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互认同与历史认同

在文学史上，每个诗派或诗人群的产生和形成无不有其内在的心理基础，以陶渊明为首的诗人群也不例外。不过，作为一个独特的诗人群，其产生和形成的心理基础自然有与众不同之处。一般诗派或诗人群的产生和形成，除了一定的组织形式和纲领宗旨外，主要依靠相互认同这一心理基础，或者说只要有彼此间的相互认同和文学交往，就可以初步形成一个诗派或诗人群，如建安七子、初唐四杰、江西诗派等。这样的诗派或诗人群，通常是其成员共处于同一个时代，其创作或开一代诗风，或被看作一代诗风的标志。而以陶渊明为首的诗人群，其成员并不共处于一时一世，也没有某种组织形式、纲领宗旨；他们的创作从未被认为开启了某一代的诗风，或被看作是某代诗风的标志。他们所以构成一个诗人群，成为一种诗风的代表，主要是历史选择或历史认同的结果。如同他们分处于几个不同的时代一样，他们的创作被认为是凌跨时代的，甚至被看作是中国诗歌审美理想的代表或标志。当然，他们自身之间，也有着凌跨时代的相互认同。从这个角度看，以陶渊明为首的诗人群，其产生和形成的心理基础，是相互认同和历史认同的统一。

一 尊古重史和人格化的历史传统

中华民族是尊古重史的民族，传统观念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有着根深蒂固的基础。“古”或曰传统，是与祖宗、经验，同时也是与孝悌、规矩相联系的。农业经济的安宁、稳定和周而复始，农产品的自产自销，宗法制度对传统的极端尊重，对于传统崇拜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于是，传统的影子遍及各个领域：思想的传承方面，有所谓的道统；统治术的延续方面，有所谓的政统；权威的接替方面，有所谓的君统。至于文学遗产的继承和发展，也离不开文统诗教。

史是古的价值形态，是传统的载体。尊古必然重史，“至圣先师”孔子就说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1]，“亚圣”孟子则“言必称尧舜”^[2]，道家极力推崇小国寡民的往古社会，这些都是先王崇拜与传统崇拜的反映。这种尚古心理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以祖先或先王的人格为崇拜对象，在一种追寻往古和历史的氛围中，把自己的理想寄托在祖先或先王的人格上，从而使这种人格理想成为联系历史和现实的纽带。

这种“史”的传统的影响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其一是把历史工具化，以史为鉴，尊古重史是为了知兴替、明得失，把握事物盛衰之道；其二是把历史人格化，以史为美，尊古重史是为了法先王、追前贤，推崇某种理想人格以及由这种理想人格所生成化育的一切。这两个方面中，前者主要影响政权的更替，后者主要影响文化的传播。

人格化的历史传统对文化传播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首先，它依靠的是对某种人格理想的认同；这种人格理想从情趣、观念等方面对人们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人们对其产生一种奇特的情感共振，具有相当的凝聚力和感染力。其次，这种人格理想本身又是十分朦胧和含混的；作为理想与形象相结合的产物，这就为人们的阐释留下了相当的空间。可以说，对人格理想的追求造成了尊古重史的心理基础和社会氛围，而人格理想本身的意象性、多义性，则造成了文化传播与发展的独特机制——以复古为革新，托古以行其道。

总之，尊古与化古，是中国文化传播中的两个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重要方面。具体到文学领域，又有所谓学古与通变之说，而这正是构成清淡诗作者们相互认同心理的内在要素。

二 学古与通变

学古与通变，在中国文学理论中是个古老的话题。经过文论家们若干世纪的讨论与阐释，清代沈德潜在其《说诗晬语》中发表了总结性的意见：“诗不学古，谓之野体。然泥古而不能通变，犹学书者但讲临摹，分寸不失，而己之神理不存也。作者积久用力，不求助长，充养既久，变化自生，可以换却凡骨矣。”

沈氏同时强调了学古与通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诗不学古，会被视为“野体”，这在尊崇传统的中国显然是难以生存的。但仅仅学古而不知通变，就成为泥古——好比学书法只知临摹，虽纤毫毕肖却毫无自己的神理灵魂。所以，既要保持努力，又不能追求标新立异，如此长久修养，才能达到自生变化、换却凡骨的境界。这样，学古的目的就达到了，这才是学古的正途。

上述看似纯粹的文学理论问题，却在清淡诗作者的相互认同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它是构成清淡诗风的一个重要的心理基础。

（一）

陶渊明等人是典型的尊崇传统、对往古社会和先民有着浓厚兴趣和感情的一群人。在这方面，陶渊明具有无可争议的代表性。

陶渊明的学古，与其说是一种文学活动，不如说是一种心理活动。他的诗歌，正是这种心理活动的自然流泻。陶渊明一生经历了几次出仕和归隐，无论是出还是处，他的诗中都少不了往古社会的氛围和怀古的情调。在他生命的调色板上，“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和郭主簿》二首其一）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二十首其五）是两种相近而不可或缺的底色。从某种角度来说，“遥遥望白云”甚至可以成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心理底蕴。当他与邻人朋友来往时是“谈谐无俗调，所说圣人篇”（《答庞参军》）。“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移居》二首其二）；当他独处衡门时，是“但恨殊世，邈不可追”（《时运》），“拥怀累代下，言尽意不舒”（《赠羊长史》）。究竟是什么使他如此萦系于怀悠思难忘呢？且看他的内心独白——

延目中流，悠想清沂。童冠齐业，闲咏以归。我爱其静，寤寐交挥。（《时运》）

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劝农》）

这是他对先民任真自得的生活的追思；

先师遗训，余岂之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荣木》）

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二）

这是他对先师遗训的执着；

道丧向千年，今朝斯复闻。（《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时三人共在城北讲礼校书》）

这是对古道沦丧的叹惋；

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

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

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咏荆轲》）

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咏贫士》七首其二）

这是对精神偶像的依恋；

愿言蹑轻风，高举寻吾契。（《桃花源诗》）

缅怀千载，托契孤游。（《扇上画赞》）

这是对往古社会的追寻。

以上几个方面，概括起来说无非是人格化的历史。在陶渊明的心目中，先师先民古书古道就是历史的表征，就是他理想寄托之所在。对它们的缅怀和追思，构成了他文学活动的重要方面。它们给他的诗作笼罩上一层往古社会自然淳朴的氛围，赋予抒情主人公以理想人格的基调。这样一来，陶诗就具备了深厚的历史感，做到了学古与通变的统一。这是深层意义上的学古与通变，人们很难在一般的阅读活动中读出，只能沉潜到作品内部去体会。这是就陶渊明的一般诗作而言；至于他的拟古之作，如《拟古》九首，当然更加具有上述特征。一般的拟古之作，即使不标明所拟对象，人们也很容易找到摹拟的痕迹，从而确定所拟对象。而陶渊明的《拟古》九首，却自然浑成，无迹可求。正如明人许学夷所说：“靖节《拟古九首》，略借引喻，而实写己怀，绝无摹拟之迹。”^[3]清人方东树说得更加明白：“渊明《拟古》，是用古人格作自家诗。”^[4]

“用古人格作自家诗”使陶诗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同时又使陶诗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朴素自然的往古社会和志趣高远的人格理想的象征。因而，陶渊明及其诗歌就被转换为一种历史传统，成为尚古心理膜拜的对象；另一方面，陶诗又成为清淡诗作者们相互联系的中介和纽带，而这正是他们相互认同的心理基础。所以在清淡诗作者的笔下，怀古与拟陶之作往往交错出现，陶渊明和陶诗常常作为一种意象或情境进入他们咏史怀古的篇章。

（二）

清淡诗作者的怀古，同样具有心理活动的色彩。与陶渊明略有不同的是，他们在往古社会氛围和怀古情调之中，加入了陶渊明或陶诗的意象，使其成为吟咏内容的组成部分。

这是一般的怀古诗句：

弱岁读群史，抗迹追古人。（张九龄《叙怀》二首其一）

寂寞於陵子，桔槔方灌园。（王维《辋川闲居》）

洗帻岂独古，濯缨良在兹。（孟浩然《陪张丞相自松滋江东泊诸宫》）

士贤守孤贞，古来皆共难。（常建《赠三侍御》）

摇摇世祀怨，伤古复兼秋。（储光羲《登商丘》）

鬓眉雪色犹嗜酒，言辞淳朴古人风。（韦应物《与村老对饮》）

机心付当路，聊适羲皇情。（柳宗元《旦携谢山人至愚池》）

历下亭中坐怀古，水西桥畔卧吹笙。（王士祯《忆明湖》）

诗中只是体现了一种怀古的心态或情调，加入陶渊明或陶诗意象之后，此一心态或情调，就有了实际的内容，并在对陶渊明人格认同的基础上，使诗的基调与吟咏内容形成一个浑然无间的整体：

自为本疏散，未始忘幽尚。……且泛篱下菊，还聆郢中唱。（张九龄《九月九日登龙山》）

酌醴赋《归去》，共知陶令贤。（王维《奉送六舅归陆浑》）

我爱陶家趣，林园无俗情。（孟浩然《李氏园卧疾》）

去时能忆竹园游，来时莫忘桃园记。（储光羲《酬李壶关奉使行县忆诸公》）

终罢斯结庐，慕陶真可庶。（韦应物《东郊》）

当时陶渊明，篱下望久矣。（梅尧臣《和江邻几有菊无酒》）

陶公令彭泽，柴桑一舍耳。犹对匡庐山，共饮西江水。（王士祯《彭泽雨泊有怀陶公》）

常建和柳宗元虽没有直接以陶公或陶诗入诗，但《空灵山应田叟》分明是常建笔下的桃花源，而柳宗元的《饮酒》诗不仅深得陶诗之奥义，而且“绝似渊明”^[5]。

（三）

但是，仅仅是以陶渊明或陶诗意象入诗，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由于陶渊明人格的魅力以及陶诗的艺术感染力，咏陶和拟陶之作历来是层出不穷的，比如苏轼出于对陶诗的喜爱和对陶渊明的钦佩，就曾在贬谪惠州之时，作过和陶诗数首，但苏轼诗风显然与陶诗大相径庭。所以，张、王、孟、常、储、韦、柳等人对陶诗的认同，除了受人格化的历史传统的影响外，还存在着一个通变的问题。

正如上文所述，通变是在学古的同时提出的。刘勰最初提出这一概念时，旨在抵制“竞今疏古”之风，主张“还宗经诰”，即“明道”、“征圣”、“宗经”。但通变与复古不同，“通”指文学传统的先后继承，“变”指文学的不断发展，通变即探本求源，做到“通则不乏”，“变则可久”（《文心雕龙·通变》）。可见，通变是以学古、通古为前提，以变为目的的。也就是说，通变虽然以“变”为主，但通却是基调。

由于通变的学古通古色彩，后代史论家们在谈到“变”的问题时，往往强调正变，使之与变调对应。例如，叶燮在《原诗·内篇》中说：

且夫《风》、《雅》之有正有变，其正变系乎时，谓政治、风俗之由得而失、由隆而污。此以时言诗，时有变而诗因之。时变而失正，诗变而不失其正，故有盛无衰，诗之原也。

“诗变而不失其正”、“有盛无衰”，可以说是诗论家们的理想。要想做到这一点，首先要识别正风正雅，亦即传统和正宗，其次是创变而不失其正调，亦即诗评中常说的“某某得体格之正”。一旦被人们视为正调，就已超越正变的范围了。

张、王、孟、常、储、韦、柳等人正是学古而不失正调的一群人。他们继陶诗所开创的清淡诗风之后，从各自的角度，不断丰富和发展了清淡诗风的内涵。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云：

陶诗胸次浩然，其中有一段渊深朴茂不可到处。唐人祖述者，王右丞有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闲远，储太祝有其朴实，韦左司有其冲和，柳仪曹有其峻洁，皆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

这是以陶渊明为始祖，认为唐人王、孟、常、储、韦、柳等人皆从各自的品性出发，挖掘到了陶诗的那一段“渊深朴茂不可到处”。明人胡应麟也曾从“清”的角度指出学陶各家的自身特点：张九龄清而淡，孟浩然清而旷，常建清而僻，王维清而秀，储光羲清而适，韦应物清而润，柳子厚清而峭。^[6]

以上仅就陶渊明在唐代的追随者而言，至于梅尧臣、王士祯，其诗仍不离上述唐人师陶的轨道。欧阳修《梅圣俞墓志铭并序》称梅“初喜为清丽闲肆平淡，久则涵演深远，间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气完力余，益老以劲”。《宋史》本传也说梅诗“以深远古淡为意，间出奇巧”。从而梅诗特点可概括为清奇。王士祯提倡的神韵说，以含蓄、冲和、淡远为指归，他本人也在诗歌创作（特别是五七言绝句）中加以积极的实践，其诗风大抵不离清朗一路。

可见，清淡诗作者们对于陶诗的继承与发展，称得上是学古与通变的统一，做到了诗论家们理想中的“诗变而不失其正”。这个“正”，可以说是“清”的总特征或主色调，而“变”则是在此特征或色调中的种种变换。

三 清淡诗风与清淡诗派

清淡诗作者们除了通过陶诗这一中介达到相互认同外，彼此间也存在着社会交往或心灵上的神交。这对清淡诗派的构成，同样是十分有意义的。

张九龄在盛唐初期是士林中颇富威望的人物，尤其以擢拔后进而闻名，因此他成为许多追求功名的士人所干谒的对象。王维、孟浩然都曾对张九龄有干谒之举。王维《寄荆州张丞相》不无深情地说：“所思竟何在，终身念旧恩”。孟浩然《送丁大风进士赴举呈张九龄》对自己与张九龄的私交信心十足：“故人今在位，歧路莫迟回。”王维甚至谈及张对自己创作的影响，如《上张令公》说：“言诗或起予。”孟浩然生平唯一的出仕之举，就是四十九岁时入张九龄的荆州长史幕，在短短的几个月期间，陪同张九龄登临荆州诸多名胜古迹，写下许多纪游诗。张九龄也把王孟引为同调，《答王维》说：“知己如相忆，南湖一片风”。他在荆州长史任上与孟浩然的交往，则比其他诗人更为密切。

王孟同时，孟比王年长十二岁，而精神相通。相传王维曾画孟浩然像于郢州刺史亭^[7]，至于诗歌，二人也多有唱和。如孟浩然《留别王维》：“惜与故人违，知音世所稀。”王维《送孟六归襄阳》：“杜门不欲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长策，劝君归旧庐。”又《哭孟浩然》：“故人不可见，汉水日东流，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此外，储光羲与王维也有交往，储有《蓝上茅茨期王维补阙》，王有《待储光羲不至》；诗歌唱和则如王维《偶然作》六首、储光羲《同王十三维偶然作》十首等。

除上述四人互有交往外，其他清淡诗人则是通过对陶诗或同类作品的模仿和评价达到相互认同的。如韦柳的拟陶和学陶，梅尧臣的拟陶、拟韦，王士祯对王、孟、韦、柳的推重等，这些都是构成清淡诗派的必要条件。

如果说清淡诗作者们是通过陶诗或相互交往唱和达到相互认同的话，那么，历代诗论家对此类诗人的选择和推重则是一种历史的认同，而这同样是构成以陶渊明为首的清淡诗风诗人群的重要心理基础。

从诗歌批评史的角度看，以陶渊明为首的诗人群的成立，是由两方面的原因促成的：一方面是在对陶诗的评价和历史认同过程中，一些以陶为师的诗人被纳入陶家风范；另一方面，是在对清淡之美的欣赏和提倡活动中，陶渊明等人被奉为这种审美理想的体现者和代表。这两方面的有关材料十分丰富，而且无论从诗歌批评史的角度，还是从美学思想史的角度看都是非常生动有力的。

总之，以陶渊明为首的诗人群的产生和形成，其心理基础是相互认同与历史认同的统一。正因为如此，陶渊明等人堪称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的诗人群：他们虽然没有共同的文学纲领和一定的组织形式，但凭借着对一种诗风的历史认同和彼此间的相互认同，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又在诗论家的手底眼底，组成了中国诗史上跨越年代最长的“诗派”——这不是由诗人自身发起组成的诗派，而是诗论家心目中的诗派。胡应麟在《诗薮》内编卷二中指出：

以高闲、旷逸、清远、玄妙为宗者，六朝则陶，唐则王、孟、常、储、韦、柳。

（唐初）张子寿首创清淡之派。盛唐继起，孟浩然、王维、储光羲、常建、韦应物，本曲江之清淡，而益之以风神者也。

其视线虽停留在宋以前，但就其所述而论，显然已经把陶渊明等人视为一个诗派了。因此，笔者这里承袭传统说法，称陶渊明等人组成的诗人群为诗派；由于他们以清淡诗风为自己的代表性风格，不妨称他们为“清淡诗派”。

[1] 《论语·述而》。

[2] 《孟子·滕文公上》。

[3] 许学夷：《诗源辩体》卷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4] 方东树：《昭味詹言》卷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5] 《笔墨闲录》，转引自《柳宗元集》第四册，中华书局，1979，第1253页。

[6] 胡应麟：《诗薮》外编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7] 参见皮日休《郢州孟亭记》，《皮日休文集》卷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