们都是政治可靠，能力平庸之人。狄仁杰是拉来干活的。

但是这一时期气氛非常紧张，酷吏政治正是高潮阶段，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罗织罪名，株连成风，成片打击。以来俊臣为首的一批酷吏无恶不作、不择手段、胆大包天、凶残无比。他们要打击谁，几乎没有理由可言，因为他们只要杀人，就是立功。杀的越是高官，功劳就越大。所以，身为宰相却又刚正不阿的狄仁杰在劫难逃。

狄仁杰九月入相，次年三月，来俊臣就告发了一个大案——包括三个宰相（任知古、狄仁杰、裴行本）在内的七个高官谋反。眨眼间，这些高官统统被捕入狱。

这不是一般的监狱，叫“诏狱”，意思是为皇帝特诏办理的案件而设置的监狱。实际上，诏狱纯粹是酷吏用来折磨人的行刑场。当时号称，“入此狱者，非死不能出”。

被捕之后，来俊臣诱骗他们说，只要老实坦白，可以从宽免死。大家都知道这是鬼话，然而狄仁杰出乎意料干干脆脆地承认自己谋反：“大周革命，万物唯新，唐朝旧臣，甘从诛戮。反是实！”来俊臣很高兴，于是放松了警惕，将他关在牢里，就等皇帝复核之后行刑。然而，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智商。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狄仁杰要了纸砚，偷偷拆了被头的帛布，写好了一个诉冤书，然后放到棉衣里头封好。之后对看守人员说，天热了，让家里人来拿回棉衣。看守人员也没有仔细查看。结果这份诉冤帛书，就顺利地被狄仁杰儿子狄光远送到了武则天面前。武则天立刻召见了他，问他为什么先前承认谋反而后喊冤。狄仁杰回答，如果不承认，早就死在酷刑之下了！于是武则天下令释放了他，同案的六人也都出狱了。

狄仁杰这次被诬陷，居然能够全身而退，实在是个奇迹，不能不说他的聪明灵活、见机行事，远在普通人之上。武则天时候还有一个宰相魏元忠，也曾受诬陷入狱，他一开始死硬，结果备受折磨，体无完肤，最后还是不得不承认谋反。当时人都说魏元忠和狄仁杰差距太大了。

当然，狄仁杰绝对不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他在大是大非面前，是非常坚决的。就在这次关押的过程中，酷吏看狄仁杰这么快就认罪，自以为得计，就想利用狄仁杰来陷害别人，于是派了判官王德寿来劝说，希望他能举报尚书杨执柔，指证他也参与了谋反。狄仁杰问，怎么指证呢？王德寿很高兴，就说：你在春官（礼部）任职的时候，杨执柔也刚好在同部门做员外郎，你就说在这个时候搭上线的。没想到狄仁杰大喊道：“皇天后土，遣仁杰行此事！”然后一头撞向柱子，血流满面。王德寿吓得跑了，不敢再胁迫。

这就是狄仁杰，善于保护自己，也勇于保护他人。

后来，武承嗣曾多次奏请诛杀狄仁杰，都被武则天断然拒绝。事实上，狄仁杰是很受武则天赏识的，即使这次狄仁杰没有自救，相信武则天也不会置他于死地，因为将来她还要大用他呢。

范仲淹划粥

杨树森

范仲淹两岁丧父，其母在生命线上挣扎不下去了，带着他嫁到一个姓朱的人家。稍大一点，知道了母亲的不幸遭遇，而自己也并不姓朱（后经皇帝“恩典”恢复范姓），曾经大哭一场。他非常渴望读书，但是，继父家也很贫寒，无力供他上学，直到10多岁时，才在众亲友的帮助下到大庙里跟着一个和尚学习。他自炊自食，一日三餐，全部是粥。早晨，将一天的粥煮好，吃完早饭，等剩下的粥凉了，凝成坨子，取过菜刀划成4块，中午和晚上各吃两块。生活虽然艰苦，但是有书读，“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范仲淹也就不觉得苦了。

后来，范仲淹远去荆州，考入官学，“昼夜苦学，五年未尝解衣就寝”。一个大官的儿子和他是同学，见他天天喝粥，学习还这样认真，便把这奇事告诉了老子。老子感叹地说：“这是个有出息的人哪，你可把家里好吃的送一些给他。”这个同学便按老子的话去做了。范仲淹实在推辞不了，只好收下。过了几天，这个同学又送食物时发现先前送的还原封未动，心里很不高兴，问他：“你这是什么意思呢？”范仲淹解释说：“我多年吃粥，已习惯了。艰苦的环境能磨炼人，现在改吃好的，以后吃不了苦怎么办？”

范仲淹其人其事

昝万春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千古传唱，妇孺皆知。人们由是而知《岳阳楼记》，而知范仲淹。但是，大多数人只是以文学家铭之，而很少知道他还是个政绩武功累累的良臣名将。

范仲淹是北宋人，幼孤家贫，然“少有志操”（《宋史·传七十三》），把做学问与做人统一起来，学得满腹经纶，也磨砺了自己高尚的情操，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岳阳楼记》），在以后的做官为将中清廉为人，勤勉为政，被人视为楷模。

他在任秘阁校理，从事图书校订期间，“学者多从质问，为执经讲解，亡所倦”，不仅不收“红包”，而且还常留食求教人员，弄得生活十分窘迫，孩子只能共用一件好点的衣服出门，谁有事谁穿。而范仲淹本人则怡然自乐，毫不介意。于是，在他为官的地方“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

在任地方官时，每到一地，他都实心实意地为百姓办好事。范仲淹任陈州通判期间，当地守臣欲大兴土木，改建与百姓生活毫无相干细的两座寺庙太乙宫和洪福院。他当即制止说，这是“侈土木，破民产，非所以顺人心，合天意”，是劳民伤财，不得人心的事。江、淮一带既遇大旱，又逢蝗灾，他奉命去赈灾济民。范仲淹到达灾区后，一方面“开仓赈之”，又上书减免灾区的一些徭役，杂费，还“禁民淫祀”，劝百姓不要把钱物精力花在靠不住的求天拜神上，要用在生产自救上，于是民心稳定，收到成效。范仲淹任苏州知州期间，“州大水，民田不得耕”。他向当地人请教，又实地考察，制定了“疏五河，导太湖注之海”的农田基本建设方案，“毕其役”而使百姓受其功。

范仲淹任将领兵中，“号令明白，爱抚士卒”，同时又兼顾百姓负担。他在延州（今陕西延安一带）带兵时，军事设施年久失修，几成废墟。而延州又是一个荒谅贫穷之地。为修复这些军事设施，他“大兴营田，且听民得互市，以通有无”，让军队开荒种地，又同当地百姓贸易互市，既积累了修复营砦的资金，又减轻当地粮赋的“十之三”。他率兵守地，所得赏赐，悉分遣边将，而且与驻地少数民族人民“推心接之不疑”，能诚心相待，和睦共处。因此，范仲淹死后，全部分给属下，身边不留一分，“羌酋数百人，哭之如父，斋三日而去。”

范仲淹为人清廉堂正，做官勤政为民，因而一生活得也很有骨气。吕夷简任北宋宰相时，任人“多出其门”，范仲淹认为不公，就拿出《百官图》，当面对吕夷简说：“如此则公，如此则私。”弄得吕夷简很不高兴，范仲淹也很生气。三年后，一次宋仁宗亲自劝说他，让他同宰相吕夷简谈谈，以“释前憾”，范仲淹则说：“臣乡（以前）论盖国家事，于夷简无憾也！”说没有什么私人纠葛，也就无须前往恳谈了。

范仲淹做官为将，将近40年，足迹南北东西，办了不少好事，而自己家中“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正因为他无求于像《红楼梦》说的那“十万雪花银”，所以不寻贪，不去揽钱，一个心思扑在把百姓的事情办好上。

严嵩奸计除夏言

佚 名

严嵩是明嘉靖时的奸相。他从一般官僚做起，最后独揽大权，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排挤政敌的手段。

嘉靖中期，严嵩和夏言同为朝中大臣。夏言地位在严嵩之上，并且写得一手好文章，深为皇帝器重。但夏言刚愎自用，而且自视甚高，看不起别人。

严嵩并不甘心久居人下，但他不露声色。他利用老乡关系，想方设法讨好夏言，对夏言毕恭毕敬，处处迎合他的意思。

有一次严嵩准备了酒筵，亲自去请夏言。夏言根本没把这个同乡放在眼里，找了个借口推掉了。严嵩却极为谦恭，跪在堂前一遍又一遍高声朗读自己带去的请柬，使夏言极为感动。从此夏言非常器重严嵩，一再提拔他，甚至向皇帝推荐他接替自己的首辅位置。

严嵩逐渐受到重用，心里很高兴。但他也十分清楚，必须搬开夏言这块大石头，他才能大权独揽。

嘉靖皇帝迷信道教。有一次他命人制作了五顶香叶冠，赐给几位宠臣。夏言一向反对迷信，不肯接受。而严嵩却把香叶冠戴在头上，外面还郑重地罩上轻纱。皇帝对严嵩的忠心大加赞赏，对夏言很不满意。

又有一次，夏言随皇帝出巡，没有按时值班，惹得皇帝大怒。按规定大臣值班都必须乘马车，而夏言却不守规定，使得皇帝对他越来越不满。严嵩一看时机成熟，一改往日的谦卑，勾结皇帝宠幸的一个道士，在皇帝面前添油加醋地说了夏言很多坏话。嘉靖帝一怒之下罢免了夏言的官职，令严嵩取而代之。

后来内阁中只剩下严嵩一人，皇帝也觉察到严嵩专权。于是再度起用夏言，而且位在严嵩之上。夏言复位后把严嵩撇在一边，什么事都自己做主。严嵩表面上不动声色，从不提意见，暗地里却收买皇帝身边的太监，让他不时地在皇帝面前揭夏言的短处，同时也不露痕迹地说严嵩的好话。

终于，严嵩抓住了一个机会。很早以前，北方少数民族就侵入河套地区，不断扰乱北方边关。嘉靖二十六年，兵部侍郎曾铣上疏力主收复河套，得到皇帝赞赏。但皇帝后来又觉得没有把握，犹豫不定。夏言对皇帝的反复不知如何是好，干脆上表请皇帝自己裁决，把难题甩给了皇帝，使嘉靖帝很生气。而严嵩则摸透了皇帝的意思，极力宣扬河套不可收复，并乘机攻击夏言专权。皇帝大为愤怒，免去了夏言的所有职务。

严嵩抓着这个机会，散布流言说夏言离朝时心怀不满，口吐怨言，又造谣说夏言收了曾铣的贿赂，两人狼狈为奸。话说得有鼻子有眼，不由皇帝不信。第二年，夏言被杀。从此严嵩稳坐首辅之位达十五年之久，再也没有人能和他分庭抗礼。

晁盖的义气死结

李光阁

晁盖不是死在史文恭手里，而是死在了自己人手里。他的死亡，显示了梁山政治斗争的残酷与悲凉。

晁盖、吴用、公孙胜、刘唐、阮氏兄弟等七条好汉在黄泥冈智取了生辰纲后投奔王伦。在梁山上，吴用成功地策反了林冲，上演了一场大火并，智多星的绰号，他真的当之无愧。给梁山带来十万贯投资的晁盖，毫无争议地坐上了第一把交椅，成为梁山的第二任首领，并由此开启了晁盖时代。

十万贯生辰纲到手后，晁盖的使命其实已经完成。他任梁山“一把手”时的班子，纯粹是过渡性质的。在他身上凝结着一个义气与政治冲突的死结，过度的义气使他保持着与朝廷的距离，造成了他政治上的短视。等到众好汉劫法场将宋江迎上山后，梁山的权力中心便开始悄悄转移，山寨上贯彻的完全是宋江的权力意志。宋江的上山，标志着梁山新时代开始。

晁盖肯定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成为过渡性人物，不明白自己怎么就会被架空了。其实他是一个过分讲义气而忽视政治权谋的人，在梁山上大部分人企图向朝廷靠拢的情况下，领导梁山事业的发展就成了他生命无法承受之重。当被架空的晁盖终于明白了自己在梁山中的尴尬处境、怀着满腔的悲愤带兵出征时，我们完全可以预见此行的结果。

晁盖能够操控梁山，完全是吴用一手策划的结果。吴用虽然只是个小学教师，但却不甘心做个“老九”。他心里那颗“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种子，一直在寻找萌发的契机。抢劫了生辰纲后，他看到了在乱世中建功立业的机会，然而晁盖的表现使他感到了自己前途进一步发展的困境。晁盖和众兄弟上了梁山以后，为王伦的好吃好喝好招待所迷惑。“不是王头领如此错爱，我等皆已失所，此恩不可忘报。”听了晁盖的傻话，吴用一个劲冷笑。这冷笑里似乎充满了鄙视。晁盖不太高兴：“先生何故只是冷笑，有事可以通知。”吴用说：“兄长性直，只是一勇，你道王伦肯收留我们？”吴用对晁盖“只是一勇”的评价代表了他的心声，他比谁都明白晁盖身上的死结，晁盖只是一个张飞般的勇夫，要想实现自己的梦想，只有期待刘备式人物的出现。

这个人物就是宋江。宋江具备谋事者所应有的厚黑素质，而晁盖没有。在宋江被押送江州的途中，晁盖把他“请”到了山上，想让他落草为寇，宋江说什么都不愿意，他说：“小可不争顺了哥哥，便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虽生何益。”宋江作为一个能吏，有着和吴用一样的政治抱负。对这一点，晁盖没有看出来，吴用却是心有灵犀。晁盖对宋江的远大志向根本就不明白，他完全按照江湖的规矩来对待宋江。江州劫法场一役，晁盖亲自带队，几乎率领了梁山泊全部头领远征江西九江，把宋江救上山。宋江回郓城接父亲上山，晁盖不放心，先派戴宗下山打探，然后又亲自带了六个头领来接应。听到宋江有难的消息后，他派戴宗上山传令，只留下吴用等几个人看家，出动了三十多个头领，再一次把宋江迎接上山。

为了报答宋江的救命之恩，晁盖几次准备禅位让贤。这种胸襟气度可以说是义薄云天。然而，宋江要的不是让，他要的是争。靠自己打拼来的天下，坐起来才名正言顺，有滋有味。在吴用的配合下，宋江一步步架空晁盖，等晁盖明白过来，大势已去。忧愤中的晁盖领军出战，犯了冒进的错误，结果被史文恭的毒箭射伤，白白丢了一条性命。在临死前，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留下一份政治遗嘱，恶心一下宋江。遗嘱只会对道德人物有约束力，对枭雄式人物根本不起作用，否则很多历史将会以另外的面貌出现。这份遗嘱的后果是，晁盖没有进入梁山一百零八将名单中，被终身剥夺了政治待遇，只留下了一尊牌位，终日享受着毫无意义的香火。

王伦采取了关门主义是死，晁盖采取了开门主义也是死；王伦排斥异己是死，晁盖五湖四海也是死。无论两个人采取什么政策，他们的悲剧其实早已注定。我们不必过分责备宋江，对他进行道德上的苛求。宋江是枭雄，是他的出现才重新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梁山集团的发展才有了新的转机。

王伦被林冲所杀，却被晁盖坐了首领之位，这是因为晁盖的势力最大，并且由于打劫了生辰纲，拥有了劫富济贫的经济资本；而晁盖死于史文恭之手，由卢俊义实现了他的政治遗愿，却被宋江坐了首领之位，这也是因为宋江的势力最大，有了“替天行道”的政治资本。

武松酒量有多大

刘 仰

武松上景阳冈前，在山脚的小馆子里吃饭喝酒。饭馆有告示，“三碗不过冈”，但是，武松一口气喝了十八碗，喝完后，带着醉意连夜上山，居然打死了一只老虎。

武松的酒量到底有多大？

按照人们的理解，碗的尺寸有大概的标准。对于武松使用的碗的大小，我们一般不会认为是现在饭店里那种专门分汤的小碗，电视剧里的道具也强化了人们的这种判断。即使是现在最小的碗，一碗装一两酒应该没问题，那么，武松的酒量至少在两斤左右。如果按照普通尺寸的碗，一只碗大概能盛三两酒，武松的酒量就达到五斤多，确实有点吓人。

但是，我们必须考虑一下，武松喝的究竟是什么酒？如果只是啤酒，一连喝下十瓶的也大有人在，算不得什么。当然，武松那个年代不会有啤酒。那么，武松喝的是今天人们喝的白酒吗？如果是白酒，别说五斤，两斤就足以成为酒中豪杰了。

白酒也叫烧酒，有的地方叫“烧刀子”。烧酒出现后，酒具越来越小，以前大口大口地喝酒，变成小口小口地抿酒。从这个现象上判断，武松当年喝的应该不是烧酒。

所谓烧酒，是酿酒技术更新后的产物。蒸馏技术可以大大提高酒精浓度。烧酒、白酒之类高酒精浓度的酒，也被称为“蒸馏酒”。按照今天的标准，即使标明“低度酒”，酒精含量也在三十度以上。在世界范围内，蒸馏酒的浓度最高有七十度左右。至于有人喝酒精含量九十度以上的酒，那是找死。

蒸馏酒技术何时在中国出现，目前尚缺乏定论。专家比较一致的意见是，蒸馏酒技术在中国的出现，不会早于元代。普遍意见认为，蒙古人横扫欧亚大陆，把阿拉伯人的蒸馏技术带到中国。2000年，被列为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四川成都“水井坊”遗址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给中国的蒸馏酒技术提供了一个考古学上明确的上限——元末明初。到目前为止，考古学家还没有在中国境内发现比它更早的蒸馏酒技术的证据。

我们现在可以下结论说，武松当年连喝十八碗的酒，肯定不是今天意义上的白酒。

从《水浒传》小说里的一些细节描写，我们也可以判断，那个年代的人们所喝的酒不是今天的白酒。小时候看《水浒传》，吴用设计劫“生辰纲”的故事，令我印象深刻。但是，一直有一个疑惑。晁盖、吴用、阮氏兄弟等人在炎炎夏日里挑着酒担，坐在树阴下喝酒解渴，挑逗青面兽杨志及其手下，他们最终忍不住，上前买酒喝，结果中了圈套。如果那种酒是白酒，怎么可能用来“解渴”？何况还是在“炎炎夏日”里。因此，比较合适的解释是，当时他们喝的酒，应该属于今天称为“酒酿”、“醪糟”之类的东西，充其量是一种简单过滤后的米酒。

北宋时期，人们喝的酒主要是米酒之类的低度浊酒，酒精度数应该在十度左右，甚至更低。景阳冈山脚下的那家小饭店，也许有一点特殊秘诀，能够在没有蒸馏技术的情况下，提高米酒的酒精浓度，这在当时属于技术创新的新产品。

今天，全国很多地方都有当地的米酒、老酒之类的地方特产。这些米酒之类的东西都是不采用蒸馏技术的，它们的酒精含量各异，有的就像是甜水，有的浓度较高。而景阳冈的那家小饭店，很可能米酒技术独树一帜，很多不明就里的客人还是按照喝其他米酒的习惯在这里喝酒，结果，醉酒比例相当高，因此，店家不得不提醒各位客官“三碗不过冈”，也算是给自己做一个广告。

武松以前也没喝过这种酒精浓度相对较高的米酒，无所顾忌地按照自己以前的习惯，喝了十八碗。喝过米酒的人知道，米酒醉酒反应比较慢，因此，等武松意识到自己喝得太多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在他的内心，也许根本没想到老虎真的会出现。

我推测，武松喝的酒，酒精浓度也许在十五度左右，最高不会超过二十度。如果按每碗三两酒计算，武松的酒量大概是今天六十度的白酒一斤多。当然，这个酒量即使在今天也算相当厉害的了。

智勇双全破敌兵

贺璐璐 林骏

狄青为延州指挥使时，当时宋朝刚刚招募了一批士兵，编组了一支号称“万胜军”的部队。由于缺乏战阵的演习训练，士兵不熟悉阵法，又从未经过战火考验，所以几次同西夏军队交锋都失败了。有一次，敌人大举入侵，狄青将“万胜军”的旗帜全部交给最精锐的王牌部队“虎翼军”，让他们出去作战。西夏人果然中计，他们早已不把“万胜军”放在眼里，看到“万胜军”的旗帜满不在乎，认为能轻易获胜，便毫无顾忌地全军直扑过来。直到迎战时，才知道是他们最畏惧的“虎翼军”，心中早已怯战，结果被久经战阵的“虎翼军”打得一败涂地，几乎全军覆没。

狄青镇守泾原时，曾经遇到敌众我寡的战斗，力量悬殊，处于劣势，他想必须出奇兵才能取胜。他预先晓谕全军：所有弓弩都舍弃不用，士兵一律使用短兵器；战场上改变规定指挥信号，命令部队听到第一声钲响时就停止前进、严整队容，听到第二声钲响时就佯装后退而实际是严阵以待，等到钲声一停就立即大喊着冲杀过去。钲是古代的一种金属乐器，击之而发出清脆之音，因它是青铜铸成的，称为“金”，金谐音“禁”，所以，钲响就为“鸣金”，是古代作战时指挥军队退却、收兵、免战的号令。夏军看到宋军击钲后突然止步，感到莫名其妙，接着又看到宋军击钲后突然后退，不禁哗然，认为狄青以寡敌众、心中怯战，准备逃跑。便放松了警惕，还大笑着相互打趣说：“谁说狄天使神勇啊？双方还没交手，就下令部队退兵。”由于狄青相貌俊秀文弱，威武不足，所以他仿效兰陵王，每次临阵作战都是披头散发，戴着一副青面獠牙的铜面具，一马当先冲入敌阵、所向披靡，西夏人都以为是天将下凡，不敢交锋，敬称他为“狄天使”。没想到话才说完，只听钲声一停，狄青的人马突然一齐猛冲向前，西夏军队毫无防备，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大败而逃，相互践踏致死的数不胜数。

还有一次，狄青和西夏兵交战，大获全胜，宋兵乘胜追击。夏军奔逃数里后，在一座山前突然聚集在一起不再奔逃了。将士们都想奋力冲击，狄青却立即鸣金收兵，命令全军不再追击，敌人得以逃脱，大家都后悔当时没有继续追击落败的敌人。狄青说：“不要后悔，亡命奔逃的敌人，突然停下来决心与我军对抗，前面必定遇到了险阻准备背水一战。反正我军已大获全胜，即使追杀这些残兵败寇也不会增加战果，何必白白增加伤亡呢？万一其中有诈，我们因贪图小利而没有及时收兵，中了敌人的圈套就悔恨不及了。”事后，副将们前去查看夏军败兵突然止步的那个地方，果然前有深渊，如果他们决一死战的话，宋军伤亡确实难测。

刘伯温智藏兵书

张 程

明朝洪武八年的一天，告老还乡的刘伯温在青田县病逝了。刘琏与刘仲景跪在父亲棺木前，放声痛哭。众宾客也是神色凄然，刘府上下哀鸣一片。突然，刘府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马蹄声过后，只见当朝丞相胡惟庸率领全副武装的士兵闯了进来。胡惟庸一边高喊着替皇上吊丧，一边将刘氏兄弟拉到一旁，脸色凝重地问道：“皇上想知道，你父亲将兵书藏到哪里去了？”

开国功臣刘伯温尸骨未寒，朱元璋就派人前去逼问兵书。到底是什么兵书，竟然能让朱元璋做出如此不近情理的举动？这还得从刘伯温生前说起。

《百战奇谋》：刘伯温呕心沥血之作

刘伯温足智多谋，极善用兵，对世人的心理更是拿捏得极准。有了刘军师的相助，朱元璋才能连战连捷，最终登上皇帝宝座。成为皇帝的朱元璋，担心自己的后人无法驾驭诸位开国悍将，于是便大开杀戒，诛杀重臣，替子孙铺平道路。一轮又一轮的屠杀让刘伯温心灰意冷，皇上的猜忌更是令他胆寒。于是，刘伯温向朱元璋告老还乡，回了青田县。

然而，身为一代谋臣，总是希望自己的奇谋妙计能够传承下去，刘伯温也不例外。他以自己的戎马生涯为基础，融入超凡的思想智慧，呕心沥血，终于写出了一部兵书——《百战奇谋》。

刘伯温临终前对守候在身边的儿子说：“我死后担心会给家里留下祸害，我写的兵书《百战奇谋》乃我一生心血，可惜没有找到传人……本想把这本书献给皇上，但皇上多疑，就是献上去了他也不会相信，倒不如烧了可保一家人平安……”第二天他就在昏迷中死去了。

《百战奇谋》：朱元璋最大的隐患

朱元璋耳目众多，刘伯温写兵书之事自然无法瞒得过他。刘伯温生前，朱元璋碍于各种原因，不便巧取豪夺；如今，刘伯温已死，兵书的下落就显得相当重要。

朱元璋的多疑是出了名的。在他看来，自己能够坐拥这花花江山，与刘伯温的足智多谋是分不开的。《百战奇谋》是刘伯温亲手撰写，其中内容必定非凡。虽说刘伯温的两个儿子才智平平，不是理想传人。可刘家有子就有孙，孙又生子，子又生孙，说不定刘家哪一代出个奇人，这部为大明打下江山、立过汗马功劳的奇书，不也会教刘家人从朱家人手里夺走江山吗？又或者，这部奇书流落民间，为哪个豪强所得，同样也会动摇朱家的千秋基业。

因此，刘伯温的死讯报到京城后，极度猜疑之下的朱元璋立刻让胡惟庸快马加鞭，到刘伯温府上追问兵书下落。

《郁离子》：刘伯温送给皇上的礼物

面对胡惟庸的询问，刘琏告诉胡惟庸，父亲已把兵书烧了，给皇上留下的是一本《郁离子》和一封信。胡惟庸了解刘琏兄弟，知道两人都是至诚君子，不会也不敢欺骗朝廷。在安葬了刘伯温后，胡惟庸就带着没有烧完的残存书稿和军师给皇上的书本信件，马上返回了京城。回京后，胡惟庸把书本信件交给了朱元璋，朱元璋一见是《郁离子》就扔在一边。回到寝宫，朱元璋坐卧不安。他很了解刘伯温，视兵书比生命还要宝贵，他怎么会舍得烧掉？

朱元璋至死都在找兵书

刘伯温“三七”那天，胡惟庸再次来到刘家，说是奉皇上之命要取走军师生前留下的所有书信和书籍，因为那些书信和书籍中有机密。胡丞相像抄家似的，可仍然没有发现兵书《百战奇谋》。

刘伯温“五七”那天，胡惟庸三到青田县向刘琏兄弟传达皇上的命令：因为军师有功于朝廷，所以皇上决定在刘家老屋的原址上建造“诚意伯府”。这样，就得推倒刘家老屋，要刘琏兄弟搬到刘伯温墓旁的临时小屋里守孝，刘琏兄弟赶忙磕头谢恩。刘家老屋拆得很仔细，板缝、梁孔、墙洞都认真地搜查过。纵然这样，也没发现哪里藏有兵书。

累累作事尽皆徒劳，朱元璋甚至怀疑，也许刘伯温将兵书早已传给蓝玉、徐达、周德兴、冯胜等将军，于是又萌生诛杀这班功臣武将的念头。

洪武三十一年，71岁的朱元璋在一场大病中死去。临终前，他拉着皇太孙朱允炆的手说：“记住，一定要把军师的兵书找到，不能让它落到外姓人手里。”

《郁离子》里的玄机，便宜了闯王

朱元璋归天后，从明惠帝朱允到明成祖朱棣，一直到崇祯皇帝朱由检，都没有发现《百战奇谋》。那么，这部兵书是否真的像刘伯温说的那样，已随烈火化为灰烬？非也非也！朱元璋猜得很对，刘伯温视兵书如命，烧书之事是决计不会做的。可朱元璋没想到，刘伯温其实早已经将兵书献给了他。

崇祯十七年，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打进北京，从皇宫搜出的书籍中，发现了一本刘伯温手写的《郁离子》。李自成读过这本书的刻本，见了手写本顿时爱不释手，就拿起来翻了翻。也许是年代久远了，或者是经过几代皇帝读过，翻页时，有的书页折叠处自然断裂，发现里边也写了字，不觉好奇地看了几行，看后大吃一惊！跟着又撕开几页细读。啊！是刘伯温写的兵书《百战奇谋》！当李自成看到书中的《料敌》《布阵》《用计》之精彩，更有奇门遁甲、易卜星相之神机妙算，纵是闯王也感动得流下热泪！刘伯温忠心耿耿，更是用心良苦，若然历代继承大统的朱氏子孙，只需稍微用功翻书，就会发现这个秘密。可惜他们大都慵懒腐败，最终得到这本绝学的，却是推翻朱明的闯王李自成。

不久之后，李自成受到清军与吴三桂的夹击，全军大败。最终，李自成在九宫山遇难（有一说是隐遁），《百战奇谋》从此便流落民间，不知所终。

礼单上没有杨士奇

清风慕竹

明永乐年间，有一次成祖朱棣突然传召时任左谕德的杨士奇进宫，好像有什么急事。杨士奇没敢耽搁，赶紧前去报到。不等行过大礼，成祖就递给他一张纸，杨士奇仔细一看，原来是张礼单。

礼单是广东布政使徐奇所写，他入朝觐见述职，顺便带了一些岭南出产的藤席，当作礼品馈赠给了一些朝廷大臣。不承想一时马虎，自己所列送礼的单子不小心遗失了，又不知道被什么人拾到后，直接上报给了皇帝。成祖对近些年来地方官员给朝官送礼之风甚为不满，却屡禁不止，于是下令凡有检举者，给予重赏。这个徐奇真是不走运，恰好撞到了枪口上，成祖想借此事杀一儆百，严惩那些行贿和受贿的人。

可在看过礼单上的人名之后，成祖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他所信任的几位重臣，都赫然在列。不过他也奇怪地发现，上面居然没有杨士奇，这让成祖感到了一丝安慰。

成祖满怀嘉许地问道：“朕阅过徐奇的礼单，上面有许多大臣的名字，为何独独不见你的名字呢？”

杨士奇却没有一点惊喜之色，他平静地回答说：“启禀陛下，徐奇受命赴广东时，群臣都曾作诗文相赠徐大人。为了答谢诸位大臣，徐奇才馈赠了这些藤席。臣因为当时有病，未曾作诗文，故此次没有收到馈赠，不然的话，也难以幸免。”

杨士奇的话让成祖颇感意外：“那你如何看待这些人受贿的事呢？”

“臣以为，礼单中所列大臣，并非都是贪赃枉法之辈，何况他们实际受馈赠与否，未必可知。依微臣之见，所赠之物，并不是什么贵重物品，构不成行贿罪，可批评教育。不必兴师动众、打击面过大，否则不利于政局的稳定。”

“可我已经下令严查，如果不追究此事，岂不显得有损大明皇帝的威严吗？”成祖不无顾虑地说。

“陛下想必还记得楚庄王夜绝缨者的故事吧，对王妃不恭的人都能谅解，陛下的胸怀可不止于此啊！”

成祖听了，哈哈大笑，马上命人当着杨士奇的面，把礼单烧了。

“就算你落井，我也不下石！”杨士奇历经五朝，担任内阁首辅达21年，就是对他的人品与处世之道的最好证明吧。

张居正用人实在

熊召政

张居正用人，打破了君子与小人的界限。总结他用人的经验，最核心的一点就是重用循吏、慎用清流。循吏，就是脑子一根筋，只想把事情做好，把结果放在第一位，而不会有道德上的约束；清流则不同，总是把道德放在第一，说得多，办成的事儿却少。

有这么一个例子，就是对于海瑞的任用。中国的老百姓，几乎没有人不知道海瑞抬着棺材给嘉靖皇帝上书的事。即便在当世，海瑞就已经成了一个民间人物，清官形象的代言人。嘉靖皇帝看了海瑞的万言书，非常震怒。不过他没有处死海瑞，但也不放他，就关在大牢里不闻不问。嘉靖皇帝死了以后，徐阶把海瑞从监狱里放了出来。

鉴于海瑞的名声，徐阶决定予以重用。他让海瑞到江南，当了应天府的巡抚，管南京周围几个最富的州府。海瑞在那儿搞了两年，结果当地的赋税减了三分之二。大户人家都跑了，没有了税源。他自己倒是非常清廉，八抬大轿也不坐，骑驴子上班。这样，他班子里的其他领导很不满意，因为他是一把手，既然他骑驴子，那二把手岂敢坐轿？因此都想办法调走。富人都很怕他，穷人和富人打官司，不管谁有理，肯定是富人输。海瑞是一个非常理想化的人物，但他对行政管理的确缺乏经验。工作搞不上去，海瑞气得骂“满天下都是妇人”，愤而辞职。

张居正当了首辅之后，让每一个三品以上的大臣都向朝廷推荐人才，其中有不少人写信推荐海瑞。当时的吏部尚书杨博就这个问题还专门找了张居正，希望他起用海瑞，但张居正就是不用他。为什么呢？他觉得海瑞是一个很好的人，做人没有话说，道德、自律都很好。但好人不一定是好官。好官的标准是上让朝廷放心，下让苍生有福。海瑞做官有原则，但没器量；有操守，但缺乏灵活，因此有政德而无政绩。这一点，张居正看得很清楚。张居正不用他，还有一层原因：海瑞清名很高，如果起用，就得给他很高的职位，比他过去的职位还高，这才叫重用；如果比过去的职位低，那就证明张居正不尊重人才。话又说回来，如果你给他更高的职位，他依然坚持他的那一套搞法，岂不又要贻误一方？张居正想来想去，最后决定不用海瑞。

张居正有一同年叫汪伯昆，安徽人，和另一位同年王士祯一起成为当时诗坛两大领袖。汪伯昆在湖北当了几年巡抚，张居正当了首辅后，把他调到北京当兵部左侍郎，也就是国防部副部长。汪伯昆履任之后，张居正给他一个任务，巡视整个西北的军事设施，北京、蓟辽、陕西、山西这一带。汪伯昆的巡边之旅，第一站就是蓟辽。当时的蓟辽总兵是大名鼎鼎的戚继光。汪伯昆到了之后，首先不是听汇报，探讨军事问题，而是和当地的文人在一起吟诗作赋。张居正听到这个消息后有点不满。汪伯昆回到北京，给皇上写了一份奏章，汇报他视察边境军事的情况。字斟句酌，是一篇非常优美的散文。张居正看了奏章以后，批了八个字：“芝兰当道，不得不涂。”兰花芝草，都是最好的花草，但它长得不是地方，长在高速路上，路是走车的，不是花园。既然长错了地方，就得铲掉。你汪伯昆是优秀的诗人，就到诗歌协会去，国防部是搞军事的地方，不是你吟诗的地方。这样就把汪伯昆免了官。

戚继光从浙江调到蓟辽总兵的位子上，没多久就跑到内阁找张居正发牢骚，说蓟辽的兵没法带。其因是明代的兵役制。所有的兵都是世袭的，老子退下来儿子顶替，这叫本兵制。因为是世袭，铁饭碗，干好干坏一个样，所以本兵大都吊儿郎当，平时也不训练，打仗时就溃不成军。张居正深知本兵制的弊端，于是鼓励戚继光训练一支新军。所以说张居正的改革是从隆庆四年的兵部开始，从戚继光开始。当时他支持戚继光，从极为艰难的朝廷财政中挤出军费来，让戚继光从浙江招募五千人，训练新军。相对于本兵，这支部队叫客兵。也叫“浙兵”。就这样，戚继光在张居正的支持下，组建并训练出一支快速反应部队，能够胜任拱卫京师的任务，并给疲疲沓沓的本兵起到了示范作用。

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军政首脑的关系处理，当时的总兵是部队一把手，他上面还有一个总督。总督既是地方行政长官，又领导总兵。过去只要总督和总兵产生矛盾，朝廷一定是撤换总兵，而不会换总督。张居正不一样，当戚继光这个总兵和总督产生矛盾以后，撤换的都是总督。而且每一个总督上任，张居正都会找他谈话，要他支持戚继光的工作。戚继光当了十三年的蓟辽总兵，蓟辽没有发生一次战争，蒙古人也没有一次进犯，这既是戚继光的功劳，也是张居正知人善任的功劳。

第一秘书高士奇

刘诚龙

伴君如伴虎，领导的秘书不好当，虽有高效益，但也担高风险。而高士奇当秘书，却是羡煞旁人。

高士奇19岁到北京参加“高考”，考完了，也落榜了，但他落榜不落志，立志当个京漂族，在北京给小户人家写状子，给大户人家写对联。一个偶然的机会，高士奇被明珠看上了。明珠是康熙的大宠臣，他把高士奇介绍给了康熙。与最高领导攀上了，一路通，则路路通，“（高士奇）旬日之间三试皆第一，于是简入内廷供奉，旋受内阁中书舍人，擢翰林院侍讲，荐升詹事府少詹事”。

高士奇知识丰水平高，脑子反应快。有一次，康熙调研旅游产业，来到泰山。当地领导拜请康熙题词，随行笔杆子早就想好了词，叫“而小天下”，意思是大领导在此，天下都是小样儿。康熙挥起如椽巨笔就写，然一落笔，就出了问题。他把“而”字之起笔“一”字，写得太靠下了，“一”字下面的笔画无从着笔了。康熙站在那里不知道如何运笔，“甚踌躇”。领导受窘了，领导即将出乖露丑了，说时迟那时快，高士奇马上跑到康熙前面，说：“陛下非欲书‘一览皆小’四字耶？”一语点醒梦中人，康熙“欣然一挥而就”。

又一次，康熙到杭州灵隐寺去考察，众僧扑通扑通都跪下了，希望康熙给题个词。可能这次题词是在议程之外的吧，太突然了。但是地方迫切希望领导题词，这是群众的强烈要求，拒绝当然不好。康熙就说了，也不将题词当重要指示了，就写个寺院名称吧。这寺院叫灵隐寺。康熙展纸挥毫。坏了，领导气魄大了，康熙起笔写那“灵”字，“雨头太大”。“灵”字的繁体字是“雨”字头，这个“雨”字写得太大，下面就无法写下去了，“其下恐难得势”。康熙在那里写也不是，不写也不是。领导尴尬了，高士奇见状，马上跑了去，假装给康熙磨墨，在手心里写了两个字“林”，向领导暗示。从此灵隐寺就多了个名字，叫云林寺。领导快出丑时分，高士奇硬是脑筋急转弯，机灵中多见智力。其实这种智力倒在其次，重要的是，高士奇做得不显山不露水，十分乖巧。

奇诗妙联趣解围

彭秀忠

明朝万历年间，晋江有一位才女叫邱应仪。一次，她的丈夫黄志清被当地某富翁请去为他新落成的高楼写匾牌。黄根据陆游《临安春雨初霁》诗句“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拟取名“听雨楼”，但当众挥毫时，却不慎误写成“听月楼”。旁边一秀才打趣道：“自古只有玩月、赏月、踏月之说，何来听月之谓？”黄志清听了面带窘色。这时在一旁看热闹的邱应仪走过来解围：“‘听月楼’取名最佳，‘听月’二字妙绝，何须重写？”邱应仪笑吟吟地说，“今有《听月诗》可以为证：听月楼头接太清，依楼听月最分明。乐奏广寒声细细，斧伐丹桂响叮叮。偶然一阵香风起，吹落嫦娥笑语声。”众人听了，纷纷赞叹《听月诗》果然绝妙，更为这位才女的机智应变所折服。

旧时风俗，男女结婚，要闹洞房三夜。某老者为儿子完婚，闹到第三晚，有人提议请新郎出联由新娘对。大家鼓掌赞成。只见新郎信口念道：“两夕为多，今夕何夕？”巧用拆字修辞方法，暗含已闹房两夕，不要再闹下去了之意。其中“今夕何夕”出自《诗经》中闹新房的诗《绸缪》：“今夕何夕，见此良人。”新娘沉吟片刻，对曰：“三心共惢，将心比心。”意谓闹房太辛苦了，请大家将心比心，适可而止。众人仍不理会，反而讥笑云：“‘惢’字没有个草头，应该是‘蕊’字。”这时老人家出来为媳妇解围：“诸位，已经没有吵（草）头了，何必再吵呢？”妙语双关，逗引得宾客捧腹大笑。大家佩服新郎新娘多才多智，更赞叹老人家幽默机敏，便高兴地散了。

“传国玺”的造假案

胡忠良

“道存于器中”是一句很厉害的古训。在古代，新君王登基，总要想方设法从前朝上代（最好直接是老天）搞到个祥瑞的礼器，否则便有名不正言不顺之嫌。

这种礼器，三代神话时期是“河图洛书”，商周时期是“传国鼎”，秦汉以后，便是“传国玺”。

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朝代更迭，皇帝走马灯，每一个新皇帝都十分重视前朝“传国玺”的传承和授受。但这种“传国玺”的传承，脉络很乱，东汉以后，基本以造假为主。这种闹剧直到清初还在上演。

清入关前，只是山海关外一个少数民族军事化的联盟。经太祖努尔哈赤及太宗皇太极两代人的努力，版图不断扩大，势力逐渐强盛起来。由于关内的明朝内外交困，气数濒尽，雄心勃勃的皇太极产生了入关取代明朝的欲望。要取代一个政权，谈何容易，除军事外，还要照顾到政治舆论。皇太极也很有些发愁，哪里去弄个“天降祥瑞”的“传国玺”呢？

清太宗天聪九年（1635年）征剿察哈尔的贝勒多尔衮得胜回朝，自称获得了一方元代的国玺。据说这方“制诰之宝”是元顺帝被明朝赶进沙漠时所携带的宫中之物，后来不知下落。两百多年后，有人在山中放羊，发现羊三天不吃草，总是用蹄刨地，牧羊人好奇地在原地挖掘，得到了这块传国玺。后来，这方玺宝落入了元人后裔归化城土默特部博硕克图汗手中，后又被察哈尔林丹汗得到。这块玺为玉质，交龙纽，其文为汉篆“制诰之宝”四字。

清太宗皇太极对此天降符命十分重视，举行了隆重的受宝大典。

皇太极迎宝受宝的仪式，场面很是宏大：行三跪九叩大礼，燃香吹螺拜天，出师归来的贝勒将玉玺放在裹着红毡的几案上，跪献皇太极。皇太极传谕两侧众人说：“此玉玺乃历代帝王所用之宝。”官员们纷纷上奏，说：“汗顺天意合人心，获兴师镇国之宝，祯祥已见，历数将归。”

通过这次受宝活动，皇太极心理上得到了加强。次年，他依照汉族王朝模式建号改制，建国号为大清，年号崇德，并正式采用“皇帝”称号。此后一段时间内他发布的许多文书上都用此宝。

奇怪的是，这方重要的“传国玺”，入关后突然停止了使用，所有文件上都改用满汉合璧文字的“制诰之宝”。到了清中期，乾隆皇帝钦定宫中二十五宝时，在所谓祖先所传的四宝当中，竟不见有这方“制诰之宝”。乾隆十一年（1746年）被清理出来的原宫中保存的清初宝玺都被送往盛京凤凰楼收藏。但是盛京“十宝”中也不见有这方元代“制诰之宝”。

那方当年风光一时的“传国玺”哪里去了？一时朝野议论纷纷。

不久，乾隆忽又下旨从盛京“十宝”中撤去了“丹符出验四方”之宝，而换上了一方“制诰之宝”。朝野这才舒了一口气，原来“传国玺”还在。

但这个送到盛京的青玉“制诰之宝”，后来被证明只是那方元代“传国玺”的仿制品，无论大小尺寸及宝文篆法都与那方元代“制诰之宝”大相径庭。

乾隆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先是“传国玺”忽然失踪，而后又使了个障眼法，搞了个赝品欺瞒天下？

实际上，那个皇太极时代的“传国玺”压根儿就是个假货。我们知道，元代皇帝宝玺沿用南宋的“八宝”之制，元代史书上不见有“制诰之宝”名目。历史上“制诰之宝”的出现是在明代。难怪当年皇太极搞“迎宝受宝”仪典时，没有让一个汉籍官员参加。

那么，那方当年的“制诰之宝”究竟哪里去了？乾隆十三年内务府宫中活计档中，有这么一段记载：“乾隆十三年五月二十二日，七品首领萨木哈来说，太监胡世杰交白玉制诰之宝一方（随锦盒一件，磁青纸金道册页一册，黑漆描金宝匣一件）传旨交启祥宫将宝上字磨去，钦此。于本月二十三日交司库郎正培持去讫。”

原来，乾隆皇帝将当年造假的证据一劳永逸地销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