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差们愉快而努力地工作着。公司安排每两天轮一个晚班，直到邮局关门。轮到我值班的时候，很少能在十一点前回家；而不值班的时候，也要六点才能下班。因此根本没有多余时间充实自己，更不可能从家里拿钱买书。然而，感谢上天的眷顾，一个文学宝库向我打开了。

詹姆士·安德森上校(愿上帝保佑他)，宣布要向孩子们开放他的藏书量达400册的图书室，每周六对孩子们开放借书。我的朋友托马斯·N.米勒提醒我，安德森上校的图书室是面向童工开放的，但是不知道是否面向信使、店员或是其他不在工厂的童工开放。于是，我给《匹兹堡快报》写了一封信，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媒体。我在信中强烈要求图书室应面向所有童工开放。亲爱的詹姆士·安德森上校很快采纳了我的意见。所以作为一个投稿人，我的初次发表是成功的。

好友汤姆·米勒的家离安德森上校家很近，他把我介绍给上校认识。之后的生活，仿佛在地牢里开了一扇窗户，可以尽情享受知识的阳光。我抓住一切空闲时间读书，感觉不到劳累，也不再感到虚度光阴。只要想到周六又可以看到新的书籍，就觉得未来一片光明。就这样，我熟悉了麦考利的散文和历史著作，最喜欢的是班克罗夫特的《美国史》。我也很喜欢拉姆的散文，但那时却并不了解莎士比亚，只读过几篇中学教科书里的文章。我对他的欣赏还是从那座古老的匹兹堡剧院开始的。

约翰·菲普斯、詹姆斯·R.威尔逊、托马斯·米勒、威廉·考利(我们这帮哥们)和我一同享用着安德森上校的图书室。它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上校先生的这一善行，对我们起了很大作用，我们学会了懂礼，也逐渐改掉了陋习。功成名就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这位恩人立纪念碑。现在，它就耸立在钻石广场(我捐赠给阿尔勒格尼的)的礼堂和图书馆前，上面刻着：

献给詹姆士·安德森上校，西宾夕法尼亚免费图书馆的创始人。他每周六下午面向全部童工开放书室，并亲自担任图书管理员。他为这崇高的事业所奉献的不仅是书，还有他自己。立碑人安德鲁·卡内基，是童工之一。当年，让年轻人拥有知识和想象力的珍贵宝库就是这样敞开的。

相比他为我们的付出，这块纪念碑实在算不了什么，只能略表对他的感激之情。根据我的经历，没有什么比用金钱来建造一个公共的图书馆更有价值的事业了。并且使之作为一项市政府的机构来支持，使孩子们从中获得最大的利益。我深信，我所捐助的图书馆将来一定会证实我今天说的话。只要有一个孩子能享用到这些图书馆，并得到当初我从安德森上校图书室那里一半的受益，它们就没有白建。

“小苗不正，大树不直。”恰在此时，通向世界的宝库向我敞开了。读书最根本的好处就是让你知道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情。青年人必须亲自去获取知识，谁也不例外。多年后，我骄傲地发现，在丹佛姆林，曾经有五个织布工创办过第一个流动图书馆，其中就包括了我的父亲。

那个图书馆的历史很有趣，创办后，不下7次更改地点。最先是从织布房搬到休息室，是他们5个人用围裙和煤斗运过去的。父亲是镇上第一个图书馆的创办人之一，而我则有幸成为迄今为止最近一个图书馆的创办人，这成为我生命中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公开发言时，我常说自己是创办过图书馆的织布工的后代。我继承了父亲开办图书馆的传统(也许是天意)，这让我感到很自豪。父亲是我永远的学习榜样——他可爱、完美、善良。

我曾说过是剧院激发了我对莎士比亚的喜爱。做信差时，匹兹堡的老剧院正处于鼎盛时期，福斯特先生时任剧院经理。他的电报是免费的，因此电报员就有机会免费观看戏剧。这样的特权甚至也会轮到信差，我有时下午给他送信，就在剧院的门口等到晚上，这段时间如果提出到二层看戏，一般都会得到允许。信差们轮流送信，这样大家都能沾光。

长此以往，我逐渐了解了绿色银幕后的世界。剧院通常只放一些壮观的场景，没有多少文学色彩，但这足以吸引到一个15岁的年轻人。在剧院里，我不仅见到了宏伟壮观的场景，也见到了一幕幕美好的情景。我之前从没进过剧院或者歌舞厅，也没有看过任何公众娱乐表演,伙伴们也是。现在，我们都成了戏迷，不放过任何一个去剧院的机会。

我之所以喜欢上莎士比亚，是因为看了“狂风”——亚当斯的表演。他是当时最著名的悲剧演员之一，在匹兹堡上演了多部莎士比亚剧目。此后，我只欣赏莎士比亚的剧目。我能毫不费力地记住亚当斯的台词。我之前从没意识到语言会有这么大的魔力。韵律和音调似乎化为一股力量，在我身上生了根，一召唤就会出来。它是一种我欣赏的新的表达方式，因为“麦克白”这个角色才唤起了我对莎士比亚剧目的热爱。我之前从没读过这些剧本。

后来，我又通过“罗英格林”认识了瓦格纳。我一看到这部剧，就有耳目一新之感，但当时对瓦格纳却一点也不了解。他是一位真正的、独特的天才，他让我找到了又一架阶梯——如同莎士比亚一样，成为我的新朋友。

写到这，我想起这段时期发生的另一件事。一些来自阿尔勒格尼的人——不超过一百人，组织了一个斯韦登伯格社团，我的美国亲戚是这个社团里的活跃分子。我和父亲都加入了这个组织。母亲对斯韦登伯格社团没有兴趣。她对宗教表示尊敬，不赞成宗教争论，她有自己的看法。用孔子的这句格言表达再恰当不过：“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母亲鼓励我们参与宗教活动。但不难看出，她眼中的斯韦登伯格条文以及新旧圣经条文，都是虚空的，不能作为生活行为的指南。我对斯韦登伯格的学说具有浓厚的兴趣，我解释“灵感”一词的能力还得到了虔诚的艾特肯姨妈的表扬。那位可爱的老太太还热切地盼望着有朝一日，我能成为新耶路撒冷的明灯。

后来，当我渐渐怀疑神学理论时，姨妈对我的期望也逐渐减弱了，可是对我的关爱却从没减少。我是她的大外甥，在苏格兰时她常常把我抱在膝盖上，逗我玩。她还把希望寄托在我的表弟利安得·莫里斯身上，然而莫里斯表弟居然参与了浸信会。这对福音传道者来说，实在是太大的打击，虽然她的父亲也有过同样的经历，还常宣扬浸信会。

斯韦登伯格社团的唱诗班，萌发了我的音乐热情。我们在宗教剧中精选出一些片段，作为赞美诗的插曲。我喜欢这些音乐，尽管我的音质不好，但因为富有“表情”，还是成了合唱团的固定成员。我有理由相信，指挥科森先生会因为我的热情而原谅我的不合拍。一段时间之后，我完全掌握了宗教剧。一个孩子竟然能喜欢汉德尔的音乐作品，这多么令人高兴啊！所以说我受到的音乐启蒙教育，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不能忽视的是，我有一个很好的音乐起点——来自父亲的熏陶，从而喜欢上苏格兰本土那非凡的吟游歌曲和甜美的声音。我对苏格兰歌曲很熟悉，无论歌词或曲调。要想达到古典音乐的造诣，民歌是最重要的基本功。在我看来，父亲是最优秀的歌手。尽管继承了他对音乐的热爱，却没有遗传到他的好嗓子。我常想起孔子的惊叹：“三月不知肉味，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

信使平时没有休息日，只在夏季有两周休假。这时，我常去俄亥俄州利物浦的姨父家，跟表兄弟们一起在河里划船。我也很喜欢溜冰，冬天家对面的河水结冰。冰层很厚时，正是溜冰的好时机，这样周六晚上回到家时，我就会问父母周日能否早点起床，在不耽误礼拜的情况下，先玩一会。父母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得相当大度。母亲明确表示我可以想玩多久就玩多久。父亲也说，我只须在去教堂之前回来就行了。

我相信，在今天，这种事情大概是很平常的，但在苏格兰却不是这样。甚至在今天，有些人也并没有进步多少，他们依然认为安息日是休息的日子，应该去参观画廊和博物馆，而不是做一些不合情理的事情。父母打破了那个时代的传统局限，至少是苏格兰的传统。我们可以去散步或者读与宗教无关的书。

卡内基成功箴言

读书最根本的好处就是告诉你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情。青年人必须自己去获取知识，谁也不例外。

1. 关于“童工”的解释，这位图书管理员的意思是“一个在工厂干活的孩子”。卡内基进行反驳，认为应该是“一切童工，而不仅是在工厂干活的”。一两天后，这封信被刊登在社论上，标题是：“一个不在工厂的童工请求获得借阅的权利。”(大卫·霍默·贝茨，《世纪杂志》， 1908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