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来说，最大的问题是找工作。我已满13岁，希望通过工作，帮助家里在新大陆上开始新的生活。但这在当时对我来说相当渺茫。我那时的愿望是，每年挣到300美元——每月25美元，这是维持全家生活的最低标准，这样就不用依靠亲友的接济了。因为当时的生活用品相当便宜。

霍根姨父的兄弟常问父母打算让我做什么。我因此目睹了一件最震撼的事情，令我永世难忘。他善意地对母亲说，我这样可爱的男孩，反应又灵敏，如果提着篮子，装点小玩意儿卖，一定能赚不少钱。这时，我领教到了女人被激怒后是什么样子。母亲一下子从椅子上站起来，丢下手里的针线活，两只手在他面前愤怒地挥舞着。

“什么！让我儿子去做小贩，和那些粗人一道沿街叫卖！我宁愿把他扔进阿尔勒格尼河。你走！”她指着门气愤地说。霍根先生走了。而她站在那里，仿佛一个失意的女王。瞬间，她整个人就瘫了下去，接着便开始哭泣。但是很快她就止住眼泪，把我和弟弟搂进怀里，让我们不要介意她的失态，告诉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很多，只要走正道，就会成为有用的人，并且受到别人的尊重。母亲生气并非因为商贩的身份卑微，她一直教育我们懒惰才是最可耻的，而在她眼里，商贩难免有些无业游民的感觉，也得不到相当的尊重。与其这样，还不如让我们死去。母亲宁愿搂着两个儿子，同他们一起死去，也不希望她的儿子小小年纪就被放入低俗的环境中去。

回过头去看以前的经历，我想说“我有一个世界上最值得自豪的家”。家中每个人都有着强烈的荣誉感、独立性和自尊心。沃尔特·斯科特给伯恩斯的评价是：他是最有远见的人。我认为用这句话来描述母亲也是十分恰当的。

伟大的人的心中是不允许有一点儿低俗、卑劣、欺骗和动摇的。父亲是一个品格高尚、备受爱戴的人，一个虔诚的圣徒。汤姆和我在他们的熏陶下，也拥有了这样的品质。

不久之后，父亲发现必须放弃手织机的生意，去布莱克斯多克先生的棉纺厂工作。布莱克斯多克先生是阿尔勒格尼的一个苏格兰老人。父亲也在工厂为我谋到了一份绕线的差事。这成了我的第一份工作，每周的工钱是1美元20美分。那是一段难熬的日子。冬天，父亲和我不得不起早摸黑，为的是赶在天亮前到工厂。午饭时间很短，直到天黑才能下班回家。这样的作息使我痛苦，工作中也找不到丝毫快乐。但是，我也感到了一丝欣慰，那就是我终于能帮家里挣钱了。我赚过的钱数百万，可是带给我的成就感却远不及在这里领到的第一笔薪水。我现在是家里的好帮手，能够挣面包了，不用完全依靠父母了。我又能经常听见父亲唱起那首动听的歌——《整理船只》了，而我总是接唱后面的几句词。

不久，约翰·海先生——另一家线轴制造商——需要一个男孩，问我是否愿意去他那里帮忙。我去了，报酬是每周2美元。起初，这份工作比原来那份更乏味。我负责一个小型蒸汽机，在线轴厂的地下室操作一台蒸汽机，还要负责烧锅炉。这对我来说太难了。我整晚守在床边，不停地测量气压，一边担心蒸汽的压力太低，工人们抱怨动力不够；另一边又担心压力过高会把锅炉炸掉。

但我并没有向父母诉说我的烦恼。他们也有烦心事。我必须做个男子汉，学会自己忍受。我的期望很高，每天都盼望有新的变化。我也不知道在期待什么，但是我肯定，只要坚持就一定有希望。那段日子里，我仍问自己华莱士会怎么做，一个真正的苏格兰人会怎么做。我想他一定不会放弃。

机会终于来了。海先生需要写海报。他没有文员，他的字也写得不太好，于是便询问我会写哪种字体，还分了一些任务给我，结果令他很满意。此后，他便觉得让我来出海报很合适。我也很擅长算术，不久他就发现让我做别的事情对他更有利。而且我相信，这位亲爱的老人对我这个白发男孩也存有好感。因为他有一颗善良的心，又跟我一样是苏格兰人，想要将我从蒸汽车间解救出来——分配别的工作给我。这些工作没有那么讨厌，除了一点。

我的新任务是把刚生产出来的线轴放到油桶里浸泡。幸运的是，因生产需要，这里是一个独立的车间，只有我一个人在这里工作。但是，不管我下多大的决心，对自己的弱点感到多么气愤，依然无法减轻恶心和反胃的烦恼。我始终克服不了油味引起的恶心。即便是华莱士和布鲁斯在这时也起不了作用了。但我如果不吃早饭或午饭，晚餐就会有个好胃口，并且能够完成任务。一个真正的华莱士和布鲁斯的信徒，是宁愿死去也不会放弃的。

与棉纺厂相比，为海先生服务很明显是进了一步，还因此结识了一个对我不错的雇主。海先生使用的是简式记账法，这个我能帮他处理。但听说大部分公司采用的是复式记账法。于是我与同事约翰·菲普斯、托马斯·N.米勒还有威廉·考利商量后，决定这个冬天去读夜校，多学点东西。就这样，我们四个人去了匹兹堡的威廉斯学校，学会了复式簿记。

1850年的一个晚上，我下班回到家，得知电报局的经理大卫·布鲁克斯先生向霍根姨父询问，能否找到一个好男孩去他那儿当信差。布鲁克斯先生和霍根姨父都是国际象棋的爱好者。这个重要的问题正是在他们下棋时谈到的。如此重要的事情却被当成一件小事处理。一个字、一个眼神、一个语调都可能影响一个人，甚至是一个国家的命运。布鲁克斯先生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人，把任何事情都看得很小。如果有人劝他别费精力在琐事上，他总要问什么才是琐事？年轻人要记住，小事往往是上帝赐予的最好礼物。

于是姨父便提起了我，说要看我是否愿意去。我还清楚地记得为此召开的家庭会议。我当然乐意去，如同笼中的鸟儿渴望自由。母亲也同意，但父亲却不太愿意。他说我还太小、太嫩，可能干不了这份差事。因为每周2.5美元的报酬，显然说明他们想要的是一个大孩子。另外，也许很晚都要到村子里去送信，太危险了。父亲认为我还是继续目前的工作比较好。可是不久父亲就改变主意了，让我去试试。我想他一定是和海先生商量过了。海先生认为那有利于我的发展，尽管这对他来说是一种损失，但还是建议我去尝试。如果我做不了，他随时欢迎我回来。

于是便下了决定。我得到通知到河对面的匹兹堡去拜访布鲁克斯先生。父亲希望与我同去，于是他陪我来到位于伍德大道第四个拐角处的电报局。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一切都很美好。父亲和我从阿尔勒格尼走到匹兹堡，约莫有两英里的路程。到了门口，我让父亲在外面等着，坚持一个人到二楼办公室见这位伟大的人物，面对自己的命运。我之所以这样做，可能是因为我已经开始把自己看作是一个美国人了。起初，伙伴们总是叫我“苏格兰佬！苏格兰佬！”我回答：“是的，我是苏格兰人，我很自豪。”但是，我已经逐渐改掉了浓重的乡音，说话时只会带出轻微不同。我觉得和布鲁克斯先生单独谈话，要比老苏格兰的父亲在场更放松、表现得更好。

我穿着只有在安息日才穿的白色亚麻衬衫，内衬蓝色的紧身衣，穿戴了周日的全部行头。在电报局工作的前几周，我的夏装仅有这一套，每到周六晚上，不论我是否值班，也不论回家有多晚，母亲都会把它们洗净、熨干，为的是在安息日的早上可以穿得干净整齐。为了在这个西方国度站稳脚跟，母亲可以付出一切。父亲因为长时间的劳作，已经筋疲力尽了，但他仍如英雄般支撑着，并不忘时常给我鼓劲。

面试成功了。我谨慎地解释说，我不太了解匹兹堡，可能起初会做得不够好，但我会努力尝试。他问我什么时候能来上班，我回答如果需要的话现在就可以到岗。这个回答值得现在的年轻人深思：有机会一定要牢牢抓住。我得到了这个工作。如果错过机会，这个职位也许就是别人的了。既然得到了，就要好好把握。布鲁克斯先生叫来另一个男孩——因为我是额外增加的员工——让他领我熟悉环境，摸清业务。我找到机会出来告诉父亲一切顺利，让他回去告诉母亲我已经被聘用了。

这是1850年，我真正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曾经为了每周2美元，在暗无天日的地下室操作蒸汽机，弄得满身煤灰，没有一点发展的机会。对我来说，现在的工作简直是进入了天堂，这里有报纸、钢笔、铅笔，还有阳光。每一分钟，我都能学到新东西，或是发现还有很多要学的知识，这让我感觉到自己的知识很不够用。我仿佛看到身边有一架可以攀登高峰的梯子，一定要用尽全力向上爬。

我唯一担心的是不能很快记住所有商家的名字，而这些商家都是我们的固定客户。因此，我用笔把这条道上从头到尾的公司的名字全记下来。到了晚上，我依次背诵这些名字，终于记了下来。不久以后，我闭着眼睛都能叫出这些公司的名字，并且倒背如流。

下一步是要去认识这些商户里的人，这对信差是很有帮助的，如果认识这些公司的职员，就可以少跑一趟路。很可能在给某家公司送信途中，碰到他们的职员。对我们来说，这是最大的幸福。信差本人还会从中得到别的快乐，那就是一位大人物(在信使的眼里，大多数人都是大人物)在他旁边停下来，还免不了得到一番赞扬。

1850年的匹兹堡与现在截然不同。那时还没有从1845年4月10日那场烧毁了几乎整个商业区的大火中恢复过来。当时的房子主要是木结构，很少有砖结构的，更没有耐火的。匹兹堡的人口不超过4万。当时的第五大道很冷清，商业中心还没有延伸到那里，只因剧院在那里才有点名气。阿尔勒格尼的联邦大街只有零星几家公司。现在的第五大道的中心过去是一片池塘，我还曾在上面滑冰。我们联邦钢铁厂的厂址就在那里，多年后，这里变成了甘蓝花园。

鲁滨逊将军是第一个出生在俄亥俄州河西部的白人孩子，我给他送过一次电报。我见过第一条从东部到本市的电报线路，也见到了第一列连通俄亥俄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火车机车，是途径费城走运河到阿尔勒格尼的，在一艘平底船上卸的货。本市没有与东部直接连接的铁路。旅客要通过运河到阿尔勒格尼山脚，然后坐火车走30英里到荷李傣伯格，再从运河到哥伦比亚，坐火车走81英里到费城——总共花费三天时间。

那时有往返本市和辛辛那提的汽艇，它的到达和离开，是匹兹堡一天中最重要的事情。为确保两地每天的通讯工作，汽艇负责收发和递送两市的邮件。因为地处内陆河到运河的中转站，本市便成为东西部地区商品流通的枢纽。一家轧钢厂在此投资炼钢，但是当地的生铁不多，因此一年的钢产量不超过1吨。由于找不到合格的燃料，这家生铁加工厂最终彻底破产了。虽然周围储备着质量最好的焦炭，却和地底下的天然气一样开采不了。

无论从哪方面来说，信差的生活都是幸福的。而且就在那个时候，我遇到了一位挚友。他是负责顶替调走的信差队长的，名叫大卫·麦卡戈，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阿尔勒格尼山铁路部门主管。他成了我的搭档，我俩负责来自东线的所有信件；另外两个男孩负责西线的。尽管当时东西两线的电报部门都在同一间办公楼，却是各自独立的。大卫和我很快成了铁哥们，当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跟我一样，也是苏格兰人，虽然他出生在美国，可父亲却是个地地道道的苏格兰人，就连讲话都和我父亲一样。

大卫上任不久，这儿就需要再招个人。这次他问我是否有适当的人选。我不假思索地推荐了我的密友罗伯特·皮特克思，他后来接替了我的位置，做了宾夕法尼亚铁路匹兹堡分部的主管和总代理。罗伯特和我一样，是纯粹的苏格兰人。所以大卫、鲍勃和我，这三个苏格兰男孩，一起负责递送匹兹堡所有东线的电报，报酬是每周2.5美元。信差的职责还包括每天早晨打扫办公室，我们轮班打扫。所以说我们三个都是从底层开始做起的。后来，侯·H. W.奥利弗——奥利弗兄弟制造公司的总裁，和律师W. C.莫兰德也在电报公司工作，他们的起步也和我们一样。在人生的竞技中，努力上进的年轻人不必担心会输给富家子弟。看吧，从打扫卫生起步的男孩就成了一匹“黑马”。

那时的信差能得到许多快乐。有时因为及时递送一封信件，便从水果店里得到一整袋苹果，有时则是一些甜点。信差总会遇到一些善良的人，他们对他表示尊敬，夸奖他的机警，或者让他帮忙寄一封信出去。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事会比这些更让一个孩子在意，这些就是一个真正聪明上进的孩子所需要的。英明的大人物总会关注那些聪明又上进的孩子。

那时最大的快乐便是得到额外的10美分。当时规定只要递送的信件超过一定数量，就可以多得10美分。我们人人都渴望那“10美分的信”，因此常发生争执。这成为我们之间发生争吵的唯一原因。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建议共享这些信件，到了周末把所得的钱平分，我来当财务员。这样做之后，我们之间便没有争吵，只剩下和平与快乐了。额外收入的共享不仅没有引起纷争，反而促进了真正的合作。这是我在财务策划方面的一次成功的尝试。

孩子们认为他们可以自如地使用这笔红利，大部分人还在糖果店里立有户头，因此账目时常超支。作为财务员，我便会通知糖果店的老板，说我不会为这些饥饿和贪婪的孩子负担任何债务。罗伯特是赊账最多的一个，他满嘴都是糖牙。一天，在我数落他的时候，他辩解道如果不吃甜食，虫子就会在肚子里面咬他。

卡内基成功箴言

要想取得商业上的成功，知人善任并给予适当的回报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