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论

有着40亿年历史的地球是宇宙的奇迹，也是生命的摇篮，更是人类共同的家园。有了她给人类提供的生存空间和丰富资源，人类才得以在这里生息繁衍。然而，只有20万年历史的人类却让这个原本美丽的蓝色星球开始变得伤痕累累：大河断流，资源枯竭，冰川减少，气温上升，气候反常，荒野消失，森林消失，物种灭绝，能源告急，环境恶化……面对这空前的全球生态危机，重新思考并正确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全人类不得不面对的迫切议题。来自各个领域的有识之士纷纷开始追问，人类究竟从哪里开始走错了路？导致全球现在面临的环境危机的根源是什么？始于18世纪的西方工业文明到底是让人类的生活更加安全还是更加危险？自然的存在仅仅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需求？人类对自然本身是否负有道德伦理义务？人类到底应该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人类以及地球的明天将何去何从？一系列问题随着环境问题的产生和恶化而不断地被提出、被反思。

作为现代工业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家，美国早从19世纪开始就已见证了人与自然的冲突，并因此催生了许多有着自觉环境意识的作家。浪漫主义诗人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离开城市，到瓦尔登湖体验蛮荒丛林、实践简单生活，由此提倡一种极尽简朴的生活方式（见其作品《瓦尔登湖》）；早期环境保护运动的领袖约翰·缪尔（John Muir，1838—1914）踏遍美国人迹罕至的荒山野岭，在探索自然的行程中萌生并实现了建立国家公园的愿望（见其作品《我们的国家公园》）；现代环境伦理学的先驱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1887—1948）耗费毕生的观察与思考写就《沙乡的沉思》（A Sand County Almanac，1949）一书，呼吁人们要像大山那样思考，以保持大自然的美丽、稳定与和谐；现代环境保护运动的先驱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1907—1964）在《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1962）中以大量无可辩驳的证据描述了滥用化学药物给人类和整个自然界带来的可怕后果，引发了人们的关注和忧虑，从而掀起了世界范围内的环境保护运动，由此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地球日。此后，表述人与自然关系的作品不断涌现，哲学、美学、伦理学、科学等各个领域的有识之士都对环境问题作出了积极的反思和回应，各种研究都呈现出“生态”主题。

受到这股思潮的影响，文学研究也开始系统而深入地关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由此形成了与阶级、种族和性别等批评并重的又一批评思潮，这就是发轫于20世纪60、70年代的生态批评。在生态批评前期，人们的目光主要聚焦于以描写自然风光和关注荒野体验的自然写作。比如，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美国浪漫主义诗人亨利·大卫·梭罗；20世纪美国自然写作作家约翰·巴勒斯（John Burroughs，1837—1921）、约翰·缪尔、奥尔多·利奥波德、玛丽·奥斯丁（Mary Austin，1868—1934）、蕾切尔·卡逊、爱德华·艾比（Edward Abbey，1927—1989）、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1930—）、温德尔·贝里（Wendell Berry，1934—）、巴里·洛佩兹（Barry Lopez，1945—）、安妮·迪拉德（Annie Dillard，1945—）、特里·坦贝斯特·威廉斯（Terry Tempest Williams，1955—），以及美国印第安文学等等。这些作家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了国内外生态批评家的青睐，这些作家经典作品中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成了生态批评的重镇。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生态危机愈演愈烈，生态批评开始逐步突破以往研究的局限，几乎所有超越自然写作的经典作品都成为生态批评家重新审视的对象，生态批评呈现出包容性、多元化、全球性的特点，具有跨学科、跨文类、跨文化、跨国家、跨民族、跨种族的视野，关注焦点也从自然到社会，从陆地到海洋，从乡村到城市，从文学到文化，从地方到全球，从学术到政治，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成熟。美国西部文学学会（Western American Literature Association）主席、生态批评家格伦·洛夫（Glen Love）认为：　“伟大的文学作品未必要具备环境的正确性或蕴藏明确的环境内容，然而，富有成效的阐释机会常常为那些情愿‘逆’某个文本明显的……‘精神’而阅读的学生或批评家敞开，从而将批评触角从人类中心主义转向生态中心主义。”[1]美国文学与环境研究会（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的创立者和第一任会长斯科特·斯洛维克（Scott Slovic）甚至认为：　“任何一部作品都可以从‘绿色’的视野来解读。”[2]在界定“生态批评”这一术语时，他说，生态批评“既指以任何学术路径所进行的对自然写作的研究，也指在任何文学文本中对其生态学含义和人与自然关系所进行的考察，这些文本甚至可以是（貌似）对非人类的自然界毫无提及的作品”。[3]同样，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美国哈佛大学英文系教授、著名生态批评家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1939—）更愿意用“环境批评”而不是“生态批评”来指称当前的批评实践，因为在他看来，“生态”　（eco）这个词缀本身所暗含的局限性（主要指生态学领域的含义）既无法囊括“研究对象的混杂性”，也无法“体现文学与环境研究中的跨学科组合”。　“环境”则不同，它能融合“自然”与“建构”的因素，更好地囊括运动中形形色色的关注焦点，既包括物理的自然环境，也包括人为的、受污染的城市环境以及两者相互渗透和相互交织的环境。[4]

一言以概之，评论界普遍表达了这样的共识，即，没有一部文学作品不能从生态的角度进行阐释。对于生态批评发展的这种迅猛之势，美国批评家威廉·斯莱梅克（William Slaymaker）曾将之生动地比作海啸，他说：“‘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通过无数专题研究、散文和论文的方式，有如全球海啸般泛滥在各种期刊、学术出版物和学术会议中。”[5]生态批评的兴起，为人们阐释文学经典提供了新的视野和标准。正是在这样一股重读经典的批评浪潮中，20世纪美国著名作家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1902—1968）的作品被赋予了更深远的意义和价值，斯坦贝克研究也因此获得了新的学术空间。

第一节　斯坦贝克的创作与影响

约翰·斯坦贝克1902年2月27日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萨利纳斯河谷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1968年12月20日因心脏病逝于纽约公寓中，终年六十六岁。约翰·斯坦贝克是美国西部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既是1940年美国普利策奖获得者，也是第六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20世纪30年代，美国人民饱受经济危机和旱灾、沙尘暴肆虐之苦，斯坦贝克以自己的切身经历和生活体验为素材，先后推出了小说《胜负未决的战斗》（In Dubious Battle，1936）、《人鼠之间》（Of Mice and Men，1937）和《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1939）。这三部小说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被誉为“工人三部曲”，斯坦贝克也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人民小说家，从此确立了他在美国文坛的地位。因此，在一般人的视野里，他是作为20世纪30年代的著名小说家为人们所知道的。随着经济大萧条的结束，他的艺术生涯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似乎已退出了文学历史的舞台。

然而实际上，约翰·斯坦贝克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远非人民小说家一词所能概括。越来越多的文献资料表明，斯坦贝克不仅是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的人民小说家，同时还是一位海洋生态科学的爱好者。他对海洋生态科学的终生兴趣让他深刻认识到人类与其生存环境境遇之间的关系，并因此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从他早期的中篇小说《金杯》（Cup of Gold，1929）、《致一位无名的神》（To A God Unknown，1933），到中期的长篇小说《愤怒的葡萄》、海洋生态科学考察游记《科特斯海》（Sea of Cortez，1941）、喜剧小说《罐头厂街》（Cannery Row，1945），直至后期环游美国的游记《携犬横越美国》（Travel with Charley in Search of America，1962）和作为其毕生思想总结的散文集子《美国与美国人》（America and Americans，1966），每一部作品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渗透着生态法则，蕴含着生态思想，作为一名作家的敏锐与情怀以及他对海洋生态科学的兴趣与研究贯穿于他创作的一生。

遗憾的是，斯坦贝克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和贡献却被大多数当时代的批评家和学者所忽视。直至近年来，批评家从生态批评的角度对经典作品重新进行解读时，他对生态环境的贡献才得到了应有的认可和重视。爱达荷州大学客座教授苏珊·F·比格尔（Susan F.Beegel）认为：“由于得到科学的训练，斯坦贝克对环境与人类之间关系的理解在他同时代的美国经典作家中是独一无二的，如果我们忽略了他的作品，那么美国文学经典在生态方面是不完善的，这份不完善给美国和美国人带来的危害就如同不计后果地倾倒垃圾和有毒工业废物造成的危害一样。”[6]斯坦贝克的传记作家杰伊·帕里尼（Jay Parini）甚至认为，在某些方面斯坦贝克是“现代生态思想之父”。[7]的确，在斯坦贝克留给后人的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中，生态思想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没有深入了解斯坦贝克的生态思想，就不可能全面地把握他的世界观，就不可能深入到他的小说世界，也就无法全面客观地评价斯坦贝克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以及他对人类生存环境做出的贡献。生态批评视域下的研究无疑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斯坦贝克。

一、“从不写两本一样的书”：约翰·斯坦贝克的创作原则

纵观约翰·斯坦贝克近40年的创作生涯，其题材涉及范围之广泛、主题思想之丰富多样、写作风格之不拘一格，在20世纪的美国文坛中是少见的，有批评家甚至认为他是“当代美国最多才多艺的虚构艺术家”。[8]著名评论家托马斯·芬奇（Thomas Vinci）说：“斯坦贝克有意识地使第二本小说在内容和形式上与第一本不同，第二本小说在内容和主题方面可能更具有实验性，而第三本小说与第一本和第二本之间没有任何联系。”[9]国内，美国文学研究专家董衡巽曾在一部约翰·斯坦贝克中文译本的序言中这样概括他的创作：“他写过反法西斯的、具有社会抗议性质的小说，也写过轻松幽默的喜剧；写过富于浓厚乡土气息的作品，也作过探索人生奥妙的尝试；写过富于浪漫情调的传奇，也严肃地思考过社会道德面貌的变化。”[10]这些评论家的论断恰好与作家本人曾说过的一句话相对应。1950年11月11日斯坦贝克曾在当时的《周末评论》上公开宣称自己的写作原则。他说，他喜欢写作，但几十年来他的写作经历都遵从一条几乎不变的模式，即他“从不写两本一样的书”。[11]

斯坦贝克总是不断地探索新的写作内容和形式，所以读者对他的下一部作品总是充满了好奇和期待。　《金杯》是一部历史传奇小说，取材于英国17世纪传说中的历史人物海盗摩根。《致一位无名的神》中的地点、人物与事件都取材于现实生活，但带有明显的神秘色彩，讲述主人公一家人与土地之间神秘的纽带关系。读过斯坦贝克早期这两部作品的读者恐怕很难想象他的下一部作品会是幽默、诙谐的喜剧性小说《煎饼坪》（Tortilla Flat，1935）。可是，当读者寄希望于他再次出版像《煎饼坪》一样的小说时，他却出人意料地在20世纪30年代末给读者奉献了后来被誉为“工人三部曲”的写实中长篇小说《胜负未决的战斗》、《人鼠之间》和《愤怒的葡萄》。《愤怒的葡萄》出版后仅6个月，也就是1939年10月16日，斯坦贝克告诉自己，“写《愤怒的葡萄》这一部分生活已成为过去……我必须寻找新料、挖掘新根”。[12]所以，当翘首而盼的读者期待这位贫苦大众的代言者能再次创作出《愤怒的葡萄》这样史诗般激动人心的作品时，他却在20世纪40年代初出版了风格题材与之迥然不同的海洋科学考察游记《科特斯海》，关注海洋生态科学这一在当时非常前沿的全新领域。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奋笔疾书，先后创作了小说版与戏剧版的《月落》（The Moon is Down，1942）、《轰炸》（Bombs Away，1943）以及后来结集出版的散文集《战地随笔》（Once There was a War，1958），密切关注战争，歌颂人民抗击法西斯军队的英雄事迹，对贪婪和掠夺成性的战争瘟神给以正义的谴责。

从不愿意撰写同一本书的斯坦贝克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至50年代早期又一改以往十年以社会现实为主题的严肃沉重的风格，回归创作与早期作品较一致的具有喜剧风格的《罐头厂街》和《甜蜜的星期四》（Sweet Thursday，1954）。小说中的流浪汉们蔑视权贵、随遇而安的恬静生活为“二战”后处在物质和精神困厄中的人们提供了一种精神的希冀。因为这两部小说与《煎饼坪》的创作背景都在加利福尼亚州太平洋沿岸的蒙特雷镇，被学界称为“蒙特雷三部曲”。20世纪50、60年代，已过不惑之年的斯坦贝克又推出了长篇准自传小说《伊甸之东》（East of Eden，1952）和《烦恼的冬天》（The Discontent of Winter，1961），关注是非善恶和伦理道德问题。晚年，他开始写作作为他个人毕生思想总结的环游美国的游记《携犬横越美国》和散文集《美国与美国人》。

斯坦贝克的风格如此不拘一格，声音如此多样变化，以至于有评论家认为：“如果说模仿海明威的风格是一种普遍现象的话，那么要模仿斯坦贝克的风格几乎是不可想象的。”[13]对斯坦贝克而言，写作不仅是工作，也是生命的一部分，是如同呼吸一样的生命的一部分，“我几乎总是在写，就像几乎总是在呼吸一样”。[14]根据斯坦贝克的传记作家杰克逊·本森（Jackson J.Benson），斯坦贝克每次写好一篇文章，总要不失时机、不厌其烦、一遍又一遍地朗读给身边的人听。他大学时期的朋友弗兰克·芬顿（Frank Fenton）就是其中之一。弗兰克·芬顿晚年在回忆斯坦贝克时说：“我从来没有见过有谁像斯坦贝克那样如此拼命、如此专注于写作。”[15]对于写作风格，大多数作家都会坚守比较固定的选材方式。比如，理查德·亨利·达纳（Richard Henry Dana，1815—1882）和赫尔曼·麦尔维尔（Herman Melville，1819—1891）小说创作的背景主要是大海，詹姆斯·费尼莫尔·库伯（James Fenimore Cooper，1789—1851）和薇拉·凯瑟（Willa Cather，1873—1947）则专门选取西部边疆的拓荒生活作为自己创作的题材，而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1897—1962）在其19部长篇小说和120多篇短篇小说中，其中15部长篇与绝大多数短篇故事都发生在约克纳帕塔法县，是个地方色彩很浓厚的作家。对于写作风格问题，斯坦贝克有着自己独特的认识和看法。他说：“在创作的过程中，作家与他所写的书是一体的。当一本书写完时，他也就死了。对作家而言，这是一种痛苦和悲伤。然后，他又开始一本新书，一种新生活，如果他成长了，改变了，那么展现在他面前的就是一种全新的生活。”[16]斯坦贝克不想让已有的成就束缚自己。在他看来，创作就意味着创新和试验，需要不断地寻找新材料、尝试新方法。20世纪50年代在一次关于创作的谈话中，他说：“如果一个作家喜欢写作，他将会在无穷的方法试验中找到满足……尽管有些试验会不可避免地失败……但如果他不想垂死的话，他就必须得试验。”[17]

杰克逊·本森曾这样高度评价斯坦贝克的创作风格：“作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富有思想的人，他最准确地诠释了知识分子这个词——广泛阅读、热爱思考、热爱讨论，从不停歇。像所有取得伟大成就的艺术家一样，他是个冒险家。”[18]是的，对于每一则故事、每一部作品，斯坦贝克从不按一种固定的模式或相同的视角去创作。从传奇小说、史诗小说、剧本小说、短篇小说，到戏剧剧本、电影脚本、通讯、游记、散文、杂文，斯坦贝克几乎都进行过尝试创新。所以读完他所有作品的读者会发现，这些作品来自同一个作家的笔端简直让人难以置信。正是斯坦贝克的多样性为其作品的解读空间提供了多种可能性。

二、“最有影响力的百位作家之一”：读者眼中的约翰·斯坦贝克

由于作品题材丰富多样、写作方法不断创新，因此“从不写两本一样的书”的斯坦贝克获得了美国国内不同阶层的读者的广泛喜爱。根据美国学者约瑟夫·米利查普（Joseph R.Millicap）在20世纪80年代所做的调查，他生前获得的奖励与荣誉、他的作品被改编后搬上舞台和银幕“其次数之多，演出之成功，在美国文学史上还没有一个作家能超过他”。[19]　《金杯》、《天堂牧场》（The Pastures of Heaven，1932）和《致一位无名的神》这前三部小说销售量加起来都不足3000册，没有给作家带来多少经济或声誉上的收获，在评论界也没有引起多大的关注。但是，接下来出版的《煎饼坪》给他的创作生涯带来了里程碑的意义。小说以作家1933年在其家乡萨利纳斯附近的一个甜菜厂工作和生活的经历为原型，描写了生活在蒙特雷镇煎饼坪上一群无业游民派沙诺人（墨西哥裔混血儿）在经济艰难的困境中落拓不羁、无忧无虑生活的故事。小说在出版之前，曾遭到多家出版商拒绝。然而出乎预料的是，小说出版后反响很大。一方面，因为担心旅游业受到影响，蒙特雷商务部斥责并宣称：“这部书是一个谎言，因为根本就没有这样一群不体面的人生活在这里。”[20]但另一方面，这部小说让斯坦贝克一夜成名，“成了数百万人的偶像”，[21]连续好几个月位居最畅销书之列，不仅让他获得了4000美元的经济收入，摆脱了经济困境，同时还获得了加利福尼亚共同体俱乐部授予的作品年度金奖（Gold Medal of the Commonwealth Club of California）。小说被改编成舞台剧后，还为他赢得了好莱坞合同，第一次获得了评论界的反响和重视。[22]《煎饼坪》的成功迎来了斯坦贝克创作事业的高峰。1936年1月出版的《胜负未决的战斗》虽销量一般，但获得普遍好评，并再次获得加利福尼亚作品年度金奖的殊荣。《人鼠之间》几乎一出版就立即位列最畅销书的榜单，入选“美国一月一书俱乐部”（Book of the Month Club），1937年11月23日被搬上舞台后连续三个月一连演出207场，并在次年获得了享有盛誉的纽约戏剧评论家联合会奖（New York Drama Critics Circle Award）。1939年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由刘易斯·迈尔斯通（Lewis Milestone，1895—1980）导演、演员朗·钱尼（Lon Chaney Jr.1906—1973）和布吉斯·梅迪斯（Burgess Meredith，1907—1997）主演的电影放映后风靡一时，成为电影史上的一个经典，[23]先后四次获奥斯卡提名奖，故事中的主人公乔治和莱尼也成了人尽皆知的人物。

小说《愤怒的葡萄》出版后更是震惊美国文坛。仅仅5个月的时间这本书就跃居畅销书榜首直至次年，大众争相阅读。第二年，以75000美元售出电影版权，由著名导演约翰·福特（John Ford，1894—1973）搬上了银幕。两位老牌明星简·达维尔（Jane Darwell，1879—1967）和亨利·方达（Henry Fonda，1905—1982）的加盟让这部小说的名声传播得更加迅速。在俄克拉荷马州，其发行量甚至超过当时的最畅销书《飘》：“自从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后，还没有一部小说能像《愤怒的葡萄》一样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并产生如此巨大的社会影响。”[24]小说不仅为他赢得了该年度的国家图书奖（National Book Award）和普利策奖（Pulitzer Prize），也为他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Nobel Prize）奠定了基础。

创作于“二战”期间、以战争为题材的小说版《月落》（The Moon is Down，1942年2月）出版的第一年销售量就近百万。1942年4月8日，戏剧版《月落》在百老汇首映，在纽约上演9个星期后又在全国各地成功巡演，获当年纽约戏剧评论家联合会奖第二名。[25]1943年，美国“20世纪福克斯公司”以高达30万美元的价格购得电影版权，将这部小说搬上银幕，刷新了上一年海明威《丧钟为谁而鸣》（For Whom the Bell Tolls，1940）15万美元的历史纪录。《轰炸》讲述6个年轻人如何在空军学校培训班学习训练成为空军轰炸员的经过，极大地动员了人们参军的积极性，获得了好莱坞25万美元的版权收入。同样与战争题材有关的报告文学集《战地随笔》（Once There was a War，1958）是斯坦贝克1943年4月至10月以《纽约先驱论坛报》战地记者身份远赴英国、非洲和意大利期间写下的通讯和杂感，因内容真实可信、文笔优美、笔调幽默、风趣诙谐、简洁抒情而成为美国散文中的名篇，一再重版。[26]《芝加哥周日论坛杂志》说：“你若忘记战争是什么样子，斯坦贝克将刷新你的记记，岁月绝不会使这样的作品黯然失色。”[27]根据墨西哥湾当地一个流传久远的民间传说改编的小说《珍珠》（The Pearl，1947），出版后被先后改编拍成电影和电视剧，被誉为“二战”后美国文学创作中一颗璀璨的明珠。[28]《前进的客车》（The Wayward Bus，1947）和《皮宾四世的短暂统治》（The Short Reign of Pippin IV，1957）先后入选“美国一月一书俱乐部”。准自传史诗般的长篇小说《伊甸之东》的出版带来了斯坦贝克事业的又一次巨大成功，小说的成功直接促成了影星詹姆斯·迪恩（James Dean，1931—1955）的加盟，拍成电影放映后风靡一时。散文集《美国与美国人》（America and Americans，1966）是他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作品，作品问世后同样深受欢迎，成为当时最畅销书之一，获得读者的广泛好评。

斯坦贝克的短篇小说也同样深受读者的喜爱。他一生共创作60多篇短篇故事，其中部分收入《天堂牧场》和《长谷》（The Long Valley，1938）中出版。作者用质朴感人的手法从生活的各个方面描述了加利福尼亚小城美丽的自然风光，呈现了人们生活的喜怒哀愁，再现了人与人、人与自然或冲突或和谐的一幕幕。其中，《逃亡》（The Flight，1934）、《小红马》（The Red Pony，1937）、《菊》（The Chrysanthemum，1937）和《紧身甲》（The Harness，1938）等都是世界短篇小说中的精品。《谋杀》（The Murder，1934）和《承诺》（The Promise，1937）分别获1934年和1938年“欧·亨利短篇小说奖”（O.Henry Award）。《小红马》被称为当代最美丽的小说之一，于1949年和1973年先后被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

1948年12月，斯坦贝克当选“美国文学与艺术研究院”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Letters）院士。1962年12月10日斯坦贝克以“通过现实主义的富于想象的创作，表现出富于同情的幽默和对社会的敏锐观察”[29]荣获诺贝尔文学奖。1964年，他将“自由新闻勋章”（Press Medal of Freedom）和“合众国自由勋章”（United States Medal of Freedom）收入囊中；四年后的1968年，他又摘得“总统自由奖章”（Presidential Medal of Freedom）。

斯坦贝克病逝40多年后，他的作品仍然畅销，受到读者的欢迎。《愤怒的葡萄》自出版之日起，就没有停止过销售。根据传记作家杰克逊·本森的调查，不管是出版社还是他的家人都无法给出精确的数字。据估计，这部小说每年的销售量是20万册。[30]它与《人鼠之间》、《小红马》和《珍珠》都被收入各种文学选集及课本之中，一直是美国中小学生课堂上的指定教材之一。20世纪90年代，美国全国人文学科捐赠基金（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在参加其暑期讨论会的学生、老师和一群知名知识分子中做了一份关于最受欢迎的前十位作家和作品的调查，发现斯坦贝克是唯一一位名列前十名的20世纪作家，排名第八，仅次于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美国历史文献、马克·吐温（Mark Twain，1835—1910）、《圣经》、荷马、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和柏拉图。[31]2010年，斯坦贝克入选大不列颠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100位作家》。

斯坦贝克的作品不仅风靡美国国内，而且还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他的作品被翻译成各种文字：丹麦文、荷兰文、法文、意大利文、挪威文、波兰文、葡萄牙文、罗马尼亚文、斯洛文尼亚文、瑞典文、日文、俄文和中文等50多种语言。

据杰克逊·本森的传记，一位丹麦妇人不惜辛苦划船来回16英里到书店，只为了得到一本斯坦贝克的平装书。一位法国农夫坐了一夜的火车赶到酒店，就为了让当时在巴黎的斯坦贝克亲自尝一口他酿造的葡萄酒。1966年斯坦贝克携妻在以色列游览。一天，他们从宾馆出来路过附近的一座建设工地时，发现一块纸板上写着：“约翰·斯坦贝克，如果你喜欢美味的家常菜，请径直往前走到墙角，左转，再继续往前走，我的妻子将为你烹调可口的晚餐。”[32]戏剧《月落》在伦敦、斯德哥尔摩、莫斯科的上演均引起轰动，获得大众的好评。“二战”期间，在意大利和北欧敌占区，手中只要有一本《月落》就会被判死刑，可人们仍然在地下室油印、手抄、传递，贪婪地阅读他的作品。1957年，斯坦贝克给出版代理商帕斯卡·科维奇（Pascal Covici，1885—1964）的信中回忆了一段轶事。有一次他在鸡尾酒会上遇到一位意大利地下工作者，这位地下工作者是从希特勒那儿逃出来的。“二战”期间，这位地下工作者看到了一本印在葱皮纸上的书。他把这本描写意大利的薄薄书籍翻译成意大利文后很快就油印了500份：“哪儿有抵抗，哪儿就有这本书。尽管手头只要有这本书就会被判死刑，但需求还是从全国各地纷至沓来。”[33]这本书就是《月落》。1946年11月，挪威国王哈康七世（Haakon VII，1872—1957）把这个国家最高的荣誉勋章“自由十字奖章”　（Haakon VII Cross）授予斯坦贝克，以表彰他的作品在反法西斯最艰苦的年月里极大地鼓舞了敌占区人民的抗敌士气和反抗纳粹统治的斗志。在捷克斯洛伐克（1993年解体为两个国家捷克和斯洛伐克），斯坦贝克受到的欢迎甚至超过他在自己的家乡加利福尼亚，《愤怒的葡萄》、《人鼠之间》、《月落》、《胜负未决的战斗》、《煎饼坪》、《任性的汽车》都有相应的译本。其中《愤怒的葡萄》的部分节选是中学各种选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奥斯特拉瓦大学选修美国文学的捷克大学生进行的常规调查中发现，斯坦贝克与海明威两人不相上下，交替位列“美国最精华作家”前茅。[34]在斯洛文尼亚，斯坦贝克是人们最为熟悉的美国作家。1940年代早期，他的作品开始吸引斯洛文尼亚人的兴趣，1950至1960年代是翻译斯坦贝克作品的高潮，这个时期他在斯洛文尼亚是“最受欢迎的美国作家之一”，几乎他每一部被翻译成斯洛文尼亚语的作品都受到读者的普遍欢迎。[35]尤其是1930年代反映工人阶级的小说，因为这些小说能“唤起人们反抗现存社会不公正的欲望”。斯坦贝克的作品不仅得到普通读者的青睐，他对工人事业和人类苦难的真挚同情与关怀、他的乐观主义精神，对斯洛文尼亚现实主义作家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他对生命的歌颂使他不再被看作是一个个体，而是“社会现实的一个典范”。[36]

在泰国，几乎所有斯坦贝克的作品都有译本，首都曼谷和其他各大城市的大多数书店里都有销售。　《愤怒的葡萄》和《煎饼坪》还被改编后搬上舞台。[37]在日本，“二战”一结束，他的作品就被引进。1985年，总计达20册的《斯坦贝克全集》与读者见面。这本全集从1996年开始翻译成日文，至2001年翻译全部完工后以日文版的《斯坦贝克全集》再次出版。1939年、1950年、1957年《人鼠之间》被先后多次搬上舞台。1990年代又掀起斯坦贝克热，除了《人鼠之间》外，《愤怒的葡萄》和《伊甸之东》也同时被改编成戏剧走上了舞台。[38]在印度，根据一所大学所做的调查，在对20世纪美国小说研究选题中，相比于威廉·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The Sound and the Fury，1929）、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Scott.Fitzgerald，1896—1940）的《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1925）、拉尔夫·埃利森（Ralph Ellison，1914—1994）的《隐形人》（Invisible Man，1952）、约瑟夫·海勒（Joseph Heller，1923—1999）的《第22条军规》（Catch-22，1961），学生们更喜欢斯坦贝克的《人鼠之间》，因为斯坦贝克的作品似乎能触动他们的心灵深处，确切地说，他们的反响是本能的。[39]在中国，他的小说从1940年代开始被陆续翻译介绍进来。[40]

在大洋彼岸的西非，斯坦贝克同样也是一位非常受欢迎的小说家，因为他的小说中描写的20世纪美国农民在农业机械化和工业化下被迫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生存状况正是当前西非人民由于政治和经济原因被驱赶出家园、流浪到异国他乡的残酷现实的真实写照。[41]

诚如杰克逊·本森所言，除了斯坦贝克，没有谁能在世界各国同时受到如此的欢迎，斯坦贝克“几乎是人们最钟爱的作家，而一旦他被爱上时，这份爱就是热烈的”。[42]可以说，他的作品已打破了时间和地域的界限，超越了民族、宗教、文化和社会隔阂，吸引着全球读者的眼光。

三、“斯坦贝克问题”：批评家眼中的斯坦贝克

尽管斯坦贝克深受美国国内外普通读者的欢迎，但是评论界对斯坦贝克的反应却是另一番情形。这里以美国为例。《美国评论档案：当代评论》是一系列参考书，[43]为美国主要作家的作品提供具有代表性的当代评论，每一卷都收集了作品出版几个月后出现在各种知名报刊、周刊和期刊上的由知名评论家撰写的各种评论。《美国评论档案8：斯坦贝克当代评论》收录了斯坦贝克的30部作品和两部日记[44]的当代评论节选。粗略浏览完这本长达近600页的评论档案和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部分斯坦贝克研究资料，不难发现这些评论都有一个共同点，即，斯坦贝克的每一部作品都引发了截然相反的评论。用一位美国批评家的话来说，就是“意见分歧的一致性”　（consistency of dissent）。[45]评论资料汗牛充栋，这里仅举部分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胜负未决的战斗》出版后，约瑟夫·亨利·杰克森（Joseph Henry Jackson）认为这部小说“讲述处于社会边缘的工人的故事……是一部构思精美、撰写出色……的无产阶级小说”。[46]弗莱德·马什（Fred T.Marsh）说：“这部小说虽然不会改变那些已经根深蒂固的各种信仰、观念和偏见，但这些罢工者和罢工领导者以及他们的言论行为将会赢得许多中间立场者的尊重和同情…这是一本诚实的书，也是一个令人感动和激动的故事。”[47]伯纳德·史密斯（Bernard Smith）说，这是一部“无产阶级小说，斯坦贝克是站在一个激进主义同情者的立场讲述一场罢工、一场如何革命的故事。斯坦贝克先建立地基，然后不断升高，最后冲天而啸，这种戏剧性的情节发展具有累积的力量。人物刻画形象生动，对话紧凑自然。所有这些都说明斯坦贝克是一个艺术家……他创造了一本能吸引任何读者眼球的作品，除了那些带有敌意的读者……它宣告，我们年轻这一代中最有才华的作家将进入无产阶级小说的行列”。[48]然而，好评如潮的另一边是以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为代表的否定观点：“一群沮丧失意、没有组织的流浪工人在两名共产主义者的胁迫、劝诱和游说下组织起来为了更好的工资待遇打一场痛苦的战斗……谋杀、绑架、放火，这些事件以一种奇怪的方式编织起来，空谈、拙劣、呆滞，根本没有戏剧性效果，只是作者本人对罢工手段的一次内心独白……如果根据一个一流方案写一本无产阶级小说是可能的话，能写它的人不是斯坦贝克……对话冗长、矫饰，只是一些幼稚的、重复的泛泛之谈。”[49]

《愤怒的葡萄》出版后，在评论界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巨大反响。许多知名评论家纷纷撰文赞扬该书取得的成就。约瑟夫·沃伦·比奇（Joseph Warren Beach）认为这部小说是“到目前为止美国30年代生产的无产阶级小说中最好的范例”[50]。批评家马尔科姆·考利（Malcolm Cowley）认为，虽然《愤怒的葡萄》　“难以与海明威或多斯·帕斯的最佳作品相提并论”，但它“曾经唤起人们奋起反抗无法容忍的屈辱，是属于像《汤姆叔叔的小屋》一类的了不起的愤怒之书的范畴”。[51]爱德华·威克斯（Edward Weeks）认为《愤怒的葡萄》是“美国文学的一个里程碑……在所有虚构作品中，它最完美地诠释了大萧条以来所发生的变化……对不公平的愤怒，对无产者的同情是这部小说的驱动力”。[52]　《愤怒的葡萄》　“标志着已有18年历史的现实主义的巅峰，小说中的饥饿、激情和诗意是对过去7年间我们良知中的愤怒情绪的直接回答”。[53]迈克尔·马奇（Michael March）指出，“这是一部伟大的无产阶级小说，一部辛酸、痛苦、残忍的家史，充满人的渴望、斗争与失败；书中的人物栩栩如生，表明作者对他们的深刻理解”。[54]在这些赞誉排山倒海而来的同时，针锋相对的、激烈的负面评论也同时出现。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写道：“斯坦贝克能够写出许多页美丽且有影响的文字，但在其前后却是一页页的垃圾，它们空洞无物，只是穿插了一些伪原始主义的字眼。他可以极度的敏感和绝对的真实，但他又会令人尴尬地多愁善感，充满了低劣的陈词滥调。”[55]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认为《愤怒的葡萄》　“是一部宣传品，满页的说教，斯坦贝克还没有为自己想要说的东西找到适当的艺术表达方法……斯坦贝克作品一个永恒不变的根基是他对生物学的着迷……在小说的开头，他用一只乌龟的爬行象征汤姆·约德一家的西行，一路陪伴模仿他们的是动物、昆虫和鸟儿”。[56]他进而指出斯坦贝克这种“动物化的倾向”是他塑造人物个性相对不成功的原因之一，所以他断言斯坦贝克“缺乏一个伟大的现代作家所必须具备的水平，虽然《愤怒的葡萄》是一部成功的小说，但却不是一部伟大的小说”。[57]

在《愤怒的葡萄》出版后不久，斯坦贝克又因为《月落》再一次被推到批评的浪尖口。《月落》创作时，美国已经参战，法西斯依然势头强劲。美国一些影响颇大的出版商纷纷推出作品，试图唤起民众对纳粹法西斯的仇恨以鼓舞人心。但是斯坦贝克的《月落》却把法西斯刻画成人。他们虽然不是令人佩服的角色，但也绝不是十恶不赦的魔鬼。作品出版后，立即在评论界引发了“二战”期间最为激烈的争论。以詹姆斯·瑟伯（James Thurber）和克利夫顿·法第曼（Clifton Fadiman）为代表的反斯坦贝克的“蓝营”和以约翰·张伯伦（John Chamberlain）为代表的支持斯坦贝克的“绿营”展开了一场“评论家之间的战争”。[58]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首先，这本书是否如实地反映了纳粹法西斯。其次，这本书是否有助于反抗纳粹法西斯。争论的双方可谓势均力敌，最后甚至演变成对斯坦贝克本人猛烈的、歇斯底里的人身攻击，说他“是个失败主义者，虚幻、得意、叛国”。[59]在短短两年时间之内，斯坦贝克就从一名“共产主义者”变成了一名“法西斯分子”。

据斯坦贝克研究专家路易斯·欧文斯（Louis Owens）的调查，1947年《珍珠》的出版在评论界和学界“引发的相互矛盾的争议比斯坦贝克的其他任何作品都要多”。[60]罗伯特·E·金杰里（Robert E.Kingery）认为《珍珠》是斯坦贝克“取得的一个重要的艺术成就，寓意深长……具有普世的意义”。[61]拉尔夫·哈巴斯（Ralph Habas）认为：“正如他的多才多艺，斯坦贝克在他的创作生涯中不止一次给人意想不到的惊喜……《珍珠》故事情节虽短，却也长得足以给斯坦贝克提供展现其才华的机会，节奏与抒情的结合、方言的戏剧性运用、感观印象的真诚传达……雄辩地证实了斯坦贝克作为一个文学艺术家的完美与成熟。”[62]迈克尔·梅尔（Michael.J.Meyer）认为：“不管这部小说的意义是什么，小说中各种意象的精心构思（情景、声音和象征）表明这部小说讲述的的确是一个复杂的故事，不仅具有原型的重要意义，仔细阅读，还为有良知的读者提供深刻的道德榜样。”[63]与这些赞誉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其他一些评论家对《珍珠》的全盘否定。马克斯韦尔·盖斯马（Maxwell Geismar）认为，读者可以从《珍珠》中再次看到斯坦贝克“对自然景观和动物的兴趣是多么超过他对人、对人类情感的兴趣……在利用土著素材对抗现代社会、为现代社会提供慰藉的所有现代作家中，斯坦贝克其实是最没有天赋的一个”。[64]一向对斯坦贝克作品表示欣赏的斯坦贝克研究专家沃伦·弗伦奇（Warren French）对这部作品也颇有微词。他认为这本小说就如书中所描写的小珍珠一样是“有缺陷的”。[65]他全面否定了这本书，认为斯坦贝克的寓言既缺乏深度又缺乏内在价值，是斯坦贝克对自己过去作品的背叛，令所有崇拜他的人大失所望。他甚至暗示斯坦贝克写这部小说是出于金钱的考虑，是为了赢得更大的读者群。[66]

至20世纪50年代《伊甸之东》出版后，评论界的评价相对客观了一些，但却倾向于将它与斯坦贝克过去十年来创作的其他作品做比较。《纽约时报》评论：“该小说是自《愤怒的葡萄》以来最优秀、最具雄心壮志的作品……达到了深思熟虑的哲学深度，人物不再是虚弱的和让人鄙视的动物。他们是人，强壮的和虚弱的、聪明的和愚蠢的，有时是邪恶的。他们的生活因为有了选择而有意义，证实了人的自由意志和人的高贵本质。”[67]　《星期六评论》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伊甸之东》是自《愤怒的葡萄》以来的十年中创作得最优秀的小说……充满活力……动物化依然存在，但人类的高贵感，小说的主要人物……被赋予选择的自由……令人信服地说明了斯坦贝克仍然是我们当代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68]与这些意见不同，哈维·柯蒂斯·韦伯斯特（Harvey Curtis Webster）认为，在《伊甸之东》中“几乎看不到30年代的天才斯坦贝克，使《煎饼坪》、《人鼠之间》和《愤怒的葡萄》成为我们文学传统永久记忆的活力与激情在《伊甸之东》中令人痛心地消失了”。[69]阿瑟·米曾纳（Arthur Mizener）甚至因为这部作品而否定斯坦贝克以前的作品，他说：“当我终于挣扎着翻到最后一页时，我开始认为我以前对斯坦贝克早期作品的看法是错误的，他不大可能是我记忆中的那么好，一本质量拙劣的书籍带给人最糟糕的影响是，它破坏了读者对作家之前创作的好书的回忆。”这部小说缺乏斯坦贝克早期作品的“精美和幽默”、“对生命的感觉”、“对个体的同情”，其中“最优秀的人物是那些会说话的动物，你不相信会有像凯西这样的人物，根本就没有像这样的动物存在……小说的情节总是被淹没在庄严肃穆的谈话泥塘中”。[70]

正是由于这种种意见相左的观点，使得斯坦贝克在美国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未能得到一致的认可，有人甚至会争论说，“他的作品从来就没有真正进入过经典的行列”。[71]当初评论界普遍存在这样一种看法，认为20世纪30年代是斯坦贝克创作的高峰，他的创作能力从40年代开始衰退，到了60年代他已江郎才尽。《前进的客车》一出版就引发《联邦报》作出如下感慨：　“斯坦贝克最近出版的这部小说引发了一个严肃的问题：为什么这么多重要的美国作家的创作能力在急剧衰退呢？”[72]《伊甸之东》出版后遭到同样的质疑：“这是自1939年《愤怒的葡萄》出版以来的6部小说中最长、最具雄心壮志的一部，但跟其他5部小说一样，不是在这就是在那，总是让人不甚满意，不得不让人再一次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斯坦贝克的才华衰退得如此迅速彻底呢？”[73]相比于中期的创作，“《愤怒的葡萄》之后的40年代至60年代，他的每一部作品都代表了他创作能力的一步步下降。因为斯坦贝克对象征主义、生物学和政治的兴趣导致他无法令人信服地塑造人物性格”。[74]

即便是1962年12月10日，瑞典皇家学院授予斯坦贝克诺贝尔文学奖，肯定了他所取得的成就，确立了他在世界文坛的地位后，他仍然无法得到美国评论界的一致认可。1962年10月26日，也就是在他获奖消息公布的第二天，《纽约时报》就撰文如下：“我们一点也不贬低斯坦贝克所取得的成就，不过有趣的是，这个荣誉没有授给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能产生更为深远影响的作家。”[75]其中最为无情和苛刻的评论来自阿瑟·米曾纳不久后刊登在同一报刊上的文章《一个30年代的道德观点值得诺贝尔奖吗？》。在这篇文章里，他几乎全盘否认了斯坦贝克所取得的每一个成就，对他的每一部作品不是嘲弄讥笑就是吹毛求疵，并质疑诺贝尔奖本身，断言瑞典皇家学院把诺贝尔奖授予斯坦贝克是犯了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76]

在斯坦贝克逝世后多年，评论界依然有人对他不依不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认为：　“他最优秀的作品来自三部曲，不管是从美学还是从历史的角度，重读这三部小说都是一个有价值的经历。但在那之后，没有一部作品值得重读。”[77]1989年3月，在加利福尼亚圣何塞大学举办的斯坦贝克国际会议“《愤怒的葡萄》，1939—1989：跨学科论坛”　（The Grapes of Wrath，1939-1989：An Interdisciplinary Forum）上，莱斯利·费得勒（Leslie Fiedler）在主题演讲中对斯坦贝克展开猛烈的攻击：“斯坦贝克是个30年代的地方作家，不可救药的感伤主义者，糊涂迷惑的哲学家，暧昧含糊的政客。”[78]他似乎不屑一顾或根本没有意识到在场的与会者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斯坦贝克知名研究专家，当着他们的面宣称斯坦贝克是“一个只适合平庸批评家的平庸作家”。[79]碍于在历史上他是20世纪30年代的代言人，而且大众喜欢他，所以“在美国文学选集中，总有斯坦贝克的名字，但关于他的篇幅却吝啬得让人感觉只是做做样子而已”。[80]

以上考察虽然没有囊括所有的评论，但也足以说明20世纪50、60年代之前斯坦贝克在美国评论界和学术界的大致情况。几乎他的每一部作品，一经出版就遭遇到了激烈的批评和热情的赞赏。斯坦贝克本人曾经把这些评论放在一起，惊奇地发现它们“相互抵消”。[81]批评界将这一独特的现象称为“斯坦贝克问题”。

斯坦贝克研究的转折点出现在1958年。这一年，斯坦贝克研究专家彼得·利斯卡（Peter Lisca）出版了学术专著《约翰·斯坦贝克的广阔世界》。彼得·利斯卡认为，过去20多年来，不管是肯定斯坦贝克还是否定斯坦贝克，都是基于这些作品的社会价值而非美学价值。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批评界的败笔”。[82]在这部专著中，彼得·利斯卡力求避免以往斯坦贝克研究中的社会政治学乃至批评性的倾向，采取编年史的方式，较为客观详实地考察了斯坦贝克的主要作品，肯定了斯坦贝克所取得的成就。这部在评论界具有较大分量的研究专著为斯坦贝克研究领域带来新兴的变化。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至今，各种研究专著陆续出现，各种斯坦贝克研究机构也在美国、日本等地先后成立。[83]这些都为推动斯坦贝克在世界范围内的研究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斯坦贝克去世后，其生前的书信、日记先后结集出版，其中包括《一本小说的日记：“伊甸之东”书信集》（Journal of a Novel：The East of Eden Letters，1969）、《斯 坦 贝 克 的 书 信 人 生》（Steinbeck：Life in Letters，1975）、《致伊丽莎白的书信》（Letters to Elizabeth：A Selection of Letters from John Steinbeck to Elizabeth Otis，1978）和《“愤怒的葡萄”的写作日记》（Working Days：The Journals of The Grapes of Wrath，1938—1941，1989）。随着这些日记、信件的出版，人们开始逐渐了解斯坦贝克本人的创作观、创作原则和创作意图。这位不爱抛头露面、大部分时间都保持沉默而被误读的作家逐渐引起评论界新的兴趣。他们开始较为客观、公正地对待和评价他的作品，不再总是纠缠于对政治的争论不休的论战之中。

20世纪80年代，对斯坦贝克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第一部斯坦贝克传记《斯坦贝克的作家生涯》[84]，在作家逝世16年后终于问世。在这部耗费15年时间撰写的近一千页的传记中，作者杰克逊·本森不惜笔墨，极其详尽客观地介绍了斯坦贝克作为一个作家的成长历程。20世纪90年代由杰伊·帕里尼（Jay Parini）花费四年时间撰写的第二部斯坦贝克传记《约翰·斯坦贝克传》出版，是对本森传记的补充。这两本传记的到来对斯坦贝克的学术研究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第二节　斯坦贝克生态批评研究现状

虽然斯坦贝克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自然写作作家，但是和许多因为当代生态环境问题而获得新生的作家一样，随着20世纪70年代生态批评的兴起，这一崭新的研究视野给斯坦贝克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斯坦贝克作品具备的生态维度。这些维度包括他的生活环境、他对海洋生态的兴趣以及他对科学的贡献和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关注等等。这位被数百万大众阅读和热爱的作家在评论界也逐渐获得了敬意。具体来看，斯坦贝克生态批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美国国内研究现状

（一）20世纪70年代：研究的起步

斯坦贝克是一位出生于美国、以美国为主要书写对象的作家。因此，美国学术界对斯坦贝克的生态批评研究有着天生的优势。早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批评家弗雷德里克·布拉彻（Frederick Bracher，1948）在《斯坦贝克与生物学视角下的人》[85]一文中就把斯坦贝克的研究从以往经济的、社会的、道德的和政治的层面扩大到科学的层面，指出斯坦贝克的小说反映了他科学的视野，即作家是以一个生物学家看待事物的方式和态度公正地观察人类。布拉奇认为，相对于自然主义作家，斯坦贝克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对任何生命形式的热情和尊重，其笔下的生命比生物学家所能认识到的更为神秘、更为精彩。这是自然主义作家所不具备的特点。

20世纪50年代，斯坦贝克研究专家彼得·利斯卡（Peter Lisca，1958）在专著《约翰·斯坦贝克的广阔世界》[86]中指出，斯坦贝克最重要的成就在于，他赋予了文学自然主义题材崭新的生物学维度，即，作家是以生物学家的思维与眼光看待事物、描述人类。从弗雷德里克·布拉彻和彼得·利斯卡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两位作者深刻的洞察力和见识的广博，对理解斯坦贝克的生态研究也很有价值。但遗憾的是，在生态学还不为大众广知的年代，他们的观点尚不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20世纪70年代，随着生态批评在美国的兴起，斯坦贝克生态研究迎来了第一次高峰。罗伯特·本顿（Robert Benton）在《〈罐头厂街〉的生态特征》[87]一文中以一种生态学的眼光解读《罐头厂街》。文章提出，这部小说并非只是一部结构松散的二流小说，相反它是建立在共生关系上的一本高度完整的小说。斯坦贝克将自己在潮间带水坑上对海洋生物体的大量研究转移运用到罐头厂街上的各种栖息者及其生活。罐头厂街上有各种各样的人、动物、建筑、活动、声音，这些都是构成罐头厂街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组成部分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如果没有了彼此间的关系和相互联系，就无法认识和了解罐头厂街。所以，本顿认为从这本小说可以看出斯坦贝克具有超越时代的生态眼光。在他的作品中，作为生态学家的斯坦贝克随处都清晰可见，是斯坦贝克思想中的生态倾向为小说增添了色彩。

1973年，俄勒冈大学英文系主任理查德·爱斯特罗（Richard Astro）出版了学术专著《约翰·斯坦贝克与爱德华·里基茨：一个小说家的塑造》。[88]尽管之前的斯坦贝克研究学者，比如弗雷德里克·布拉彻、彼得·利斯卡，都意识到海洋生物学家爱德华·里基茨对斯坦贝克创作思想的影响，但全面考察两人之间的友谊并论述这一友谊对斯坦贝克创作的影响，理查德·爱斯特罗是第一人。他指出以往的斯坦贝克研究缺乏远见和完整性，斯坦贝克的世界观尽管看似矛盾却包含了他对人类生存状态意味深长的、富有意义的探索。理查德公正地指出，以前斯坦贝克研究存在的这种缺陷，部分是由于研究者手头缺少关于斯坦贝克其人其作必不可少的资料，不过更多是由于他们视野狭窄。大多数批评家都是在文学批评模式和传统的有限框架内对斯坦贝克展开批评研究。对一些作家而言，这种方法也许是有效的，但对斯坦贝克而言，却是灾难性的。所以，他认为，想要严肃认真对待斯坦贝克作品的读者都必须具有科学的广阔视野，尤其是海洋生物学的视野。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理查德·爱斯特罗发现，在斯坦贝克的作品背后实际上隐含着里基茨非目的论生态整体主义思想对他的深刻影响。他甚至认为，如果没有仔细研究斯坦贝克这位近二十年的最亲密的朋友和心灵的伙伴，如果没有仔细研究这位不平凡人物的生活、工作和思想，那么对斯坦贝克世界观的研究也就根本无法进行。

虽然理查德·爱斯特罗在这部专著中夸大了里基茨对斯坦贝克的影响，但不可否认，越来越多的资料表明海洋生态学对斯坦贝克生态思想的形成有不可低估的作用，而里基茨在这里的确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该专著的出版具有开创性意义，在此后的斯坦贝克研究中占有极为突出的地位。

为了给斯坦贝克爱好者打开全新的研究视域，理查德·爱斯特罗和俄勒冈大学海洋学教授、知名生态学家也是爱德华·里基茨友人的乔尔·W·赫奇佩斯（Joel W.Hedgpeth）在俄勒冈大学海洋研究站的资助下，于1974年5月4日在俄勒冈新港海洋科学中心会堂召开了以“斯坦贝克与海洋”为主题的研讨会。参加这次主题发言的有鱼类学家、动物学家、历史学家、电影制片商和包括杰克逊·本森与林哲麻吕博士在内的斯坦贝克研究专家。这些与会者虽然来自各个不同的领域，但是他们都与斯坦贝克一样，有过在海边居住生活的共同经历。1975年，俄勒冈大学出版了由理查德·爱斯特罗和乔尔·W·赫奇佩斯共同编辑的论文集《斯坦贝克与海洋》（Steinbeck and the Sea）。

在收入论文集的七篇文章中，较有价值的一篇是杰克逊·本森的论文《约翰·斯坦贝克：作为科学家的小说家》。[89]本森认为斯坦贝克的科学观点为他作为一个艺术家制造了许多麻烦，他对科学的运用让他处于一个孤立的状态，因为评论界常常无法理解他在说什么。本森第一次明确肯定了斯坦贝克对科学做出的贡献，指出在20世纪所有的主要美国小说家中，只有斯坦贝克对自然科学有着持久不变的兴趣，并能把这兴趣融入作品中。他甚至认为，如果他确实能得到未来读者的认可，那么这份认可大部分将会是基于他对科学的关心，因为在其同时代的美国小说家中，只有他把人类看作生态整体的一部分。

（二）20世纪80—90年代：研究的扩展期

20世纪80年代，第一部斯坦贝克传记《斯坦贝克的作家生涯》的问世是斯坦贝克研究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作者杰克逊·本森详尽地介绍了斯坦贝克作为一个作家从孩童到晚年的整个成长历程。就生态环境方面，本森再一次肯定了他在十年前对斯坦贝克作出的评价。他指出，20世纪产生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即，人仅仅是自然界的一员。这一概念迅速改变了人们对人类自身以及人类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看法。本森认为，斯坦贝克是美国自然主义文学传统中唯一一位以积极的态度回应科学、热情拥抱科学观点并把这种观点融入作品中的主要作家。作为一个小说家，斯坦贝克进入一个未经探测的领地，因为在当时，只有少数生物学家赞成这个概念，至于在文学界，这完全是一个陌生的领域。本森一针见血地指出，过去几十年来批评界对斯坦贝克不公平的、错误的甚至是敌对的肆意抨击，是批评家本身视域的狭窄导致他们看不到隐含于斯坦贝克作品中的生态法则。在这本传记中，本森同时还给读者呈现了一个热爱自然并深受自然鼓舞的斯坦贝克，指出他一生都在听、闻、望和感受着这片大地，他对他生活其间的环境心存深深的依恋，是一个热爱所有生命而不是一个人类中心主义的作家。

这本传记出版后的第二年，杰克逊·本森撰写了一篇文章《猎手海明威与农夫斯坦贝克》。[90]该文很有见地地开创了用比较的方法解读这两位作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同态度。论文指出，虽然斯坦贝克与海明威出身背景极其相似，文坛声誉也都经历过大起大落，但是他们性情迥异，尤其在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截然相反。和海明威不同，斯坦贝克不是一个爱争好斗之人。他与自然的关系是建立在理解、合作而不是支配之上的。但自然在海明威眼中是一个挑战，一个男人证明男子汉气概的竞技场。斯坦贝克想到为了消遣炫耀而杀戮动物就憎恨，但海明威却是当时一位出了名的野生动物猎手，被专家宣称为世上最优秀的两名深海渔夫之一。杰克逊·本森非常形象地比喻道，假如海明威扮演的是美国白种人—猎手的角色，他告诉人们，人类是重要的，人类应该学会支配自然，并在自然和社会环境中进行你死我活的竞争，那么斯坦贝克扮演的就是和自然万物具有亲缘关系的美国土著居民—农夫的角色，他告诉人们，人类有两个选择，要么有节制地使用自然资源，并与大地和大地上的万物生灵保持和谐的亲密关系，要么就在竞争、仇恨和利己之中走向灭亡。

杰克逊·本森的传记与文章证实了斯坦贝克远非只是一个20世纪30年代的抗议作家，他以其独特的生态眼光和超前的生态视野成为美国文学史上颇有争议的作家而享有经久不衰的声誉。

20世纪90年代，随着生态批评进入高潮，斯坦贝克研究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1991年，由斯巴基·伊尼（Sparky Enea）忆述、奥德里·林奇（Audry Lynch）负责编辑的回忆录《和斯坦贝克在科特斯海的日子》[91]出版。斯巴基·伊尼是太平洋海岸蒙特雷海湾的一名渔民，在80岁高龄时他回忆了自己随斯坦贝克、里基茨一行在1940年3月至4月份考察科特斯海（即今天的加利福尼亚湾）的整个经过。虽然这只是一本平铺直叙的回忆录，但有助于研究者对这次科学考察以及斯坦贝克本人进行更全面的了解。

这一时期为斯坦贝克生态批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具有积极意义的事件是，1992年5月，由圣何塞州立大学斯坦贝克研究中心和马萨诸塞大学楠塔基特野外研究站主办，在楠塔基特举行了为期三天的“斯坦贝克与环境”研讨会。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日本的20多位从事不同研究领域的专家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们当中，既有文学评论家，也有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包括生物学家、海洋学家、环境问题专家等。1997年，亚拉巴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次会议的论文集《斯坦贝克与环境：跨学科研究》。[92]该书由应邀出席的斯坦贝克夫人伊莱恩·斯坦贝克（Elaine Steinbeck）作序，三位研讨会的组织者兼主编苏珊·F·比格尔、苏珊·丝琳劳（Susan Shillinglaw）和小韦斯利·N·蒂夫尼（Wesley N.Tiffney，Jr.）分别撰写引言，收入在研讨会上交流的19篇论文。这本书内容丰富，论题广泛，从不同的视角考察了斯坦贝克及其文学作品。[93]从这次研讨会的与会者来自不同的知识背景这一事实就足以证实斯坦贝克的确具有跨越文学、生态学等多个学科的广博知识，印证了斯坦贝克的魅力及其影响。

1994年，斯坦贝克的另一位传记作家杰伊·帕里尼经过大量深入的采访调查后在传记《约翰·斯坦贝克传记》[94]中指出，在某些方面斯坦贝克是现代生态思想之父。他尤其强调，斯坦贝克早年在斯坦福大学分校霍普金斯海洋研究站参加普通生物学暑期课程的这段生活经历虽然非常短暂，但对作家来说这是一个开创性的时刻，对他今后整个思想的成长都具有重大的影响，不仅为他对海洋生态的终生兴趣和着迷奠定了基础，也为他后来与爱德华·里基茨的终生友谊铺平了道路。

与本森一样，帕里尼也采访了很多斯坦贝克生前认识的人，由于这些人现在大部分都已经不在人世，所以这两本传记对未来斯坦贝克爱好者和研究者都具有任何其他资料不可替代、不可缺少的作用。

不管是理查德·爱斯特罗还是杰克逊·本森，他们似乎都理所当然地认为斯坦贝克是个达尔文主义者，但都没有对达尔文对斯坦贝克思想的影响进行深入分析。第一次全面考察达尔文对斯坦贝克影响的是布赖恩·瑞尔斯贝克（Brian Railsback）。1995年，他在《平行探险：查尔斯·达尔文与约翰·斯坦贝克的艺术》[95]一书中，通过斯坦贝克阅读过的各种生物学书籍来考察达尔文对作家的影响。他考证发现，在斯坦贝克成长为一个小说家的关键时期，他所读过的许多生物学书籍都与达尔文的进化论有关。在布赖恩·瑞尔斯贝克看来，博物学家达尔文直接塑造了斯坦贝克科学的世界观。斯坦贝克作品的重要性和独特性就在于他将生物法则戏剧化，将人类看作一个物种，与其他兄弟动物一样，都在相同的自然法则下挣扎生存。他小说里描述的冲突就反映了人类社会的生存斗争。作者还指出里基茨的非目的论整体主义思想的确影响了小说家寻求真理的方法，不过，相比于里基茨，斯坦贝克更接近达尔文，因为达尔文关于竞争与进化的理论为斯坦贝克提供了关于进化的生物学基础，而这一点在里基茨的非目的论世界观里找不到。

尽管与理查德·爱斯特罗一样，布赖恩·瑞尔斯贝克也片面强调了影响斯坦贝克世界观形成的某一个方面，但他的专著为斯坦贝克的生态研究提供了又一个全新的视角，与理查德的专著一样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三）21世纪：研究的多元化、全球化

进入21世纪，随着生态批评向纵深发展，美国斯坦贝克的生态批评研究继续吸引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的兴趣，并呈现了多元化的特点。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著和观点包括：2001年，《潮溏与海星：斯坦贝克大萧条小说的生态基础》[96]一书认为，斯坦贝克虽然享誉全球，但在美国现代作家中，他是被误解最深的作家之一。在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他被先后称作共产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社会达尔文者。作者以斯坦贝克大萧条时期的创作《胜负未绝的战斗》、《人鼠之间》和《愤怒的葡萄》为蓝本，从生态视角审视斯坦贝克，将其从这种极端单一的社会批评视角中解放出来。

2002年，比尔·吉尔伯特（Bil Gilbert）在《潮汐王子》[97]一文中指出，斯坦贝克的伟大之处绝不仅在于他对社会现实的有力描写，他还对我们如何看待和思考环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尔认为，并不是因为斯坦贝克本人或其小说中的人物是绿色激进主义者，对诸如水质和空气等问题充满激情，而是早在生态学成为人们感兴趣的公共话题时，他就已经提出，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形式都是一个有机整体的相互依赖的组成部分。斯坦贝克最优秀的几部作品中一个非常明显的主题就是“我们都在一起”，他对“我们”的定义，是包括从海蛞蝓到海星的所有生命形式，这个观点预示着“生命之网”、“岩石权力”思想的到来。

2003年，罗伯特·沃奇克（Robert Verchick）独辟蹊径，在《斯坦贝克的整体论：科学、文学与环境法规》[98]一文中指出，当今科学进步、全球贸易和信息交流前所未有地挑战着环境政策法规的制定。忽略科学的法律在实践上是不可持续的，而忽略情感的法律在道德上是无法忍受的。深受生态学影响和文学教育的斯坦贝克在作品中采用一种融科学与文学于一体的整体论方法来描写和评价人类之间、社会机构之间、非人类世界之间的各种关系。沃奇克因此认为斯坦贝克的整体论思想能够在“理智法律”和“情感法律”之间架起桥梁，为今日各种环境法规的制定带来启发和希望。

2004年，埃里克·塔姆（Eric Tamm）在其研究爱德华·里基茨的专著[99]中指出，就在文学批评界批评斯坦贝克作品的粗俗感伤时，科学界却宣称他是“环境保护主义者”、“生态学先知”、“预示生态学时代到来的第一个美国作家”。同年，利兰·伯森（Leland Person）在《斯坦贝克的怪异生态：蒙特雷小说的甜蜜友情》[100]一文中通过“蒙特雷三部曲”探讨了生态学与男性友情之间的关系。他指出斯坦贝克的社会关系尤其是男性关系构成了他生态观的一部分。斯坦贝克在小说中竭力创造一个乌托邦的生态社区，将蒙特雷罐头厂上的男性间的关系从市场交换和传统的异性关系中解放出来，让他们远离利己主义和权力至上的金钱关系和等级关系，平等和谐地生活在各种关系中。

2009年，凯瑟琳·玛格丽特·希克斯（Kathleen Margaret Hicks）在《“这不是我们能不能，而是我们愿不愿意”：从〈愤怒的葡萄〉看约翰·斯坦贝克的土地伦理”》[101]一文中，运用早期土地伦理学家利奥波德和土地伦理倡导者、著名环境哲学家贝尔德·卡利科特（Baird Callicott）的生态准则对《愤怒的葡萄》进行研究。她发现早在利奥波德提出土地伦理的前十年，斯坦贝克就在他的作品中全面地提出了与利奥波德类似的伦理观，揭示了人与土地的矛盾的关系，即，与所有其他动物一样，人类这一动物在本能的驱使下，为保证人类个体和人类整个物种能够成功地生存下来，对土地随心所欲，然而这种生存方式却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最终毁灭了自己。凯瑟琳认为，虽然斯坦贝克并不是今天意义上的把自已锁在红杉上抵制伐木工人的激进环境主义者，但在一个面临生态危机的世界，他对环境破坏这一紧迫问题充满智性的思考对现代环境伦理的研究具有无量的价值意义，他是“早期生态学的先驱”，是“环境运动的先驱”。

21世纪斯坦贝克生态研究最具特色的是全球化趋势。2002年由美国阿拉巴马出版社出版的论文集《边界之外：再读斯坦贝克》和2008年由美国稻草人出版公司出版的论文集《约翰·斯坦贝克的全球维度》收入来自日本、泰国、印度、中国等各地的文章共40篇。其中生态研究方面有代表性的观点包括，日本学者高村增田（Takamura Hiromasa）在《斯坦贝克作品在日本的改编》[102]一文中指出相比海明威，斯坦贝克在日本更受欢迎，因为在绝大多数日本读者的眼中，海明威代表的是大男子主义的形象，是日本武士和剑客精神在美国的化身，而斯坦贝克牢牢扎根于广大弱势群体，他和平的世界观和人与自然的整体观深得日本读者的认同和共鸣，这也是为什么继20世纪30年代、50年代斯坦贝克研究热后，在90年代日本又一次掀起斯坦贝克研究热。除了《人鼠之间》外，《愤怒的葡萄》和《伊甸之东》也同时被改编成戏剧走上了舞台。印度学者P.Balaswamy在《和谐的交响乐：斯坦贝克在印度河谷》[103]一文中指出，根据一所大学所做的调查，在对20世纪美国小说研究选题中，相比于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威廉·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约瑟夫·海勒的《第22条军规》、拉尔夫·埃里森的《隐形人》，学生们更喜欢斯坦贝克的《人鼠之间》，因为他发现斯坦贝克作品中关于人与人、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和谐之调似乎更能触及学生们的心灵深处。确切地说，这些学生对斯坦贝克的喜欢是出自本能的，是发自内心深处的。

二、中国国内研究现状

相对于美国等国评论界对于斯坦贝克生态批评的研究，我国学者起步较晚。大致来看，这一研究开始于21世纪。自2006年起，学术刊物上零星出现了关于这一主题的论文。其中，代表性论文及主要观点体现如下：

胡天赋　（2006）、王 忻　（2008）、谢 江 南　（2008）、赵 奇 志（2008）等认为，20世纪30年代发生在美国的大平原生态危机的文化根源是人类中心主义，人类在“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支配下长期利用自然、征服自然是导致20世纪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沙尘暴肆虐生态大灾难的罪魁祸首。《愤怒的葡萄》是一部充满了生态思想和文明批判的生态文学作品。

付文中和胡泓（2006）、许红娥和郑桃云（2008）通过短篇小说《菊花》阐释了主人公伊莉莎与菊花的关系，表明斯坦贝克能以自己敏锐的洞察力先于生态女性主义者们窥视到压迫女性和压迫自然之间的关系，揭示了在男性统治的世界里自然和女性所遭受的歧视和压迫，显示了他对女性和自然深切的生态人文关怀情愫。

张道坤（2006）以西方异教文化为视角，通过对《愤怒的葡萄》的原型分析，揭示作品中暗含的“伟大母亲”的原型意象所体现的人与土地和谐共存的环境伦理观和母系社会文化价值观念。

胡天赋（2007，2008）指出，斯坦贝克作品中对小人物命运的关注及对动物的关爱是斯坦贝克生态思想和生态伦理思想的表现，认为斯坦贝克是一个关爱生命、关爱动物的作家。

章历声（2010年）、程雪（2014年）、梁永华（2016年）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解读，认为《愤怒的葡萄》体现了斯坦贝克对人类与自然、男性与女性、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深刻反思。

胡天赋（2007年）、田俊武（2011年）探讨了斯坦贝克生态思想的渊源。

孙姗（2010年）、张雅卿（2010年）探讨斯坦贝克在小说中所揭示的20世纪30年代美国存在的自然、社会和精神等方面的生态危机。揭示了斯坦贝克倡导的生态生活方式，即人们应当少一些物质欲望，多一些对精神财富的追求，不仅要谋求人与自然的自然生态和谐，而且要努力争取和维护人类精神生态的平衡。

潘晓燕（2015）认为，斯坦贝克的作品中提出了现代社会所存在的人性堕落、战争、物质崇拜等带来的人与自然割裂的问题，斯坦贝克试图通过自己的观察来引导人们思考这些问题所带来的恶果并提出解决的办法。

周蓉（2016）分析了斯坦贝克创作中生态思想的衍变，认为在作家的文学创作中自始至终都饱含着浓郁的生态关怀与深刻的生态反思。

笔者2008年通过科学考察游记《科特斯海》阐述斯坦贝克科学的生态整体主义思想；2011年、2012年先后运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方法挖掘了中国道家经典《道德经》在美国的传播事实以及它与斯坦贝克之间的事实联系，并以《罐头厂街》为蓝本，详细剖析了《道德经》道法自然、天人合一、随遇而安的生态智慧与斯坦贝克非目的论思想的契合，指出《道德经》为斯坦贝克的创作思想提供了宝贵的资源；2011年、2014年先后重读了被当时代批评家贬为具有“动物化倾向”和“粗俗化”问题的斯坦贝克文本写作特色。

总的来看，我国的斯坦贝克生态批评研究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但是还处于起步阶段，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第三节　本书的研究方法、思路和内容

当前从生态批评的视角对斯坦贝克既有的研究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为本书的展开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是这些研究也明显存在不足之处：

首先，斯坦贝克的生态研究尚未引起当代生态批评理论家的足够重视。由于大部分人对斯坦贝克的认识已经固定在20世纪30年代的人民小说家、左翼作家、愤怒作家等形象，所以虽然他在生态环境方面的贡献已得到研究者和爱好者的肯定，但并没有引起当代知名生态批评理论家足够的注意。格伦·洛夫在《实用生态批评》中提及杰克·伦敦（Jack London，1876—1916）、西奥多·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1871—1945）、约翰·斯坦贝克等作家“在某些语境下都可称为‘自然主义者’，都等待生态批评学者要么从成熟的进化论、生物学的视角，要么从绿色的马克思主义视角给予重释。”[104]劳伦斯·布伊尔在《环境批评的未来》中所列出“最终被这种探究纳入视野”[105]的作家中也包括约翰·斯坦贝克。斯科特·斯洛维克在《走出去思考》中提到全球气候变暖时认为，《愤怒的葡萄》是“讲述人们如何在被干旱严重摧残的土地上苦苦挣扎的佳作”。[106]但遗憾的是，他们都只是简单地点到斯坦贝克，没有进一步展开分析。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自然保护与资源研究系环境哲学和伦理学教授卡洛琳·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在《绿色对金色：加利福尼亚环境史资源》（Green Versus Gold：Sources in California's Environmental History）[107]中将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作为美国从农耕作业到农业企业这一转变的历史见证编入选集，肯定了斯坦贝克在美国自然环境保护上的贡献，但在生态批评家如帕特里克·默菲（Patrick Murphy）等人的生态文学选集中，斯坦贝克在生态环境方面的贡献均被忽略了。

中国国内编写的各种美国文学史的本科教材中，比如常耀信的《精编美国文学教程》，刘海平、王守仁主编的《新编美国文学史》对斯坦贝克的介绍都没有超越社会批评的视角。国内出版的介绍引进欧美生态文学的作品，如王诺的《欧美生态文学》（2003）、夏光武的《美国生态文学》（2009）、王育烽的《生态批评视阈下的美国现当代文学》（2013）和朱新福的《美国经典作家的生态视域和自然思想》（2015），完全忽略了斯坦贝克的名字。近几年来出现的四篇斯坦贝克博士论文研究——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方杰的《约翰·斯坦贝克与30年代的美国——斯坦贝克“工人三部曲”研究》（2000年）、中国人民大学杨彩霞的《20世纪美国文学与圣经传统的同构研究——威廉·福克纳与约翰·斯坦贝克的基督教视角》（2002年）、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田俊武的《约翰·斯坦贝克的小说诗学追求》（2003年）、吉林大学文学院曲鑫的《加州底层者之梦——约翰·斯坦贝克30年代小说创作研究》（2011年），以及两部斯坦贝克研究专著——田俊武的《约翰·斯坦贝克的小说诗学追求》（2006）和张昌宋《约翰·斯坦贝克创作研究》（2011），也因研究视角不同而没有涉及斯坦贝克在生态环境方面的贡献。诚如美国南卡罗莱纳州大学学者布莱恩·马斯特斯（Brain Masters）指出：“约翰·斯坦贝克是生态批评领域里一颗光彩夺目的明星”，是“生态批评之父”，但遗憾的是还“没有得到承认”。[108]

其次，国内外斯坦贝克生态批评研究都集中于研究斯坦贝克的某一部作品上，尚未对斯坦贝克作品进行全面的梳理和综合的研究。尤其国内，论者往往都以《愤怒的葡萄》作为研究的中心。斯坦贝克早期的作品《金杯》、《致一位无名的神》几乎无人问津。中期一部非常重要的、涵盖其海洋生态研究的科学考察游记《科特斯海》，除了笔者的初步研究外，也几乎被国内学者完全忽略。斯坦贝克晚年创作的两部非虚构作品《携犬横越美国》和《美国人与美国》也同样缺少足够的关注。斯坦贝克对人与环境关系较为成熟的思考和较为明确的阐述恰恰就体现在这些作品中。在国外，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的斯坦贝克传记中均提到斯坦贝克在生态方面的贡献，但因缺乏足够的文本支撑和详尽的解读，仅仅宽泛地给斯坦贝克贴上诸如生态思想之父、环保之父等标签而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再次，受限于研究的视野，国外关于斯坦贝克生态思想形成的分析研究中缺乏对东方因素的充分考察。比如，理查德·爱斯特罗与布赖恩·瑞尔斯贝克所撰写的两部对斯坦贝克世界观形成的研究专著中就只是片面强调对斯坦贝克世界观形成的某一个方面。事实上，对斯坦贝克世界观形成的影响是极其复杂多元的，除了以上两位学者所强调的影响外，还有斯坦贝克童年生活的影响，尤其是中国老子的生态智慧的影响。

因此，从生态批评视角开展斯坦贝克研究还有巨大的空间。

一、本书的研究思路、方法和内容

着眼于目前的研究现状，本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突破个案研究的局限，努力在掌握大量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对斯坦贝克的作品进行整体的审视和把握。本书试图表明，斯坦贝克不仅是20世纪30年代的愤怒作家，同时还是一位在环境伦理、生态学和环境保护上都具有超前意识的作家。具体来看，本书的具体研究思路、方法和内容如下：

导论部分：通过国内外大量文献资料对斯坦贝克的写作特点以及过去八十多年来斯坦贝克在国内外读者和学界中的反响进行综述评介，梳理国内外斯坦贝克生态批评的研究现状，为本书的研究做好充分的准备；在指出以往研究不足的同时，提出本书在研究思路、方法和内容上力求做到的创新。

第一章从宏观上深入阐述斯坦贝克的哲学思想。首先，非目的论思想（non-teleological/is thinking）是斯坦贝克看待世界的主要方式。它关注的是生活“是”什么，而不是“应该是”或“可能”是什么或“为什么”是这样，因为它认为生活是个无限的整体，是不可知的，所以它不去追究事物产生的原因。斯坦贝克认为目的论追问因果关系的思维会导致人们产生不满的情绪乃至破坏的冲动，这正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产生种种冲突的根源。如果人们能够从目的论思想中解脱出来，那么人类相互间指责的脾性就会让位于相互间的理解和接纳，就能促进人类的和谐相处，从而创造一个与生活、与自然合而为一的和谐世界。其次，与非目的论思想密切相关的是斯坦贝克的群体人理论（Group-man theory）。非目的论思想看待事物的整体思维为斯坦贝克群体人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一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将人类看作具有生物本性的动物群体中的一员。人类这一群体人，像所有其他由个体组成的群体一样，都与一个更大的群体联系着，人类不过是整个有机自然界群体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

非目的论思想与群体人理论坚持从整体的、相互联系的角度来看待整个世界。这是一种生态学的思维，两者都根植于斯坦贝克对大自然、对海洋生态的长期兴趣与热爱。本章运用新批评的细读法通过斯坦贝克作品本身、日记及大量国外研究文献系统归纳和总结斯坦贝克的世界观以及这一世界观对他创作手法与创作思想的影响，以期从宏观上把握他的生态思想。

第二章考察斯坦贝克生态思想形成的现实依据。斯坦贝克的生态思想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他的一生经历丰富，从事过各种各样的职业，但对其生态思想影响较大的主要包括：首先，他童年时期独特的生活环境，即有着“世界色拉碗”之称的萨利纳斯河谷和有着“海洋动植物乐园”之称的蒙特雷海湾。其次，大学时期在斯坦福霍普金斯海洋研究站学习海洋生态学的经历以及他和海洋生态学家爱德华·里基茨一生的友谊。再次，中国道家思想代表作《道德经》里生态智慧的启发。本章用新批评的细读法和比较文学的实证考察法，从儿童环境心理学、生态学和东方生态智慧的视角，通过考察斯坦贝克的回忆录、日记、传记、信件及作品本身，并借助丰富详实的国外研究文献，全面梳理斯坦贝克生态思想形成的现实依据。

第三章至第六章以作品出版的先后顺序为时间线索，以岛屿、山谷、平原和海洋、海滨、城市为空间线索，选取斯坦贝克三个不同时期创作的7部作品作个案研究，力求呈现斯坦贝克生态思想发展的全貌。具体如下：第三章从土地伦理的视角，聚焦斯坦贝克创作于20世纪20至30年代的三部分别以岛屿、山谷和平原为书写背景的中长篇小说《金杯》、《致一位无名的神》和《愤怒的葡萄》，呈现斯坦贝克关于人与土地的伦理思想是如何从萌芽、发展走向成熟的。第四章从海洋生态科学的视角重点考察斯坦贝克创作于20世纪40年代早期的一部以海洋为背景的生态科学考察游记《科特斯海》，解读他对海洋生态科学、海洋生物、海洋破坏的关注。第五章透过东方智慧的视角考察了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蒙特雷海滨为书写背景的小说《罐头厂街》，通过人物形象的分析，呈现在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日益紧张的现代社会里，斯坦贝克为人们提供的和谐快乐生存的生态智慧，探讨斯坦贝克关于生态问题的解决途径。第六章从环境伦理、环境保护等视角考察20世纪60年代以环游美国为背景的游记《携犬横越美国》和作为作家毕生思想总结的散文集《美国与美国人》，呈现斯坦贝克对当代美国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人口膨胀、猎杀动物、破坏植物和黑人种族歧视等现实严峻环境问题的思考以及他对工业文明下人性堕落、道德败坏等问题的深刻反思和对生态危机原因的深层追问。结论部分为斯坦贝克一辩，试图摘掉扣在作家头上的各种帽子，并分析斯坦贝克生态观的主要特点及其局限性。

总体上，从研究内容来看，本书囊括斯坦贝克创作各个不同时期、风格多样的7部作品以及他创作各个时期的日记、信件，既有文本内的生态解读，也有文本外作家的叙述，努力从表层不一的作品中挖掘斯坦贝克内在思想的一致性，重新勾勒斯坦贝克的创作生涯。从研究方法来看，本书既致力于文本细读的微观研究，也力图从宏观层面把握，力求在个案文本研究的基础上对斯坦贝克整个创作进行整体的审视。从研究视角来看，本书的理论框架是生态批评，具有跨学科特点，涉及生态科学、土地伦理、环境伦理学、环境保护等各个学科的知识。

清华大学王宁教授指出：“任何一部伟大的作品都会在不同的语境下和不同的批评或研究群体中产生批评性的反响。”[109]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就在于其有谜一般的魅力，经得起时间考验，能在历代读者和批评家的解读中获得新的生命和意义。虽然斯坦贝克是一个创作题材和风格极其多样的作家，给本书的撰写带来了一定的难度，然而也恰恰是这种多样性为其作品的重新诠释提供了可能。透过生态批评的视域可以看到，尽管斯坦贝克各个不同时期作品的形式不同，但是都贯穿着一条思考人与自然关系的主题主线。在这个主题上，它不是一条顶点在《愤怒的葡萄》上的抛物线，而是一条始终在不断上升的直线。

二、本书的写作难点和学术价值

首先，如前所述，斯坦贝克是个多产作家，仅仅出版的著作就有近30部，且题材和风格多种多样。尤其是，他没有系统地或完整地阐述过自己关于人性、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思考，他的思想零星地散布在各种创作中，这就为本研究在结构安排上带来了一定的难度。无论是以作品本身作为主线，还是以某一主题作为主线，都会有一定的缺陷。要从这表层缺乏统一的资料中理清他的生态思想，挖掘其作品内在精神的一致性是本书的一大挑战。同时，如何从斯坦贝克的全部作品中选择有代表性的论著，完整地勾勒出斯坦贝克生态思想发展的轨迹也有一定的挑战。

其次，斯坦贝克是以左翼作家的身份在20世纪40年代进入中国的。国内研究大都集中于他事业高峰时的作品，因此大部分读者对斯坦贝克的认识都有了先入之见。改变人们对斯坦贝克的刻板印象也是本书需要面对的挑战。

为突破以上难点，本书在结构上先专辟一章，全面梳理斯坦贝克生态思想的哲学基础，试图从宏观上把握他对人性、对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在接下来的章节安排上，本研究以作品的出版时间为顺序，先后选取了他早、中、晚期的七部作品，其中兼顾中、长篇虚构作品，游记、散文非虚构作品以及他写作各个时期的日记、信件等，具体挖掘其中蕴含的丰富的生态思想，试图从表面看起来缺乏统一的作品中，呈现斯坦贝克生态思想的全貌，勾勒斯坦贝克生态思想的内在一致性。

本书的学术价值在于，从生态视角重新打量和定位斯坦贝克，为国内学界解开这位老牌美国经典作家鲜为人知的一面，在读者面前展现一个崭新的斯坦贝克形象，改变读者对斯坦贝克已有的刻板印象，为读者全面系统地认识斯坦贝克提供一定的帮助，也为未来的斯坦贝克生态研究抛砖引玉，提供可能的借鉴。同时，本书也可为生态批评提供一份研究范本，丰富生态批评的实践，从而推动更多经典文本的生态视角解读。

[1]格伦·洛夫：《实用生态批评——文学、生物学与环境》，胡志红、王敬民、徐常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8页。

[2]Michael P.Branch and Scott Slovic，eds.，The ISLE Reader：Ecocriticism，1993-2003，Athens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2003，xix.注：本书的译文凡没有注明译者的，均是本书作者翻译的。

[3]斯科特·斯洛维克：《走出去思考——入世、出世及生态批评的职责》，韦清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8—29页。

[4]劳伦斯·布伊尔：《环境批评的未来》，刘蓓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4、25页。

[5]William Slaymaker，“On Ecocriticism（A Letter）”，PMLA，Vol.114.5，Oct，1999，p.1100.

[6]Susan F.Beegel，“A Generalist's Perspective”，in Susan F.Beegel，Susan Shillinglaw and Wesley N.Tiffney，JR.，eds.，Steinbeck and the Environment：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es，Tuscaloosa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1997，p.16.

[7]Jay Parini，John Steinbeck：A Biography，London：William Heinemann Ltd，1994，p.5.

[8]John Kennedy，“John Steinbeck：Life Affirmed and Dissolved”，in E.W.Tedlock，Jr and C.V.Wicker，eds.，Steinbeck and His Critics：A Record of Twenty-Five Years，Albuquerque：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1957，p.119.

[9]Thomas Fensch，Conversations with John Steinbeck，Jackson and London：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1988，x.

[10]约翰·斯坦贝克：《人鼠之间》，董衡巽、秦似等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89年，第1页。关于本书学界有两种译法，《人鼠之间》与《人与鼠》。本著作统一采用《人鼠之间》的译法。

[11]John Steinbeck，“Critics，Critics，Burning Bright”，in E.W.Tedlock，Jr and C.V.Wicker，eds.，Steinbeck and His Critics：A Record of Twenty-Five Years，Albuquerque：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1957，p.46.

[12]Robert DeMott，ed.，Working Days：The Journals of The Grapes of Wrath，1938-1941，New York：Viking Press，1989，p.106.

[13]Robert R.M.Verchick，“Steinbeck's Holism：Science，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al Law”，Standford Environmental Law Journal，Vol.22，No.1，January，2003，p.3.

[14]Elaine Steinbeck and Robert Wallsten，eds.，John Steinbeck：A Life in Letters，New York：Penguin Books，1975，p.672.

[15]John H.Timmerman，John Steinbeck's Fiction：The Aesthetics of the Road Taken，Norman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86，p.3.

[16]John Steinbeck，“My Short Novel”，in E.W.Tedlock，Jr and C.V.Wicker，eds.，Steinbeck and His Critics：A Record of Twenty-Five Years，Albuquerque：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1957，p.38.

[17]John Steinbeck，“Critics，Critics，Burning Bright”，in E.W.Tedlock，Jr and C.V.Wicker，eds.，Steinbeck and His Critics：A Record of Twenty-Five Years，Albuquerque：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1957，p.47.

[18]Jackson J.Benson，ed.，The Short Novels of John Steinbeck，Critical Essays with a Checklist to Steinbeck Criticism，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90，p.3.

[19]Joseph R.Millichap，Steinbeck and Film，New York：Frederic Ungar Publishing Co.，1983，p.1.

[20]John Steinbeck，“My Short Novel”，in Tedlock，E.W.Jr.，and C.V.Wicker eds.，Steinbeck and His Critics：A Record of Twenty-five Years，Albuquerque：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1957，p.39.

[21]沃伦·弗伦其：《约翰·斯坦贝克》，王义国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8页。

[22]Peter，Lisca，The Wide World of John Steinbeck，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58，p.75.

[23]Robert E.Morsberger，“Steinbeck and the Stage”，in Benson，Jackson，ed.，The Short Novels of John Steinbeck，Critical Essays with a Checklist to Steinbeck Criticism，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90，p.276.

[24]Louis Owens，The Grapes of Wrath：The Trouble in the Promised Land，Boston：G.K.Hill and Twayne Publlishers，1987，p.7.

[25]Robert E.Morsberger，“Steinbeck and the Stage”，in Benson，Jackson，ed.，The Short Novels of John Steinbeck，Critical Essays with a Checklist to Steinbeck Criticism，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90，p.279、283.

[26]在中国，此书的译本十余年间也数度重版，其中的篇章分别入选《世界反法西斯文学大系·美国卷》、《诺贝尔文学奖文库》和《世界散文选》等书，参看朱雍的文章《斯坦贝克〈战地随笔〉分析》。

[27]Joseph R.McElrath Jr，Jesse S.Chrisler and Susan Shillinglaw，eds.，John Steinbeck：The Contemporary Review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443.

[28]转引自卢建顺，《从“影子”一词看小说〈珍珠〉的风格特色》，载《张家口师专学报》，1995年第3期。

[29]安德·斯奥斯特林：　“授奖词”，黄宝生译，转引自《人鼠之间》，董衡巽、秦似等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89年，第382页。

[30]Jackson J.Benson，“John Steinbeck：The Favorite Author We Love to Hate”，in Non Noble，ed.，The Critical Insights：John Steinbeck，New York：Salem Press，2011，p.95.

[31]Ibid.

[32]Jackson J，Benson，The True Adventures of John Steinbeck，Writer，New York：The Viking Press，1984，p.979.

[33]Elaine Steinbeck and Robert Wallsten，eds.，John Steinbeck：A Life in Letters，New York：Penguin Books，1975，p.590.

[34]Petr Kopecky，“The Story of John Steinbeck in Communist Czechoslovakia”，Steinbeck Studies，Volume 16，Number 1 and Number 2，Spring，2005，p.80-90.

[35]包括《愤怒的葡萄》（1943译本）、《人鼠之间》（1951年译本）、《珍珠》（1952年译本）、《胜负未决的战斗》（1952年译本）、《煎饼坪》（1953年译本）、《伊甸之东》（1958年译本）、《携犬横越美国》（1963年译本）、《伊甸之东》（1964年版本）、《小红马》（1964年译本）、《罐头厂街》（1965年译本）、《烦恼的冬天》（1965年译本）、《甜蜜的星期四》（1979年译本）、《煎饼坪》（1995年译本）、《伊甸之东》（2004年版本）。

[36]Danica Cerce，“The Perception of John Steinbeck's Work in Slovenia”，Steinbeck Review，Volume 3，Number 2，Fall，2006，p.33-78.

[37]Malithat Promathatavedi，“Staging Tortilla Flat-Steinbeck in a Thai Context”，in Susan Shillinglaw and Kevin Hearle，eds.，Beyond Boundaries，Rereading John Steinbeck，Tuscaloosa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2002，p.140-141.

[38]Stephen K.George，ed.，John Steinbeck：A Centennial Tribute，Westport：Praeger Publishers 2002，p.159-160.

[39]P.Balaswamy，“Consonant Symphonies-John Steinbeck in the Indus Valley”，in Susan Shillinglaw and Kevin Hearle，eds.，Beyond Boundaries，Rereading John Steinbeck，Tuscaloosa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2002，p.107-116.

[40]斯坦贝克作品在中国的翻译情况具体参看本书附录，这里不再重述。

[41]Stephen Macauley，“The Relevance of John Steinbeck：A West African Perspective”，Steinbeck Review，Volume 4，Number 1，Spring，2007，p.103-108.

[42]Jackson J.Benson，“John Steinbeck：The Favorite Author We Love to Hate”，in Non Noble，ed.，The Critical Insights：John Steinbeck，New York：Salem Press，2011，p.94-95.

[43]这一系列书除了斯坦贝克，还包括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与亨利·大卫·梭罗、艾迪丝·沃顿（Edith Wharton，1862—1937）、纳桑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1804—1864）、威廉·福克纳、赫尔曼·麦尔维尔、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43—1916）、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1819—1892）。这一套书为读者、学者提供了丰富便捷的参考研究资料。

[44]从1929年第一部作品一直到1989年他身后出版的作品。

[45]Joseph R.McElrath，Jr，Jesse S.Chrisler and Susan Shillinglaw，eds.，John Steinbeck：The Contemporary Review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ix.

[46]Joseph R.McElrath，Jr，Jesse S.Chrisler and Susan Shillinglaw，eds.，John Steinbeck：The Contemporary Review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51-53.

[47]Ibid.，p.61.

[48]Ibid.，p.61.

[49]Ibid.，p.64.

[50]Joseph Warren Beach，“John Steinbeck：Art and Propaganda”，in Tedlock，E.W.Jr，and C.V.Wicker eds.，Steinbeck and His Critics：A Record of Twenty-five Years，Albuquerque：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1957，p.250.

[51]Joseph R.McElrath，Jr，Jesse S.Chrisler and Shillinglaw，Susan，eds.，John Steinbeck：The Contemporary Review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167.

[52]Ibid.，p.170.

[53]Warren French，ed.，A Companion to The Grapes of Wrath，New York：The Viking Press，1963，p.109.

[54]Joseph R.McElrath，Jr，Jesse S.Chrisler，Susan Shillinglaw，eds.，John Steinbeck：The Contemporary Review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xv.

[55]John Kennedy，“John Steinbeck：Life Affirmed and Dissolved”，in E.W.Tedlock，Jr and C.V.Wicker，eds.，Steinbeck and His Critics：A Record of Twenty-Five Years，Albuquerque：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1957，p.120.

[56]Joseph R.McElrath Jr，Jesse S.Chrisler and Susan Shillinglaw，eds.，John Steinbeck：The Contemporary Review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184-186.

[57]Matthew J.Bolton，“John Stieinbeck's Critical Reception”，in Noble，Non，ed.，The Critical Insights：John Steinbeck，New York：Salem Press，2011，p.29.

[58]Donald V.Coers，John Steinbeck as Propagandist：The Moon Is Down Goes to War，Tuscaloosa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1991，p.13.

[59]Ibid.，p.23.

[60]Louis Owens，John Steinbeck's Re-vision of America，Athens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85，p.35.

[61]Joseph R.McElrath Jr，Jesse S.Chrisler and Susan Shillinglaw，eds.，John Steinbeck：The Contemporary Review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315.

[62]Ibid.，p.316.

[63]Jackson Benson，ed.，The Short Novels of John Steinbeck，Critical Essays with a Checklist to Steinbeck Criticism，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90，p.172.

[64]Joseph R.McElrath Jr，Jesse S.Chrisler and Susan Shillinglaw，eds.，John Steinbeck：The Contemporary Review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315.

[65]Warren French，John Steinbeck，New York：Twayne Publishers，1961，p.137.

[66]Ibid.，p.137，142.

[67]Joseph R.McElrath Jr，Jesse S.Chrisler and Susan Shillinglaw，eds.，John Steinbeck：The Contemporary Review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383.

[68]Ibid.，p.386-387.

[69]Ibid.，p.386.

[70]Ibid.，p.397-398.

[71]Matthew J.Bolton，“John Stieinbeck's Critical Reception”，in Non Noble，ed.，The Critical Insights：John Steinbeck，New York：Salem Press，2011，p.21.

[72]Joseph R.McElrath Jr，Jesse S.Chrisler and Susan Shillinglaw，eds.，John Steinbeck：The Contemporary Review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307.

[73]Ibid.，p.385.

[74]Matthew J.Bolton，“John Stieinbeck's Critical Reception”，in Non Noble，ed.，The Critical Insights：John Steinbeck，New York：Salem Press，2011，p.30-31.

[75]Jackson J.Benson，The True Adventures of John Steinbeck，Writer，New York：Viking Press，1984，p.916.

[76]Ibid.，p.923.

[77]Harold Bloom，ed.，Modern Critical Views：John Steinbeck，New York：Chelsea House Publisher，1987，p.1.

[78]Brian Railsback，Parallel Expeditions：Charles Darwin and the Art of John Steinbeck，Moscow：University of Idaho Press，1995，p.2.

[79]Brian Railsback，Parallel Expeditions：Charles Darwin and the Art of John Steinbeck，Moscow：University of Idaho Press，1995，p.1.

[80]Jackson J.Benson，“John Steinbeck：The Favorite Author We Love to Hate”，in Noble，Non，ed.，The Critical Insights：John Steinbeck，New York：Salem Press，2011，p.97.

[81]Jackson J.Benson，The True Adventures of John Steinbeck，Writer，New York：Viking Press，1984，ix.

[82]Peter Lisca，The Wide World of John Steinbeck，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58，p.3.

[83]1966年，有位热爱斯坦贝克的日裔美籍人、印第安纳巴尔州立大学林哲麻吕博士（Dr.Tetsumaro Hayashi）跟他的同事普雷斯顿·贝厄（Preston Beyer）建立了“斯坦贝克文献学会”（The Steinbeck Bibliographical Society），1969年改名为“美国斯坦贝克学会”（The Steinbeck Society of America）。1968年在罗伯特·迪莫特（Robert J DeMott）教授的参与下，他们又创办了《斯坦贝克简讯》（The Steinbeck Newsletter），1969年秋季改名为《斯坦贝克季刊》（Steinbeck Quarterly），此刊物1970年起还设立了“斯坦贝克专题系列”（The Steinbeck Monograph Series），每年发行一次。从1968年至1988年，“美国斯坦贝克学会”坚持了20年后改名为“斯坦贝克国际学会”（the International John Steinbeck Society），之后又延续了10年，直到1998年。《斯坦贝克季刊》杂志坚持了25年，对推动近半个世纪有关斯坦贝克的研究，宣传他的成就和声誉等方面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就是在这个学会的倡议下，1976年8月19日至20日，来自美国和日本的学者在日本举行了以“约翰·斯坦贝克：东方与西方”为主题的第一次斯坦贝克国际研讨会（The International Steinbeck Congress）。至今该国际研讨会已经成功举办多次。1984年8月1日至4日，来自日本、美国、韩国、印度的学者在斯坦贝克家乡萨利纳斯举行以“约翰·斯坦贝克：从萨利纳斯到世界”为主题的第二次斯坦贝克国际研讨会；1990年5月27日至30日，来自日本、美国、韩国、印度和泰国的学者在夏威夷举办以“约翰·斯坦贝克：东方与西方（II）”为主题的第三次斯坦贝克国际研讨会；1997年3月19日至23日，在圣何塞和蒙特雷举办以“边界之外：重读约翰·斯坦贝克”为主题的第四次斯坦贝克国际研讨会，参与者与第三次一样，来自日本、美国、韩国、印度和泰国的学者；各次会议的提交论文均以会议的主题为书名出版。1974年马莎·希斯利·考克斯（Martha Heasly Cox）教授在圣何塞州立大学成立了“斯坦贝克研究中心”（Steinbeck Research Center），后改名为“马莎·希斯利·考克斯斯坦贝克研究中心（Martha Heasly Cox Center for Steinbeck Studies），该中心主办各种研讨会，资助年轻学者，开辟专门网站，提供各种文献资料，为斯坦贝克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1983年“美国斯坦贝克研究中心”（The National Steinbeck Center）在其家乡加利福尼亚萨利纳斯成立。20世纪90年代以出版世界名著著称的英国海曼出版集团出资1万英镑设立了斯坦贝克文学奖，以奖励40岁以下创作者的优秀作品。2002年2月29日斯坦贝克100周年诞辰之际，美国斯坦贝克研究中心联合了近30个图书馆、大学和出版社举办了一系列纪念活动。作为纪念活动的一部分，中心于2001年8月2日至5日在他的家乡萨利纳斯召开以“美国作家的诞生”为主题的斯坦贝克研究联欢节。次年的3月20日至23日，在纽约举办了以“约翰·斯坦贝克的美国：百年大会”为主题的第五次斯坦贝克国际研讨会。与会者有来自美国、英国、日本、俄罗斯等国的学者、批评家、诗人、剧作家、电影制片商等各界人士，他们提交的论文由斯蒂芬·乔治（Stephen George）编辑，同年以“约翰·斯坦贝克：百年礼物”为书名出版。2005年6月6日至8日在日本举行以“约翰·斯坦贝克：全球维度”为主题的第六次斯坦贝克国际研讨会。2013年5月1日至3日在圣何塞州大学马莎·希斯利·考克斯斯坦贝研究中心举办了以“斯坦贝克与危机中的政治：伦理、社会与生态”为主题的国际斯坦贝克研讨会。在这次会议上，为能更好地反映学会成员的国际性特点而把“美国斯坦贝克学会”改为“国际斯坦贝克学者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Steinbeck Scholars）。2016年5月4日至6日“马莎·希斯利·考克斯斯坦贝研究中心”与“国际斯坦贝克学者学会”合作在圣何塞州大学举办以“斯坦贝克：全球作家”为主题的国际斯坦贝克大会。以上种种充分印证了斯坦贝克的文学魅力及其影响。

[84]Jackson J.Benson，The True Adventures of John Steinbeck，Writer，New York：Viking Press，1984.

[85]Frederick Bracher，“Steinbeck and the Biological View of Man”，in Tedlock，E.W.Jr.，and C.V.Wicker eds.，Steinbeck and His Critics：A Record of Twenty-Five Years，Albuquerque：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1957，p.183-196.

[86]Peter Lisca，The Wide World of John Steinbeck，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58.

[87]Robert M.Benton，“The Ecological Nature of Cannery Row”，in Richard Astro and Tetsumaro Hayashi，eds.，Steinbeck：The Man and His Work，Corvallis：Oregon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1，p.131-139.

[88]Richard Astro，John Steinbeck and Edward F.Ricketts：The Shaping of a Novelist，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73.

[89]Jackson J.Benson，“John Steinbeck：Novelist as Scientist”，in Astro Richard and Joel W.Hedgpeth，eds.，Steinbeck and The Sea，Corvallis：Oregon State University，1975，p.15-28.

[90]Jackson J.Benson，“Hemingway the Hunter and Steinbeck the Farmer”，in Tetsumaro Hayashi，ed.，Steinbeck's Literary Dimension：Series ii，Metuchen：Scarecrow Press，1991，p.45-64.

[91]Sparky Enea，Audry Lynch，With Steinbeck in the Sea of Cortez，Los Osos：Sand River Press，1991.

[92]Susan F.Beegel，Susan Shillinglaw and Wesley N.Tiffney，Jr，eds.，Steinbeck and the Environment：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es，Tuscaloosa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1997.

[93]关于这本书集的介绍，参见，陈凯：《〈斯坦贝克与环境〉：跨学科研究结硕果》，载《中国比较文学》，2002年第4期，第133-139页，这里不再赘述。

[94]Jay Parini，John Steinbeck：A Biography，London：William Heinemann Ltd，1994.

[95]Brian Railsback，Parallel Expeditions：Charles Darwin and the Art of John Steinbeck，Moscow：University of Idaho Press，1995.

[96]Frederick Feied，The Tidepool and the Stars：The Ecological Basis of Steinbeck's Depression Novels，Bloomington：Xlibris Corporation，2001.

[97]Bil Gilbert，“Prince of Tides”，Smithsonian，Vol.32，No.10，January，2002，p.95-98.

[98]Robert R.M.Verchick，“Steinbeck's Holism：Science，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al Law”，Standford Environmental Law Journal，Vol.22，No.1，January，2003，p.3-54.

[99]Eric Enno Tamm，Beyond the Outer Shores：The Untold Odyssey of Ed Ricketts，the Pioneering Ecologist Who Inspired John Steinbeck and Joseph Campbell，New York：Four Walls Eight Windows，2004.

[100]Leland Person，“Steinbeck's Queer Ecology：Sweet Comradeship in the Monterey Novels”，Steinbeck Studies，Vol.15，No.1，Spring，2004，p.7-21.

[101]Kathleen Margaret Hicks，“It ain't kin we？It's will we？：John Steinbeck's Land Ethic in The Grapes of Wrath”，in Michael J.Meyer，ed.，The Grapes of Wrath：A Re-consideration，New York：Amsterdam，2009，p.397-418.

[102]Takamura Hiromasa，“Recent Steinbeck Dramatic Adaptations in Japan”，in Susan Shillinglaw and Kevin Hearle，eds.，Beyond Boundaries，Rereading John Steinbeck，Tuscaloosa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2002，p.130-132.

[103]P.Balaswamy，“Consonant Symphonies-John Steinbeck in the Indus Valley”，in Susan Shillinglaw and Kevin Hearle，eds.，Beyond Boundaries，Rereading John Steinbeck，Tuscaloosa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2002，p.107-116.

[104]格伦·洛夫：《实用生态批评——文学、生物学与环境》，胡志红、王敬民、徐常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9页。

[105]劳伦斯·布伊尔：《环境批评的未来》，刘蓓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33页。

[106]斯科特·斯洛维克：《走出去思考—入世、出世及生态批评的职责》，韦清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39页。

[107]Carolyn Merchant，Green Versus Gold：Sources in California's Environmental History，Washington，D.C：Island Press，1998，p.259-264.

[108]Ryan Masters，“The First Eco-Writer”，http：//www.mcweekly.com/isues/Issue/08-05-2004 cover/Article.cover-story 2DB/CL.

[109]王宁：《世界文学：从乌托邦想象到审美现实》，载《探索与争鸣》，2010年第7期，第6页。