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一

贵贱虽异等，出门皆有营。独无外物牵，遂此幽居情。微雨夜来过，不知春草生。青山忽已曙，鸟雀绕舍鸣。时与道人偶，或随樵者行。自当安蹇劣，谁谓薄世荣。

这首唐代诗人韦应物的《幽居》，作于他辞官别秩闲居郊外之时。诗歌充满了浓郁的东方情调：那早春细雨中的诗情画意，达观通脱的人生态度，古雅清淡的气韵风度，构成了一幅典型的中国士人的心灵图卷。在中国诗史上，这类作品并不乏见，创作这类诗歌的也不乏其人；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古代诗论家的心目中，这类作品和诗人已被奉为某种审美理想的尺度或规范。

这些诗人的名字频频出现在历代诗评诗论中，而且，传统诗论赋予他们的角色评价常常是五光十色、丰富多彩的。以他们的始祖和总代表陶渊明而言，从他身后不久的梁代起，就有钟嵘在其《诗品》中追认他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到了隋代，又有王通在《文中子中说》中封他为“放人”；宋人徐铉和葛立方更推他为“逸民”、“第一达磨”^[1]；而在清人吴淇、顾炎武、龚自珍眼里，陶渊明又成了“圣贤之人”、“有志于天下者”、“卧龙豪”^[2]。又如柳宗元，南宋刘克庄赞扬他复兴“雅道”，是“本色诗人”^[3]，而清人乔亿则指出他长于“哀怨”，为“骚人之苗裔”^[4]。此外，王维身兼“高人”^[5]、“卧龙”^[6]、“神仙侣”^[7]三任，张九龄、孟浩然、常建、储光羲、韦应物、梅尧臣、王士祯等也分别被标上诸多名号。这种颇有意味的文学现象，一方面说明上述诗人及其作品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从而成为诗论家们广泛关注的对象；另一方面则又显示出，他们具有非他人所能够比拟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以致在同一人身上出现了上述诸多看似抵牾难合的角色评价。

尽管如此，这些诗人还是被诗评家们煞费苦心地拈出，在某种审美尺度下被组合成一个凌跨几个朝代的诗人群，并由此对诗歌创作和审美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在中外文学史上是罕见其例的，因而其间奥秘便很有深入探究一番的必要。

二

作为一个独特的诗人群，陶渊明等人虽然被诗论家们赋予了形形色色的角色评价，看似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实，在他们身上，仍然存在着某些相互一致或趋同的角色特征，而这正是他们之所以能够走到一起——确切地说，是被组合在一起——的外在依据。当然，这些角色特征，是要在与其他众多士林人物的比较中才能凸显出来的。

众所周知，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他以光耀千古的抒情长诗《离骚》奠定了自己的历史地位；同时，也向人们昭示了他积极进取、百折不挠的处世态度。唐代诗人杜甫，一生追求理想政治，批判黑暗现实，自称“葵霍倾太阳，物性固难夺”^[8]；宋代诗人陆游虽自号放翁，却始终情系“扫胡尘”、“靖国难”，以至到了晚年，仍然“尚思为国戍轮台”^[9]。他们堪称入世型诗人的代表。作为批判现实、积极投身于社会实践的诗人，他们固然或曾行吟泽畔、筑堂花溪、僵卧荒村^[10]；但他们的行事与心态既不同于佯狂避世的楚狂接舆，又与自号“华阳隐居”的“山中宰相”陶弘景迥然相异。也就是说，他们除了富有这类诗人特有的浓烈感情外，更不乏政治家忧时悯世的胸襟与怀抱。其角色特征在于“入世”二字。

与入世相对的自然是出世。在中国封建社会，出世之人除了“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宗教徒——所谓“出家人”——僧尼和道士外，大量存在的恐怕就是被称为“幽人”、“逸民”的隐士了。从《后汉书》开始，历代史书就专设“逸民列传”或“隐逸列传”、“高逸列传”、“处士列传”、“逸士列传”、“遗逸列传”等记载隐士行事。隐士之所以隐逸出世，其原因各式各样，不一而足。按《后汉书》作者范晔的说法，大致有如下六条：一是“隐居以求其志”，指长沮、桀溺耦耕于田，不以出处进退为事；二是“回避以全其道”，指薛方不仕于王莽新朝，以保全气节；三是“静己以镇其躁”，指逢萌借隐逸以压慑自己的易躁性格；四是“去危以图其安”，指商山四皓去害以全其身；五是“垢俗以动其概”，指申徒狄、鲍焦等离俗绝尘；六是“疵物以激其清”，指梁鸿、严光之流非议世间事物以激扬自己清高的品格。正因为上述缘故，隐士逸民们或甘心畎亩之中，或憔悴江海之上，从而表现了自己“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11]的品德，与沽名逐利之徒形成鲜明对照。隐士逸民作为特定社会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受史学家的青睐，代不乏传。至宋，《新唐书》的作者欧阳修、宋祁发表了总结性的意见，把隐士划分为三种类型：

古之隐士，大抵有三概：上焉者，身藏而德不晦，故自放草野，而名往从之，虽万乘之贵，犹寻轨而委聘也；其次，挈治世具弗得伸，或持峭行不可屈于俗，虽有所应，其于爵禄也，泛然受，悠然辞，使人君常有所慕企，怊然如不足，其可贵也；末焉者，资槁薄，乐山林，内审其才，终不可当世取舍，故逃丘园而不返，使人常高其风而不敢加訾焉。且世未尝无隐，有之，未尝不旌贲而先焉者，以孔子所谓“举逸民，天下之人归焉”。

在这里，第一类有德行而不受万乘之聘的隐士和第三类乐山林逃丘园不与世事的隐士比较符合历史上的真实情况，他们是所谓“真隐”。比如许由闻尧欲让天下于己而到河边洗耳，以正清听；庞公与其妻躬耕畎亩，不受官禄，后来采药入鹿门山，不知所终等。至于第二类，严格地说，不能算作真正的隐士，他们或怀才不遇，或不合流俗，对于出处辞受，完全持一种听其自然的态度，当仕则仕，当隐则隐。所以，后来的史书隐逸传，就把这一类人排除在外，而专以终身不仕而又有世名当作划分隐士的标准了。总之，隐士的角色特征，在于“出世”二字。

较之入世型诗人屈原、杜甫、陆游等和出世的隐士逸民，以陶渊明为始祖和代表的诗人群自有其独特的角色特征。总的来说，他们与上述两类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

与入世型诗人相比较，二者在受儒家修齐治平思想的影响方面是一致的，即他们都把魏阙庙堂当作人生的首选目标。不过，陶渊明等人在出处进退方面远不如屈原、杜甫、陆游等那么执着，他们并没有把魏阙庙堂当作人生的唯一目标或价值取向。在他们看来，江海山林同样具有非同寻常的吸引力。尤其在宦海沉浮与洁身自好、人格独立、心理平衡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江海山林更成为他们赖以栖息的精神家园。

与隐士逸民相比较，二者在追求洁身自好、人格独立和心理平衡方面是一致的；其不同之处在于，隐士逸民既以此种人生态度处世生存，更以此种处世方式成名立身，因而他们可以被视为洁身自好、人格独立和心理平衡的象征，而陶渊明等人虽然把它作为一种生存方式，但并不把它当作唯一的生存方式。在出处进退方面，陶渊明等人基本上持听其自然的态度，当仕则仕，当隐则隐；但这并不排除发生在他们内心深处的激烈的冲突。这种内心冲突往往在相互对立的两极因素中展开，比如穷通、贵贱、荣枯、悲乐、自由与樊笼、纵浪大化与投身纷纭等。矛盾冲突的结果，是调和出或仕或隐的现实抉择。之所以把它称为调和，是因为对于隐士逸民来说，这种内心冲突原本是不存在的，如果存在，至少在他们隐逸山林之前就已经消解；而对陶渊明等人来说，这种冲突却时时伴随着他们人生的各个阶段，无论入世还是归隐，都无法摆脱，因而他们吟咏性情、描绘自然的诗歌，便可视为其坎坷不平心路历程的写照。

三

然而，上述角色特征只是陶渊明等人走到一起或被组合在一起的外在依据。在中国古代社会，具有上述角色特征的人恐怕远远不止陶渊明、张九龄、孟浩然、王维、储光羲、常建、韦应物、柳宗元、梅尧臣、王士祯等几个。看来，要想弄清这个诗人群形成的原因，还要从其成员的内在要素着眼，做进一步的探寻。

自刘宋时范晔在《后汉书》辟“逸民列传”以来，载写陶渊明行事的《宋书》《南史》《晋书》，无一例外地把陶渊明列入“隐逸传”。也就是说，在陶渊明身后的一两百年内，他主要还是被当作隐士而不是被当作诗人来看待的。即使被视为诗人，也仅仅被推举为隐逸诗人，而且是作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他在钟嵘的《诗品》中也仅被列入中品，置于潘岳、陆机之下。至于《诗品》之前的文论经典《文心雕龙》，则于陶渊明只字未提。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陶渊明的风格不符合当时和稍后一些人们的审美标准，恐怕是主要原因之一。然而，与忽略陶渊明文学成就形成对比的是，陶渊明的人品和风范却得到了众口一词的赞誉。如陶渊明的好友颜延之在《陶征士诔》中说：“物尚孤生，人固介立”，“（陶）畏荣好古，薄身厚志”，“赋诗《归来》，高蹈独善”。梁昭明太子萧统虽自称“余爱嗜其文，不能释手”，但对陶诗成就的评价很讲分寸，至于“尚想其德，恨不同时”，却大发感慨。^[12]《宋书》《南史》《晋书》的陶渊明传，也多从传主人品之高洁方面组织材料，以彰表其“颖脱不羁，任真自得”^[13]。

陶诗受世人冷落的状况，到了唐代以后才有了根本的改变。从初唐始，就有王绩从行事和作诗方面模仿陶渊明；以后，张九龄、孟浩然、王维、储光羲、常建等或自觉或不自觉地师承陶渊明；至中唐韦应物、柳宗元，更把陶诗的成就继承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与此同时，人们的审美趣味和品评标准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说唐代对陶诗的推崇还不够自觉的话，那么到了宋代以后，这种自觉不但形成了，而且具有了理论的味道。其时，以某种风格统摄、观照陶诗及其追随者诗歌特征的理念产生了。进入明清，随着众多诗论家的品评和阐释，这种诗风的轮廓和内涵渐渐明晰定型，并被广大诗人和诗论家普遍认同。这时，他们的诗作和诗歌风格就被赋予了更广泛的社会心理内涵和普遍的美学意义，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心理现象和文艺美学现象。

这种诗风就是古人津津乐道的清淡诗风。被归纳在这种诗风的旗帜下的，就包括陶渊明、张九龄、孟浩然、王维、储光羲、常建、韦应物、柳宗元、梅尧臣、王士祯等人。

四

可见，这是一个由陶渊明的人品风范——其实是一种人生态度、处世方式——所发起的，以陶诗风格为核心特征和共同审美情趣的诗人群体。当然，陶诗的风格不止清淡一种——不仅有“悠然见南山”式，还有“金刚怒目”式；效法陶渊明及其诗歌的也不仅仅是张九龄、孟浩然等几个人，而且就他们几个来说，其诗风也不能视为只有清淡一种；但是，从中国诗歌发展的实际情况看，清淡诗风的确是中国诗史上生命力最强、涵盖面最广的诗风，而陶渊明等人也的确是这种诗风最有资格的代表。

从文学史的角度说，这个诗人群体可称得上是一个独特的文人集团：其成员并不共存于一时一世，而是分布在几个历史年代，而且没有共同的文学纲领和一定的社团形式。这一点，与人们熟知的江西诗派等文人集团迥然不同。他们只是存在于一种共同的审美视野和社会心理状态之中，靠一种共同的创作风格以及造就这种创作风格的独特心态维系着，从而达到一种价值认同。

从美学史的角度说，这个诗人群体所造就和代表的诗风，不仅生生不已、绵延不绝，而且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随着美学观念的演进和嬗变，还被不断加入新的有机成分，后者通过古人不绝于口的吟赏和品评，终于形成某种审美理想的尺度和规范。

那么，形成这个诗人群体的共同心理基础是什么？清淡诗风的总体特征及其内涵如何？清淡诗风与时代文化特征以及诗人心态的关系怎样？清淡诗风的文化蕴涵和文学传统，清淡诗风的美学意义等问题，就自然地摆到了我们的面前。

本篇即以中国古代清淡诗风与诗人心态为研究对象，把以创作此类风格诗歌的诗人作为一个类型或作家群，通过对几个最具典型意义的诗人及其作品的剖析，展示中国古代一类文人的心态、创作风貌以及他们所造就和代表的美学规范，并从文化—审美心态的高度对之加以评判。

[1] 分别见于徐铉《送刁桐庐序》，《徐公文集》卷二十四；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十二。

[2] 分别见于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十一；顾炎武《菰中随笔》；龚自珍《杂诗》，《定庵文集》。

[3] 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卷一，中华书局，1983，第226页。

[4] 乔亿：《剑溪说诗》卷上，《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1081页。

[5] 杜甫：《解闷》十二首其六：“不见高人王右丞。”

[6] 储嗣宗：《过王右丞书堂》二首其一：“澄潭昔卧龙。”

[7] 李日华：《读右丞五言》：“紫禁神仙侣。”

[8]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9] 《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

[10] 屈原遭谗被疏，流放江南，行吟泽畔，笑傲沧州；杜甫辞官入蜀，卜居浣花溪，营造草堂；陆游被劾去职，归老故乡，有“僵卧孤村不自哀”（《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的诗句。

[11] 《荀子·修身》。

[12] 萧统：《陶渊明集序》。

[13] 《晋书·隐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